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中國人進行的統戰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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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中國人進行的統戰宣傳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23日
作者 中國網友
有人說，極權的壓迫者賴以為繼的無非二招：暴力和謊言。而且但凡成功的壓迫者總是能夠很好地為兩者排序，那就是謊言在先，暴力在後。
其實，這種排序並非統治者的自覺，因為赤裸裸的暴力和掠奪才是壓迫者天然喜歡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僅高效、實用，而且簡單、省事，甚至其本身就可以給統治者帶來快感。從古羅馬的斗獸場到中國小腳女人的裹腳布，其偉大程度或可不同，但做為壓迫者從被壓迫者殘缺的肉體中獲取快感的道具卻是壹樣的。
但是，這辦法卻總是天不遂人願。秦始皇席捲了六國，卻被比自己還年長些許的陳勝毀於壹旦。然而，秦朝統治者交學費換來的經驗教訓卻為後續二千多年的壓迫者壹直受用著。法家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術隨著秦王朝的滅亡也便從此沒落，而成就了儒家思想的興旺發達。董仲舒利用儒教愚弄人民的時候，便是中國政治暴力退居幕後，政治謊言開始走上前台的時候。
如此說法並非對儒學的大不敬，儒家思想本身無疑是壹套成體系的思想，而與謊言無涉。因為謊言顯然是成不了體系的，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已算不易，怎能流傳二千余年以至海外？但是，儒家思想卻不幸淪為了思想鉗制的工具，就如同尼採的思想成了納粹的工具，而從馬克思哪兒生出了烏托邦的謊言壹樣。
時至今日，謊言在前、暴力在後的模式顯然並沒有改變。在此，我們看壹看思想鉗制這壹古老而有效的統治工具是怎樣為現實的中國統治集團提供政治服務的，它有哪些隱蔽的利用方式。
很久以前北京發行量極大的《北京青年報》某期頭報頭條刊載了壹篇長篇報道，說在墨西哥境內與美國接壤地帶，經常有工廠女工夜裡下班途中被歹徒搶劫、姦殺，通篇文章憤怒地遣責、辛辣地挖苦美國政府和FBI：為什麼對眼皮底下的事熟視無睹？所謂的「人權衛士」為什麼管不好家門口的事？他們的原則和「人權標準」哪裡去了？等等。整篇文章把美國描述成壹個持雙重人權標準的、利欲熏心的邪惡國家，而且作者顯然長於文字遊戲，只在開頭簡單介紹了罪案地點，以後只是就事論事的遣責美國。讓缺少地理概念、對境外知之甚少的普通市民很難搞懂這其實是黑西哥內政，與美國根本搭不上界。即便是筆者，也是費了老大眼力也分清這層關係的。此招就是只要有機可乘，採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抹黑對方，遑論最底線的新聞道德。
此為最常用的手段，在前幾年的科索沃戰爭、周邊的領土爭端和國際貿易糾紛等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如果僅僅在有爭議事件上採用此招，倒也罷了，然而，在壹般性新聞上，亦如此。比如中外元首會晤或聯合國會議，妳很難聽到外國政府的主張，既便有，大抵是「對中國政府的立場表示讚賞」之類。久而久之，中國政府就把自己打扮成了壹個充滿道義的、代表全世界聲音的、受到國際社會擁護的正義政府。那麼，再有「反華」事件，肯定是出於「別有用心」，而且「註定要失敗」了。
