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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國光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與許多人期盼的經濟開放帶動政治民主化相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壹再滯后，政治改革也在1989年之後變得遙遙無期。今年3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壹邊倒的贊成票數，刪除了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似乎讓這種期盼徹底落空。



而十八大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通過五年的反腐運動和嚴格的社會管控，順利成為「黨的核心、人民領袖、軍隊統帥」。冠有他名字的思想在十九大被寫入黨章，修憲也為他繼續掌權掃清了障礙。



十九大后，習近平的強勢集權並未影響到國際輿論，很多國際資本家並不反感中國政府權力集中。但人大修憲把任期制廢除后，國際輿論開始變得相當負面。



曾在體制內工作的吳國光長期關注中國政治及民主化進程。上世紀80年代后，他歷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在體制內工作期間，他參加了中共中央最高層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參与起草中共十三大報告。



1989年「六四」事件后，吳國光走上治學的道路，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目前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擔任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中國政治、政治經濟學、全球化等。



壹些宣揚「黨內民主」的觀點強調中共黨代會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但吳國光在其英文著作『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中指出，共產黨確實借用了包括代表制、選舉制和監督制等不少民主形式，但所有這些制度最終都服務於中共的威權主義政治。此書中文版《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操控》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黨代會實際上從未有機會履行黨章有所規定的憲法性權威，「事實上，黨代會不能就確定政治綱領、修訂黨章、任命領導人等重大事項做出自己的決定，它不過是為在位領導人的相關決定背書。」



修憲草案的通過為今年65歲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留任創造了法律基礎，預示中國高壓的政治環境和密不透風的社會控制或將在五年後持續。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的民主化是否還有希望？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增長和市場化能否影響中國的政治走向？

第壹個最明顯的共通點就是從掌握軍隊權力開始，然後壹步壹步地掌握黨的權力。十八大前中共高層的權力交接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制度化程度最高的階段了。因為這種制度化，習近平可以在沒有很強的權力基礎的情況下，完全通過制度的方式在十八大上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這壹點他跟毛澤東非常不同。但是，成為最高領導人以後要鞏固、加強自己的權力，習近平也是第壹步抓軍隊，這個跟毛當年的路子是完全壹樣的。



第二，他們都非常重視思想、輿論和話語的權力。我們壹般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掌握權力的過程中很重視組織系統，但是毛在七大以前，中央搞委員會，壹個是中央宣傳委員會壹個是中央組織委員會，他當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不當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讓劉少奇當。當時毛澤東就講，只有掌握人的腦子這才是真正掌握了權力。習近平在這方面也在學毛，十九大以前他也做了努力，十九大的成果就是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但是，毛確實能夠超越他之前的中共領導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有壹個全新的解讀，毛確實是對共產黨理論體系的形成有創見的。但是習沒有，所以在這方面他雖然用的功夫蠻大，也得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說法，但實際上恐怕沒有什麼能夠掌握共產黨中高級幹部的人心的新東西，更不要說掌握壹般人的人心了，大家也不過就是跟著說壹說這個詞而已。



第三，就是在幹部中的立威，毛是先用延安整風運動給妳來文的，讓妳接受我的思想，但是最後要來壹個武的，就是搶救運動，在黨內形成威懾氛圍。習當然就是通過反腐，但是毛比習有他的高明之處。毛霸道也有，王道也有，習在反腐中霸道是有，王道看不出來。



毛澤東在七大雖然確立了黨的領袖地位，但是他面臨黨內很多的制衡。如果中國共產黨是壹家股份公司，毛在1945年控股，但是他可能只佔百分之四十幾的股份，或者頂多百分之五十壹。到了十九大，我看習的控股，至少在名義上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五。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壹家股份公司，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鞏固了權力、控股了，那麼到了文革，毛要把中國共產黨變成毛記公司，我個人判斷習近平也要走這個路，要選接班人。



但是，即使習近平真選了壹個接班人，我也懷疑習近平是不是真的要交班給他。毛也選劉少奇了，也選林彪了，但是那個時候他都沒有真想交班給他們。習近平出生於1953年，2035年他是82歲（注：習近平曾在十九大上提出，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鄧小平82歲的時候完全掌權，正式放棄所有的官方職位是在1989年鎮壓以後，當時都85歲了。所以如果習近平（掌權到）85歲，完全有先例可循。

