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極權主義統治造就大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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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極權主義統治造就大飢荒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9日
作者 楊繼繩
產生大飢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飢荒是壹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藉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毛澤東是支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獨裁者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壹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里，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裏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壹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壹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壹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壹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壹個政治術語，是墨索里尼最早發明的，墨索里尼強調「壹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壹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壹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壹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壹切邊遠的鄉村、壹切山野角落，深入每壹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壹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壹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麼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複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係。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壹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壹。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壹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壹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壹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壹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壹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壹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壹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壹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裡，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壹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壹」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壹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鬆介紹毛澤東：「有壹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壹代人藉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壹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壹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里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壹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壹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壹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許可權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壹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壹個個土皇帝。
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 嚴密控制壹切經濟生活
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壹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壹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佔53.8%，集體所有制工業佔19%，公私合營工業佔26.3%，私人工業佔0.1%，城鎮個體工業佔0.8%。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佔62.1%，集體所有制商業16.4%，公私合營商業佔16%，個體商業只佔2.7%，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2.8%。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壹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壹制定級別、統壹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壹架大機器，是壹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壹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壹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壹律。
中國共產黨領導壹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壹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壹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壹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壹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壹個「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凌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凌駕于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壹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壹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壹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徵是，壹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后壹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壹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壹元化，壹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壹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壹批人戰勝另壹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壹批人下台，堅持「正確路線」的壹批人上台。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妳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著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壹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它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壹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壹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壹個皇帝，又用壹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壹個壹黨專政，又壹個新的壹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壹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壹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壹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裡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原則。
用槍杆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這是壹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壹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壹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壹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壹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壹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100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壹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壹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壹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里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裡。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壹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准。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壹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壹、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係。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壹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壹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壹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另壹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准，不能自已到壹個部隊里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壹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壹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壹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壹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壹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裡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壹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壹供給，壹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壹，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藉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藉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于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隻是壹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壹部隊有兩個壹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壹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里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壹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壹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壹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藉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壹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准。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杆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市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壹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壹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壹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壹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准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准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壹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1958年，二屆人大壹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壹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壹部是《憲法》，壹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壹套，還是馬青天那壹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壹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1400人的大會(指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
他說的「我們那壹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壹套，「我們這壹套」否定了「他們那壹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后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壹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麼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壹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壹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壹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壹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壹把手又凌駕于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壹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壹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覆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壹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壹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壹，「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杆子」：槍杆子，筆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杆子。「筆杆子」就是壹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杆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杆子」和槍杆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壹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后壹個比前壹個進步，后壹個必然取代前壹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壹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壹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壹切輿論工具，壹切圖書，壹切講壇，壹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壹種聲音，只知道壹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壹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麼在三年大飢荒期間「共產風」颳了壹陣又壹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壹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壹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壹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壹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錶」，以求「版面語言」的壹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壹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壹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壹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壹目標。當時也有壹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壹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壹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它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壹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壹場壹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壹」。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為同壹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壹律。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壹體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只有壹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
在政教合壹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飢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藉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壹些省份在三年飢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裏。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壹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壹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壹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壹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壹個生產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壹個生產隊是壹個相似形。廣東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徵同壹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路，構成金字塔體系。每壹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壹網路的不同層級壹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里，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妳壹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里，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約束人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壹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壹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壹整套價值體系。這壹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淀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壹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壹），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壹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壹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壹級又壹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這裏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壹個人的行為，還形成壹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壹。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壹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壹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裏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飢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壹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壹，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壹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壹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于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志，無疑，它比以往任何壹個政權強大。