所謂明目張胆，不僅是指中國居然能炮製出類似於《中國人權優於美國》這樣的數萬言報告，並通過各種媒介廣而告之；而且還指在中國的媒介中廣泛存在著類似於如下事情：每年，美國國務院會出壹個《人權報告》，中國政府每年也會出文章駁斥。98年也不例外，在中國政府的那份駁斥文章里，以壹貫的正氣凌然的口氣痛斥美國「顛倒黑白」、「捏造事實」、「別有用心」后，出現了如下文字：「（《報告》）壹方面污衊中國沒有遷徒自由，另壹方面又承認中國內地每年有幾百萬人去沿海打工」，可見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可能和原文字有出入）。遷徒權就是移動權，中國政府這樣享用幾十年愚民的碩果！這樣玩弄壹個人類普適的人權概念！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如果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我們就說英國是「跟屁蟲」（真的用過這個詞）；如果兩國意見不壹，我們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總之或者斥之為狼狽為奸，或者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了，當然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肯定是不負責任的表現。總是占著思想輿論陣地的制高點。另壹大類突出的例子是這樣的：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右翼行為猛烈抨擊，但中國壹旦被國際社會批評，總是祭出「內政論」、「主權論」、「國情相對論」，言詞鑿鑿，總有道理。
如果在內外政策上總能言詞鑿鑿，也算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但確實有找不到詞的時候，就把頭埋進沙里，視而不見。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尼反華事件。事件暴發后，中國政府竟說這是印尼內政，中國不予干涉！！壹分不少地支付了數億援助。客觀上極大地縱容了事件的惡化。政府自己也知道沒法向國內交待，乾脆佯裝不知，封鎖消息達三月之久！數千同胞肝腦塗地之日，卻是祖國政府和人民視而不見之時！
這又是壹個被中國政府運用得爐火純青的手段。例子之多，順手拈來：六四之後，政府組織了壹群御用文人寫了壹本《河殤的100個錯誤》（書名可能不準確），真真的寫了河殤「100條錯誤」。河殤里有壹段是這個意思：當羅馬帝國以為統治了全世界的時候，它並不知道在東方還有壹條「長城」在等著它。各位看官，有誰不知道這「長城」是種修辭，代指中國？但這群作者引用地理知識證明長城在中國的哪裡哪裡，羅馬帝國若來的話，會從哪裡哪裡來，因此根本遇不上長城，云云。讓人想起尹索《狼和羊》的寓言：狼是不缺少借口的。
2002年4月新聞：專家研究表明，中國成了初等發達國家。《南方周末》記者就此採訪專家組組長何傳啟才發現，此「初等發達」其實就是國際上的「欠發達」，而且還沒考慮環境和政治文化權利方面。至於為什麼不用通用的「欠發達」而用「初等發達」，專家何傳啟說：「很難聽，很難聽。應該從積極的角度來命名它。這個名字要在政策上、老百姓心裏產生壹種正面的效應。」（見4月25日《南方周末》第A4版）
也是4月中旬，新華社報道，港人移民人數遠較回歸前那幾年下降，言外之意，回歸后比英國治下強多了。然而，明眼人有誰不知97以前移民潮的根源？這種偷梁換柱的技倆太多了，比如還有：把「登記失業率」等同於「失業率」；把「反共」等同於「反華」，等等。
壹般用於理論戰線。從經典作家那裡引經據典，推演理論。通常洋洋洒洒數萬字，看得人頭暈腦脹。妳覺得還沒開始主題的時候，它已經壹棰定音了：「歷史反覆證明了，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讓妳不知從何而來。但妳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理論水平。
每每救災之後，總要找到幾個災民對著記者話筒說：「還是黨好！還是社會主義好啊！」
我不知道911后的美國政府是否要出錢出力救助災民，也不知道封建王朝是否有過開倉濟糧，只是每每聽到，總會渾身打冷戰。
不用舉例了，日日的報紙都是這樣的，隨手翻開就能看到。凡事涉非我族類的，尤其是美帝和台灣，必要多用貶意詞，「密謀」、「公然」、「妄圖」、「壹小撮」等等；事涉國內大好形勢的，則須多用褒意，如「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夥份份表示等等。
樹立樣板是中共多年積累的政治鬥爭經驗，可惜常出差錯。差錯壹般出在兩個方面，第壹個方面是所樹的樣板時過境遷不合時宜，甚至成為過去政治荒謬的明證，如劉文學斗地主、「共各國衛士」等；另壹種樣板是根本樹錯了人，其後果是：越來越多的落網貪官擁有越來越多的「勞模」、「廉政」、「先進」招牌。
