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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博樹

本文通過界定「新極權」、「新冷戰」、「新叢林」，對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作出總結。關於習近平新極權主義5個特徵的概括、關於「價值觀外交」和「中國模式」的討論構成本文的重點。作者強調，與專制相比，民主代表著社會進化水平的更高階梯，但紅色帝國的掘起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仍然任重而道遠；致力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士應該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心態，方能腳踏實地，集跬步已成千里。對西方民主共同體而言，民主自身需要完善，尤其是在「新冷戰」、「新叢林」博弈中利益-價值觀雙重交織、充滿緊張的這樣壹個時代。只有民主國家更好地處理了內部問題，克服政客的短視和人性的局限，讓民主變得更為堅實、合理，才能最終戰勝紅色帝國和其他專制強權的挑戰。


我們正在走進壹個似曾相識、但又全然陌生的世界。「新極權、新冷戰、新叢林」當是對這個世界不錯的概括。就筆者個人而言，這三個提法已分別出現於過去的若干文字或視頻節目中， 本文試圖給出壹個綜合性檢視。

從價值層面講，「三新」世界絕非人類福音；但作為事實判斷，我們又無可迴避。特別是，「三新」命題是從中國引出的，由中國國內政治的「新極權」定義，引申出中共黨國與美國為代表的世界民主共同體的「新冷戰」格局，再到與「新冷戰」並存的「新叢林」世界的出現，這個敘述邏輯本身就凸顯了掘起中的中共紅色帝國在當代世界中的「明星」角色。它只是顆轉瞬即逝的流星么？還是說，它真的在利用人性的醜惡而構成對當代文明成果的嚴肅挑戰？俄羅斯的倒退、美國改造伊斯蘭部族世界和其他落後地區的失敗、以及西方民主自身遭遇的問題是否給了中共以機會，從而強化了紅色帝國這壹挑戰的力度？本文亦將進行探討。

當然，紅色帝國並非全無軟肋。它的得勢藉助了這個世界提供的很多偶然，它的衰敗卻植根于自身機體內部的原發病灶，只要這個機體不改變，病灶的擴展、癌化就是必然的，它早晚會要紅色帝國的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對人類的未來抱有信心。

現在，我們就從界定壹些基本概念做起。



新極權



新極權與老極權



如果說習近平政權代表21世紀中共黨國政體之「新極權」，那麼「老極權」則是指毛澤東時代的黨國建構和政策構成。

嚴格地講，按照中共黨國政權建構和不同時期內政外交的政策特點及其演化邏輯，我們可以區分出黨國體制的以下四種不同類型：

經典極權主義：指1949年中共建政時建立的國家體制，它大體符合國際學界對斯
大林式黨國極權主義的壹般描述，包括單壹執政黨、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對經濟的國家控制、壟斷大眾媒體、實施政治恐怖、消滅或幾乎消滅全部私人空間。1949年到1953年的「新民主主義」在經濟形態和政治形態上仍帶有某種過渡性； 1954年第壹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1956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代」， 則標誌著斯大林式黨國極權主義在中國正式就位。外交方面，當時的中國與蘇聯處於蜜月狀態，是冷戰中對抗「帝國主義」的「同壹戰壕的戰友」。

動員式極權主義：特指毛澤東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極
端的升級版極權主義。毛澤東不滿意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社會主義品性，擔憂等級化、幹部特權化消磨革命理念、敗壞黨的肌體、使黨成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俘虜。毛甚至認為從中央到地方，三分之壹以上的領導崗位已經被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野心家」所篡奪， 所以要發動群眾從底層「造反」，重構「無產階級權力結構」。為了「鬥私批修」、徹底剷除「修正主義根子」，毛批判「物質刺激」、「獎金挂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大力推行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試圖向經濟行為中人性的自私性宣戰。 這些亦構成1960年代中蘇論戰的主題。所以，動員式極權主義，毛澤東獨享發明權。毛的狂妄、深刻、執拗、悖謬是文革墓志銘的不同表達，也從使動者壹方註定了文革的悲劇屬性。外交方面，毛曾極力推行世界革命，與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只是當中蘇國家關係惡化、乃至有爆發戰爭的危險時，毛才不得已同昔日的宿敵美國重新握手。

黨國威權主義：本文把鄧小平和鄧後時期（包括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期）的政治架
構和政策導向稱為黨國威權主義，特點是延續性的壹黨政治壟斷和被重新承認的、有限的市場經濟的結合。對文革教訓的汲取、重塑黨的合法性的需要、改變中國落後狀態的急切需求，迫使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中國的高層政治權力結構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從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演變為鄧小平時代的元老政治，再演變為江、胡時期的「集體領導」甚至「九龍治水」， 中央權威逐次弱化。黨國威權主義在經濟領域的重要後果是權貴資本的產生、膨脹和極度泛濫，這是權力壟斷與經濟自由化并行的必然結果，壹定意義上，它反諷性地證明了毛澤東的先見之明。外交方面，鄧為中國確定的國策是「韜光養晦、決不當頭」， 這種低調反映了鄧的智慧，也保證了鄧及鄧後時代中國的悄然掘起。

新極權主義：這是筆者對習近平當政以來中國政治演變的特有指稱。如果說經典極
權主義代表著中共建政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列寧主義國家建構和斯大林主義暴力控制的起點；毛澤東動員式極權主義用更極端的形式既要繼承、又要打碎中國從斯大林那裡學到的東西，從而構成獨屬於中共黨國極權主義歷史特質的發展高峰；鄧和鄧後威權主義是對毛時代的反動，帶有收拾殘局、自我調整、偃旗息鼓、低調行事的屬性，就此進入黨國歷史的波谷；那麼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則是歷史曲線的又壹次偏轉和回復，習繼承了毛、鄧時代壹切有利於黨國延續的制度構造和精神遺產，試圖扭轉黨國的精神頹敗趨勢，實現「黨國中興」，打造壹個更加「完美」的現代獨裁體制。外交上，習壹反鄧的老成和低調，以紅色帝國之新面目，強勢步入世界舞台。全球新冷戰、新叢林格局的出現，都與這壹變化相關。

