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聯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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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聯邦制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6月30日
作者 牛克思
根據2000年12月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西部開發的政策適用範圍，包括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陜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所以，我們所說的西部，就是以上文件中所列的12個省、市、自治區，國土面積達680萬平方公里，佔全國國土面積的70%左右，擁有人口3.5億，約佔全國總人口的34%。其中有少數民族人口8000萬，佔全國55個少數民族的80%。西部與12個國家毗鄰，全國有2.2萬公里的陸地邊界，有1.9萬公里在西部。
在北京市民的恩格爾係數達到了西方發達國家水平的今天，由於種種原因，我國西部地區還有許多邊民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不少群眾還住在四面透風的茅草房裡，有的邊民，雖然政府給他們修建了磚瓦房，可是家裡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由於貧窮，許多邊境地區的貧困縣經常拖欠教師的工資，更談不上有什麼好的教學設施和免費教育了。不少邊民難以承受相對他們來說昂貴的教育費用，讓孩子輟學在家，有的甚至把孩子送到鄰國接受免費教育。如西藏自治區的聶拉木縣，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送往境外讀書的孩子就有319人。緬甸邊境對雲南邊民的影響就更大了。緬甸第二特區（瓦邦）自1999年底實施南遷行動以來，採取了壹系列優惠政策，扶持邊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為發展教育，又對中小學生的教材、文具、服裝、醫療等費用實行全免，每個學生補助300元人民幣的食宿費，初中畢業生全部安排工作，教職工食宿免費。這些特殊政策非常誘人，瀾滄、西盟、孟連3縣邊民外流的現象時有發生。1995年到2005年，雲南18個邊境縣（市）外遷7091人，涉及80個鄉鎮、263個村、1841戶，壹定程度上影響了邊境穩定和我國的國際形象。在越南接受免費教育的雲南孩子，只會唱越南歌曲，不會唱包括國歌在內的中國歌曲。
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差別太大，對壹個國家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它可能給國家帶來棘手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嚴重的甚至可能導致國家分裂！胡鞍鋼等人的研究表明，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國家分裂就是因為其國家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太大所致。246 近年來新疆和西藏頻繁出現暴力恐怖事件，以及2014年3月1日昆明市火車站出現的少數民族屠殺普通群眾的惡性事件，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雖然1999年國家推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可是經過多年的努力，西部的經濟增長與東部相比，其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不但沒有減小，反而有所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西部大開發時，即1999年西部GDP是15354.02億元，東部GDP是45439.26億元，兩地GDP相差30085.24億元，西部GDP是東部的33.79％。西部大開發6年後，即2005年西部GDP是33493.31億元，東部GDP是109924.64億元，兩地相差76431.33億元，西部GDP反而下降為東部的30.47％。2012年，西部GDP為113904.8億元，東部GDP為405037.3億元，兩地相差291132.5億元，西部GDP只佔東部的28.12%了，兩地差距進壹步擴大。可見，西部大開發不僅沒有使西部與東部的發展差距縮小，反而擴大了。原因何在？發人深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的交往空前密切起來，科學技術也取得了日新月異的進步，世界不再像人們傳統觀念中認為的那樣，是陌生、孤立和敵對的。人們逐漸認識到，地球只有壹個，地球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雖然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發展程度並不完全壹致。戰爭和掠奪並不是獲得持久幸福的可靠方法，發展才是實現人類和諧幸福的康庄大道。基於以上認識，西方學者從僅僅著眼于西方經濟自身的發展，開始轉向落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對落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對這些國家或地區落後的原因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例如，納克斯認為地區落後的原因是資本形成困難，而舒爾茨則認為是勞動力素質低下。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建設成為我國的工作重點，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把研究重點從詮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轉向了經濟增長的研究。因此，對地區落後的原因，提出了壹系列自己的看法。例如，厲以寧認為，西部經濟落後的原因有三：壹是經濟發展起點低，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三是國家政策的不平衡。而胡鞍鋼等人認為，除了厲以寧所說的三個原因外，地區落後的原因還有市場失效、中央財力下降、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擴大、不同發展模式的影響等。還有人把技術落後也當作西部地區經濟貧困的原因。
對於經濟發展起點低的觀點，這不是西部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的本質原因，因為世界上許多起點低的國家和地區，比如亞洲四小龍，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獲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至於產業結構不合理、市場失效、中央財力下降、不同發展模式等問題，都屬於政策範圍內的問題，所以應該把它們壹起歸入政策的討論之中。
歸納起來，就中國西部落後的原因而論，可以把經濟學家們的觀點歸納成以下幾類：基礎設施薄弱；技術落後；資本缺乏；勞動力素質低下；政策不合理等等。
以下，我將結合以往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我國西部地區落後的原因進行辨析。
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有的學者就把基礎設施落後當作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之壹。但是，我們很難說基礎設施落後是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還是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結果。如果從沿海港口城市（如威尼斯、倫敦）的經濟在歷史上就比較發達來看，基礎設施的落後確實可以說是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因為沿海港口城市有著得天獨厚的水路運輸條件，所以為它們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基礎；如果以瑞士、奧地利這樣的內陸國家為例，又只能得出良好的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樣的結論。
英國經濟學家科林 克拉克是壹個基礎設施優先論者，他說：「對於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國家來說，最有價值的投資是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如果沒有交通，只能建立壹種地區性的自然農業。還有供水，沒有供水，就無法有效地控制傳染病。道路和供水必須是公共投資。運輸經濟學家向我們提出了壹個有趣的悖論：『壹個國家越窮，就越需要好的道路。』因為壞的道路會加快運輸工具損壞，從而很快地擴大資本損失，這又會大大超過好路與壞路之間的成本差異。」在讀這段文字時，我們有必要對克拉克的運輸工具稍加區別，要問清楚他所說的運輸工具是指汽車還是馬車？如果讓汽車在鄉村的田埂上跑，克拉克是對的；但是，如果我們打算修壹條雙向八車道的高速公路讓馬車跑，這種損失可能就要用另外的方法來計算了。
超前發展基礎設施的實踐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南亞國家曾經廣泛地進行過。這些國家動員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去修建道路、橋樑、水利灌溉系統以及其它壹些基礎設施。結果這些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了。
羅森斯坦－羅丹試圖調和這壹矛盾，為此提出了他的「大推進」理論。羅森斯坦－羅丹認為，欠發達國家為了加速發展應在投資中採取「大推進」，不是小規模的、漸進的，而是大規模地壹次到位。壹個最小規模的投資是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要促成壹國得到自我維持的增長，有點像促使飛機起飛，即必須有壹個臨界的地面速度。同樣地，分散的、小規模的投資不能給國民經濟帶來充足的衝力，低下的投資規模或速度不能形成發展氛圍。羅森斯坦－羅丹舉殖民地時代的印度為例說：「在後拿破倫時代，印度人的工資僅為英國人最低工資的50%－60%，因而，在印度而不是在英國的蘭開夏，建立紡織工業有極大的刺激力。另外，那時在英國的控制下並沒有貿易障礙和貨幣管理危險，在印度建立紡織廠似乎有很大吸引力。然而，以後的分析表明，在建立紡織廠之前必須先建橋樑、修建道路或鐵路，而後再建壹個電站。這些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需要壹個最低的投資數量界限。比如，社會資本至少要服務於50個工廠，如果只服務於壹個工廠就會存在浪費。人們不能建起壹座小橋樑后，每天只允許100個人通過。這座橋要取得效益，就至少服務於50個企業，若只有壹個企業使用它就要蒙受損失。低工資並不是投資的充分激勵條件，紡織廠以外的最低資本支出將超過廉價勞動力帶來的好處。」所以，他的觀點是，基礎設施應該與其它產業均衡發展。
