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顧乃忠

很多反對中國民主化的人說中國有專制傳統，所以中國不適合民主制度。事實上西方國家也有專制傳統，西方國家的民主化也經歷過思想啟蒙與民族人格改變的過程。西方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特別是伴隨民主轉型過程的意識形態演變過程，可以為追求中國民主化的中國人建立信心。我們應該好好審視壹下14世紀。截至14世紀，除了羅馬共和時期外，義大利在文化上是標準的東方文化。然而，自14世紀中葉開始，隨著工商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悄悄的孕育，義大利人的精神世界開始逐步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主要標誌就是人們開始對希臘和羅馬文化表現出巨大而普遍的熱情，並且開始追尋和模仿這種古典文化。——這就是14—15世紀的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本文的任務是：首先對義大利在文藝復興期間西方化的情況進行考察，然後對義大利在文藝復興之後的幾百年中，如何艱難地完成文藝復興沒有徹底完成的西方化任務的情況作壹簡單回顧。



文藝復興是義大利思想和文化史上，實際上也是歐洲思想和文化史上壹件意義深遠的大事。在文藝復興中，義大利人為了追尋希臘—羅馬這壹古典模式，他們在寺院、廟宇等壹切可能的場合搜尋希臘—羅馬時代的文獻，並且把這些文獻翻譯出版、認真研究。壹些有名的人文主義者認真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並通過各種渠道加以傳授；有些人以普林尼的地理學為導向來研究近代地理，以他的歷史學為導向來研究當代歷史。尤其西賽羅更是所有古代作者中受人研讀最多和最受讚揚的壹個；他的著作被認為是最純潔的散文典範。[1]義大利人在向古代文化學習的過程中，有壹點與歐洲其它地方不同：「在歐洲的其它地方，人們有意地和經過考慮地來借鑒古代文化的某種成分，而在義大利無論有學問的人或壹般人民，他們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個古典文化那壹方面去，他們認為這是偉大的過去的象徵。」[2]因此，他們不僅在哲學、宗教、科學、倫理和政治、法律等方面研究和領會古典文獻及其精髓，而且在詩歌、散文和建築、繪畫、雕刻等文學藝術領域，斷然拋棄中世紀的風格而全面恢復和模仿古代的形式和風格並加以吸收和改造。在文藝復興中，義大利人對古典文化的仰慕和崇拜到了幾近瘋狂的地步。詩人但丁說，「羅馬城牆的石頭值得我們尊敬，而建成這個古城的土地比人們所說的更有價值」[3]；在民間，人們紛紛給子女取希臘、拉丁的名字，認為這更文雅、更時髦；在學界，截至15世紀末對西賽羅的崇拜發展成了西賽羅主義——「那種對每壹個不能從大師的權威著作中找到根據的詞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的西賽羅主義」[4]。總之，14—15世紀的義大利人在希臘和羅馬文化那裡找到了嚮導，產生了共鳴。他們把希臘和羅馬文化當成創造自己時代文化的「源泉和基礎，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壹部分也是公然反對以前傾向的壹種反衝力」[5]。



在希臘和羅馬文化的影響之下，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文化開始急速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主要表現就是「社會準則的轉變」[6]。所謂社會準則的轉變就是價值觀的轉變。這種社會準則或價值觀的轉變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人們不再重視神的力量而開始重視人的力量



在中世紀，人們認為歷史包括人都是由上帝創造的，上帝創造壹切、主宰壹切，人應該服從上帝的意志。在文藝復興中，人文主義者們通過對古典思想的研究和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批判，逐步認識人的意志和作用。他們認為，人作為歷史事件的積极參与者，他的行為和意志在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人有責任有能力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步認識和掌握自然；同時，人也應該「按照自己所喜歡的形式去塑造自己」[7]。儘管他們在提出這些主張時往往打著「上帝教諭」的旗號，但那不過是借用這壹旗號宣傳自己的主張而已。在這種人神關係顛倒的世俗化潮流中，人們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教皇和教會，認為教皇和教會的統治是「義大利遭受各種災難的根源」[8]。因此，人們要求限制或取消神職人員在俗間的權力和特權，主張強化世俗政權以取代至上教權。與此相呼應，在人生觀上人們主張重視實實在在的現世生活而應輕視虛無縹緲的來世人生。當然，文藝復興中的人文主義者不是籠統地反對宗教，而是要以「壹種新的、更為親密的、更具個性的宗教感情」[9]取代已經過時的舊的宗教感情。但是，這種新的宗教感情取代舊的宗教感情的過程，就是以人性取代神性、以人的力量取代神的力量的過程。