下壹小節，是對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更詳盡的考察。



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五個特徵



首先，習式新極權主義高揚民族主義大旗，訴諸「中國夢」，標誌著中共合法性又壹次悄然轉換的最終完成。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本來是建立在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的敘事基礎上，體現列寧主義和共產革命的邏輯。這個邏輯，由於文革失敗而遭到深刻動搖。自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共發生過三次合法性轉換：第壹次，文革后的改革開放，用「發展才是硬道理」取代「階級鬥爭為綱」；第二次，「六四」后的GDP戰略，用經濟績效挽回天安門鎮壓中失去的民心；第三次，掘起后的「走向復興」，用民族主義而非革命敘事解釋黨的傳統和黨的「偉業」。最後這個轉換並非始於習近平，早在胡錦濤執政中後期，隨著中國經濟上的掘起，「大國」、「復興」話題已不絕於耳。 但真正充分利用這個「勢」而將其推向極致的是習近平，習的雄心和胡錦濤個人的弱勢乃至「缺乏擔當」恰成對比。 據說毛使中國「站了起來」，鄧使中國「富了起來」，習的使命則是讓中國「強起來」。這個三段論本身已是典型的黨國民族主義敘事結構和話語表達，而迥異於當年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與世界革命邏輯。甚至，中國傳統文化也被新極權主義派上用場。當下黨國的宣傳語言中，「三個自信」已經變成「四個自信」，除「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外，又加上「文化自信」——儘管鼓吹「自信」，恰恰意味著自己的不自信。毛當年橫掃「四舊」， 說明他不需要從傳統文化那裡尋找支持；習今天動輒宣示中共是中國5000年文明的繼承者，無非是要給黨國的「民族復興」邏輯再添壹圈光環。然不能不說，有「百年國恥」的背景， 有當今中國掘起和經濟上的成功，這套民族主義、新國家主義的語言，在中國受眾那裡，還是蠻有蠱惑力的。

其次，習重新回到個人獨裁，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是習近平新極權主義構成中頗具個人特色的部分。誠如前述，鄧以後的中共高層政治呈現中央權威弱化的趨勢，按照極權主義權力邏輯，這本來是共產黨高層權力掌控的非典型現象，體現極權主義和后極權主義（黨國威權主義）之間的「鐘擺式」搖動。如果沒有體制內部的分化和民主轉型的發生，體制向極權主義方向重新「擺回」是完全可能的，畢竟壹人獨裁才是黨國極權主義最經典的形式。但習近平的回擺方式、速度、力度、乃至規模仍然令人意外。習不但繼江澤民之後再次獲得「核心」稱號； 而且在中共十九大的新常委班子里不再安排接班人，從而事實上廢掉鄧時代確立的黨的總書記任職不超過兩屆的規矩； 習甚至通過修憲，在2018年「兩會」上正式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這個「三級跳」令人瞠目結舌，它不但顛復了鄧時代中共政治改革僅有的壹點正面成果，而且再次證明憲法不過黨權手中的玩偶和遮羞布。部分出於上位前的經歷難以服眾的擔憂，部分出於掌控權力的現實需要，習縱容、鼓勵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以致短短數年間，中國新的頌聖文化竟再達巔峰，讓人慨嘆文革殷鑒不遠，新壹代奴才又在成批複制之中。 習的個人獨裁同樣體現在十九大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上：25名政治局成員竟然有半數以上乃習的舊部、跟班、甚或擡轎者，其中有些人屬於典型的「火箭式提升」。 即便按照共產黨自己的組織人事原則，十九大「習家軍」的出現也完全是違規、出格之舉。但，這又算得了什麼？習近平的名字已經被冠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頭銜而超越鄧、直逼毛，相應地，習的「治國理政思想」、「經濟建設思想」、「軍事思想」、「外交思想」等等都已成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必須頂禮膜拜的對象。荒唐么？當然荒唐，但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

習式新極權主義的第三個特徵同樣極富個人性，儘管不無爭議，那就是習的個人認知層面似乎有某種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絕普世價值時更加堅決、鎮壓異議聲音也更加嚴厲，且缺少負罪感。說習「原教旨」不意味著他讀過多少馬列原著，在這方面他不能和也是紅二代的張木生等人相比。 但習大概和很多紅二代相似，青年時代就深信紅色歷史，奉毛澤東為他們的共同教父，哪怕在文革中他們的父母經歷過迫害。按照他們的邏輯，被迫害也是黨的人，何況最終得到黨的重新認可和使用。習從梁家河農村返回北京、作為工農兵學員在清華完成學業，馬上就任職耿飈秘書、 又在老爹安排下到河北正定「鍛煉」、 繼而「孔雀東南飛」在福建進壹步奠定從政基礎，哪壹步不是托紅色基因之庇佑呢？在這個意義上，習的原教旨，既有認知成分，又是本能，同時富含現實政治層面的實用主義考量。習作為「少東家」不同於江、胡之類「守攤者」，這使他的執政行為多了壹份責任（對紅色江山的責任），少了壹分敷衍；多了壹份率直，少了壹分表演。評價蘇東劇變，壹句「竟無壹人是男兒」盡顯「紅色接班人」本色， 甚至充滿站在道德高地的自詡、自欺。「不忘初心」，大概也可以作如此解。習上任之初，很多自由派人士抱有期待，至今，人們對習近平仍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其實，稱習是保衛祖業的「少東家」應該是對他比較準確的定位，但正因為如此，習政權比江、胡時代更左、更倒退、更危險。

