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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路新

歷史有時是重複的。

中國的歷史尤其如此。遠的不說，過去的兩三百年，就是這樣，轉了壹圈，中國似乎又回到了歷史的原點。

再往前看，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歷史都是這樣，像驢拉磨似的，轉了壹圈又壹圈，既無法擺脫歷史的磨道，又不斷重演過往的事件。

妳會發現，在中文里，表達時間概念的詞語不多。英文中有各種時態：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過去完成時、現在完成時、將來完成式、過去將來完成式，等等等等，中文就沒有，因為在中國文化里，很多時候，時間是靜止的，不是流動的。

歷史的重複，當然不是完全壹樣。時代不同，所面對的問題就不同。比如說，兩百多年前，中國所面臨的選擇，是要開放國門，擁抱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不要固守農業文明。現在的中國，所面臨的選擇，是要開放心門，擁抱現代文明和普世價值，不要固守傳統文明。

美國總統川普發起的對華貿易戰，某種程度上，是繼續1793年英國特使馬噶爾尼沒有完成的工作，那就是，把中國拉入現代民族國家的行列。在這樣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司法獨立，政治透明。人民有選舉權，政客有問責制，社會按契約運行。

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必然。過去的兩百多年裡，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自由民主的觀念，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自由民主的制度。冷戰結束后，美國政治學家福山甚至斷言，人類歷史的前進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已經「終結」，因為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已被定於壹尊。

不過，中國則有自己的「特色」。縱觀過去兩百多年，特別是過去40年來，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可以發現，中國壹直在探索自己的現代化之路。

以中國的人口、體量和影響，誰都不能忽視它的存在。為此，西方想盡辦法，要把中國拉入他們的軌道。先是鼓勵中國對外開放，對外貿易，實行市場經濟，繼而在2001年，接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與此同時，支持中國在維和等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他們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了以後，就會改革政治。在和西方的互動中，中國會學習、會喜歡、也會遵守西方制定的遊戲規則，比如市場化，比如契約規則，比如自由民主的制度。

畢竟，現代化就是西化。

他們沒有想到，中國是否願意西化。

這不取決於西方，而取決於中國。

對中國來說，現在遇到的問題，和100年前壹樣。在經歷了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后，社會的進步卡在了制度的轉變上。

中國再壹次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不要改變現有的制度？如何變？中國將如何選擇前進的道路？所有這壹切，都取決於利益的再分配。

兩百年前的中國

兩百多年前，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經歷了壹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1793年，英國特使馬噶爾尼率團訪問中國，希望開展對華貿易。乾隆皇帝拒絕了他的要求，因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沒有對外貿易的需要。

整個十八世紀，因為清朝下令鎖國，偌大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僅有廣州壹地作為對外通商的港口。

鴉片戰爭后，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廣州的「壹口通商」變為「五口通商」，增加了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

中國的國門也越開越大，從廣州到天津，從沿海到內地。國門既開，西方資本主義的的東西，好的和壞的，技術的和思想的，就開始湧入中國。

被迫打開國門后，中國學習西方，也是被迫的，很不情願的。不僅沒有積極主動性，學習的動機也有問題。

壹開始，中國學習西方，僅限於技術的模仿，特別是軍事技術。學習的目的，或者說，「師夷之長技」的目的，不是自強，也不是求富，而是要「制夷」。

然後是「洋務運動」。從1861到1894年，連續34年，由慈安慈喜兩宮太後主導推動的這場運動，歷經同治光緒二帝，成績斐然。

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短短几十年時間，中國的工業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軍事工業。清朝的海軍，經過李鴻章的苦心經營，據說是亞洲第壹、世界第九。

可是，這麼強的海軍，在1894年的甲午海戰中，幾乎全軍復沒。中國在巨額賠款之外，還被迫割讓台灣、澎湖和遼東半島。

甲午慘敗后，國人發現，中國的落後，不是槍炮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到1900年《辛丑條約》簽訂的時候，國人更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敗和無能，革命運動風起雲湧。

然後就是試圖變革體制的「清末新政」，不只要變革經濟制度，政治體制的改變也成為主要議題。

如何變呢？當時，主要有兩種觀點：壹是採取西法，壹是復辟古法。前者以郭嵩燾和陳寶箴為代表，「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後者以康有為為代表，欲以「公羊之學」和孔子改制而變現今之法。

無論哪種變法，都只是局部的調整，比如說，廢科舉，辦學校，改革司法，訓練軍隊，以及地方自治，等等。沒有涉及根本問題，比如說，滿族政權的合法性問題，統治集團的利益問題，都不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國家利益與滿族統治集團的利益，這壹關係，如何處理，便很棘手。大清是滿族人建立的，他們認為，無論變法會給中國帶來多大好處，如果以犧牲滿族統治集團的利益，以喪失政權為代價，是絕對不行的。

雖然改革的目的是挽救滿清政權和滿族的政治地位，改革的內容卻使得滿漢矛盾日益擴大。

御史文悌就上奏說，變法的目的是「保中國不保大清」，這句話，讓慈喜太后猛醒，因為這句話說出了制度改革的要害。

人們發現，因為利益衝突，制度的變革是不可能的。同時，因為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結果，就要徹底打破，推翻這個體制，重頭再來。變法壹拖再拖，就有了辛亥革命。

知識分子的離心則是清末改革的主要副產品之壹。海外的留學生，特別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多數認為，要救國，就必須打倒滿清。