由此，我們應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不能過分超前發展。它是壹種比較特殊的產業，它具有附著于地表的地區性特點，只能在當地消費而不能出口（在這方面能源除外）。對基礎設施的消費有賴於當地工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過度地超前發展基礎設施，就會造成基礎設施的消費不足。我們應該根據工農業和服務業發展的計劃適當地超前發展基礎設施。適當地超前發展，就意味著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不高、投資的回收周期較長，但是，卻為潛在的投資提前創造了條件，可以吸引新的投資進入欠發達地區，有利於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如果我們只是壹味地追求較高的投資回報率，人為地把基礎設施的發展速度降低到工農業或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之下，那麼就會極大地阻礙經濟的發展。比如，在沒有電的地方就不可能發展電器工業，反之，在沒有電器工業的地方發展電力就可能出現電力的投資虧損。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據當地的經濟增長計劃，適當地超前發展電力工業，既不讓電力工業出現長期虧損，又為電器工業的成長創造壹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的高低，可以作為衡量其發展處於什麼程度的標準。如果壹個國家或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高於其它工業，就說明該國家或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發展滯后；如果壹個國家或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低於其它工業，說明該國家或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具有壹定的超前性。如果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發展滯后，主要原因應該是該行業存在著壟斷，這種壟斷阻礙了基礎設施的投資。解決的辦法是改革市場准入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如果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過低以至於出現虧損，說明資源配置過度地傾向了基礎設施，這樣會減少其它行業的資本投入，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速度。使基礎設施保持壹個略低於其它行業的投資回報率是明智的，這有利於地區經濟的增長，但這種較低的投資回報率會影響到基礎設施行業的資本積累，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年度財政支出計劃中列出壹筆專項基金，用以補貼基礎設施行業。否則，該行業會由於較低的投資回報率而造成資本短缺，資本短缺又造成投資不足，從而影響到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
技術弊端
有人把技術落後也當作西部地區經濟貧困的原因。這種觀點對於欠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研究來說當然不錯，但是針對中國西部的具體情況而言，真正的困難不在於技術。因為西部發展經濟所需要的技術，並不是什麼涉及到國家安全的高端技術，在國際上會遭遇到技術封鎖而不可獲得。西部所要的技術，是早已商業化了的技術，因而是可獲得的。既然東部地區也是靠引進發達國家的生產技術來促進經濟增長的，那麼西部地區也可以引進發達國家的生產技術來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技術落後就不能算作中國西部貧困的原因，只要有錢，西部完全可以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來發展自己的經濟。
資本弊端
雖然資本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唯壹因素，但是資本對壹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來說，是壹個無論如何強調都不會過分的因素。所以，壹直以來，經濟學家們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哈羅德－多馬模型（G=s/c）給我們描述了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與投資的關係；而羅森斯坦－羅丹用他的「大推進」理論，強調了經濟增長必須具備的最低限度的起飛條件，更是表現出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可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欠發達地區本來就是貧窮的，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儲蓄用於投資。美國經濟學家羅格納?納克斯把這種困境叫做「貧困的惡性循環」：因為貧困所以沒有儲蓄，因為沒有儲蓄所以沒有資本形成，因為沒有資本形成所以發展不了經濟，因為發展不了經濟所以還是貧困。但是這種唯資本論的觀點也是有爭議的，鮑爾就不同意納克斯的觀點，他以20世紀初西非和南亞為例，說明只要能開發出壹種有市場的產品（比如當年西非的可可和南亞的橡膠），就不用擔心找不到資本來投資。
勞動力素質
針對哈羅德、多馬和羅森斯坦－羅丹等人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希克斯、丹尼森、納迪里、金德爾伯格和舒爾茨等壹批經濟學家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他們說哈羅德、多馬和羅森斯坦－羅丹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唯資本論」，並批評「唯資本論」者忽視了技術進步和教育的作用。他們認為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不在於資本而在於人的素質。[ ]140-141舒爾茨說，假定某些奇迹使印度或類似印度那樣的低收入國家在壹夜之間得到了壹系列的自然資源和設備，還有可以和我們相比擬的生產技術，那麼，以這類國家現有操作水平和知識水平，他們仍然是什麼也幹不了，先進的生產設備對他們來說無非是壹堆廢物。所以「改進窮人的福利之關鍵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
自從舒爾茨先生上世紀60年代先後發表的壹系列有關人力資本投資的文章，使得「治窮先治愚」的觀念深入了人心。可以說，在談到落後地區的發展時，學者們都無壹例外地把發展落後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放在了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上。
由於歷史、民族、經濟等多種原因，西部地區的教育事業仍然任重而道遠，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各少數民族6歲以上（包括6歲）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達2336.82萬，佔少數民族總人口的25.59%。在15歲以上（包括15歲）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有1857.44萬，占同齡人口的30.83%，高於全國平均水平8.62個百分點。文盲率高於50%的少數民族有15個，最高的是東鄉族，達到82.63%。
誠然，發展經濟離不開高素質的勞動者，但是，針對西部的具體情況我們還應該看到，西部地區勞動力素質低下，不完全是經濟落後的原因，我們也可以說是經濟落後的結果。邊疆地區學校的工作條件差，教師的工資待遇低，直接影響了邊疆的教育發展。在計劃經濟時代，人才的自由流動受到極大的限制，政府往往可以用行政手段阻止邊疆教學領域的教師外流。可是在市場經濟時代，人們的就業渠道增多了，人權意識也增強了，想繼續沿用過去的方法不行了。因此，在待遇遲遲得不到提高的情況下，教師辭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必將給本已經十分落後的邊疆地區的教育事業帶來負面的影響。教育也像資本問題壹樣，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
從東部來到西部地區出差的人往往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這裏的人工作節奏太慢了。」但這種結論可能是片面的，這與他所要辦的事和所接觸的人有關，如果拿政府職能部門的辦事效率而言，我認為中國東部和西部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因此，工作的熱情似乎與人性沒有什麼關係，而是與其它因素（比如激勵機制）有關。從壹個德國專家的話語中，可以證明我的觀點。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4年，為了學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在國務院的關懷下，武漢柴油機廠聘請了當時的西德專家威爾納?格里希擔任廠長，任期兩年。面對武漢柴油機廠的工人，格里希說：「有的事情我簡直不理解，有些人這點自覺性都沒有，上班不好好乾活，壹直坐著，我走過去把他請起來，第二次去他又坐著，第三次去還是坐著，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有時候，在距離我100米的地方，有人喊格里希來了，叫坐著的人起來。」[ ]39武漢位於中國的中部，按人性論的觀點，武漢柴油機廠的工人不應該這麼懶惰才對，可是他們的工作熱情絲毫不比西部的工人高。
可是不管國內還是國外，總是有人喜歡把欠發達地區落後的原因歸結為當地人的人性上，認為當地人太懶惰是這些地區落後的原因。熊清華等人在《現代農業與山地農業現代化》壹書中，對這樣壹篇題為「『扶志』與『治懶』是扶貧攻堅的關鍵」的文章進行了批判，筆者將這篇文章轉引如下：「現在有的貧困人口中貧困的主要原因之壹是懶惰思想嚴重。壹些人好吃懶做，自力更生能力弱，吃慣了國家的救濟糧，用慣了國家的救濟款。靠施捨的思想突出，安於現狀。有的甚至『壹覺睡到日頭中，不見炊煙糧空空』；『寧願餓肚烤太陽，不想下地打把糧』；『救濟搶到手，馬上去喝酒，醉完這壹次，明天又沒有』；『哪裡喝哪裡醉，哪裡喝醉哪裡睡，有酒醉壹天，無酒睡壹天』等等現象在貧困地區不為少見」。我們認為，如果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問題真是這麼簡單，那到是謝天謝地了。因為我們只要動用壹定的專政力量，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貧困地區的經濟增長問題了，甚至我們還可以得出奴隸社會比民主社會更有利於經濟增長這樣的錯誤結論。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就是這種鼓動加強迫的發展模式，結果呢，即便對於東部地區「勤勞」的人民，也不過是拔苗助長罷了。
