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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應克複

前 言
20 世紀初西方文明潛入中國，馬克思主義亦裹挾其中，併為壹部分懷 抱理想的知識分子所信仰。之後，馬克思主義成了中共的指導思想，進而 成了中共改造與建設中國的理論依據。結果，馬克思主義給中國帶來了什 么呢？帶來了暴力，帶來了共產，帶來了專制極權，帶來了人的政治、經 濟、自由及生命權利的野蠻剝奪。這段血腥的歷史，不僅使中國社會大為 倒退，還使中國人飽受災難，無數人下了地獄！ 可見，馬克思主義是誤國主義，害國主義。 有人認為，20 世紀初期傳入中國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 言下之意，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兩回事。筆者認為，列寧的思想和馬 克思的思想即使有差別也是源和流的差別。相對於 19 世紀末第二國際社會 民主黨的思想，列寧所堅持和發揚的思想是馬克思的正統思想，如暴力革 命，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資本，消滅私有經濟等。這些基本主張到了恩格 斯晚年，特別是在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領袖那裡，已作出了重大修正，使 社會主義運動適應資本主義當時的實際情形而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列寧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捍衛並發展了馬克思那些不切實際的錯 誤思想，並痛斥第二國際領袖是修正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列寧 以馬克思的錯誤理論改造俄國，結果將俄國帶入了陷阱。中國的不幸同樣 在於，堅持與奉行馬克思那些錯誤教條，將之定格為「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普遍真理，在半個多世紀中追隨列寧和斯大林，並將民主社會主義視為 異己，痛加批判。結果呢，毛澤東同樣將中國帶入了陷阱。現在已經清楚， 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奠基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密碼是：民主（權力共享） 的依靠資本主義（財富共享）的社會主義。而為列寧和毛澤東所實踐的馬 克思早期的社會主義，其核心是：專制（權力壟斷）的共產（財富壟斷） 的黨國社會主義。亊實證明，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為我們開闢了壹條通 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20 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專制、共產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慘烈破產。活活餓死幾千萬人成為毛這場共產實踐失敗的殉葬品。黨 內具有民主社會主義治國理念的劉少奇提出「三自壹包」（自留地，自由市 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四大自由」（自由租田和買賣土地，借貸自由， 貿易自由），以扭轉經濟的慘局。劉的思想與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相抵牾。劉 要推行他的主張首先面臨理論上的壹個艱巨任務，即說明馬克思的社會主 義是錯誤的：說明在中國不是搞共產、消滅私有制，而是應當恢復私有制； 不是消滅自由市場，國家壟斷經濟，而是應當開放市場；不是剝奪資本， 而是應當利用資本，發展資本主義。可惜劉少奇只有壹些朦朧的思想，憑 他的學養不可能剖析馬克思的錯誤。加上毛的專制獨裁，不但壟斷權力， 還壟斷話語權——只有毛說的才是馬克思主義，劉的壹套只能是挨批的份。 至八、九十年代，開禁私人經濟，資本開始走紅，市場經濟橫空出世，原 教旨主義的遺老遺少起而責問鄧小平：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對 此責問，鄧的招數也只能掛出「不爭論」的免戰牌。鄧小平同樣避談馬克 思社會主義的錯誤。直到今天，改革開放已 30 余年了，官方也好，民間也 罷，似乎仍沒有徹底清算馬氏原教旨主義的錯誤，祖墳壹直沒有挖掉（學 界有人為馬克思申辯，說馬克思後來否定了他前期的壹套主張，但卻沒有 提供證據；似乎中國沒有受馬克思思想的影響）。流行的話語只能是「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 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壹類套話加以應付。 本輯的幾篇論文清算馬氏的三個錯誤：壹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二是消滅私有制；三是消滅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在清算錯誤中亦提出壹 些建設性的意見，這些意見帶有根本性的，在現代化進程中是無法迴避的。 當然，上述三個問題不是馬克思錯誤的全部內容，如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 兩大發現之壹，由於中外學者已加以清理，筆者不再加以闡述。 筆者幼年時代就在「黨文化」的渲染中「成長」。 大學期間又受了馬列主義的「專業訓練」。 那時稱馬、列的著作為「經典」， 大家 都當作「句句是真理」來加以領會和消化的。這些文章也是對自己過去接 受馬列教條的思想洗禮。
無產價級專政： 邏輯起點、理論追問與實踐走向
毛澤東在奪得大陸政權前夕，撰寫了行將立國之綱：《論人民民主專 政》。在文中，他回顧了中國人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曲折過程。他說，在中 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先進的中國人都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認為這些很可 以救中國」。但是，「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都失敗了。俄國十月 革命的勝利，中國人終於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普 遍真理」，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壹新。於是，毛澤東認為，「西方資 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 民的心目中，壹齊破了產。」1954 年，毛澤東在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壹次會議的開幕詞上詔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 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 是黨、也是國家，不僅是革命，也是建設的「指導思想」了。從那以來， 中國進入了「馬列化」時期。到了「文革」，又進入了「毛澤東化」時期。 「馬列化」時期 中國社會的變化主要是：第壹，根據馬列的「無產階 級專政」的理論，建立了集權、專制的國家體制，即中共批評蔣介石的「壹 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的政治體制。所不同的是，將三民主義更 換為馬列主義，將國民黨更換為共產黨，將蔣介石更換為毛澤東。第二， 根據馬克思關於剝奪資本和消滅私有制的理論，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 及城鄉手工業者、農民個體勞動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大資本到小私有 壹舉徹底消滅。壹個沒有商品、沒有市場、沒有私有制的大壹統國家計劃 經濟體制就此確立。中國從此進入社會主義了。毛澤東的名言是「只有社 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第三，為了鞏固上述改造成果，還需要建立大壹統 的思想體系，使馬列主義成為全民族由衷信仰的真理，這就需要消滅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批判其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征服其心靈。于 是，知識分子經受洗腦（「思想改造」）與群體煉獄（「反右」）的長期煎熬。 第四，毛在建立社會主義體制后，急不可耐地企圖「超英趕美」，發動「大 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直奔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美好社會。接著 遭到慘重失敗，造成餓死四千多萬人的慘烈後果。 「大躍進」的慘敗，黨內壹些人的批評使毛如鯁在喉。雖然彭德懷已 被毛嚴厲整肅，但站在他這邊的看來只有幾個人了：林彪（林當時捧毛是 策略上的考慮），柯慶施，康生等。毛不願這樣沈默下去，更顧慮他身後會 像斯大林那樣將罪錯示眾。他孤意發動壹場使中國「毛澤東化」的革命，「文 革」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毛澤東上演的「毛澤東化」時期（即「文革」）的主要特徵是：第壹， 崇拜、神化毛，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與此同時，懷疑壹切，打倒壹切。第 二，毛拉攏親信私自組建（非法）的「中央文革小組」成為黨和國家事實 上的最高領導機構。黨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等組織機構 被架空靠邊，名存實亡。全國從上到下的黨政機關受到衝擊，其領導人被 指控為「走資派」，靠邊挨批，衝擊波波及工廠企業與邊緣農村，甚至部隊 （所謂揪「軍內壹小撮」）。第三，國家的法律法規，社會的正常秩序，人 與人之間的道德規範棄若敝屣，橫遭踐踏。人們（其中有「文革小組」的 煽動與指使）可以任意抓人、抄家、關押、批鬥、毆打、誣陷、密告、賣 友等等，由此造成的各種後果無須承擔法律與道德責任，結果血腥暴力事 件不斷，冤假錯案成堆。這是壹個極端恐怖又極端專橫的年代。毛死後留 下了專制與貧困（不僅僅是物質）兩大遺產。 70 年代末鄧小平執舵開始了后毛時期，這壹時期的特點是對馬列的實 用主義與機會主義（某種意義上是鑒於實踐中慘重挫折的矯正，但這種矯 正帶有極大的黨派私利局限性）。就鄧小平而言，他否定了「文革」，批評 毛的晚年錯誤，卻捍衛毛的歷史地位，提出所謂「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 東思想」；他否定「兩個凡是」，卻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 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無產階級專改，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 想（可稱「四個凡是」），繼承了毛的極權衣缽；他提倡對外開放、引進外 資與國外先進科技與管理經驗，卻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與政治 制度；他主張市場經濟、開放私人資本，卻維護壹黨派私利的特權體制； 他對毛的個人專制、中央集權有所反思，但當人民起來揭露專制與腐敗時， 卻毫不手軟地施以血腥屠殺。

結果，后毛時期是維護專制、開放腐敗的時代；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更衰退為操守專制、深度腐敗。中國社會在
繁榮的表象下全面墮落了！極權政體四面楚歌。
怎樣估價1949年之後共產政權對當代中國所造成的負面後果呢？歷史
學家們將會作出不同的答案。筆者的回答是「三破壞」：第壹，破壞物質生
產力；第二，破壞精神生產力；第三，破壞自然生產力（生態的破壞與環
境的污染已嚴重危及中國經濟的後續發展與民族的健康生存）。「三破壞」
的內容太豐富，文章可以做得很大，這裏僅提出壹個大思路。「三破壞」的
估價並不表示這壹歷史時期內中國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中壹無是處，
只是如果沒有馬列主義的誤導與毛的罪錯，中國人在各方面將更有所作為。
回想以往的歲月，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為了中國的獨立與強大，或者，
為了自由與民主，為了免除奴役與剝削，無數熱血青年，億萬勞苦民眾，
背井離鄉，投奔共產黨，為革命流血奮鬥。革命終於成功了，新中國誕生
了。「時間開始了！」（胡風語）壹切都是新的：新的國家，新的政權，新的
領袖，新的氣象，新的目標，……除了「壹小撮階級敵人」，人們無不為之
歡呼！但是，接連發生的壹系列運動、鬥爭、挫折、災難，與原先想象的
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國家的情況壹年比壹年壞。懷疑產生了，增長了。
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根源在哪裡？還得追溯到源頭。源頭就是馬克思主
義。中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壹步壹步地走過來的，雖其中有毛輩等
人的獨特「貢獻」，但是實踐的基本路線是沒有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軌道的。
因此，曾被毛澤東熱烈讚頌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不能不壹壹詰問：
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嗎？是「救國救民」的靈丹妙
葯嗎？是解放全人類的指路明燈嗎？是集人類智慧、真理的思想寶庫嗎？
他的理論是怎樣把我們引向歧途的？
為了從理論的源頭上總結中國自 1949 年以來的教訓，筆者將對馬克思
主義的政治哲學、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作壹力所能及的分析與
評述。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與理論框架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概念，就此，使馬克思主義獨
樹壹幟，使馬克思主義與西方主流學說有了明顯的區別。
往後的闡述還表明，作為邏輯起點的「階級」概念貫穿於他的全部學
說，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是他學說的基點。 雖然在馬克思之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闡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已對各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但他們不可能將階級概
念作為全部學說——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
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終身的實踐指南。
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他自己概括了三條：（1）階級
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
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
的過渡。1
由此可見，「階級」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概念，
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就會坍塌。
同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
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遭受剝削、壓迫的整個無
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
所闡述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的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
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由「自
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
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無產
階級統治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
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
但只有當《資本論》（第壹卷、1867）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必
然性作出了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政治號召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
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
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
此消失。在那裡，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沒有強制性的分工，這是壹個
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
在 20 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無產階級，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 到
列寧時代，又出現了「救世黨」、「救世領袖」），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
希望都寄託于這壹偉大的階級。
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方能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他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
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
政。」（重點號系原著所有）
以上簡短的概述，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階級—
—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
會。
體味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其出發點是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為此，
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當時受苦的階級。
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令人敬仰。但也因此，從理論研
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
在考察當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關係時，他滿腔熱情地傾注于無產階級，
細緻、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
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
的主導者與組織者——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闡釋，
他對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致資產階級只是作
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
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採取「左傾」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
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干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
概括。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
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
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
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譬如，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
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無產階級是否
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
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
相協作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命題，馬克思說，它存在於
「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它
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
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獲
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能成
為現實嗎？另外，怎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
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那麼，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呢？否
則為什麼要徹底打碎它呢？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
制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
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馬克思的人論、自由論與囯家論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囯家論問 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兩種人學論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繫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 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考察人的本 質。 馬克思的人論思想浸透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人學的 鑰匙。 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 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 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厚此薄彼。不管富人、窮人，不管權貴、平民，都 用同壹尺度去研究它、對待它。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 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人學研究的另壹方法是著眼于個體的人。比如 自由，那就看每壹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怎能 稱是自由國家呢？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 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注的是人的共性，人的共同本質。 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如生理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 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慾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 要求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 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 「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 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 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制度基 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 天生的權利。」2 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政憲的基石。 馬克思並不滿足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 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 關係與政治關係之中，因此，應當關注不同社會關係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 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 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3 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這與上述所引的康德的人學理念明顯相左——筆者）。 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4 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 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5 但在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 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 之中。」6 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即人的共性，但 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麼樣的 社會關係，要從「社會關係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 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恆不變的 人性，但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 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7 針對某位學者認為「從 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 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8 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 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 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 人。」9
馬克思的人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係 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顯然，工人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 同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 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 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壹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 產關係的產物」。10 所以，向工人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有什麼意義呢！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 平等、生命、財產等。從人的社會性出發，不同的類，不同的階級則有著 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 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地引出了革命的結論，即 只有首先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 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裂變，即人的「壹 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並彼此衝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 的否定。 馬克思人學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 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 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 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譬如，毛澤東就此發論： 「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 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帶階級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越階級的人性。」11 毛 的此言等於說，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 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大陸，人們因此畏言人性，社會因此 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索性免談而逐出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 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遭之野蠻的踐踏。這種思維禁錮中國 人至少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 論中，胡喬木仍以這壹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12 當然，這 樣的時代已經與我們漸行漸遠了。 2、兩種自由論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莫大的 區別。 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闡述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制度下的實現狀態。所 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國家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制度相聯繫的 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考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 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干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 義奠基人之壹—貢斯當（1767——1830，他的思想在二戰後才受到重視） 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干人的 專斷意志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 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 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13 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柏林（1909— —1998）對自由的定義仍守衛同樣的邊界：「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 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麼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14
馬克思壹生著作恢弘，其目的無不執著地探求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 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 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 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繫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 試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 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 會裡，每個人，特別是受剝削的無產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 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消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 體」里，每個人才獲得了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 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制 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得去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 會制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 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 足於現實，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 地寄希望于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 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這種自由觀 （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 教色彩（儘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呀，自由呀這些 美好的憧景都寄託于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則寄託于未來的共產主義 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 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 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 在條件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 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 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 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係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 是階級壓迫的機器，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消亡， 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消亡之後才能普降人間。所以馬克思 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聯合體」是什麼樣的組織 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麼？它同國家有什麼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 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得有公共管理機構 呀！不管妳稱它為什麼：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等等。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 關係。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能使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 除，那麼，人類不是陷入了無政府狀態的恐怖景象，或回到史前的蠻荒時 代。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疑團，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 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也因此，使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 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麼現實與實在。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壹切人）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僅指個
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15
它
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
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壹切人）自由發展的關係。馬克思說：「每
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從語義來看，可理解為個人
自由是集體（壹切人）自由的基礎（條件）；但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
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
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壹切人）的自由
應當限制乃至放棄個人自由。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
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
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
切人的自由。這后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麼尺度以及由
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呢？當然，這樣的問題
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
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干預。還有，應
當特別當心的，「壹切人」是指什麼呢？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
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為人類進入大同世
界還是遙遠的夢想。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
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
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
由。
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
下的民主」16 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志應當凌駕于個人
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或至多是，領
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集中者（領導）
作主。這是被 1949 年之後無數事實所證明了的。這同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
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制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而在此則相反。
3、兩種國家論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石建樹其國
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
值。」17
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
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消亡，都是同階級、階級鬥爭相聯繫的。
關於囯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
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恩格斯）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
「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列寧）。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
只是社會發展壹定階段上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衝突的消失，國家
也不可避免地會「自行消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囯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
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
形式極其繁雜，但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
產階級專政。」18
恩格斯極而言之：「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
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19

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 1871
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
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20
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麼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呢？
——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馬克思主
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
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
克思主義者。」21
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會自由壹些呢？恩
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 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著重號是
恩格斯加的）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
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 就不再存在了。」22 列
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著重號是列寧加
的）23
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緊緊地鎖定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
迫觀念框框內。
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闡述公民個人權
利與國家（政府）權力關係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制度框架。這種關係大概
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第壹，為什麼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
的？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
但在無政府狀態下，由於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
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于
是聯合起來，訂立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託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
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契約，來自人民的授予，
其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
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具有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
官吏，如果缺乏監督與制約，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
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們建立政府的
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
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從
制度上、法律上對它的權力進行限制，為此，洛克首先提出「限權政府」
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制衡」的理論（我稱它為狹義
的權力制約，是囯家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即「以權力制約權力」的理論），
成為美國立憲的框架，併為世界許多國家效仿。以後，傑斐遜等人又將對
國家權力的制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
體對國家權力的制約。這是對「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發展（我稱它為
廣義的權力制約，是各種社會力量、即各種非囯家權力對囯家權力的制約）。
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範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使權力
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
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資產階級議會是「空談館」。
他讚賞巴黎公社實行「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
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24
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
義國家集權體制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
切黨派，這種「壹黨專政」的體製為斯大林日後個人專制鋪平了道路。在
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
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西方資產階級那壹套。」25
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更不是
對人實行專政。不能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
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
比照馬克思的國家觀真有天壤之別。馬克思的國家(無產階級的)，是
在階級鬥爭的暴力中建立，而不是人們選擇、認同的結果；它憑藉專政的
強制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藉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
工具，並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壹政黨）之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並
為了保障人們的自由。在這樣的國家中，專政階級與被專政階級（兩者都
系主政者的人為設定）不但不能共同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且進行著壹場又
壹場迫害被專政者的戰爭。愛因斯坦說得好：「國 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
不是為 國 家而生存。」（2005 年德國政府把這壹信條鐫刻在德國政府的大
樓上）他還告誡人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
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現實中，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
國家而生存的。26「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追問
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的浩瀚著作中論述得並不多，但卻是馬克思
的重要主張。1852 年馬克思在致約·魏德邁的信中，強調「階級鬥爭必然
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是他的「新貢獻」。 1875 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
判》中更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
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
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7
從馬克思的自我表
述中，可知「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學說中的壹個核心概念，因為，無產階
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而達到無階級社會又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
政。所以，列寧把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的
試金石。他說：「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
馬克思主義者。」28
馬克思在世時，除了僅存在 72 天的巴黎公社外，他沒有看到無產階級
專政在各國實踐的情況。之後，以列寧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以及第三國際的
各國共產黨，都切實地實施了無產階級專政。今天，我們翻開無產階級專
政的歷史記錄，怵目驚心的事件比比皆是。斯大林統治時期，上個世紀 30年代，以專政的名義進行了「大清洗」。據蘇聯晚期負責冤案平反的官員說：
「在肅反中受到迫害的達 2000 萬人（佔蘇聯人口的十分之壹）。」黨的領導
人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布哈林等人以及大批黨政軍高級幹部遭到殺害
（蘇共 17 大的 139 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 98 人被殺害；軍隊中 767
名高級軍官中，有 512 名被鎮壓；6 名元帥中，有 4 名被處決）。毛澤東統
治時期，繼 1957 年對知識分子全殲性的整肅后，1966 年又發動了「無產階
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史稱「文革十年浩劫」。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劫難逃，迫害致死；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領導被指控為
「走資派」，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據葉劍英 1978 年12 月在中共中央工作
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文革」整了壹億人，死了 2000 萬人，浪費了 8000
億人民幣。波爾布特執政的紅色高棉，在短短的 3年 8 個月（1975——1978
年）時間里，對本國人民進行大批屠殺，竟使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壹
（據《國際統計年鑒》1995 年版）。當時柬埔寨人口約 700餘萬，據此數計
算，被殺戮人口在 200 萬左右。這在死亡人數與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創造了
空前荒謬、空前血腥的記錄。波爾布特在「文革」期間幾次來北京取經，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曾向他推薦了張春橋的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壹文，並盛讚他「妳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
有做到的事情」。29

上述發生在三個國家的歷史事件，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帶給人民的是恐
怖、迫害與災難！這壹切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乾的。正是：試圖將其變成
天堂的東西，卻總是使壹個國家變成人間的地獄。作為後人，責備這壹理
論的提出者無濟於事，但是，既然這壹理論產生了如此嚴重的後果，那麼，
這壹理論的不完備性、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了。研究和廓清這壹理論中的
缺陷應當是我們的責任。
1、「階級國家」與「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壹種「虛幻」。
任何國家其權力只能為某壹「統治集團」所佔有。所謂地主階級是封
建國家（應當是「皇權專制囯家」）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國家
的統治階級，未免言過其實。在某種生產方式下，雖然有壹個階級主導其
生產活動，成為經濟上乃至政治上的強勢者，國家的內外政策因而往往向
這壹階級利益傾斜，但這壹階級與國家權力的佔有者（統治集團）不能划
等號。

在封建社會，以皇帝為首的皇族集團代表國家，控制國家權力。如唐朝是李氏家族的國家，明朝是朱氏家族的國家，清朝是愛新覺羅家族的國
家，所謂「家天下」也，如此而己。地主階級則不享有國家權力，雖然在
經濟與政治方面與農民階級地位懸殊，但與皇族集團不可望其項背。
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作為壹種公器不容某個集團永久佔有。各階級、
各集團可以通過組織政黨，通過競選，攫取有限的國家權力。那種把近代
以來的西方國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是難以服人的。
至於社會主義國家，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等等，只是壹個政治標籤，只是壹個空名。囯家權力的實際享有者和操作者（所謂「領導」） 是黨的上層寡頭和壹批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在計劃經濟年代，工人是國家企業中的雇傭工
人，只領取微薄的工資糊口；農民是公社裡的農奴，連人身自由都難有保
障。改革開放之後，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邊緣化了，貧困化了。「階級專
政」實在是壹種反諷。
「階級專政」的「虛幻性」，其後果是帶來了專政主體的不確定性。但
是，它提供了壹面旗幟，而且是最革命的旗幟，誰打著（或篡奪了）這面
旗幟，誰就可以對任何人實行專政，就可以有恃無恐地作惡作亂，無法無
天。比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區區幾個野心
家對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道德造成了空前絕後的浩劫。
2、「無產階級專政」對象（客體）的非科學性。
要實行專政，首先要科學地界定專政的主體與客體，即由誰實行專政
與對誰實行專政。在應當對誰實行專政的重大問題上，既缺乏科學依據又
缺乏法律條文。
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通常認為是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如資產階級和壹
切剝削分子。但是，對被推翻的階級為什麼要實行專政？眾所周知，革命
勝利后，經過土地改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財、資本家
的資產都被剝奪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資本家也成了普通的市
民。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他們實行專政，就是擁有國家權力的強勢力量對
已經失去土地和資本的普通公民實行專政了。如果說，土改后的地主，工
商業改造后的資本家與其他公民尚有區別，那麼，「區別僅僅在於歷史」。
至於他們的子女，「區別僅僅在於血統」。階級，按馬克思的理論是按其生
產資料的佔有情況劃分的，只有「種姓」才是按血統劃分的。因此，之後
幾十年中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壹種「種姓迫害」，它在「文革」初期「血統論」泛濫時達到顛峰。
「無產階級專政」相對於「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說，前者是向後者
學來的，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過去妳專我的政，現在我專
妳的政。如此，這不是壹種「階級復讎」（ 何況中囯未曾存在過地主階級
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這大悖于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信念。
更為嚴重的是專政的泛化與濫用。本來，對已經不是資本家的「資本
家」、不是地主的「地主」實行專政，已經是對專政的壹種濫用了。以後，
領導人又根據主觀需要不斷地製造新的專政對象，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
這裏的壹個基本方法是，要把妳打成專政的對象，只要與「資產階級」掛
鉤，或定壹個罪名（如對領袖的思想表示壹點疑問就是「現行反革命」）就
可。這更是專政壹次次的泛化與濫用。
那些老的或是新的被專政的人是否是國家公民呢？如果是公民，那麼
與其他公民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有區別，那麼在法律上應當有「專政公民」
與「非專政公民」的相應規定。可是至今在國家的任何法律中沒有這樣的
規定。由此可以認為，把愈來愈多的公民群體任意地劃定為專政對象從而
粗暴地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利是壹種非法行為。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長
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
專政對象（客體）的不確定性，給專政權力擁有者在實施專政中給出
了很大的主觀任意性，這既導致專政對象任意性與無限地擴大（在中國曾
上演過「全面專政」的鬧劇），還同時使專政成為不受限制的權力，結果使
權力的為惡的災難在全囯持續泛濫。
3、剝奪資本、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
這就要聯繫到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特別是其「剩餘價值論」；因為他的
經濟學說是他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的理論依據。這裏姑且作壹
些簡單的提示。
第壹，「剩餘價值論」是壹個理論假設。很明顯的是，它誇大了工人的
勞動價值貢獻量。事實上，利潤（剩餘價值，即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剩餘勞
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只是利潤的壹部分；將剩餘價值等同於利潤的全
部是不科學的）是諸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果，而非單壹勞動要素的結晶。這
里還涉及到「資本」的概念。馬克思著述了《資本論》巨著，可對「資本」
概念只給出了比較含糊的定義：資本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他的意思是，用於支付勞動力價值的資本才是資本。他因此把生產中的各項投資
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認為除了勞動力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所
耗費的資本在生產過程中都未有帶來價值的增殖，因此都是「不變資本」。
這種理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資本作為增殖價值的母財都是可變的，壹
旦投入生產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價值的增殖。既然稱之為資本，在生產運營
中其價值都是可變的，不變的資本不能稱為資本，「可變資本」壹詞也因而
是多餘的。
第二，如果承認生產方式要求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那麼，經濟剝削
也是同生產水平相聯繫的，消滅剝削有待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可見剝削是
壹種自然歷史現象。因此，視剝削為罪惡的倫理價值觀作為對弱勢階級的
同情是可取的，但是，以行政權力壹概剝奪有產者並加以專政則不是歷史
唯物主義的態度。
第三，資本家作為「剝削者」不是它人格本質的全部，而只是它的壹
個方面，而且，是非重要的壹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
組織者，投資風險的承擔者，生產經營的管理者，國內外市場的開拓者。
總之，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代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馬克思對這壹階級的錯誤分析，同歷史與現實存在很大的距離。
第四，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不能完全認為是對立對抗關係；在生產活動
中他們更多地是互相協作關係。資本家是生產活動中的主導者，工人在生
產中的作用是在資本家的主導下得以發揮的。他們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
遂使資本主義社會持續發展。依此推論，可以認為：階級鬥爭雖然對社會
生活會發生很大的影響，但社會發展、文明提升，更多的是在各階級之間
和平關係中演進的。馬克思為了論證其革命與專政的政治結論，阻礙了他
對諸多複雜問題的全面思考。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中國人（不是全部）壹直把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
當作討伐的對象，各種污穢的字眼全將之堆積在姓「資」的頭上，什麼「爾
虞我詐」呀，什麼「好逸惡勞」呀，什麼「惟利是圖」呀，什麼「貪得無
厭」、「貪圖享受」呀，等等。然而在馬克斯·韋伯（1864—1920）那裡，
對資產階級的作為卻作了另外壹種描述與界定，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精神」
這壹概念，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壹書中將上述這堆污穢字眼壹
壹予以推翻。在韋伯的筆下，塑造了資產階級真實的新形象，那就是：誠
信、勤儉、敬業、守法，他們為上帝而積累財富，在臨終之際往往將巨額
錢財捐獻給教會或慈善機構。他們為事業而生存，而不是為生存才經營事業。韋伯這些文字發表于上個世紀之初。整整壹個世紀，中國人卻沒有發
現「資本主義精神」的新大陸。
4、多數人可以對少數人實行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通常被解釋為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它表示這壹專政
的「正義」性。
多數對少數的專政，在歷史上曾有發生，如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時代，
壹切由多數人說了算（所謂「民主是人民的統治」），曾發生過迫害思想家
與科學家的暴行。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專政時期多數人暴政又奪去了多少人
的生命。中國「文革」時代，億萬「紅衛兵」與「造反派」，喊著「革命無
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壹切，出足了多數人對少
數人專政的威風。這是多數對少數實行專政的壹種情況。我們更要關注的
是多數對少數實行專政的更多的情況是，少數人甚至個人，以多數人（如
「人民」、「階級」、「國家」）的名義對多數人實行專政。斯大林與毛澤東統
治時期都發生過這類突出的事件。
在理論上還要辨明，多數人為什麼無權對少數人實行專政？在現代民
主制下，無論多數與少數，都享有同等的法權；任何人不能對任何人實行
專政，不管是多數還是少數，都無此特權。在這種制度下，被剝奪公民權
的人都經嚴格的法律程序與有確鑿的違法依據，而不是憑多數人的意志；
壓根沒有「地、富、反、壞、右」的所謂「黑五類」的非法稱謂，也不允
許杜撰什麼「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動學術權威」之類的專政對
象。在現代民主制下，選舉與決策當然要遵循「多數決定」的原則，如果
對問題的認同不可能「高度統壹」，反對與棄權的少數（或多數）的存在是
不可避免的。這少數派的命運在專制制與民主制下截然不同。專制制下，
少數派受到歧視、壓制與迫害；在民主制下，少數派受到保護，保護他們
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決不要求他們「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是「民
主集中制」的壹條重要原則），與多數保持壹致。保護少數的意義在於：多
數不壹定正確；先知先覺者總是少數；少數的存在是糾錯的重要動因，從
而使錯誤不會像專制國家那樣難以糾正；促使政府決策照顧到社會多元化
的需求。因此，在民主制下，「保護少數」與「多數決定」同樣重要。 5、「無產階級專政」是臨時的革命措施還是長遠的制度安排？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壹重大問題的論述所留下的思想資料及
其稀少，似乎主要是《哥達綱領批判》中的壹段文字，這段文字僅 72 字。我們的分析僅限於這段文字。「無產階級專政」可以理解
為「臨時的革命措施」，因為馬克思說，「革命轉變時期」「只能是無產階級
的革命專政」；而「革命轉變時期」自然是壹個較短暫的歷史時期，不可能
理解為漫長的歷史階段。然而，同樣是這段文字，我們可以將「無產階級
專政」理解為「長遠的制度安排」。因為這壹「專政」存在於「在資本主義
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歷史階段；而共產主義社會是壹個階級消滅、
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實行按需分配的社會。人類到達這樣的社會勢
必要經過長期的努力。這后壹種理解實際上是今人的認識加之於馬克思的。
在馬克思看來，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並不需要經過壹個漫長
的歷史。問題在於，馬克思的這種估計，與真實的歷史發展存在很大的誤
差，也因此，本來是在短時期中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後人那裡就演化
為「無限期」堅持的專政了。這壹切，都是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缺乏明確的時間概念所導致的結果。
歷史從來不是按照先哲的設想那樣發展的。既然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
政缺乏應有的理論闡述與制度交代，既然他對歷史的發展進程的估計與現
實的歷史發展存在著明顯的誤差，那麼後人有責任糾正馬克思的「專政」
論斷中的錯誤。那就是：將壹階級主宰之專政權力轉變為民有、民治、民
享的公共權力，將暴力為依憑的權力轉變為法律為支撐的權力，將無限、
絕對的權力轉變為有限的受制約的權力，將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社會轉變
為以公民權利為中心的社會。不要寄希望於美好的未來，重要的是從現實
中去爭得每個人應享有的自由權利。

