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權自由與實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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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自由與實質自由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8日
作者 任賾
自由主義在英文中有兩個詞，含義不同，並涉及自由主義的學派之別。隨著有關自由主義的學術討論在中國逐漸展開，識辨這壹差別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將有助於在學理上更完整地理解自由主義的相關學派及其分際。
這篇文章發端于筆者翻譯壹本學術著作時遇到的壹個語言上的困難，即如何用中文表達兩對英文概念：自由（Freedom）與自由(Liberty)，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先看表達「自由」之意的兩個詞。各種英文或英漢詞典都把它們列為同義詞，壹些作者明確說明，在他們的學術著作中這兩個詞可以互換。但是，這兩個詞是可以有實質性區別的。
試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替亞.森(Amartya Sen)的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試譯為《自由：發展的目的和手段》)[1]中的兩個例子。森在評論功利主義[2]時說，「功利主義的壹個壹般性特徵是the indifference to freedoms, rights and
liberties」([1]，57頁)。在這裏freedoms和liberties並列，如果不作區分，就只好譯成「漠視自由、權利和自由」。但在森的原話中，freedoms和liberties分明表達了不同的內涵。在另壹場景下，當森評論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信息基礎時，他說，「In terms of its informational basis, libertarianism as an approach is just too limited. Not only does it ignore those variables to which utilitarian and welfarist theo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but it also neglects the most basic freedoms that we have reasons to treasure and demand. Even if liberty is given a special status, it is highly implausible to claim that it would have as absolute and relentless priority as libertarian theories insist it must have. We need a broader information basis of
justice.」([1]，67頁)即「就其信息基礎而言，自由主義作為壹種術路很有局限性。它不僅忽略功利主義和福利主義理論賦予極大重要性的那些變數，而且忽視我們有理由珍視並要求的最基本的自由。即使給予自由以特殊地位，也很難有理由聲稱自由應該具有絕對的、不可軟化的優先性，如自由主義理論所堅持的那樣。我們需要關於正義的更廣的信息基礎。」筆者在這裡有意把freedom和liberty不加區分地譯成「自由」，結果這段譯文就顯得邏輯混亂：自由主義既「忽視我們有理由珍視並要求的最基本的自由(原文是freedom)」，又堅持「自由(原文是liberty)應該具有絕對的、不可軟化的優先性」。
再看以Liberal為詞根的兩個名詞Liberalism和Libertarianism，它們都可以譯成中文的「自由主義」。但在當代美國的用法中，這兩個詞通常分別表示傾向很不相同的兩個思想流派。大體上，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為例，Libertarianism大旗下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所謂保守派)，Liberalism大旗下有薩繆爾森、阿羅、森等人(所謂自由派)。上面引的森的第二段話就涉及身為自由派的森對Libertarianism的批評。如果把這兩個詞都譯成「自由主義」，中文讀者就完全無法分辨這個「自由主義」究竟是指哪壹家。
其實英文中對這兩個術語的界定也存在著混亂。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4年發行了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五十周年紀念版
[3]。封底的作者簡介稱哈耶克是「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注：英文用的是Libertarianism）的主要倡導者」。芝加哥大學是Libertarianism的重鎮，該出版社對自由主義的旗號應該不會用錯了詞。有趣的是，哈耶克在書中卻壹直用Liberalism稱呼自己的主張，並在此書1956年重印版序言中花了兩頁篇幅(25-26頁)說明其理由：他是「在原來的、十九世紀的意義上」使用「Liberal」這個詞的。無獨有偶，哈耶克的親密同道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4]
壹書的引論中也花了兩頁半篇幅(4-6頁)回顧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起源及其「本來意義」。他認為，要概括他在書中表達的思想，「正確的和恰當的名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但在當代美國用法中Liberalism被轉用來指贊同政府干預的那些人。他說，壹方面不願把自由主義(Liberalism)稱號拱手相送，另壹方面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名稱，因此他堅持用Liberalism──即關於自由人的學說──來概括他的思想。
與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稱相對照，森在前引書中壹直用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ist)稱呼哈耶克和諾其克(Nozick)。這與美國學術著作和傳播媒體壹般報導中的慣用法壹致。看起來，按照當代美國用法已經穩穩享有自由主義(Liberalism)頭銜的那些人，很樂意給論敵壹頂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桂冠。而自認為是正宗自由主義的那些人，或者如哈耶克所說，「令人遺憾地」只好用「保守主義」來指稱自己(但他和弗里德曼都強調他們那種自由主義絕不是保守主義，下文將討論這壹點)；或者如弗里德曼所做，拒絕「投降(surrender)」，毫不退讓地高舉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戰旗與他認為的假自由主義者奮力作戰。
陳述了有關兩種自由主義的問題之後，現在來說明本文的主旨。筆者無意作學究式咬文嚼字之辯。釐清這些術語需要分析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學理，但筆者的著眼點並不單純在其理論上的意義，而更在其實踐性。三個多世紀以來，壹些國家的人民大體上沿著自由主義路徑擴展自由，另壹些國家採用了其它路線去謀求發展。在這樣大的時間跨度中，兩種經驗的對比已經表明，自由主義道路是更有效的：它的路徑比較平穩，因而為進步付出的代價最小；它不僅導致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繁榮，而且使社會保持進壹步擴展自由的動態勢頭和充沛活力(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中國仍然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的自由主義，如朱學勤先生所說，在1998年「『擠』出門縫」，「獲得了公開言說」[5]。隨後，中國的論壇上出現了自由主義與新老左派、新權威主義、後現代派等各種流派的論戰。這場仍在進行中的論戰之意義不容低估，但論戰中也存在著壹些可以而且應該避免的混亂。為了使論戰對中國的道路選擇產生更好的效果，特別是使論戰各方及壹般公眾體認自由主義的正面意義，需要準確地理解自由的概念，完整地把握自由主義及其內部不同流派的多樣化主張，以及它們與其它主義的區別。
本文的目的有三：闡發自由的概念；梳理自由主義的實踐、演化和學理特徵；聯繫中國的現實和「主義」論戰，討論自由概念和自由主義學理的壹些重要議題。筆者試圖盡量準確地反映自由主義的觀念和學理，因而不得不直接引用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著述，希望閱讀頻繁的引文不至於造成讀者過重的負擔。
自由的概念
自由這個範疇內涵豐富、外延廣闊。自由概念的多姿多彩與人類追求自由的實踐史詩相映成輝。這裏只討論當代論者最重要的論述，試圖辨析各種自由概念的定義，也論及與之相連的價值觀。讓我們先從已引用過的森的有關論述談起[6]。森的理論框架的出發點是這樣壹個問題：壹個人在生活中歸根結底追求的是什麼？森的答案是「自由」，或者更完整地說，是「個人的實質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其涵義是，個人選擇自己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能力。實質自由概念涉及以下要素：(1)選擇──人們在生活中面對著可供自己選擇的各種活動(諸如吃、穿、住、行、讀書、看電視、發表言論、社會參与等)，每個人從這個備選活動集合中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壹定組合；(2)能力(capability)──自由是個人進行選擇的能力，其程度高低取決與備選活動集合的大小；(3)機會──備選活動集合所包括的活動必須對這個人是「可行的」(feasible to achieve)，這使「能力」的概念又等同於「機會」。森認為，自由是人們追求的理想目標、終極價值，也是評價國家和社會發展狀態的基本標準。
按照森的定義，實質自由包括廣泛的要素，特別是，它包含法治自由權利和民主權利。這些權利意義上的自由包括經濟自由(表現在所有權不可侵犯、交易自由、對契約關係的法律保護等)，政治自由(表現在言論、集會、結社、政治參与包括投票選舉等)以及許多其它自由權，森用「Liberties」這壹複數詞指稱這些自由權利。哈耶克、弗里德曼在談自由的時候，基本上指的是這些自由權利，不過他們並不在「能力」的意義上、特別是不在個人實際享受的福利狀態的意義上談自由。另壹方面，實質自由從能力角度出發包括超越權利的要素，例如，飢荒(挨餓至死)、疾病(可治但無條件治)、文盲(因為貧困而無法上學)等就構成了不自由，即森所說的實質自由的被剝奪。
因此，我們看到這樣兩種自由概念：自由(Liberties)在法治意義上指權利，自由(Freedoms)在實質自由的意義上指能力。當這兩個概念狹路相逢在壹個句子或壹段話里，筆者試用「法權自由」表達前者，用「能力自由」表達後者，從而上文提到的兩個例子可以有明晰的譯文。筆者建議不要用「形式自由」表達「法權自由」，因為「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形成對等而對峙的關係，而實際上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並非如此。實質自由包括法權自由而超越法權自由。
現在進壹步考察法治意義上的自由概念。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及其它著作中)強調，自由指個人不受強制、不受他人專斷權力控制的狀態(29頁)，而這種自由是由憲政主義的法治來保障的。這壹自由概念涉及以下要素：(1)否定形式的定義──它是「不被強制」的自由，「別管我」就是自由；(2)人際關係的定義──它是就人與人、個人與政府/國家的關係界定自由的，從而劃出壹塊不容侵犯的私人領域；(3)法治權利──它表現為法治的程序性規定。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的壹段論述(12頁)中進壹步闡明了這種自由概念的價值觀：「作為自由主義者，我們把個人的自由，或者也許可以說家庭的自由，作為評價社會安排的最終目標。......有兩套價值是壹個自由主義者要強調的──在人際關係上涉及的那些價值，在這個領域他賦予自由以第壹優先；個人在行使其自由中涉及的價值，這個領域是個人的倫理和哲學的範圍。」對比弗里德曼與森的觀點，可以看到：把個人的自由作為評價社會安排的最終目標，弗里德曼的說法與森壹致(但自由的概念有寬窄之分)；在人與他人關係上賦予個人自由以優先地位，森也贊同；個人在行使其自由中涉及的價值，弗里德曼持徹底的個人主義觀，森則深深關切社會倫理的形成和作用。
自由概念還可以按其發揮作用的領域劃分成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類自由。弗里德曼曾以《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類自由》為題講演
[7]，闡述三者關係。他討論的三種自由的具體涵義是：經濟自由──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人類自由──人權(壹個人是奴隸或自由人，壹個自由人擁有的權利)；政治自由──民主選舉制度。弗里德曼在講演中概括了這樣壹個命題：經濟自由即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是政治自由、人類自由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歷史表明了壹種經驗聯繫──經濟自由促進並導致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有可能損害經濟自由。
最後，在哲理層面，自由的概念按照柏林