人們不再蔑視金錢的地位而開始重視金錢的地位



前面說過，義大利自古就是壹個蔑視商業和金錢的國家，這種思想在羅馬時期曾經受到衝擊，當時，人們曾把金錢視作壹切物品價值的代表。但在中世紀，由於受基督教的影響，蔑視金錢、蔑視商人、重視權勢和官爵的風氣又盛行開來。如前所說，直至14世紀末銀行信貸業還因背負「高利息」的惡名而人們恥于經營。但是在文藝復興期間，義大利人的金錢和財富觀念又壹次發生了根本變化，即由中世紀的蔑視金錢和商業到現在的重視金錢和商業。格利高里奧·達蒂於1410年寫道：「壹個佛羅倫薩人假若不是商人，未在世界上廣泛旅行，未曾見過外國風土人情並從國外帶些財物回佛羅倫薩的話，那麼他就是壹個無足輕重的人。」[10]佛羅倫薩領義大利風氣之先。佛羅倫薩人價值觀念的變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義大利的變化。由14世紀末的貶抑商人到1410年的尊重商人，社會的變化是何等之劇。[11]與人們對待金錢和商人的態度的變化緊密聯繫，人們對於政治和官位的態度則起了完全相反的變化。在文藝復興中，義大利出現了蔑視政治和官位的新的價值取向。15世紀中期的佛羅倫薩全城首富之壹的大商人盧西萊用如下的話教導他的兒子們：「我不想勸妳們尋找官職和追求政治權勢。沒有比纏身公務更令我看不起或不光彩的了……因為它危險，作事不講良心、不公正……也因為它既不穩定也不持久……」[12]在壹個社會中，商人的兒女們是拋棄父業改行從政還是承接父業繼續經商，壹般說來是衡量這個社會是否實現由傳統到現代轉型的重要標誌之壹。盧西萊的兒子們究竟是從政還是經商了，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盧西萊本人的價值觀的變化，反映了文藝復興中義大利人的價值觀在由傳統的官本位或權本位向錢本位的轉變。



人們不再研究想象的政治而開始研究現實的政治



在政治思想領域，截至15世紀，義大利的人文社會學者仍然以想象的政治為研究對象。這時的政治理論認為，君主統治的目標不應該是自由，而是穩定與安全；要達到穩定與安全，應該有理想的統治者；而理想的統治者應該多才多藝、指揮若定，處處體現基督教的道德準則。這種政治理論的荒謬之處不僅在於其統治目標和統治標準上的過時，而且更在於其要求統治者們「應該如何如何」這壹思維方式上的天真，因此人們把這種政治稱之為「想象的」政治。文藝復興開始以後，義大利的思想家們開始認識到以想象的政治為研究對象這壹做法的荒謬性。他們中的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尼科洛·馬基雅維里。馬基雅維里在古典思想家尤其是記提圖斯·李維的影響之下，對這種想象的而非現實的政治作了深刻的批判。他在《君主論》中指出：「既然我的目的是為求教者提供壹些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那麼我想最好還是說明壹些實質性而非想象性的問題。很多人都夢想過那種實際上不可能存在的共和國和封邑。理想中人們應當怎樣生活與實際上人們是怎樣生活的，這其間的鴻溝是如此巨大，以至如果壹個人只知道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忽視了實際上人們做了什麼的話，那麼他就走上了自我毀滅的道路。」[13]馬基雅維里在這裏明確指出，想象的或理想的政治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們以想象的或理想的政治為研究對象，那麼其結果只能導向「自我毀滅」。馬基雅維里的見解無疑是十分深刻且擊中時弊的。誠然，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還提出過統治者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必須學會如何不義」，必須學會「偽裝」、「說謊」等驚世駭俗的觀點。對於這些觀點人們儘管可以表示疑義，甚至進行批評，但它們所表明的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中開始了由研究想象的政治到研究現實的政治的轉向不是十分明顯的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馬基雅維里所代表的這種由研究想象的政治到研究現實的政治的轉向，特別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惡的人性假設，繼希臘羅馬之後又壹次確立了以權力制衡為核心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地位。