「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走向
馬克思的國家觀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在實踐中導致了國家權力的
集中，由於國家權力的集中和高度集中而導致極權，導致權力的濫用和權
力的腐敗。這裏，只簡單分析國家權力的集中。
1、國家權力機構是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因而是勝利者的專利。
民主制下，政府的權力在每隔幾年的大選中和平更替的規則，對這類
國家絕對無緣。這類國家的政治首腦都是實際上的終身任職制，長期處於
權界高位，享有無限和絕對的權力，對權力的專制和濫用勢不可免，而且
難以遏制。中囯目前最高層領導的任職雖結束了終身制，卻創造了由前代領導人指定繼任接班人的「代際政治」。1989 年，鄧小平，還包括李先念和
陳雲，以非法手段罷黜趙紫陽總書記的同時，指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
並且還指定胡錦濤為江之後的總書記。對中囯的政治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
極後果。
2、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背離：理論上說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
民民主專政」； 在實踐中所實行的是「黨專政」，是黨上層的「寡頭專政」，
或「個人專政」。
前面已指出，「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壹種虛幻。階級怎麼專政呢？實
行專政的只能是認為代表這個階級所謂「先進分子」的少數人的專政，即
黨專政。列寧承認了這個現實，因此坦率地提出，專政只能是由它的先鋒
隊來組織實現實的。列寧說：「無產階級的專政不能由包括整個這個階級的
組織來實現」，只能由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實現這種專政」30
。
這樣，階級的專政就演變為少數人的專政了。這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
論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包含著壹個十分重要問題，即少數先鋒隊專政如何
確保「階級專政」的性質不發生變異呢？這壹點列寧沒有從制度上加以解
決。相反，他批評了那種把黨專政與階級專政對立起來的觀點。他說：「『是
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單是這種問題的
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的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在這裏，列
寧武斷地否認了黨專政與階級專政的某種區別，他因此認為：「群眾是劃分
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
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
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31
列寧的這段文字壹直被認為是群眾、
階級、政黨與領袖之間的關係的經典論述，由此引出了以下公式：階級專
政=黨專政，黨專政=領袖專政。「階級專政」最終演繹為「領袖專政」，這
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又壹發展。可見，列寧為「階級專政」嬗變
為「黨專政」與「領袖專政」已鋪平了道路。
之後，斯大林提出了「代理人」的概念，把無產階級專政更明確地強
調為個人專政。他認為：「真正管理國家的並不是那些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把
自己的代表選入國會或者在蘇維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蘇維埃代表大
會的人。不是的。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曉國家執行機關事務和
領導這些機關的人。如果工人階級真正想掌握國家機關來管理國家，它就
應當不僅在中央，不僅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
而且在貫徹決議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32 幾年之後，斯大林把黨的領導與發揮蘇維埃機
關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對立起來，認為後者的「作用愈增大，它們對黨的壓
力就愈顯著，它們就愈頑強地力圖削弱黨的領導，它們對黨的反抗就愈猛
烈。」33 列寧與斯大林的上述思想使黨和領袖的權力成為絕對無限的權力。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論是在告訴人們，蘇聯有了斯大林這樣「有經
驗的代理人」，「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有了斯大林這樣的
「神」，什麼民主選舉呀，議會制呀，統統都不需要了；無產階級專政使人
民擁有壹切。對這樣的「代理人」妳們還不由衷的擁護、信任和崇拜嗎？
所以「代理人」理論使「無產階級專政」進壹步蛻變為赤裸裸的「個人專
制」，由此還誘導出「個人崇拜」。顯然，這壹理論是對「主權在民」和憲
政制度的反叛。
人們從「代理人」壹說中自然會聯想到「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個代表」編造者自以為煞費苦心，官方的壹切媒體持續大肆鼓噪；2002
年寫進了中共黨章，2004 年又載入國家憲法，似乎是壹個偉大的創新。實
際上，「三個代表」說與「代理人」說如出壹轍！無非是說，現在妳們有了
我這樣英明、正確的代表，還不由衷地擁護我啊？所不同的是，有點具體
化了。我不是某壹方面的代表，是「三個代表」；我不是普通的代表，是先
進代表；我不是人民某些利益的代表，是根本利益的代表。但「代表」得
愈多就「專制」得愈多。「三個代表」乃是「專制」的別名，或者說，是蘇
共久加諾夫「三壟斷」的偽善表述。蘇共解散后久加諾夫醒悟到，蘇共垮
台是因為它長期堅持「三壟斷」的制度：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
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利益的特權制度。34 今日的世界，專制與壟斷
已是明日黃花，無可奈何花落去，孤苦伶仃，氣息奄奄。「三個代表」的說
辭，決不可能阻擋民主的潮流。
上述的分析表明，從階級概念這壹邏輯起點出發，其演繹進程是：階
級——階級專政——黨專政——個人專政。歷史與邏輯的統壹如此默契，
令人深思！
不可否認，公共權力論在實施中也有諸多漏洞。它在 18 世紀直到 20
世紀上半葉的制度化實踐中也存在互相脫節的情形。這正是馬克思和列寧
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理由。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民主是法律上的平等
而事實上的不平等。自由只是商品買賣的自由，勞動力買賣的自由。工人
的勞動失去了通過自由發揮自己的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來實現自己發展的
條件，他們「生產得越多，自己能夠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貧困，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大，工人所親手創造出來的反對自己異化的力量也就越
是強大，人越是成為實現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沒有自己的目的。」35 列寧
也批判資本主義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騙局和陷阱。是的，資本主
義早期的民主制存在不少缺陷，如選舉制，有著財產、性別等條件的限制，
民主制只能認為是貴族民主制。但是，對這種民主制缺陷的批判指向只能
是民主制理論與實踐的某種脫節，應該要求克服民主制在實施中的不徹底
性，而不是去否定民主制本身。比如，我們不能因為「主權在民」貫徹得
不徹底而否定「主權在民」的原則，不能因為社會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現
象而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如此等等。重要性還在於，資本
主義民主無論是早期還是直至今天都不能認為是白璧無瑕的管理人類的制
度，但正如普列漢諾夫早在 1918 年的「政治遺囑」中所說，「資產階級民
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還指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
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36
無論如何，民主制畢竟
比專制、比暴政要進步得多。我們不要忘記，正是藉助于資本主義民主的
政治舞台和人文環境，馬克思才可以幾十年如壹日地潛心研究資本主義經
濟制度，揭示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並且可以公開出版主張以暴力推翻資
本主義的壹系列著作。儘管馬克思壹生的經濟生活十分艱困，但自由的學
術研究著實讓中國知識分子羨慕不已。
3、實行 「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想象的是「善」，現實上演的卻是
「惡」。
西方思想家根據對人性的弱點的考慮，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中作出權力
制約的安排，防範有權人以權謀私或對權力的濫用。馬克思則沒有對這個
專政可能產生的消極性設防。他研究「資本」的罪惡，卻無有研究「權力」
的兩重性；他設想人類社會的遠景，卻沒有思考這個政權會給未來社會帶
來什麼後果。或許，在他看來，無產階級是「大公無私」的偉大「救世階
級」，他擔負著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神聖使命，因而對自由主義思想
家提出的權力制衡思想不屑壹顧，反而對「議行合壹」的巴黎公社讚揚備
至。他認為，無產階級只有改變其階級地位才可能改變其生存狀況，卻沒
有回答，當這個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之後，人性中的自利乃至貪婪之心是
否會有所滋長？既然無產階級起來革命首先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那麼，革
命成功之後，難道不會首先從勝利果實中索取回報？或許，馬克思在總結
巴黎公社經驗時對此已有回答。那就是，為了防止政府官吏由社會「公僕」
變為社會「主人」，公社採取了「兩項措施」。但是，略有常識的人都不難知道，這「兩項措施」在正常情況下是很不切合實際的。對政府官員的「隨
時罷免」談何容易！即使對官場進行監督也須有專門的法律與健全的制度
保障；真的可以「隨時罷免」，也足見其制度的不甚成熟（如「文革」時期，
造反派可以任意奪權）。至於公社委員只「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若轉變
成制度常規也只能說是壹個政治童話。若加以推行，效果如何？——或者
不願去政府服務；或者消極怠工，得過且過；或者籍權力之便撈取灰色或
黑色收入。人類為惡的智慧在權力不受約束的環境里，「無產階級」決不會
比「資產階級」遜色。這壹點在蘇聯和中國的「專政」 史中都有了充分的
證明。
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導致社會生活中自由的嚴重喪失，不僅僅限於本
文所列的壹些理論缺陷。譬如，十分重要的，他還提出要「消滅私有制」，
「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代之以公有制與計劃經濟。這
壹理論缺陷與所產生的後果，由於篇幅所限，不再展開論述。對於這種后
果，馬克思或許是應該知道的，因為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明確指出，
勞動資料—生活源泉的壟斷是無產階級的「依附性及壹切形式的貧困和奴
役的原因」。既然如此，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壹旦變成現實，社會的生產資
料和生活資料，以及社會的生產活動將產生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度的集中
和壟斷，那麼，生活在這種體制下的人們，對壟斷壹切的國家勢必更加依
附，並且更加貧困和更加受其奴役。這已被以後的歷史所證實。

馬克思思想中存在上述重大疏漏，或許是，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
是壹個無私的階級（它同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實行「徹底決裂」），因而寄予
厚望。如果無產階級也是惟利是圖、見權望義，覬覦眼前物質利益而放棄
遠大抱負，怎麼可能完成共產主義的偉業呢！馬克思在無意之中神化了無
產階級。在他的思想中，把壹切愛與美好的東西都給了這壹階級，把壹切
恨與醜惡的東西給了另壹階級。壹個偉大的「救世階級」——無產階級降
世了。它向世界宣告，天降大任於斯人，未來由我們所主宰，英特納雄耐
爾，壹定要實現！20 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地在壹些國家取得輝
煌的成就，大有「東風壓倒西風」不可逆轉之勢。然而，社會主義夢幻般
的發展，是壹步步地走向專制，而不是走向民主。馬克思的美好預言，現
實中降臨的卻是壹次又壹次的災難！1848 年馬克思曾宣告：「無產者在這個
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以後的實踐卻反其道
而行之：人們得到的是壹條條的鎖鏈，失去的是整個世界。至 20 世紀 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劃上句號。這些重大曆
史事件，令人震驚，令人感慨，令人醒悟。馬克思、列寧的理論的正確性
也因此受到質疑。馬克思若地下有知，壹定也會反思自己的理論缺失。
蘇聯（1917—1991）與中國（1949—）的歷史都啟示著人們：神化壹
個階級（無比偉大），神化壹種主義（無比正確），神化壹個政黨與領袖（無
比英明），以及神化壹種制度（無比優越），都是幼稚的，愚蠢的。因為神
化的前提是否定自我，神化的結果是災難。妳越是神化某種對象物，妳就
越是在褻瀆妳自己，妳就會遭到這個對象物的任意玩弄。

階級鬥爭「不擴大化」和 「擴大化」都是錯誤的
階級鬥爭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享有重要地位，在毛澤東的執政實踐中 更是壹個首要問題，搞得舉囯上下，天怒人怨。 所謂階級鬥爭「不擴大化」，就是將階級鬥爭的範圍限定於馬克思所提 出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所謂階級鬥爭「擴大化」，就是 將階級鬥爭的範圍擴大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鬥爭之外的領域， 將不是這兩個階級鬥爭的問題也當作是這兩個階級斗的問題來對待。 現將階級鬥爭「不擴大化」與「擴大化」的錯誤，分別論述于下。
壹
關於階級鬥爭「不擴大化」的錯誤，我們先從馬克思的現代社會階級 鬥爭理論與這個理論在西歐社會中的回聲說起。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論證，可以簡述于下：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是剩餘價值 的唯壹創造者，卻被資本家無償地佔有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是，工人 階級大眾愈來愈貧困，而資本家階級少數人卻愈來愈富有。因此，工人階 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是不可調和的，消滅資本主義、推翻資產階級統 治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否正確還有待于實際生活的證明。 1848 年至 1850 年，爆發了席捲西歐各國的革命，這些革命都失敗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1848 年至 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等著作總結這 次革命失敗的教訓，豐富了《共產黨宣言》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 的理論，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 的概念。1871 年法國又爆發了巴黎工人的武裝起義，建立了巴黎公社這壹 臨時政府。巴黎工人這次英勇嘗試僅 72 天便被梯也爾政府鎮壓了。馬克思 寫了《法蘭西內戰》這壹重要著作總結這次革命。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 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熱烈稱讚 公社在打碎舊國家機器基礎上所實行的民主制。認為公社雖然失敗了，但 它的原則是永存的。1875 年，馬克思又寫了《哥達綱領批判》這壹名篇， 總結了無產階級整個鬥爭的經驗，提出了壹條著名的原理，即「在資本主 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 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度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 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巴黎公社失敗后，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再盼來無產階級的革命。 恩格斯的晚年，即 19 世紀 90 年代，資本主義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工人 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有了緩和。恩格斯於是及時提出了調整工 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策略。1890 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任上期間， 國會廢除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資產階級政府對工人政黨禁令的廢除， 社會主義政黨在各國隨之普遍興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壹個偉大的轉 折。它標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開始包容了它的「敵對階級」的政黨，而且 這個政黨可以在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平台上與資產階級政黨進行平等競爭， 結果，工人政黨不但融入了這壹制度，而且當大選中獲得多數選票之後還 可以入駐政府，登上夢寐以求的執政黨的寶座。而在過去，按照馬克思的 設想，登上這個寶座，是必須經過暴力革命、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才能 實現的。以工人為基礎（當然必須兼顧資產階級的利益）的社會民主黨壹 旦上台執政，自然要實行有利於工人與全社會利益的政策。這不就是伯恩 斯坦預言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嗎！這種社會主義不是如馬克思設想的 以消滅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為其前提，而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資產階 級與工人階級（不能再說是「無產階級」了）共同融合於壹個「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是個什麼玩意兒？是姓「資」還是姓「社」？我的回答是， 不姓「資」也不姓「社」，既姓「資」也姓「社」，是亦「資」亦「社」的 統壹體，這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互相合作的偉大創造物。按照馬克思的 理論框架，按照我們幾十年來形成的僵化的思維方式，總是將資本主義與 社會主義看成是水火不容、絕然對立的東西，因而難以理解這個共同體的 偉大創造，反而會對這個共同體作出錯誤的理解。現今西歐各國，資本主 義依然存在，資產階級依然存在，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政治法律制度）也保存下來了，而且更臻於完備了。與此同時，工人的政治和經濟狀況有 了很大的改變。工人爭得了民主，爭得了各種自由權利，爭得了各種經濟 權益。國家政權不再為某壹政黨、某壹階級所獨霸，而是為各政黨輪流執 政，為各階級共同主宰。它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經 濟發展成果也不是為少數有產者所壟斷，而是通過政府調節為社會各階級 所共享，實行了分配正義，社會公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可 以通過和平的途徑進行調節處理，不再需要付諸暴力、流血的方式拼得妳 死我活。壹個社會，其國家權力和社會財富能夠比較合理地為社會各階級 所共享，這不就是社會主義嗎？是的，這就是 20 世紀在西歐各國大行其道 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文明階 梯的遞升，是保留資本主義上層建築（民主制）和經濟基礎（自由經濟） 基礎上，滲入社會公平、正義的壹種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的出現不是 堅持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產物，而是放棄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 政的結果。 以上簡單的敘述說明，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推翻資產階級 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自己獲得解放的理論，沒有被西歐各國的 歷史發展所證實，也就是說，即使是「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也 沒有被西歐各國的實踐所證實。由此可以認為，它終究不是壹種正確的理 論。 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被毛澤東不切實際地套用 于中國，就更顯荒唐。 首先，毛罔顧西方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關係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對立關係理論的提出，其歷史背景是 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和資本主義的早期。資本主義的這壹歷史時期，由 于資本對勞動的殘酷剝削，勞資關係是緊張的。但是，進入 19 世紀 90 年 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工人運動及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制度 的衝擊，促使資本統治調整了對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政策，資本與勞動的 關係有了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新情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 的理論因此逐漸淡化。對此上面已作了說明。但是毛澤東的認識還停留在 資本主義早期為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結論，並施加給中國，犯了教條主義 的錯誤。 其次，毛還不顧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獨斷地推行他的滅資計劃。在 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都已經比較成熟和完備了。可是中共建政的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中國還是壹個落後的農業國，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僅占 10% 左右。在中國，不是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是「苦於資本主義生產 的不發展」（馬克思語 見 資本論 第壹卷第壹版序言） 。《 》 。要將落後的農 業國發展為工業國，就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就要有壹大批資本精英為其 殫精竭慮。這壹點，毛澤東似乎是知道的。他在 1945 年的《論聯合政府》 中，言之鑿鑿地承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 內仍將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毛還說：「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發展資本主義，「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 有利於無產階級。」1949年 9 月中共主持下制定的《共同綱領》中也規定， 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私有財 產」。可是，毛在 1949 年 3 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卻放出了另外壹種 空氣。毛說，中國革命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基本 矛盾」。毛的這壹論斷，是毫無根據的；卻說明，就在革命勝利的前夕，在 毛的腦海里就已經暗暗地盤算著在政權到手后立即實施他的空想社會主義 計劃了。因此，在四年之後的 1953年 6 月，毛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 講話中，以個人的名義提出了「壹化三改造」（完成工業化，實行對農業、 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強 令全黨接受，說脫離了這條總路線，「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毛澤東迫不及待地向資產階級開戰，這個「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是 完全錯誤的。錯誤之壹是，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並不 突出，更不尖銳，根本用不著以消滅資產階級來調節勞資之間的矛盾。錯 誤之二是，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 力量，而不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消極力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遠未在中 國確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建立於商品生產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是人 類史中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毛憑他的專制權力企圖超越這壹歷史階段， 立即進入無商品生產、無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壹場空想壹場夢。 這個空想計劃，毛在世時在推行中，就顫顫巍巍，舉國貧窮；毛去世後市 場經濟出台，自由經濟掘起，經濟狀況迅速好轉。這都說明，毛的滅資創 舉完全破產。 為什麼毛澤東在 40 年代承諾要發展資本主義，到了 50 年代初期就要 消滅資本主義了呢？是什麼原因促使毛在短短地七、八年中發生了 180 度的變化？第壹，在奪得政權之前，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揚言發展資本主義， 以迷惑人心，消除人們對共產的恐懼。第二，毛是壹個空想社會主義者， 這是他年輕時就立下的理想。在毛主宰中國的 27 年中因而始終不渝地在不 斷的挫折中實踐他的空想社會主義。第三，毛熱衷於鬥爭哲學。他自己說， 年輕時看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只取了其中四個字：「階級鬥爭」。他壹 生的座右銘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 當然還可以補充壹條，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壹條，那就是毛對資本主義的無 知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的背叛。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反思文章中，經 常引用馬克思以下的重要文字：「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 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 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這實際 上是對毛背叛馬克思主義的聲討。 還需說明的，毛掀起的滅資運動，談不上是什麼「階級鬥爭」。階級斗 爭的基本事實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似乎有同語重複之嫌。但用此語 揭穿毛的偽階級鬥爭卻有壹用。1953—1956 年的這場滅資鬥爭中，與資產 階級作鬥爭的不是壹個工人階級，而僅只壹個人，那就是毛澤東。請讀者 注意，1953年 6 月15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所提出的包括「滅資」計 划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以毛個人講話的形式提出來的。它不是經中 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提出的建議，不是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決定，也不 是經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的決定，更不是經黨的代表大會討論所作出的決 定。自然更談不上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通過的決定了（當時尚無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所以說，這個滅資計劃，這個總路線，不是全黨的意志， 更不是國家意志，純粹是毛的個人意志和個人行為。毛甚至與黨的第二把 手劉少奇也無有通氣磋商，反而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說「確 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有害」的提法，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 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 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請問：壹個人與壹個階級 的鬥爭能稱為階級鬥爭嗎？當然，這個「壹個人」 不是普通的壹個人，而 是握有囯家機器的黨和國家的首領，這個鬥爭因此是壹個囯家對壹個階級 的剿滅。