[8]提出的範疇可分成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是「免於(各種強制)」(freedom from ......)的自由，積極自由是「做(各種事情)」(freedom to ......)的自由。下文分析自由主義內部的流派時，這壹對範疇是重要依據。
自由主義的實踐、演化和流派
對應著豐富多採的自由概念，自由主義的學理枝繁葉茂。其根扎在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人道主義，其理論枝幹在促進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憲政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漸進地、多維地成長起來。隨著社會的演化，自由主義的目標和關切重點也相應變化，保持不變的核心是，它是壹種人道主義的社會哲學，追求的是通過排除對個人選擇的各種障礙而擴大個人享有的人身、社會、政治、經濟的機會。為了體認這壹點，最好的辦法或許是先考察兩三百年來自由主義者在實踐中幹了什麼，然後再討論其理論。
自由主義者在不同國家的實踐通常依各國政府的特定形式而不同。在壹個教會壓制其它宗教或對政府發揮重大政治影響的國家，自由主義首先反對神權；在政教分離的國家，自由主義主要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在國內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反對使社會下層民眾陷於低等地位的封建等級制，反對限制言論自由表達的審查制度以及政府對個人行使專斷的權力；在國際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反對軍國主義或炮艦外交政策，反對剝削殖民地土著人民，追求國際合作的世界性政策；在經濟領域，自由主義批判壟斷和由政府控制經濟的重商主義國家政策；在宗教領域，自由主義反對教會幹預國家事務和宗教壓力集團影響公共意見。
早期最突出的自由主義論者是洛克，他影響了英美自由主義者潘恩和傑弗森。潘恩的著作點燃了美國革命之火，傑弗森則把自由主義的許多光輝思想寫進了「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最重要的是個人權利、憲政法治)。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這個人類歷史上嶄新的國家的誕生和成形中勝利地實化了。洛克也影響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他們激發了法國革命，但法國革命後來由盧梭的思想主導，脫離了自由主義的路線，激進地直驅專政、鎮壓、戰爭、復辟等多年動蕩。這壹對「姊妹革命」的對比，迄今仍是學者們研究的課題
[9]。在美國建國的同壹年(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奠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他在書中旗幟鮮明地倡導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尖銳批判重商主義、國家干預政策。如果說，市場機製為兩百年來人類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最大貢獻；那麼也可以說，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為市場機制的發展做出了最大貢獻。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壹方面從個人優先的立場出發，認為法制政府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設計來減少更大的「惡(evil)」的壹個「惡」；另壹方面，他又從功利主義立場出發，認為國家的僅有作用是增進人們的幸福、減少他們的痛苦，這就為政府干預經濟和其它事務提供了理由。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自由主義進入壹個轉型期，後來其不同流派的分岔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分岔圍繞兩個重大問題，壹個是所謂消極自由主義與積極自由主義的分野。著名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譯米爾)、希基維克(Henry Sidgwick)等，提倡國家實行建設性的社會項目，如社會安全網，來幫助最底層的人，這是積極自由主義的開始。另壹個問題是自由與民主的關係。當時自由主義壹貫主張的代議制政府早已確立，但選舉權有種種限制，如婦女、40歲以下男子、無壹定資產的人都沒有選舉權，所以普選權問題成為熱點。就普選權而言，很多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如洛克、伏爾泰都不是民主主義者；但潘恩、邊沁都主張「壹人壹票、無人例外」。在英國通過1883、1867、1884、1885年壹系列改革法案逐步擴大選舉權的過程中，很多自由主義者擔心，擴大選舉權會導致下層民眾的統治，傷害個人價值、尤其是資產權。上文提到弗里德曼所說的「政治自由有可能損害經濟自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更激進的派別──特別是工會和社會主義者──對普選權的實現起了更重大的作用。從十九世紀中期起，自由主義作為社會批判和改革的主導力量的地位被那些更激進的派別取代了。直到二十世紀初，多數自由主義者才跟上潮流。當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說都是民主主義者；但在自由與民主的關係上，自由主義者堅持把自由置於民主之上、之前，認為否定自由的民主就是壞民主。
二十世紀美國的自由主義實踐的最大特色是積極自由主義的擴張。威爾遜總統的「新自由(New Freedom)」、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肯尼迪──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是幾次高潮。美國最高法院從1936年認可關於最長工時和最低工資的法規開始，認可了壹個又壹個「新政」法規(老年人和遺屬保險、失業保險、工會集體談判工資權、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管制，等等)。這些裁決的基礎是，個人必須在面對強勢經濟團體或遭遇到並非由他們引起的災難時，受到保護和扶持，而這正是積極自由主義的原則。直到里根總統的「保守主義革命」才扭轉這種潮流，消極自由主義曾試圖強力糾正「偉大社會」計劃中以政府出面干預甚至直接管理經濟和其它領域事務的傾向。
觀察近年來中國的「主義」論戰，有壹個誤識需要澄清，即自由主義就是消極自由主義，就是只要私有制自由市場而不計其它。如果限於篇幅只舉壹個反例，最好的例子也許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他的自由主義者的資格「鐵硬」：在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同年(1944年)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痛批極權主義思想基礎；與哈耶克共同創立了世界性自由主義組織「朝聖山協會」(Mont Pelerin Society)；多年來弘揚自由主義不遺餘力，是公認的自由主義大師。但波普爾又是積極自由主義者，這也無可懷疑：他在中學時就成了社會主義者，後來由於認識到日益增長的國家機器構成個人自由的最大危險而與社會主義運動分手；堅定捍衛理性主義，以《科學發現的邏輯》壹書奠定理性批判主義的基礎；贊同凱恩斯的經濟干預政策，主張「分項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或譯「零星社會工程」)。他說，「到了晚年我仍然保留我的社會主義年輕時代的許多思想和理想。」([10]，82-83頁)自由主義內部的多樣性，在下文分析自由主義與其它主義的區別時，還會有更多說明。
回到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Libertarianism兩個英文詞的中文翻譯問題。筆者尚未找到恰當的兩個「XX主義」來分別表達這兩個英文詞，但建議用「自由至上主義」指稱Libertarianism。對Liberalism的處理就麻煩壹點：如果與哈耶克、弗里德曼那些人相連，則用「古典自由主義」，如果與波普爾、森那些人相連，則用「積極自由主義」。這樣至少可以明確區分兩種不同的流派。當然，衷心希望看到能有更好的譯名。
自由主義與其它流派的區別：與政治光譜靠右邊的派別的比較
現在來考察自由主義與其它流派的關係。自由至上主義(向右方)走向極端可以通向無政府主義。筆者有壹個有趣的經驗：在寫作此文過程中上網查資料，在「Yahoo!」檢索欄輸入「libertarianism」后得到許多網站地址，其中相當多網站刊登極端反政府、反國家的內容，甚至用大號字體印出「砸爛國家(Smashing the State)」的口號。積極自由主義(向左方)多得走壹點可以通向各種版本的集權主義。例如，如果相信全能理性，就可以要求實行計劃經濟；如果相信至上道德或宗教律令，就可能象盧梭以「公意」來實行專政，或者象霍梅尼革命那樣建立神權國家；如果相信歷史決定論和全能理性，就更要壓倒壹切反對派、按照被認識到的「必然規律」的觀念模式塑造壹個「新世界」。
然而，走向極右或者走向極左就不是自由主義了。自由主義以個人自由為第壹要義，但並不否定政府──其條件是政府是有限的(劃出壹塊私人領域不受政府管制)、政府按憲政主義建構(必須有權力制衡)、政府被人民認可(從有限的代議制到普遍的選舉)，它還主張人民保留反抗暴政的權利。積極自由主義認為，世俗國家或宗教神權並非自由的唯壹障礙，法製程序權利也不是自由的充份保證，因為貧困可以剝奪個人進行選擇的機會。在此基礎上，它要求憲政政府「代表」個人做「好」事，另壹方面又對政府侵犯個人權利始終保持高度警覺。
自由主義對政府(掌權機構)的觀點可以作為壹個例子，能簡明地勾劃出自由主義在政治光譜中與其左、右兩側的思想流派的壹般關係。本節以下的篇幅和下壹節要更具體地分析這種關係中的壹些重要問題，現在先從政治光譜右邊開始。
哈耶克、弗里德曼都強調自由主義不是保守主義，從上文概述的自由主義實踐史來看，這是事實。自由主義從誕生以來到十九世紀中葉壹直是「激進」的社會改革力量，即使在當代，面對地球上多數人仍生活在專制、貧困中的現狀，壹個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思潮怎麼也無法說是保守的。世界上每天發生的專制統治者對自由主義者的鎮壓迫害，恰恰顯示出自由主義的進步性質。從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來看，它以競爭市場機製為自己的經濟基礎，而競爭市場機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動態、最開放的社會系統。從哈耶克、弗里德曼到波普爾、森等自由主義者都認為，社會進步的基點是，自由的個人自願地、互利地交往、交易，把握機會，嘗試創新，在經驗的、試錯的過程中逐步發展。這樣的自由主義觀念與復舊的、或者至少保持現狀的保守主義觀念是對立的。當然，保守與否是相對的觀念，為了說清楚自由主義不是保守主義，需要在以下幾方面再作分析。
首先，十九世紀中葉興起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比自由主義激進。但如果考察最核心的若干問題，即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對私有制的競爭市場，後果(福利)平等對機會平等，革命專政對憲政民主等方面，壹個多世紀的歷史已經表明，自由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都有更好的表現。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標準判定自由主義是保守的，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其次，假如比自由主義更激進的流派的壹些出發點和要求不宜壹概否定，則自由主義者並未完全否定它們。試看下面兩段引文：「這兩種保障中的第壹種是，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的保障，即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最低需要；......沒有理由認為在壹個達到了像我們這樣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會中，不應向所有人保證提供第壹種保障，而勿需危及普遍的自由。」([11]，117頁) 「這種制度(筆者注：自由市場制度)的基礎必然是私有產權和(或許並非同等必要的)遺產制，從而帶有它們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其實，很有理由要把這種機會不平等盡量減少到先天差別所許可的限度，並且以能夠這樣做而不破壞這個過程──其中每個人必須抓住自己的機遇、任何壹個人關於什麼是對的和合意的觀點不能支配其他人──的非人為性質為界限。」([11]，101頁)
這兩段引文不是出自積極自由主義者森的新著，而是出自素來被看作是大保守主義者的哈耶克的舊著《通往奴役之路》。這裏，哈耶克贊成實行社會保障，贊成減少因財產、特別是遺產造成的機會不平等。這是遠在發達國家成為「福利國家」之前的1944年寫的。他堅決反對的，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國家(政府)計劃控制取代市場機制。社會民主主義現在大幅度修正了這種主張。
再次，在自由主義確實曾經落後于潮流的事務上，例如在普選權問題上，自由主義的關切並非全無道理。這壹點在下文討論民主問題時再做具體分析。
現在來考察自由至上主義與政治集權主義的關係。前文已述，積極自由主義過度「積極」可能通向集權，但自由主義的本性是「自由」，與集權主義並不相容。另壹方面，很有意味的實際現象是，自由至上主義也免不了與集權主義有瓜葛，其原因是，壹些集權政府在實行專制主義政治政策的同時，實行了「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使自由主義思潮整體上蒙羞。這樣的集權政府包括拉丁美洲、東亞的許多軍人政權(不過，不少拉美國家、韓國、台灣現在都已民主化)，以及新加坡李光耀式的文官政府。壹個典型的例子是智利皮諾切特的軍人政權：皮諾切特以軍事政變推翻了通過合法選舉上台的阿連德總統，壹方面血腥鎮壓反對派，另壹方面任用壹組被稱作「芝加哥小夥子(Chicago boys)」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來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取得了所謂的「經濟奇迹」。