十九大結束的時候，國際輿論還是相當正面，雖然習近平集中權力，但是可能很多國際資本家也樂意看到中國有壹個權力集中、有效率的政府體系。但是到人大修憲把任期制拿掉，國際輿論就相當負面。過去的三十年，中國政府在海外培養了很多替它講話的人，我感覺替它講話的人，任期制這鞋不容易擦。為什麼呢？對於民主社會這是最簡單的壹個話題，民主領導人就是有任期的，沒有任期就是皇帝，這個鞋就很難擦了。



美國90年代有壹個對華政策大辯論，當時就是所謂「圍堵」（containment）對「介入」（engagement）。那次大辯論后，柯林頓來訪華，他就放棄了「圍堵」，放棄了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與中國的競爭，相信市場邏輯，通過介入中國市場和中國的開放把中國從市場化引導到民主化的道路。當然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個邏輯是走不通的。今年以來，至少美國的風向在轉，就是說重新思考「圍堵」。

當年蘇聯垮台以後，壹個很大的疑問不是他們為什麼垮台，而是怎麼忽然間壹轉眼就垮台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政治學刊物之壹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編了壹個專號，其中壹篇文章就是Surprise Surprise（《驚訝，驚訝》）。它解釋這個surprise解釋得很聰明，說這是因為在政治高壓下，社會每個人對共產黨的不滿是不敢表露的，當我也不表露妳也不表露，大家都越發suppose（猜想）別人其實對這個政權很滿意，每個人對這個政權的不滿意都不能和外界溝通，所以最後社會呈現出來的appearance（外表）是，每個人都沒有不滿，但是實際上每個人內心都積蓄了不滿。如果有壹個節點使得他們暴露不滿，發現不滿，大家就都崩了，壹下就把這個肥皂泡戳破了。



首先，這個假民主不是用來表演給老百姓看的，它是精英內部的壹個共識凝聚的過程。我們壹般講共識凝聚，是我們每個人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大家達到壹個共識。中國共產黨的共識凝聚就是領導提出壹個東西來，這個東西就假設為大家的共識，然後慢慢在精英內部醞釀，領導層讓妳慢慢接受這個東西，最後大家都接受了，這就是壹個共識了。這個凝聚共識不像壹般所理解是自下而上的，這是自上而下的統壹思想的過程。中共黨代會就提供了這麼壹個窗口、過程和場合，使得精英內部就黨綱、黨章和領導層的人選等重大問題有壹個共識凝聚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從來都是壹個黨政合壹的體制，八十年代，特別是我們86、87年研究政治改革時講黨政分開也有兩個思路。壹個是鄧小平的思路，鄧小平講的黨政分開的概念就是，黨委書記就是甩手掌柜，實際上像是壹個現代公司，黨委書記就是董事長，政府就是CEO，就是最後的決定權是在黨手裡，但日常事務由政府去管。另外壹個就是趙紫陽黨政分開的概念，趙紫陽認為黨的權力要縮減，黨要把它的功能、很多角色要過渡給政府和其他的社會組織。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本來就沒有黨政分開這個東西，只是80年代短暫地在某些地方做了壹點試驗，剛剛要開始嘗試，但1989年以後就回去了。

在全球化以來的這個世界大勢當中，中國所佔的便宜就是經濟越來越開放，政治非常強權，這是它的優勢所在。經濟全球化以後，國家和國家之間可以說已經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了，因此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是經濟的競爭，有的國家動用政府的力量來進行經濟競爭，中國是最典型且有效的。



壹個國家經濟政策開放，越來越多地參与全球市場，同時在政治方面也有言論等控制。這是壹個體的多個方面，它有控制言論的力量，也有控制經濟的力量，有控制整個社會的力量。這樣壹個國家像壹個內部管理嚴格的公司，假如中國和美國作為兩個大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話，美國就是壹個總經理管不了下邊子公司經理的公司，中國競爭優勢就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