再說，階級鬥爭的起因通常都是由於弱勢階級壹方難以承受強勢階級 的壓迫、剝削而爆發的。中國歷史上農民階級反抗統治階級所爆發的多次 起義，西方資本主義（主要是早期）社會工人階級為爭取自身的權益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都是如此。而 1953—1956 年毛所掀起的滅資運動卻是個例 外，它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獨裁者對弱勢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壹場殲滅戰，簡 言之，是強者對弱者的滅殺。這確實是人類階級鬥爭史上的異例。但是， 強者對弱者的滅殺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共產暴政的降臨。 綜上所述，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沒有被西 方國家的實踐所證實，因此，這壹關於現代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不能認為 是壹種正確的理論，即「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是不正確的理論。 所以，即使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大體相同，毛將這壹階 級鬥爭理論套用到中國，也是錯誤的，更何況，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在文 明階梯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毛將這個理論套用到中國，就更加荒唐，更 遭大殃。 同時，我們也可以認為，雖然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屬現代 社會常規的非擴大的階級鬥爭，但發生在中國的 1953-1956年那場「滅資」 運動，即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所謂「改造」就是「消滅」，工商業社會主 義改造，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企業，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消滅個體農戶， 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消滅個體手工業，知識分子改造，就是消滅具有 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如此等等），卻完全是毛澤東主觀人為的、是沒有理 由所進行的壹場鬥爭，因而應同樣歸結為是壹場擴大了的階級鬥爭。
二
毛澤東搞完「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實現他的「滅資」計劃之後， 緊接著大張旗鼓地開展「擴大化」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階級鬥爭在「滅 資」鬥爭之前就已經起步了，如 1955 年毛所引爆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 鬥爭）。前者（消滅資產階級）僅 3 年（1953—1956），後者長達 20餘年（1957 —1976）之久。前者至多打擊了幾千人，後者傷害了上億人，有許多人下 了地獄，進了墳墓。 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或理由）為列寧所首創。其要點被中共 概括如下：1、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企圖復辟；這種復讎 心理還會傳予子孫，綿延不斷。2、小資產階級會自發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 子（中國是小資產階級如同汪洋大海的國家）。3、資產階級思想會廣泛地 影響知識分子、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甚至工人。4、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和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是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存在階級鬥爭的外部條件（見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1964 年）。 毛澤東信服列寧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客觀原因有二。壹是赫 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罪錯，毛認為給斯大林、 給社會主義抹了黑。之後，赫魯曉夫又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 平過渡」的路線。毛澤東批評蘇共領導人丟掉了斯大林和列寧兩把「刀子」。 「刀子」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二是 1957 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毛澤東和黨內有的領導人感到，共 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到了挑戰。毛澤東於是認為，僅有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 義改造，僅有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解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 個階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 在「反右」後期，鄧小平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又加了壹條： 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否「心服」，如果「不心服」就是敵我矛盾，就是階級敵 人（見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1957 年）。 因此，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前毛澤東作了以 下重要補充：「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 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 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 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 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 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 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 這壹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需要說明的是，「階級鬥爭擴大化」是毛后的提法。毛時代不可能有這 個提法。那時候，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都是響噹噹的階 級鬥爭，哪個敢說，這是「階級鬥爭的擴大化」。 「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內涵和本質是什麼呢？——是將階級鬥爭延伸 擴張到人的思想領域，即意識形態，世界觀，人的思想和人心。把那些與 統治者的意志、觀念相左的意見和思想傾向，特別是對專制、特權、官僚 主義以及在決策、政策上的失誤與偏誤所提出的批評或建設性意見，有的 甚至是私下的議論，都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不 滿的惡毒攻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或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等等。總之，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鬥爭，因此，對之實行專政。 這樣壹來，階級鬥爭就有實際的東西變為虛幻的不確定的東西，由客觀的 東西變為統治者主觀隨意的東西。於是，階級鬥爭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 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了，階級鬥爭也必然具有長期性、複雜性和某種情況下 的尖銳性的特點。「階級鬥爭擴大化」是對公民言論自由權的粗暴剝奪，是 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野蠻蹂躪，它使幾十萬、幾百萬善良、正直的國民成為 階級敵人，領教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 把思想領域乃至人心引入階級鬥爭的範圍是荒謬的。不同意見、不同 觀念的存在與互相交流，是不可消滅的永恆現象。要求思想高度統壹，不 允許存在與官方不同的意見，這是思想專制，這是消滅言論自由，絕不是 階級鬥爭。不同意見，不同觀念，何者是正確的，何者是錯誤的，何者是 革命的，何者是反動的，何者是無產階級的，何者是資產階級的，還有， 何者是善意的，何者是惡意的，用什麼標準來加以區分和判斷呢？又有誰 來加以區分和判斷呢？對於第壹個問題，我們沒有辦法找到壹個區分是非 的客觀的普遍的永恆的標準。對於第二個問題，倒是有答案的，那就是握 有權力的人。在中國，通行「權力真理」論，小權者有小真理，大權者有 大真理，享有最高權力的統帥就擁有絕對真理。所以，握有權力的人掌握 著區分是非的標準。也因此，在中國，除了毛澤東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 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是真理的代言人。其它壹切人， 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黨國的創建人和領導者，都可以被打成為 走資派，右派，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分子等，遭之整肅，乃至迫害致死。 毛澤東高呼「以階級鬥爭為綱」，時刻揮舞「階級鬥爭」的大棒，實際上是 將階級鬥爭作為整人、打人、消滅異己的法寶，以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 威地位。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異化和濫用。 至於鄧小平將「人心」服不服引入階級鬥爭範疇，就更為寬大無邊了。 人心服還是不服，倒還直白，但什麼是「心服」？什麼是「不心服」？還 不是全憑統治者的主觀感覺。階級敵人的帽子可以在任何人的頭上揮舞， 隨時隨地可以落在所謂「不心服」的某個人、某些人的頭上。即使統治者 如何地專橫無道，如何作惡作亂，人民只能心服，只能歌頌，只能說形勢 壹片大好，領導者的決策如何英明正確。否則大禍臨頭，厄運難逃。幾千 年的皇權統治中，尚有微服私訪，體察民情，統治者尚有自我約束之心， 尚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現在竟可以將「不心服」 者打成階級敵人， 這意味著為政者可以為所欲為地貪贓枉法，肆無忌憚地魚肉百姓了。將「不心服」當作階級敵人，在民主國家那裡就如天方夜譚。在那裡，執政黨的 對立面都有反對黨，時刻窺視著執政者的壹言壹行。如此，反對黨不就是 執政黨不共戴天的敵人了！？在那裡，「不心服」的現象太普遍了，遊行， 請願，罷工，媒體對官場醜聞的曝光，大選時將某個政黨拉下台。正因為 有「不心服」的壓力，執政者才不敢以權謀私，才不敢為非作歹，才不敢 侵犯公民的各種合法權益，當然，更不能將異見者打成階級敵人。否則， 鼓吹「推翻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怎麼可能安身立命，早就被「專政」掉了。 我們還要鄭重地提到，階級鬥爭擴大化還擴大到壹個十分龐大的群落， 那就是出身於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國民黨政府舊職人員家庭的子女。由 于每次政治運動都會產生壹批批新的階級敵人，如胡風分子，右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反黨集團分子，走資派等。因此這個群落總是與時俱增地不 斷擴大著。這壹大批青年人，從幼年時代開始就承受著「出身歧視」的折 磨。無論他們如何品學兼優，表現如何出色，他們總是受到社會的冷眼、 歧視和排斥。他們無權跨入大學，無法找到正規的工作，評優、參軍、招 干更與他們無緣。他們的戀愛、婚姻史中積淀著心酸的往事。他們被壓在 社會的底層。他們只能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改造自己，將青春獻給廣闊的 天地。他們「生而有罪」，犯有「出身原罪」，他們無論如何地勤奮努力， 積極向上，也無法洗刷、掙脫這個與生俱來的「原罪」。遇羅克在「文革」 初期寫了《出身論》，廣為傳播，對反動的「血統論」痛加批駁，為「生而 有罪」者挺身抗爭，竟以反革命罪而被處決。這個群落實際上成了「准專 政」對象。毛澤東給了他們壹頂帽子，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說， 他們生來就是孬種。這個群落壹共有多少人？社會學家至今沒有加以調查 統計（筆者估計有幾千萬）。這個群落，在三十年不堪回首的歲月中，他們 的心靈備受創傷，人格遭到侮辱，才華任其毀滅，國家因拋棄他們又何嘗 不受到無法估量的損失。他們幾乎成了被遺忘的壹族。直到上世紀 70年代 末，他們才開始回歸社會，成為社會大家庭中的壹員。在清算「階級鬥爭 擴大化」錯誤時，我們不能再將他們遺忘了。 毛澤東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中國革命勝利后「工 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基本矛盾」。在此之後毛主政的二十 七年中始終將階級鬥爭作為治國之綱，以此為根據毛提出了壹條無產階級 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路線。這就是文革年代家喻戶曉的壹段「最高指示」 ——「社會主義社會是壹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 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 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 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 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 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 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1962 年 9 月在中共八屆十 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自然不知道，這條基本路線就是他主政中國時期 的基本錯誤。其實，毛時代，中國人民與毛的極權體制和錯誤決策、政策 之間的矛盾，才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所有制與當代中國 公有制 私有制的價值重評
所有制的格局極大地關係著當代中國的走向。 毛澤東建構了公有制壹統天下。這是他創立的重要歷史偉業。他斷言，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事實與毛唱了反調。公有制專政下的中國， 經濟萎縮，物質匱乏，百姓貧窮。說貧窮還不夠到位，是飢餓，是恐懼， 是屈辱，是苦難，是人的權利的失落與剝奪，……。 改革啟動之後，「萬惡之源」的私有經濟復甦，再生，並且掘起，成為 市場經濟的寵兒。中國已成了另壹個樣子。遺憾的是，在官方的話語中， 至今將私有經濟稱之為「非公有制」經濟，視為異類，決不明媒正娶。 毛和毛后時期中國的變遷，都證明著上層建築（國家權力）決定著社 會的經濟基礎（所有制狀況）。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主 義定律對中國似乎失靈了。 中國的悲哀在於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無可置疑的絕對真理。馬克思在 30 歲之年向世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 有制。」這是《共產黨宣言》（1848）中最重要的結論，毛澤東對此自然刻 骨銘心。他在登上權壇高位之後，不遺餘力地實踐馬克思的這壹旨意，結 果把中國引向絕路。 不過，馬克思倒有關照的，他說，「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壹般 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列寧卻無視馬克思這壹關照。十月革命之後他把注意力轉移到小生產者身上，頻頻地向這個群體發起攻 擊。例如，1919 年他這樣認為，農民「是壹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 主義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 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 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鬥爭。」1 毛澤東信仰馬克思，更熱衷於列寧。更何況，中國是個農民的國家， 小生產汪洋大海。早在立國之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就說了，「嚴 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可見，他在那時就注意到農民會與共產主義格格不 入。難怪 1951 年當壹些農民才分得 土地時，毛就倡導互助合作、土地交 公運動，從此壹發而不可收。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再 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向公有化方向不斷地跳躍，時間不過 6 年 （1952—1958）。「共產」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其速度不可謂不快。這個過 程無非是農民的權利 不斷地遭受「剝奪」的過程。毛確實超過了馬克思。 至於對資本家的「剝奪」更不在話下了。 現在，這樣的歲月離我們已漸行漸遠。馬克思、列寧的話語已經淡出， 「左」的風暴已經平息。公有制壹統天下也已不再。但我們不能忘記苦難 的過去，這裏曾經有幾千萬人在絕望中死去。我們要為他們銘寫碑文。公 有制與私有制，恩恩怨怨，是非功過如何評說，應該有壹些值得記取的教 益。更重要的，近 30 年的經濟改革可稱之為是壹場「改造之改造」，是對 當年改造之主體—公有制的改造（政治改革也是如此），這可又是人類史上 的壹件新鮮事。時下，對「公」改造深化艱難，如何前行，達到較為理想 的目標，十分值得探討。 對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研究，其意義還不限於上述所列。它與人類的生 活切切相關，它規定著人類生存所必須的道德、法律與制度的元法則。我 們如何對人們行為的善和惡作出最基本的道德評價呢？如何對善法和惡法 作出最基本的法理判斷呢？如何對制度的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作出最 基本的歷史評定呢？如果對公有制與私有制在歷史上的功過表現、特別是 20 世紀這兩種制度在人類四分之壹的國家中的興衰起落的歷史不作出壹番 理性的考察，那麼，對上述的基本問題就會作出錯誤甚至荒謬的回答，從 而使人性扭曲，人權失落，人類社會的文明也會因我們的無知而受到野蠻 的蹂躪。對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研究不為人們所重點關注，重要的原因是因 為從馬克思到毛澤東已有了「權威性」的結論，人們提到這類問題就不加 思考地以他們的結論作為標準答案。譬如，中國的新「左」和老「左」們 為中國在改革中公有制地盤的收縮而憤慨而已。他們要把私有制永遠打入地獄，以為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升入「天堂」。再如,對西歐社會民主黨執政 的壹些國家為確定其社會性質在中國學者中爭論疊起，壹些學者根據其私 有制的「主體」結構，因而輕蔑地認為，還不是壹些資本主義國家嘛，與 社會主義還差著哩！因此，這個問題，對於認識人類的文明史，對於中國 人認識當前的世界與當代的中國，實在是壹個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 共和國史上所經歷的幾次災難已成定論，那就是：「反右運動」（1957）， 「大躍進」與「大飢荒」（1958—1961），「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1976）， 「六四」屠城（1989）。本文研究表明，以公有化為目標的「三大改造」運 動後患無窮，也應列為共和國史上的壹大災難。
公有制的基本矛盾
在人類思想史上，對私有制的譴責連綿不斷。到了資本主義早期， 批評私有制形成了壹種思潮。17 世紀就有莫爾的《烏托邦》與康帕內拉 的《太陽城》，敘述對公有制生活的夢想。盧梭則明確提出私有財產是人 類不平等的根源。某位學者曾說過「什麼是財產？財產就是盜竊。」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 然本性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也都譴責資本主 義私有制，歐文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 財富……，但到處是貧困！」他設想的新制度下應當沒有剝削與貧困，人 們共同勞動，共同佔有，權力平等，義務統壹，為此他到美國的印弟安 納州創建了「新和諧公社」加以示範，不久以失敗告終。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批 判。他們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即資本與勞動的對立 以及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的喪 鍾已經敲響，它為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必須以 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馬、恩的學說至今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因為「科學」，其影響超 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尤為深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所作出 的若干結論，對中國人來說成了金科玉律，是人人信仰的國教。「以階級 鬥爭為綱」實際上是批判資產階級為綱，因此，滅資、批資、斗資的運 動此起彼伏，「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 本主義的苗」，「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狠斗私字壹霎那」，「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這壹切，充分表明毛澤東時代對資本主義文明十分無知，又 十分野蠻，導致中國愚昧、專制與貧窮。幸好，馬克思的科學理論對資 本主義的發源地與大本營 沒有產生顛復性挑戰，這是令人深思的。 公有制在未經實踐之前，對公、私兩種所有制的孰優孰劣，壹直是 個懸案，難以定論（從人類的思想資料看，對公有制的評說比私有制要 好得多）。現在好了。有了大面積幾十年的實驗，人們對兩種所有制有了 實實在在的感受，因而獲得了比較性的認識。人們如夢初醒：公有制並 沒有像理想家們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在實踐中對它的責疑四起，它的弊 病在世人面前壹壹暴露。社會主義公有制無比優越性的神話被打破了。 壹些經濟學家評說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就其 結果是物質匱乏，社會貧窮。上世紀 60—70 年代的中國是壹個「票證的 時代」。每個人、每個家庭失去票證就寸步難行。購買各種生活必須品除 了人民幣還必須支付相應的票證：糧票、油票、肉票、布票、蛋票、豆 製品票，等等，還有購買某些工業品的工業卷。經濟學家還評說社會主 義經濟體制患有「投資飢餓症」。壹個企業、壹個部門、壹個地方政府， 總是不斷地伸手向上面計劃經濟部門要錢、要設備、要項目。不要白不 要，管它是否急需、要來是否用得上。掌握著人、財、物大權的政府主 管部門源源不斷地將各種資源調撥各處。但是，妳無論下撥了多少，總 是滿足不了眾多「兒女們」的需求，他們永遠表示處於「飢餓」狀況。 這其中浪費了多少資源，誰說得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自稱為「有計劃、 按比例、高速度」。「有計劃」不假，但這種計劃不以市場(那時壓根沒有 市場)需求為前提，不以社會消費與社會需求為目的，而是從長官意志出 發，以經濟指標的增長為目的，官方的金字招牌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 「按比例」也是主觀設定，因而常被「比例失調」所嘲弄，結果計劃經 濟常常成了調整計劃的經濟。而不切實際的「高速度」，在實踐中往往壹 再碰壁，欲速反慢，不得不放慢速度，壓縮指標，吞下浮夸的苦果。 上面說的，只是公有制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某些經濟現象。那麼， 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麼呢？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探討社會主義公有制 內在的基本矛盾。 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前者是其 主體。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 織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的那種經濟形式。因此，全民所有制又 稱國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或國家所有制的概念，從邏輯到實際運行都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 全民所有制，其概念之意即生產資料屬全體人民所有。從理論上說， 只要妳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妳就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可是，作為所有 者的全體人民，或作為全體人民中的壹部分，或某個個人都不可能直接 地親身佔有、支配、運用、享受屬於他們所有的那部分資產。因此，全 民所有制下的資產為人民所有，便只具有名義與道義的意義。實際掌握 龐大的國有資產的是政府的相關部門；這些部門制定計劃，下達指令， 調配資源，指派到各企業指揮生產經營的官員，聚集並分配利潤。所以， 實際情況是，全體人民同歸於他們所有的資產是相分離的，也就是說， 全民資產的命運與他們無切身關係。他們每日所忙碌的是自己那份工作 與生活瑣事。至於國有企業的工人，他們倒是與這些全民資產朝夕相處 的，而且，他們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企業的主人。可是，這也僅僅是 壹種名義。實際情況是，他們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與領導者的領導，並沒 有發言權，只有私下發點牢騷而已。主人的義務與權利是完成任務，安 全生產，不出廢品，領取微薄的工資，享受低水平的福利勞保。由此可 見，與其說是主人，不如說是國家企業中的雇傭勞動者，除了有壹個好 聽的名聲，他們同資本主義企業中的雇傭工人並無多大差別。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與全民所有制發生著另壹種關係的政府部門及其 官員的情形。他們是全民資產的主宰者。他們無須經過所有者的同意， 對這壹資產就擁有占有權、支配權、分配權、處置權以及經營活動中的 決策權。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官員在運營這些資產時所採取的方法與措 施，並非都會十分正確與正當。知識與經驗，道德與修養，主觀意志， 個人好惡，都會影響其中。他們的領導與管理，其後果可能成功，也可 能失敗；可能盈利，也可能虧損。當然，不好也不壞，政績平平，是謂 常事。對於國有企業的業績不佳至今開不出可以應對的藥方。曾經嘗試 過「自負盈虧」即承包制（短期激勵）的方案，但行不通，因為虧了， 誰能承擔起這個責任？而且還誘發承包期內經營者的「短期行為」，往往 為後任者留下不少遺留問題。所以，國企的老總與政府有很大的權力， 但都不承擔相應的責任，權與責不對稱，也不可能對稱。這同私營企業 存在莫大的差別。私企老闆必須承擔虧損的責任。當然，在私企那裡， 如果盈利了，就是妳老闆的。對於國企老總，企業的利潤不能落入他的 口袋。這裏，權力、責任、利益三者，互相脫節，無法聯結成壹個整體。 他們有投資決策權，但不承擔投資風險。他們有經營管理權，但不承擔虧損責任。他所管理的企業如果創造了可觀的利潤，必須如數上繳，他 的收入依然是那份定額工資。他是個經濟人，因為他所面對的是完成經 濟指標。他又是壹個政治人，不但因為經濟是為政治服務的，更因為他 是政府指派的壹個官員。他代表國家行使他的職權，這同政府機構中的 大小官員並無差別。這種具有雙重色彩的身份說他是實業家不如說他是 壹個行政官員。作為行政官員，服從上級，對上級負責，才是他的安身 立命之道。他若要仕途通達、平步青雲，必須以相當的精力去應酬他的 上司。更何況在「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極左」口號下，國有企 業能正常運轉就算是不錯的了。實施市場經濟之後，如果企業屬於非壟 斷性行業，那麼，他必須以市場信息來運籌企業的經營。那就是，市場 導向是每個企業最權威的「上級」（所謂企業受「看不見的手」的指揮）。 但因為他是壹個受制於政府的官員，當市場信息與上級指令相矛盾，或 上級指令滯後於市場信息的情況下，他的選擇只能是捨棄市場，服從上 級。這就決定了，國有企業不是市場經濟的寵兒，不適應市場經濟或被 之淘汰，也屬情理之中的了。 綜上所述：成千上萬、星羅棋布的國有企業，雖然實行了人類自古 就夢想的公有制，但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了它的種種弊病，更無良策克 服由這個制度所產生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作為所有者的全體人民與 國有資產是相分離的，這份資產好比是自己的孩子，但不能親自去撫育、 培養他。作為經營管理者的政府官員，雖然可主宰國有資產，但卻不是 自己的孩子，因此也不會悉心地去照管與關愛他。這樣，所有者與管理 者對國有資產（公共財產）都漠不關心，浪費、失策、虧損、流失等都 不會痛心，也無人負責。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 國家這個總老闆，妳能怎麼樣！於是，整個國有經濟大動脈缺乏動力， 缺乏活力，也因此缺乏效率與效益。這是國有企業的通病與痼疾。中國 的企業與發達國家相比，至今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馬 克思若地下有知，也只能直搖頭，嘆息道：真沒想到呀！還要補充壹句， 世界各國凡是國有企業，上述的現象與矛盾，都是在所難免，只是大同 小異而已。這壹點，「中國特色」恐怕說不通。 公有化在中國農村的慘重失敗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申明，中國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之後是有多種經濟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1949 年的《共同綱領》也 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 財產」（第三條）。但開國不久，毛就將當年的理論妄自作廢。1951 年 8 月 間（此時距全國完成土改尚有壹年時間），毛就組織起草關於互助合作的決 議，他針對《共同綱領》中關於「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 民所得土地的所有權」（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認為，壹邊保護，壹邊也可 以動搖。現在保護它，就是為了逐步動搖它。他責問：為什麼不能動搖私 有？保護之，就不能動搖之？2 毛澤東此言頗有皇氣與霸氣，也是他毫無 法律意識的表白，他可以輕率地推翻《共同綱領》中關於「保護私有財產」 的莊嚴承諾，這是以後農村公有化與國家壹系列災難事件的禍根。 1953 年 6 月，毛澤東提出關於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 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0月、11 月，毛兩次談話，都明言要改變 農民的個體所有制。他說：「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現 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 「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3 是「走資本主義的路」。他還說：「個體 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合作社有低級的，土地 入股；有高級的，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4 10 月，中央召開第三次互 助合作會議，這是由注重互助組轉向合作社的壹次轉折性會議。1954 年全 國掀起了辦社熱潮。由於出現了貪多求大、強迫命令的傾向，鄧子恢（中 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於是提出了「停、縮、發」的三字方針進行整頓。 1955 年 7 月，毛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開展了建國后 全黨範圍 第壹次「反右傾」鬥爭。10 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貶 斥中央農村工作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農業合作化運動於是勢如破竹。至 1956 年底，入社農戶佔全國總農戶 數的 96.3%，其中高級社占 87.8%。另外，1955 年冬到 1956 年春又掀起了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手工業、小商小販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潮。至 1956 年底，合作化的手工業人數已達 91.7%；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達 7 萬戶，總 產值占原私營工業總產值的 99.6%。5 毛澤東原設想在 10—15 年實現三大 改造的任務，卻在短短的四年之內實現了。毛多次向人說：1949 年那樣大 的勝利並沒有使我高興。到 1955 年，當我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 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我開始高興了。6 合作化后，糧食從絕對數看雖有所增長，但從增長速度看，卻呈下降 趨勢：1955年為 8.5%，1956 年下降為 4.8%，1957 年再下降為 1.2%。7 毛澤東當時的心態對此情況是不可能引起重視的。他的邏輯與此相反：「農業 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 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 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8 毛 大概從此時開始，以主觀臆斷代替客觀事實。 合作化運動實質上是對農民的壹場「剝奪」。基層幹部和農民把集體化 稱為「歸大堆」，「第二次平分」。「耕者有其田」是農民的長久期盼，也是 積极參加共產黨革命的動因。他們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土改分得的土地只 是過了壹下手而已，立即被「共產」了。而且，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被剝 奪的不僅僅是土地、牲畜和農具，還有自主經營權。從此，他們在生產活 動中成為被動者。土地等財產權和自主生產權的喪失，也是人權的喪失。 當然，在毛的意識中是沒有人權概念的。 然而，合作化對農民的「剝奪」，還僅僅是初級階段。 1958 年，毛澤東又發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 運動，壹場更激烈的「剝奪」風暴 來臨了！8 月，毛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 道德大為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 工具、糧食，不要計件工資，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他還說，過去革 命打死很多人 ，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干呢？他還說，人 民公社的特點壹曰大，二曰公。大，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了不起。 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如自留地、私養的牲 畜逐步去掉，搞公共食堂、託兒所，全體勞動婦女可以解放。9 可見，「人 民公社」運動就是壹場「共產化」、「國有化」運動。 北戴河 會議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 決議》。至 9 月底，《人民日報》宣布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此 時距《決議》公布僅 20天。 與此而來的是「五風」狂潮襲擊廣袤的農村。「五風」即共產風，浮夸 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風。五風的核心是「共產風」（ 瞎 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是實行共產的手段，浮夸風、幹部特殊風是共產風的 某種結果）。「五風」的風源來自毛澤東在視察中和黨的會議上的壹系列講 話。 所謂「公社化」就是將各合作社的全部財產為公社所有。公社壹級享 有極大的調撥權。它可以調撥各大隊的勞力、資金和財產。這種調撥，用 於農田水利建設、興辦工業、大鍊鋼鐵等。這種調撥還用來填平窮隊與富隊之間的差別，實行平均分配。公社還享有生產指揮權。公社化之後，原 來農業社的生產要聽從上級的命令，生產經營權也被「共」了。「共產風」 還刮到每家每戶，不僅「共」生產資料，還「共」農民的私人生活資料。 作為人民公社示範的樣板河南省遂平縣碴岈山人民公社的簡章規定：「社員 入社后，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私有資料 轉為全社公有」。10 河北徐水縣的壹些地方連社員家裡的箱箱櫃櫃都收歸公 有。社員說，除了壹雙筷子、壹只碗是個人的，其他都歸公了。安徽鳳陽 縣組織「專業隊」到各家各戶搜查，看中什麼拿什麼。幹部公開揚言：「什 么是妳的，只有壹口牙是妳的」。11 從合作化到公社化毛澤東關於對農民的生產資料乃至 生活資料進行 「共產」與「剝奪」的言論，大大「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剝奪資本與消滅 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正面地說，則是對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思想的 惡性扭曲（這並非說馬克思的思想正確），也是對人民實行專政的基礎和基 本構成。群眾說得好：「共產黨領導真是好，窮的富的都鬥了。」12 面對「共產風」的襲擊 ，農民無力抵禦，他們的反抗只能是「怠工」。 人民公社宣稱「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民對此以「出 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加以對抗。分配上的平均主義—— 好壞不分，強弱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結果是懶漢歡天喜地，青年人大不 滿意，老漢們唉聲嘆氣，於是：出勤率下降，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質量 下降。基層幹部出於來自上面的壓力，採取強迫手段，像趕鴨子壹樣叫農 民幹活。有的幹部動不動打人，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由於實行 集 體食堂制度，幹部以控制食品分配的權力胡作非為，動輒以剋扣飯票來威 脅農民。幹活遲到的、誤工的要剋扣飯票，因飢餓或生病不能幹活的，或 講幹部壞話的都要剋扣飯票。幹部們就這樣掌握了群眾的生死予奪之權。 由此可見，公社化期間的農民實際上已淪為農奴。他們有限的財產被 「共」了，他們的自主生產權被「剝奪」了，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也失去 了保障，最後，人身的自由權、生命權也難逃厄運。因此，人民公社實際 上是共產制度下的農奴制(說農奴制還算是輕的,因為沒聽說歷史上的奴隸 制下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悲慘記錄。共產農奴制的某些特徵，如野蠻 性與無人道性，值得進壹步研究)。這是至今研究這壹段歷史的學者們所沒 有看透的。

眾所周知，大躍進 、公社化運動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三年
（1959——1961）的「大飢荒」。1960 年糧食產量僅 1435 億公斤，跌到 1951年 1437 億公斤的水平。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口糧極度困難。農村人口因飢餓
而大量死亡。面對飢餓、死亡的威脅，農民逼迫吃樹皮、野草、觀音土，
乃至食人，令人慘不忍睹。據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2005 年
壹項研究成果，1959—1961 年中國餓死人計 3245.8 萬人。他的這壹數字是
建立在對 1462 個縣統計資料「認真求證」的基礎上的，這為全面揭開三年
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關鍵的壹步。這比中共上台執政前的 2129
年中 203 次重大氣候災難的死亡人數之和 2991 萬人還要多 764 萬人。特別
需要說明，三年中餓死近幾千萬萬人，既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也不是國家沒
有救濟的能力所致。13 「大躍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倒退」、「大災難」。
1959 年，毛澤東與中共上層 開始糾錯，這種糾錯是在肯定「三面紅旗」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糾正工作中的壹些偏差，糾正「壹
個指頭」的問題（成績是「九個指頭」）。毛不能容忍對他所掀起的「共產
風」的批評。1959 年彭德懷等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反黨集團」，「右傾
機會主義」。1959—1960 年安徽等地試行「包產到戶」，雖得到劉少奇、陳
雲、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支持，又遭毛的嚴厲批評，指責是「單幹風」，走資
本主義道路。1962 年毛的秘書田家英經調查後向毛彙報，認為「包產到戶」
對恢復生產明顯有利，深受農民歡迎，對此毛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
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14
這樣，
「包產到戶」壹直成為壹個禁區。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的底線是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個經營體制壹直勉強維持到 1978 年。雖然在
人們的心目中人民公社早已成為壹具殭屍，但只有到毛去世后才能退出歷
史舞台。到 80 年代初中國農村普遍推行「包產到戶」、恢復 以農戶為基本
生產單位，竟成為中國改革的帶頭羊，這是毛生前所不可預料的。
通 向 富 裕 之 路