面對國際社會的抨擊而理屈詞窮的時候，壹般祭出國情論，在人類普適的人權標準之外，再來壹套中國標準。而且這中國標準里真正實在的東西只有生存權，即吃飽穿暖兩件事，其它權利都是假、大、空。因此有人說中國式的所謂「人權」，其實就是動物權。
很少有人或組織會如中國執政黨這樣自我標榜的。它宣稱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同時又宣稱自己有著「謙虛謹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製造了文革這樣的人間浩劫，不僅不影響黨的形象，反而更加證明了黨的英明，因為全面拔亂反正、否定文革「再次證明了我黨勇於改正自身錯誤，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問天怎忍如此！
充分利用中國百姓的樸實，象邪教壹樣划壹個不切實際的大餅，讓人們滿懷希望地屈從於現實。
五六十年代划「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餅；文革以後，百姓不再相信那虛無飄渺的烏托邦夢幻，迫切需要改善生活，因而提出「三年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到上世紀末人均生活水準達到多少多少元，事隔數日又說，那是不考慮人口增長的情況下，如果考慮到人口增長，又當如何如何。老天，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事涉國家的中長期目標，居然不考慮人口問題？居然可以這樣改來換去的？近兩年，這餅已經不好畫了，但中國人有民族情緒。因此，中國媒介就開始出現這樣的標題：「二十壹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二十壹世紀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第三次復興」。
「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就會四分五裂」，「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如果不堅持正確的思想輿論導向，就會亡黨亡國」。不僅對內而且對外：「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四分五裂」，「台灣增加軍費有可能拖跨島內經濟」。壹切說法，無非要證明現狀是合理的、而他們自己比別人強。
眾所周知，西方不同政治派別間相互制衡、攻擊是常態，而且，西方傳媒無須考慮「主旋律」，加之西方文化特有的「烏鴉」特色使其慣於自爆家醜。這正好合了中共的胃口，看壹看《參考消息》從國外傳媒上摘錄的文章，但凡事涉西方的基本都是「唱衰」式。這還算嚴肅的，更常見的是用引號從外刊上斷章取義的，砍頭截尾，也不註明出處，完全違背摘錄的起碼原則。並且還時常冠以「國外有識之士指出之類。
壹想到新聞聯播，就能想象得到那幾個主持人特有的聲音。他們壹般提細了嗓子，腦袋略微傾斜，或義正言辭嚴正指出、或熱情洋溢深情歌頌，力圖最準確、最充分地把新聞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傳播出去。什麼是新聞主持人最底線的素質？自然不予考慮的。
誅心之術自古有之，早在王安石《答司馬諫之書》中就有精彩運用，王安石並沒有答覆司馬光對他排斥異見的指責，而是說那些異見都是「小人」之言，所以不值得壹聽。這招到了現代有出神入化的運用。早些年藉助革命狂熱，將「小人」的帽子換作了「反革命」之類；現代往往借用民族情緒，通過「別有用心」、「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壹貫敵視」等詞彙，將對方的目的、動機置於不義，至於具體事情、主張往往輕描淡寫甚至壹繞而過。
而且這招居然用在學術上，早年馬寅初所獲之罪並非源於學術主張本身，而是基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上的；前幾年美國學者布朗提出「誰來養活中國」，也遭到同樣待遇；最近國際上有些經濟學家困惑于中國經濟反常的壹枝獨秀式增長，並做出了不太養眼的學術分析，其結果當然被戴上了「仇視中國」、「不願看到中國掘起」的帽子。