自由主義者如何看待這樣的實踐呢？弗里德曼在《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類自由》中做了具體分析，其要點是：首先，幾乎所有軍人集權當局都敵視經濟自由，因為軍人集權統治的原則是自上而下的指令關係，市場原則卻是自下而上(從消費者到零售商到批發商到生產者)的互利交易關係。其次，皮諾切特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因為別無選擇，他上台後曾任命將軍們管理經濟，在八、九個月內就把通貨膨脹翻了壹番；等到通貨膨脹率達到700-1000%時，他才不得不緊急求助於經濟專家，而當時未因與阿連德社會主義政府有關聯而被鎮壓的經濟學家，只剩下「芝加哥小夥子」了。再次，自由主義堅決反對專制獨裁，弗里德曼說：「對皮諾切特強行實施的那個政治體制，我沒有任何好話可說。它是壹個恐怖的政治體制。真正的智利奇迹不是它在經濟上表現得如何優異；真正的智利奇迹在於，壹個軍事當局願意違背自己的原則而支持由恪守原則的自由市場信奉者設計的經濟體制。」最後，經濟自由以及它導致的經濟成功，產生了對政治自由的驅動力，終於使智利通過公民投票實現了政治自由和人類自由。這最後壹點被弗里德曼用來證明其重要觀點：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雖然它不是充份條件，但經濟自由在實踐中通常促進並最終導致政治自由。
弗里德曼對智利的分析適用於任何集權政權。自由主義肯定集權政權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正面意義，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可以為此做出專業方面的貢獻；但另壹方面，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始終反對政治專制，並且為擴展政治自由、人類自由堅持不懈地努力。
與此有關的壹個議題是，自由主義與集權體制下的腐敗的關係。筆者在寫作此文過程中讀到壹篇文章[12]，作者批判了「腐敗有理論」、「腐敗有利論」等觀點，並且把主張這些觀點的人稱作「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筆者贊同對這些觀點的批判，但實在不敢茍同把主張「腐敗有理論」、「腐敗有利論」等觀點的人歸於「自由主義」。中國的腐敗現象不能歸咎於自由競爭市場機制，腐敗主要是由集權體製造成的，尤其是，在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掌權機構、掌權者既不遵守計劃體制的規範、也不遵守市場體制的規範(包括法規和道德倫理)，大規模地掠奪屬於公眾的財富。自由主義從來強調市場機制的法治基礎和倫理規範。以腐敗來化公為私，是完全地背離了自由主義：從原則上說，腐敗是官員、政府對個人的無論是法制自由還是實質自由的惡劣侵犯；從後果上看，腐敗斷無導致自由競爭市場的可能，腐敗所產生的體制很可能類似於俄國的現狀，自由主義者已經給它貼上了這樣的標籤──盜匪資本主義(robber capitalism)。
自由主義與其它流派的區別：與政治光譜靠左邊的派別的比較
現在轉到政治光譜靠「左」邊的範圍，分析積極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關係。社會民主主義包括「社會」(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兩項主要訴求。先討論民主。很多人直觀地認為，自由與民主緊密相連，彼此須臾不可脫離；而且，它們都是我們的價值體系中地位崇高的要素，值得熱血沸騰地為之奮鬥。
但是，自由與民主是否就天然地相容？自由主義認為，它們其實也有不相容之處。請看實例：希特勒是經過合法選舉上台的；奧地利曾經選出了具有納粹傾向的政黨上台；盧梭的「公意」民主導致法國革命中人頭滾滾落地；中國人自己的經驗里則有文化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大民主」。什麼是「無產階級大民主」呢？請聽「革命造反歌」：「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13] 那時，「橫掃牛鬼蛇神」的「英雄」們拿起的不只是筆，還有皮鞭和棍棒，甚至刀槍。實施這種「大民主」同時也是大專政的並不限於紅衛兵。當時，造反派和保守派基本上奉行同樣的原則：把對立派別以及根本沒有資格參加任何派別的「階級敵人」打倒斗臭，甚至於在「武鬥」中用暴力剝奪他們的生命。
自由主義認為，紅衛兵有捍衛他們的「親爹娘」的自由和權利，別人也有捍衛他們的「親爹娘」的自由和權利，每個人的「親爹娘」以及尚未為人父母的人──從劉少奇、鄧小平到吳晗、老舍再到遇羅克、張志新，都有捍衛他或她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說黨不好」是言論自由所保障的權利，民主不能剝奪任何人的法權自由(這裏不涉及任何人是否真的說了「黨不好」的問題)。
在中國熱鬧了壹陣的以切 格瓦拉為典範來申揚社會正義和民主的劇作，代表了我們應該深為警惕的壹種思潮。格瓦拉式的「理想主義」包含了嚴重違反自由、法治、經濟規律的謬誤，格瓦拉式的實踐也從來沒有能促進社會正義和民主。中國迫切需要政治改革、民主改革，沒有民主就無法解決中國的嚴重問題(例如腐敗)；但是，中國的民主化千萬要避免踐踏個人自由、否定法治權利的錯誤。自由主義贊成民主，不是因為相信多數人的意見壹定是正確的或是最好的，而是因為民主制度是所有不完美、有缺陷的制度中最好的。在實行普選的民主制度和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社會這二者之間，自由主義把自由放在首位。
上文簡述的自由主義實踐，可以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鑒。從自由主義學理和史實可以看到的壹條線索是：自由的實現，首先是劃清公、私兩大領域、限定政府不得侵犯個人領域、實現個人的消極自由(包括人身、財產、言論等)；在此基礎上，建立憲政政府，即政府內部有分權制衡、外部有被治理者的認可，而這種認可在歷史上是逐步從有限的代議制擴展到普選的。關於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係，馬克.普勒納的「從自由主義到自由民主制度」壹文有中肯的分析。[14]
再來考察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這壹方面的內容。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壹種「烏托邦」，欲以理性建構出「烏托邦」並且要實施「烏托邦」，是「致命的自負」；實現「烏托邦」的途徑幾乎沒有例外的總是依靠集權(例如傳統社會主義要求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因而「烏托邦」是「開放社會」的敵人。積極自由主義的路徑，是找出妨礙個人自由的社會弊病中最惡劣的要素，目標明確但規模有限地、逐步地改革，這就是波普爾提倡的「分項社會工程」，它與社會主義的「整體」社會工程相對立[15]。
社會主義認為其目標的載體是勞工階級，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等政黨從來以工會為政治基礎，這與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原則大相庭徑。自由主義認為，任何個人相信「烏托邦」、任何群體組織起來追求他們的利益，那是他們正當的自由權利；但自由主義絕不把任何群體的利益混同於「社會」的利益。自由主義者曾經大力反對封建殘餘的行會，因為行會頭目(工匠頭或小資本家)控制工匠的自由，行會壟斷妨礙工業進步；自由主義者也堅決反對資本壟斷，促成了美國「反壟斷法」的通過，直到現在也從不放棄對企業壟斷的警惕；在當代社會，自由主義者還批評工會在不少方面的壟斷行為。例如，美國工會為了其成員的就業保障，堅持反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這是反對競爭的狹隘政策(實際上會損害工會成員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因為按此政策他們就不能買到便宜的中國商品)。
社會主義常常把很多福利要素視為「權利」；而積極自由主義者如森則提倡實質自由，其中壹些要素看似福利，但他的著眼點仍是機會。波普爾如此表述「分項社會工程」的出發點和方法：它「不是壹種獲得幸福的要求，因為不存在制度手段來使人幸福，而是壹種如果能夠避免就不遭受不幸的要求。假如他們遭受苦難，他們有權利要求給予所有可能的幫助。因此，分項工程將採取找尋社會上最重大最要緊的惡並與之鬥爭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找尋社會上最大的終極的善，併為之奮鬥的方法。」[15] 這段話清楚表達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
積極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歷來有不少重疊之處，這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就更明顯。從各國經驗來看，這個交集由於兩個原因而擴大：壹是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化」的趨向，近年來的突出代表是英國工黨的布萊爾；二是積極自由主義的現實主張的特點，即找出社會弊病中當下最惡劣的要素，並支持社會中最弱勢的人和群體。筆者深切地認為，在中國，各種利益團體特別是工會、農會、知識分子的多種協會，對擴展自由和促進公民社會的形成都是重要而必須的；從社會民主主義的角度提倡社會公正，如果不違反自由主義的底線，也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在中國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還遠未發育起來的時候就釐清二者的區別，應該也是明智的。
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壹方面是毛左派，另壹方面是「新」馬克思主義、以及批判否定「現代性」的其它各種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以「現代性」批判理論統稱這些流派)。在討論過傳統左派中的社會民主主義之後，現在理應對「現代性」批判理論有所分析。但這裏存在著壹個大困難：波普爾在評論法蘭克福學派時說過，這些理論是能把人淹死的「大詞」(big words)的海洋([10]，64頁，82頁)，這壹特點似乎中外蓋莫能異。筆者壹直試圖針對「具體」問題做明確的辨析，但往往卻碰上那種概念堆砌的「宏大敘事」，總是找不到相應的學理可供對比分析。退而求其次，只好暫且脫離本文側重分析具體問題的思路，來考察「現代性」批判理論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宏大敘事」，以說明自由主義與它們的區別。
第壹個區別是對「現代性」這個觀念本身的看法。在這方面，壹個「宏大敘事」表達了以下幾點[16]：(1)按照哈貝馬斯、哈維的論述並加以發揮，可以概括出這樣的壹個「現代性」「方案」：「這個方案是壹個非凡的智性努力，這就是發展客觀的科學，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具有內在邏輯的自主性的藝術。......這個方案包含著壹種許諾：科學對自然的支配向我們許諾從匱乏、需求和自然災害中獲得自由，社會組織的合理化以及思想的理性模式許諾我們從神話、宗教、迷信等非理性中獲得解脫。......啟蒙的方案基本上是在民族國家的範疇內獲得表達的，但在我看來，哈貝馬斯所謂『主體的自由』還表現為民族國家的主權形式的確立。」 (2)強調「現代性是壹個存在內部衝突的結構」，「如果沒有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持久批判和反抗，就沒有當代的、為我們這裏許多人所嚮往的那些制度改革和發展」。「這種矛盾結構是現代性自我更新的源泉，也是它無法克服自己的內在矛盾的根源。現代性的方案本身是悖論式的，因而是難以徹底完成的。在我看來，反思現代性的必要性和出發點就隱藏在這裏。」 (3)進而批評中國「現代性」的捍衛者、「啟蒙主義者」(其中包括自由主義論者)「不理解現代性的內在矛盾，不了解現代性方案包含著對立的、難以通約的原則」，「壹古腦地擁抱現代性，喪失了起碼的反省能力。」
自由主義究竟是如何看待這種對「現代性方案」及其「內部衝突的結構」的認知框架的？用壹句話來概括，自由主義的學理與它完全格格不入。這是壹個典型的黑格爾式建構：「現代性」就象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按照對立統壹的辯證法在現實中展現自己。哈耶克、波普爾痛切批判了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徹底否定了依據「全能理性」提出的改造世界的「方案」和「許諾」。自由主義拒絕這壹整套框架。如果搬出這個框架，來批評自由主義因「不了解」現代性方案的毛病而「整體」接受這個方案，是完全的文不對題。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好的，憲政、競爭市場、民主、消除貧困對個人自由的束縛等是好的，就努力去爭取它們，但自由主義並沒有那種「整體方案」，而且否定作為「非凡的智性努力」的那種「整體方案」。自由主義反對強制、專政、壟斷、貧困，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它們是「惡」；自由主義兩三百年來壹直與這些「惡」作鬥爭，但並不把這種鬥爭看作是某種「悖論式方案」內部「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對立統壹鬥爭。