公有制經濟體制中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種種弊
端，其試驗結果勢必是貧窮，普遍的貧窮！資料顯示，中國經濟佔世界
比重 1955 年為 4.7%，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則下降為 2.5%。15 這說明，
中國在實行大壹統公有經濟時期，與世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呈現出衰
退狀況。長期生活在這壹體制下的人們深深地感受到，這壹制度絕非人
類的福音。這壹點，到上世紀 80 年代初即「文革」結束后也為中共上層
人士中壹些具有開明思想的領導人所認識，鄧小平以至憤憤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在他們面前首先遇到意識形態的重重障礙。公有制經
濟已經試驗了，不行，只有召喚私有制經濟壹策了。這壹點大家肚知心
明，但都不說。80 年代初，個體僱工現象露面了，鄧小平對之很謹慎，
他的態度是，不禁止，也不宣傳。實際上給了壹條生路。到 1988 年，國
家通過憲法修正案：「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
展。」私營經濟初步獲得了合憲性。那時候，強調的是公有制經濟的「主
體性」與個體私營經濟的「補充性」。維護「主體性」是不能動搖的社會
主義原則，這使私營經濟的發展受到層層制約。人們對「資」與「私」
心懷餘悸，如履薄冰，如涉雷區，不敢理直氣壯地為其鳴鑼開道。包括
鄧小平也只能使出「不爭論」壹招為他的改革政策護駕。若公然號召發
展私有經濟立即會被指責「復辟資本主義」。於是鄧小平迂迴地找到另壹
條路徑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開闢通道：那就是市場經濟。對於市場經濟
雖也爭論多年，但其敏感性弱於私有經濟。92 年鄧下了個決心，在南巡
中大力鼓吹市場經濟，且辨明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即使是
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強人，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再生也不得不力避姓
「資」姓「社」之嫌。可見我們這個民族要消除對私有制的偏見是何等
之艱難！
不久，市場經濟被中共十四次代表大會（1992 年）所接受，從此，
私有經濟被迅速激活起來，它無孔不入地開拓著自己的生存領地與市場
空間，對中國經濟的勃興大顯身手。鄧小平的戰術很是成功。從 1978 年
到 2005 年，我國 GDP 從 3624 億元增加到 18.23 萬億元，平均每年增長
9.4%。此期間，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 343 元提高到 10493 元；財政收入
由 1132 億元增長到 3.16 萬億元。16
另據全國工商聯《2006 年民營經濟》
藍皮書披露，2004 年，內資民營經濟在 GDP 中已達 42.8%，2005 年底
上升到 50%，預計未來 5 年，民營經濟佔全國 GDP 的比重將達 3/4。17
顯
然，如果不開放民間私有經濟並獲得迅速發展，中國這近 30 年中的經濟
起飛斷無可能。
中國某些大牌的經濟學家將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歸結為是實行了市
場經濟，對私有經濟這壹關鍵因素有所忽視。人類史上，經濟奇迹都是
在私有制條件下出現的，這在資本主義時期尤為突出。資本主義的商品
生產以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都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我們要充分估計
市場經濟對於推動商品經濟與企業組織的作用。市場經濟與企業組織是
壹種互動關係；然企業組織是市場的基礎。可以說，沒有自由的企業就沒有自由的市場。我贊同某位學者所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
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18 我們可以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中國
的發展正是當代中國興起的原因所在。這裏所說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
應當是指私有性質的企業與兩權（中介的法人產權與最終產權）分立的
股份制企業。
經過兩種所有制的試驗與比較，為人們獲得新的認識提供了依據。
現在，對於哪種經濟形態更利於經濟的持久發展，或者說，更有利於社
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促使社會走向普遍
富裕的境地，其答案已朗若白晝，無可非議了。
也許，歷史上的壹些思想家對私有制的批評都有壹定的道理，但歷
史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沒有能看到人類在 20 世紀所進行的公
有制經濟在眾多國家中的試驗。這個試驗，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說，它同
歐文在 1824—1829 年間在美國所進行的「新和諧公社」的試驗壹樣，都
以失敗而劃上了遺憾的句號。所不同的是，20 世紀的試驗是在國家權力
的驅動下強行推行的，擴展到 10 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 10 多億人口，持
續達幾十年之久，其歷史紀錄之悲慘比之私有制下人們的生活狀況，遠
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在與公有制的比較中，人們應當為私有制說幾句公道話了。
1、 說私有製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形成貧富對立。可是公有制下難
道不是特權者的天堂，官僚主義者的樂園！即使在改革年代，官僚們以
改革的旗號作掩護，進行暗箱操作，大肆盜竊國民財富，化公為私，紛
紛成為擁有千萬、億萬財富的暴富者。「權貴資本主義」竟成了「改革」
的壹個豐碩成果，是當代中國腐敗勢力猖獗的集中表現。
2、 說私有制是壹種剝削制度，它對勞動者進行奴役與壓榨，從而引
起階級對立。可是誰能說公有制下杜絕了剝削現象呢？問題是，公有制
下的剝削具有新的特點，因而不易為人們所識破。公有制下的剝削以權
力為基本條件，因而可稱之為「權力剝削」，這種剝削方式具有很大的偽
善性。19
這是壹。其二，權力剝削往往在生產過程之外或在分配中進行，
是壹種超經濟剝削，較之資本剝削更落後，對生產力的發展並無積極意
義。其三，權力剝削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彈性，難以有壹個計算尺度，較
之資本剝削更無人道，如工人的剩餘勞動無條件地被國家佔有。這種剝
削形式長期來以工人為國家作「奉獻」等言辭加以哄騙與掩蓋，使工人、
農民的生活處於十分貧困的狀況（「權力剝削」問題有待進壹步研究。就概念而言，「權力剝削」與「權力剝奪」哪種界定更恰當，更合科學性？
尚可探討）。
3、 說私有制，特別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周期性地爆發了經濟危機。
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曾出現過危機？「文革」結束之時，中國的國民
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難道不是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不是生
產過剩危機，是嚴重的匱乏危機。其實，何止是經濟危機，還有信仰危
機、政治危機（接班人危機、執政危機）、社會危機。近 10 幾年又出現
了生態危機。
4、 說私有制加市場經濟，使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造成社會財富的
巨大浪費。說到浪費，公有制下的浪費則更為怵目與痛心。人們都知道
高指標，瞎指揮，勞民傷財；都知道共產風，浮夸風，人心浮動；都知
道長官意識，盲目投資，重複建設；都知道公款吃喝、公共汽車消費、公款
旅遊……如此林林總總，不知浪費了多少國民財富，揮霍了多少民脂民
膏！
此外，公有制經濟還具有私有制經濟所沒有的壹些弊病。
公有制經濟是政府包辦的經濟。除了經營成本高，浪費嚴重，管理
不善外，它使社會在經濟活動中成為被動者、旁觀者與依附者，每個人
失去了自主權與進取性，失去了對生產活動的興趣。本來，社會應當是
經濟活動的主體，而直接經營生產並非是政府應當承擔的基本職能。現
在，政府倒成了經濟發展的第壹動力與唯壹動力，社會動力則讓其靠邊。
包辦經濟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生產的發展進入慢車道，原先對優越性的期
許成了泡影。
公有制經濟是命令經濟。發展速度、經濟指標與重大決策由最高權
力者欽定，然後層層貫徹。它不顧客觀規律，發動經濟建設的人民戰爭
（如 1958 年的「大躍進」與「大鍊鋼鐵」），大轟大嗡，弄虛作假，勞民
傷財。發展計劃受挫，國家墜入深淵。只繳學費，老不畢業。領導者無
須承擔過錯責任，無下任之慮，反迫害不同意見者。可見，公有制經濟
不過是為發泄權力意志提供了廣闊的場所，百姓深為受害。
開啟市場經濟后 ，公有制經濟仍享有「主體」地位，「國家保障國
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憲法第七條）。政府在整個經濟活動中仍是「主
導者」，操縱種種大權（資源調配權、項目、指標審批權、經濟生活的決
策權與監督權等），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使市場競爭有失公
平，還為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賄賂公行大開洞門。國企改制，成了官僚們鯨吞國有資產的盛宴。老百姓為改革、也為腐敗埋單，社會財富迅
速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改革改出了壹個「權貴階層」，其孽生之源是官有
制經濟。
如果壹定要說堅持公有制有什麼重要意義，那就是為國家所操控的
龐大的國有資產與滾滾而來的利潤是極權主義的經濟基礎，它為極權統
治提供物質支持，又是官僚們索取特權享受的物質源泉，因此，作為公
有制的國有經濟在相當程度上是官僚特權階層的所有制，這並非讒言。20
所謂「相當程度」，因為國有經濟還不得不為社會提供公共需求並承擔著
國家的前瞻性發展。
但是，私有制是同「惡」相聯繫的，這壹點恐怕是無法否認的吧！
其實，這種惡，作為人性的壹個方面（人性中也有善的壹面）在任
何環境下都會有所表現的。說私有制誘發了人性中的惡，難道在公有制
的場景下，人性中的惡就消失了。當然不是。問題是，這種惡的表現在
哪種制度環境下能引導到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產生較少的消極與破壞作
用。這是值得人們仔細思量的。
人都有需求、自利的慾望，需要得到充分的財富。如果他是以正當
手段獲得的，並不會受到人們的譴責與法律的懲罰。但社會若不確立私
有制的法律保護，那麼侵佔別人的財富並不認為是行為不當（如 1958 年
颳起的「共產風」，1966 年掀起的「抄家風」），這無疑助長了偷盜與搶
劫等惡行。以平等為原則的共產主義制度下，干多干少、干好乾壞壹個
樣。個人利益受到藐視，個人慾望受到壓抑，個人積極性受到摧殘。大
鍋飯，養懶漢。出工不出力。平庸者與勤奮者均是「按勞分配」，活得壹
個樣，餓不死，也富不了。社會不是獎勤罰懶，實際上在提倡獎懶罰勤。
由此可見，在私有財產制不確立或共產公有制的社會裡都存在著壹種潛
在的消極因素，即人們不願為個人利益而奮鬥。人缺乏熱情與激情，社
會缺乏生氣與活力，在這種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不要說大躍進，連小
躍進也是絕不可能。私有制的意義在於，它使個人奮鬥所創造成果均可
帶來看得見的利益，因此激發了人的慾望、熱情、智慧與創造力，激勵
著人們去競爭、去拼搏，乃至去冒險。這就給社會注進了前進的恆久動
力。

人的慾望和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應當視為正當，卻也容易偏離理性， 跌入違規的泥潭，因此被人們稱之為惡，私有制助長了這種惡，產生了 欺詐、掠奪、奴役、征戰等罪惡，因此它擡不起頭。其實，對這種惡，先前的思想家們並非沒有作出過公正的分析。譬如黑格爾， 他認為，善與惡，是編織世界歷史的經緯，他稱讚「惡」在歷史上的作 用甚至比「善」更為重要。他說：「我們對歷史的最初壹瞥，便使我們深 信人類的行動都發生於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興趣、他們的 個性和才能；當然，這類的需要、熱情和興趣，便是壹切行動的唯壹源 泉。」21 這樣的思想，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表述的更為直率，他說：「人 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 人們會先考慮這些，然後才考慮到公正和善德」。22 我們讚賞大公無私、 毫不利己、憂國憂民德行高尚的人，但是抱著這種人生目的的人同芸芸 眾生相比只佔十分細微的比數，如果教育和號召人們都要懷抱這壹志向 與實踐這壹目標，未免是烏托邦的空想與偽善的說教。所以，我們應當 承認：「個別興趣和自私慾望的滿足的目的卻是壹切行動的最有勢力的源 泉」。23恩格斯在研究了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的文明史后，以十分清晰的語 言道明：「卑劣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壹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 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 的單個人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壹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 24 恩格斯在此當然不是在宣揚人的貪慾與自私，而是揭示了文明社會中 具有決定意義的動力。這個動力就是人對財富的追求，或者說，就是人 性。私有制是與人性相通的制度。否定私有制的空想家們，或者無視人 性，或者扭曲人性，或者企圖改造人性。他們的美好計劃結果都遭到人 性的反抗而歸於失敗！由此也使我們明白，私有製為什麼是文明社會的 基礎而立於不敗之地。 1956 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消滅了壹切形式的私人所有制。此 后我們經歷了壹個無私有制的社會。沒有私有制的時代也是個人權利失 落的時代。社會在壹切方面停滯下來了。說停滯還算是不錯的。更多的 是經受著挫折、動亂的苦難。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2004 年國家 的憲法終於確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2007 年國家又出 台了《物權法》(稱《財產法》更妥)，保護私人財產權開始有了專門的法 規。 私人財產的明確界定與法律保護，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立法史上還 是第壹次。但是，私產與公產的法律保護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對於公產， 憲法強調「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私產憲法只稱「不受侵 犯」而已。前者「神聖」，後者不那麼「神聖」了。法律用語的差別反映主流意識對私產還存在壹定的歧視。這方面同西方國家還落後二百余年 （或許能在不大長的時間內消除同西方國家的差別）。我指的是官方的認 識水平。譬如，18 世紀中葉英國的壹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就私有財產 的神聖性發表過這樣的演講：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於對 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 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敢跨入 這間已經破損了門檻的破房子。這就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這對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可謂作了經典的說明。25 現在，我們終於又把私有制請了回來。從廢除私有制到重新確立私 有制，這壹大起大落的震蕩，翻天復地的變化，不過是走了壹個圓圈又 回到了起點，才終於駛入了人類的文明航道。正如何清漣在「中國改革 的得與失」(2002 年)壹文中所說：「整個世界從 1917 年以後的歷史，包 括中國 20 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只證明了壹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 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壹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 21 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壹選擇付出代價。」歷史是否在嘲笑我們：財 產權的原則恰恰是在對財產權否定的實踐中確立起來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商品生產為目的，迫使資產階級不遺餘力地去 開闢國內外市場。市場經濟中的激烈競爭形成了千萬企業的外在壓力。 對於每個資本家，既有攫取更多利潤的內在動力，又承受著市場競爭的 外在壓力，這兩種力量：內在動力與外在壓力，集資本家于壹身。正如 馬克思所說：「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 支配著每壹個資本家。」26 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過 去世代相比成了壹個奇迹。但是，市場經濟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因為 商品交易的前提是交易者擁有對某物的所有權。在公有制基礎上推行的 市場經濟，只能是夾生飯的市場經濟。因此，私有權的確立才可望中國 有健康的市場經濟。 通向富裕之路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了。不是「劫富濟貧」（像中國曆次 農民起義所做的那樣），使社會依然貧窮。不是「剝奪資本」（像中國上 世紀 50 年代所做的那樣），使大眾成為無產者。而是在私有制下人們以 不同方式的努力去正當地獲得財富。當壹部分人擁有越來越多的財富時， 國家就有條件通過合理的稅賦政策，實行財富的再分配，調節貧富差異。 要消滅貧富差別，不是消滅富人，剝奪他們的財產，而是讓富人越來越 多，越來越富，然後將他們中的壹部分財富流向窮人與弱勢者，幫助他們致富，由無產者變為有產者。如此，社會才能達到總體富裕狀態。這 是西方國家所走的壹條成功的道路。要消滅不平等，得允許不平等，然 后當條件具備時去填補這個不平等的溝壑。
經濟體制改革：重建所有制結構
「單壹公有制」已被實踐所否定，並不意味著是對公有制的否定。 公、私兩制，除了性質上的不同規定性之外，各自還因其不同的功能而 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求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此，任何壹種所有制都 不可能獨坐天下。 至 2005 年底，全國民營經濟在當年 GDP 總值中已佔 50%。須知民 營經濟這壹可觀的成就是在市場競爭有失公正與發展條件不及國企與外 企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說明民企在機制和效率上遠優於國企。但從功能 方面考察，國企比民企要複雜的多。民企的功能是單壹的，僅追求企業 的自身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那種賺錢少甚至賺不到錢的 生產它是不會去經營的。這就是它的局限性。當然，民企通過向國家納 稅，客觀上也是支撐國家職能重要的物質力量。它生產的商品，滿足社 會各種需求，還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它所產生的社會效益。 國企的功能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力量，即為國家控制社會、 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壹部分物質保障。國企的這壹功能使它追求多 重效益：第壹，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追求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 不是每壹個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種效益）。第二，國企的效益具有宏觀 性，它不是僅為社會某壹階層、某壹地區、某壹領域提供服務的，它是 面向全社會的。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不能單純地核算其自身的盈虧狀況。 由於它的效益的輸出，促使了其他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的 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和發 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健康地發展曲折地反映出來的。3.國企的效益 還具有未來性，為了社會的發展，國企承辦起某些重大的基礎性產業（如 南水北調）與先導性產業（如太空工程）。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周期長、 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民企無力、也不願承辦這些產業，這些任務就 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身上了。 國企與民營企業在功能上的差別，彼此在客觀上存在壹種社會分工，即他們在經營內容、所居行業應有所不同。認識這壹分工法則，有利於形 成公、私兩制的最佳結構，最大限度地實現各自的功能，使之優勢互補， 效益互補，協調發展。具有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社會（不管它是什麼性質 的社會），必定比翼雙飛，久享昌盛與繁榮。 對於所有制的認識，人們至今停留于公與私的界分。其實，有的事 物的性質具有多重性。對於所有制來說，公與私只是財產歸屬的差別。 筆者所提出的所有制功能的論點就是所有制的重要屬性。這壹論點為我 們較為全面地認識所有制的本質開闊了視野，對於重建中國的所有制結 構很有益處。我們必須超越公優私劣、褒公貶私的狹隘思維框架，進入 公私並存、功能互補新的思維境界。 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所謂 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是指公有與私有兩制的行業分佈合理，使兩種所有 制各盡所能，使各自的功能與效益得到較為理想的實現。 市場化改革以來，公私兩制結構的變化多半是在市場的衝擊與催化 下發生的，它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壹種自發、半自發的現象。這不妨也 可稱之為是壹種「市場調節」，理論指導壹直處於缺位狀態。國資委在 2006 年 12 月作出部署，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 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要保持「絕對控制力」，對裝備製造、汽車、電子 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要保 持「較強控制力」。27 國資委還認為，對於不屬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 國有資本，可依法轉讓。就是說，那些在國資委看來是「重要行業和關 鍵領域」都應當由國企和國資來經辦。這種觀點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 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大家知道，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是國企的改革，阻礙建立合理所有 制結構的困難也在於存在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 國企的改革，政府的導向大概可以歸納為兩種安排。壹種安排是將 相當數量的國企推向市場，即市場化安排。90 年代中期，有壹種觀點認 為，國有企業能與市場經濟相容。所謂「相容」，意指國企能在市場經濟 中生存與發展。這種觀點是為了表示，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企的 龐大陣線也無需收縮。為了開通這條道路，對國企提出了種種改革措施 與口號，如「政企分開」，「產權明晰」，「自負盈虧」，甚至要求其「轉換 經營機制」。十幾年之後這壹大批國企市場化「化」得怎麼樣？我們知道， 「化」得卓有成效者鳳毛麟角，從全局看，是「化」多為少，「化」有為無，虧的虧，散的散，國企在市場突圍中紛紛敗退下來。現在，對上述 那些口號，人們不再堅持了，留下的壹句「遺言」是：「抓大放小」。

那麼，這種選擇為什麼走不通？深層的原因在那裡？90 年代後期， 我在「國有企業的走向與解困」壹文中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目前有壹 部分國企在國內外市場中還有壹定的競爭優勢。這能否說明國企與市場 經濟相容呢？壹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優勢大致須有以下因素：規模 優勢、資金優勢、技術與產品優勢、機制與管理優勢，以及人才優勢。 縱觀那些尚具優勢的國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優勢，有的也略具后兩方 面的優勢，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業。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由於起步不久， 作為企業血液的資金還較為短缺，要擴大企業規模，採用先進技術生產 新穎產品，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國企面前， 民企還不是其對手。但是，待民企與國企的經濟實力大致相當之時，那 么，在市場競爭中稱雄者肯定不再屬於國企了(如果是公平競爭)。再過五 年、八年、十年，壹批民企強大之後，昔日在市場上曾領風騷的國企恐 怕也會遇到今日某些國企的困境。問題只是時間而已。所以，資金困擾 民企的發展是暫時的。對企業來說，生命力之源在於企業的機制，最寶 貴的財富也是機制。機制之差別是國企與民企的根本差別。民企具有內 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能不斷開拓自我生存、自 我發展的空間，對國企來說，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內生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因而在市場競爭中日趨萎縮。」28 因此，政府對這部分企業 所謂「市場化」的安排，實際效果是通過 市場競爭讓其自行淘汰之。 所以，「抓大放小」中的「放小」，不是政府對國企改革的原初設想， 而是經市場化實踐之後，這批企業難以生存，成為政府財政的個沈重負 擔，不得不作為包袱甩給社會。這批企業破產或長期虧損，就要轉讓、 拍賣企業的資產，這就產生了另壹個問題，即國有資產的流失。這雖令 國人心痛，遭到輿論的廣泛抨擊，但似乎又成為改革中必定要付出的代 價。國有資產流失的另壹通道是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中國的改革不是兩 條腿走路。經濟市場化走向，政治卻仍堅守 計劃規則。參与呀，監督呀， 公開化呀，統統靠邊。加上法制不盡完備，有法也可不依。企業的大事 由內部的頭頭與上面的領導說了算，實行暗箱操作。人民當家作主叫了 多少年，結果連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都沒有發言權！所以，不論是企業 破產或盈利，權貴們都有利可撈。他們既可利用市場，又可以利用計劃，頗為得心應手。他們是化公為私的「專家」，是盜竊國資的「明星」。改 革培植了壹批暴富者，而民眾為改革承擔著愈來愈沈重的代價。這條路 什麼時候才走到頭？！ 政府對那種大型、特大型的國企則作出了另壹種安排，即由國家壟 斷經營。國資委在 2006 年 12 月所作出的部署就是屬於這種安排。為什 么要對這類企業作出這種安排？國資委並無說明，只是說，對於不屬於 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可依法轉讓。言下之意，這類企業是 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所以要由國家壟斷經營，以保持「絕對控制力」 與「較強控制力」。這種含糊的說法缺乏明確的邊界：什麼是重要行業和 關鍵領域？也沒有說明，為什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要由國家壟斷經 營？實際上，國資委的這種部署自有其深層原因，只是不便坦言罷了。 依筆者的分析，內中原因：壹是仍受「左」的觀念或傳統所有制結構模 式的束縛，認為公有制經濟應享有「主體」地位，它在國民經濟中必須 佔大頭。其實，民營經濟在全國 GDP 中的比重以及就業人數等方面已經 突破「主體」框架。二是既得利益集團在壟斷利益的驅使下，要求對這 些行業與領域加以「絕對控制」與「較強控制」，使民間經濟不得滲入與 染指。三是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已發生顯著變化， 但離符合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合理所有制結構還有很大的距離，政府 至今對此仍缺乏應有的認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下，真正由國家投資經 營的行業屈指可數，並且壹般並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為了彌補市場的缺 失，因為市場難以滿足國家和社會現實和未來的全部需要。而國家卻有 責任為社會提供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公共秩序和未來發展的需要，這 些領域由於無利可獲或無力承辦而不為民間企業所光顧。所以，國有資 本與民間資本的投嚮應該是涇渭分明的。那種以「重要行業」和「關鍵 領域」來劃定國營與民營的邊界，可以帶有隨意的傾向，即可以隨長官 意志的變化擴大或縮小這種邊界，因而是不科學的，不利於公、私兩種 所有制合理結構的形成。必須建立起這樣的共識，只要不危及國家安全 與社會公共利益，只要民間經濟願意經營、有能力經營，都應當壹律開 放，讓其經營，不應該設立種種禁入邊界。即使壹時沒有能力經營的， 國家也要給予幫助，鼓勵經營。美國早在上世紀 20—30 年代就有鋼鐵大 王、石油大王、煤炭大王等，後來又有電力、電信大王。按照我們的觀 念，這些行業都應當是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不解決 合理的所有制結構，那麼，其結果是：第壹，不可能有完全發育的市場經濟。第二，壟斷企業與市場競爭相隔離，在既缺乏競爭的外部壓力、 又缺乏內部的約束機制的條件下，決不可能有良好的經營業績；在這種 情況下企業推出的壟斷價格以及所獲得的壟斷利潤，這類企業職工所享 受的壟斷工資與壟斷福利，29 必然要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損害消費者 的利益，這大大有失社會公正，勢必引發社會矛盾，這與建構和諧社會 豈非背道而馳！第三，以行政權力劃定壟斷經營範圍，既大大縮小市場 空間，也大大抑制民間經濟的發展，抑制社會對於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須知，經濟發展的動力與重心在社會而不在政府，在民間而不在官方。 政府應當遠離企業，遠離資本，遠離資源。由國家來操辦、經營工商業 決不是政府的職能，而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不改變這種狀況，中國 的經濟體制改革難以深入，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將缺乏持久的動力。 總之，為了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結構，必須拋棄對公、 私兩種所有制「左」的價值觀；必須使政府完全退出計劃經濟體制下所 承擔的職能，當好經濟發展的守夜人，而不是與民爭利；必須使公、私 兩制按其各自的功能正確定位，各盡所能；必須使壹切可以進入市場的 行業全部入市，使民間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成為創造與貢獻社會 財富的主角。這才是中國真正的掘起。 公、私兩制同壽與所有制理論的兩個基本概念
以往的教科書，根據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對所有制發展的歷史過 程歸結為這樣的公式：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產主義公有制。中 國在上世紀 50—70 年代的 30 年間，正是以這壹公式作指導，開展大規 模的社會改造並以壹撥又壹撥的政治運動來鞏固和發展這壹改造成果。 歷史證明我們錯了。 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是自然界歷經幾億萬年緩慢演進而形成的。和諧 的生態結構，有利於多樣生物體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平衡發展。同 樣,人類除了要依賴壹定的社會組織之外還需要合理的所有制配置作為 其基礎，這種所有制也是依憑自然生長與發展支撐著社會的不斷演進。 雖然在開始的長時段內共同狩獵與耕作，然後才有家庭耕種的土地與私 產，但是作為壹種財產的制度與觀念，在沒有私有制與私有觀念產生之 前，也不可能產生公有制與公有的觀念。也就是說，公私兩制與相應的 觀念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大致是同時被人們所認識的。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壹直是公、私兩制共生、共存，功能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的 雙線演進，立足於各種社會形態。也因此，所有制發展的歷史過程，決 不是先有了公有制，然後被私有制取而代之，最後，私有制又被更高級 的公有制所取代的單線演進。這個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論公式把我們害得 好苦！ 人類的個體不能離開壹定形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從古代的氏族、 部落到近代的民族國家，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集合體（如非政府組織、 政黨、利益團體）。這種共同體在設置管理機構同時還需要有屬於這個共 同體所有的財產制度，即公有制，以便給共同體的公共利益提供物質支 持。這是維繫共同體的經濟紐帶。與這個共同體的財產制度壹樣古老的 是私有財產制度。因為共同體的公有制是「無差異共有制」。30 它的基本 特徵是共同財富不可分割，作為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 財產的所有權無有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挂鉤的財產權，他們 只能共享，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佔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共同體 的壹個成員，在理論上他就具有平等共享其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 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公有制是必要的，但它滿 足不了每個人對財產的需要。在這裏，個人享有公共財產所帶來的利益 需經過共同體的管理環節，在此過程中，分配公正必打折扣；何況在財 富匱乏的情況下，滿足個人需求更是難求。另壹方面，如果沒有私有財 產制度，對於每個人能力的發揮，激發其創造財富的熱情與激情，極為 不利。鑒於上述兩種情形，私有制的存在與發展，顯得更為重要了。它 同公有制壹樣，都發生於人類的需要。 我國理論界有壹個觀點廣為流行：認為我國上世紀 50 年代取消私有 制是錯誤的，只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尚未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社會生產力還遠未達到可以消滅私有制的水平。也就是說，當時消滅私 有制只是早了壹點，時機尚未成熟。待生產力獲得壹定的發展，私有制 遲早要被消滅，退出歷史舞台。 這種觀點現在不會對我國再生的私有經濟構成取締的威脅，但其科 學性大可商榷。 第壹，財產權，即個人（家庭）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的法律原 則，是人權的壹項基本內容，它與人權中的生命權與自由權壹樣，都由 人性所派生、所規定。每壹個人，作為人，來到世間，要生存、要實現 自我價值，都應當同樣地享有這些權利。因此，這些權利是同人、同人類壹樣是亘古長存的。它的存在與生產力狀況沒有必然聯繫。壹定要說 聯繫，只能是生產力愈發展人權狀況會愈好。因此，認為生產力的發展 必定要消滅私有制是與人性、人權的原則相抵牾的錯誤觀點。第二，這 壹觀點沒有認識到人類社會的公、私兩種所有制由於同人們的關係與功 能的差別，存在著壹種分工關係，各自滿足著人類社會的需要。人類在 任何時候不能沒有公有制，也不能沒有私有制，兩制不能互相取代，他 們共生、共存、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發展。這就是人類文明史。 過去人們只揪住所有制是「公」是「私」這壹點認識，沒有去研究、認 識功能上的特性，其實，認識後者更為重要。第三，退壹步講，假定生 產力的發展獲得相當高的水平之後，私有制將會被消滅，可是，這個「相 當高的水平」的生產力是什麼樣的數量概念呢？有沒有壹個可以供衡量 的客觀尺度呢？遺憾的是，對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至今只有假說性的說 法，遠未具理論形態和實際可操作性，因此，這種假說性的觀點只能認 為是壹個偽命題。第四，19 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可是，即便是今天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人們 並不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窒息著生產力的發展。在美國有壹個 耐人尋味的現象：在現代化大生產中，大企業、大銀行、跨過公司固然 在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但中小企業在美國發展中也愈益重要。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美國中小企業的年產值佔美國 GDP 總值的 2/5，近 13000 億美元，幾乎相當於日本的 GDP 年總值，遠遠超過聯邦德國、法國、英 國和義大利的年 GDP 總值。31 因此，即使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所 有制結構仍然是：國有、私有並存，大私有、小私有並存。高度發達的 生產力仍然需要大私有，也絲毫不排斥小私有。 其實，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對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應當建立 什麼樣的所有制，還是壹個迷，這壹點可從《資本論》第 1 卷的最後結 論中得到證實。馬克思寫道，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后，「不是重新建立私 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過，這種個人所有制是建立在 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的。32 馬克思的這壹思想，如同數學王國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令人費解， 學者們的解釋於是眾說紛紜，甚至有「無解的命題」壹說。33 這裏的難點是：1.個人所有制與私有制有何區別？2.這種個人所有 制如何建立在對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如何保障既共同佔有， 又為個人所有？值得注意的還有，馬克思在這裏沒有提到公有制。 馬克思在對未來所有制的設想中，他對個人所有權的重視是顯而易 見的。由於當時尚無實踐經驗，他對未來社會的所有制的情形不可能作 出具體的描述。到了 19 世紀，壹種新的所有制形態——股份制出現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 3 卷中對此作出了天才的分析。由於此種所有制 問世不久，尚未成熟，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馬克思對未來的 所有制依然沒有提供清楚的答案。以後的壹個多世紀中，股份制獲得了 長足的發展，全面認識它的本質才有了可能。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 人所有制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 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 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制。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与這 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 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 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要區別。這 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 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 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 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 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 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 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 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於傳統公 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台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 共同佔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佔有，而這種共同佔有又由於聯合體 中個體佔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 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 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 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 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當時對股份制雖作了深刻的分析，由於股份制促使資本的集 中而產生了壟斷資本，競爭又促使資本更集中於大資本家手中，儘管資 本採取了「社會資本」的形式，但沒有克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因此，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企業」，「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34 馬克思的意思是，它為無產 階級剝奪這種集中的資本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準備了條件（後來，列 寧也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產生的壟斷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 礎）；因此，股份制必將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台。 但是，股份制在往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階段發展 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集合體」（此時勞動者也是股份所有者）相交 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勞動集合體成員開始是企業高級主管與高級技術人 員，然後向壹般勞動者擴大，他們以股份額可索取相應剩餘）。這是股份 制發展的第二階段。此時股份制的資本還僅為物力資本。股份制的第三 階段是人力資本成為股份資產中的新夥伴，並分享企業的剩餘（以前只 為物力資本所索取）。就是說，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公司職員 的人力資本所創造的剩餘應屬於公司職員。如此，人力資本所有者（主 要是企業主管與高級技術人才的智力資本，然後向其他勞動者擴大）不 但可以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餘。這不但表明，股份制與 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共存共榮，而且還產生了壹種新的生產關係和分配 關係，這種關係為消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展現了可喜的前景。35 馬克思 曾設想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在此不是成了現實了嗎？ 有人認為，股份制不是獨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性質要由持有 50% 以上股權持有者的性質來決定。如果 50%以上的股權屬社會共同體或政 府，它就是公有制；如果 50%以上的股權屬分散的私人，它就是私有制， 如此，就有了公、私兩種性質不同的股份制了。其實，鑒別是不是真正 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 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聯合體所委託的代表，而不是 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 50%的股 權，在體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 的分立制，因而仍難以克服改制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 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台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 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制的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 里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制由於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 得持久成功的先例。36
全盤消滅私有制，建立與鞏固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曾是中國人 的神聖事業。這段歷史發生在上個世紀 50—70 年代的 30 年間。在那個 年代，人們以為，這壹偉大事業真的可以使中國超越資本主義，進入社 會主義的理想境界。結果呢，幾乎全體中國人為此吃足了苦頭。但我們 也不要忽視這段歷史給中國人帶來的益處，就是，從此人們知道了私有 制不全是罪惡，公有制不全是福祉；人們也知道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消 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以及列寧關於消滅小生產的理論實實在在地把 我們誤導了。 中共執政已經壹個甲子年了。60 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 30年。從所有 制方面看，其變化是，前 30 年搞了共產，公有制壹統天下，我稱它是「公 有制專政」。后 30 年公有制經濟有了壹定的收縮，個私經濟於是破土滋生， 迅速掘起。中共建政 60 年前夕，個私經濟已佔國家 GDP 總量的 60%。左 派於是驚呼：「資本主義復辟了」。實際上，所謂改革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 變化，主要因為產生並在壹定範圍內擴展了個私經濟。然而，經濟學家吳 敬璉在回顧改革時提醒大家：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過大關。舊的經濟體制 是：公有制+計劃經濟（毛澤東搞的應稱「命令經濟」）。現行憲法（2004） 上說，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 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表明，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在政 治上、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國企至今是凌駕於市場之上的特權壹族。憲法 上的這些規定大不如《蘇聯所有製法》，該法第 4 條規定：「蘇聯的所有制 具有蘇聯公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三制並列，沒有指明哪 壹種是「基礎」、是「主導」。從其順序看，倒是公民所有制列其首位，表 明了在所有制這個關係國民幸福的根本問題上回到了人類社會的正道。至 于計劃經濟，雖在九十年代初期改稱市場經濟了，但這個市場經濟壹直是 由政府所駕馭的市場經濟：政府控制金融，控制資源，控制核心產業，控 制信息，還控制財富分配，計劃經濟並未退位。所以吳敬璉說是「壞市場 經濟」。上述兩方面，都嚴重遏制民間經濟的成長，也使經濟體制改革陷於 半途而廢。現在，國內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輿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成就是有壹點，但不能認 為改革是成功的；因為舊體制還具有強勁的「殘餘勢力」。中國的經濟改革 要出現更好的前景，必須將舊體制送入墳墓。