中國有兩個著名的素質論者，壹個叫王小強，壹個叫白南風，他們1986年出版了壹本題目叫做《富饒的貧困》的書，也把西部貧困的原因歸咎於當地人的懶惰上。這本書的出版在中國引起了轟動，其影響力至今仍然很大，凡是學發展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其導師都會要求他們讀壹讀《富饒的貧困》這本書。書中說道，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東部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而西部卻沒有收到同樣的效果，比如貴州省在1979年到1982年的三年間，在同樣的政策下卻造成了113.41萬畝的森林被毀，因為在當地人看來，發展經濟就是砍樹。在對東部地區農民的快速富裕和西部地區農民的赤貧進行生動的對比后，他們說：「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是需要改革的『大鍋飯』經濟，同是而且首先是揭櫫于落後地區的農村聯產承包制的改革，農村居民生產積極性大煥發幾年之後，不同區域之間，為什麼竟然出現了如此明顯且日趨擴大的差異？原因：同樣政策環境下，人的行為不同。結論：落後的本質規定，是人的素質差。」
為了證明他們的論點，他們接著舉例說：「落後地區人民生活的困苦使人震驚；落後地區自然資源的富饒更使人震驚。而真正耐人尋味的是，落後地區貧窮人民在富饒資源面前的表現—在幹什麼成什麼的資源基礎上，幹什麼不成什麼。以貴州為例，70％以上的縣有煤資源，黏土資源亦頗豐富，磚瓦卻要跑到湖南、四川去買。當地同志說：『貴州把煤拉到四川，換回四川的泥巴。』」
看來，西部地區的人民確實是太蠢了！可是在得出這個結論之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再作更為深刻壹點的分析？要知道，所謂西部地區的人，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西部土著，有許多都是東部或華北遷來的移民。歷史上的移民我們暫且不談，單是解放初期就有大批的外地人遷入西部地區。其中有兩批最值得壹提，壹批是由於戰爭進入西部地區的所謂「南下幹部」，這些人轉業留在西部后，大多數人都成了當地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另壹批是響應黨的號召，為支援邊疆建設，大學壹畢業就踏上了西部土地的科技人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來自上海、江蘇和浙江這樣的先進地區。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們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而且大多數都身居領導崗位，就算西部的土著居民素質低下，那麼這些素質極高的外地人，為什麼也沒有肩負起發展西部經濟的重任？也舉王小強和白南風給出的例子來說，如果當地人不知道在貴州生產黏土磚可以賺錢，那麼這些高素質的外地人總應該知道吧，他們為什麼也不去生產呢？看來，西部人從事商品經濟的積極性不高的真正原因，並不是西部勞動力素質低下這麼簡單！
把地區落後的原因歸咎於當地人民的懶惰或素質低下，是壹種簡單方便的辦法，但是卻過於膚淺。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急躁心態，不完全是我國的專利，可以說，任何處於發展初期階段的國家或地區，都有過這種心態。壹個澳大利亞專家1915年受日本政府之邀寫了這樣壹份報告：「我本來認為妳們的勞動力是廉價的，但壹親眼看到貴國人民是怎樣工作的，這壹印象就徹底破滅了。無疑他們的報酬確實很低，但勞動效率同樣很低。他們在工作中的態度使我覺得貴國是壹個不在乎時間並滿足於現狀的民族。壹些管理者告訴我，要想改變壹個國家的傳統習慣是不可能的。」邁克爾 佩羅曼在其《資本主義的誕生》壹書中，引用托馬斯 彭南特對蘇格蘭高地居民的評價，說：「當地居民生活很窮苦……男人們都長得很瘦，但很強壯；若不是狩獵或參加別的娛樂活動，便整日懶散，遊手好閒，滿足於艱難的生活，壹旦有了他們認為的生活必需品，便不願再作任何努力。」在英國經濟發展的初期，就連休謨這樣著名的思想家都指責英國農民的懶惰，他說：「懶惰的習性是生來就有的。大量的土地未被開墾，那些被開墾了的土地，產量也遠沒達到農民本可以通過技術和勤勉而達到的最高水平。」現在，日本和英國都成為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再也沒有人指責它們的人民懶惰或素質低了，因為恰恰就是這些沒有素質的懶惰的人民，使日本和英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要促使壹個人努力工作，需要具備壹定的條件。首先是明確的目標，其次是市場的存在，最後是必要的資本。壹個人要有明確的目標，必須具有廣泛的見識，因為見識可以產生慾望。劉易斯認為，生活在原始社會的人，即使妳給他很高的工資，他也不會為妳工作，因為他不知道用錢做什麼。如果他知道用錢可以買到他想要的東西，他就會努力工作。現在的人，包括西部地區的人，應該說不會不知道錢的用處，比如說需要錢蓋房子、買奢侈品、旅遊、供孩子讀書、作為日後看病之用等等。那麼，他們工作掙錢的目標是明確的，可是他們卻立即遇到了第二個問題，有沒有相應的市場讓他們進行交換？對勞動者來說，有沒有足夠的勞動市場吸收他們的勞動力？對生產者來說，有沒有足夠的商品市場吸收他們的產品？顯然，相對於人口來說，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是狹小的，提供不了這麼多人就業；相對於生產能力來說，西部地區的商品市場也是狹小的，吸收不了太多的產品。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不將西部過剩的勞動力和產品銷往東部地區？這就讓我們遇到了第三個問題，即有沒有足夠的資本讓西部的勞動力和西部生產的產品進入東部地區？
勞動力的流動是需要成本的。熊清華等人對此作過專門的研究，他們把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分為資金成本、心理成本、機會成本和風險成本四種。我們撇開其它成本不談，只就資金成本來說，199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馬山縣勞務輸出的最小成本是：區內流動為1300元，區外流動為1800元。而三年後（1996年）雲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農民人均年收入才40.8元。相對於農民來說，這種勞動力流動的成本無異於是壹個天文數字！
如果打算把西部生產的產品銷往東部地區，以擴大西部產品的銷售市場，這樣，壹方面可以增加西部地區生產者的利潤，另壹方面可以增加西部地區勞動力的就業，從而也就避免了高額的勞動力流動成本，這不是壹件兩全其美的事嗎？但這需要更大的資本作後盾。經濟學告訴我們，要擴大產品的市場，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壹是使需求曲線向平面坐標系的右上方移動，二是使供給曲線向平面坐標系的右下方移動。
使需求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意味著想辦法增加東部地區人民的收入，這就進壹步擴大了東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這與本文研究的目的相反（因為筆者要研究的是縮小東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所以我們只能撇開不談。看來唯壹的出路在於使供給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其實質就是想辦法降低西部產品的生產成本。但是這意味著需要更多的資本進行科研、投資和技術改造，而這正是西部所缺乏的。如果生產技術得不到改進，效率就不可能提高，生產成本就不可能下降，產品市場也就不可能擴大。就拿糧食生產來說，西部山地糧食的生產效率不足東部平原的壹半，生產成本也就是東部的2倍，以這樣的生產技術，西部的糧食產品怎麼能在東部打開市場呢？以這樣的生產技術，西部的勞動者投入的勞動越多損失就會越大！所以，舒爾茨認為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落後地區的農民們已經對他們的生產要素進行了最佳配置，再進壹步增加投入是毫無意義的，不值得他們省吃儉用去進行艱辛的勞動。
劉易斯說：「辛勤勞動與資本形成是經濟增長的壹個絕妙公式，沒有辛勤勞動的資本形成也會產生巨大的增長，而沒有資本形成的辛勤勞動對發展作出的貢獻則微不足道。」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不在於西部人民的懶惰或素質低下。
政策弊端
產業結構不合理、市場失效、中央財力下降、不同發展模式等問題，都是政府造成的，所以我把他們都歸入政策問題這壹節來討論。市場失效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特點，產業結構不合理、中央財政支持力度下降、東西部發展模式不同等問題，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我們認為，厲以寧和胡鞍鋼等人把西部落後的原因歸結為以上這些政策問題，並沒有說到問題的本質，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來說，西部和東部並沒有本質的不同，東部吃大鍋飯的時候西部也吃大鍋飯，東部改革開放的時候西部也改革開放，因為東部和西部畢竟是壹個國家，經濟政策不可能存在太大的差別。至於說西部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模式不同、中央財政支持力度下降等問題，都不是根本的問題。首先，什麼樣的產業結構、發展模式才是合理的，沒有壹個標準答案；其次，沒有人解釋，面對中央這些不合理的政策（如果政策真是不合理的話），地方上的領導為什麼不反對這些不合理的政策，以維護地方的利益？
我們認為，真正制約西部發展的，既不是基礎設施薄弱和生產技術落後，也不是缺乏資本和勞動力素質差，更不是什麼產業結構、發展模式不合理，而是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不合理！
中央集權制是西部落後的主要原因
2014年正月，我去了壹趟大理，大理古城旁邊有壹個著名的景點叫三塔，每年去觀光照相的遊客絡繹不絕。2003年，大理州旅遊局在三塔村建了壹座廟，就是崇聖寺，寺廟圍牆把三塔也圍進去了。我們到大理古城那天，我和愛人接受壹個三塔村朋友的邀請，到她家裡做客。聊天中我問她，妳們三塔村的本地人去崇聖寺要不要買門票？她說：「當然要買了！」。提到這件事，她的情緒變得激動起來，她憤憤不平地說：「我從小就在這個村長大，小時候不知道在三塔腳下玩過多少次。政府看到來玩的遊客多了，就在三塔前面蓋這麼壹座廟，把三塔圍進去，三塔也就成了政府的了。」我問她：「政府每年門票收入這麼多，有沒有分點紅利給妳們呀？」她說：「哪有什麼紅利分給我們呀，就是寺廟所用的土地也是霸佔去的，至今壹分錢征地費都沒有給我們，說出去別人都不相信。我們村的人太老實、太好欺負了！」這是無意中了解到的壹件瑣事，但就是這麼壹件看似不起眼的瑣事，卻道出了中央與地方分權模式的大道理！
