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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路新

历史有时是重复的。

中国的历史尤其如此。远的不说，过去的两三百年，就是这样，转了壹圈，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再往前看，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都是这样，像驴拉磨似的，转了壹圈又壹圈，既无法摆脱历史的磨道，又不断重演过往的事件。

妳会发现，在中文里，表达时间概念的词语不多。英文中有各种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过去完成时、现在完成时、将来完成式、过去将来完成式，等等等等，中文就没有，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很多时候，时间是静止的，不是流动的。

历史的重复，当然不是完全壹样。时代不同，所面对的问题就不同。比如说，两百多年前，中国所面临的选择，是要开放国门，拥抱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不要固守农业文明。现在的中国，所面临的选择，是要开放心门，拥抱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不要固守传统文明。

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某种程度上，是继续1793年英国特使马噶尔尼没有完成的工作，那就是，把中国拉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在这样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司法独立，政治透明。人民有选举权，政客有问责制，社会按契约运行。

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必然。过去的两百多年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由民主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甚至断言，人类历史的前進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已经“终结”，因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已被定于壹尊。

不过，中国则有自己的“特色”。纵观过去两百多年，特别是过去40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壹直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以中国的人口、体量和影响，谁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为此，西方想尽办法，要把中国拉入他们的轨道。先是鼓励中国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实行市场经济，继而在2001年，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此同时，支持中国在维和等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了以后，就会改革政治。在和西方的互动中，中国会学习、会喜欢、也会遵守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比如市场化，比如契约规则，比如自由民主的制度。

毕竟，现代化就是西化。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是否愿意西化。

这不取决于西方，而取决于中国。

对中国来说，现在遇到的问题，和100年前壹样。在经历了技术的進步和经济的发展后，社会的進步卡在了制度的转变上。

中国再壹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不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如何变？中国将如何选择前進的道路？所有这壹切，都取决于利益的再分配。

两百年前的中国

两百多年前，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经历了壹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1793年，英国特使马噶尔尼率团访问中国，希望开展对华贸易。乾隆皇帝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没有对外贸易的需要。

整个十八世纪，因为清朝下令锁国，偌大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仅有广州壹地作为对外通商的港口。

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的“壹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增加了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

中国的国门也越开越大，从广州到天津，从沿海到内地。国门既开，西方资本主义的的东西，好的和坏的，技术的和思想的，就开始涌入中国。

被迫打开国门后，中国学习西方，也是被迫的，很不情愿的。不仅没有积极主动性，学习的动机也有问题。

壹开始，中国学习西方，仅限于技术的模仿，特别是军事技术。学习的目的，或者说，“师夷之长技”的目的，不是自强，也不是求富，而是要“制夷”。

然后是“洋务运动”。从1861到1894年，连续34年，由慈安慈喜两宫太后主导推动的这场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二帝，成绩斐然。

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工业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军事工业。清朝的海军，经过李鸿章的苦心经营，据说是亚洲第壹、世界第九。

可是，这么强的海军，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复没。中国在巨额赔款之外，还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

甲午惨败后，国人发现，中国的落后，不是枪炮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到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的时候，国人更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然后就是试图变革体制的“清末新政”，不只要变革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的改变也成为主要议题。

如何变呢？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壹是采取西法，壹是复辟古法。前者以郭嵩焘和陈宝箴为代表，“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后者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公羊之学”和孔子改制而变现今之法。

无论哪种变法，都只是局部的调整，比如说，废科举，办学校，改革司法，训练军队，以及地方自治，等等。没有涉及根本问题，比如说，满族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统治集团的利益问题，都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国家利益与满族统治集团的利益，这壹关系，如何处理，便很棘手。大清是满族人建立的，他们认为，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好处，如果以牺牲满族统治集团的利益，以丧失政权为代价，是绝对不行的。

虽然改革的目的是挽救满清政权和满族的政治地位，改革的内容却使得满汉矛盾日益扩大。

御史文悌就上奏说，变法的目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让慈喜太后猛醒，因为这句话说出了制度改革的要害。

人们发现，因为利益冲突，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的。同时，因为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要彻底打破，推翻这个体制，重头再来。变法壹拖再拖，就有了辛亥革命。

知识分子的离心则是清末改革的主要副产品之壹。海外的留学生，特别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数认为，要救国，就必须打倒满清。