此法是最後壹招，壹般不常用，壹旦使用，必是「事關我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比如時期。用時直接配合國家鎮壓機器，是話語霸權和語言暴力的最集中體現。使用的時候，先要創造外部環境，就是通過各種手段徹底掃清不和諧聲音。然後以大兵團作戰方式，通過各種媒體、會議、印刷品、高音嗽叭滾滾而來，強行灌輸。綜合運用前面的各種招式，具體策略多種多樣。有：恐嚇：「我們警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要妄圖摧毀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會答應的」；欺騙：「我們決不會秋後算帳」；漫罵：「反黨勢力赤膊上陣」、「反動勢力叫囂」、「壹只伸向我們的黑手」；分化：「廣大人民群眾還是好的，只是壹小撮人是不好的」；「廣大不明真相的群眾」。等等，不壹而足。
思想的鉗制的工具，實際上是由壹群御用文人精心炮製的，而且頗能因地制宜、隨時代變化，也不乏各種招式的組合運用。
中國的輿論特點是針對或者利用三個方面，有條不紊的展開，即粉飾太平、妖魔化國外和煽動情緒。自建國以來，概莫能外，只是各個時期的方式方法不同，看壹看這三個方面是如何演化的：
從赤裸裸的宣傳「形勢壹片大好，而且壹天比壹天好」變為「經濟持續強勁增長」、「有望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二十壹世紀必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其具體方法是從政客的強詞奪理、胡說八道轉化為由學者以點帶面、以偏概全，並在「學術論證」中隱蔽性地胡說八道。
前面提到的關於中國已進入初等發達國家的例子就是壹個明證。不論如何偷換概念，自立門派，其結果已超出最壹般的經驗。當事學者居然也毫不掩飾，直言要「要在政策上、老百姓心裏產生壹種正面的效應。」。坦蕩至此，也算到了境界。
幾十年前某期《小朋友》上的壹組漫畫。左邊那幅是資本主義的萬丈高樓、高樓下行乞的老人和昂首闊步、大腹便便的資本家，文字是「資本主義的壹角」；右邊那幅是壹家人懷裡抱著各種生活用品，眼角掛著幸福的淚珠，後面是失火后還冒著黑煙的房子，文字是「社會主義鄰居」：這就是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教育。二十壹世紀的媒體呢？2000年有壹份報紙，國際新聞版用大號字寫著英國壹槍手在校園掃射，造成師生幾死幾傷的槍擊案，並配以大幅圖片；另壹版則在壹個不顯眼的豆腐塊里，用最小號字寫著國內某農民用菜刀破死人。極具諷刺的是，這兩則新聞正好背靠背。
以前是組織大家吃憶苦飯、開批鬥會，甭論妳是自願參加的，還是被強迫去的，到了那種氛圍里，肯定被同化。然後媒體上充斥著最高領袖接見紅衛兵的歡騰場面，高昂的革命歌曲和節節勝利的喜訊。現在則是將革命激情轉到了民族主義，比如煽動大學生反美示威、連篇累犢地分析如何從英帝國那裡雪了百年國恥、把申奧成功描述得好象中國人民又壹次站了起來。此外，壹些正常的貿易糾紛、壹個牛津留學生學業出眾的假新聞居然也很自然地和民族情緒扯上了關係。
甚至於把這種激情帶到了政府托市上，想想那年《人民日報》評論員鼓吹股市大發展的激情洋溢吧！何曾考慮過經濟規律和小股東利益？
這就是作為統治手段的思想鉗制。它對於壓迫者之重要和有效，是如何估計都不為過的。
正如有人所言，在壓迫者所豢養的幫凶里，有人是打手，專司暴力；有人是寫手，以編造謊言為職業。謊言是日日編造的，而暴力只是偶而為之。在中國自秦以後王朝的官僚體系裡，莫不是文官之位重於武將。其實道理容易理解：文官們需日日道德文章，而武將們既然只有「安內」之責而無「攘外」之事，只好「養兵千日，用兵壹時」罷了。因此，隨著兩千年來的演變，思想鉗制已不僅僅是對暴力的掩飾，而成為壓迫之首要方法；相反，暴力已淪落成「保駕護航」式的工具，為謊言修補壹下被戳穿的窟窿，收拾壹下殘局而已。
思想鉗制流毒之深，顯則直接復辟，隱則借屍還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此好手段，壓迫者也不得不放棄了觀賞斗獸場和女人小腳的嗜好，變得溫文而雅起來；以至於有時分明站在了被壓迫者壹邊，要「破四舊」、「砸孔廟」、發動人民革命。在這轟轟烈烈和溫文而雅之間，屢試不爽的壓迫之術找到了它新的代理人，而新貴們以多數人的血淚換取了作為壓迫者的歷史通行證。