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有兩種，壹種是中央集權制，壹種是聯邦制。目前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這種制度下，地方沒有獨立的立法權，地方領導也由中央任命，地方的壹切資源都以國家所有的名義歸中央支配。各省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由誰生產，這三個經濟學上的「3W」問題均由中央決定，不管合不合理，地方領導都沒有說不的權力。因此，各省實行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應該進行怎樣的產業結構布局、應該推行怎樣的發展模式，都不是地方領導可以決定的。依此類推，中央為地方做主，上級為下級做主，國務院為省政府做主，省政府為市政府做主，市政府為縣政府做主，縣政府為鄉政府做主，鄉政府為村委會做主，民眾什麼權利都沒有。當然，如果利益需要，市政府也可以直接插手親自為村委會做主，甚至國務院也可以為村委會做主。只要是上級政府看中的，不管什麼東西都是政府的，下級政府，尤其是民眾根本沒有發言權。就像這個三塔村的故事，大理州旅遊局看到了三塔的創收前景，只要下個命令把三塔圍起來收門票就行了，根本用不著和當地村民協商，當地村民當然不可能從自己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資源上面獲得任何利益！壹句話，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壹切能產生經濟效益的資源都是國家的，只有人民不是國家的！
與中央集權制不同，聯邦制下，各省有絕對的主權，中央的權力由各省協商授予，並用憲法的形式明確加以規定，中央只能根據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超出憲法行使權力就屬於違憲行為，當事人就要受到法律的懲罰。在聯邦制下，中央的權力只限於國防、外交、保護人權、裁決地方之間的糾紛，以及由外部效應導致的市場失靈問題，其他事務都屬於地方自由和個人自由的範疇，中央政府無權干涉。地方資源的開採和使用，是中央政府無權涉足的領域。所以，美國只有聯邦郵政這樣壹家央企，她之所以要成立這樣壹家中央企業，是因為社會需要，而私人又因為無利可圖而不願意投資。美國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奇怪現象，即聯邦政府不允許阿拉斯加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開採石油，相反，她自己卻可以成立壹家中央企業去開採！
但是，在聯邦制下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央集權制下卻是見怪不怪。凡是利潤空間巨大的行業，都可以看到中央企業的身影，而且，往往還是獨家經營，不允許民營企業參与競爭。1994年陜西省政府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出台文件鼓勵民營企業投資陜北油田，來自延安、榆林地區十五個縣數百人響應了號召，開發了5500餘口油井，價值70億元。2003年政府突然改變了想法，要把這些民營企業趕出石油領域。他們列印了壹紙通知，勒令民營企業停止生產，把正在正常生產的油井讓給中石油，並且要先停產、后談補償，不服從的就關進拘留所。政府給民營投資者的賠償是多少呢？不到實際投資額的20%。投資者不服，就推選代表上訪，結果上訪人員被抓；委託律師起訴，代理律師又被抓。這就是著名「陜北油田案」。
當然，對於自然資源貧瘠的地區來說，聯邦制也解決不了貧困的問題，因為它無法形成工業化所需要的原始資本。馬克思告訴我們，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首先要有原始的資本積累。西部地區要走現代化之路，要發展電子工業、家電工業、汽車工業、化工工業等等，原始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西部可不可以獲得發展經濟的原始資本呢？當然可以！這就是她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水利，這些都是西部人民的財富。比如，新疆擁有2.19萬億噸的煤，佔全國煤炭儲量的40%，居全國之首，內蒙古居第二位，雲南雖然煤炭儲量只排在第九位，但在褐煤儲量方面位居全國第壹，褐煤儲量為155億噸。新疆還擁有我國20%的油氣資源、25%的石油資源和28%的天然氣資源。金屬礦藏：在全國已探明儲量的137種礦產資源中，西部有126種。在全國具有特別突出地位的是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已初步形成三大基地：內蒙的白雲鄂博，與鐵礦共生有十七種稀土元素，探明儲量佔全世界的壹半；甘肅金昌市硫化鎳礦探明儲量佔全國的70％，居世界第二位，銅、鈷儲量均居全國第二位，還伴有金、銀、鉻、鉑等13種有價元素；四川的攀（枝花）西（昌）地區，探明釩鈦磁鐵礦儲量近百億噸，與多種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共生，全面開發利用，有極高的價值。
但是，如果這些資源只能由中央企業開採，它們與西部人民又有什麼相干呢！西部人民，在中央集權制下，就只有守著聚寶盆討飯吃的命！下面，我們就來分析壹下中央集權制是如何對地方經濟發展的產生阻礙作用的。
眾所周知，資源、勞動和資本是生產的三個必不可少的要素，資源是勞動的對象，資本是勞動的條件。簡單地說，資源就是具有市場價值的自然物。但是要實現資源的價值，離不開勞動和資本。所以，通過勞動和資本生產出來的最終的勞動產品，其價值必然是資源、勞動和資本三者價值的總和。對收入的分配，也應該體現在這三個要素各自的所有者的收入上：資源所有者得到資源的收益、勞動者得到工資、投資者得到利潤。如果壹個國家不大，國家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利益可以平均分配給每個公民，資源的收益歸國家所有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如果壹個國家很大，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均衡，並且國家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收益又不是平均分配給每個公民的情況下，資源的收益歸國家所有就顯得太不公平了。我國的法律規定，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因此自然資源的收益也就歸國家所有，這個規定沒有考慮地方利益。因為中央企業（比如中石油）是代表國家來到西部開發資源的，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就將資源收益納入了企業利潤，而不是在開發前由地方政府實行公開招標，按照市場規則拍賣開發權。這樣，中央企業將資源收益連同企業利潤壹起交給國家財政，國家卻把它們投資到東部地區。這無疑極大地削弱了西部地區的資本積累能力。中央企業就像是壹台巨大的抽水機，把西部用以發展生產的原始資本，源源不斷地抽走了，使得西部患上了造血機能障礙症。王小強和白南風這兩個素質論者，雖然看到了西部擁有「幹什麼成什麼」的自然資源，卻看不到中央集權這種制度野蠻剝奪了當地人民利用這些自然資源追求幸福的權利！反而愚蠢地得出結論，說西部落後的原因在於當地人的素質太差！他們認為西部人民是爛泥巴扶不上牆，中央每年都向西部進行轉移支付，可是西部卻「越輸血越貧血」。他們只看到中央向西部輸血，卻對中央在西部的抽血行為視而不見。他們引用施正壹的話說：「國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設投資，從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中共計達691.12億元。」我們可以簡單算壹下，三十年投資691.12億，平均每年只有23.04億，而且還是分配給12個省，每個省也就2億元不到。然而中央在西部的抽血與它對西部的輸血相比，卻是壹個天文數字。僅以雲南省的煙草壹個行業為例，1998年，雲南煙草產業實現利稅總額380億元，上交中央「兩稅」就達214.66億元。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2013年10月22日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作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情況報告時表示：「2000年至2012年，中央財政累計對西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8.5萬億元。」13年時間對12個西部省份轉移支付了8.5萬億元，平均每個省每年只分配到545億元，與之相對應，2010年雲南煙草稅利達到685億元，中石油中石化上繳稅金超過5000億，占國家總稅收的5.5%！由此可見，在中央集權制這種政治模式下，中央對地方的抽血遠遠大於補血。其實，中央集權這種模式，本質上與歐洲殖民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沒有什麼差別。20世紀初，因為歐洲工業發展的需要，橡膠成為暴利行業。可是，橡膠樹是壹種熱帶雨林樹種，原產於巴西，歐洲的氣候不適合種植橡膠樹，歐洲殖民者就在錫蘭（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南亞國家大量種植橡膠樹。壹時間，南亞的種植園經濟蓬勃發展。如果當時的南亞是獨立的主權國家，橡膠行業產生的利潤就可以用於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南亞的工業化提供「起飛」的資金。但是，由於當時的南亞是殖民地，沒有政治權利的南亞當然也就主宰不了自己的經濟命運，豐厚的橡膠業利潤並沒有帶動南亞的經濟增長，正像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所指出的那樣：「南亞種植園的擴張和西歐工業化開始階段有壹定程度的相似。不過，積累資本的附帶作用在南亞受到了破壞，利潤沒有用作資本的來源，它經常隨同出口被送到了歐洲。」〔 〕56
國際、國內的歷史證明，不管是上世紀西非的可可，還是南亞的橡膠，或者是今天中國西部的礦產、石油、天然氣、煙草等等自然資源提供了多少財富，在中央集權模式下，當地人民的生活都不可能獲得長期的改善。中央企業把利潤拿走、中央政府把稅收拿走，當地人最多只能得到壹點點工資（新疆的維吾爾族連工資都得不到，因為在中央企業里上班的大多數都是漢族）。可以作為原始資本的財富被中央拿走了，地方拿什麼來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拿什麼來調整產業結構？因此，西部的可持續發展想都不要想！當年箇舊錫礦產量高的時候，那裡的工人新村多氣派呀，是全省居民區的模範。今天呢？錫礦開採完了，工人新村變成了壹個紅燈區，性交易成了唯壹的產業，在大米都要十元錢壹公斤的今天，賣壹次淫也只要十元錢！
大家知道，卡達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2011年人均收入88222美元。大家設想壹下，如果卡達是中國的壹個省，按照現在中央集權這種模式進行統治，那裡的人民還能有富裕的生活過嗎？中石油和中石化開進去採油，卡達人靠邊站，現在正在生產的油井，仿造「陜北油田案」的模式，按投資總額的20%給投資人作為補償，讓他們退出石油生產行列，不服氣的先關進監獄再說，敢聚眾鬧事的，派武警過去格殺勿論。我想，要不了十年，他們就會比鎮雄人還窮！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央集權這種制度是中國西部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