第四，習近平新極權主義同時繼承毛、鄧壹切有利於黨國統治的東西，在打造「完美獨裁」方面充分汲取前人經驗和教訓，可謂精準發力，更上壹層樓。不少人批習「重迴文革」，自然沒有冤枉他，因為「習皇帝」縱容媒體對他的歌功頌德，大有文革之風，確實到了恬不知恥的程度。但說習從毛而棄鄧，卻是對習的嚴重誤讀。習固然在許多方面刻意模仿毛（包括「新古田會議」、「新延安文藝座談會」之類），但習不可能重新回到計劃經濟年代、不可能再次否定市場原則、不可能再搞毛時代的人性改造和經濟烏托邦工程，在這個意義上，習又不可能真的回到文革。習也沒有當年毛的勇氣，靠動員底層造反來整治貪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寧願靠他的「東西廠」——紀檢機構和巡視隊伍。習真正從毛那裡接收的，是黨國江山的創始牌位，是定於壹尊的「太祖」傳統，是「黨權高於壹切」的祖傳秘籍，是無論何時都要握在手中的專政利器。但他不會再搞毛式折騰，也不會再用「階級鬥爭」去衝擊經濟。在這方面，習要繼續效法鄧小平。習甚至高調宣稱要「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的決定》，習壹方面堅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另壹方面又對所謂「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做出「全面部署」。 文件的「技術性」條文，主要圍繞如何建構「法治政府」的具體舉措展開，比如要「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規定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等等。習也談到要「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這有利於排除對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的干擾、保障法院和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有利於構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的訴訟格局」。 諸如此類，還有很多。能說這些具體舉措全無意義么？當然不能。習中央在推進「法治」上似乎是認真的，絕非裝裝樣子而已。但其最終目標仍然是鞏固政權則確定無疑。誰對黨的權威構成威脅，照樣整妳沒商量，而且壹定用「法治」的名義！ 總之，習深得鄧「兩手都要硬」的精髓，可謂又壹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最後，第五個特徵，習近平新極權主義創造了黨國內政與外交相互支撐的新模式，對內實現「黨國中興」，對外催動紅色帝國掘起。習式「大國外交」壹改鄧的「韜光養晦」，充滿戰略主動性、進攻性，要堂堂步入「世界舞台中央」，更自覺地實現黨國政體與民族國家的捆綁，以美國為戰略對手，試圖挑戰人權、民主原則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其公開聲稱者不再是「世界革命」，而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冷戰的序幕正是這樣打開的。我們馬上進入這個論題。



新冷戰



新冷戰與冷戰



冷戰，人們記憶猶新。二戰結束不久的1946年，丘吉爾訪問美國小城富爾頓時發表著名演講創「鐵幕」說，對蘇聯共產主義擴張敲響警鐘。從那時起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這個世界的主軸是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其特點是：

以意識形態劃界，營壘清晰，陣線分明。東方共產黨集團稱冷戰為「社會主義與資
本主義的對決」，西方自由世界則把它看作民主與極權的對壘（后中蘇分裂、中美重新握手，但並未影響兩大陣營對峙的基本格局，原因不但在於中國在當時的世界中份量還不夠重，更在於即便毛澤東實施「聯美製蘇」大戰略，也從未改變中共國家政權的意識形態屬性，美中之間除了聯手壹面，仍有對立壹面）。

兩大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對峙，各自抱團取暖，相互威
脅。

經濟上幾乎互不往來（美蘇兩國間很少貿易，1971年以前，美國亦對中國長期實施貿易限制）。
局部衝突不斷，甚至發生戰爭。兩次柏林危機（1948、1961）、古巴導彈危機（1962）均是冷戰期間東西方衝突的典型場景；1950年代的韓戰和1960年代的越戰則是冷戰年代最著名的長時間大規模軍事對抗。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進入后冷戰時代，大約持續了20年。人們曾以為以意識形態鬥爭為標杆的大國博弈已成歷史，西方在與共產極權體制的鬥爭中獲得完全勝利。然而，就在西方沾沾自喜于「歷史的終結」時， 中國卻在悄然掘起。2007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又超日本，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在這個基礎上，2012年上台的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並迅速將之解釋為「強國夢」，紅色帝國引擎發動，此乃中美「新冷戰」的真正開端。

那麼，為什麼叫「新冷戰」？

不少人喜歡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解釋今日中美大國博弈，似乎中國只是在以「新興大國」的身份挑戰美國這個「傳統大國」，其實它只說對了問題的壹半，還是非實質性的那壹半。中國是中共作為黨國政體與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捆綁體，中共的政權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決定了它勢必視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為敵人。這壹點，毛澤東時代如此，鄧小平及鄧後時代如此，今天的習時代仍然如此。我們也可以說，前蘇聯解體后，中共從未退出冷戰，但也不敢宣布新的冷戰，因為它還要靠美國的幫助發展經濟。就此而言，鄧的「韜光養晦」實乃無奈之舉，畢竟保政權是第壹要務。今天的習不壹樣了，習政權似乎有了更大的雄心實現「黨國中興」，也有了更大的底氣向美國叫板。這個「叫板」本質上是壹個重新煥發活力的現代極權主義政體對民主體制的挑戰，壹如當年斯大林的紅色蘇聯對自由世界的挑戰。這是新冷戰與傳統冷戰性質上共有的、壹脈相承的地方。但，新冷戰又不同於傳統冷戰。這不但是說，今天挑戰的壹方已經「換將」，中國在新冷戰中已經在唱主角而非配角，更在於新冷戰表現出許多新特點，而迥異於30年前那場舊冷戰：

不像傳統冷戰旗號明確、陣線分明，新冷戰在外觀上是灰色的甚至玫瑰色的，挑戰
者壹方雖內心仍然認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但不會再以世界革命為號召（「埋葬帝修反」之類）。北京的長遠戰略目標仍然是戰勝美國， 而作為策略，表面上卻壹直在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甚至用去意識形態語言大談「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即便批評美國（比如在南中國海場合），標準用詞亦是「霸權主義」而非「帝國主義」，以凸顯衝突的民族國家性質而非意識形態性質；面對西方的人權指責，北京反說這是「冷戰思維」，「用過時的冷戰眼光看待中國」——儘管真正堅持冷戰思維的恰恰是黨國自己，只不過採取了更為狡猾、隱晦的形式。

挑戰者壹方抱團的形式和性質發生重大變化。今日北京的主要盟友是俄國，但中俄
並非意識形態上的同類，這與過去那場冷戰截然不同。俄之對抗美國出於傳統因素（大國地位、地緣政治、俄羅斯沙文主義、還有普京的個人統治），北京則基於黨國政權性質和全球戰略的需要。中俄利益亦有很多潛在衝突點，只是因為有美國這個共同敵人才形成對抗普世價值的「邪惡軸心」。