第二個區別是對「現代性」的實踐過程所達到的成果的看法。在上述框架下，「現代性」批判理論要「研究它(筆者注：現代性)的壹些進步作用如何掩蓋了現代世界的歷史關係和壓迫形式」，壹個特定的「宏大敘事」結論是：「所謂全球化的歷史，也是把各個區域、社會和個人編織進壹個等級的、不平等的結構之中的過程」，這個過程導致「從歷史的視野來看，......全球化的壟斷結構。」[16] 另壹個較新的「宏大敘事」，其立論基礎也是對「現代性」的實踐過程的壹種判斷，加上引自馬克思的理論依據，作了如下表述：「在自由主義那裡自由與奴役是這樣壹種奇妙的關係，奴役恰恰是自由的基礎以及自由的象徵。馬克思說：『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等壹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機器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沒有奴隸制，北美──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制的國家。......消滅奴隸制，那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歷史的新大陸。既然自由必須要以奴役作為它必要的補充；那麼根據『癥候式的分析』，今天對於奴役的讚美和奴役的蒞臨，也就成為了我們的自由之花綻開的壹個最好的證明與標誌。」由此引出了對「今天的」自由主義這樣的直接批評：「今天的自由主義壹方面讚美自由，另壹方面又毫不猶豫地讚美奴役」。[17]
自由主義如何看待對於現代化成果的如此判斷呢？自由主義不同意這個結論。例如，森在前引著作[1]中細緻分析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時，深刻地體認到，在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所面臨的挑戰不是「全球化的壟斷結構」，而主要是內部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具體「前現代」因素與現代化因素的撞擊；他的展望是，市場的全球化以及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的全球化，將促進發展。上述第壹個「宏大敘事」對於什麼是「全球化的壟斷結構」，既未定義，也未提供統計證據，因而這裏無法具體評論。對第二個「宏大敘事」，則可以提供以下歷史事實：馬克思其實是活著看到了美國廢除「直接奴隸制」，並高度評價了林肯領導的廢奴鬥爭，他曾代表第壹國際起草了給這位「勞工階級的忠誠的兒子」的賀信，說「這個事件是未來時代的標誌」。森在分析從「前現代」的奴隸制及其它人身束縛的狀態到市場機制下自由勞工是壹種解放時，特地引用了馬克思對這壹進步的讚揚和《資本論》中對美國內戰勝利后廢除奴隸制的稱頌：「現代史上的唯壹重大事件」。[18] 因此，上述作者引用的馬克思之論斷所依賴的史實基礎在馬克思生前即已改變，而且馬克思對這壹改變曾作過高度評價；今人若故意忽略並跨越馬克思依據後來史實所作的新評價，而把馬克思對此前歷史的分析硬連接到當前，如此這般地扛著馬克思的「招牌」任意解讀歷史，恐怕不是作為嚴肅思想家的馬克思所願見的方法，更為自由主義者研究歷史的方法論所不取；從這樣的「理論依據」出發，根據「癥候式的分析」得出的結論，自然也難為自由主義者所接受。當然，那個流派的學者可以堅持認為，這是合理正當的方法，筆者在這裏的目的只是指出區別之所在。
第三個區別涉及自由主義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功過。上述「宏大敘事」均未涉及自由主義的具體學理，而是僅僅基於其對歷史的那種「解讀」、特別是對美國在歷史上的作用的看法，就斷然批判自由主義這壹學理。上述作者提出過以下詰問：「過去三百年中的殖民主義的歷史呢？過去三百年中的戰爭和掠奪、壟斷和強制呢？過去三百年中的販奴呢？」[16] 對此自由主義的回答是：如前文所說，自由主義反對軍國主義或炮艦外交政策，反對剝削殖民地土著人民，追求國際合作的世界性政策；自由主義壹貫反對壟斷和強制，亦為眾所周知；實踐上，自由主義者也反對販奴，併為廢奴貢獻了鮮血和生命。自由主義學理是在兩三百年中發展起來的，今天的自由主義比先驅者的觀念更豐富、更全面、更「正確」。自由主義者作為常人，都會犯錯誤，有些還是違反自由主義原則的錯誤(例如傑弗森擁有黑人奴隸)，這種錯誤應當批判，但自由主義理念中並沒有主張蓄奴的學理。自由主義在馬克思所說的「最進步的國家」中，並非是指導壹切、定於壹尊的思想，在很多情況下美國的國策並不是按照自由主義理念來制定的。況且，自由至上主義與積極自由主義不僅對美國的各種政策都有批評，他們自己還爭論不停。因此，如果真要聯繫歷史事實來批評自由主義的話，即使是在「宏大敘事」中，至少也應該指明，究竟哪個歷史事實的發生與某壹特定的自由主義學理有聯繫，而且也應明確說明，到底其所指的自由主義學理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是自由至上主義的還是積極自由主義的。只有在這種起碼的學術討論規範下，自由主義者才可能與論戰的對手具體分析自由主義的歷史功過，以為將來借鑒。
最後，也許最要緊的區別是，壹種學理的存身基礎和對現實的關切。自由主義者有壹種共識，中國的問題是前現代的集權、貧困、腐敗等，不是「現代性」造成的異化、失落、精神危機。因此，那種把發達國家的「反現代」和「後現代」的問題、概念、範疇加諸中國而引出的結論，似不屬切題之論。在發展中國家常常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現象，自由主義者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提倡自由、市場機制、民主、公正、公平，往往受到「前現代」當局的壓制迫害；而批判現代性的言論，雖然也可能有時不見容於這種當局(取決於當局的具體傾向)，卻常常為「前現代」當局所用。如果把自由主義堅持的基本概念以其「現代性」而壹概否定，自己又提不出正面的學理來回答現實問題，這樣的流派其實不足以作為理論對手認真對待。在產生各種「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國家，很多嚴肅的學者就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努力的方向，是全面闡揚自己對自由、市場機制、民主、公正、公平等重大問題的觀點：它們會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認同，會促進社會的發展，這是已經觀察到的歷史事實，也是可以理性外推的趨勢預期。
自由主義學理的要點和特徵
自由主義是關於自由人的學說，其基礎是壹種人道主義的信念：每個人生來是自由的，自由是不可剝奪的。從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開始，有些思想家同樣從人道主義出發，注重理性，否定迷信，反對接受未經理性批判的任何觀念對人的束縛，並運用理性追求人的發展；有些思想家則注重平等，否定社會等級制度，反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狀態；還有些思想家注重民主，否定專制，反對剝奪民眾對政府治理國家的授予權、複決權、罷免權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們就有了理性主義、平等主義、民主主義......等等，這個單子還可以再延長下去。這些思想流派從各個方面豐富了人類的思想寶庫，促進了人類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進步。壹般都認為，自由主義學理屬於英美系譜，可追溯到英國的洛克，但早期對它做出重大貢獻的也包括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當代的自由主義大師則包括維也納學派的哈耶克和波普爾。自由主義在發展中還吸收了其它流派的思想因素。
在各種思想流派中自由主義的獨特性在於，它以個人自由為核心概念。實現個人自由的第壹步是設定「 限制」，即針對其他個人和組織(特別是有強制力的組織──首先是國家，也包括教會、政黨等)而劃出壹塊私人領域不得侵犯，此即法權自由。這是消極意義的「免受強制」的自由。每個人享有自由權就會行使自由，去做自己有自由去做的事。對這種積極意義的自由，自由主義首先強調他人的消極自由即法權自由不得侵犯；在此基礎上又有兩種傾向，即上述的弗里德曼所概括的徹底的個人主義觀(個人如何行事由個人決定，到此為止)，和森所深為關切的社會倫理的形成和作用。森用實質自由表達基於能力的自由觀，能力自由的概念包容但超越法權自由，它反映個人在生活中實際享有的機會。
展開來說，自由主義的特點還在於以下幾方面。自由主義是個體主義的，從而是多元化的，這使它與那些以階級、其它群體、國家、社會整體為認知基礎的流派劃清了界限。自由主義特別是其中積極自由主義那壹支派，會對社會主義或某些其它激進流派的若干出發點及主張持理解乃至同情的態度，但自由主義的底線不允許以國家、階級、教會、行會等否定個人。積極自由主義正面看待「社會價值」和「共識」的意義，並主張社會組織、政府在「社會價值」和「共識」的基礎上採取行動，促進個人實質自由。而「社會價值」和「共識」應該在多元化的認識和價值(此處是複數)的基礎上通過恰當的方式形成，所謂「恰當」的方式，就是自由、民主的方式，在森的著作[1]中有深入討論。
自由主義是理性的，這種理性是經驗的、批判的理性，即個人(以及個人匯合成的群體)通過自己的經驗去認識自然和社會，運用理性思維能力在批判性討論中達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知識是沒有被經驗證偽而保留的假說。任何個人或群體都不能達到「全能理性」，任何個人或群體的知識或觀念系統都不具有「至上權威」。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上，自由主義形成了壹種平實穩健的風格，小心翼翼地避開經驗理性不能說明的領域，決不追隨在理論形式上遠為「邏輯徹底」、「體系完整」、「目標美好」或者出於自命的「歷史必然性」的主張。
自由主義持壹種開放的、進化的歷史觀，哈耶克在總結其壹生工作的著作《致命的自負》[19]中對此有引人入勝的討論，可以看作是自由主義歷史觀的帶有鮮明哈耶克特色的當代表述。哈耶克從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的運作和發展中概括出這種歷史觀，其基本命題是，文明──包括道德、倫理、風俗、制度等要素──不是靠人的設計或意圖而理性建構出來，文明是文化的進化(cultural evolution)的產物，在演化過程中「並非有意追求的後果」(unintended results)起著重要作用。人類文明以私有權的建立為開端，從部落文明進入現代文明的標誌是最初在地中海地區出現的遠距離貿易和市場中心。市場機制從過程的角度來看的突出特點是：依靠個人自由和主動，在互利、法權和信用關係中建立人類合作的延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在多元的自發自主的創新、接納和永不停息的競爭動態中發展。積極自由主義會在這個過程中加進理性的「社會」行動，如波普爾提倡的「分項社會工程」、森主張的在「社會」價值基礎上採取主動行動。這種過程既是對歷史的描述，又是自由主義倡導社會變革時壹般遵循的路線。
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發揮了最大影響的地方當數美國。美國革命和憲政建國是在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取得成功的光輝範例(非常有意味的是，自由主義不倡導暴烈的革命或人為的建構)。二十世紀的美國也是自由主義發展最充份的地方。美國的政治光譜比較窄，只有兩大黨；與歐洲林立的政黨相比，民主黨只能算中間偏左，共和黨只能算中間偏右。筆者認為，它們的爭論是自由主義內部兩翼──積極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之爭。多年來，弗里德曼著重批判的是政府做任何事都效率低下，而且妨礙、侵犯了個人和企業的自由(他的鋒芒常常也掃到壟斷組織)。森這樣的積極自由主義者則強調，壹方面在涉及「公共物品」的領域(例如環境保護)會出現「市場失效」；另壹方面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並不限於經濟，因而需要擴大信息基礎、正視社會中存在的弊病，並由政府或社會組織採取行動。筆者認為，這樣的論爭是健康有益的，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況遠非十全十美，我們在理論上也沒有最優解，社會只能繼續在試錯過程中前進。
自由至上主義的缺陷，如本文開頭所引森的評論所示，在於信息基礎狹窄，忽略了法權自由以外的重要因素；積極自由主義的問題則在於「過度積極」的陷阱──諸如把能力和權力(power)的構成要素當作權利、以福利水平而不是以機會作為政策著眼點和目標、單純依靠政府提供扶助，而忽略其它社會組織特別是個人主動性和競爭機制的作用。幸運的是，二十世紀中各種理論的交鋒、多種制度的試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自由主義不僅在此過程中為自由的擴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吸取了制度試驗中成功和失敗的教訓。森的新著在此基礎上重新表述了積極自由主義的主張。在去年的美國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希以「富於同情心」為號召，可以被視為擴大「信息基礎」的表現；共和黨的2000年競選綱領明確承諾，「為每壹個美國人，壹定有機會的梯子(a ladder of opportunity)；對那些最需要扶助的人，壹定有提供照顧的安全網(a safety net of care)」──這正是積極自由主義的承諾，也是森在新著中表達的觀念。任何政黨的競選綱領未必能僅按票麵價值看待，而且競選綱領的任何新提法也未必意味著自由至上主義學理的變化，但自由主義實踐中訴求的變化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的是，自由主義的框架是包容的，提供了開放性探索的基礎。
準確把握壹個「主義」是什麼、不是什麼，是非常重要的，筆者寫作此文的壹個目的是澄清這壹類的「主義」問題。另壹方面，「主義」是我們分析問題的工具，不應該變成關閉自己的桎梏。在當前的「主義」論戰中，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國現存的問題，所論的壞事為什麼壞，根源在哪裡，解決辦法在哪裡，而不是單純糾纏于主義、概念。筆者願意與各種流派的朋友不存門戶之見地交流討論，並吸取任何流派合理、有益的意見，目的是求得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答案。
