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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從1949年10月登基、至1976年9月死去，毛直接統治中國的27年間，可謂罪大惡極，如果按其手段之卑劣，致死人數之眾，後果之慘痛而論，當分別以其1957年發動的整風——反右運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1966年開始至1976年毛壽終正寢為止的「文化大革命」為最，為代表。這三大運動可謂集毛主義罪惡大成之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壹座比壹座更「大」、更「高」，但是又各有千秋；就總體而論，可謂集古今中外暴君和極權政治之大成的巔峰之作。

故此，在論述毛的「運動治國」時，對這三大運動有必要單列。但有關這三大運動也是迄今為止已經見諸文字被揭露、批判得較多的，所以，只能擇其要者表達筆者的壹已之見。其中壹些具體典型的事例，置於附錄中供參閱。



產生整風運動與反右運動的原因



如果單以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厚顏無恥而論，毛親自發動、壹手製造的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應屬登峰造極之作。後來有很多作者以毛自我蠻橫無恥的辯解：「陽謀」作為此壹事件的概括或標題，是很恰當的；也有壹些作者冠之以「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來概括這場運動，從某方面來說也非常貼切。但是，筆者以為這些描述仍未能完全破解其中 「隱秘」，包括未能揭露毛髮動這壹運動的深層動機、目的。因為，不管「陽謀」也好，「文字獄」也好，都還只是現象，而在此背後隱藏的動機、目的，才是問題的的本質所在。



壹、遠因：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是毛實現其人生目標的第二大敵人和障礙

對於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與反右運動，筆者以為不能停留在就事論事批判毛的言而無信、出爾反爾上，也不能僅從1956年波匈事件的國際背景來分析、判定，這些因素當然是重要的，但只是近因，是引發事件的導火線；深藏在毛心底的陰謀，則是更早的對知識分子、對民主黨派的仇恨和必欲打擊、剷除而後快計劃、打算。

凡是對毛稍有研究的人都會同意，毛對知識分子懷有深刻成見和刻骨的仇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仇恨愈益強烈。壹般人都認為這可能源起於毛在青年時代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時遭遇到當時的文化名人們的冷遇所埋下的種子，這個仇恨的種子隨著毛的發跡而生長、壯大，最後變成橫掃、毀滅壹切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雷霆颶風，毛的發自內心的「對資產階級教授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的名言，就充分反映和印證了毛的這壹變態、瘋狂心理。

從毛的睚眥必報的本性和其又善於隱忍不發的狡詐權謀來看，上述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卻還不夠。因為，從中外歷史看，草莽出身而終成大業，登上帝王之位者，在其未發跡前受到社會上層名流、名人的輕蔑者很多，這些人發跡後有的是採取殘酷、簡單的報復辦法，黃巢、李闖、張獻忠以及那個說：「此輩清流，當投之濁流」的都屬於這壹類；另壹類人比這些人高明，他們既要報復，但更要利用之，他們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這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劉邦。識字不多、出身二流子、混跡市井的劉邦早年對知識分子也是極為仇視蔑視的，當著知識分子以儒冠為溺器就是這種心態的典型發泄。但是，在後來特別是他當了皇帝以後，對士人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除了如孫叔通為他制定朝儀，使其嘗到九五之尊的樂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治理國家主要靠「文治」，靠文治，就是要靠知識分子。「漢家四百年天下」，主要也是靠的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強大精神凝聚力，而不是單純依靠武力。

劉邦是毛澤東崇拜的人物之壹，在毛氏批註的二十四史帝王傳記中，漢高祖這位平民底層出身、首次靠農民起義奪得皇位的皇帝得到毛的特別推崇，說他他是高明的政治家，後來的漢武、光武帝較這位乃祖都「差之遠矣」。由此可見毛是欣賞劉邦這種對知識分子能伸能屈，不計前嫌的權謀和風格的。毛自己有時也有意表現壹下「禮賢下士」的風度，在其建國初期，毛就經常邀請他的壹些舊友、文人和國民黨投奔過來的高級官僚如張治中、章士釗、柳亞子、梁漱溟等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聚談、敘舊，還專門招待過他就讀的湖南壹師昔年的壹位校長、壹位老師。可見，簡單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只是發泄他當年在北大時受到輕蔑的仇恨，是不夠的。（毛掌權不久就開展了壹場對胡適的大批判，算是報了當年在北大被胡適輕蔑的「壹箭之仇」。）何況，從四十年代在延安時代起，毛已招徠大批知識分子為其服務，這些知識分子在毛的軟、硬兩手的打壓、改造下，全都成了他的馴服工具，為他的事業特別是對他的個人崇拜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后，相當壹批高級知識分子包括當年曾與他共平起平坐的民主黨派的頭頭，都聚集到毛的麾下，甘願效犬馬之勞。當此時，毛壹呼百諾，「萬歲」之聲日盈于耳，毛之志得意滿已近「此世即我世，如月滿無缺」了，他還有什麼必要為當年在北大圖書館時那壹點點不愉快的往事而鬱鬱不樂、斤斤計較呢！