經濟上聯繫緊密，甚至到了水乳不分、難辨妳我的程度。中美之間的年貿易量高達
6000億美元，中美之間的相互投資同樣數量驚人。 這構成新冷戰的又壹重要背景，甚或其本身就是新冷戰的特點之壹。根本上說，這種情況所以產生是由於紅色帝國自身的二元結構（政治極權+經濟開放），也由於后冷戰年代中國經濟已深深融入世界。但這個特點恰恰有利於新冷戰中挑戰的壹方：資本家要賺錢，華盛頓的政客要選票，這給了北京太多的機會去影響美國政治，而這在冷戰年代絕難想象。

新冷戰中的衝突帶有更為隱蔽、更技術化、更悄無聲息、也更無孔不入的特點，包
括網路間諜、黑客攻擊、治理模式輸出、文化軟實力滲透，如此等等。而新冷戰中有可能發展為「熱戰」的衝突，則無不以民族國家的名義出現，比如南海問題、東海釣魚島問題、台灣問題，在所有這些場合，黨國政權利益其實都是北京決策的主要依據，但它們卻都隱匿於「民族復興」鮮亮的招牌之後。



「價值觀外交」與「中國模式」



明了了新冷戰的如上特點后，我們要對紅色帝國外交中的兩個重大問題進行深壹步討論。這兩個問題是：紅色帝國有自己的「價值觀外交」嗎？如何理解「中國模式」對當今世界的含義？它是否真的對現存國際秩序構成挑戰、甚至改寫人類歷史？

所謂「價值觀外交」，指國家行為體在設計外交政策、推動外交行動時體現的價值原則和行動願景。比如，冷戰時對峙雙方都有明確的價值追求和行動指南，都符合上述「價值觀外交」的定義：蘇聯、中國是要推動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儘管中蘇兩黨對何為國際共運的「總路線」理解各異、爭吵不休），美國及其盟友則是要遏制共產主義擴張，在全世界推進自由和民主。冷戰後，美國的「價值觀外交」仍在延續，雖然其場景、目標和國內政治背景發生了變化。 相比較而言，中國在冷戰後相當長壹段時間內是否還有「價值觀外交」似乎是壹個被質疑的問題，因為中共不再像冷戰年代那樣要「推動世界革命」，也不再像毛澤東那樣有清晰的意識形態綱領。中國似乎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專註內部事務，壹切以發展經濟為要，變成了赤裸裸的實用主義者。

這樣解讀北京當然過分簡單了。事實上，黨國從來沒有放鬆過意識形態，無論內政還是外交。只不過人家使用了更複雜、也更巧妙的語言，不太容易識破而已。熟悉中共運作的人都知道，中南海至少有兩套不同語言分別用於「對內」和「對外」。對內（所有可以聽內部傳達的「自己人」）自然還是「西方敵對勢力與我搗亂妄圖顛復」那壹套，不再贅述；對外（包括對中國公眾和外國媒體）則有壹套精巧別緻、精心推敲的話語系統，分別用於描述己方和對手。比如，北京公開批評美國的標準語言是「霸權主義」，這個詞有時會引起美國人的誤解，以為北京真的是在該詞的字面意義上指責美國。 其實不然。就起源而言，「霸權主義」作為中共外交用語最早出現於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在那裡，「霸權主義」代替「帝國主義」成了中共指斥蘇美兩個超級大國（所謂「第壹世界」）的標準用語，強調的重點是「南北對立」（不發達世界與發達世界之間的衝突），而非過去的「東西對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以服務於毛澤東聯美製蘇大戰略的需要。鄧及鄧後時代直到今天的習繼續沿用「霸權主義」這個詞，除了保留原有的某些考量或宣示外（如中國仍然是「第三世界」的「壹部分」且是第三世界國家最可靠的支持者），還增加了新的內涵，或言之，它是適應中共合法性轉換需要而推陳出新的外交新概念。共產革命邏輯下的美國是「帝國主義」，民族復興邏輯下的美國才是「霸權主義」，因為它壹直在「遏制中國，試圖阻止中國掘起的步伐」。看上去，這是壹個非意識形態、甚至去意識形態表達，但黨國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因為當把美國指斥為「霸權」時，凸顯的是民族國家邏輯，似乎美國是在與中國為敵，而非與中共為敵，民族國家邏輯完美地遮掩了黨權邏輯。把這個詞用於台灣、南海，用於今天的貿易戰尤其合適，尤其能煽動國人的憤慨和民族主義情緒。「新冷戰」對內忽悠國內公眾、對外動員「第三世界」追隨者，玩的就是這手活兒。

另壹方面，中共外交語言在描繪自身時又極富自我誇讚、充滿高大上的自我標榜。比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據說「習近平主席把准世界跳動脈搏，深入思考『建設壹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等重大課題，形成了科學完整、內涵豐富、意義深遠的思想體系」，用於「指導」當代中國外交乃至當代世界發展，包括「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經濟上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總之，體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習近平外交「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然而，這些表述可以理解為是習近平政權「價值觀外交」的表達么？它們真的構成價值層面北京政府的「外交指導規範」、體現北京政府的「行動願景」么？不是的。它們只是要處處顯得與美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國際干預論」、「經濟保護主義」、「文明優越論」等等不同而已，而就現實操作言，它們和黨國外交的實際取向相距甚遠、乃至南轅北轍。看看北京在南中國海的瘋狂填海造島、 看看北京拿下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的前後經過、 看看北京對非洲大陸的開發過程和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推進、 再看看北京對伊朗、朝鮮等國家明裡暗裡的支持， 就可以斷定中南海制定外交政策的真實動機和戰略意圖到底何在。這些動機體現新冷戰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體現紅色帝國勃勃上升的雄心和行動原則。如果說它們同時體現著「中國智慧」，那麼它壹定是「合縱連橫」、「遠交近攻」、「中原逐鹿」、「隆中對」式的中國傳統博弈思想和征伐邏輯，而絕非什麼「親誠惠容理念」或「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秉持正確義利觀」的「儒家理想」。