兩種價值論與資本家的價值定位
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誤解，是不少中國人（其中，多數人是陷於 理論迷霧，「左派」是因幼稚而與之不共戴天）認識中的壹個死結，構成中 國社會現代化轉型中的壹大障礙。這壹歷史現象的形成和延續，已經歷了 兩個歷史階段：第壹階段是1949—1976年毛澤東統治時期；第二階段是1978 年直到現在的后毛時期。 毛澤東統治時期，其治國理念可以歸結為壹個公式：「個人專制 + 以 階級鬥爭為綱」。鬥爭對象很「集中」，就是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 隨著政治鬥爭的需要發生過變幻莫測的變化。開始是壹個實在的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1956 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這個階級 在生產關係領域中已不存在了。此後毛「繼續革命」，不斷尋找新的對象。 壹旦有了新的目標，就冠名為「資產階級」，加以全殲。如 1957 年的「反 右鬥爭」中把 55 萬（官方 1979 年公布的數字）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 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更是壹場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大革命。斗 爭的主要對象是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與各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毛的理論是：「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事實上，1956 年 之後，所謂「資產階級」這個鬥爭對象虛擬化了，它是從毛的主觀需要出 發加以欽定的，其實質是，凡是與毛的路線、政策（如「三面紅旗」——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與勢力就是「資產階級」， 或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就被納入毛的鬥爭對象。因此，毛在此期間所謂 的「資產階級」實際上是打人、整人的棍子，也是運動群眾時揮舞的壹面旗幟；與科學的階級概念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也因此，毛髮動的壹次又 壹次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決不是什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 與實在的（1953—1956）與虛擬的（1957—1976）資產階級鬥爭給當代中 國帶來了深重的消極後果，其中之壹，就是使國人對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 陷入了深深的誤解，使國人在心理上患有嚴重的「恐資」病與「恐私」病。 第二階段自鄧小平執舵開始。鄧復出主政之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絕然對立的僵化關係有所鬆懈。鄧的思想主導依然是個人專制。他直言不 諱地說，毛在的時候毛說了算，我在的時候我說了算，什麼時候妳（指江 澤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他晚年執政獲得成就之所在，是他對資本主 義有了壹定的寬容。如允許實行農戶承包制，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出土問世， 開放外資入境，創建經濟特區，特別是 92 年南巡談話倡導市場經濟。也因 此，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受到來自「左派」的責難，認為改革 姓「資」，不姓「社」。實際上，鄧小平的改革與治國，在政治上嚴守傳統 的社會主義防線不動搖：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壹再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力拒借鑒西方政治體制，罷黜胡耀邦、趙紫陽兩位具有自由民主改 革思想的總書記，對 89民運果斷地實施鎮壓。總的來說，從政治制度到意 識形態，鄧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堅定反對者。他設計的改革藍圖是有限的「跛 足改革」。他的治國理念也可以歸結成為壹個公式：「政治嚴控 + 經濟放 松」。 鄧的改革指向與治國模式為他的接班人所秉持。江澤民的名言是，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要消滅在萌芽狀態」。胡錦濤登基（以 2004 年獲得 軍委主席權力為標誌）的詔令是「向古巴、朝鮮學習」。耐人尋味的是，自 改革以來，儘管在經濟上對內資與外資均有所開放，但在官方的話語中決 不言「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稱「非公有制經濟」。真是「中國特色」了。 中國的改革已走過了 30 年的歲月。即使改革是壹種「跛足改革」，也 引起「左派」們的深深不安。30 年改革、30 年風雨，其間無不充滿著激烈 的思想交鋒。2006 年原定是「改革年」，結果出現了改革的第三次爭論（第 壹次是 1984年前後，第二次是 1990年前後）。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如 貧富的兩極化，民生狀況的惡化，黨政官吏貪腐的普遍化等），「左派」怪 罪于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是資本主義復辟；主張通過第二次文化大 革命，向「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奪權，回到毛澤東時代那種 社會主義的正道。 面對「左派」的責難，中共改革派如何為之辯護呢？鄧小平為此發明的招數大致有三。招數壹，不爭論；招數二，有些東西，不姓「資」，也不 姓「社」，市場經濟就是；招數三，我們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些招數都迴避了壹個字：「資」，都是「避資」術。這就叫，資本主義可 以做，但不能說。 其實，姓「資」又如何？為什麼老躲躲閃閃呢？ 難道，這個「資」真的像瘟疫那麼可怕嗎？是罪惡的淵藪、萬惡之源 嗎？真的那麼大逆不道、十惡不赦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請妳講講 中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曾遭受過怎樣的苦難？或者，那諸多的西方國家如 何長期地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地獄之中？ 對「資」的誤解與恐懼，是毛「極左」統治下對資本主義進行長期錯 誤批判所留下的壹份消極遺產，乃至成為民族的壹塊心病。不管是毛的錯 誤批判或今天的「左派」為之招魂，其認識源頭都來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 的非科學論斷。因此，要消除對資本主義的誤解，根治心理上的「恐資」 病，必須重新認識馬克思對資本、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所作出的理論分析， 必須清理他的經濟學說中壹些明顯的偏誤，特別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 剩餘價值論對於後人的誤導（須知，「左派」不過是馬克思主義某些非科學 的理論結論的衛道士），以對資本主義（指自然資本主義，而不是權力孵化 出來的權貴資本主義，後者應另當別論）求得客觀、理性的認識，掃除當 代中國現代轉型中深層次的思想障礙。為此目的，本文通過對勞動價值論 與生產力價值論的比較以及對資本家歷史價值定位的闡述，對資本家與資 本主義的認識提出了新觀念、新思維，以撥開長期籠罩於國人心頭對資本 主義認識的迷霧。如果妳認同文中的分析，那麼，我們可能都會發出這樣 的感嘆：這真是壹個深深的歷史性誤會，何況毛對資產階級批判的指向是 壹個個虛幻的對象，那就更荒誕了！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錯誤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表現為愈來愈多的商品堆積。每種 商品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複合體，都是勞動的凝結物。馬克思將人的勞 動區分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認為每壹種勞動既是具體（有壹定目的和 形式）勞動，又是抽象（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勞動；具體勞動 形成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價值。這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 思認為，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壹源泉。兩種商品可以互相交換，因為它們的價值量相等，即生產它們的勞動量相等。所以，價值量以勞動量計算， 而勞動量以勞動時間計算。這並不是說，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愈 多，價值量就愈大，該商品就愈值錢。馬克思就此指出，作為價值尺度的 勞動時間，不是單個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而是「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 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從勞動力能為資本家提供剩餘勞動揭示了資本家剝 削工人的秘密。馬克思指出，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別的商品在使用 過程中消耗其價值，直至殆盡；而勞動力在使用過程中還能為資本家創造 新的價值。譬如資本家購買壹個勞動力（實際上應當說是「租賃」，因為勞 動力的所有權仍屬於工人），他支付20 元工資要工人勞動壹天——12 小時， 結果工人勞動 6 小時，就創造了 20元的價值，就可抵償他的工資（馬克思 稱這抵償工資的 6 小時勞動為必要勞動時間），接著又勞動了 6 小時所創造 的 20 元價值就是剩餘價值（馬克思稱這 6 小時的勞動為剩餘勞動時間）， 為資本家佔有，是資本家的剝削收入。這就是剩餘價值的來源，資本積累 的秘密。 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建構了《資本論》的恢宏大廈。列寧說， 《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聖經。1949 年以來的中國，根據《資本論》的基 本思想所編纂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官方命定的統壹教材，人們無不 當作真理加以接受。直到上世紀 90年代中期后，學術界才對勞動價值論的 缺陷進行了壹番討論；但這種討論是在捍衛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只對勞動 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作了某些修正。 那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錯在哪裡呢？ 勞動價值論的第壹個錯誤：將工人的體力勞動視為價值的唯壹源泉。 馬克思說：「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對象 化或物化在裏面。那麼，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 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 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壹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馬克思還 說：「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 值量。」1 顯然，用勞動量、即勞動時間作為測定價值尺度的勞動只適用於簡單 的體力勞動。馬克思無意中排斥了複雜的腦力勞動也是勞動，而且是更重 要的勞動，這種勞動自近代工業社會以來其作用愈來愈顯著，亦愈來愈重 要。簡單的體力勞動其勞動成果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如至今仍沿用的 計件工資），而複雜的腦力勞動是絕對不能用勞動時間來計量的。《義勇軍進行曲》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輝煌不朽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魯迅的《阿 Q正傳》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吳冠中說，壹個魯迅抵 300 個齊白石，因為魯迅是思想家。意思是思想家的勞動與畫家的勞動不能同日而語）？還有無數的科學家在創造發明中所貢獻的勞動成果，其價值都無法用勞動時間作 為尺度去簡單地界定其無量的價值。當人類尚處於原始的農業經濟時期， 純體力勞動是那個時代勞動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的勞動其勞動量當可作 為勘定其勞動物品的價值。馬克思所舉的 1 匹布=2 只羊的例子大體符合那 個時代的情形（說「大體」，因為還有自然條件的因素）。如果說，亞當·斯 密（1723—1790）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時期）所提出的勞動決 定價值的理論還是基本正確的（他尚且還認為價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 種收入構成的），那麼，馬克思的價值論（《資本論》第 1 卷于 1867 年問世） 則遠遠地脫離了他所處的時代。 即使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壹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馬 克思也堅持認為，每個人以他的勞動時間核算出他的勞動量，以此向社會 領取他所應得的消費資料。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他說：「社會 勞動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 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 了多少勞動，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與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 壹份消費資料。」2 這是馬克思堅持將簡單的體力勞動作為價值唯壹源泉的 又壹證據。 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撇開其若干的空想不說（如國家消亡，分 工消失，商品和貨幣不復存在等），他的以每個人的勞動時間獲取其生活資 料也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事實是，腦力勞動者隊伍 的不斷擴大，他們在物質和精神生產中的作用愈益顯赫。他們如果也同體 力勞動者壹樣，只憑其勞動時間去領取生活資料，這合理嗎？馬克思認為， 在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後，大家都成了勞動者。問題是，他所說的勞動者是 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呢？在《法蘭西內戰》（1871）中馬克思如是說： 「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勞動就不再是某壹個階級的屬 性了。」3 馬克思的意思是，以往，繁重的體力勞動壹直是全由工人來承擔 的；勞動解放之後，這種勞動就由大家來承擔了。可見，他所說的「大家 都會變成工人」，是說「大家都會變成體力勞動者」。馬克思不但不承認工人所從事的體力勞動以外的那些與物質生產有各種聯繫的勞動（如經營管 理勞動，科學技術勞動，教育工作者與醫療工作者的勞動等）屬於他的勞 動範疇，而且還要消滅這些形式的勞動哩！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 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 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原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在馬克思看 來是「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因而這種「分工」被馬克思認定為是 壹種「對立」。既然是「對立」的，自然必須消滅。怎麼消滅呢？就是上面 所說的，使大家都成為工人，也就是說，消滅各種形式的腦力勞動。人類 文明史表明，只有依賴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才能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 放出來，社會才能獲得重大發展。馬克思則反其道，認為體腦對立消失之 后，勞動（指體力勞動——筆者注）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 的第壹需要，「個人」全面發展實現了，「生產力也增長起來」了，「集體財 富都充分湧現」了，那個時候，「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就實現 了。4 按照馬克思的設想，人類只會退到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只承認體力勞動是勞動，否認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在毛澤東那裡有了 豐富和發展，在實踐中還得到了有力的貫徹。如知識分子必須進行勞動改 造。這個勞動就是體力勞動，內中意含智力勞動不是勞動，而且加以歧視。 大躍進年代，提出「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口號，提出知識分子要在勞動改 造中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學習，拜他們為師。就是說，腦力勞動者、有 文化的人要接受體力勞動者、接受沒有文化或略識幾個字的人的教育。毛 還認為，知識分子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就是說，只有工人農民的勞動有 價值，知識分子的勞動是沒有價值的！他早就說過，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 有知識。文革期間宣傳「知識愈多愈反動」；工人階級（工宣隊）佔領上層 建築，領導斗、批、改；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很有必要。如此等等。毛澤東主宰中國的年代，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民 間流行「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操作手術刀的不如耍剃頭刀的」 順口溜，譏諷體腦（收入）倒掛。歧視和迫害腦力勞動者，導致中國的物 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陷入低谷，社會遭受深度創傷！ 有人會說，馬克思沒有否認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巨大作用呀！是的， 馬克思對當時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在生產中的運用沒有視而不見。譬如他說： 「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 過程的壹個要素，」甚至還說：「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 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壹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水平，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工人不再是生產過 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旁邊。……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 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從事勞動 的時間，……壹旦直接形成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 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5 可以說，馬克思的這壹論述已經使 他的勞動價值論不能自圓其說，從而動搖了勞動價值論。但他仍沒有去修 正他的價值理論，以體力勞動為依據的勞動價值論依然是他政治經濟學的 基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因而是價值創造的重要因素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 體系中仍無立足之處，因為這樣壹來，將完全改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面 貌，也不符合他研究經濟學的初衷。 勞動價值論的第二個錯誤：物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創造價值。 常識告訴我們，勞動力只是生產中壹個必要的要素，要進行生產還必 須有生產設備（工具，如機器）和生產加工物（如棉花、鋼材、礦產物等） 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為人力資本，那麼生產資料可稱為物力資本。 物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消耗和改變了自身的價值，它將自身的價值轉 移到了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新產品的價值之中；問題是，除了轉移價值之 外，是否還產生了新的價值？馬克思對此是否定的。 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是過去勞動的產物，它在生產過程中只是為活 勞動提供條件。新價值只能由活勞動創造，過去勞動的產物——死勞動， 只是轉移其固有價值。他說：「生產資料只有在勞動過程中喪失掉存在於舊 的使用價值形態中的價值，才把價值轉移到新形態的產品上。」還說：「生 產資料加到產品上的價值絕不可能大於同他們所參加的勞動過程無關而具 有的價值。」6 比如，資本家投入資本，蓋了廠房，添置了機器設備，購買 了原材料，這些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只轉移其相應價值而不形成新價值。 所以，馬克思將生產資料這壹物力資本稱為「不變資本」。「轉變為生產資 料及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 己的價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而 將人力資本即支付工人工資的資本稱為「可變資本」。「轉變為勞動力的那 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壹個 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餘額，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 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數不斷轉化為可變數。因此，我把 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7 馬克思將資本分為「不變資 本」與「可變資本」，在理論上是壹個悖論。因為，所謂資本，就是「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見《辭海》）所以，凡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其價值都會發 生變化，不存在「不變資本」。 隨著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廣泛運用，用現代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自動 化生產設備的那些企業，使工人的勞動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作用顯得愈益 微不足道。那麼，這些企業所創造的巨大商品價值，如果仍都歸結為工人 的勞動，這符合事實嗎？按照馬克思只有可變資本才創造價值的理論，這 些企業的利潤應該減少（因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工人及其勞動將 不斷減少）。可事實恰好相反，這些部門的利潤率隨著勞動力的減少反而往 往上升。可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生產力愈來愈依賴於科學技術，由 智力成果轉化的物力資本愈來愈成為生產中創造新價值的主體。如果還硬 要說壹切新價值都是由工人的勞動創造的，那麼，在無人車間乃至有些無 人工廠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又作何解釋呢？以物力資本形式存在的壹切生 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出新的價值，這在古典資本主義時期是如此， 在現代的資本主義時期更是如此。物力資本投入者獲得利潤所得理應，絕 不是工人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 勞動價值論的第三個錯誤：否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是價值的重要 源泉。 為了維護勞動價值論，馬克思也否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在價值形 成中的作用。他說：「生產上所耗費的資本的補償，只是表現為壹定生產資 料的價值的補償。作為要素加入生產但不需要代價的自然要素，不論在生 產中起什麼作用，都不是作為資本的組成部分加入生產，而是作為資本的 無償的自然力，也就是，作為勞動的無償的自然生產力加入生產的。」8 如 果承認利用自然生產力是需要有代價的，那麼，商品價值的源泉就立即多 出了壹個，而且壹旦承認自然生產力的利用是有代價的，那麼，生產資料 即物力資本也理所當然是價值的源泉了。這豈非動搖了勞動價值論，也動 搖了馬克思的整個政治經濟學大廈。 但是，否認自然生產力是價值的壹個源泉，在事實面前立即陷入困境。 因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的生產條件下所帶來的成果往往會有差別。比如 「同壹勞動量在豐收年表現為 8 蒲式耳小麥，在歉收年表現為 4 蒲式耳。 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貧礦能提供更多的金屬等等。」9 再如，壹農夫 同時在甲、乙兩塊地上種植，甲地土地肥沃，乙地土地相對貧瘠，假定農 夫在甲、乙兩塊地上花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比如都是 500 小時的勞動量， 結果甲地收穫 500 公斤穀物，乙地收穫 250 公斤穀物，這樣甲地每公斤穀物包含了 1 小時勞動量，乙地每公斤穀物包含了 2 小時勞動量。這就意味 著，甲地每公斤穀物價值要小於乙地每公斤穀物價值量。但在現實生活中， 只要這個農夫種植的穀物品種壹樣，他所收穫的單位穀物的價值就是壹樣 的。那麼，在花費同等勞動量的情況下，甲地多出 250 公斤的穀物其價值 從何而來的呢？ 為了化解這壹矛盾，馬克思提出了「勞動生產力」這壹概念。馬克思 說：「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壹變動而變動。勞動 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 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 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 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 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量就越大。 可見，商品的價值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壹勞動的 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0 筆者認為，「勞動生產力」這壹概念非但沒有解 決相同的勞動量帶來不同的價值這壹矛盾，反而引出了壹個荒謬的結論： 即為了增加商品的價值量不應當提高勞動生產力。或者說，維持低水平的 勞動生產力，反能保持較高的商品價值量。 如果說勞動力是蘊藏於人體中的自然生產力，那麼，大自然中的每壹 種自然生產力就是蘊藏於某種自然物中能被人類開發利用在生產過程中創 造價值的力量。土地是壹種自然生產力，這種自然生產力蘊藏於土地之中， 它被人類開墾之後可以種植糧食、棉花等莊稼，貢獻價值。水，稱為壹種 資源也是壹種自然生產力，這種自然生產力儲藏於江河、湖泊之中，它被 人們開發之後可以用來飲用、灌溉、航運、養殖、築壩發電等。不過，有 的自然力不但不能成為對人類有利的生產力，反而對人類帶來種種危害， 如颶風、地震、洪水等，對於這種破壞性的自然力，人們採取各種防範措 施，減少它們對人類的損害。土地作為創造價值的力量，它的價值貢獻額 就是地租。地租應分作兩塊。壹塊是成本地租，它用於補償土地生產力， 維護生態平衡，是土地資本或地力資本折舊。土地這種自然生產要素並不 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無償的」，「不需要代價的」。將荒地開墾成可以 種植的土地就要付出代價。土地，也如同人的勞動力壹樣，在使用過程中， 需要補償，如地力的恢復，水土的保養等。因此使用土地等自然生產力也 是必須支付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成本地租。成本地租的用途就是用以補 償土地的生產力，保障自然生產力系統的再生，使整個生產力系統能正常運行。人們對自然生產力如果只利用、不補償，就會造成自然生產力的透 支、虧損，致使生態平衡的破壞。所以必須糾正自然生產力是大自然無償 地賜予人類的錯誤思想。地租的另壹塊是剩餘地租，即地力資本所創造的 利潤（剩餘地租又可分為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兩部分，這裏不再細述）。傳 統的地租理論，包括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將地租籠統地算作剩餘價值，未 能分割出實際上存在的成本地租，這是傳統經濟學的重大缺陷。11
馬克思的預言在實踐中煙消雲散
勞動價值論論證了工人的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壹來源，它被資本家無 償佔有了。為了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資本家用延長工人勞動時間或提高 勞動強度、降低工人工資等方法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因此，資本主義社會 「在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壹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 無知、粗野、道德墮落的積累」, 12 造成社會貧富對立的兩極，「這就是資本 主義積累的絕對的壹般的規律。」13 兩極化的積累所導致的生產過剩經濟 危機，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資本主義的喪鐘 敲響了。剝奪者將被剝奪。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的革命同樣是不 可避免的。

然而，馬克思沒有盼來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在馬克思之後， 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爆發這樣的革命。同馬克思的壹系列論斷相反， 比如資本家為了多獲利潤，並沒有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採取延長勞動時 間或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人工資的方法，而是相反：不斷地縮短勞動時 間，而工資卻有所提高，還獲得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障等社會福利。原因是 什麼呢？第壹，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愈來愈依靠 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而不是依靠榨取工人的剩餘勞動，相反，工人 在生產第壹線的勞動對於價值創造的分量顯得愈來愈小。第二，資本主義 制度提供工人階級權利的保障機制。工人們享有結社、遊行、請願等權利， 整個社會言論和輿論是開放的。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來自資本家乃至官方侵 犯時，他們可以運用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進行抗爭。上述兩方面的原因，因 為有悖于勞動價值論，因而被馬克思所忽略。 再比如，根據馬克思資本積累的絕對規律，預言有產者人數愈來愈少， 無產者人數愈來愈多，而且愈來愈貧困。可事實是，無產者人數愈來愈少， 有產者人數愈來愈多。大富者雖是少數，但中產者卻是壹個社會的基本階層。工人是勞動者，又是擁有壹定股份的資產者。原因是什麼呢？資本主 義制度通過國家干預實行財富共享。從宏觀層面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文 明（特別是普選制和議會制）的積極成果。資本主義民主制愈來愈成為大 眾的護身符，而馬克思寄予厚望的無產階級專政卻被社會主義政黨們束之 高閣。從中觀與微觀層面看，是實行現代股份制的積極成果。馬克思在世 時已看到股份制的端倪，但尚是資本家的「資本集合體」。所以被馬克思預 言為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14。馬克 思的意思，它是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但是，股份制在 以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發展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 集合體」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就是說，股份制的資本除了物力資本， 人力資本也成為股份制中的新夥伴。於是，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 分享企業的剩餘。如此，人力資本所有者（包括企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 和壹般勞動者）不但可以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餘。這表明， 股份制產生了壹種新的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它與企業生產、市場經濟共 存共榮。馬克思所設定的勞資之間對立的關係在這裏顯得愈來愈淡化了。 有人認為，馬克思創立他的理論所產生的偏誤，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代 資本主義尚處於早期，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在往後的發展中所出現的種種 情況。這種說法並不確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已經結 束。就在他撰寫《資本論》的英國，工業革命已告完成，資本主義社會化 大生產已被馬克思看得壹清二楚。為了從經濟學證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他把自己封閉于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從以 往的圖書資料中去搜集他所需要的論據，以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 創立與時代相脫節的勞動價值論。因此，勞動價值論是壹個假說，而不是 科學學說。前者是未經實踐證明的學說，後者是被實踐證明的學說。在科 學史上，許多學說開始往往是壹種假說（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以後被 實踐所證明，才成為科學。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卻成了壹個例外：由假說 而被證明為是偽說，或者基本上是偽說。勞動價值論之所以遭此命運，在 于馬克思方法論的先驗性。他首先設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無產 階級必定要剝奪資本、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然後，他 以勞動價值論作立論論證這個先驗設定的正確性。儘管馬克思建立了壹個 經濟學體系，著述了三大本《資本論》學術巨著，他的論證的嚴謹與充分， 似乎無以復加，但立論的片面性使他的論證系統在實踐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資本論》問世以來，只是少數專業學者的研究對象或高等學府的選修課程，在大眾中問津者極寥。它作為圖書館的壹部重要藏書，靜靜地躺在那 里。這本為工人所撰寫的書，工人們卻不予理會。