有人說，極權的壓迫者賴以為繼的無非二招：暴力和謊言。而且但凡成功的壓迫者總是能夠很好地為兩者排序，那就是謊言在先，暴力在後。
其實，這種排序並非統治者的自覺，因為赤裸裸的暴力和掠奪才是壓迫者天然喜歡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僅高效、實用，而且簡單、省事，甚至其本身就可以給統治者帶來快感。從古羅馬的斗獸場到中國小腳女人的裹腳布，其偉大程度或可不同，但做為壓迫者從被壓迫者殘缺的肉體中獲取快感的道具卻是壹樣的。
但是，這辦法卻總是天不遂人願。秦始皇席捲了六國，卻被比自己還年長些許的陳勝毀於壹旦。然而，秦朝統治者交學費換來的經驗教訓卻為後續二千多年的壓迫者壹直受用著。法家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術隨著秦王朝的滅亡也便從此沒落，而成就了儒家思想的興旺發達。董仲舒利用儒教愚弄人民的時候，便是中國政治暴力退居幕後，政治謊言開始走上前台的時候。
如此說法並非對儒學的大不敬，儒家思想本身無疑是壹套成體系的思想，而與謊言無涉。因為謊言顯然是成不了體系的，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已算不易，怎能流傳二千余年以至海外？但是，儒家思想卻不幸淪為了思想鉗制的工具，就如同尼採的思想成了納粹的工具，而從馬克思哪兒生出了烏托邦的謊言壹樣。
時至今日，謊言在前、暴力在後的模式顯然並沒有改變。在此，我們看壹看思想鉗制這壹古老而有效的統治工具是怎樣為現實的中國統治集團提供政治服務的，它有哪些隱蔽的利用方式。
很久以前北京發行量極大的《北京青年報》某期頭報頭條刊載了壹篇長篇報道，說在墨西哥境內與美國接壤地帶，經常有工廠女工夜裡下班途中被歹徒搶劫、姦殺，通篇文章憤怒地遣責、辛辣地挖苦美國政府和FBI：為什麼對眼皮底下的事熟視無睹？所謂的「人權衛士」為什麼管不好家門口的事？他們的原則和「人權標準」哪裡去了？等等。整篇文章把美國描述成壹個持雙重人權標準的、利欲熏心的邪惡國家，而且作者顯然長於文字遊戲，只在開頭簡單介紹了罪案地點，以後只是就事論事的遣責美國。讓缺少地理概念、對境外知之甚少的普通市民很難搞懂這其實是黑西哥內政，與美國根本搭不上界。即便是筆者，也是費了老大眼力也分清這層關係的。此招就是只要有機可乘，採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抹黑對方，遑論最底線的新聞道德。
此為最常用的手段，在前幾年的科索沃戰爭、周邊的領土爭端和國際貿易糾紛等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如果僅僅在有爭議事件上採用此招，倒也罷了，然而，在壹般性新聞上，亦如此。比如中外元首會晤或聯合國會議，妳很難聽到外國政府的主張，既便有，大抵是「對中國政府的立場表示讚賞」之類。久而久之，中國政府就把自己打扮成了壹個充滿道義的、代表全世界聲音的、受到國際社會擁護的正義政府。那麼，再有「反華」事件，肯定是出於「別有用心」，而且「註定要失敗」了。
所謂明目張胆，不僅是指中國居然能炮製出類似於《中國人權優於美國》這樣的數萬言報告，並通過各種媒介廣而告之；而且還指在中國的媒介中廣泛存在著類似於如下事情：每年，美國國務院會出壹個《人權報告》，中國政府每年也會出文章駁斥。98年也不例外，在中國政府的那份駁斥文章里，以壹貫的正氣凌然的口氣痛斥美國「顛倒黑白」、「捏造事實」、「別有用心」后，出現了如下文字：「（《報告》）壹方面污衊中國沒有遷徒自由，另壹方面又承認中國內地每年有幾百萬人去沿海打工」，可見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可能和原文字有出入）。遷徒權就是移動權，中國政府這樣享用幾十年愚民的碩果！這樣玩弄壹個人類普適的人權概念！