根據2000年12月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西部開發的政策適用範圍，包括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陜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所以，我們所說的西部，就是以上文件中所列的12個省、市、自治區，國土面積達680萬平方公里，佔全國國土面積的70%左右，擁有人口3.5億，約佔全國總人口的34%。其中有少數民族人口8000萬，佔全國55個少數民族的80%。西部與12個國家毗鄰，全國有2.2萬公里的陸地邊界，有1.9萬公里在西部。
在北京市民的恩格爾係數達到了西方發達國家水平的今天，由於種種原因，我國西部地區還有許多邊民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不少群眾還住在四面透風的茅草房裡，有的邊民，雖然政府給他們修建了磚瓦房，可是家裡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由於貧窮，許多邊境地區的貧困縣經常拖欠教師的工資，更談不上有什麼好的教學設施和免費教育了。不少邊民難以承受相對他們來說昂貴的教育費用，讓孩子輟學在家，有的甚至把孩子送到鄰國接受免費教育。如西藏自治區的聶拉木縣，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送往境外讀書的孩子就有319人。緬甸邊境對雲南邊民的影響就更大了。緬甸第二特區（瓦邦）自1999年底實施南遷行動以來，採取了壹系列優惠政策，扶持邊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為發展教育，又對中小學生的教材、文具、服裝、醫療等費用實行全免，每個學生補助300元人民幣的食宿費，初中畢業生全部安排工作，教職工食宿免費。這些特殊政策非常誘人，瀾滄、西盟、孟連3縣邊民外流的現象時有發生。1995年到2005年，雲南18個邊境縣（市）外遷7091人，涉及80個鄉鎮、263個村、1841戶，壹定程度上影響了邊境穩定和我國的國際形象。在越南接受免費教育的雲南孩子，只會唱越南歌曲，不會唱包括國歌在內的中國歌曲。
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差別太大，對壹個國家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它可能給國家帶來棘手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嚴重的甚至可能導致國家分裂！胡鞍鋼等人的研究表明，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國家分裂就是因為其國家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太大所致。246 近年來新疆和西藏頻繁出現暴力恐怖事件，以及2014年3月1日昆明市火車站出現的少數民族屠殺普通群眾的惡性事件，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雖然1999年國家推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可是經過多年的努力，西部的經濟增長與東部相比，其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不但沒有減小，反而有所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西部大開發時，即1999年西部GDP是15354.02億元，東部GDP是45439.26億元，兩地GDP相差30085.24億元，西部GDP是東部的33.79％。西部大開發6年後，即2005年西部GDP是33493.31億元，東部GDP是109924.64億元，兩地相差76431.33億元，西部GDP反而下降為東部的30.47％。2012年，西部GDP為113904.8億元，東部GDP為405037.3億元，兩地相差291132.5億元，西部GDP只佔東部的28.12%了，兩地差距進壹步擴大。可見，西部大開發不僅沒有使西部與東部的發展差距縮小，反而擴大了。原因何在？發人深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的交往空前密切起來，科學技術也取得了日新月異的進步，世界不再像人們傳統觀念中認為的那樣，是陌生、孤立和敵對的。人們逐漸認識到，地球只有壹個，地球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雖然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發展程度並不完全壹致。戰爭和掠奪並不是獲得持久幸福的可靠方法，發展才是實現人類和諧幸福的康庄大道。基於以上認識，西方學者從僅僅著眼于西方經濟自身的發展，開始轉向落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對落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對這些國家或地區落後的原因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例如，納克斯認為地區落後的原因是資本形成困難，而舒爾茨則認為是勞動力素質低下。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建設成為我國的工作重點，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把研究重點從詮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轉向了經濟增長的研究。因此，對地區落後的原因，提出了壹系列自己的看法。例如，厲以寧認為，西部經濟落後的原因有三：壹是經濟發展起點低，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三是國家政策的不平衡。而胡鞍鋼等人認為，除了厲以寧所說的三個原因外，地區落後的原因還有市場失效、中央財力下降、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擴大、不同發展模式的影響等。還有人把技術落後也當作西部地區經濟貧困的原因。
對於經濟發展起點低的觀點，這不是西部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的本質原因，因為世界上許多起點低的國家和地區，比如亞洲四小龍，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獲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至於產業結構不合理、市場失效、中央財力下降、不同發展模式等問題，都屬於政策範圍內的問題，所以應該把它們壹起歸入政策的討論之中。
歸納起來，就中國西部落後的原因而論，可以把經濟學家們的觀點歸納成以下幾類：基礎設施薄弱；技術落後；資本缺乏；勞動力素質低下；政策不合理等等。
以下，我將結合以往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我國西部地區落後的原因進行辨析。
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有的學者就把基礎設施落後當作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之壹。但是，我們很難說基礎設施落後是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還是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結果。如果從沿海港口城市（如威尼斯、倫敦）的經濟在歷史上就比較發達來看，基礎設施的落後確實可以說是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因為沿海港口城市有著得天獨厚的水路運輸條件，所以為它們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基礎；如果以瑞士、奧地利這樣的內陸國家為例，又只能得出良好的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樣的結論。
英國經濟學家科林 克拉克是壹個基礎設施優先論者，他說：「對於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國家來說，最有價值的投資是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如果沒有交通，只能建立壹種地區性的自然農業。還有供水，沒有供水，就無法有效地控制傳染病。道路和供水必須是公共投資。運輸經濟學家向我們提出了壹個有趣的悖論：『壹個國家越窮，就越需要好的道路。』因為壞的道路會加快運輸工具損壞，從而很快地擴大資本損失，這又會大大超過好路與壞路之間的成本差異。」在讀這段文字時，我們有必要對克拉克的運輸工具稍加區別，要問清楚他所說的運輸工具是指汽車還是馬車？如果讓汽車在鄉村的田埂上跑，克拉克是對的；但是，如果我們打算修壹條雙向八車道的高速公路讓馬車跑，這種損失可能就要用另外的方法來計算了。
超前發展基礎設施的實踐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南亞國家曾經廣泛地進行過。這些國家動員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去修建道路、橋樑、水利灌溉系統以及其它壹些基礎設施。結果這些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了。
羅森斯坦－羅丹試圖調和這壹矛盾，為此提出了他的「大推進」理論。羅森斯坦－羅丹認為，欠發達國家為了加速發展應在投資中採取「大推進」，不是小規模的、漸進的，而是大規模地壹次到位。壹個最小規模的投資是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要促成壹國得到自我維持的增長，有點像促使飛機起飛，即必須有壹個臨界的地面速度。同樣地，分散的、小規模的投資不能給國民經濟帶來充足的衝力，低下的投資規模或速度不能形成發展氛圍。羅森斯坦－羅丹舉殖民地時代的印度為例說：「在後拿破倫時代，印度人的工資僅為英國人最低工資的50%－60%，因而，在印度而不是在英國的蘭開夏，建立紡織工業有極大的刺激力。另外，那時在英國的控制下並沒有貿易障礙和貨幣管理危險，在印度建立紡織廠似乎有很大吸引力。然而，以後的分析表明，在建立紡織廠之前必須先建橋樑、修建道路或鐵路，而後再建壹個電站。這些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需要壹個最低的投資數量界限。比如，社會資本至少要服務於50個工廠，如果只服務於壹個工廠就會存在浪費。人們不能建起壹座小橋樑后，每天只允許100個人通過。這座橋要取得效益，就至少服務於50個企業，若只有壹個企業使用它就要蒙受損失。低工資並不是投資的充分激勵條件，紡織廠以外的最低資本支出將超過廉價勞動力帶來的好處。」所以，他的觀點是，基礎設施應該與其它產業均衡發展。