所以，合理的結論是：早年遭到知識分子的冷遇只是後來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偏見的壹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毛的造反——「革命」 的目標與知識分子的人文、政治理念具有不可兼容性，甚至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才是毛與中國知識分子（這裡是指壹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是如陳伯達、胡喬木、以及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己徹底赤化的幫凶爪牙）水火不容的真正原因。

說到這裏，就不能不追溯到毛參加共產黨和從事「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個人目的了。這是壹個本來很簡單明確，卻被毛共當局有意掩蓋、攪混了的問題，但只有正確認識了這壹點，對毛及毛執政期間的壹切問題的研究才能「正本清源」，壹切混噸的現象才能迎刃而解。

簡單地說，毛「參加革命」的動機與其他共產黨人、包括黨的創始者和歷屆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以及此後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等都是不壹樣的，上述這些人或者誤以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救中國，或者堅信走蘇聯之路可以富國強兵使中華中興，他們也想在此過程中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但卻絕對沒有想再當皇帝、或者當變相皇帝的妄想。這些人（陳獨秀除外）都在莫斯科受過蘇俄的嚴格、正規訓練，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充當蘇聯「國際共運」的馬前卒的角色，在蘇共的指導和幫助下奪取國家政權，建立蘇聯的衛星國或附屬國。當然，在中共建黨之後到毛掌權之前這段時間，由於中共的力量尚且弱小，只能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黨的利益被絕對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那時黨的領袖們雖然也在爭權奪利，但壹旦發現自己的能力無法勝任黨的任務時，也就無怨無悔地從領導崗位退下來。這些人所設想的「革命成功」后的國家，也是壹個共產黨集體領導、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他們還沒有想到將來要建立壹個獨立於蘇俄之外的帝國，更沒有想到由自己去當這個未來帝國沒有皇冠的「皇帝」。

但是，毛澤東是唯壹的例外。現在可以清楚看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就有了仿效歷史上帝王們成就大業的朦朧理想，少年時的「詠蛙詩」 中的「春來我若不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 已初露「崢嶸」，剛進湖南第壹師範讀書時就對《世界英雄豪傑傳》癡迷，後來，在與蕭瑜等人的交往、言談中，逐漸明晰了自己要當「破環舊宇宙」、掃蕩舊世界的「大英雄」， 並且初步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具體路子，就是「仿效列寧、以俄為師」，當中國的列寧。可見，在正式加入共產黨之前，毛就已經有了勃勃的個人野心。

加入中共后，毛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初始時隱忍不發，後來則無處不表現他不擇手段的「爭權、擴權、奪權」 本性。遵義會議后，被扶上「壹把手」位置的張聞天並沒有想當共產黨帝國「皇帝」的妄想，掌握最高軍權的周恩來也沒有這種野心，他們是典型的「為共產黨集體利益」而奮鬥的「壹心為公」的共產黨員。後來的王明有當「領袖」的野心，但未脫蘇聯訓練的走卒和書生氣，壹切以蘇聯的馬首是瞻，也缺乏政治鬥爭的權謀和狠勁。所以這些人都在與毛的明爭暗鬥敗下陣來了。

毛在遵義會議之後已經確立了逐步奪取中共領導權、伺機奪取全國政權，並進而將共產黨建立的國家逐步轉變為毛氏王朝的遠大目標。這壹遠大理想的流露就是他在1936年2月間由陜北東渡黃河去山西「東征」期間所寫的詞：《沁園春·雪》，詞中毛掩飾不住自己的壯志豪情，抒發被長久壓抑的勃勃野心：「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要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為今日中國之獨裁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以文學形式表達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是歷來人們的慣例和慣伎，毛採取這種方式壹是情不自禁，是真正「言志」。此時他認為自已經具備了壹定實力，成了中共實際上的頭頭，早年的帝王夢己不是遙不可及了，所以此時不得不「發」； 二是以這種方式可以少擔被指責的風險，吟詩作詞嘛，誰能當真？如有人指其詞中表現的帝皇野心，他完全可以不認賬、不予理睬。毛寫了此詞之後，（現在有此詞為胡喬木所作之說，不過既然毛「冒領」， 也就說明詞中思想正合毛之已意，所以我們仍然可認定此詞為毛之思想表達），也未立即發表，可能也是考慮其時機不太適合。因當時剛剛經過「長征」，流落陜北，立足尚未穩，正處在東突西竄、隨時有可能被消滅的危險之中，若此時向外界宣布希么「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難免引起別人譏諷訕笑，徒增羞辱而已。所以毛將其沈埋箱底，過了差不多10年，1945年9月，毛去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談之際，才將其公開發表。因為此時，毛已成為佔據壹億多人口、擁兵百萬、雄據壹方的梟雄了。毛認為詞中所想已不是可望不可及了。所以，此時將這首《沁園春》發表便不會是徒增人笑柄的妄言誕語，而是實實在在的實力和理想的表達了。由此可見，毛是很認真對待這首詞的，因為這是他的真情表露，實是他個人的政治宣言。