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如果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我們就說英國是「跟屁蟲」（真的用過這個詞）；如果兩國意見不壹，我們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總之或者斥之為狼狽為奸，或者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了，當然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肯定是不負責任的表現。總是占著思想輿論陣地的制高點。另壹大類突出的例子是這樣的：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右翼行為猛烈抨擊，但中國壹旦被國際社會批評，總是祭出「內政論」、「主權論」、「國情相對論」，言詞鑿鑿，總有道理。
如果在內外政策上總能言詞鑿鑿，也算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但確實有找不到詞的時候，就把頭埋進沙里，視而不見。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尼反華事件。事件暴發后，中國政府竟說這是印尼內政，中國不予干涉！！壹分不少地支付了數億援助。客觀上極大地縱容了事件的惡化。政府自己也知道沒法向國內交待，乾脆佯裝不知，封鎖消息達三月之久！數千同胞肝腦塗地之日，卻是祖國政府和人民視而不見之時！
這又是壹個被中國政府運用得爐火純青的手段。例子之多，順手拈來：六四之後，政府組織了壹群御用文人寫了壹本《河殤的100個錯誤》（書名可能不準確），真真的寫了河殤「100條錯誤」。河殤里有壹段是這個意思：當羅馬帝國以為統治了全世界的時候，它並不知道在東方還有壹條「長城」在等著它。各位看官，有誰不知道這「長城」是種修辭，代指中國？但這群作者引用地理知識證明長城在中國的哪裡哪裡，羅馬帝國若來的話，會從哪裡哪裡來，因此根本遇不上長城，云云。讓人想起尹索《狼和羊》的寓言：狼是不缺少借口的。
2002年4月新聞：專家研究表明，中國成了初等發達國家。《南方周末》記者就此採訪專家組組長何傳啟才發現，此「初等發達」其實就是國際上的「欠發達」，而且還沒考慮環境和政治文化權利方面。至於為什麼不用通用的「欠發達」而用「初等發達」，專家何傳啟說：「很難聽，很難聽。應該從積極的角度來命名它。這個名字要在政策上、老百姓心裏產生壹種正面的效應。」（見4月25日《南方周末》第A4版）
也是4月中旬，新華社報道，港人移民人數遠較回歸前那幾年下降，言外之意，回歸后比英國治下強多了。然而，明眼人有誰不知97以前移民潮的根源？這種偷梁換柱的技倆太多了，比如還有：把「登記失業率」等同於「失業率」；把「反共」等同於「反華」，等等。
壹般用於理論戰線。從經典作家那裡引經據典，推演理論。通常洋洋洒洒數萬字，看得人頭暈腦脹。妳覺得還沒開始主題的時候，它已經壹棰定音了：「歷史反覆證明了，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讓妳不知從何而來。但妳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理論水平。
每每救災之後，總要找到幾個災民對著記者話筒說：「還是黨好！還是社會主義好啊！」
我不知道911后的美國政府是否要出錢出力救助災民，也不知道封建王朝是否有過開倉濟糧，只是每每聽到，總會渾身打冷戰。
不用舉例了，日日的報紙都是這樣的，隨手翻開就能看到。凡事涉非我族類的，尤其是美帝和台灣，必要多用貶意詞，「密謀」、「公然」、「妄圖」、「壹小撮」等等；事涉國內大好形勢的，則須多用褒意，如「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夥份份表示等等。
樹立樣板是中共多年積累的政治鬥爭經驗，可惜常出差錯。差錯壹般出在兩個方面，第壹個方面是所樹的樣板時過境遷不合時宜，甚至成為過去政治荒謬的明證，如劉文學斗地主、「共各國衛士」等；另壹種樣板是根本樹錯了人，其後果是：越來越多的落網貪官擁有越來越多的「勞模」、「廉政」、「先進」招牌。
面對國際社會的抨擊而理屈詞窮的時候，壹般祭出國情論，在人類普適的人權標準之外，再來壹套中國標準。而且這中國標準里真正實在的東西只有生存權，即吃飽穿暖兩件事，其它權利都是假、大、空。因此有人說中國式的所謂「人權」，其實就是動物權。