這篇文章的全部份析可以這樣來概括：法權自由是自由主義的底線，實質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最高訴求；自由至上主義牢牢地看守著法權自由，積極自由主義謹慎地、理性地、漸進地追求實質自由。
自由主義在英文中有兩個詞，含義不同，並涉及自由主義的學派之別。隨著有關自由主義的學術討論在中國逐漸展開，識辨這壹差別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將有助於在學理上更完整地理解自由主義的相關學派及其分際。
這篇文章發端于筆者翻譯壹本學術著作時遇到的壹個語言上的困難，即如何用中文表達兩對英文概念：自由（Freedom）與自由(Liberty)，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先看表達「自由」之意的兩個詞。各種英文或英漢詞典都把它們列為同義詞，壹些作者明確說明，在他們的學術著作中這兩個詞可以互換。但是，這兩個詞是可以有實質性區別的。
試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替亞.森(Amartya Sen)的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試譯為《自由：發展的目的和手段》)[1]中的兩個例子。森在評論功利主義[2]時說，「功利主義的壹個壹般性特徵是the indifference to freedoms, rights and
liberties」([1]，57頁)。在這裏freedoms和liberties並列，如果不作區分，就只好譯成「漠視自由、權利和自由」。但在森的原話中，freedoms和liberties分明表達了不同的內涵。在另壹場景下，當森評論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信息基礎時，他說，「In terms of its informational basis, libertarianism as an approach is just too limited. Not only does it ignore those variables to which utilitarian and welfarist theo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but it also neglects the most basic freedoms that we have reasons to treasure and demand. Even if liberty is given a special status, it is highly implausible to claim that it would have as absolute and relentless priority as libertarian theories insist it must have. We need a broader information basis of
justice.」([1]，67頁)即「就其信息基礎而言，自由主義作為壹種術路很有局限性。它不僅忽略功利主義和福利主義理論賦予極大重要性的那些變數，而且忽視我們有理由珍視並要求的最基本的自由。即使給予自由以特殊地位，也很難有理由聲稱自由應該具有絕對的、不可軟化的優先性，如自由主義理論所堅持的那樣。我們需要關於正義的更廣的信息基礎。」筆者在這裡有意把freedom和liberty不加區分地譯成「自由」，結果這段譯文就顯得邏輯混亂：自由主義既「忽視我們有理由珍視並要求的最基本的自由(原文是freedom)」，又堅持「自由(原文是liberty)應該具有絕對的、不可軟化的優先性」。
再看以Liberal為詞根的兩個名詞Liberalism和Libertarianism，它們都可以譯成中文的「自由主義」。但在當代美國的用法中，這兩個詞通常分別表示傾向很不相同的兩個思想流派。大體上，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為例，Libertarianism大旗下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所謂保守派)，Liberalism大旗下有薩繆爾森、阿羅、森等人(所謂自由派)。上面引的森的第二段話就涉及身為自由派的森對Libertarianism的批評。如果把這兩個詞都譯成「自由主義」，中文讀者就完全無法分辨這個「自由主義」究竟是指哪壹家。
其實英文中對這兩個術語的界定也存在著混亂。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4年發行了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五十周年紀念版
[3]。封底的作者簡介稱哈耶克是「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注：英文用的是Libertarianism）的主要倡導者」。芝加哥大學是Libertarianism的重鎮，該出版社對自由主義的旗號應該不會用錯了詞。有趣的是，哈耶克在書中卻壹直用Liberalism稱呼自己的主張，並在此書1956年重印版序言中花了兩頁篇幅(25-26頁)說明其理由：他是「在原來的、十九世紀的意義上」使用「Liberal」這個詞的。無獨有偶，哈耶克的親密同道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4]
壹書的引論中也花了兩頁半篇幅(4-6頁)回顧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起源及其「本來意義」。他認為，要概括他在書中表達的思想，「正確的和恰當的名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但在當代美國用法中Liberalism被轉用來指贊同政府干預的那些人。他說，壹方面不願把自由主義(Liberalism)稱號拱手相送，另壹方面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名稱，因此他堅持用Liberalism──即關於自由人的學說──來概括他的思想。
與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稱相對照，森在前引書中壹直用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ist)稱呼哈耶克和諾其克(Nozick)。這與美國學術著作和傳播媒體壹般報導中的慣用法壹致。看起來，按照當代美國用法已經穩穩享有自由主義(Liberalism)頭銜的那些人，很樂意給論敵壹頂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桂冠。而自認為是正宗自由主義的那些人，或者如哈耶克所說，「令人遺憾地」只好用「保守主義」來指稱自己(但他和弗里德曼都強調他們那種自由主義絕不是保守主義，下文將討論這壹點)；或者如弗里德曼所做，拒絕「投降(surrender)」，毫不退讓地高舉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戰旗與他認為的假自由主義者奮力作戰。
陳述了有關兩種自由主義的問題之後，現在來說明本文的主旨。筆者無意作學究式咬文嚼字之辯。釐清這些術語需要分析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學理，但筆者的著眼點並不單純在其理論上的意義，而更在其實踐性。三個多世紀以來，壹些國家的人民大體上沿著自由主義路徑擴展自由，另壹些國家採用了其它路線去謀求發展。在這樣大的時間跨度中，兩種經驗的對比已經表明，自由主義道路是更有效的：它的路徑比較平穩，因而為進步付出的代價最小；它不僅導致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繁榮，而且使社會保持進壹步擴展自由的動態勢頭和充沛活力(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中國仍然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的自由主義，如朱學勤先生所說，在1998年「『擠』出門縫」，「獲得了公開言說」[5]。隨後，中國的論壇上出現了自由主義與新老左派、新權威主義、後現代派等各種流派的論戰。這場仍在進行中的論戰之意義不容低估，但論戰中也存在著壹些可以而且應該避免的混亂。為了使論戰對中國的道路選擇產生更好的效果，特別是使論戰各方及壹般公眾體認自由主義的正面意義，需要準確地理解自由的概念，完整地把握自由主義及其內部不同流派的多樣化主張，以及它們與其它主義的區別。
本文的目的有三：闡發自由的概念；梳理自由主義的實踐、演化和學理特徵；聯繫中國的現實和「主義」論戰，討論自由概念和自由主義學理的壹些重要議題。筆者試圖盡量準確地反映自由主義的觀念和學理，因而不得不直接引用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著述，希望閱讀頻繁的引文不至於造成讀者過重的負擔。
自由的概念
自由這個範疇內涵豐富、外延廣闊。自由概念的多姿多彩與人類追求自由的實踐史詩相映成輝。這裏只討論當代論者最重要的論述，試圖辨析各種自由概念的定義，也論及與之相連的價值觀。讓我們先從已引用過的森的有關論述談起[6]。森的理論框架的出發點是這樣壹個問題：壹個人在生活中歸根結底追求的是什麼？森的答案是「自由」，或者更完整地說，是「個人的實質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其涵義是，個人選擇自己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能力。實質自由概念涉及以下要素：(1)選擇──人們在生活中面對著可供自己選擇的各種活動(諸如吃、穿、住、行、讀書、看電視、發表言論、社會參与等)，每個人從這個備選活動集合中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壹定組合；(2)能力(capability)──自由是個人進行選擇的能力，其程度高低取決與備選活動集合的大小；(3)機會──備選活動集合所包括的活動必須對這個人是「可行的」(feasible to achieve)，這使「能力」的概念又等同於「機會」。森認為，自由是人們追求的理想目標、終極價值，也是評價國家和社會發展狀態的基本標準。
按照森的定義，實質自由包括廣泛的要素，特別是，它包含法治自由權利和民主權利。這些權利意義上的自由包括經濟自由(表現在所有權不可侵犯、交易自由、對契約關係的法律保護等)，政治自由(表現在言論、集會、結社、政治參与包括投票選舉等)以及許多其它自由權，森用「Liberties」這壹複數詞指稱這些自由權利。哈耶克、弗里德曼在談自由的時候，基本上指的是這些自由權利，不過他們並不在「能力」的意義上、特別是不在個人實際享受的福利狀態的意義上談自由。另壹方面，實質自由從能力角度出發包括超越權利的要素，例如，飢荒(挨餓至死)、疾病(可治但無條件治)、文盲(因為貧困而無法上學)等就構成了不自由，即森所說的實質自由的被剝奪。
因此，我們看到這樣兩種自由概念：自由(Liberties)在法治意義上指權利，自由(Freedoms)在實質自由的意義上指能力。當這兩個概念狹路相逢在壹個句子或壹段話里，筆者試用「法權自由」表達前者，用「能力自由」表達後者，從而上文提到的兩個例子可以有明晰的譯文。筆者建議不要用「形式自由」表達「法權自由」，因為「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形成對等而對峙的關係，而實際上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並非如此。實質自由包括法權自由而超越法權自由。
現在進壹步考察法治意義上的自由概念。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及其它著作中)強調，自由指個人不受強制、不受他人專斷權力控制的狀態(29頁)，而這種自由是由憲政主義的法治來保障的。這壹自由概念涉及以下要素：(1)否定形式的定義──它是「不被強制」的自由，「別管我」就是自由；(2)人際關係的定義──它是就人與人、個人與政府/國家的關係界定自由的，從而劃出壹塊不容侵犯的私人領域；(3)法治權利──它表現為法治的程序性規定。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的壹段論述(12頁)中進壹步闡明了這種自由概念的價值觀：「作為自由主義者，我們把個人的自由，或者也許可以說家庭的自由，作為評價社會安排的最終目標。......有兩套價值是壹個自由主義者要強調的──在人際關係上涉及的那些價值，在這個領域他賦予自由以第壹優先；個人在行使其自由中涉及的價值，這個領域是個人的倫理和哲學的範圍。」對比弗里德曼與森的觀點，可以看到：把個人的自由作為評價社會安排的最終目標，弗里德曼的說法與森壹致(但自由的概念有寬窄之分)；在人與他人關係上賦予個人自由以優先地位，森也贊同；個人在行使其自由中涉及的價值，弗里德曼持徹底的個人主義觀，森則深深關切社會倫理的形成和作用。
自由概念還可以按其發揮作用的領域劃分成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類自由。弗里德曼曾以《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類自由》為題講演
[7]，闡述三者關係。他討論的三種自由的具體涵義是：經濟自由──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人類自由──人權(壹個人是奴隸或自由人，壹個自由人擁有的權利)；政治自由──民主選舉制度。弗里德曼在講演中概括了這樣壹個命題：經濟自由即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是政治自由、人類自由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歷史表明了壹種經驗聯繫──經濟自由促進並導致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有可能損害經濟自由。
最後，在哲理層面，自由的概念按照柏林
[8]提出的範疇可分成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是「免於(各種強制)」(freedom from ......)的自由，積極自由是「做(各種事情)」(freedom to ......)的自由。下文分析自由主義內部的流派時，這壹對範疇是重要依據。
自由主義的實踐、演化和流派