生 產 力 價 值 論 經濟學的革命
勞動價值論只有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被確立為正統的政治經濟學理 論。對於現代社會，無論是在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勞動價值論都無法 解釋經濟活動中的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問題。那麼，在實踐中所通行的是 什麼理論呢？是「生產力價值論」。 概念　 所謂「生產力價值論」，是指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財富)，是由投 入生產的各生產要素所聚合而形成的合力即生產力所創造的。我們通常說， 人力是壹種生產力，自然力是壹種生產力，物力是壹種生產力，科學技術 更稱為第壹生產力等。嚴格地說，它們都是生產力的要素。特別是進入工 業社會以來，僅有某幾種生產力要素，還無法形成生產力，因而無法進行 生產；必須將各種生產力要素加以有機聚合，繼之，按壹定目標，循壹定 次序，協力運動，才能達到生產的目的，創造社會財富(價值)。因此，生 產力是各種要素有機組合而產生的壹種力量，而生產是生產力中各要素所 形成的合力之發輝。因此，「生產力價值論」就是生產力中各生產要素共同 創造價值的理論。 生產力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區別卻是原 則性的：勞動價值論只承認勞動者的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之外的生產要 素在生產中不創造價值；生產力價值論則認為，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生產要 素在生產中共同創造價值。　 生產要素的歷史演進及其價值分配　 理解生產力價值論，首先要考察生產要素的歷史演進。　 人類社會已經歷了若干經濟發展階段。大體有資源經濟階段，勞動經 濟階段，資本經濟階段，目前正向著知識經濟階段邁進。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是生產力中要素的變化。簡單的低級的生產要素與 低水平的經濟發展階段相聯繫。複雜的高級的生產要素的出現，標誌社會 的經濟發展已達到較高的水平了。資源經濟階段，相當於狩獵與採集業階 段，人類以自然界提供的資源為生。自然資源狀況決定著該階段人們的生 產和生活狀況。自然資源即自然生產力也就是該階段最主要的生產力要素， 成為人們獲得價值(財富)的主要源泉。勞動經濟階段，大體是農業經濟階 段。在這壹時期，土地是自然提供的，勞動工具簡單，人們從事生產活動 主要依靠人的體力勞動。所謂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壹分勞動才有壹分收 獲。勞動力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勞動是人們獲得價值(財富)的主要源泉。 到了資本經濟階段，人類步入社會化大生產時代，人的手工勞動愈來愈被 機器所取代，生產要素開始多元化、複雜化了。除了勞動力和以土地為代 表的自然力要素之外，還需要有強大的物力資本。資本這壹要素開始獨居 鰲頭，並成為其他生產要素的統率者，擔當了組合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的 使命，因此被稱為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在大生產的舞台上殫盡竭慮、 東奔西走，喚風呼雨，成了生產活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目前，人類正在 向知識經濟時代邁進。以知識創新為前導的科學技術開始成為生產中最突 出的要素，所以，有人稱這壹時代是「知本家」主宰的時代。 各種生產力要素的先後登台以及在生產過程中重要性的角色更替的歷 史現象啟示我們，無論是「勞動價值論」還是「三元價值論」(土地、勞動、 資本)，不過是那壹時期生產力狀況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　 斯密這樣論述了資本主義時代之前人的勞動在價值形成中的決定意 義。他寫道：「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末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 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壹標 准。例如，壹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壹頭所需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 鹿壹頭所需要的勞動，那麼，海貍壹頭當然換鹿二頭。所以，壹般地說， 二日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于壹日勞動的生產物，兩點鐘勞動的生產物 的價值二倍于壹點鐘勞動的生產物，這是很自然的」。15 這段話被視為「勞 動價值論」的經典論述，但是我們不應忽視斯密對勞動價值論的限定，這 就是「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末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這個社會大 體是人類的狩獵社會和早期農業社會。工業革命之後，在資本積累基礎上 的以機器為動力的大生產逐步取代以人工為動力的小生產，商品價值構成 中對應於人工勞動量的價值部分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以勞動量 作為衡量商品價值尺度的做法勢必為社會實踐所拋棄。正是由於生產要素結構的這壹深刻變化導致價值構成的改變，使斯密將「三元價值論」作為 資本主義時代分析價值的工具。　 其實，「勞動價值論「或」三元價值論」雖尚能成為壹定時期分析價值 的方法，但應看到其相對性。就斯密所說的那個「初期野蠻社會」中，勞 動對價值的形成具有決定意義，但是自然資源與簡單的工具難道對價值的 形成壹點也沒有作用?同樣，在工業社會中，如果說物力資本對價值的形成 具有決定意義，但是，土地和勞動力二要素難道對價值的形成可以忽視。 對任何時代來說，生產力價值論都將避免這壹片面性。生產力價值論申明 價值是由生產力的各要素共同創造的。但是，生產力要素的構成是壹變數； 其中，各要素的重要性也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如前所 述，在遊牧經濟時代，生產力要素主要是以土地為基礎的自然資源。在農 業經濟時代，勞動力要素顯得比以前的時代重要得多了。到了工業時代， 機器大生產的條件下，首先需要有雄厚的物力資本的投資和再投資(擴大再 生產)，同時，資本還起著聚合其他要素的功能，因而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要 素。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知識與智力在生產中的作用雄踞首位，資本主 義時代物力資本的重要地位被智力資本所取代。總之，對於生產力價值論 來說，不論在任何時代，既肯定某種生產要素的特殊重要性，也不忽視或 抹煞其他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於價值是由生產力各要素共同創造的，因此價值應當在各要素中加
以分配，其分配額應以各要素在生產中作用之大小而定。在農業經濟時期，
土地、勞動力與工具三要素中，以勞動力要素倚重，因此勞動者應分得較
多的剩餘價值。土地所有者所獲取的剩餘價值應少於勞動者所分享的剩餘
價值，否則就是不合理的分配方法。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時期，如果生
產要素仍分為三類，即三種資本：人力資本，物力資本，和以土地為代表
的自然力資本，那麼扣除其各自的成本外，剩餘價值應在這三種要素中按
其創造價值貢獻額之大小進行合理分配。但在分配中事實上遠非這麼簡單。
因為工業生產不像農業生產是壹種簡單的小生產，不需要組織者和經營管
理者。可以說，組織者和經營管理者是大生產的核心和靈魂；沒有了他們，
大生產不能創立，也不可能持續進行，他們理應獲取相當的剩餘價值。此
外，工業經濟時期，科學技術開始應用於生產，成為壹種愈來愈重要的生
產力要素，科技工作者顯然應當從中分享壹份剩餘價值。這裏還沒有談到
那些與大生產發生間接關係的某些部門的勞動者對社會化生產所作出的貢
獻，如教育工作者，醫療衛生工作者，文藝與學術工作者等。總之，人類進入工業經濟時代后，價值的創造與分配是壹個複雜的問題。勞動價值論
顯然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生產力價值論克服了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
資本剝削的新界說　
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力價值論都承認，資本家是剝削者；但對剝削概念
的界定上，兩者出現了差異。　
勞動價值論認為，生產中的全部利潤，即工人的剩餘勞動所創造的價
值——剩餘價值，全被資本家無償佔有了。在這裏，利潤為剩餘價值的轉
化形式。因此，資本家的剝削所得是利潤的全部，剝削率是利潤的 100%。
如果用生產力價值論來計量資本家的剝削所得，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在這裏，全部利潤即扣除成本的新價值是由幾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這
些生產要素大致有：第壹，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資本；第二，勞動力為代
表的人力資本；第三，資本為代表的物力資本；第四，科學技術為代表的
智力資本；第五，生產的組織與經營為代表的管理資本。假定這 5 種生產
要素在價值(利潤)創造中貢獻額相等(其實不然)，那麼，各種要素所創造的
價值各佔總價值(利潤)的 1/5。即使勞動力所有者(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剩餘
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全部被資本家所佔有，那麼，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也
只有佔總價值的 1/5，即只佔全部利潤的 20%，這就是資本家的剝削量，與
勞動價值論相比，剝削量(也可以說是剝削率)減少了 80%。
當然，資本家的實際剝削量壹般會超過利潤的 20%，這是因為，我們
把 5 種生產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額設定為壹個平均值。還因為，資本家
還要從別的要素所有者那裡儘力獲取剝削收入。但是，資本家作為物力資
本和管理資本的投入者，其投入生產中所創造價值的貢獻額，都應當是資
本家的合理收入，不能歸入于剝削的疆域。問題是，對物力資本和管理資
本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的界定，應當也有科學、合理的方法；如同對人
力資本(工人的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的界定應當科學合理壹樣，不應
誇大，也不應縮小。但是有壹點恐怕是應當承認的，即物力資本和管理資
本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應當高於各要素所創造的總價值的平均值。這是
因為，物力資本是其他生產要素的基礎，是配置、聚合各生產要素的前提，
如果把其他生產要素看成是壹種資本，那麼，它是資本的資本，是資本之
母。至於管理資本，其投入者所付出的勞動的複雜性、創造性與風險性，
也不能與普通的體力勞動相提並論。
因此，資本家在利潤中應享有以下幾項合法收益：第壹，風險收益；第二，投資收益(機會成本)；第三，經營管理收益。只有當收益超過這幾項
收益的總和才是剝削收益。由於勞動價值論將資本家幾項合理收益划入為
剝削收益，誇大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這是否定資本家的歷史價值並遭之
無情貶斥的重要原因。對於中國人來說，客觀、正確地認識資本家的剝削
是壹個全新的重大課題。但是，只有在正確的經濟學價值論的指導下，才
能解決這壹問題，使人們的認識接近於客觀實際。否認、掩蓋資本家對勞
動者的剝削固然是錯誤的，然誇大資本家的剝削也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工
人的權益應當受到保護，特別在勞資之間他們往往處於弱勢壹方，其權益
容易受到侵犯。另壹方面，資本家的正當權益同樣也應當受到保護。但是，
什麼是資本家的正當權益也只有在正確的經濟學價值論指導下，才能有正
確的答案。
知識經濟時代價值觀的轉向
如果將生產力仍界定為三項基本要素：人力資本，物力資本，和自然
力資本，那麼，可以將人力資本又分解為體力勞動資本和腦力勞動資本，
後者即智力資本。所謂知識經濟就是腦力勞動的智力資本在生產中發揮著
主導的和基礎的作用，以致體力勞動只起著輔助的作用。這是對知識經濟
通常的理解，卻是壹種膚淺的理解。
我們忽略壹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人類的智力對於推動生產力的發
展其廣度和深度在理論上是無限的。壹項重大科技成果的創造發明以及在
生產、生活中的運用，可以使人類進入壹個新時代：如電力時代，電子時
代（信息時代）。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自然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卻是有限的。
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礦物資源等都是有限
的。當人類的科學技術還不能使人類遷徒到地球之外的星球中去生存，或
還不可能從別的星球上獲取人類生產與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源，以滿足地球
人的需要，那麼，人的智力資本與自然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將會發生尖銳的
矛盾。地球上的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著，人的消費需求在日益膨脹著。智
力資本能滿足貪婪的人類無限的物質需求嗎？生態平衡的破壞，環境的污
染，氣候的惡化，資源的短缺，災害的頻發，這些都是這壹矛盾尖銳化的
警告。羅馬俱樂部早在 1972 年就提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如不抑
制人口和經濟增長，地球與人類將由於環境污染和糧食不足而在壹百年內
毀滅。2010 年 9 月，天才物理學家霍金又爆出驚人言論稱：地球將在 200
年內毀滅，因為「人類基因中攜帶著自私、貪婪的遺傳密碼，人類對於地球的掠奪日盛，資源正在壹點點耗盡……」與此同時，世界自然基金會在
壹份研究報告中亦指出：到 2030 年，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將出現衰退，
除非人類從現在開始就減少使用地球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世界自然基金
會與霍金的預言可謂不謀而合。16 即使沒有這些科學家的警告，每壹個地
球人也已感受到逼仄的空間、惡劣的環境正日甚壹日地威脅著人們的生存。
幾千年來，人們竭盡全力發展生產力，渴望經濟增長。因為生產力的發展
與經濟的增長，能為人們帶來愈來愈豐富的物質資料與社會財富，從而提
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但是，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與經
濟增長是以索取與利用各種自然資源為前提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和經濟
的高速增長促使人類對自然資源肆無忌憚的掠奪與貪婪的佔有。人類在大
自然面前稱王稱霸的後果是什麼呢？生產力無節制地擴張和經濟的日益
「繁榮」，是否能給人類帶來錦繡前程？近壹個世紀無數的事實足可證明，
人類在無限制的追求物質財富中正在使人類自身快速地走向毀滅！因此，
我們所面對的前景是：生產力無節制的擴張其結果不是人們生活質量的不
斷提高，而是人類生存力的下降。「生存力」，這是筆者提出的壹個新概念，
是地球人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所亟待認真討論的大問題。這使我們聯想
到，馬克思關於未來美好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如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各
盡所能，按需分配），不過是閉門造車，遠離現實的烏托邦。馬克思關於生
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促使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的
變革，從而推動社會不斷前進這壹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顯然沒有考慮
到自然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對於中國人來說，不能再沈湎于以 GDP
為綱，年年盼著 GDP 升帳，更不能與發達國家攀比 GDP 的總量。所謂知識
經濟時代，人類首要的任務是實現價值觀的轉向，即從財富價值轉向精神
價值。知識和智慧更多的應當引導人們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高尚的道德
情操；保護生態，敬畏自然，節約每壹點資源，應成為每個公民的公德；
要使人們學會如何節制消費、合理消費，使揮霍財富的消費主義成為壹種
愚昧與可恥的行為；要控制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力求使人口與經濟的增長
控制在環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內。總之，人類要把智慧和知識用於如何使人
類持續生存、永久生存、文明生存。
從財富價值轉向精神價值，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的生產方式，
應當成為世界各國、更應當是中國治國的基本方略。

資本家的價值定位

對資本家的兩種基本評估

兩種價值論對資本家作出了不同的價值定位。　

勞動價值論對資本家的定位對於 20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太根深蒂固了：
他們是惡貫滿盈的剝削者，是批判、否定的對象。我們壹貫以這種定位作
為推動社會主義前進的行動綱領。
馬克思在撰寫出版《資本論》(第壹卷)之前，《共產黨宣言》就已問世。
《共產黨宣言》的經濟綱領是「消滅私有制」。《宣言》特別聲明：「不是要廢
除壹般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宣言的政治綱領是：「用暴
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宣言》尚未對上述的經濟與政治綱領作出理論論證。《資本論》可以
認為是對此綱領的理論論證。這個理論論證就是勞動價值論以及建立在勞
動價值論之上的剩餘價值論。「兩論」論證了：
商品的價值以及剩餘價值(利潤)都是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卻被資本家
無償佔有了。工人是勞動者，他們創造了社會財富，卻壹無所有；資本家
是剝削者，他們不勞而獲，卻擁有愈來愈多的財富。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
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壹極是貧困的積累。因此，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是
利益上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只有推翻資產階
級統治，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才能獲得解放。
勞動價值論對資本家的歷史定位是：第壹，資本家是剝削者，它所獲
得的財富全部屬於剝削收入。第二，資產階級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階級，
無產階級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階級。第三，資產階級已成為革命對象；
推翻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無產階級才可獲得解放。
在生產力價值論看來，勞動價值論對資本家的定位有失公正，也不夠
科學。
勞動價值論把資本家定位為剝削者，而且僅僅是剝削者。事實上，資
本家不僅僅是剝削者。
資本家作為資本的所有者，首先是生產的投資者；由此而來的，它必
定是這壹生產中風險的承擔者；而且投資愈巨，意味著風險愈大。馬克思
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所提出的結論還只是建立在邏輯推理的基礎
上，它將實際生產過程中的許多因素排除在外。譬如，市場競爭條件下不
可能使每家企業都是贏家。可是，剩餘價值論使每個資本家無例外地都成
了可以預計的利潤的獲得者。　

資本家也是生產的組織者。在決策之後、正式生產之前，首先得配置 各種生產要素。生產需要場地，需要各種工具和設備，需要生產的原材料， 需要勞動力，需要某種科學技術，資本家都得將它們壹壹地組織到生產中 來。生產要素配置狀況對即將進行的生產，關係極大；生產要素配置得好， 則生產效績優，生產要素配置得不好，則生產效績劣。所以，要素配置這 壹工作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勞動價值論下，卻將這壹要素配置的勞動 排除在價值創造之外。有了必需的生產要素，還不會自行進入生產。這時， 必須有壹種主導力量，統率各生產要素，將之有機組合，按壹定程序與目 的協力互動，生產才得以進行。這種組合生產要素，將之轉化為現實的生 產力，進行生產，創造價值，是作為生產組織者的另壹個重要職責。總之， 作為生產的組織者的資本家，首先得精打細算地配置各種生產要素，然後， 統率與組合各生產要素，使之協力互動，進入生產狀態。 現在，生產已按預定的目的進行，但需要經營管理。在經理階層出現 之前，經營管理者的角色也是由資本家充任的。在經營管理作為壹種獨立 的職業出現之後，資本家以高薪聘用經理，因而仍發揮著對於生產、對於 創造價值的統制與支撐作用。現在人們已承認，經營管理也是創造價值的 壹項重要要素，那麼，承擔這壹職責的人，不論他們是資本家或受聘于資 本家的經理人員，都是價值創造中的重要成員。　 最後，商品必須經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其價值，因此商品生產必須始 終依賴市場。對於市場，資本家是客體，也是主體。客體者，它必須聽從 市場這壹「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不得自行其事，否則壹事無成。主體者，市 場乃由千萬商品生產者的參与才能形成，星羅棋布的企業是市場的基礎； 同時，每壹個資本家只有駕馭市場，才能在競爭中成為贏家。可見，市場 的開拓與創立，從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的形成與發展，都凝結著資本家的 辛勞。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市場經濟的發展史是與資本家的名字聯繫在 壹起的；雖然其中不乏有不光彩的紀錄(如對落後國家的不公平的貿易乃至 掠奪和戰爭)。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逐步承認市場對於生產力的發展有著 魔法似的推動力量，而資本家正是這壹力量的勇敢開拓者。　 綜上所述，在生產力價值論看來，資本家這壹概念蘊含著多重內涵， 在歷史上充當著多重角色。它壹方面是剝削者，但更為重要的，自工業化 時代以來的社會化大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投資者、決策者，市場風險 的承擔者，是生產要素的配置者、統率者，是現實生產力的組織者，是生 產經營的管理者，最後，是國內與國際市場的開拓者與推進者。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看來，資本家這壹階級是現代生產的主導者，是資本 主義新興生產力的代表,是建樹資本主義文明的第壹功臣。在肯定資本家積 極作用的同時，我們決不忽視資本家作為剝削者這壹面的消極作用和所產 生的社會後果，但同積極作用相比較，它的消極作用在歷史過程中畢竟是 第二位的。我們也決不忽視工人階級在生產中，在價值創造中所作出的重 要貢獻，但工人——勞動者，作為壹種生產要素，在生產的全過程中則處 于被主導、被組織的地位；他們在生產中的作用基本上是在資本家的組織 之下得以發揮的。 資本家概念的內涵——積累資本的專家　 將資本家稱為「專家」，將他們列入專家的行列，對中國人來說直到今天 都會倍感新奇。確實，這是認識上的壹個新境界。包括前述認定資本家是「社 會化生產力的代表」，現在又稱之為「積累資本的專家」，都是對資本家認識 上的壹次深層次的革新。　 「專家」者，概指那些在某壹領域的行家裡手，他們有造詣，有貢獻，受 到人們的尊敬。不同領域的專家，如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政治家、 軍事家等構成了社會的精英，是國家寶貴的財富。各行各業都有專家，惟 有在經濟活動(這是人類最基本的活動)這壹領域中獨具貢獻的壹族——資 本家，卻將之打入另冊，賦予貶釋的涵義。這不能不認為是認識上的重大 誤差。 資本家，是指社會中那些擁有資本和經營資本的人(階級或階層)。傳統 的思維是，所謂「經營資本」，不過是從事剝削活動而已；所謂「擁有資本」， 不過是擁有剝削所得的錢財罷了。雖然馬克思肯定資本家的壹切活動都是 從事於資本的積累，但資本的積累，不過是罪惡的積累。因為，在馬克思 看來，資本家積累資本、積累財富的同時，對工人來說卻是貧困的積累。 資本是壹種「惡」，資本家則是這種「惡」的行為載體或是「惡」的人格承擔者。 這就是資本家概念內涵的認知定論，它統治我們的頭腦足足有壹個世紀了。 人們因而很難超越這壹思想藩籬，特別是在企圖跳越、摒棄資本主義這壹 極「左」思潮所控制的那個歷史時期。即使經歷了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中國， 對那些私企民企中卓有成效的佼佼者，我們仍諱忌稱他們為「資本家」，他們 自己也決不願頭戴這項「桂冠」。回想 50 年代的「對資改造」，以後壹浪高過 壹浪的批資、斗資運動，直到「文革」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批資、斗 資的狂潮達到了頂峰。「資本家」這頂血跡斑斑、罪重千斤的帽子，確令妳不寒而慄。如此，資本家就只能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如果全面地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結合我國兩個不同時 期 (即改革開放前消滅與禁止私人資本的時期，之後逐步開放私人資本自由 經營的時期) 經濟發展反差現象的活生生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當國家 消滅了資本家，實行大壹統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時，經濟發展就陷於滯緩， 社會是普遍的貧窮；當私人經營者破土而出，他們開始時東張西望、心有 餘悸，後來終於放手大幹時，社會 (開始是有限的地區) 竟不要官方機構的 操心 (特別是不要國家像對國有企業那樣給私營企業輸血、供奶，不斷地投 入資本) 奇迹般的富了起來。私營企業家是積累資本的專家，是創造財富的 能手，已是不爭的事實。 請見以下幾個事例。 浙江省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靠 2000 元的借款 起家，到新世紀初已有總資產 8.18億元；凈資產 3.38 億元。2001 年上繳稅 收 4558 萬元，三年（2000—2002 年）中僅投資光彩事業累計達 1100 萬元。 南京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創業時只有 300 萬元資產，經過不到十 年的經營，資產達 18 個億。五年來（1998—2002 年）他併購了 13 家破產 或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地域遍及全國 11 個省市。經他併購的企業不但迅 速起死回生，而且產值壹路飆升。近五年銷售額增長 20 倍，2002 年突破 40 個億。 另壹位民營企業家（中共十六大代表）蔣錫培，1990 年以 180 萬元合 伙起家，2002 年企業資產已達 12 億元，13 年翻了 600 多倍，他個人擁有 企業 35.5%的股份。 江浙以及廣東南部等地，由於私營企業領先發展成了全國首富地區。 2002 年，江蘇個私經濟生產總值 1373.6 億，佔全省產值總量的 29%，增長 率為全省平均增長率的近 3 倍。2000 年全省個私稅收為 103億；2002 年突 破 200 億。兩年內個私稅收實現翻番，說明私人資本積累成效顯著。浙江 省人多地少，資源貧乏，人均 0.55 畝耕地數量居全國末位，人均資產綜合 指數全國倒數第三。建國后國家對浙江投資很少，從 1952—1978 年的 26 年間，中央共投資 77 億元，人均僅 410 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壹半。然而，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增長速度為全國之冠。至新世紀初的 20 多年中生產 總值年均增長 13.2%，高出全國平均增幅約 4 個百分點。2001 年，生產總 值 6700 億元，人均已達 1800 美元。「浙江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個私經 濟獲得了較早的發展。浙江的工業經濟，非國有經濟從 1978 年的 38.7%至 有人認為，國家也可以承擔起積累資本的職責。他們說，在計劃經濟 年代，為實現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本都是有賴國家所提供的。應當承認， 在建國以後的壹個時期，國家運用行政權力集中資金投入壹些重大項目的 建設，對實現工業化曾起過積極作用。但是，50—60 年代那個時期國家集 中資金、集中建設的做法不過是戰爭年代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在和平建 設中的運用。這時國家看似經濟人，實是政治人。它是以政治的方法而非 經濟的方法在積累與經營資金。因此，這種方式隨著時間的持續其缺陷愈 益明顯。我們看到，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部門的政府官員，不過是以權力 調撥與支配資金，他們在行使職權時不過是執行計劃，落實指令，完成上 級的(行政)任務，其資金運行的效益和效果他們並非十分關心，壹則無須承 擔風險責任，二則與自身利益無直接關係；他們操心也是多餘的。因此， 國家所擁有的資金只能稱為「資金」，而不能稱為「資本」，或基本上不能稱為 「資本」。因為資本的本質是必須能增值、能贏利的資金(長期使用資金的概念而拋棄資本的概念，除有意識形態的原因外，資金本身所行使的使命尚 未具資本的天職)。這種體制下資本的積累不但效率低下，而且，由於重大 決策失誤與重複建設無法避免，往往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尤其是在「算政 治帳不算經濟帳」的極「左」思想的指導下，這種損失更為巨大。同私人資本 家的資本積累相比，其成效真是天壤之別。或許，壹個在政府計劃經濟部 門終身從職的官員(包括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在積累資本方面的經驗與 知識會遠遠不及壹個僅僅從業 5 年或 10 年的私營企業家。原因是，前者是 履行公事，後者是他們的本能與天職。資本家之價值，其壹生成就之大小， 都凝結于資本的積累之中。　

有人可能還會提出，資本家的資本積累其成效雖大大優於國家，但這 種積累起來的數量愈來愈巨的資本，畢竟是屬於私人的，如果鼓勵這種性 質的積累，社會勢必出現兩極分化，這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原則。 這種看法是膚淺的。　 資本確實是私有的，而且法律必須保障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我國憲 法已於 2004年確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否則無人會殫精竭 慮、千辛萬苦地從事資本的積累了。但這種私有財產中的壹部分(在利潤中， 必須始終有足夠的壹部分留給資本家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卻會流向社會 的各個方面，流向貧困的弱勢的人們。其途徑首先是國家稅收槓桿的調劑， 特別是累進所得稅、遺產稅(遺產稅目前在我國因條件尚未成熟，還未有出 台)。這些稅種表明，妳利潤收益愈多，妳積累的財富愈多，妳為國家與社 會提供的財富也就愈多，富人為窮人、強者為弱者所提供的幫助也就愈多。 西方國家所建立起來的各種福利保障事業(失業、養老、醫療等)其資金來源 絕大部分來源於那些資產大戶所繳納的稅款。其次，西方社會所設立的各 種民間性的基金會，其經費亦來源於社會中的富有階層，它對於幫助解決 社會中的各種需求起了重要作用。此外，社會中的壹些慈善事業也是資本 大款們樂意資助的去向。「為富不仁」在此成了「富者從善」。(2001 年，香港 著名實業家邵逸夫設立「邵逸夫獎」，每年對天文學、數學、生命科學與醫學 獲得突破性成果者予以獎勵，獎金金額高達 100 萬美元，遠遠高於「諾貝爾 獎」的金額)上述三種情況在我國都已出現，有的雖只初露端倪。隨著私人資 本的壯大，它對於整個社會的共同富裕肯定起著有力的推動作用。　 由此可見，這種資本首先是私人的，然後不斷地轉化為社會的。或者 說，社會將資本積累的職責委託給了資本家，而後，這些積累起來的財富 通過某些途徑和方式轉化為社會財富，由社會進行合理地消費。就像那些音樂家、作家、科學家那樣，其作品的成果是以個人名義創作和創造發明 的，所有權因而是私人的；但受益卻是全社會的。 由此可見，我們愈是希望提高整個社會的富裕水平，就愈是要支持私 人資本的發展。　 資本家的人格特質　 人們承認壹個人為科學家，或文學家，或什麼家，在於他的成就，在 於他貢獻給社會的成果。自然的，壹個人成就為資本家，同樣在於他的成 就，在於他貢獻給社會的成果。如果說，其他類別的專家的建樹主要是在 精神領域，那麼，資本家的建樹是在物質領域，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量，表 現為貢獻給社會的財富的量。然而，物質的背後所支撐和所推動的是精神， 在積累起巨量資本的同時也積累起資本的新形象。這是我們所要接受的另 壹種財富——「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的概括)，儘管它在當前的中國遠 未臻於成熟。　 鑒於長期來資本家不過是罪惡的代名詞，是詛咒的首要對象。今天，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則是，面對私人資本在壹個短時期內不但在不公平的市 場競爭中紛紛脫穎而出、站穩腳根，而且市場空間迅速擴大，其資本積累 幾乎是呈幾何級數增長，那麼，研究這壹新興的群體是怎樣從事創業的?他 們是壹群什麼樣的人?作為專家的壹族他們具有什麼特殊的品質和人格精 神?就十分必要了。　 資本家的特質，首先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的核心。從生產前的投資決 策，到各生產要素的精確配置，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市場交換中商品價 值的實現，再到擴大再生產，資本家在這壹過程中無不體現著核心與靈魂(這 壹點在社會化生產力的代表中已作了論述 「 」 )。 其次，他們在社會化大生產中要發揮核心作用，必須具有相應的能力、 經驗和知識。如決策如何富有遠見而又避免失誤，要素的配置如何合理而 節省，生產如何科學管理，使之有秩而高效，商品的價值如何充分實現， 利潤如何合理分配，擴大再生產如何推進，等等，解決這壹系列的問題， 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和非凡的智慧。 第三，在資本的積累中表現出他們的獨特品格與精神。如創業與開拓 精神。如刻苦耐勞與勤儉節約的精神。以往，總是將奢侈、腐朽歸罪於資產階級，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其實這是深深的誤解。如在組織管理、 技術應用、產品開發等方面的創新精神。「創新、創新、再創新」，他們總是 這樣念念有詞。否則，無有資本的加倍擴大，也無有在市場競爭中保持優 勢。又如，誠信精神，奉獻精神。2006 年，美國的沃倫·巴菲特將 370 億 美圓的資產捐獻給比爾·蓋茨的慈善基金會；比爾·蓋茨則宣布將逐步退 出微軟，專門從事慈善基金會的事業。被稱為中國首善的民營企業家陳光 標（2010 年已有財產 40—50 億元），願將 95%的財產奉獻給社會。2009年 的兩會上，提出了「向富人徵收遺產稅」的提案。汶川地震發生后，他帶 領救援隊千里救災，還向地震災區捐贈款物過億元。甘肅丹曲遇災后，他 先後捐贈 4600 萬元的款物。2010 年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來到中國，準備邀 請 50 位中國富人參加壹場「慈善晚宴」。陳游標是第壹個響應並支持該慈 善行動的中國企業家，同時在身後裸捐 5 億給慈善事業。 關於「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有以下概括：他們具有超乎尋常 的堅強性格。他們承擔無比繁重的工作。他們並不是投機商、大金融家， 而是在冷酷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他們節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幹， 全心全意投身於事業之中。他們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的活動已是他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了。他們是為了事業而生存，而不是為了生存才經 營事業。17 只有了解資本家上述特質，我們才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在文化、 政治、教育、道德等方面所創立的文明成果。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 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只不過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壹種現 象，即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現象。我們知道，經過各方面的種種努力包括社 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弊端，在資本主義社會已大為改觀。當然，資本家作為 人，難免存在某些缺陷以及對社會的消極影響，這是我們必須關注，並時 時要加以限制的。但是，我國私人資本的起步與發展中所出現種種不盡人 意的狀況，壹則是受私營企業主自身素質的局限；二則是私人經濟和市場 經濟在我國發展時間還很短，很不成熟；此外，政治體制中的某些缺陷(如 權力進入市場)也誘發私人經濟的消極作用（如官商勾結）。因此，能達到資 本家水準的，在中國現今的私營企業主群體中，還是寥若晨星。 　　上述對資本家的新評價，揭示的是在歷史常態下出現的資本家的壹般 特質。當代中國在開啟市場經濟之後，這類資本家已初露倪端。與此同時， 由於權力介入市場，在權力與資本相結合這種特殊條件下，還出現了壹批 所謂「權貴資本家」，他們完全不具有上述資本家的壹般特質，卻具有另外壹 些特質，需專文另作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積累資本的專家。他是資本成長中的壹種怪胎；這種怪胎不加消除， 健康的市場經濟和健康的資本發展都絕不可能。
西方壹批先進強國的掘起，最本質的原因就是社會順其資本主義的 自然法則獲得了自由的發展；因而使資本家群體脫穎而出，他們前仆後繼， 百舸爭流，各領風騷，儘儘地發揮他們在財富積累中的核心作用，因而使 西方社會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各領域，大生光輝，昌盛不衰。 中國，則曾走著另壹條道路。毛澤東主宰中國之後，把資本主義當作 最危險的敵人。他在建國之初在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中立即「成功」地 消滅了微弱的民族資本主義，此後把中國引上了「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 主義」的歧路。頻繁的政治運動便是壹撥又壹撥的「批判資產階級」、「防止資 本主義復辟」的運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直到「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 字壹霎那」。這壹切的後果導致中國貧困、落後、愚昧與野蠻。而當我們逐 步地開放資本主義(外來的與本土的)后，中國的面貌隨之日新月異。滅資、 批資、防資、恐資，可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壹切教訓中最為重要的 教訓了!也是中國貧困落後的根本原因。　 至於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不過是推進資本主義社會文明作出不同貢 獻的兩個階級。他們之間相互依存，又互相矛盾。他們都是國家的公民， 政治地位平等。其矛盾可以遵循法律、以理性的方式求得調節，而不是壹 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如果說壹定要消滅某個階級，那麼應當消滅的是 無產者階級。消滅無產者的方法就是使也們成為有產者。這需要壹個歷史 過程。西方社會是否也是循著這壹方向前進的呢!消滅資產者的結果如何? 中國的實踐已有了答案。