很少有人或組織會如中國執政黨這樣自我標榜的。它宣稱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同時又宣稱自己有著「謙虛謹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製造了文革這樣的人間浩劫，不僅不影響黨的形象，反而更加證明了黨的英明，因為全面拔亂反正、否定文革「再次證明了我黨勇於改正自身錯誤，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問天怎忍如此！
充分利用中國百姓的樸實，象邪教壹樣划壹個不切實際的大餅，讓人們滿懷希望地屈從於現實。
五六十年代划「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餅；文革以後，百姓不再相信那虛無飄渺的烏托邦夢幻，迫切需要改善生活，因而提出「三年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到上世紀末人均生活水準達到多少多少元，事隔數日又說，那是不考慮人口增長的情況下，如果考慮到人口增長，又當如何如何。老天，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事涉國家的中長期目標，居然不考慮人口問題？居然可以這樣改來換去的？近兩年，這餅已經不好畫了，但中國人有民族情緒。因此，中國媒介就開始出現這樣的標題：「二十壹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二十壹世紀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第三次復興」。
「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就會四分五裂」，「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如果不堅持正確的思想輿論導向，就會亡黨亡國」。不僅對內而且對外：「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四分五裂」，「台灣增加軍費有可能拖跨島內經濟」。壹切說法，無非要證明現狀是合理的、而他們自己比別人強。
眾所周知，西方不同政治派別間相互制衡、攻擊是常態，而且，西方傳媒無須考慮「主旋律」，加之西方文化特有的「烏鴉」特色使其慣於自爆家醜。這正好合了中共的胃口，看壹看《參考消息》從國外傳媒上摘錄的文章，但凡事涉西方的基本都是「唱衰」式。這還算嚴肅的，更常見的是用引號從外刊上斷章取義的，砍頭截尾，也不註明出處，完全違背摘錄的起碼原則。並且還時常冠以「國外有識之士指出之類。
壹想到新聞聯播，就能想象得到那幾個主持人特有的聲音。他們壹般提細了嗓子，腦袋略微傾斜，或義正言辭嚴正指出、或熱情洋溢深情歌頌，力圖最準確、最充分地把新聞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傳播出去。什麼是新聞主持人最底線的素質？自然不予考慮的。
誅心之術自古有之，早在王安石《答司馬諫之書》中就有精彩運用，王安石並沒有答覆司馬光對他排斥異見的指責，而是說那些異見都是「小人」之言，所以不值得壹聽。這招到了現代有出神入化的運用。早些年藉助革命狂熱，將「小人」的帽子換作了「反革命」之類；現代往往借用民族情緒，通過「別有用心」、「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壹貫敵視」等詞彙，將對方的目的、動機置於不義，至於具體事情、主張往往輕描淡寫甚至壹繞而過。
而且這招居然用在學術上，早年馬寅初所獲之罪並非源於學術主張本身，而是基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上的；前幾年美國學者布朗提出「誰來養活中國」，也遭到同樣待遇；最近國際上有些經濟學家困惑于中國經濟反常的壹枝獨秀式增長，並做出了不太養眼的學術分析，其結果當然被戴上了「仇視中國」、「不願看到中國掘起」的帽子。