其实，清末新政涉及的范围很广，整顿经济，废除酷刑，改革教育，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改革。可是，真正落实的只有三项：废科举、设学堂和派留学生出国。因为没有人才，很多改革措施无法落实。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为了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也过度贬低“新政”的措施。

革命过后，人们发现，政治分裂，社会动荡，民心纷扰，原来，“民国不如大清”。

又经过几番折腾，有人发现，中国的落后，不是技术，也不是制度，而是文化，是思想问题。因为民智未开，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流水。

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这个“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文化革新运动，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的文化观念。在这场运动中活跃的各色人物，既有激進的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有温和的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用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

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潮，在中国都有追随者。最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学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原装的，有两个特点：第壹，它是经过苏联过滤的，很大壹部分是列宁主义；第二，它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诠释的。

不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壹拍即合。

历史上，中国没有改良的传统。很多时候，社会出了问题，人们不会想到变革，或者改造，首先想到的是“革命”，是“推倒重来”。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是个刺激，给中国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掺和著马列主义的理论，再经过激進的中国留学生的解释，与中国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壹拍即合。

后来，几经演变，就成了“毛泽东思想”。

四十年来的中国

转了壹圈，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却没有轰开中国人的心门。

中国依然无法走出历史的磨道。很多传统的东西，特别是文化和精神的东西，几乎成了化石。因为文化中这些本质的东西依旧，结果，也就万变不离其宗了。

时代变了，中国没变。经济发展了，社会却没有進步，政治没变，人心也没变。

历史的重复也就在这里。

比较壹下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和二百年前，有很多的相似。

改革开放也是被迫的。无论从社会底层，还是从领导高层，都是如此。

凤阳县小岗村的那18位农民，是冒着生命危险，立下生死状，偷偷实行包产到户的。

无论华国锋，还是邓小平，都清楚，当时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就无法谈及社会的治理。

1979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出口特区的试办，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前奏。

改革是放弃计划经济，实行自由经济。开放是学习国外先進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二者分别类似于清末的“新政”，以及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重新开放国门也是困难重重，阻力很大。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类似于200年前的“五口通商”，然后往北发展，衍生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

先是壹道小缝，然后越开越大。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妳会发现，这条路，两百年前我们就走过。

洋务运动是从技术和工业开始的，特别是军事工业。改革开放也是，从乡镇企业到城市，从技术的模仿到其他经济领域。

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引進了很多西方的科技和各类书籍，培养了壹批留学童生。改革开放也是。八十年代，公派自费各类留学生开始出国的同时，西方的各类思想又重新涌入中国，形成了壹个小“文艺复兴”运动。

虽然壹波三折，经济还是发展了。从乡镇企业的“来料加工”，“三来壹补”，“两头在外”，到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努力。很短的时间，经济就出现了超乎预料的发展。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

经济发展后，制度问题就显现出来。

邓小平的改革，用余英时的话说，是“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这壹点，从他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看出。曾经有壹段时间，邓小平也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过，邓的改革，只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是要理顺各级关系，提高行政效率，不是要改变政治制度，更不是要放弃党的领导。

因为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就比较困难。两百年前推行“新政”时，要处理满族统治者与中国的利益关系，现在，则要处理党与国家的利益关系。有人认为，无论改革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只要损害党的利益，就是不可取的。换句话说，党的领导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社会的進步，又壹次卡在了制度问题上。

清末新政，有人要从西方引進，有人要复古。八十年代后期的改革也是，有人想从体制内突破，有人希望从西方借鉴。

制度改革的滞后，使权力和利益的结合就无法避免。这种结合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官员的贪腐，官商的勾结，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等等。

官倒和腐败直接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运动。

这场运动是当代中国的又壹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89年后并没有完全停止，至少改变了方向。壹方面，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推進，只是顺水推舟，借坡下驴。另壹方面，开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表现之壹，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壹点，如果和权力的寻租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计划经济下，权力的寻租收获不大。如果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权力就没有地方寻租。只有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权力的寻租才可以最大化。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不会回归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完全推向市场。

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过去40年，中国走过的路，和过去200年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现在的中国，面临的选择，和100多年前面临的选择，也有很多的相似。

中国的现代化，从技术模仿，到经济管理，学的很快。可是，壹到体制的变革，因为某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就停住了，社会的進步也就卡住了。现代化的努力，或者是止步不前，更有甚者，会改变方向。因此，历史又会進入循环的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