國有企業的改革與走向
國有企業的改革，政府已投入很多，然仍在自由王國面前躊躇徘徊。 筆者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所以尚在困惑中蹣跚而行，某些不切實際的 口號還在作為改革的目標為之追求，皆因為我們尚未認識國有企業改革的 規律性問題。為此，本文主要從理論層面闡釋國有企業的本質、地位與功 能，並指出改革中的某些誤識，在此基礎上對國有企業的走向與改革的壹 些基本問題提出建言。 馬克思的假設與實踐的檢驗　 社會主義與公有制、特別與國有經濟相聯繫，是馬克思對后資本主義 社會的假說。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社會化與資本私人佔有的矛盾的分析中， 提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實行公有制和國家運作的計劃經濟。最典型 的是《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話：「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 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資本論》第壹卷不過是這壹結論的理論論 證) 其實，馬克思關於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主張，還只是壹種假說。因為， 這壹主張並非是實踐經驗的總結，而是尋求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壹種 方案。只有當這壹主張經過實踐檢驗證明為之正確的時候，才能認為是科學的理論。恩格斯說得好：「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有三百年之久壹直是壹 種假說，這個假說儘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百分之九十 九點九九的可靠性，但畢竟是壹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說所 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壹定還存在壹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 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後來加勒確實發現了這個行星的時候， 哥白尼的學說就被證實了。」1 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也是這樣。可 惜，長期來我們卻把馬克思的這壹假說當作是應當無條件遵循的科學結論， 並長期陷於這壹誤區。現在，影響國企作大幅度地戰略撤退的深層思想障 礙，仍然是誤把馬克思的假說當作社會主義的「絕對命令」，似乎國企退 場就動搖了社會主義；因而強調公有經濟(主要是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 強調國有經濟必須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　 壹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實行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泥潭深陷，這些歷史事實本身已修正了馬克思的假說； 只是在理論上還未作出新的概括。 私有制是與較低的生產力水平相聯繫的，壹旦生產力提高到社會化的 程度，就要被公有制所取代。這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的重要支點。但 是，20 世紀特別是二戰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的突破性發展，即使 像美國這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各種規模的民間企業 仍是經濟結構中的主體，可見，私有制並未限制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由 此，馬克思關於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據值得重新審視。更何況，像我 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沒有必要去顧忌私有經濟與初級社會化生產相衝 突了。 因懼怕私有制所患的「恐私症」成為半個世紀來民族的心理痼疾。這 種病態心理阻礙我們去認識這樣壹個基本的歷史事實：迄今為止的人類文 明史都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歷史。根據這壹事實，對私有制即使認為是最 應當加以否定的要素——剝削，也應當重新慎加審定。 第壹，剝削不等於掠奪；掠奪是運用暴力或權力將公共或他人的財富 佔為己有(或團體、國家所有)的行為。掠奪不是壹種經營行為，沒有使財 富增值，只是財富所有者的不法(或合法)轉移。 第二，剝削又有合法與非法、合理與不合理之分。如果因為反對剝削 也同時否定合法與合理的剝削，那麼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便是最理想 的社會了。要界定合理的剝削，首先得科學地界定「剝削的界域」。傳統 經濟學認為，利潤(剩餘價值)全是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因而把資本家佔有的利潤全都納入了剝削的界域。這裏存在著兩個理論差錯。第壹個差 錯是，利潤是生產力的三項基本要素(物力資本、地力資本、人力資本)在 生產中有機結合的結果，而非僅僅為人力資本單個因素孤立運動所創造。 第二個差錯是，人力資本除了工人的勞動力外，還應包括資本家和經理人 員的經營能力、風險等資本。當我們糾正這兩個差錯之後，那麼資本家對 工人勞動的剝削，其數額將會小於傳統經濟學下勞動價值論所得出的價值 量。這樣，資本家因投入物力資本、地力資本和自身的人力資本而分享總 利潤中的壹部分不能認為是剝削；只有超過了這壹界限侵犯勞動者分享利 潤權益時，才構成剝削；其侵犯值愈大剝削愈重。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剝削是企業與社會積累財富、擴大再生產的必 要條件。剝削的結果是積累了利潤。所以，利潤與剝削是同壹對象的兩個 方面。問題在於，資本家將利潤「無償」地歸己所有，因而為千夫所指。 但是，如果要求資本家不剝削而且如果確實出現了不剝削的資本家，即資 本家將全部利潤分配給了創造這壹利潤的工人(利潤是否全是由工人所創 造的，上面已作出了新的解釋)，那麼，這個資本家由於無法擴大再生產， 實際上結束了作為資本家的生涯。這不但不符合資本的本性，也不符合市 場經濟的規律。利潤對於資本家之所以重要，因為有了它才有生產的擴大， 才能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有取勝的可能。儘管利潤中的壹部分或壹小部分 成了資本家的消費基金，但是，擴大再生產是資本運動的絕對規律，妳要 成為壹個資本家就要服從這壹規律，或者說，資本家不過是這壹規律的人 格承擔者。所謂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積累與擴大的專家 (企業家的稱謂，在 內涵上與資本家同壹，兩者相比，稱資本家更說明事物的真相)。因此，以 下的結論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積 累也是社會財富的積累，可以說資本主義把社會財富的積累歷史地委託給 了資本家。」2 由此可見，資本剝削直接淺顯的目的是為了利潤，其進壹 步的結果是生產的擴大與社會財富的增加。我們還應當承認，不可能將利 潤全部分配給創造者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 企業，難道將利潤全部分光吃光嗎?國家將利潤從企業中提走投放經濟建 設，才有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這同資本家將利潤投放于擴大再生產所產 生的結果，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即都是促進社會生產的擴大與社會財 富的增長。區別僅僅在於承擔擴大再生產的主體角色不同而已。問題是那 種方式更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國 30 年的國有經濟史和 20 年的多種 經濟史所提供的事實已有力地回答了這壹問題。 上述分析表明，利潤與剝削是與社會生產相伴的現象，因此，在消滅剝 削的條件尚未具備時，企圖去消滅剝削也就等於停止了社會生產。由此， 我們應當歷史地科學地看待剝削而毋庸過早地加以否定，也毋庸懼怕私有 制與資本家，毋庸擔憂國有企業的收縮與民間企業的擴大。 　
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若干誤識　 20 年的改革是在摸索中前進的。所提出的壹些改革舉措都是為了扭虧 為盈，但從總體上看，這壹改革目標難以成為現實，因為它並不符合國企 的本質特徵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能實現「政企分開」嗎?　 國企與民企的壹大區別是，前者有「兩個上級」：政府主管部門與市 場，後者，市場是它的唯壹上級。面對兩個上級，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很 難使勁，並經常損耗寶貴的資源和機遇。有鑒於此，提出「政企分開」是 可以理解的。　 但是，國企的本質屬性是資產為國家所有，所有者管理(雖不壹定直接 經營)其企業是天經地義的。既然是國有企業又要使企業擺脫政府的控制， 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也不符合公司法的精神。這就是國企實施公司制之 后與之前不可能脫胎換骨(被人們稱之為「翻牌公司」)的原因。有人認為， 企業享有法人財產權后可以與最終所有權相分離，使企業獲得獨立性。其 實，法人財產所有權不過是資產最終所有權所派生和委託的權力，因而這 種分離和獨立是相對的、有限的。國家(政府)作為所有者所享有的資產收 益權、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和選擇管理者的權益，就說明了這壹點。　 從另壹種思路考慮，如果國企真正實現了「政企分開」，企業完全獨 立后恐怕也會出現新問題，如「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獨立性愈大，企業 管理者的許可權也愈大，就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而違背國家利益，這樣 的國企就變味了，與民營企業還有什麼差別呢?或許比民營企業更糟! 「政企分開」的目標不可取並不等於說政企關係無須改變。計劃經濟 時代的政企關係必須改變，實際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國企來說，政 企關係只能講「合理」而不能講「分開」。應當將改進政企關係視為國企管理系統的內在環節，或者說，不能離開政企關係來談國企的管理。這壹 方法是否有助於我們走出政企關係認識中的困惑。　 2、國有企業能「自負盈虧」嗎?　 對於參与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可以負盈卻無法負虧。虧了，誰來負? 廠長、經理，還是職工?實際上都不可能。也沒有聽說有哪家虧損囯企其虧 損值是由企業自己承擔的。國家也沒有出台過壹個法規，具體規定企業如 何承擔虧損責任。實際上，國企的虧損責任至今仍只能由國家來承擔。「自 負盈虧」即使喊得最凶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對於非參与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有幾種情況。壹類是國家壟斷經營 的企業，享有壟斷價格的特權，壹旦出現虧損，可以提高壟斷價格相補。 這類企業無虧損之憂。另壹類是公益性的並非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這些 行業因為無利性為民間企業所不願涉入，在市場經濟下成為「被遺忘的角 落」；市場經濟的這壹缺陷由政府來彌補義不容辭。主要不是為了贏利是 國家辦這類企業的初衷(當然，企業不能因此而輕視科學管理，應當嚴格核 算，減少投入與虧損)。還有壹類企業是為國家與社會的長遠利益服務的， 近期投入大，見效慢，自然也別指望有多少贏利。對上述三類企業來說， 「自負盈虧」的目標並不適用。　 總之，自負盈虧的目標對國企來說是不切實際的。　 3、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容」嗎?　 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問題，在理論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壹種 意見認為可以相容，壹種意見認為很難相容。筆者傾向於後者的觀點。 所謂相容不相容，我的理解，是指是否能適應競爭性的市場經濟。　 實行市場經濟后，國家雖不斷扶植國企，但仍難以扭轉國企持續大面 積虧損、效益滑坡、紛紛倒閉的趨勢。而民間企業即使面對不平等的競爭 環境以及資金短缺的窘況，在市場拼搏中卻以小勝大、以弱勝強，不斷擴 大市場空間，成了國民經濟的生力軍。在民間企業面前，國有企業似乎成 了壹只只紙老虎。雖然民間的個私企業也時有破產歇業的情況，但同國企 日趨衰落的現狀相比，其前景在總體上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勢頭。顯然，市 場經濟是各種民間企業的天地而非國有企業的家園。 誠然，目前有壹部分國企在國內外市場中還有壹定的競爭優勢。這能 否說明國企與市場經濟相容呢?壹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優勢大致須有 以下因素：規模優勢、資金優勢、技術與產品優勢、機制與管理優勢，以及人才優勢。縱觀那些尚具優勢的國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優勢，有的也 略具后兩方面的優勢，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業。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由於 起步不久，作為企業血液的資金還十分短缺，要擴大企業規模，採用先進 技術生產新穎產品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國企面 前，民企還不是其對手。但是，待民企與國企經濟實力大致相當之時，那 么，在市場競爭中稱雄者肯定不再屬於國企了。再過五年、八年、十幾年， 壹批民企強大之後，昔日在市場上曾領風騷的國企恐怕也會遇到今日某些 國企的困境。問題只是時間而已。所以，資金困擾企業的發展是暫時的。 對企業來說，生命力之源在於企業的機制，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機制。機制 之差別是國企與民企的根本差別。民企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 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能不斷爭得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空間，對國企來說， 最缺乏的恰恰是內生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經濟中日趨萎縮。　 人們似乎看到了國企在機制上的缺陷，因而在 90 年代中期曾提出轉換 企業經營機制的目標，企圖使國企培養出自我激勵、自我約束這壹可貴的 企業行為，然經過壹番轟轟烈烈的努力，預期目的再次落空。為什麼呢?原來，企業的機制又是由企業的產權制度所決定的。這是各類企業本質之所在。

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　
國企是公有制的壹種形式。它的資產為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由於全體
人民不可能直接去管理(佔有、支配、營運)這類資產，只能以國家為代表，
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類共有財產。因此，全民共有制亦稱國家所有制。
進壹步的分析可表述于下：　
(1)國家所有制是壹種無差異共有制。這是壹種古老的所有制形態(盡
管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內容)，其基本特徵是：共有財產為共同體(國家)
的每壹成員平等地即無差別地所有(所謂人人所有)；它作為不可分割的整
體而存在，共同體的任何壹個成員不能從中加以分割認為是屬於自己所有
部分與整體相分離；因此，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有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
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挂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不能肢解其
某部分為個人所獨享。由此可見，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對國有資產來說，不存在「產權明晰」的問題。這種所有
制形式從古至今壹直是維繫壹定共同體的紐帶(並非為社會主義所獨有)。
(2)無差異共有制的實現形式只能是委託—代理制。無差異共有制—國
家所有制，在其邏輯起點上就陷於所有者空缺的困境。所謂國家所有，實
質是國家代理所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國家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財
產。在理論上，國家(政府)是受人民委託代理人民行使所有者的職能，但
在實際上，國家(政府)是憑藉其行政權力佔有與管理這壹共有財產的。以
后便是通過多級委託—代理環節：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條)，從中央政
府到所屬有關部門(塊)，直到眾多單個企業，推動這壹共有資產周而復始
地運動。因此，委託—代理制的壹個必然結果是，所有者(全體人民)與所
有權相分離，代理者(政府及其管理者)的行政權力與所有權相結合。
(3)國企財產所有制的特性，使它缺乏天生的激勵與約束基因，其投入
與產出之比與民企形成明顯的反差；同時，它又為代理者竊取國民財富、
中飽私囊提供了條件，成為權力腐敗的溫床。
委託—代理制是現代社會所通行的壹種合作關係，它適應現代社會的
分工、效益與利益的需要，並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效果。現代西方國家，由
于社會化大生產以及企業規模的擴大，分工的專業化以及產權的多元化，
所有者與經營者相分離，使委託—代理制得到充分的發育。委託—代理的
雙方是謀求壹定利益人格化的經濟人(個人或團體之代表)，雙方的權利與
義務以契約的形式確定下來。但是，將這種委託—代理制移植於國有企業，
將有別於壹般的委託—代理制。其變化了的情況，值得重視。在這裏，共
有資產的委託—代理雙方是具有壹定行政權力的官員，不是資產的人格承
擔者。由於國家以行政權力運作這壹共有資產，由於真正所有者與這壹共
有資相分離，因此，所有者的意願和權益將被國家行政權力的行為和要求
所淹沒。損害所有者利益的情況(如玩忽職守，決策失誤，貪污揮霍)時有
發生。在這裏，所有者(全體人民)由於與所有權相分離而缺乏對資產的關
切度；擁有所有權的國家與政府官員由於不是資產的真正所有者，也缺乏
對資產的關切度，因此，國有資產存在著關切度的雙重缺乏。更何況，國
有資產經營中還存在著「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3
所謂「財
產權利私人化」，是指國有企業的經理層對國有資產享有等同於支配私人
財產的權利這壹事實；所謂「財產責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於什麼原
因產生的虧損，企業經理層均可不負責任。這是國有企業之所以普遍地缺
乏激勵與約束機制，效率低、效益差，不適應市場競爭，虧損頻仍的深層原因。結果必然是，國企愈多，國家的包袱愈重。更為甚者，由於國有資
產所有權與行政權相結合，政府官員和經理層在私利的誘惑下，以權力作
掩護，運用種種手段，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使國有企業成了
權力腐敗別開生面之地，成了國家財富流失的無底深淵(據國家有關部門保
守統計，國有資產每年流失 500 個億，日均流失 1、3 億元)，也是當代中
國「私有化」、「兩極化」(不是指個私業主的「私有化」與「兩極化」)
的壹股潛流。　
2、國有企業的社會功能　
國有企業的功能應當從國家職能的視角去加以考察。國家，作為公共
權力機關，其基本職責是保障社會的共同利益，即保障社會的秩序、公正
與安全。國有企業的功能就是為實現國家這壹基本職能提供為民間企業所
不能提供的物質條件，或者說，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
供壹部分物質保障。
國企的這壹功能使它所追求的效益與民間企業相比，應當有其自身的
特殊性。　
(1)既然國企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保障，因此，除追求經濟效益
外，還產生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不是每壹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
種效益，有的以實現其中壹種效益為主，兼顧其他。提供多重效益，這是
國企功能的第壹個特徵。　
(2)國企所產生的效益不是僅為社會某壹階層、某壹地區、某壹領域提
供服務的，而是面向全社會的。它或者為社會各部門正常運行提供基礎性
條件，或者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使社會的生產
和生活得以有序進行。因此，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就不能僅核算自身的收
益狀況。由於它的效益輸出促使了其他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
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其他企業的盈利和社會
各領域的變化和發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有序曲折地反映出來的。創造宏
觀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二個特徵。
(3)國企還承擔著興辦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某些重大基礎性產業與先
導性的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周期長、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
民間企業無力、也不願承擔(尤其是我國的民間經濟起步不久，規模小，實
力不夠雄厚)，這壹任務，便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肩上。為了國家和社
會的未來發展，為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儲備後勁，國家必須不惜資本興辦這些產業。在這裏，國有企業著眼于未來的經濟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
三個特徵。　
國企特殊的效益目標，揭示了國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功
能。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差別　
國企改革中的壹個誤區，是將國企與民營企業兩類企業混為壹談，以壹般
企業的目標模式指導國企的改革，如壹概要求它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要
求以經濟效益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要求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
成為市場經濟的獨立主體。順著這壹思路，雖經過艱苦的改革摸索，收效
甚微。為了調整改革的思路，還需要研究這兩類企業的差別。　
1、 功能差別
國有企業是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所建立的企業，其功能是謀求國家和
社會的公共利益，即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特殊的物
質保障。因此，國企所追求與提供的效益是多方面的，除追求經濟效益外，
還追求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除追求微觀效益外更追求宏觀效益，除追求
眼前效益外有的著眼于未來效益。由此可見，對國企的價值評價不能簡單
化，即不能以近期內純經濟性的盈虧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不同企
業評價指標又有所不同)。　
民間企業的功能是單壹的，僅追求企業自身的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
利潤最大化。但在客觀上，由於承擔交納稅金的義務，也是支撐實現國家
職能的重要的物質力量。它生產各種商品，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各種需要，
提供廣泛的求業崗位，顯示了它的社會效益。此外，它對於市場經濟的發
育，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形成，企業結構的調整，起著國企所不可替代的推
動作用，顯示了它的改革效益。不可忽視的，它還對國企的改革貢獻著重
要的支撐作用 (如就業再就業，增加財政收入，消化倒閉的國企等)。因此，
改革國企與發展民企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只有民企的加速發展，才
能使壹批虧損的國企不再成為國家的包袱。
2、 機制差別
企業的機制雖然要人們去摸索與創造，但在客觀上，企業的機制乃至
企業的行為受到企業財產制度隱蔽而深刻的制約。國企的財產制度是無差異共有制，其產權主體是抽象的——全體人民；從抽象到具體便是政府所
承擔的委託——代理制。不論是委託方與代理方都不是這壹共有資產的真
正所有者。資產在其運動的起點上就存在著所有者空缺與資產非人格化的
缺陷。代理者的權力與資產所有權相結合，而代理者的責、權、利與資產
的命運卻無對稱關係，使國有資產在營運中缺乏內生的激勵與約束力量，
缺乏風險與競爭意識，國企的這種產權特性以及它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使
企業不可能賦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權責，加之，管理者與經營者在資
產營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滲入帶有個人目的的行為。國企的這些特性是
國企缺乏活力、普遍地存在效率低、效益差的根本原因。民間企業，特別
是個私企業產權明晰，不存在所有者空缺的頭疼問題。所有者、所有權、
所有者的權益結合得較好，能切實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企業風險自
擔，成功自享，榮辱與興衰與企業投資者、經營者的命運休戚相關，因而
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具有天然的風險意識與競爭意識。這類
企業在效率與效益上大都優於國有企業，它們能在短期內迅速掘起，其秘
密主要在於機制上的優勢。　
3、 與市場與政府關係的差別
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熟起來的。之後所
建立的某些國企，則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國企的
使命不是為了參与市場競爭，與民間企業爭奪市場空間，它不過是國家履
行其公共職能的壹個工具。嚴格地說，是經濟活動中的壹種非經濟目的行
為；至少，創利不是國企的主要目的。　
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起步時，面對的是計劃經濟時代所留下的龐
大遺產，在國民資產結構中，國有經濟佔有極大的比重。要理順國企與市
場與政府的關係，除了理論障礙，還有壹系列的實際困難。譬如，它容易
使人產生這樣壹種錯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而資
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這樣的認識，把市場經濟又分為
姓「資」姓「社」兩種不同形式，並阻礙人們去認識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
初始性與特殊性，還企圖去創造壹種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其
結果使市場經濟永遠帶有計劃經濟的胎記，既抑制各種民間企業的生長，
也使國企的改革陷入深深的困惑。　
因此，在現階段，國企要處理好與市場與政府的關係頗為艱難。就壟
斷性的國企而言，由於不參与市場競爭，情況比較簡單。就競爭性的國企而言，既要面向市場，又要面向政府，國企在「兩個上級」的夾縫中實在
難以有所作為。特別是當政府意志與市場命令相矛盾時，企業還得無奈地
執行政府的意志。如此，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處於頗為不利的地位。尤其
是，國企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所謂戴官帽的企業家)。廠長經理的升
遷榮辱是由上級決定的。只要與領導關係好，企業經營得好壞並不重要。
這更導致企業的經營者以主要的精力去「經營領導」而不是「經營企
業」。　
壹切民間企業雖也有政府的干預，但它們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策劃企
業的經營與發展方向。參与市場競爭是企業發展唯壹之路。市場既富於挑
戰性，又頻送機遇，既促使其興盛，也導致其衰敗，總之，興衰榮辱都在
市場。　
由此可見，國企與民企各有優劣長短，在國民經濟和市場經濟中各自
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國有企業的走向與改革的若干基本問題　 上述幾個問題的討論只是為了解決壹個問題：國企是什麼?我們迫切希 望國企改革早日成功，但如果對國企的本質、功能以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的發展規律的認識還處於壹種盲目狀態，那麼，儘管加大改革的投入，其 結果還可能是蒙受挫折。檢討以往 20 年的改革中的某些舉措，難道不是這 樣的嗎?因此，當下是該解決「國企是什麼」這個根本性問題的時候了!　 本文下面所討論的關於國企改革的若干基本問題，都是以國企本質認 識為根據的。 1、國企與民企應遵循自然的社會分工法則，各就各位，優勢互補，效 益互補。 在市場經濟下，國企的萎縮和民企的壯大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個過 程，也是市場發育和經濟繁榮的過程。市場經濟將經濟發展的重任交給了 社會，國家即使經辦企業，也只能在市場失缺，在民企不宜、不願和無力 經營的領域行業，才主要由政府出面經辦。 　 這些領域，大致有三：　 第壹，關係到國家與社會安全的軍工、金融、郵電、通訊、鐵路、能 源、重要原材料的開採與加工等產業部門。　 第二，為社會各行各業乃至千家萬戶提供生產、工作和生活所必須的 公共產品的產業部門，如供電、供水、供氣、市政建設、環保工程等。　 第三，為了增強國力，為提高國民素質，為增進經濟發展的後勁，國 家必須在先導性的新興產業，主要是教育與科技部門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 這些產業的特點是投資巨、風險大、周期長，壹定時期內無相應的效益， 但為了社會的未來發展，國家必須投入。　 上述三大領域，構成了國有企業的三大部類。第壹部類具有壟斷性， 第二部類具有基礎性，第三部類具有先導性，分別體現了國有企業在國家 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控制、服務與先導的三大功能。 相比之下，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第壹部類中的某些產業是不宜經營的， 第二部類是無力經營的，第三部類是不願經營的。　 鑒於我國民間企業起步不久，上述情況，僅適合我國現階段的情況。 　 國企和民企，由於產權、機制、功能等方面的差別，在市場經濟的條 件下客觀上存在著上述的自然的社會分工。我們應自覺遵循這壹自然的社 會分工法則，推動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 2、 使國企、民企結構合理化　 如果僅靠市場優勝劣汰的效應實現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將要經 過壹個較長的過程，因此，政府的推動不必可少。政府應制定「國退民進」 的實施計劃，讓那些經營不善、前途黯談的國企有步驟地撤退，扶植民間 企進入市場。　 鑒於民間企業經濟力量尚較弱小，無力壹次性并吞有壹定規模的國有 企業，因此只能採取債務償還的方式實施「國退民進」計劃，即讓民企先 佔用國有企業的資產，並向國家支付壹部分資產的銷售金額，餘額及利息 可讓民企在經營中逐步按契約計劃還清。如果壹定要到國企破產、職工下 崗，壹定要到民企有實力購買破產的國有企業，那樣不僅時間會拖得太長， 社會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 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人們的思想上已經歷了搞活國有企業——搞 活國有經濟——搞活國民經濟三個階段。人們的視野是逐步打開的。第壹 階段，希望搞活所有國有企業。第二階段，認識到不可能搞活每個國有企 業，於是把目光指向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但仍把改革的視角局限於國 有經濟這壹塊。到了第三階段(90 年代末)，才認識到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搞活國民經濟的全局，求得我國社會整體經濟效益的日益高漲。社會生 產力的發展，應求助於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合力。所有制及其產業結構合理， 這種合力就大，經濟增長就快。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曾走過很大的彎路。經 濟體制改革，國退民進，說到底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是對建國初期所有 制關係「改造之改造」。把扶植民間企業看成是改革份外之事，說明還沒 有從傳統的所有制模式中解脫出來。搞活國民經濟，要求政府壹手抓國企 的改革，壹手抓民企的發展，把社會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才 能實現良好的社會整體經濟效益。只有這樣，我們才擺脫了計劃經濟時代 的思維模式。　 3、「產權明晰」對國有企業來說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科學的，對國 企來說，只能實行「產權管理責任制」。 國企的資產是無差異共有，在現實中只能實行委託—代理制。從中央 政府直到企業經理階層，是各級委託—代理者。因此，國企的產權大體上 只能實行「三級管理責任」。壹級管理者是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和國務院)， 其職責是制定涉及國有資產管理、評估、轉讓、出售、配製、投資、收益 分配等問題的法規。二級管理者是國有資產投資決策部門，其職責是根據 國家制定的國有資產管理法規，對國有資產進行合理配製(包括評估、出售、 重組、投資等)，還對國有資產的營運情況進行監督(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 的還有社會各中介機構)。三級管理者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廠長經理)，其 職責是具體操作國有資產的營運，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後者視企業情況 而定)。建立三級管理責任制，共同的目標是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與有效營 運。　 4、完善法人治理機制是國有企業管理制度的核心。　 經理廠長是國有資產管理責任制中最重要的環節，也是企業興衰的關 鍵。壹級、二級管理者的管理目標最終能否落實，資產能否安全有效地營 運，最終都依賴於經理廠長。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機制，核 心是經理廠長制度。 根據我國現狀，完善法人治理機制面臨以下三項任務。 壹是營造經理廠長的競爭機制。　 經理廠長應由政府部門任命制轉變為競爭上崗制。政府部門任命不僅 選人視野狹窄(是否幸運遇上「伯樂」)，難以做到能者上崗、人盡其才； 而且選人標準不夠規範，容易帶有長官意志的偏狹性；並導致人事腐敗和權力腐敗。競爭上崗應建立經理市場，以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招標競 爭，擇優聘用。由政府任命制轉變為營造人才市場，讓優秀管理人才在競 爭中脫穎而出。 二是強化經理廠長的激勵機制。　 西方經理代理制的成功經驗表明，經理所以能在企業中發揮卓越的作 用不取決於企業家覺悟之高低，而在於在代理制中實行利益激勵機制、風 險分配機制、監督約束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沒有這些機制，經營者決不 會像所有者那樣關心企業的利益。　 在我國國企中，長期來缺乏激發企業經營者積極性、創造性的有效機 制，對他們的才能、責任、風險和貢獻沒有給予相應的回報，這是國企管 理落後、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作為企業法人代表，要保證資產的保值增 值，要承受市場風險，要組織生產經營，責任可謂大矣!有「責」就得有相 應的「權」和「利」。責、權、利的統壹便是企業家的激勵機制，而「利」 是這壹機制的核心。為此，必須改革經理廠長的工資制度。取消行政級別 工資制，實行年薪制；根據才能、責任、風險、貢獻等指標確定工資收益； 重獎同時實行重罰，工作失誤、玩忽職守、資產流失、企業受損，應給以 相應的處分：取消經理資格，承擔終身賠償責任，直至追究法律責任。　 國企中缺乏激勵機制，損失無法估量。稱為「歷史上罕見的巨貪」褚 時健壹案，人們開始震驚，事後又引起反思。從企業家制度上總結教訓， 就是「責、權、利」不對稱的問題，致使「好人變成了壞人」。褚時健 1979 年出任玉溪廠廠長以來，把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建成了亞洲第壹、世界 第五的現代化煙草企業，實現利稅從 0.97 億元增加到 206 億元，自 1988 年以來年年進入中國稅利十強，1995 年名列中國稅利大戶第二名。這番業 績顯然與褚 15 年嘔心瀝血的操勞是分不開的。但國家對他的回報是什麼呢? 低額的工資。所以，他在退休之前就想：我也苦了壹輩子，我得為自己的 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決定私分 300 多萬美元。眾多企業家認為，如 果有壹個「適當的機制」，褚本來可以合法得到比他貪污的錢還多的財富。 難怪國企的老總都有這樣的心態：給國企幹活，不能幹得太好(因為無相應 的回報)，也不能幹得太壞。有了這種心態，國企還能搞好!還有，國企的 老總對財產的處置權很大，他可以無度地揮霍公款也不算犯法，就是不能 將企業的財產佔為己有，否則就是犯法。在此制度下國企資產流失驚人。 因此，強化激勵機制確是當務之急。　 三是健全經理廠長的監督約束機制。企業的監督約束機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壹是在企業內部按照現代 企業制度，建立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切實加強董事會、監事會、職代會 對經營者的監督。不少企業董事長兼總經理，極大地削弱了董事會對經營 者的監督制約。二是建立並健全審計、會計、資產評估、技術監督等社會 中介機構，形成約束企業家的外部力量。海爾集團總經理張瑞敏說：「在 社會的其他環節還跟不上時，對國有企業經營者實行年薪制，難以取得真 正的效果。比如，在會計師的審計結果可以用錢買的情況下，誰能辨別帳 目和業績的真偽?又如何給企業家定價?」這說明，監督機制與激勵機制應 當配套。西方國家的社會中介機構壹般要承擔無限責任，不敢與企業合夥 弄虛作假。我國的社會中介機構其行為還很不規範。審計師事務所、會計 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和技術監督機構大多掛靠在政府有關部門，因而不 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中介機構，不承擔獨立的法律責任，加上部分人員素 質不高，評審結果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有的為了獲取好處，幫助企業做假。 所以，社會中介機構不僅應與各自主管部門脫鉤，成為真正獨立、公正的 社會中介機構，還應明確規定對其行為必須承擔無限法律責任，使之真正 承擔起從外部有效地監督、約束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職能。　　 國有企業改革中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 這些問題，對改革的成敗，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都是帶有根本性的， 從而向傳統經濟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有望成功，必須 解放思想，以「三個有利於」為指導，跨越觀念障礙；必須消化 50 年來經 濟建設與 20 年來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惟此， 我們才有清醒理智的頭腦，駕馭改革而獲全勝。　