總之，黨國外交語言中呈現的「價值觀」是虛偽的，壹如它在國內政策宣示中經常出現的虛偽性壹樣。這種東西，炮製者自己都未必信，這又是習時代同毛時代截然不同的地方。

然而，如果說「價值觀外交」在北京政權那裡是虛偽的，那麼「中國模式」作為「效能」卻具有極高實用性，從而有被廣泛認可、廣泛接受的可能。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模式」乃是紅色帝國挑戰二戰後民主、人權原則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真正利器，由於其在下列領域的「傑出」表現，它甚至越來越被想象為西式民主之外的另壹種選擇：

效率：直觀地看，似乎黨國體制在治理國家時更有「效率」（雖未必「平等」），用
鄧小平的話說就是「不扯皮」、「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在很短時間內建起四橫四縱全國高速鐵路網，這在任何西方國家都是做不到的。 為了舉辦壹次安全、體面的國際活動，政府可以勒令企業全部停工，甚至強迫壹個城市的居民臨時外出「旅遊」， 同樣為了「安全」，政府也可以在數天內驅趕所謂「低端人口」。 在這些場合，強政府、高效率同時伴隨著對人權的侵害，但後者對於壹個極權或威權體制來說本來就無足掛齒。

壹黨式「民主」：據說壹黨制下也可以有「民主」，而且是更具「實質性」的「民主」；
它造就體現東方傳統的「賢人政治」，比西方的選舉制度更優； 即便某些場合需要強人政治，這也符合卡爾·施密特的政治神學和「擔綱者」原則， 關鍵是，它適合東方這片土壤，故在儒教世界、甚至非儒教的其他東方世界或非東方世界有廣泛「價值」。

最高權力更替：至少在習近平此次修憲之前，西方學界普遍認為中共已經建立起較
為平穩且制度化的接班機制。 這似乎是除世襲制、西式民主選舉以外，最高權力更替的另壹種可行選擇。

政治權力壟斷與經濟開放的並存：這是更具根本意義的、中國模式的重大「傑作」，
它甚至從根上顛復了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和轉型理論。 開放的經濟強化了威權或極權統治而不是相反，這給了統治者以信心，也給了別人仿效的動力。

完美的統治術：包括軍隊黨化、高超的媒體控制和網際網路控制、馴化知識分子、以
利益共享方式收買經濟精英、通過「扶貧工程」、「照顧弱勢群體」以收民心之效、營造小時代的藝術氛圍讓人們遠離政治，等等。黨同時用「中國夢」鼓勵「愛國憤青」和「小粉紅」佔領社交媒體舞台，各種群團組織（青年團、婦聯、學聯）則是背後的組織者。

被精心包裝的「文化」：黨國體制被形容為壹個偉大文化傳統的當代順延，這激發
了人們的想象，用更巧妙的形式讓歷史為當今統治者貼金。「文化」還有另壹個妙用，那就是它可以抵擋「西方的東西」，藉助「固本清源」證明自己的卓爾不群。「文化」甚至常常顯得高深莫測，讓外人云里霧裡抓不著要領。 其實，「文化」在黨國統治者那裡的真正價值只是招牌和工具而已，但精心包裝的招牌往往更加誘人。

以上所列只是「中國模式」在內政方面的特點。「中國模式」的外交方面同樣表現不凡，它正在創造壹系列新「範式」，讓世界驚奇不已：

北京藉助自由主義國際貿易規則迅速發展起來，卻巧妙地利用各種託詞拒絕「入世」
承諾；北京對國有企業的巨額補貼、對人民幣匯率的有效操控破壞了國際貿易的平等原則，但在當下的中美貿易戰中卻把自己說成維護貿易自由化的戰士和旗手。 這種指鹿為馬、顛倒是非是否正在創造國際經濟交往中的某種「中國模式」呢？

北京以「主權」為由反對別國「干涉內政」，給了全世界的專制統治者壹個共同理
由去拒絕外部人權批評。在這個場合，被混淆的乃是主權國家的有限性和人權的國際標準之普遍適用性之間的根本區別。

用「文化多樣性」去抵禦普世價值也是中國模式外交層面的「發明」，它宣稱文化
的「自足性」乃至「獨壹無二性」，而故意混淆另壹種根本區別，那就是代表歷史特殊性的文化與體現社會進化普遍性的文化之區別。 但這個東西特別好用，儒教社會、斯拉夫社會、伊斯蘭社會不是都可以從中找到拒絕普遍性的理由么？

現代強權政治與虛偽的「價值觀外交」的奇妙混合。在像南海、印度洋這樣的場合，
北京的努力帶有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海權擴張性質，它在南沙等地的「切香腸」行動也非常成功，但它同時在爭取周邊國家的「理解」、合作、至少是不對抗，「價值觀外交」宣示、金錢收買和武力恐嚇成了同時並用的三種手段。

「不講前提的對外援助」通常被說成是北京與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重要區
別；其實，它恰恰是北京在外交領域攻城略地的重要方法，也是北京瓦解、顛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重要手段。

大外宣、軟實力輸出與搶佔海外媒體市場并行正在成為黨國外交領域的重大戰略。
在這個進程中，北京充分利用了西方自由的社會條件，完全不對等地實施社會滲透。

無論內政還是外交，並非所有這些做法、「經驗」都可以被別人仿效，畢竟，黨國體制和壹般威權體制、軍人政權、宗教政權、或仍然建立在部落基礎上的國家政權有很多不同，它的控制力、動員力和組織效能遠遠高於後者。但基於人類的共性，特別是人性中共有的缺點、弱點，「中國模式」中的許多「精華」仍然對其他威權國家政府有示範意義，這些也正是北京真正可以對外輸出的東西。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共虛偽的「價值觀外交」往往成為「中國模式」輸出的華麗裝飾，二者均構成北京挑戰西方之「新冷戰」的有效手段。再說壹遍，「中國模式」利用、放大人性的弱點，並在此基礎上進壹步腐蝕人性、摧毀社會良知和法治秩序，但它絕對有利於統治者。如果問什麼是「中國模式」對世界、對當代文明的最大挑戰？那麼這就是。這個挑戰極其嚴肅，因為它涉及當代人類文明建構中那些最根本的原則——良知、人權、自由、憲政民主和國際正義等等——能否存續。