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壹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壹切信息，控制了壹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飢荒進壹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彙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壹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壹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壹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彙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壹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壹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壹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彙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妳站在天壇圈丘的園心大喊壹聲，壹會兒迴音從四面傳來。妳聽到的聲音還是妳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壹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壹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夸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壹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劃了杠杠。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壹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壹位市領導說：「妳在吹牛。這不可能，妳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妳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么！」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壹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壹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后，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妳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飢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產生大飢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飢荒是壹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藉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毛澤東是支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獨裁者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壹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里，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裏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壹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壹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壹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壹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壹個政治術語，是墨索里尼最早發明的，墨索里尼強調「壹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壹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壹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壹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壹切邊遠的鄉村、壹切山野角落，深入每壹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壹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壹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麼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複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係。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壹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壹。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壹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壹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壹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壹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壹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壹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壹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壹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裡，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壹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壹」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壹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鬆介紹毛澤東：「有壹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壹代人藉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壹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壹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里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壹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壹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壹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許可權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壹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壹個個土皇帝。
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 嚴密控制壹切經濟生活
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壹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壹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佔53.8%，集體所有制工業佔19%，公私合營工業佔26.3%，私人工業佔0.1%，城鎮個體工業佔0.8%。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佔62.1%，集體所有制商業16.4%，公私合營商業佔16%，個體商業只佔2.7%，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2.8%。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壹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壹制定級別、統壹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壹架大機器，是壹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壹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壹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壹律。
中國共產黨領導壹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壹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壹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壹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壹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壹個「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凌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凌駕于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壹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壹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壹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徵是，壹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后壹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壹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壹元化，壹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壹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壹批人戰勝另壹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壹批人下台，堅持「正確路線」的壹批人上台。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妳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著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壹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它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壹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壹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壹個皇帝，又用壹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壹個壹黨專政，又壹個新的壹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壹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壹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壹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裡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原則。
用槍杆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這是壹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壹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壹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壹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壹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壹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100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壹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壹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壹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里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裡。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壹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准。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壹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壹、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係。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壹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壹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壹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另壹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准，不能自已到壹個部隊里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壹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壹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壹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壹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壹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裡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壹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壹供給，壹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壹，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藉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藉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于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隻是壹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壹部隊有兩個壹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壹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里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壹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壹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壹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藉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壹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准。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杆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市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壹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壹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壹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壹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准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准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壹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1958年，二屆人大壹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壹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壹部是《憲法》，壹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壹套，還是馬青天那壹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壹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1400人的大會(指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
他說的「我們那壹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壹套，「我們這壹套」否定了「他們那壹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后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壹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麼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壹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壹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壹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壹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壹把手又凌駕于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壹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壹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覆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壹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壹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壹，「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杆子」：槍杆子，筆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杆子。「筆杆子」就是壹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杆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杆子」和槍杆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壹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后壹個比前壹個進步，后壹個必然取代前壹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壹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壹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壹切輿論工具，壹切圖書，壹切講壇，壹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壹種聲音，只知道壹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壹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麼在三年大飢荒期間「共產風」颳了壹陣又壹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壹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壹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壹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壹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錶」，以求「版面語言」的壹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壹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壹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壹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壹目標。當時也有壹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壹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壹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它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壹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壹場壹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壹」。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為同壹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壹律。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壹體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只有壹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
在政教合壹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飢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藉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壹些省份在三年飢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裏。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壹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壹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壹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壹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壹個生產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壹個生產隊是壹個相似形。廣東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徵同壹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路，構成金字塔體系。每壹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壹網路的不同層級壹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里，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妳壹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里，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約束人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壹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壹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壹整套價值體系。這壹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淀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壹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壹），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壹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壹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壹級又壹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這裏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壹個人的行為，還形成壹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壹。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壹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壹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裏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飢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壹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壹，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壹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壹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于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志，無疑，它比以往任何壹個政權強大。
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壹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壹切信息，控制了壹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飢荒進壹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彙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壹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壹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壹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彙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壹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壹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壹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彙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妳站在天壇圈丘的園心大喊壹聲，壹會兒迴音從四面傳來。妳聽到的聲音還是妳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壹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壹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夸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壹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劃了杠杠。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壹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壹位市領導說：「妳在吹牛。這不可能，妳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妳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么！」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壹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壹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后，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妳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飢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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