對應著豐富多採的自由概念，自由主義的學理枝繁葉茂。其根扎在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人道主義，其理論枝幹在促進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憲政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漸進地、多維地成長起來。隨著社會的演化，自由主義的目標和關切重點也相應變化，保持不變的核心是，它是壹種人道主義的社會哲學，追求的是通過排除對個人選擇的各種障礙而擴大個人享有的人身、社會、政治、經濟的機會。為了體認這壹點，最好的辦法或許是先考察兩三百年來自由主義者在實踐中幹了什麼，然後再討論其理論。
自由主義者在不同國家的實踐通常依各國政府的特定形式而不同。在壹個教會壓制其它宗教或對政府發揮重大政治影響的國家，自由主義首先反對神權；在政教分離的國家，自由主義主要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在國內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反對使社會下層民眾陷於低等地位的封建等級制，反對限制言論自由表達的審查制度以及政府對個人行使專斷的權力；在國際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反對軍國主義或炮艦外交政策，反對剝削殖民地土著人民，追求國際合作的世界性政策；在經濟領域，自由主義批判壟斷和由政府控制經濟的重商主義國家政策；在宗教領域，自由主義反對教會幹預國家事務和宗教壓力集團影響公共意見。
早期最突出的自由主義論者是洛克，他影響了英美自由主義者潘恩和傑弗森。潘恩的著作點燃了美國革命之火，傑弗森則把自由主義的許多光輝思想寫進了「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最重要的是個人權利、憲政法治)。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這個人類歷史上嶄新的國家的誕生和成形中勝利地實化了。洛克也影響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他們激發了法國革命，但法國革命後來由盧梭的思想主導，脫離了自由主義的路線，激進地直驅專政、鎮壓、戰爭、復辟等多年動蕩。這壹對「姊妹革命」的對比，迄今仍是學者們研究的課題
[9]。在美國建國的同壹年(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奠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他在書中旗幟鮮明地倡導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尖銳批判重商主義、國家干預政策。如果說，市場機製為兩百年來人類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最大貢獻；那麼也可以說，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為市場機制的發展做出了最大貢獻。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壹方面從個人優先的立場出發，認為法制政府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設計來減少更大的「惡(evil)」的壹個「惡」；另壹方面，他又從功利主義立場出發，認為國家的僅有作用是增進人們的幸福、減少他們的痛苦，這就為政府干預經濟和其它事務提供了理由。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自由主義進入壹個轉型期，後來其不同流派的分岔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分岔圍繞兩個重大問題，壹個是所謂消極自由主義與積極自由主義的分野。著名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譯米爾)、希基維克(Henry Sidgwick)等，提倡國家實行建設性的社會項目，如社會安全網，來幫助最底層的人，這是積極自由主義的開始。另壹個問題是自由與民主的關係。當時自由主義壹貫主張的代議制政府早已確立，但選舉權有種種限制，如婦女、40歲以下男子、無壹定資產的人都沒有選舉權，所以普選權問題成為熱點。就普選權而言，很多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如洛克、伏爾泰都不是民主主義者；但潘恩、邊沁都主張「壹人壹票、無人例外」。在英國通過1883、1867、1884、1885年壹系列改革法案逐步擴大選舉權的過程中，很多自由主義者擔心，擴大選舉權會導致下層民眾的統治，傷害個人價值、尤其是資產權。上文提到弗里德曼所說的「政治自由有可能損害經濟自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更激進的派別──特別是工會和社會主義者──對普選權的實現起了更重大的作用。從十九世紀中期起，自由主義作為社會批判和改革的主導力量的地位被那些更激進的派別取代了。直到二十世紀初，多數自由主義者才跟上潮流。當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說都是民主主義者；但在自由與民主的關係上，自由主義者堅持把自由置於民主之上、之前，認為否定自由的民主就是壞民主。
二十世紀美國的自由主義實踐的最大特色是積極自由主義的擴張。威爾遜總統的「新自由(New Freedom)」、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肯尼迪──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是幾次高潮。美國最高法院從1936年認可關於最長工時和最低工資的法規開始，認可了壹個又壹個「新政」法規(老年人和遺屬保險、失業保險、工會集體談判工資權、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管制，等等)。這些裁決的基礎是，個人必須在面對強勢經濟團體或遭遇到並非由他們引起的災難時，受到保護和扶持，而這正是積極自由主義的原則。直到里根總統的「保守主義革命」才扭轉這種潮流，消極自由主義曾試圖強力糾正「偉大社會」計劃中以政府出面干預甚至直接管理經濟和其它領域事務的傾向。
觀察近年來中國的「主義」論戰，有壹個誤識需要澄清，即自由主義就是消極自由主義，就是只要私有制自由市場而不計其它。如果限於篇幅只舉壹個反例，最好的例子也許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他的自由主義者的資格「鐵硬」：在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同年(1944年)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痛批極權主義思想基礎；與哈耶克共同創立了世界性自由主義組織「朝聖山協會」(Mont Pelerin Society)；多年來弘揚自由主義不遺餘力，是公認的自由主義大師。但波普爾又是積極自由主義者，這也無可懷疑：他在中學時就成了社會主義者，後來由於認識到日益增長的國家機器構成個人自由的最大危險而與社會主義運動分手；堅定捍衛理性主義，以《科學發現的邏輯》壹書奠定理性批判主義的基礎；贊同凱恩斯的經濟干預政策，主張「分項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或譯「零星社會工程」)。他說，「到了晚年我仍然保留我的社會主義年輕時代的許多思想和理想。」([10]，82-83頁)自由主義內部的多樣性，在下文分析自由主義與其它主義的區別時，還會有更多說明。
回到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Libertarianism兩個英文詞的中文翻譯問題。筆者尚未找到恰當的兩個「XX主義」來分別表達這兩個英文詞，但建議用「自由至上主義」指稱Libertarianism。對Liberalism的處理就麻煩壹點：如果與哈耶克、弗里德曼那些人相連，則用「古典自由主義」，如果與波普爾、森那些人相連，則用「積極自由主義」。這樣至少可以明確區分兩種不同的流派。當然，衷心希望看到能有更好的譯名。
自由主義與其它流派的區別：與政治光譜靠右邊的派別的比較
現在來考察自由主義與其它流派的關係。自由至上主義(向右方)走向極端可以通向無政府主義。筆者有壹個有趣的經驗：在寫作此文過程中上網查資料，在「Yahoo!」檢索欄輸入「libertarianism」后得到許多網站地址，其中相當多網站刊登極端反政府、反國家的內容，甚至用大號字體印出「砸爛國家(Smashing the State)」的口號。積極自由主義(向左方)多得走壹點可以通向各種版本的集權主義。例如，如果相信全能理性，就可以要求實行計劃經濟；如果相信至上道德或宗教律令，就可能象盧梭以「公意」來實行專政，或者象霍梅尼革命那樣建立神權國家；如果相信歷史決定論和全能理性，就更要壓倒壹切反對派、按照被認識到的「必然規律」的觀念模式塑造壹個「新世界」。
然而，走向極右或者走向極左就不是自由主義了。自由主義以個人自由為第壹要義，但並不否定政府──其條件是政府是有限的(劃出壹塊私人領域不受政府管制)、政府按憲政主義建構(必須有權力制衡)、政府被人民認可(從有限的代議制到普遍的選舉)，它還主張人民保留反抗暴政的權利。積極自由主義認為，世俗國家或宗教神權並非自由的唯壹障礙，法製程序權利也不是自由的充份保證，因為貧困可以剝奪個人進行選擇的機會。在此基礎上，它要求憲政政府「代表」個人做「好」事，另壹方面又對政府侵犯個人權利始終保持高度警覺。
自由主義對政府(掌權機構)的觀點可以作為壹個例子，能簡明地勾劃出自由主義在政治光譜中與其左、右兩側的思想流派的壹般關係。本節以下的篇幅和下壹節要更具體地分析這種關係中的壹些重要問題，現在先從政治光譜右邊開始。
哈耶克、弗里德曼都強調自由主義不是保守主義，從上文概述的自由主義實踐史來看，這是事實。自由主義從誕生以來到十九世紀中葉壹直是「激進」的社會改革力量，即使在當代，面對地球上多數人仍生活在專制、貧困中的現狀，壹個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思潮怎麼也無法說是保守的。世界上每天發生的專制統治者對自由主義者的鎮壓迫害，恰恰顯示出自由主義的進步性質。從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來看，它以競爭市場機製為自己的經濟基礎，而競爭市場機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動態、最開放的社會系統。從哈耶克、弗里德曼到波普爾、森等自由主義者都認為，社會進步的基點是，自由的個人自願地、互利地交往、交易，把握機會，嘗試創新，在經驗的、試錯的過程中逐步發展。這樣的自由主義觀念與復舊的、或者至少保持現狀的保守主義觀念是對立的。當然，保守與否是相對的觀念，為了說清楚自由主義不是保守主義，需要在以下幾方面再作分析。
首先，十九世紀中葉興起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比自由主義激進。但如果考察最核心的若干問題，即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對私有制的競爭市場，後果(福利)平等對機會平等，革命專政對憲政民主等方面，壹個多世紀的歷史已經表明，自由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都有更好的表現。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標準判定自由主義是保守的，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其次，假如比自由主義更激進的流派的壹些出發點和要求不宜壹概否定，則自由主義者並未完全否定它們。試看下面兩段引文：「這兩種保障中的第壹種是，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的保障，即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最低需要；......沒有理由認為在壹個達到了像我們這樣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會中，不應向所有人保證提供第壹種保障，而勿需危及普遍的自由。」([11]，117頁) 「這種制度(筆者注：自由市場制度)的基礎必然是私有產權和(或許並非同等必要的)遺產制，從而帶有它們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其實，很有理由要把這種機會不平等盡量減少到先天差別所許可的限度，並且以能夠這樣做而不破壞這個過程──其中每個人必須抓住自己的機遇、任何壹個人關於什麼是對的和合意的觀點不能支配其他人──的非人為性質為界限。」([11]，101頁)
這兩段引文不是出自積極自由主義者森的新著，而是出自素來被看作是大保守主義者的哈耶克的舊著《通往奴役之路》。這裏，哈耶克贊成實行社會保障，贊成減少因財產、特別是遺產造成的機會不平等。這是遠在發達國家成為「福利國家」之前的1944年寫的。他堅決反對的，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國家(政府)計劃控制取代市場機制。社會民主主義現在大幅度修正了這種主張。
再次，在自由主義確實曾經落後于潮流的事務上，例如在普選權問題上，自由主義的關切並非全無道理。這壹點在下文討論民主問題時再做具體分析。
現在來考察自由至上主義與政治集權主義的關係。前文已述，積極自由主義過度「積極」可能通向集權，但自由主義的本性是「自由」，與集權主義並不相容。另壹方面，很有意味的實際現象是，自由至上主義也免不了與集權主義有瓜葛，其原因是，壹些集權政府在實行專制主義政治政策的同時，實行了「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使自由主義思潮整體上蒙羞。這樣的集權政府包括拉丁美洲、東亞的許多軍人政權(不過，不少拉美國家、韓國、台灣現在都已民主化)，以及新加坡李光耀式的文官政府。壹個典型的例子是智利皮諾切特的軍人政權：皮諾切特以軍事政變推翻了通過合法選舉上台的阿連德總統，壹方面血腥鎮壓反對派，另壹方面任用壹組被稱作「芝加哥小夥子(Chicago boys)」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來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取得了所謂的「經濟奇迹」。