美國遲來的醒悟



令人驚奇的反倒是，美國對紅色帝國掘起及其內具的挑戰性質的驚人遲鈍。

在冷戰年代，美國政治家們就用不壹樣的眼光看待中蘇，認為蘇聯才是共產主義的撒旦，中國至多是蘇聯三心二意的幫手。文革后的中國似乎證明這個共產黨國家是可以爭取的，它的「商業共產主義」有可能和西方市場經濟接軌。 即便發生六四天安門屠城，老布希政府仍然保持與鄧小平的密切交往，甚至不惜打破自己設置的禁令。 柯林頓政府的人權與貿易挂鉤政策也沒能持續多久，在華爾街的壓力下，美國加快了與中國做買賣的步伐，雖然這不意味著美國人放棄了在中國促變的想法。 轉眼20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成長為經濟上的巨人，但政治上依然故我。希拉里·柯林頓對中國的新定位是「非敵非友」， 某種意義上，這反映了當代美國政治家面對這個新掘起的龐然大物的深度困惑。

直到2017年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才在它的官方文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首次表述了對中國作為全球第壹號「戰略對手」的擔憂。這個報告承認，美國必須「重新思考過去20年的政策——這個制度基於這樣壹種假設：即與競爭對手的接觸以及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將使他們成為良性的參与者和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前提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俄意圖通過削弱經濟自由和公平、擴展軍隊以及控制信息和數據來壓制社會和擴大他們影響力」。 這是壹種遲來的醒悟。但是，文件在壹些關鍵問題上仍然顯得自相矛盾，比如它壹方面宣稱「雖然這些挑戰在性質和程度上各不相同，但它們本質上都是尊重人的尊嚴和自由的國家與壓迫個人並強制統壹的國家之間的根本對立」，另壹方面又沒有把這種對立視為美國外交的應有出發點，而反過來強調「美國優先」是「壹種原則性的現實主義戰略，是以結果而不是意識形態為導向的」。 所以出現這種矛盾，大概和文件起草者的窘境有關：文件既要反映美國的傳統價值立場，又必須吻合現任總統川普的偏好、說法。考慮到川普本人全無價值關懷，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另類的總統，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應該是雙重妥協的結果，它既是現任總統對美國傳統的妥協，又是代表美國傳統之白宮精英對現任總統的妥協。但正是這樣的妥協決定了這份官方文件的不徹底性。它遠沒有揭示21世紀人類正在、或將要經歷的「新叢林」時代的兇險、悖謬性質。



新叢林



新叢林與舊叢林



在人類事務中，「叢林世界」這個詞並不陌生，它強調大大小小人類群體交往中的實力原則，強調弱肉強食、「物競天擇」才是這個世界的自然規律，所以又稱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世界不講道義，只服強權，誰的胳膊根硬就聽誰的。中國先秦時代有「春秋無義戰」之說，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考量而鮮有道德衝動，頗似自然世界「狼與狼的關係」。同樣情形見於人類歷史的各個時段、各個地域、各種文明，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是人類動物性的標誌，人類曾長期囿限於此而不能自拔。近代歐洲創大國均衡說，無非是強權之間達成暫時妥協，找到利益均衡點，並靠著這種均衡維持大體的和平。壹旦平衡打破，戰爭就為期不遠了。這正是我們從近200年歐洲歷史中看到的東西：1815年維也納會議保證了此後60年歐洲的平靜，直到俾斯麥統壹德國、從而創造出新的不平衡。這個不平衡構成下壹個世紀（20世紀）大國衝突的重要策源地，於是就有了第壹次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藉助現代戰爭機器的發明，「叢林世界」的搏鬥具有了全新規模和更加血腥的性質。

人類要感謝壹個民族的出現，它為結束這種血腥帶來了曙光，這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威爾遜總統在壹戰臨近結束時提出的「14點和平倡議」代表著壹種全新的價值理念和國際交往原則。他問道「目前的戰爭是為正義且安全的和平而戰，還是僅僅為新的均勢而戰？世界必須是權力的共同體，而非權力的均衡；它必須是有組織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組織的敵對」。 壹戰結束時成立的「國際聯盟」、二戰結束后建立的聯合國都體現威爾遜主義理想，都是這個理想的產物。它崇尚建立在道德權威上的集體安全，而不是崇尚實力的所謂大國均勢。威爾遜另壹個重要的思想是「必須將民主政府向全世界普及」，這是實現人類集體安全的制度保障。為此，我們「必須摧毀任何地方的可能個別、秘密及獨斷獨行地擾亂世界和平的專制強權，如果目前無法摧毀，至少也要壓制它到近乎無能為力的地步」。 冷戰的發生不在威爾遜總統預測之內，也超出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預估，但冷戰的目標是戰勝共產極權——壹種全新類型的專制體制——卻完全符合威爾遜主義理想。這個勝利確曾成為現實。蘇東社會主義垮台，蘇聯意識形態威脅不再，這才有了冷戰後20年美國獨步世界的那壹段時光。

而今，我們似乎正在進入壹個「新叢林時代」。何謂「新叢林」呢？「新叢林」首先保留了「叢林世界」的基本特點，包括大國博弈重現，實力原則重新成為這個世界的行動指導，價值退居其次甚至徹底隱身，利益而非道德凸顯為支配國家行為的樞紐。至少從形式上看，川普的「美國優先」、普京的「再造俄羅斯」和習近平的「中國夢」都在訴諸民族國家利益，還有次壹等的大國印度、日本、土耳其、西歐各國也在不同程度地回歸各自的叢林索道。世界民主共同體還在，但似乎在衰弱、甚至分裂中； 聯合國也還在，但越來越不起作用，越來越成為擺飾，因為無論中美俄法英，任何壹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可以在自認為需要的時候行使否決權、從而令安理會無法通過有意義的決議。總之，這些都讓人們看到了舊叢林的回歸，或者說，它們正是新叢林與舊叢林的歷史連續性所在，背棄威爾遜理想，重回實力世界，是新叢林正在接續舊叢林的核心表徵。