其實，清末新政涉及的範圍很廣，整頓經濟，廢除酷刑，改革教育，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改革。可是，真正落實的只有三項：廢科舉、設學堂和派留學生出國。因為沒有人才，很多改革措施無法落實。剛剛成立的中華民國，為了確立政權的合法性，也過度貶低「新政」的措施。

革命過後，人們發現，政治分裂，社會動蕩，民心紛擾，原來，「民國不如大清」。

又經過幾番折騰，有人發現，中國的落後，不是技術，也不是制度，而是文化，是思想問題。因為民智未開，所有的努力都將付之流水。

於是，就有了新文化運動。

這個「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文化革新運動，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的文化觀念。在這場運動中活躍的各色人物，既有激進的陳獨秀，宣傳馬克思主義，擁抱「德先生」和「賽先生」，也有溫和的胡適，提倡白話文，主張用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

當時，幾乎所有的西方思潮，在中國都有追隨者。最後，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學得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原裝的，有兩個特點：第壹，它是經過蘇聯過濾的，很大壹部分是列寧主義；第二，它是經過日本軍國主義詮釋的。

不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壹拍即合。

歷史上，中國沒有改良的傳統。很多時候，社會出了問題，人們不會想到變革，或者改造，首先想到的是「革命」，是「推倒重來」。

「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是個刺激，給中國樹立了學習的榜樣。日本的軍國主義傳統，摻和著馬列主義的理論，再經過激進的中國留學生的解釋，與中國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壹拍即合。

後來，幾經演變，就成了「毛澤東思想」。

四十年來的中國

轉了壹圈，歷史又回到了原點。

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卻沒有轟開中國人的心門。

中國依然無法走出歷史的磨道。很多傳統的東西，特別是文化和精神的東西，幾乎成了化石。因為文化中這些本質的東西依舊，結果，也就萬變不離其宗了。

時代變了，中國沒變。經濟發展了，社會卻沒有進步，政治沒變，人心也沒變。

歷史的重複也就在這裏。

比較壹下過去四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走過的道路，和二百年前，有很多的相似。

改革開放也是被迫的。無論從社會底層，還是從領導高層，都是如此。

鳳陽縣小崗村的那18位農民，是冒著生命危險，立下生死狀，偷偷實行包產到戶的。

無論華國鋒，還是鄧小平，都清楚，當時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讓老百姓吃飽肚子，就無法談及社會的治理。

1979年，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出口特區的試辦，是不得已而為之。這也是改革開放的前奏。

改革是放棄計劃經濟，實行自由經濟。開放是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二者分別類似於清末的「新政」，以及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

重新開放國門也是困難重重，阻力很大。最初的四個「經濟特區」，類似於200年前的「五口通商」，然後往北發展，衍生了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

先是壹道小縫，然後越開越大。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地，妳會發現，這條路，兩百年前我們就走過。

洋務運動是從技術和工業開始的，特別是軍事工業。改革開放也是，從鄉鎮企業到城市，從技術的模仿到其他經濟領域。

洋務運動打開了西學之門，引進了很多西方的科技和各類書籍，培養了壹批留學童生。改革開放也是。八十年代，公派自費各類留學生開始出國的同時，西方的各類思想又重新湧入中國，形成了壹個小「文藝復興」運動。

雖然壹波三折，經濟還是發展了。從鄉鎮企業的「來料加工」，「三來壹補」，「兩頭在外」，到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努力。很短的時間，經濟就出現了超乎預料的發展。有人稱之為「中國奇迹」。

經濟發展后，制度問題就顯現出來。

鄧小平的改革，用余英時的話說，是「經濟放鬆，政治加緊」。這壹點，從他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看出。曾經有壹段時間，鄧小平也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過，鄧的改革，只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是要理順各級關係，提高行政效率，不是要改變政治制度，更不是要放棄黨的領導。

因為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分配的問題，就比較困難。兩百年前推行「新政」時，要處理滿族統治者與中國的利益關係，現在，則要處理黨與國家的利益關係。有人認為，無論改革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只要損害黨的利益，就是不可取的。換句話說，黨的領導是絕對不能動搖的。

社會的進步，又壹次卡在了制度問題上。

清末新政，有人要從西方引進，有人要復古。八十年代後期的改革也是，有人想從體制內突破，有人希望從西方借鑒。

制度改革的滯后，使權力和利益的結合就無法避免。這種結合有很多不同的表現形式：官員的貪腐，官商的勾結，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等等。

官倒和腐敗直接導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運動。

這場運動是當代中國的又壹個分水嶺。從那以後，很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如果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在1989年後並沒有完全停止，至少改變了方向。壹方面，改革沒有實質性的推進，只是順水推舟，借坡下驢。另壹方面，開放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表現之壹，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這壹點，如果和權力的尋租聯繫起來，就不難理解。計劃經濟下，權力的尋租收穫不大。如果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權力就沒有地方尋租。只有在「國家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權力的尋租才可以最大化。所以，國有企業的改革，雖然不會回歸計劃經濟，也不可能完全推向市場。

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過去40年，中國走過的路，和過去200年比，有很多的相似之處。現在的中國，面臨的選擇，和100多年前面臨的選擇，也有很多的相似。

中國的現代化，從技術模仿，到經濟管理，學的很快。可是，壹到體制的變革，因為某些人的利益會受到損害，就停住了，社會的進步也就卡住了。現代化的努力，或者是止步不前，更有甚者，會改變方向。因此，歷史又會進入循環的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