自由主義者如何看待這樣的實踐呢？弗里德曼在《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類自由》中做了具體分析，其要點是：首先，幾乎所有軍人集權當局都敵視經濟自由，因為軍人集權統治的原則是自上而下的指令關係，市場原則卻是自下而上(從消費者到零售商到批發商到生產者)的互利交易關係。其次，皮諾切特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因為別無選擇，他上台後曾任命將軍們管理經濟，在八、九個月內就把通貨膨脹翻了壹番；等到通貨膨脹率達到700-1000%時，他才不得不緊急求助於經濟專家，而當時未因與阿連德社會主義政府有關聯而被鎮壓的經濟學家，只剩下「芝加哥小夥子」了。再次，自由主義堅決反對專制獨裁，弗里德曼說：「對皮諾切特強行實施的那個政治體制，我沒有任何好話可說。它是壹個恐怖的政治體制。真正的智利奇迹不是它在經濟上表現得如何優異；真正的智利奇迹在於，壹個軍事當局願意違背自己的原則而支持由恪守原則的自由市場信奉者設計的經濟體制。」最後，經濟自由以及它導致的經濟成功，產生了對政治自由的驅動力，終於使智利通過公民投票實現了政治自由和人類自由。這最後壹點被弗里德曼用來證明其重要觀點：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雖然它不是充份條件，但經濟自由在實踐中通常促進並最終導致政治自由。
弗里德曼對智利的分析適用於任何集權政權。自由主義肯定集權政權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正面意義，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可以為此做出專業方面的貢獻；但另壹方面，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始終反對政治專制，並且為擴展政治自由、人類自由堅持不懈地努力。
與此有關的壹個議題是，自由主義與集權體制下的腐敗的關係。筆者在寫作此文過程中讀到壹篇文章[12]，作者批判了「腐敗有理論」、「腐敗有利論」等觀點，並且把主張這些觀點的人稱作「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筆者贊同對這些觀點的批判，但實在不敢茍同把主張「腐敗有理論」、「腐敗有利論」等觀點的人歸於「自由主義」。中國的腐敗現象不能歸咎於自由競爭市場機制，腐敗主要是由集權體製造成的，尤其是，在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掌權機構、掌權者既不遵守計劃體制的規範、也不遵守市場體制的規範(包括法規和道德倫理)，大規模地掠奪屬於公眾的財富。自由主義從來強調市場機制的法治基礎和倫理規範。以腐敗來化公為私，是完全地背離了自由主義：從原則上說，腐敗是官員、政府對個人的無論是法制自由還是實質自由的惡劣侵犯；從後果上看，腐敗斷無導致自由競爭市場的可能，腐敗所產生的體制很可能類似於俄國的現狀，自由主義者已經給它貼上了這樣的標籤──盜匪資本主義(robber capitalism)。
自由主義與其它流派的區別：與政治光譜靠左邊的派別的比較
現在轉到政治光譜靠「左」邊的範圍，分析積極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關係。社會民主主義包括「社會」(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兩項主要訴求。先討論民主。很多人直觀地認為，自由與民主緊密相連，彼此須臾不可脫離；而且，它們都是我們的價值體系中地位崇高的要素，值得熱血沸騰地為之奮鬥。
但是，自由與民主是否就天然地相容？自由主義認為，它們其實也有不相容之處。請看實例：希特勒是經過合法選舉上台的；奧地利曾經選出了具有納粹傾向的政黨上台；盧梭的「公意」民主導致法國革命中人頭滾滾落地；中國人自己的經驗里則有文化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大民主」。什麼是「無產階級大民主」呢？請聽「革命造反歌」：「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13] 那時，「橫掃牛鬼蛇神」的「英雄」們拿起的不只是筆，還有皮鞭和棍棒，甚至刀槍。實施這種「大民主」同時也是大專政的並不限於紅衛兵。當時，造反派和保守派基本上奉行同樣的原則：把對立派別以及根本沒有資格參加任何派別的「階級敵人」打倒斗臭，甚至於在「武鬥」中用暴力剝奪他們的生命。
自由主義認為，紅衛兵有捍衛他們的「親爹娘」的自由和權利，別人也有捍衛他們的「親爹娘」的自由和權利，每個人的「親爹娘」以及尚未為人父母的人──從劉少奇、鄧小平到吳晗、老舍再到遇羅克、張志新，都有捍衛他或她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說黨不好」是言論自由所保障的權利，民主不能剝奪任何人的法權自由(這裏不涉及任何人是否真的說了「黨不好」的問題)。
在中國熱鬧了壹陣的以切 格瓦拉為典範來申揚社會正義和民主的劇作，代表了我們應該深為警惕的壹種思潮。格瓦拉式的「理想主義」包含了嚴重違反自由、法治、經濟規律的謬誤，格瓦拉式的實踐也從來沒有能促進社會正義和民主。中國迫切需要政治改革、民主改革，沒有民主就無法解決中國的嚴重問題(例如腐敗)；但是，中國的民主化千萬要避免踐踏個人自由、否定法治權利的錯誤。自由主義贊成民主，不是因為相信多數人的意見壹定是正確的或是最好的，而是因為民主制度是所有不完美、有缺陷的制度中最好的。在實行普選的民主制度和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社會這二者之間，自由主義把自由放在首位。
上文簡述的自由主義實踐，可以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鑒。從自由主義學理和史實可以看到的壹條線索是：自由的實現，首先是劃清公、私兩大領域、限定政府不得侵犯個人領域、實現個人的消極自由(包括人身、財產、言論等)；在此基礎上，建立憲政政府，即政府內部有分權制衡、外部有被治理者的認可，而這種認可在歷史上是逐步從有限的代議制擴展到普選的。關於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係，馬克.普勒納的「從自由主義到自由民主制度」壹文有中肯的分析。[14]
再來考察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這壹方面的內容。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壹種「烏托邦」，欲以理性建構出「烏托邦」並且要實施「烏托邦」，是「致命的自負」；實現「烏托邦」的途徑幾乎沒有例外的總是依靠集權(例如傳統社會主義要求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因而「烏托邦」是「開放社會」的敵人。積極自由主義的路徑，是找出妨礙個人自由的社會弊病中最惡劣的要素，目標明確但規模有限地、逐步地改革，這就是波普爾提倡的「分項社會工程」，它與社會主義的「整體」社會工程相對立[15]。
社會主義認為其目標的載體是勞工階級，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等政黨從來以工會為政治基礎，這與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原則大相庭徑。自由主義認為，任何個人相信「烏托邦」、任何群體組織起來追求他們的利益，那是他們正當的自由權利；但自由主義絕不把任何群體的利益混同於「社會」的利益。自由主義者曾經大力反對封建殘餘的行會，因為行會頭目(工匠頭或小資本家)控制工匠的自由，行會壟斷妨礙工業進步；自由主義者也堅決反對資本壟斷，促成了美國「反壟斷法」的通過，直到現在也從不放棄對企業壟斷的警惕；在當代社會，自由主義者還批評工會在不少方面的壟斷行為。例如，美國工會為了其成員的就業保障，堅持反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這是反對競爭的狹隘政策(實際上會損害工會成員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因為按此政策他們就不能買到便宜的中國商品)。
社會主義常常把很多福利要素視為「權利」；而積極自由主義者如森則提倡實質自由，其中壹些要素看似福利，但他的著眼點仍是機會。波普爾如此表述「分項社會工程」的出發點和方法：它「不是壹種獲得幸福的要求，因為不存在制度手段來使人幸福，而是壹種如果能夠避免就不遭受不幸的要求。假如他們遭受苦難，他們有權利要求給予所有可能的幫助。因此，分項工程將採取找尋社會上最重大最要緊的惡並與之鬥爭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找尋社會上最大的終極的善，併為之奮鬥的方法。」[15] 這段話清楚表達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
積極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歷來有不少重疊之處，這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就更明顯。從各國經驗來看，這個交集由於兩個原因而擴大：壹是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化」的趨向，近年來的突出代表是英國工黨的布萊爾；二是積極自由主義的現實主張的特點，即找出社會弊病中當下最惡劣的要素，並支持社會中最弱勢的人和群體。筆者深切地認為，在中國，各種利益團體特別是工會、農會、知識分子的多種協會，對擴展自由和促進公民社會的形成都是重要而必須的；從社會民主主義的角度提倡社會公正，如果不違反自由主義的底線，也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在中國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還遠未發育起來的時候就釐清二者的區別，應該也是明智的。
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壹方面是毛左派，另壹方面是「新」馬克思主義、以及批判否定「現代性」的其它各種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以「現代性」批判理論統稱這些流派)。在討論過傳統左派中的社會民主主義之後，現在理應對「現代性」批判理論有所分析。但這裏存在著壹個大困難：波普爾在評論法蘭克福學派時說過，這些理論是能把人淹死的「大詞」(big words)的海洋([10]，64頁，82頁)，這壹特點似乎中外蓋莫能異。筆者壹直試圖針對「具體」問題做明確的辨析，但往往卻碰上那種概念堆砌的「宏大敘事」，總是找不到相應的學理可供對比分析。退而求其次，只好暫且脫離本文側重分析具體問題的思路，來考察「現代性」批判理論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宏大敘事」，以說明自由主義與它們的區別。
第壹個區別是對「現代性」這個觀念本身的看法。在這方面，壹個「宏大敘事」表達了以下幾點[16]：(1)按照哈貝馬斯、哈維的論述並加以發揮，可以概括出這樣的壹個「現代性」「方案」：「這個方案是壹個非凡的智性努力，這就是發展客觀的科學，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具有內在邏輯的自主性的藝術。......這個方案包含著壹種許諾：科學對自然的支配向我們許諾從匱乏、需求和自然災害中獲得自由，社會組織的合理化以及思想的理性模式許諾我們從神話、宗教、迷信等非理性中獲得解脫。......啟蒙的方案基本上是在民族國家的範疇內獲得表達的，但在我看來，哈貝馬斯所謂『主體的自由』還表現為民族國家的主權形式的確立。」 (2)強調「現代性是壹個存在內部衝突的結構」，「如果沒有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持久批判和反抗，就沒有當代的、為我們這裏許多人所嚮往的那些制度改革和發展」。「這種矛盾結構是現代性自我更新的源泉，也是它無法克服自己的內在矛盾的根源。現代性的方案本身是悖論式的，因而是難以徹底完成的。在我看來，反思現代性的必要性和出發點就隱藏在這裏。」 (3)進而批評中國「現代性」的捍衛者、「啟蒙主義者」(其中包括自由主義論者)「不理解現代性的內在矛盾，不了解現代性方案包含著對立的、難以通約的原則」，「壹古腦地擁抱現代性，喪失了起碼的反省能力。」
自由主義究竟是如何看待這種對「現代性方案」及其「內部衝突的結構」的認知框架的？用壹句話來概括，自由主義的學理與它完全格格不入。這是壹個典型的黑格爾式建構：「現代性」就象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按照對立統壹的辯證法在現實中展現自己。哈耶克、波普爾痛切批判了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徹底否定了依據「全能理性」提出的改造世界的「方案」和「許諾」。自由主義拒絕這壹整套框架。如果搬出這個框架，來批評自由主義因「不了解」現代性方案的毛病而「整體」接受這個方案，是完全的文不對題。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好的，憲政、競爭市場、民主、消除貧困對個人自由的束縛等是好的，就努力去爭取它們，但自由主義並沒有那種「整體方案」，而且否定作為「非凡的智性努力」的那種「整體方案」。自由主義反對強制、專政、壟斷、貧困，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它們是「惡」；自由主義兩三百年來壹直與這些「惡」作鬥爭，但並不把這種鬥爭看作是某種「悖論式方案」內部「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對立統壹鬥爭。