但，新叢林又不同於舊叢林。至少就中美關係言，它不是簡單的、單壹性的、現實主義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博弈，而同時包含政權性質、意識形態上的鬥爭，且就北京方面說，後者才是第壹位的，才是主要的東西。北京與西歐（英、法、德）、日本、印度等國的關係也都兼有民族國家和政權性質的雙重博弈特徵，只是不像中美之間那樣明顯罷了。這種爭鬥性質的雙重纏繞是新叢林世界不同於舊叢林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它既是民族國家水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當代再現，又滲透著、裹挾著新冷戰之制度層面、政權性質層面、意識形態層面的生死較量。只是由於北京對博弈之新冷戰性質的刻意遮蔽，人們往往看不到這種爭鬥的複雜性、多面性，才做出關於「大國博弈」的過於簡單的解讀，這就是當代「修昔底德陷阱」之說盛行的原因。

然而，我們還是要問：歷史進程中的這種迴流、反覆如何可能？它只是某種暫時性扭曲么？還是說，人類社會進化的方向性原則真的受到了挑戰？



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某種偶然性



事實上，二戰後美國能夠主導世界，乃基於兩個重要條件：美國自身的建國理想，和足以推動這種理想實現的能力。自1776年建國以來，美國自命為人類的自由燈塔，它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也確實和人類近代以來追求的政治現代化目標相吻合。這使得美利堅合眾國佔據了道德制高點，足以引領戰後新世界規則的制定。但，只有這個不夠，如果美國只是個小國，沒有實力去貫徹理想，理想就等於零。而美國恰好同時具備了后壹個條件。南北戰爭后，經過19世紀下半期的發展，美國迅速成為世界第壹經濟強國。又經過壹戰、二戰，美國積蓄了足夠的實力，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可以遂其所願去貫徹它的理想，建立新的國際準則，哪怕為此獨自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

問題是，這兩個重要條件同時出現在壹個國家身上，同時被壹個國家所滿足，從近代歷史發展看，並不是必然的，它有偶然性。換言之，美國這個國家在這樣壹個重要歷史時間點的出現，有偶然性。雖然18~19世紀歐洲民主的發展、成熟是重要基礎，美國作為英國文化的繼承者也分享了大英帝國的很多優點而又恰好規避了它的壹些缺點， 但它能在人類需要這樣壹個國家的時候應時而降、挺身而出，仍然令人驚異。試想，對戰後德國、日本的和平改造是壹項多麼艱巨的工程，但美國人憑藉他們的理想、熱情，當然也憑藉他們的力量，硬是完成了。他們和世界上其他正義力量壹起，既戰勝了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又在隨後的冷戰中最終戰勝共產極權主義。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保障了經濟全球化的實現，保障了國際水道的安全，保障了半個世紀以來世界的大體和平。就此而言，美國的出現實在是我們這個星球的幸運。

然而，現如今這兩個條件正在發生變化，它證明了由單壹國家支撐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某種偶然性和脆弱性。首先，美國的經濟實力正在衰落中，雖然只是相對衰落。二戰結束時，美國壹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了世界的壹半；今天，這個比例已經降到不足四分之壹。 經濟的捉襟見肘自然妨礙美國的全球行動能力。而中國正在快速趕上，它的名義DGP完全可能在未來10年內超過美國。 另外壹個變化更加驚人，那就是美國的價值理想似乎正受到挑戰，自由火炬的燈光正在變得暗淡。筆者這樣講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出了個川普總統，川普上任以來的所作所為，自然早已證明他不但沒有堅持美國理想，而且處處背離美國理想。更深刻的問題在於，冷戰後20年美國在推進「價值觀外交」方面的壹系列失敗，讓這個偉大而年輕的民族充滿挫折感。本來，冷戰的結束曾經讓美國人歡欣鼓舞，1990年代美國試圖影響中國，改造俄羅斯，在索馬里、海地、前南斯拉夫、科索沃實施人道主義干預，都是其人道和民主價值觀外交的明確表達，但總的說並不成功。 進入新世紀不久，9.11事件發生，美國把注意力集中到反恐方面，出兵阿富汗、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都有反恐意圖在內，但「任務延伸」迫使美國捲入阿富汗、伊拉克的戰後重建，這使美國陷入新的無底洞。 不能說美國在西亞、中東地區建設民主體制的動機、出發點不對，但美國人大大低估了這個任務的困難程度，它涉及改變壹個部族社會的文化基礎，哪裡可能壹蹴而就？更何況複雜如織的教派衝突本來就是伊斯蘭社會的傳統，美國壹頭撞進去難免被壹團亂麻捆住，再難脫身。簡言之，花了太多的錢卻收效甚微，自然令人心灰意冷。這正是不少美國人主張回到「光榮孤立」狀態的大背景，也是川普「美國優先」口號獲得不少人喝彩的原因之壹（另壹個原因是壹部分失意美國藍領對全球化的錯誤解讀）。無論怎樣，川普當上了總統，並迅速開始了壹系列「退群」行動：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伊朗核協議，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連中共媒體都承認川普的「悔棋」、「毀棋」，恰好給中俄提供了機會去填補。 川普的商人式計算正在把美國外交引向狹隘、自私、勢力、斤斤計較的可悲境地。即便川普真的盼望「美國再次偉大」（對此我並不懷疑），但沒有了自由燈塔光輝的美國，無非新叢林世界的又壹個強者而已。它不過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戰，而不再為那曾經令人心動的價值而戰。



歷史仍在生成中



那麼，21世紀餘下的歲月，人類將迎來什麼？我們只能說，歷史仍在生成過程中。作為自由主義學者，本人堅信社會進化的大方向不會更易，人類民主化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但這不等於說局部的動蕩甚至倒退不會發生。我們必須正視民主遭遇的困境，同時也要對紅色帝國的未來做出冷靜分析。



紅色帝國的軟肋



僅就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看，必須承認今日之中國乃150年來「國勢」之最旺者，這個成就在共產黨治下取得，充滿了歷史的弔詭與嘲諷。本來，經濟騰飛不能都記在黨國的功勞簿里，市場經濟法則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的重新被認可，才是促成這壹偉大變化的真正原因。中共的成功在於把政治權力壟斷和有選擇地承認、駕馭市場經濟從而推進經濟增長合在壹起，並不斷地用後者鞏固、強化前者。中共也成功利用了全球化帶來的全部紅利，這是紅色帝國能夠強勢掘起的重要基礎。