由此，我們應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不能過分超前發展。它是壹種比較特殊的產業，它具有附著于地表的地區性特點，只能在當地消費而不能出口（在這方面能源除外）。對基礎設施的消費有賴於當地工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過度地超前發展基礎設施，就會造成基礎設施的消費不足。我們應該根據工農業和服務業發展的計劃適當地超前發展基礎設施。適當地超前發展，就意味著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不高、投資的回收周期較長，但是，卻為潛在的投資提前創造了條件，可以吸引新的投資進入欠發達地區，有利於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如果我們只是壹味地追求較高的投資回報率，人為地把基礎設施的發展速度降低到工農業或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之下，那麼就會極大地阻礙經濟的發展。比如，在沒有電的地方就不可能發展電器工業，反之，在沒有電器工業的地方發展電力就可能出現電力的投資虧損。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據當地的經濟增長計劃，適當地超前發展電力工業，既不讓電力工業出現長期虧損，又為電器工業的成長創造壹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的高低，可以作為衡量其發展處於什麼程度的標準。如果壹個國家或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高於其它工業，就說明該國家或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發展滯后；如果壹個國家或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低於其它工業，說明該國家或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具有壹定的超前性。如果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發展滯后，主要原因應該是該行業存在著壟斷，這種壟斷阻礙了基礎設施的投資。解決的辦法是改革市場准入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如果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過低以至於出現虧損，說明資源配置過度地傾向了基礎設施，這樣會減少其它行業的資本投入，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速度。使基礎設施保持壹個略低於其它行業的投資回報率是明智的，這有利於地區經濟的增長，但這種較低的投資回報率會影響到基礎設施行業的資本積累，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年度財政支出計劃中列出壹筆專項基金，用以補貼基礎設施行業。否則，該行業會由於較低的投資回報率而造成資本短缺，資本短缺又造成投資不足，從而影響到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
技術弊端
有人把技術落後也當作西部地區經濟貧困的原因。這種觀點對於欠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研究來說當然不錯，但是針對中國西部的具體情況而言，真正的困難不在於技術。因為西部發展經濟所需要的技術，並不是什麼涉及到國家安全的高端技術，在國際上會遭遇到技術封鎖而不可獲得。西部所要的技術，是早已商業化了的技術，因而是可獲得的。既然東部地區也是靠引進發達國家的生產技術來促進經濟增長的，那麼西部地區也可以引進發達國家的生產技術來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技術落後就不能算作中國西部貧困的原因，只要有錢，西部完全可以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來發展自己的經濟。
資本弊端
雖然資本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唯壹因素，但是資本對壹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來說，是壹個無論如何強調都不會過分的因素。所以，壹直以來，經濟學家們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哈羅德－多馬模型（G=s/c）給我們描述了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與投資的關係；而羅森斯坦－羅丹用他的「大推進」理論，強調了經濟增長必須具備的最低限度的起飛條件，更是表現出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可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欠發達地區本來就是貧窮的，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儲蓄用於投資。美國經濟學家羅格納?納克斯把這種困境叫做「貧困的惡性循環」：因為貧困所以沒有儲蓄，因為沒有儲蓄所以沒有資本形成，因為沒有資本形成所以發展不了經濟，因為發展不了經濟所以還是貧困。但是這種唯資本論的觀點也是有爭議的，鮑爾就不同意納克斯的觀點，他以20世紀初西非和南亞為例，說明只要能開發出壹種有市場的產品（比如當年西非的可可和南亞的橡膠），就不用擔心找不到資本來投資。
勞動力素質
針對哈羅德、多馬和羅森斯坦－羅丹等人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希克斯、丹尼森、納迪里、金德爾伯格和舒爾茨等壹批經濟學家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他們說哈羅德、多馬和羅森斯坦－羅丹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唯資本論」，並批評「唯資本論」者忽視了技術進步和教育的作用。他們認為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不在於資本而在於人的素質。[ ]140-141舒爾茨說，假定某些奇迹使印度或類似印度那樣的低收入國家在壹夜之間得到了壹系列的自然資源和設備，還有可以和我們相比擬的生產技術，那麼，以這類國家現有操作水平和知識水平，他們仍然是什麼也幹不了，先進的生產設備對他們來說無非是壹堆廢物。所以「改進窮人的福利之關鍵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
自從舒爾茨先生上世紀60年代先後發表的壹系列有關人力資本投資的文章，使得「治窮先治愚」的觀念深入了人心。可以說，在談到落後地區的發展時，學者們都無壹例外地把發展落後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放在了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上。
由於歷史、民族、經濟等多種原因，西部地區的教育事業仍然任重而道遠，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各少數民族6歲以上（包括6歲）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達2336.82萬，佔少數民族總人口的25.59%。在15歲以上（包括15歲）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有1857.44萬，占同齡人口的30.83%，高於全國平均水平8.62個百分點。文盲率高於50%的少數民族有15個，最高的是東鄉族，達到82.63%。
誠然，發展經濟離不開高素質的勞動者，但是，針對西部的具體情況我們還應該看到，西部地區勞動力素質低下，不完全是經濟落後的原因，我們也可以說是經濟落後的結果。邊疆地區學校的工作條件差，教師的工資待遇低，直接影響了邊疆的教育發展。在計劃經濟時代，人才的自由流動受到極大的限制，政府往往可以用行政手段阻止邊疆教學領域的教師外流。可是在市場經濟時代，人們的就業渠道增多了，人權意識也增強了，想繼續沿用過去的方法不行了。因此，在待遇遲遲得不到提高的情況下，教師辭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必將給本已經十分落後的邊疆地區的教育事業帶來負面的影響。教育也像資本問題壹樣，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
從東部來到西部地區出差的人往往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這裏的人工作節奏太慢了。」但這種結論可能是片面的，這與他所要辦的事和所接觸的人有關，如果拿政府職能部門的辦事效率而言，我認為中國東部和西部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因此，工作的熱情似乎與人性沒有什麼關係，而是與其它因素（比如激勵機制）有關。從壹個德國專家的話語中，可以證明我的觀點。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4年，為了學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在國務院的關懷下，武漢柴油機廠聘請了當時的西德專家威爾納?格里希擔任廠長，任期兩年。面對武漢柴油機廠的工人，格里希說：「有的事情我簡直不理解，有些人這點自覺性都沒有，上班不好好乾活，壹直坐著，我走過去把他請起來，第二次去他又坐著，第三次去還是坐著，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有時候，在距離我100米的地方，有人喊格里希來了，叫坐著的人起來。」[ ]39武漢位於中國的中部，按人性論的觀點，武漢柴油機廠的工人不應該這麼懶惰才對，可是他們的工作熱情絲毫不比西部的工人高。
可是不管國內還是國外，總是有人喜歡把欠發達地區落後的原因歸結為當地人的人性上，認為當地人太懶惰是這些地區落後的原因。熊清華等人在《現代農業與山地農業現代化》壹書中，對這樣壹篇題為「『扶志』與『治懶』是扶貧攻堅的關鍵」的文章進行了批判，筆者將這篇文章轉引如下：「現在有的貧困人口中貧困的主要原因之壹是懶惰思想嚴重。壹些人好吃懶做，自力更生能力弱，吃慣了國家的救濟糧，用慣了國家的救濟款。靠施捨的思想突出，安於現狀。有的甚至『壹覺睡到日頭中，不見炊煙糧空空』；『寧願餓肚烤太陽，不想下地打把糧』；『救濟搶到手，馬上去喝酒，醉完這壹次，明天又沒有』；『哪裡喝哪裡醉，哪裡喝醉哪裡睡，有酒醉壹天，無酒睡壹天』等等現象在貧困地區不為少見」。我們認為，如果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問題真是這麼簡單，那到是謝天謝地了。因為我們只要動用壹定的專政力量，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貧困地區的經濟增長問題了，甚至我們還可以得出奴隸社會比民主社會更有利於經濟增長這樣的錯誤結論。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就是這種鼓動加強迫的發展模式，結果呢，即便對於東部地區「勤勞」的人民，也不過是拔苗助長罷了。