人們不再把家族跟國家等群體放在優先的位置，而開始把個人放在優先的位置。



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的義大利與14世紀壹樣，是壹個道德淪喪、誠信缺失、腐敗和墮落嚴重的時代。人們褻瀆神明，蔑視教會，無視法律，不顧道德，物慾橫流，私通情人，甚至搶劫殺人，為所欲為。然而，物極必反，死而後生。義大利在這種嚴重的腐敗和墮落中悄悄地孕育著蓬勃生機——人的個性的高度發展。人的個性發展的核心內容是置個人於家族、國家等群體之上的地位，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主義。不可忽視的是，個人主義的生成是文藝復興的最偉大的成果之壹。正如布克哈特所言：「要是我們現在試圖概括壹下那個時代的義大利性格的主要特點，如我們從研究上層階級的生活中所知道的，我們將得到如下的壹些結果。這種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時也就是構成它的偉大的壹種條件，那就是極端個人主義。個人首先從內心裡擺脫了壹個國家的權威，這種權威事實上是專制的和非法的，而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在今天是稱為叛逆罪。看到別人利己主義的勝利，驅使他用他自己的手來保衛他自己的權利。當他想要恢復他的內心的平衡時，由於他所進行的復讎，他墮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愛情大部分是為了滿足慾望，轉向于另外壹個同樣發展了的個性，就是說轉向於他的鄰人的妻子。在壹切客觀的事實、法律和無論哪壹類約束面前，他保留著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壹個個別事件上，則要看榮譽或利益、激情或算計、復讎或自製哪壹個在他自己的心裏佔上風而獨立地做出他的決定。」[14]這就是文藝復興中義大利的個人主義。對於這種個人主義我們不要簡單地用道德主義的觀點對它進行批評，而要更多地看到它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歷史的進步。正是這種個人主義使義大利人首先揭掉了籠罩著自己的「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紗幕，擺脫了家族、國家等群體的束縛，使自己「成了精神的個體」。[15]



人們不再把社會弊端，比如人民犯罪增加的根源歸咎於人民，而歸咎於君主。



在義大利西方化的過程中，往往不為人們注意的壹個問題就是人們的意識即公民意識的覺醒，其中進步的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種種社會弊端的根源所在。14世紀和15世紀的義大利，處於社會轉型期。當時的情形如前所述，人們誠信缺失，目無法紀，犯罪嚴重，甚至動輒以暴力手段反抗專制統治，可謂社會問題成堆。面對這種局面，統治者把這些社會問題歸因於人民的素質低下，惡性不改，刁民難纏，採取的治理措施是，在加強對民眾道德教育的同時，加強對所謂犯罪的打擊力度。馬基雅維里針對這種認識壹針見血地指出：人民犯罪的根源在於君主。他說：「君主不應抱怨他所統治的人民犯下的罪行，因為這種罪行不是來自他的疏忽大意，就是因為他的諸如此類的過失。看看我們這個時代那些四處搶掠和犯下類似罪行的人民，就可以明白，這完全是和他們有著相同品質的統治者造成的。在統治羅馬格納的領主們被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除掉之前，他們堪稱惡貫滿盈的楷模。因為在那兒可以看到，壹樁小事就能導致嚴重的燒殺搶掠。它們來自君主的邪惡，而不是像人們常說的那樣，來自人的惡劣本性。那些君主財富無多，又想活得像富豪壹樣，他們只好以各種方式巧取豪奪。他們採用的不講信義的方式之壹，便是先制定法律，禁止某些行為，然後又率先給人們提供踐踏法律的理由。他們從不懲罰違法者，除非他們後來看到類似的偏見大量湧現。這時他們才著手進行處罰，但不是出於對既定法律的尊重，而是因為他們貪心不改，想從罪犯手裡聚斂錢財。由此導致了無數的弊端，而首當其衝的弊端就是：人民變得貧困潦倒，卻沒有改邪歸正：變窮的人竭力去壓制那些比他們勢力更小的人。因此，所有上述弊端的產生，根源都在於君主。」[16]不用解釋了，馬基雅維里的話既簡潔明了、通俗易懂，又鞭辟入裡、入木三分。需要進壹步指出的是，在當時的義大利，對社會問題的根源有著清醒認識的已不限於馬基雅維里之輩的知識精英，草根庶民也已有了同樣的認識。14世紀後期，佛羅倫薩的壹個平民反對者領袖在對他的聽眾的那段演說中，對義大利的社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路說出了與馬基雅維里幾乎完全相同的觀點。限於篇幅以及其它原因，這裏不作援引，有興趣者可查看馬基雅維里的《佛羅倫薩史》第148—149頁。雖然在當時的義大利，與馬基雅維里們有著同樣認識的人還是極少數，但是，他們的話無異於壹帖帖清醒劑，激勵著義大利人民更加自覺地開展反對專制君主制的鬥爭。[17]



綜上所述，在希臘和羅馬文化的影響之下，義大利首先希臘化了，亦即首先西方化了。如果說希臘和羅馬文化是近代歐洲文化的母體，那麼，「義大利人（則）成了近代歐洲的兒子中的長子」[18]。歷史經驗證明民族人格並非無法改變，中國人的公民意識正在覺醒，中國並非絕對不可能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