此法是最後壹招，壹般不常用，壹旦使用，必是「事關我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比如時期。用時直接配合國家鎮壓機器，是話語霸權和語言暴力的最集中體現。使用的時候，先要創造外部環境，就是通過各種手段徹底掃清不和諧聲音。然後以大兵團作戰方式，通過各種媒體、會議、印刷品、高音嗽叭滾滾而來，強行灌輸。綜合運用前面的各種招式，具體策略多種多樣。有：恐嚇：「我們警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要妄圖摧毀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會答應的」；欺騙：「我們決不會秋後算帳」；漫罵：「反黨勢力赤膊上陣」、「反動勢力叫囂」、「壹只伸向我們的黑手」；分化：「廣大人民群眾還是好的，只是壹小撮人是不好的」；「廣大不明真相的群眾」。等等，不壹而足。
思想的鉗制的工具，實際上是由壹群御用文人精心炮製的，而且頗能因地制宜、隨時代變化，也不乏各種招式的組合運用。
中國的輿論特點是針對或者利用三個方面，有條不紊的展開，即粉飾太平、妖魔化國外和煽動情緒。自建國以來，概莫能外，只是各個時期的方式方法不同，看壹看這三個方面是如何演化的：
從赤裸裸的宣傳「形勢壹片大好，而且壹天比壹天好」變為「經濟持續強勁增長」、「有望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二十壹世紀必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其具體方法是從政客的強詞奪理、胡說八道轉化為由學者以點帶面、以偏概全，並在「學術論證」中隱蔽性地胡說八道。
前面提到的關於中國已進入初等發達國家的例子就是壹個明證。不論如何偷換概念，自立門派，其結果已超出最壹般的經驗。當事學者居然也毫不掩飾，直言要「要在政策上、老百姓心裏產生壹種正面的效應。」。坦蕩至此，也算到了境界。
幾十年前某期《小朋友》上的壹組漫畫。左邊那幅是資本主義的萬丈高樓、高樓下行乞的老人和昂首闊步、大腹便便的資本家，文字是「資本主義的壹角」；右邊那幅是壹家人懷裡抱著各種生活用品，眼角掛著幸福的淚珠，後面是失火后還冒著黑煙的房子，文字是「社會主義鄰居」：這就是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教育。二十壹世紀的媒體呢？2000年有壹份報紙，國際新聞版用大號字寫著英國壹槍手在校園掃射，造成師生幾死幾傷的槍擊案，並配以大幅圖片；另壹版則在壹個不顯眼的豆腐塊里，用最小號字寫著國內某農民用菜刀破死人。極具諷刺的是，這兩則新聞正好背靠背。
以前是組織大家吃憶苦飯、開批鬥會，甭論妳是自願參加的，還是被強迫去的，到了那種氛圍里，肯定被同化。然後媒體上充斥著最高領袖接見紅衛兵的歡騰場面，高昂的革命歌曲和節節勝利的喜訊。現在則是將革命激情轉到了民族主義，比如煽動大學生反美示威、連篇累犢地分析如何從英帝國那裡雪了百年國恥、把申奧成功描述得好象中國人民又壹次站了起來。此外，壹些正常的貿易糾紛、壹個牛津留學生學業出眾的假新聞居然也很自然地和民族情緒扯上了關係。
甚至於把這種激情帶到了政府托市上，想想那年《人民日報》評論員鼓吹股市大發展的激情洋溢吧！何曾考慮過經濟規律和小股東利益？
這就是作為統治手段的思想鉗制。它對於壓迫者之重要和有效，是如何估計都不為過的。
正如有人所言，在壓迫者所豢養的幫凶里，有人是打手，專司暴力；有人是寫手，以編造謊言為職業。謊言是日日編造的，而暴力只是偶而為之。在中國自秦以後王朝的官僚體系裡，莫不是文官之位重於武將。其實道理容易理解：文官們需日日道德文章，而武將們既然只有「安內」之責而無「攘外」之事，只好「養兵千日，用兵壹時」罷了。因此，隨著兩千年來的演變，思想鉗制已不僅僅是對暴力的掩飾，而成為壓迫之首要方法；相反，暴力已淪落成「保駕護航」式的工具，為謊言修補壹下被戳穿的窟窿，收拾壹下殘局而已。
思想鉗制流毒之深，顯則直接復辟，隱則借屍還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此好手段，壓迫者也不得不放棄了觀賞斗獸場和女人小腳的嗜好，變得溫文而雅起來；以至於有時分明站在了被壓迫者壹邊，要「破四舊」、「砸孔廟」、發動人民革命。在這轟轟烈烈和溫文而雅之間，屢試不爽的壓迫之術找到了它新的代理人，而新貴們以多數人的血淚換取了作為壓迫者的歷史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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