中國有兩個著名的素質論者，壹個叫王小強，壹個叫白南風，他們1986年出版了壹本題目叫做《富饒的貧困》的書，也把西部貧困的原因歸咎於當地人的懶惰上。這本書的出版在中國引起了轟動，其影響力至今仍然很大，凡是學發展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其導師都會要求他們讀壹讀《富饒的貧困》這本書。書中說道，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東部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而西部卻沒有收到同樣的效果，比如貴州省在1979年到1982年的三年間，在同樣的政策下卻造成了113.41萬畝的森林被毀，因為在當地人看來，發展經濟就是砍樹。在對東部地區農民的快速富裕和西部地區農民的赤貧進行生動的對比后，他們說：「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是需要改革的『大鍋飯』經濟，同是而且首先是揭櫫于落後地區的農村聯產承包制的改革，農村居民生產積極性大煥發幾年之後，不同區域之間，為什麼竟然出現了如此明顯且日趨擴大的差異？原因：同樣政策環境下，人的行為不同。結論：落後的本質規定，是人的素質差。」
為了證明他們的論點，他們接著舉例說：「落後地區人民生活的困苦使人震驚；落後地區自然資源的富饒更使人震驚。而真正耐人尋味的是，落後地區貧窮人民在富饒資源面前的表現—在幹什麼成什麼的資源基礎上，幹什麼不成什麼。以貴州為例，70％以上的縣有煤資源，黏土資源亦頗豐富，磚瓦卻要跑到湖南、四川去買。當地同志說：『貴州把煤拉到四川，換回四川的泥巴。』」
看來，西部地區的人民確實是太蠢了！可是在得出這個結論之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再作更為深刻壹點的分析？要知道，所謂西部地區的人，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西部土著，有許多都是東部或華北遷來的移民。歷史上的移民我們暫且不談，單是解放初期就有大批的外地人遷入西部地區。其中有兩批最值得壹提，壹批是由於戰爭進入西部地區的所謂「南下幹部」，這些人轉業留在西部后，大多數人都成了當地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另壹批是響應黨的號召，為支援邊疆建設，大學壹畢業就踏上了西部土地的科技人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來自上海、江蘇和浙江這樣的先進地區。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們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而且大多數都身居領導崗位，就算西部的土著居民素質低下，那麼這些素質極高的外地人，為什麼也沒有肩負起發展西部經濟的重任？也舉王小強和白南風給出的例子來說，如果當地人不知道在貴州生產黏土磚可以賺錢，那麼這些高素質的外地人總應該知道吧，他們為什麼也不去生產呢？看來，西部人從事商品經濟的積極性不高的真正原因，並不是西部勞動力素質低下這麼簡單！
把地區落後的原因歸咎於當地人民的懶惰或素質低下，是壹種簡單方便的辦法，但是卻過於膚淺。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急躁心態，不完全是我國的專利，可以說，任何處於發展初期階段的國家或地區，都有過這種心態。壹個澳大利亞專家1915年受日本政府之邀寫了這樣壹份報告：「我本來認為妳們的勞動力是廉價的，但壹親眼看到貴國人民是怎樣工作的，這壹印象就徹底破滅了。無疑他們的報酬確實很低，但勞動效率同樣很低。他們在工作中的態度使我覺得貴國是壹個不在乎時間並滿足於現狀的民族。壹些管理者告訴我，要想改變壹個國家的傳統習慣是不可能的。」邁克爾 佩羅曼在其《資本主義的誕生》壹書中，引用托馬斯 彭南特對蘇格蘭高地居民的評價，說：「當地居民生活很窮苦……男人們都長得很瘦，但很強壯；若不是狩獵或參加別的娛樂活動，便整日懶散，遊手好閒，滿足於艱難的生活，壹旦有了他們認為的生活必需品，便不願再作任何努力。」在英國經濟發展的初期，就連休謨這樣著名的思想家都指責英國農民的懶惰，他說：「懶惰的習性是生來就有的。大量的土地未被開墾，那些被開墾了的土地，產量也遠沒達到農民本可以通過技術和勤勉而達到的最高水平。」現在，日本和英國都成為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再也沒有人指責它們的人民懶惰或素質低了，因為恰恰就是這些沒有素質的懶惰的人民，使日本和英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要促使壹個人努力工作，需要具備壹定的條件。首先是明確的目標，其次是市場的存在，最後是必要的資本。壹個人要有明確的目標，必須具有廣泛的見識，因為見識可以產生慾望。劉易斯認為，生活在原始社會的人，即使妳給他很高的工資，他也不會為妳工作，因為他不知道用錢做什麼。如果他知道用錢可以買到他想要的東西，他就會努力工作。現在的人，包括西部地區的人，應該說不會不知道錢的用處，比如說需要錢蓋房子、買奢侈品、旅遊、供孩子讀書、作為日後看病之用等等。那麼，他們工作掙錢的目標是明確的，可是他們卻立即遇到了第二個問題，有沒有相應的市場讓他們進行交換？對勞動者來說，有沒有足夠的勞動市場吸收他們的勞動力？對生產者來說，有沒有足夠的商品市場吸收他們的產品？顯然，相對於人口來說，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是狹小的，提供不了這麼多人就業；相對於生產能力來說，西部地區的商品市場也是狹小的，吸收不了太多的產品。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不將西部過剩的勞動力和產品銷往東部地區？這就讓我們遇到了第三個問題，即有沒有足夠的資本讓西部的勞動力和西部生產的產品進入東部地區？
勞動力的流動是需要成本的。熊清華等人對此作過專門的研究，他們把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分為資金成本、心理成本、機會成本和風險成本四種。我們撇開其它成本不談，只就資金成本來說，199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馬山縣勞務輸出的最小成本是：區內流動為1300元，區外流動為1800元。而三年後（1996年）雲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農民人均年收入才40.8元。相對於農民來說，這種勞動力流動的成本無異於是壹個天文數字！
如果打算把西部生產的產品銷往東部地區，以擴大西部產品的銷售市場，這樣，壹方面可以增加西部地區生產者的利潤，另壹方面可以增加西部地區勞動力的就業，從而也就避免了高額的勞動力流動成本，這不是壹件兩全其美的事嗎？但這需要更大的資本作後盾。經濟學告訴我們，要擴大產品的市場，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壹是使需求曲線向平面坐標系的右上方移動，二是使供給曲線向平面坐標系的右下方移動。
使需求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意味著想辦法增加東部地區人民的收入，這就進壹步擴大了東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這與本文研究的目的相反（因為筆者要研究的是縮小東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所以我們只能撇開不談。看來唯壹的出路在於使供給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其實質就是想辦法降低西部產品的生產成本。但是這意味著需要更多的資本進行科研、投資和技術改造，而這正是西部所缺乏的。如果生產技術得不到改進，效率就不可能提高，生產成本就不可能下降，產品市場也就不可能擴大。就拿糧食生產來說，西部山地糧食的生產效率不足東部平原的壹半，生產成本也就是東部的2倍，以這樣的生產技術，西部的糧食產品怎麼能在東部打開市場呢？以這樣的生產技術，西部的勞動者投入的勞動越多損失就會越大！所以，舒爾茨認為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落後地區的農民們已經對他們的生產要素進行了最佳配置，再進壹步增加投入是毫無意義的，不值得他們省吃儉用去進行艱辛的勞動。
劉易斯說：「辛勤勞動與資本形成是經濟增長的壹個絕妙公式，沒有辛勤勞動的資本形成也會產生巨大的增長，而沒有資本形成的辛勤勞動對發展作出的貢獻則微不足道。」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西部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不在於西部人民的懶惰或素質低下。
政策弊端
產業結構不合理、市場失效、中央財力下降、不同發展模式等問題，都是政府造成的，所以我把他們都歸入政策問題這壹節來討論。市場失效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特點，產業結構不合理、中央財政支持力度下降、東西部發展模式不同等問題，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我們認為，厲以寧和胡鞍鋼等人把西部落後的原因歸結為以上這些政策問題，並沒有說到問題的本質，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來說，西部和東部並沒有本質的不同，東部吃大鍋飯的時候西部也吃大鍋飯，東部改革開放的時候西部也改革開放，因為東部和西部畢竟是壹個國家，經濟政策不可能存在太大的差別。至於說西部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模式不同、中央財政支持力度下降等問題，都不是根本的問題。首先，什麼樣的產業結構、發展模式才是合理的，沒有壹個標準答案；其次，沒有人解釋，面對中央這些不合理的政策（如果政策真是不合理的話），地方上的領導為什麼不反對這些不合理的政策，以維護地方的利益？
我們認為，真正制約西部發展的，既不是基礎設施薄弱和生產技術落後，也不是缺乏資本和勞動力素質差，更不是什麼產業結構、發展模式不合理，而是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不合理！
中央集權制是西部落後的主要原因
2014年正月，我去了壹趟大理，大理古城旁邊有壹個著名的景點叫三塔，每年去觀光照相的遊客絡繹不絕。2003年，大理州旅遊局在三塔村建了壹座廟，就是崇聖寺，寺廟圍牆把三塔也圍進去了。我們到大理古城那天，我和愛人接受壹個三塔村朋友的邀請，到她家裡做客。聊天中我問她，妳們三塔村的本地人去崇聖寺要不要買門票？她說：「當然要買了！」。提到這件事，她的情緒變得激動起來，她憤憤不平地說：「我從小就在這個村長大，小時候不知道在三塔腳下玩過多少次。政府看到來玩的遊客多了，就在三塔前面蓋這麼壹座廟，把三塔圍進去，三塔也就成了政府的了。」我問她：「政府每年門票收入這麼多，有沒有分點紅利給妳們呀？」她說：「哪有什麼紅利分給我們呀，就是寺廟所用的土地也是霸佔去的，至今壹分錢征地費都沒有給我們，說出去別人都不相信。我們村的人太老實、太好欺負了！」這是無意中了解到的壹件瑣事，但就是這麼壹件看似不起眼的瑣事，卻道出了中央與地方分權模式的大道理！