社會主義的世紀遺產
壹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統壹、分裂、 再走向合作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民主社會主義及其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時期，或稱國際工人 運動統壹時期。時間是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的第壹次世界大戰。1869 年 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 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當時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 法。李卜克內西的經典解釋是「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 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說明兩者互為基礎、不可分離。1876 年第壹國際 解散。1889 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社會主義 而奮鬥。 第二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與對立時期。時間是第三國際 成立（1919 年）至蘇聯解體（1991 年）。總的來說，共產黨為之奮鬥的社 會主義經歷了大起大落：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但繼而無不遭受重挫，不 得不改道易幟，謀求新路。社會民主黨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陣容不斷 壯大，在許多國家紛紛上台執政，其影響超越西歐地區，在國際舞台上， 成為壹種重要的政治力量。 壹次大戰爆發后，由於對戰爭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 年 3 月，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成立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1923年 5 月，以 伯恩斯坦與考茨基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此，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了互相對立的兩個國際組織。1949 年，中國革命與其他壹些國家革命的勝利，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社會主義陣 營，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佔世界總量的三分之壹。此時期社會 民主黨在世界範圍內共有 34 個，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社會黨在 競選中先後上台執政或聯合執政，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從 1949 年到 1991 年蘇聯劇變，40 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最輝 煌時曾發展到 150 個左右，執政的有 16 個。由於體制的缺陷與執政中的重 大失誤，致使 1989 年到 1991 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 11 個，出現了 嚴重的敗局。而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得到穩步 、快速的發展。1951 年，社會 黨國際成立。二次大戰後，先後有 40 多個社會黨上台長期執政，且效果顯 著。此時期社會民主黨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至 1991 年社會黨已達 151 個，至 2003年，已達 169 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遍及全球。蘇東劇變后， 原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改名換姓，轉變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還 有壹些西歐共產黨也改名為社會民主黨。 第三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和解與合作時期，時間是 20 世紀的 80 年代至今。1976 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后，社、共兩黨超越意識形態障礙， 開始對話與合作。1991 年蘇東劇變后，更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特別 對於共產黨，總結對立時期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民主黨是值得共產黨 人借鑒學習的朋友，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 兩種社會主義，經過壹個世紀實踐的考驗，壹衰壹興，其中所包含的 歷史經驗教訓，是人類的世紀遺產，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這裏僅提出幾個問題。 壹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過渡」？這 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長期爭論的重大問題。如果將其中壹種方式作為獲 得國家政權與爭取社會主義的絕對模式，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可取。無論馬 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都沒有加以絕對化。「暴力」還是「和平」，不應當從革 命政黨的主觀偏好出發，而是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地說，取決於 統治者的統治狀況。如果有和平的可能應當以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種可能 的勝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所採取的壹種鬥爭方式。在已經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會裡，依然鼓噪暴力，可能會被當作笑話。我們不應當崇拜暴 力，迷戀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爭取基本權利的道路被統治者全都堵 塞，難道我們只能在無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權、革命權是 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壹。當然，只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啟用這壹權利。 恩格斯晚年（1895）所聲明的關於不放棄「革命權」的遺訓，大概也出於 這壹考慮吧！《獨立宣言》（1776）也特別聲明這壹權利：「當壹個政府惡貫 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 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 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過去我們只強調「暴 力革命」，視「和平過渡」為修正主義。現在也不能走向另壹極端。畢竟任 何人都不可能向我們擔保：人類在今後將永不出現惡貫滿盈、倒行逆施的 暴政。從這壹意義上說，所謂「告別革命」壹說是欠妥的。 二是怎樣對待資本主義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還是理智地繼承，這是 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更深層次的分歧了。從階級觀點出發，馬克思對資本 主義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評價。他告誡工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 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現成的國家機器」，就 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列寧更是大貶資本主義民主制，把它說得壹無是處， 並聲稱，「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此點對中國黨影 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大約整整 50 年間，無產階級專政大行其道，對資 本主義民主制壹直缺乏理性的審視和客觀的評價。其結果，自由、民主壹 概封殺。至 80 年代，自由仍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橫加撻伐；而專政才 是無產階級的，壹再堅持而且時有強化。民主社會主義呢，它的成功，它 的掘起，恰恰是依憑于資本主義民主制。首先，資本主義民主制容納了社 會民主黨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的存在；其次，這個政黨享有與其他 政黨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的行列，作為選民們自由選擇未來政府中執政的 對象；第三，社會民主黨執政后，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即資 本主義民主制，而是尊奉這壹制度所體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普 世理念，利用這壹制度現成的壹套規則對國家進行治理。實際上，它也只 能按照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成規施政。它不可能廢除選舉制，不可能把議會 成為壹黨的工具，不可能拋棄權力分立與政治競爭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 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剝奪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權。它所能做 的，只能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導民主制 向完善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利於社會民眾。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兩種態度，兩種方法所產生的不同後果，作為世紀遺產值得人們深思。當然，在馬克 思主義者中，在共產黨人中，不是沒有人對此作出過反省。俄國早期的馬 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政治遺囑》（1918）中，中共的創始人和早 期領導人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1940）中，對資本主義民主制都曾作 出過中肯的肯定性評價，堪稱是兩個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長期被塵封，無 人知曉而已。普列漢諾夫認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 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 是民主」。陳獨秀也認為，「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 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還說，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 民主同樣要求壹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 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壹文不值。」可以 這麼說，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我們根本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 三是在經濟基礎方面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造是實行保守療法還是連 根拔除？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確立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 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馬克思改造 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主張。對此，共產黨建政的國家無不都照此辦理。問 題是實踐的結果如何？答案是：生產力發展的長期停滯乃至遭受破壞，物 質財富的嚴重匱乏，社會的普遍貧窮。實踐證明，此種改造資本主義所有 制的方法是失敗的。原因是什麼？說複雜些可以寫壹部專著闡述之；如果 用最簡單的壹句話表述之：那就是勞動者對勞動缺乏興趣；從農村到城市， 從體力勞動者到腦力勞動者，概莫例外。整個社會生產由政府包辦，勞動 者不過是官家的雇傭勞動者，他們不但與生產資料切斷了聯繫，與生產成 果也切斷了聯繫。生產得多與少，生產得好與壞，與他們個人沒有聯繫， 無須他們去關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壹心為公的具有高 尚道德情操的共產主義新人。這當然是虛假的。實際情況是，在公有制加 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每個人再無條件去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實現自己的 夢想與抱負。每個人都被捆死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干多干少、干好乾壞壹 個樣，餓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茍安地活著。每個人都成了被動的工具，成 了螺絲釘。可悲的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曾堅守著 公有制的壹統天下。直到今天，還有人以鄙視的態度將社會民主黨執政的 國家判定為是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呢！理由是：這些國家還是以資本主義 私有製為主體。為了認識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必須突破陳舊、僵化 的社會主義觀念。這種社會主義觀念將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的神聖原則，至於實踐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計較。但是，所有制（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 不過是壹種手段而已。判斷壹種所有制之孰優孰劣，姓社姓資，不是看它 掛的是什麼牌子，而應當看其以什麼績效報效社會：第壹，是否能為社會 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質財富；第二，這些財富是否能供全體社會成員合理地 共享。對此，社會民主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 保留的是經濟發展的潛在動力，從而能為社會提供比妳們實施公有制的國 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質財富；有了這豐富的物質財富，政府才可以進行二 次分配，調節貧富差別，使全社會共享富裕。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會主 義。否則怎能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是：國家 不掌控（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但通過稅收集中社會財富進 行社會主義的再分配。我們因此把它歸結為壹個公式：生產由妳，分配由 我。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密。它還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 政成本。這是對馬克思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修正和對實踐社會主義的重大 發展。 其實，社會主義的標準不應當狹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質上，它應當 有多項測評標準。如看其公民的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保障，看其法紀和倫 理規範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會財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農、城鄉、 體腦勞動與貧富差別是否逐步縮小，看其國家、社會與公民的關係、人與 自然的關係是否和諧。總之，社會主義應當體現在國家的民主與法治，社 會的公正與和諧，個人的自由與幸福。這種社會主義的新標準新理念，壹 方面融合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另壹方面鑒於蘇式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 對社會主義概念內涵推陳出新，這是對過去長期為之遵循的社會主義模式 的超越。 東歐發生劇變之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已成為 歷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即融入了人類的普世價值。

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
壹
李銳老這幾年壹再說：「要弄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他在為《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張宣三著）壹書作「序」時（2009） 寫道：「《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根本理論，是以所謂『剩餘價值』學說 揭示當年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以階級分析、階級鬥爭（「至今壹切社 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通過暴力革命，建成無產階級專政、公 有制和計劃經濟三大體製為特徵的專制社會主義（他們自稱為「科學社會 主義」）。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兩大陣營的變化，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理 論的錯誤。」李銳上述表述如果用公式表示，就是：馬克思主義等於暴力革 命加上無產階級專政加上公有制是專制社會主義是錯誤理論。 謝韜的警世之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壹文發表后產生了 重大的社會反響。文中贊同辛子陵的壹個新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 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還認為，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 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謝韜的新觀點鼓舞 了很多人，但也引起了對馬克思主義認識上的分歧與混亂。在謝韜看來， 馬克思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在李銳看來，馬克思主義是「專制社會主 義」。謝韜的新論壹時間成了壹個「迷」，引起了壹場至今未了的爭論。 主張「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壹些學者稱，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時俱進，晚年修正了前期的思想與主張。這些學者的根據是馬克 思在 70 年代末所說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恩格斯 在 1895 年撰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所闡述的某些新思想。為 澄清馬、恩的思想是否有壹個「前後期」說，亦糾正「民主社會主義是馬 克思主義的正統」說之誤，張光明發表了「質疑『馬克思主義分為前後兩 期』說」壹文。張文說理清晰、服人，應當說，問題已經解決。 如果還有論者覺得張文所論不能成立，那麼，我有兩個建議。 第壹個建議，去讀壹讀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眾所周知，這 個短短的講話中，恩格斯提出了馬克思壹生中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 余價值論。恩格斯高度評價馬克思壹生中的兩大發現，沒有說馬克思後來 修正或放棄了兩大發現中的任何壹個。並且說：「馬克思首先是壹個革命家。 以某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的事業，參 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這實際上就是他畢生的使命。」恩格 斯的這壹講話與李銳對馬克思主義內涵的表述是相吻合的。 第二個建議是，去了解壹下壹戰以來北歐、西歐興起的民主社會主義。看 看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否就是恩格斯晚年思想 的實踐結果？如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內涵與恩格斯晚年思想尚有明顯的 差別，或者說，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中尚未預見到未來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中 的若干重要內容，那麼，我們可以說，晚年的恩格斯還不能認為是壹個完 全的 20 世紀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更不用說馬克思了），自然也不能得出 「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結論了。
二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從理論上說，應當是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指導 下的實踐成果。如同蘇聯與中國曾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 即李銳所說的「專制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成果。但在實際上，民 主社會主義模式是在實踐中長期摸索形成的；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壹個先 驗的目標模式。這種摸索，大約是從壹戰之後（以瑞典為代表）開始的。 此時恩格斯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北歐、西歐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略有差別，其基本方面則是相同 的。第壹，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通過多黨競爭，在大選中爭得議會中的多 數席位而上台執政，即以和平的途徑（議會道路）獲得國家政權。不搞暴 力革命，不走「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第二，上台執政后，保留資 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是加以推翻與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拋 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保留資本 主義自由經濟，不剝奪資本，不搞壹元化的公有經濟，構建國家與民間的 合理所有制結構，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第四，國家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 距，使國家、企業主和民眾的利益獲得合理化，實現分配正義。分配正義 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是民主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因素注入于資本 主義社會，或在資本主義制度上嫁接社會主義新枝的歷史性成就。第五， 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等都可獲得政府公 共財政的資助，而政府自身清明廉潔，為使全體國民生活在和諧幸福的社 會主義大家庭中而公正高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我在「救黨派的歷史迴音」壹文中，把民主社會主義歸結為幾個不搞：「他們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搞無產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取締自由市場，不搞計劃經濟。」這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有天壤之別，全「修」 了。我還寫道：「民主社會主義的秘密在於，它是在保留資本主義的上層建 築（民主制）和經濟基礎（私人經濟）的基礎上，注入社會主義的公平、 正義的壹種社會制度。它保留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又創造了新的文明成 就。」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創性原則雖然不多，但它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 響和承受「無產階級叛徒」的罵名的巨大壓力（它確實與馬克思主義基本 結論唱了反調，即所謂「離經叛道」），堅持走獨特之路，而且居然獲得了 成功。它的偉大成就可能不是創造了多少原則，而是超越了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的框架，另搞壹套，敢於在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創造出了社會主 義文明，給這些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帶來了福音。 需要說明的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許多人，都強調，「民主」是民 主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他們的意圖是要與「專制社會主義」劃清界限）。 其實，對社會民主黨來說，無論是上台執政，以及上台後民主執政，都是 利用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成就。只是，在執政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政 治法律體系，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使之更臻完善而已。因此，民主社 會主義中的「民主」，絕大部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建樹。 對照恩格斯 1895 年以《導言》為代表的晚年思想，還不能證明恩格斯 「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也不能證明他 對民主社會主義已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設想。只能說，面對資本主義的新情 況，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鬥爭策略作了某些調整。如此而已。鑒於此，筆 者感到有三個問題有澄清的必要。 壹、 是否放棄革命權？ 在《導言》中恩格斯明言，「我們曾經錯了」，1848 年的鬥爭方法「已 經陳舊了」，指出普選權是「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據此，許多人 斷定，恩格斯已認為，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放棄暴力革命，完全可以以和平 的方式獲得政權。須知，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是壹回事，是否從此可 以放棄革命權是另壹回事。許多人把這兩個問題混同為壹個問題了。或者 說，他們關注了前壹個問題，卻罔顧了后壹個問題。 早在 1872 年 9 月的壹次群眾大會上，馬克思就說過，「我們不否認， 有些國家（如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自己的 目的。」到了十九世紀末，即恩格斯的晚年，已經看到和平過渡的希望。進 入二十世紀后，壹批西歐國家，工人政黨通過競選紛紛登上執政舞台，議 會道路已成現實。但是，這裡有壹個前提，即和平的議會道路僅限於資本 主義民主開放的國家。對於前民主國家，被統治者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 目的的道路還往往被堵塞。因此，不能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的方式 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套用到這類國家。以往幾千年的歷史，被統治者為了 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與統治者進行武裝的、甚至沒有任何武裝的流血沖 突，由此引發革命、內戰，乃是壹種常規。被統治的民眾，以和平方式達 到自己的目的，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在壹些國家才剛剛開始（大概不到二 百年）。就在二十世紀，無論西方或東方，都出現過獨裁者、暴君、和現代秦始皇，把人類推入災難和血泊之中。對此殷鑒不遠，記憶猶新。近十年 來的大陸中國，在「盛世」的光環下，所謂「群體事件」的官民衝突頻頻 發生，且愈演愈烈，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近年，中東北非的埃及、 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政府與民眾的暴力衝突烽火連天，都是因統治者的 專制暴虐所激化的。人類在今後的漫長歲月中，難道不會再出現暴虐無道、 倒行逆施的統治者？鑒於此，從西方啟蒙思想家到《獨立宣言》，到《世界 人權宣言》，都莊嚴地壹再申明，革命權和反抗暴政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壹。 洛克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殘暴地壓迫人民的全部或壹 大部分」，那麼，人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 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見 政府論 ，下篇） 《 》 美國《獨立宣言》（1776）宣告：「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 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壓抑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 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 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昭告：「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污衊已 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 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特制定此《宣言》。 即使是恩格斯，在《導言》（1895）中亦強調：「革命權總是唯壹的真 正的『歷史權利』」。這是十分正確的，可惜被有些人忽視了。 左禍年代崇拜暴力革命，甚至鼓吹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大陸發行 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沒有將恩格斯 1895 年《導言》這壹重 要文獻編入其內，就是因為該文與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的觀念相抵牾。當 人們發現恩格斯在《導言》中主張議會道路的新思想后，又把這壹思想加 以誇大，掩蓋恩格斯還堅持革命權的思想，使認識陷入另壹種片面性。如 何對待以和平與革命兩種方式爭取社會主義，還可以看看恩格斯在 1895 年 4 月給拉法格的信（此信亦沒有編入四卷本 馬恩選集 ） 《 》 。信中對李卜克 內西放棄暴力革命的思想進行了批評。恩格斯說：「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 了壹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於 1848-1850 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 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 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 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於比利時、義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採用。 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就不適用了。」1 後來，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 的小冊子中對此事也評述道，恩格斯本人對李卜克內西壹伙刪節他的文章， 以至於使他「成了壹個不惜以任何代價換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極其 惱火。因此，在新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實踐中，恩格斯雖然高度讚揚和平的、 議會的、非暴力的鬥爭手段，但在恩格斯總的理論體系中，並沒有放棄暴 力革命。 因此，不能把和平的議會道路的鬥爭方式說成是恩格斯晚年的唯壹思 想，不能把這壹思想誇大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二、 是否放棄無產階級專政？
1894年 3 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寫道：「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
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
政治形式。」壹些論者將此作為恩格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可是，仔
細推敲，恩格斯這裏仍然是針對未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統治（專政）形式
而說的。只是，1875 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僅提出了無產階級專
政的概念以及這個專政存在的歷史時期，沒有具體指明這個專政所賴以實
行的形式。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
式。這意味著民主制這種政治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
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但恩格斯並沒有否定國家的階級性。所以他接著說：
「共和國取決於它的內容（即「階級性」——筆者）；當它還是資產階級統
治的形式時，它就和任何君主國壹樣地敵視我們。因此，把它看成本質上
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或者當它還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
命委託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2
由此可以認為，在恩格斯看來，存
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只是沒有這樣明說罷了。明確地
將民主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兩種類型是列寧。但是，壹旦
將民主納入階級性的範疇就取消了民主。因為民主是不分階級、信仰、性
別、文化高低、財產多寡的全體國民均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的壹種政治制
度。若以階級性劃分民主，國家權力勢必僅為某壹階級、某壹集團所有而
排斥其它階級、其它群體對國家權力的所有權。「主權在民」中的「民」，「民
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是全體國民，不論是貴族、平民，是有產者
或勞動者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國家權力。民主社會主義能長期立足政治舞
台，就是因為尊重「主權在民」的原則，淡化國家的階級性，在長期的執政實踐中始終恪守「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併發揚光大。看來恩格
斯 1894 年的思想尚未突破階級專政和階級民主的框架，這是沒有疑問的。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馬克思，即《哥達綱領批判》名
篇中之立言。此文馬克思寫于 1875年，但沒有發表。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
之下，于 1890—1891 年才在《新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上公
諸於世（為什麼導師的文章在他所指導的黨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如此困難，
內中的原因多半是觀點上的分歧吧？）。四年多之後，恩格斯去世。如果恩
格斯晚年已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不再贊同馬克思對所謂抽象的「自
由人民國家」的批評，恩格斯還會不遺餘力地推動這篇著作的發表嗎？
社會民主黨通過競選上台執政，是恩格斯去世之後的事。通過競選入
主政府，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
為它的權力是支持它的選民授予的，那麼，它的執政實踐自然必須符合選
民們的意願，必須維護選民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社會中某壹階級、某
壹群體的利益。雖然，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但壹旦執政，
其視線就應當超越階級的框架，考慮到社會中方方面面不同的利益訴求。
如果社民黨聲稱「專政」而實行「極權」，那麼，在下壹輪的大選中必定會
被淘汰出局。所以，暴力革命與政權的專制如果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
那麼，民主選舉與為民執政也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社民黨的執政，使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理論淡出，遠離了歷史舞台。政黨、政治、
國家等概念，均由階級性轉向全民性。這是民主憲政的實踐對馬克思階級
論的歷史性超越。無疑，社民黨執政后，社會中各黨之間的競爭將永久持
續，各種意識形態將不斷交鋒，各種政治傾向之間的博弈亦會時激時緩，
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這種現象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恩格斯的晚年，雖
然看到工人階級可以和平地獲得政權的希望，雖然認識到民主共和國是工
人階級統治現成的政治形式，但畢竟沒有親眼看到和親身體受到社民黨執
政后社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也沒有看到由於社民黨的執政使得兩大曾經
對立的階級的陣線變的模糊，國家，這個階級鬥爭工具的概念亦在人們的
意識中日漸煙消雲散。所有這壹切，是晚年的恩格斯所未曾預料的。
三、 是否放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恩格斯在《導言》中寫道：「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
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資本主義基礎在 1848
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是要消滅的，只是
當時歐洲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還遠沒有到達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
恩格斯沒有說，社會民主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注入社會主義的
分配方式，從而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所以，恩格斯的思想同以後社會
民主黨長期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戰略安排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在
于，壹個在條件成熟時要剷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壹個是不管資本主義私有
制的狀況如何，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為什麼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以國有企業取代私人企業，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過深刻的教訓。1920
年社民黨執政期間以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建立了壹大批國有制企業。
由於企業效率效益下降，經濟很快出現了困難，導致 1924年大選中退出內
閣，離開了執政舞台。這壹教訓，使社民黨認識到，搞社會主義，所有制
社會化不是壹個最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
財富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社會多數人受益。他們認為，與其搞大量的公
有制企業，國家高投入，結果低產出，創造不出很多財富，政府要提供充
裕的公共產品，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那還不如國家除經辦必須由國家經
辦的企業外，放手鼓勵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儘可能
多的財富，為政府擴大合理的社會分配提供財政支持。可見瑞典社民黨保
留私有制的做法，不是根據恩格斯晚年現成的思想，而是根據自己在實踐
中摸索積累的經驗。這壹經驗筆者將之概括為：「生產由妳（私人企業），
分配由我（政府）」。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都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
制當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瑞典社民黨開闢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
新路，這對深化我國的改革大業乃至世界各國極具啟示意義。看來，任何
壹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必須以私人（或私人聯合體）所有製為主，才能
使經濟發展具有內在的持久動力，為國家進行公平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
系提供物質基礎。這恐怕是壹個普遍性的規律。
私有製為什麼不可消滅，其原因再作以下簡要的理論說明。
第壹，財產所有權是公民人權之基本，個人財產所有權，即私有財產，
在西方國家歷來受到憲法的保護，神聖不可侵犯。要剝奪資本、消滅個人
財產所有權：⑴ 除非取消公民權中這壹基本內容，將憲法修改為：公民的
私有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我們知道，這個法律屏障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超越
的；⑵ 除非共產政權上台，踐踏人類文明法則，以行政暴力消滅壹切形式
的私有經濟。然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中共與 90 年代以來的俄羅斯選擇了壹條新的道路，開放內資與外資，私有經濟得以重返舞台，大顯身手，迅速地改變
國家的貧困狀況。這說明，企圖消滅私人財產所有權是歷史性的錯誤，它
只能是壹個短暫的、難以持久的歷史現象。
第二，馬克思先驗地設想，社會主義公有制將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優越，
即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這種認識無歷史根據。蘇聯與中國
（還可以加上瑞典等國）公有制的實踐只有失敗的記錄。實踐教訓人們，
公有制的弊端比私有制的弊端要大、要多。私有制的弊端可以通過政府參
與分配，改變貧富差距得以克服，如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而公有
制的弊端——效率低效益差，至今未見根治之方，因為它與公有制的體制
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後來，鮑彤
（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壹）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社會主
義準備階段」。此說的潛台詞是，這個「準備階段」壹旦結束，就要消滅私
有制，推行公有制，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裏的問題是，「準備階段」
得有多長？有什麼標準與理由可以結束「準備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公有制加上計劃經濟是社會主
義，還是混合經濟+公平分配是社會主義？如果是後者，「準備階段」的理
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總之，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顛復了馬克思關於搞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
有制的結論。
馬克思在所有制問題上的另壹個錯誤是，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
（社會所有制）。謝韜和辛子陵就此認為，股份制使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社
會主義，還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股份製作了天才的分析。由於當時
股份制問世不久，尚未成熟，處於資本集合體階段，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
位，因此對其前景作出了與此後實踐發展相悖的結論。
馬克思說，股份制是對「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它是「進入
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的「過渡點」。股份制中的資本「已經不是當作壹個
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的共有的財產，直接
的社會財產。」3
「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這個提法是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結
論。
然而，股份制不能認為是「直接的社會財產」，即不是公有制也不是共有制，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者說，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
為了揭示股份制的奧秘，說明它是特殊形式的個人所有制，需要介紹
「差異共有制」與「無差異共有制」兩個概念。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
人所有制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
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
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制。
「無差異共有制」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
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徵是，集合體的共同財產是不可分割的，它必
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
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挂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
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佔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
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公有財產的。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
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繫壹定的
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
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
有制息息相關，它因此也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与這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
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
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
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
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
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
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
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
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
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
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
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台上大
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共同佔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
佔有，而這種共同佔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佔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
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
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
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直接的社會財產」）；而「差異
共有制」的分析表明，股份制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屬於私有制範疇。
根據馬克思的結論，個人財產所有權在股份制的演進中遲早壽終正寢，歸
于消滅；根據差異共有制分析，個人財產所有權固若金湯，永久地得到保
障。這壹點，已被馬克思之後各國的經濟實踐所證明。
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這種股份制是特殊
形式的股份制，它的基礎是公有制而不是個人所有制，因而不是原本意義
上的股份制。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
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
由聯合體所委託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
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 50%的股權，在體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
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制，因而仍難以克服改制前國企
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台上（特別是
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
股份制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裡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
制由於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上述分析表明，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尚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和基本觀點；只能說，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通向民主社會主義打開了缺口，
但還未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門。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
統」 ，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據，也缺乏實踐的根據。

三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十年來，有
的論者提出，十月革命送來的是列寧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這等於說，
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兩種不同的主義。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與列寧
主義存在著諸多差別，但這種差別只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兩種理論體
系的差別。在若干重大基本問題上，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與推行公
有化體制，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乃至毛澤東思想，壹脈相承。無論列
寧還是毛澤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推行者、踐行者。列寧和毛澤東因此都把不按照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付諸實踐的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大
加撻伐，指責為「修正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叛徒」。
無論是將列寧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開來，或者稱民主社會主義是
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大概都是為了說明，唯馬克思主義才是對的，是唯壹
可信的真理。這樣做的意圖，可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旗幟，是黨
從事革命鬥爭的指導思想。如果馬克思主義有錯，那我們到哪裡去尋找正
確的方向？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到哪裡去借力、使它名正言順？我認
為，結合中外歷史經驗，實事求是地討論馬克思主義，分辨出哪些是有價
值的思想遺產，哪些是因歷史的局限而有錯（這是任何壹個偉大的歷史人
物在所難免的。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沒有永恆真理，只能在不斷的糾
錯中接近真理，增進認識），就會找到前進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