當然，紅色帝國的軟肋也異常清晰。它在創造經濟奇迹的同時不斷製造著危機因素。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務、扭曲的房地產市場、超量增發的貨幣、以及由上述因素構成的潛在而巨大的金融風險無時不在威脅著這個龐大帝國。黨國制度結構本身決定了公民權利、勞工權利、弱者權利被漠視乃至被踐踏，構成這個國家另壹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這裏還沒有提到民族問題，那是壹顆真正的不定時炸彈。黨國統治集團的愚蠢決定了它不願意和達賴喇嘛認真對話，反而在強化藏區、維族居住區的控制力度，甚至正在把新疆推入准戰爭狀態。 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用高壓、恐怖和製造仇恨而達到長治久安的。

但這不意味著黨國崩潰在即。 至少在未來壹段時間內，這些破壞性因素尚不至於動搖黨國根基，紅色帝國的上升趨勢還會持續。這不但在於盤子大了，騰挪空間也大了，更在於外部條件還是有許多有利於北京的地方。目前的中美貿易戰，對北京是個考驗，但不算大考驗。原因在於川普的弱點也很明顯，北京完全可以找到對付他的手段。 更何況這本來就不是北京的主戰場，北京在這個方面做出重大妥協也完全可能。北京真正的主戰場是台灣、南海，未來10年，這裡是真正硬碰硬的地方。我在其他場合分析過為什麼台灣對習近平如此重要，無論從個人的「千秋偉業」著想，還是從紅色帝國的全球戰略布局出發，台灣都志在必得。 那麼，美國人願意為台灣與中共兵戎相見、壹決雌雄么？還真不好說。如果美國決策者仍以捍衛自由價值為重，決心與北京壹戰，有可能保衛台灣，遏制紅色帝國掘起的勢頭，甚至促成中國內部的某種變化，有利於中國的民主轉型；但若白宮（甚至美國國會）決定放棄台灣，中共成功實現「祖國統壹」，乃至真的把南海變為中國內湖，其在民眾中的合法性又將大大提升，中國民主化將因此推遲50年到100年。

這裏需要就習近平個人對黨國未來的影響再做些分析。毫無疑問，在共產極權體制中，獨裁者個人影響巨大，具有超強的「使動性」， 所以我們在談「新極權主義」時會用習的名字命名。但這種情況往往遮蔽獨裁者和極權體制關係的另壹面，那就是他同時是這個體制的執行者，他的能量來自體制，雖然也會給體制帶來鮮明的個人特色。習在最近應對朝核問題美朝峰會時，三見金正恩，儼然北韓小兄弟的大哥和靠山，凸顯了習個人和這個體制的邪惡；但習的弄權和操縱個人崇拜，又會招致體制內同僚的反感。如果未來出現重大外交失敗或軍事失敗，黨內藉機把習掀翻的可能性並非沒有。但即便習下台，習之後的中國仍然充滿變數。向民主化方向轉型只是可能性之壹，條件是體制內出現新的開明力量並能和民間自由力量相結合；但也可能出現新的獨裁者或新的寡頭聯合執政的場面，黨機器的慣性畢竟是巨大的，紅色帝國業已形成的體量和趨勢決定了它的掉頭不會輕而易舉。總之，中國未來充滿張力，歷史尚在生成之中。致力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士應該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心態，方能腳踏實地，集跬步已成千里。



西方民主體制的自我反省和更新



中共紅色帝國的掘起，俄國民主化倒退和普京帝國的再造，從前東歐地區到土耳其、從緬甸到菲律賓，世界上很多地區威權主義政權的起死回生、重新興盛，特別是西方民主體制自身遇到的問題，迫使世界民主共同體必須自我反省。

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都是近期民主共同體內部出現的重大變故。其背後原因——用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話說——都有「民粹民族主義」作祟的因素在。 民族主義不用說了，當像川普這樣的美國總統放棄（或者根本就沒有在意）美國所代表的價值的重大意義時，退歸「讓美國重新偉大」的民族主義立場幾乎是必然之舉。而民族主義和叢林政治是直接相關的，民族主義的美國成為「新叢林世界」的壹員是這個邏輯的自然結果。然則民粹主義呢？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的產生有著更複雜、更深刻的背景。以美國為例，全球化過程導致美國的資本家紛紛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地區投資設廠，導致美國本土勞工的就業困難，這使傳統製造業的很多白人藍領抱怨華盛頓精英無視他們的利益，川普這樣壹個「反精英」、「反建制派」人物的出現，自然給了他們希望。民眾未必了解全球化複雜的經濟關係，而寧願相信壹個魅力人物的驚天忽悠——這本來就是民粹運動的特點。然而，美國實行的壹人壹票選總統（選舉人團制度仍然以此為基礎，只是略加調整而已）， 恰恰給了川普這類人上台的機會和可能。這促使人們反思：美國式的大眾民主制度是否到了需要調整甚或重新設計的時候？和這個問題相關的還有移民問題，美國的西裔、亞裔人口正在迅速增長中，若干年後美國選民中非白人比例完全可能大幅提升。這對美國的選舉制度意味著什麼？讓普通人都能參政（包括投票選舉國家領導人）本來體現壹種崇高理想，但它的前提應是公民政治認知和判斷能力的普遍具備。但至少就選總統而言，這壹點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為不能要求每壹位普通公民都通曉國內外大事，而他們選的總統恰恰要充當這樣的角色。這自然意味著，全民選總統這種憲政安排本身並不合理，需要改變。 英、法、德等歐洲民主國家面臨類似的問題（雖然它們的憲政制度各異，有各種不同的選舉而不壹定是選總統），那裡的選民結構都在變化之中。

這隻是個例子。西方國家民主架構需要調整、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但是這不意味著民主自身的價值遇到了挑戰，從社會進化意義上看，民主與專制相比仍然代表著社會進化水平的更高階梯。但民主自身需要完善，尤其是在「新冷戰」、「新叢林」博弈中利益-價值觀雙重交織的這樣壹個時代。只有世界民主共同體更好地處理了內部問題，克服政客的短視和人性的局限，讓民主變得更為堅實、合理，它才能為世界的其他地區樹立榜樣，才能最終戰勝「新冷戰」中紅色帝國和其他專制強權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