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有兩種，壹種是中央集權制，壹種是聯邦制。目前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這種制度下，地方沒有獨立的立法權，地方領導也由中央任命，地方的壹切資源都以國家所有的名義歸中央支配。各省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由誰生產，這三個經濟學上的「3W」問題均由中央決定，不管合不合理，地方領導都沒有說不的權力。因此，各省實行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應該進行怎樣的產業結構布局、應該推行怎樣的發展模式，都不是地方領導可以決定的。依此類推，中央為地方做主，上級為下級做主，國務院為省政府做主，省政府為市政府做主，市政府為縣政府做主，縣政府為鄉政府做主，鄉政府為村委會做主，民眾什麼權利都沒有。當然，如果利益需要，市政府也可以直接插手親自為村委會做主，甚至國務院也可以為村委會做主。只要是上級政府看中的，不管什麼東西都是政府的，下級政府，尤其是民眾根本沒有發言權。就像這個三塔村的故事，大理州旅遊局看到了三塔的創收前景，只要下個命令把三塔圍起來收門票就行了，根本用不著和當地村民協商，當地村民當然不可能從自己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資源上面獲得任何利益！壹句話，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壹切能產生經濟效益的資源都是國家的，只有人民不是國家的！
與中央集權制不同，聯邦制下，各省有絕對的主權，中央的權力由各省協商授予，並用憲法的形式明確加以規定，中央只能根據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超出憲法行使權力就屬於違憲行為，當事人就要受到法律的懲罰。在聯邦制下，中央的權力只限於國防、外交、保護人權、裁決地方之間的糾紛，以及由外部效應導致的市場失靈問題，其他事務都屬於地方自由和個人自由的範疇，中央政府無權干涉。地方資源的開採和使用，是中央政府無權涉足的領域。所以，美國只有聯邦郵政這樣壹家央企，她之所以要成立這樣壹家中央企業，是因為社會需要，而私人又因為無利可圖而不願意投資。美國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奇怪現象，即聯邦政府不允許阿拉斯加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開採石油，相反，她自己卻可以成立壹家中央企業去開採！
但是，在聯邦制下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央集權制下卻是見怪不怪。凡是利潤空間巨大的行業，都可以看到中央企業的身影，而且，往往還是獨家經營，不允許民營企業參与競爭。1994年陜西省政府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出台文件鼓勵民營企業投資陜北油田，來自延安、榆林地區十五個縣數百人響應了號召，開發了5500餘口油井，價值70億元。2003年政府突然改變了想法，要把這些民營企業趕出石油領域。他們列印了壹紙通知，勒令民營企業停止生產，把正在正常生產的油井讓給中石油，並且要先停產、后談補償，不服從的就關進拘留所。政府給民營投資者的賠償是多少呢？不到實際投資額的20%。投資者不服，就推選代表上訪，結果上訪人員被抓；委託律師起訴，代理律師又被抓。這就是著名「陜北油田案」。
當然，對於自然資源貧瘠的地區來說，聯邦制也解決不了貧困的問題，因為它無法形成工業化所需要的原始資本。馬克思告訴我們，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首先要有原始的資本積累。西部地區要走現代化之路，要發展電子工業、家電工業、汽車工業、化工工業等等，原始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西部可不可以獲得發展經濟的原始資本呢？當然可以！這就是她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水利，這些都是西部人民的財富。比如，新疆擁有2.19萬億噸的煤，佔全國煤炭儲量的40%，居全國之首，內蒙古居第二位，雲南雖然煤炭儲量只排在第九位，但在褐煤儲量方面位居全國第壹，褐煤儲量為155億噸。新疆還擁有我國20%的油氣資源、25%的石油資源和28%的天然氣資源。金屬礦藏：在全國已探明儲量的137種礦產資源中，西部有126種。在全國具有特別突出地位的是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已初步形成三大基地：內蒙的白雲鄂博，與鐵礦共生有十七種稀土元素，探明儲量佔全世界的壹半；甘肅金昌市硫化鎳礦探明儲量佔全國的70％，居世界第二位，銅、鈷儲量均居全國第二位，還伴有金、銀、鉻、鉑等13種有價元素；四川的攀（枝花）西（昌）地區，探明釩鈦磁鐵礦儲量近百億噸，與多種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共生，全面開發利用，有極高的價值。
但是，如果這些資源只能由中央企業開採，它們與西部人民又有什麼相干呢！西部人民，在中央集權制下，就只有守著聚寶盆討飯吃的命！下面，我們就來分析壹下中央集權制是如何對地方經濟發展的產生阻礙作用的。
眾所周知，資源、勞動和資本是生產的三個必不可少的要素，資源是勞動的對象，資本是勞動的條件。簡單地說，資源就是具有市場價值的自然物。但是要實現資源的價值，離不開勞動和資本。所以，通過勞動和資本生產出來的最終的勞動產品，其價值必然是資源、勞動和資本三者價值的總和。對收入的分配，也應該體現在這三個要素各自的所有者的收入上：資源所有者得到資源的收益、勞動者得到工資、投資者得到利潤。如果壹個國家不大，國家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利益可以平均分配給每個公民，資源的收益歸國家所有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如果壹個國家很大，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均衡，並且國家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收益又不是平均分配給每個公民的情況下，資源的收益歸國家所有就顯得太不公平了。我國的法律規定，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因此自然資源的收益也就歸國家所有，這個規定沒有考慮地方利益。因為中央企業（比如中石油）是代表國家來到西部開發資源的，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就將資源收益納入了企業利潤，而不是在開發前由地方政府實行公開招標，按照市場規則拍賣開發權。這樣，中央企業將資源收益連同企業利潤壹起交給國家財政，國家卻把它們投資到東部地區。這無疑極大地削弱了西部地區的資本積累能力。中央企業就像是壹台巨大的抽水機，把西部用以發展生產的原始資本，源源不斷地抽走了，使得西部患上了造血機能障礙症。王小強和白南風這兩個素質論者，雖然看到了西部擁有「幹什麼成什麼」的自然資源，卻看不到中央集權這種制度野蠻剝奪了當地人民利用這些自然資源追求幸福的權利！反而愚蠢地得出結論，說西部落後的原因在於當地人的素質太差！他們認為西部人民是爛泥巴扶不上牆，中央每年都向西部進行轉移支付，可是西部卻「越輸血越貧血」。他們只看到中央向西部輸血，卻對中央在西部的抽血行為視而不見。他們引用施正壹的話說：「國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設投資，從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中共計達691.12億元。」我們可以簡單算壹下，三十年投資691.12億，平均每年只有23.04億，而且還是分配給12個省，每個省也就2億元不到。然而中央在西部的抽血與它對西部的輸血相比，卻是壹個天文數字。僅以雲南省的煙草壹個行業為例，1998年，雲南煙草產業實現利稅總額380億元，上交中央「兩稅」就達214.66億元。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2013年10月22日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作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情況報告時表示：「2000年至2012年，中央財政累計對西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8.5萬億元。」13年時間對12個西部省份轉移支付了8.5萬億元，平均每個省每年只分配到545億元，與之相對應，2010年雲南煙草稅利達到685億元，中石油中石化上繳稅金超過5000億，占國家總稅收的5.5%！由此可見，在中央集權制這種政治模式下，中央對地方的抽血遠遠大於補血。其實，中央集權這種模式，本質上與歐洲殖民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沒有什麼差別。20世紀初，因為歐洲工業發展的需要，橡膠成為暴利行業。可是，橡膠樹是壹種熱帶雨林樹種，原產於巴西，歐洲的氣候不適合種植橡膠樹，歐洲殖民者就在錫蘭（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南亞國家大量種植橡膠樹。壹時間，南亞的種植園經濟蓬勃發展。如果當時的南亞是獨立的主權國家，橡膠行業產生的利潤就可以用於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南亞的工業化提供「起飛」的資金。但是，由於當時的南亞是殖民地，沒有政治權利的南亞當然也就主宰不了自己的經濟命運，豐厚的橡膠業利潤並沒有帶動南亞的經濟增長，正像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所指出的那樣：「南亞種植園的擴張和西歐工業化開始階段有壹定程度的相似。不過，積累資本的附帶作用在南亞受到了破壞，利潤沒有用作資本的來源，它經常隨同出口被送到了歐洲。」〔 〕56
國際、國內的歷史證明，不管是上世紀西非的可可，還是南亞的橡膠，或者是今天中國西部的礦產、石油、天然氣、煙草等等自然資源提供了多少財富，在中央集權模式下，當地人民的生活都不可能獲得長期的改善。中央企業把利潤拿走、中央政府把稅收拿走，當地人最多只能得到壹點點工資（新疆的維吾爾族連工資都得不到，因為在中央企業里上班的大多數都是漢族）。可以作為原始資本的財富被中央拿走了，地方拿什麼來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拿什麼來調整產業結構？因此，西部的可持續發展想都不要想！當年箇舊錫礦產量高的時候，那裡的工人新村多氣派呀，是全省居民區的模範。今天呢？錫礦開採完了，工人新村變成了壹個紅燈區，性交易成了唯壹的產業，在大米都要十元錢壹公斤的今天，賣壹次淫也只要十元錢！
大家知道，卡達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2011年人均收入88222美元。大家設想壹下，如果卡達是中國的壹個省，按照現在中央集權這種模式進行統治，那裡的人民還能有富裕的生活過嗎？中石油和中石化開進去採油，卡達人靠邊站，現在正在生產的油井，仿造「陜北油田案」的模式，按投資總額的20%給投資人作為補償，讓他們退出石油生產行列，不服氣的先關進監獄再說，敢聚眾鬧事的，派武警過去格殺勿論。我想，要不了十年，他們就會比鎮雄人還窮！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央集權這種制度是中國西部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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