第二個區別是對「現代性」的實踐過程所達到的成果的看法。在上述框架下，「現代性」批判理論要「研究它(筆者注：現代性)的壹些進步作用如何掩蓋了現代世界的歷史關係和壓迫形式」，壹個特定的「宏大敘事」結論是：「所謂全球化的歷史，也是把各個區域、社會和個人編織進壹個等級的、不平等的結構之中的過程」，這個過程導致「從歷史的視野來看，......全球化的壟斷結構。」[16] 另壹個較新的「宏大敘事」，其立論基礎也是對「現代性」的實踐過程的壹種判斷，加上引自馬克思的理論依據，作了如下表述：「在自由主義那裡自由與奴役是這樣壹種奇妙的關係，奴役恰恰是自由的基礎以及自由的象徵。馬克思說：『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等壹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機器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沒有奴隸制，北美──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制的國家。......消滅奴隸制，那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歷史的新大陸。既然自由必須要以奴役作為它必要的補充；那麼根據『癥候式的分析』，今天對於奴役的讚美和奴役的蒞臨，也就成為了我們的自由之花綻開的壹個最好的證明與標誌。」由此引出了對「今天的」自由主義這樣的直接批評：「今天的自由主義壹方面讚美自由，另壹方面又毫不猶豫地讚美奴役」。[17]
自由主義如何看待對於現代化成果的如此判斷呢？自由主義不同意這個結論。例如，森在前引著作[1]中細緻分析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時，深刻地體認到，在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所面臨的挑戰不是「全球化的壟斷結構」，而主要是內部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具體「前現代」因素與現代化因素的撞擊；他的展望是，市場的全球化以及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的全球化，將促進發展。上述第壹個「宏大敘事」對於什麼是「全球化的壟斷結構」，既未定義，也未提供統計證據，因而這裏無法具體評論。對第二個「宏大敘事」，則可以提供以下歷史事實：馬克思其實是活著看到了美國廢除「直接奴隸制」，並高度評價了林肯領導的廢奴鬥爭，他曾代表第壹國際起草了給這位「勞工階級的忠誠的兒子」的賀信，說「這個事件是未來時代的標誌」。森在分析從「前現代」的奴隸制及其它人身束縛的狀態到市場機制下自由勞工是壹種解放時，特地引用了馬克思對這壹進步的讚揚和《資本論》中對美國內戰勝利后廢除奴隸制的稱頌：「現代史上的唯壹重大事件」。[18] 因此，上述作者引用的馬克思之論斷所依賴的史實基礎在馬克思生前即已改變，而且馬克思對這壹改變曾作過高度評價；今人若故意忽略並跨越馬克思依據後來史實所作的新評價，而把馬克思對此前歷史的分析硬連接到當前，如此這般地扛著馬克思的「招牌」任意解讀歷史，恐怕不是作為嚴肅思想家的馬克思所願見的方法，更為自由主義者研究歷史的方法論所不取；從這樣的「理論依據」出發，根據「癥候式的分析」得出的結論，自然也難為自由主義者所接受。當然，那個流派的學者可以堅持認為，這是合理正當的方法，筆者在這裏的目的只是指出區別之所在。
第三個區別涉及自由主義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功過。上述「宏大敘事」均未涉及自由主義的具體學理，而是僅僅基於其對歷史的那種「解讀」、特別是對美國在歷史上的作用的看法，就斷然批判自由主義這壹學理。上述作者提出過以下詰問：「過去三百年中的殖民主義的歷史呢？過去三百年中的戰爭和掠奪、壟斷和強制呢？過去三百年中的販奴呢？」[16] 對此自由主義的回答是：如前文所說，自由主義反對軍國主義或炮艦外交政策，反對剝削殖民地土著人民，追求國際合作的世界性政策；自由主義壹貫反對壟斷和強制，亦為眾所周知；實踐上，自由主義者也反對販奴，併為廢奴貢獻了鮮血和生命。自由主義學理是在兩三百年中發展起來的，今天的自由主義比先驅者的觀念更豐富、更全面、更「正確」。自由主義者作為常人，都會犯錯誤，有些還是違反自由主義原則的錯誤(例如傑弗森擁有黑人奴隸)，這種錯誤應當批判，但自由主義理念中並沒有主張蓄奴的學理。自由主義在馬克思所說的「最進步的國家」中，並非是指導壹切、定於壹尊的思想，在很多情況下美國的國策並不是按照自由主義理念來制定的。況且，自由至上主義與積極自由主義不僅對美國的各種政策都有批評，他們自己還爭論不停。因此，如果真要聯繫歷史事實來批評自由主義的話，即使是在「宏大敘事」中，至少也應該指明，究竟哪個歷史事實的發生與某壹特定的自由主義學理有聯繫，而且也應明確說明，到底其所指的自由主義學理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是自由至上主義的還是積極自由主義的。只有在這種起碼的學術討論規範下，自由主義者才可能與論戰的對手具體分析自由主義的歷史功過，以為將來借鑒。
最後，也許最要緊的區別是，壹種學理的存身基礎和對現實的關切。自由主義者有壹種共識，中國的問題是前現代的集權、貧困、腐敗等，不是「現代性」造成的異化、失落、精神危機。因此，那種把發達國家的「反現代」和「後現代」的問題、概念、範疇加諸中國而引出的結論，似不屬切題之論。在發展中國家常常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現象，自由主義者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提倡自由、市場機制、民主、公正、公平，往往受到「前現代」當局的壓制迫害；而批判現代性的言論，雖然也可能有時不見容於這種當局(取決於當局的具體傾向)，卻常常為「前現代」當局所用。如果把自由主義堅持的基本概念以其「現代性」而壹概否定，自己又提不出正面的學理來回答現實問題，這樣的流派其實不足以作為理論對手認真對待。在產生各種「現代性」批判理論的國家，很多嚴肅的學者就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努力的方向，是全面闡揚自己對自由、市場機制、民主、公正、公平等重大問題的觀點：它們會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認同，會促進社會的發展，這是已經觀察到的歷史事實，也是可以理性外推的趨勢預期。
自由主義學理的要點和特徵
自由主義是關於自由人的學說，其基礎是壹種人道主義的信念：每個人生來是自由的，自由是不可剝奪的。從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開始，有些思想家同樣從人道主義出發，注重理性，否定迷信，反對接受未經理性批判的任何觀念對人的束縛，並運用理性追求人的發展；有些思想家則注重平等，否定社會等級制度，反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狀態；還有些思想家注重民主，否定專制，反對剝奪民眾對政府治理國家的授予權、複決權、罷免權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們就有了理性主義、平等主義、民主主義......等等，這個單子還可以再延長下去。這些思想流派從各個方面豐富了人類的思想寶庫，促進了人類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進步。壹般都認為，自由主義學理屬於英美系譜，可追溯到英國的洛克，但早期對它做出重大貢獻的也包括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當代的自由主義大師則包括維也納學派的哈耶克和波普爾。自由主義在發展中還吸收了其它流派的思想因素。
在各種思想流派中自由主義的獨特性在於，它以個人自由為核心概念。實現個人自由的第壹步是設定「 限制」，即針對其他個人和組織(特別是有強制力的組織──首先是國家，也包括教會、政黨等)而劃出壹塊私人領域不得侵犯，此即法權自由。這是消極意義的「免受強制」的自由。每個人享有自由權就會行使自由，去做自己有自由去做的事。對這種積極意義的自由，自由主義首先強調他人的消極自由即法權自由不得侵犯；在此基礎上又有兩種傾向，即上述的弗里德曼所概括的徹底的個人主義觀(個人如何行事由個人決定，到此為止)，和森所深為關切的社會倫理的形成和作用。森用實質自由表達基於能力的自由觀，能力自由的概念包容但超越法權自由，它反映個人在生活中實際享有的機會。
展開來說，自由主義的特點還在於以下幾方面。自由主義是個體主義的，從而是多元化的，這使它與那些以階級、其它群體、國家、社會整體為認知基礎的流派劃清了界限。自由主義特別是其中積極自由主義那壹支派，會對社會主義或某些其它激進流派的若干出發點及主張持理解乃至同情的態度，但自由主義的底線不允許以國家、階級、教會、行會等否定個人。積極自由主義正面看待「社會價值」和「共識」的意義，並主張社會組織、政府在「社會價值」和「共識」的基礎上採取行動，促進個人實質自由。而「社會價值」和「共識」應該在多元化的認識和價值(此處是複數)的基礎上通過恰當的方式形成，所謂「恰當」的方式，就是自由、民主的方式，在森的著作[1]中有深入討論。
自由主義是理性的，這種理性是經驗的、批判的理性，即個人(以及個人匯合成的群體)通過自己的經驗去認識自然和社會，運用理性思維能力在批判性討論中達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知識是沒有被經驗證偽而保留的假說。任何個人或群體都不能達到「全能理性」，任何個人或群體的知識或觀念系統都不具有「至上權威」。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上，自由主義形成了壹種平實穩健的風格，小心翼翼地避開經驗理性不能說明的領域，決不追隨在理論形式上遠為「邏輯徹底」、「體系完整」、「目標美好」或者出於自命的「歷史必然性」的主張。
自由主義持壹種開放的、進化的歷史觀，哈耶克在總結其壹生工作的著作《致命的自負》[19]中對此有引人入勝的討論，可以看作是自由主義歷史觀的帶有鮮明哈耶克特色的當代表述。哈耶克從私有制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的運作和發展中概括出這種歷史觀，其基本命題是，文明──包括道德、倫理、風俗、制度等要素──不是靠人的設計或意圖而理性建構出來，文明是文化的進化(cultural evolution)的產物，在演化過程中「並非有意追求的後果」(unintended results)起著重要作用。人類文明以私有權的建立為開端，從部落文明進入現代文明的標誌是最初在地中海地區出現的遠距離貿易和市場中心。市場機制從過程的角度來看的突出特點是：依靠個人自由和主動，在互利、法權和信用關係中建立人類合作的延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在多元的自發自主的創新、接納和永不停息的競爭動態中發展。積極自由主義會在這個過程中加進理性的「社會」行動，如波普爾提倡的「分項社會工程」、森主張的在「社會」價值基礎上採取主動行動。這種過程既是對歷史的描述，又是自由主義倡導社會變革時壹般遵循的路線。
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發揮了最大影響的地方當數美國。美國革命和憲政建國是在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取得成功的光輝範例(非常有意味的是，自由主義不倡導暴烈的革命或人為的建構)。二十世紀的美國也是自由主義發展最充份的地方。美國的政治光譜比較窄，只有兩大黨；與歐洲林立的政黨相比，民主黨只能算中間偏左，共和黨只能算中間偏右。筆者認為，它們的爭論是自由主義內部兩翼──積極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之爭。多年來，弗里德曼著重批判的是政府做任何事都效率低下，而且妨礙、侵犯了個人和企業的自由(他的鋒芒常常也掃到壟斷組織)。森這樣的積極自由主義者則強調，壹方面在涉及「公共物品」的領域(例如環境保護)會出現「市場失效」；另壹方面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並不限於經濟，因而需要擴大信息基礎、正視社會中存在的弊病，並由政府或社會組織採取行動。筆者認為，這樣的論爭是健康有益的，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況遠非十全十美，我們在理論上也沒有最優解，社會只能繼續在試錯過程中前進。
自由至上主義的缺陷，如本文開頭所引森的評論所示，在於信息基礎狹窄，忽略了法權自由以外的重要因素；積極自由主義的問題則在於「過度積極」的陷阱──諸如把能力和權力(power)的構成要素當作權利、以福利水平而不是以機會作為政策著眼點和目標、單純依靠政府提供扶助，而忽略其它社會組織特別是個人主動性和競爭機制的作用。幸運的是，二十世紀中各種理論的交鋒、多種制度的試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自由主義不僅在此過程中為自由的擴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吸取了制度試驗中成功和失敗的教訓。森的新著在此基礎上重新表述了積極自由主義的主張。在去年的美國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希以「富於同情心」為號召，可以被視為擴大「信息基礎」的表現；共和黨的2000年競選綱領明確承諾，「為每壹個美國人，壹定有機會的梯子(a ladder of opportunity)；對那些最需要扶助的人，壹定有提供照顧的安全網(a safety net of care)」──這正是積極自由主義的承諾，也是森在新著中表達的觀念。任何政黨的競選綱領未必能僅按票麵價值看待，而且競選綱領的任何新提法也未必意味著自由至上主義學理的變化，但自由主義實踐中訴求的變化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的是，自由主義的框架是包容的，提供了開放性探索的基礎。
準確把握壹個「主義」是什麼、不是什麼，是非常重要的，筆者寫作此文的壹個目的是澄清這壹類的「主義」問題。另壹方面，「主義」是我們分析問題的工具，不應該變成關閉自己的桎梏。在當前的「主義」論戰中，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國現存的問題，所論的壞事為什麼壞，根源在哪裡，解決辦法在哪裡，而不是單純糾纏于主義、概念。筆者願意與各種流派的朋友不存門戶之見地交流討論，並吸取任何流派合理、有益的意見，目的是求得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答案。
這篇文章的全部份析可以這樣來概括：法權自由是自由主義的底線，實質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最高訴求；自由至上主義牢牢地看守著法權自由，積極自由主義謹慎地、理性地、漸進地追求實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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