果然，此詞壹出，就在山城重慶引起議論紛紛，擁毛者為之肉麻稱頌，反觀者則指其帝皇之想溢於言表。但它終究只是壹首詞，不可能據此作為毛和毛共未來政治走向之判定。所以各界人士、特別是那些尚徘徊在國共之間的「第三方面」的人士並未將其作為毛未來之政治宣言認真對待。壹些頭腦冬烘之輩反以為毛作為共產黨頭頭也會吟風弄雪，有傳統文人雅士之思而倍感親切，與毛的距離反而壹下子拉近了。

這些人確實大大低估毛了！幾年之後，毛真正奪得了江山，坐上了龍椅。在建國后第壹個「五壹勞動節」官方發布的呼喊口號時，毛特地親自加上壹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自己給自己喊「萬歲」， 可能毛是古今中外第壹人了。原因是這「萬歲」 乃中國人對皇帝的專用稱呼，毛藉此提醒人們別忘記了他當年的宣示，把他只當作壹般的國家領導人看待。接著他在鎮反、肅反等運動中大肆屠殺各類階級敵人，壹些民主黨派黨人士包括國民黨投降過來的舊臣試圖對此加以勸阻，甚至暗示其不應重蹈秦始皇復轍。毛就理直氣壯地反唇相譏：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說對了，本人就是秦始皇！可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而我們超過他壹百倍！妳們總是說得不夠，要我們來補充……哈哈！妳看，這不是壹副活脫脫的自鳴得意的超級秦始皇形象嗎？那又有什麼奇怪呢，十幾年前，我毛某人不就(公開) 宣示過「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了嗎？我就是要做超級秦始皇！難道妳們不知道？難道沒有讀過鄙人的大作《沁園春》？哈哈！……

於是，毛乾脆明確告訴他的臣民：他毛澤東就是「秦始皇+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他是當今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元素（如公有制、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的「秦始皇」。人們很清楚，這個秦始皇與馬克思結合，比起單純的秦始皇或單純的馬克思主義厲害得多了。誰還敢對他說三道四呢。

1956年以後，毛與劉少奇分歧日甚，1959年召開全國二屆人大前夕，毛氣憤地當著劉少奇的面說要把「皇位」讓給劉少奇，他說「妳厲害，我把這個位置讓給妳，妳來當秦始皇。」可見，他對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是很清楚、很自覺的。

既然自我確立了「皇帝」 身份，就不能不考慮「傳位」 的問題。可是，「太子」毛岸英的意外死去使其皇位後繼無人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噩夢，他只好暫時以選「接班人」的方式胡弄黨內和民眾。但「接班人」 壹個個被他自己幹掉，於是人們終於才得知他的「聖意」 是要從毛氏宗親中「傳位」。 但這工作比較難做，他先是準備叫「皇后」江青繼位，遇到太大阻力。最後決定由侄子毛遠新繼承大統。只是可惜這 「皇儲」 立得太晚，未及正式傳位自已就撒手歸西了。

這就是毛的極終人生理想。關於這些，後面還會論及，此處不多述了。

講了這許多說明什麼呢？說明毛與所有其他中共領導人不同，他從進入共產黨那壹天起，就已明確將自己定位於當代農民起義領袖，他的目標就是現代型的劉邦、朱元璋，他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目的只是吸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其造反奪權和鞏固政權有用的元素，他最後建成的卻必須是毛氏王朝，毛氏帝國。他要成為這壹帝國的開創者，並且像秦始皇那樣，二世、三世傳下去……

毛認為他這個遠大理想是能夠實現的，但是要戰勝兩類敵人、推倒兩大障礙；第壹類敵人就是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和蔣介石，這是要靠武裝鬥爭才能實現的任務。

這個任務終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在1949年完成了，也就是說，這第壹大障礙基本掃除了。

第二大類敵人和障礙是什麼呢？並不是毛公開宣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資產階級，或者私有制，這些其實都不在話下不成其為障礙；真正的敵人和障礙他不好明說，只能以另壹種方式 表白。在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時，他就以口頭政治報告的形式告誡他的同僚和下屬：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後，主要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

在那個報吿中他說：「自由資產階級也同我們爭領導權，不要以為自由資產階級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產黨差不多。自由資產階級也有它獨立的意見，有它獨立的政治團體，現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壹部分小資產階級，但主要是自由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動搖性，但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要民主，他們要他們想要的民主」。因此，在目前階段，在與共產黨共同聲討國民黨的「壹黨專政」、要求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時，他們是「同盟軍」 ，但壹旦共同的敵人國民黨被打倒了，這種同盟關係就結束了，轉而與共產黨變成壹種互相鬥爭、打倒和消滅的關係。

到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壹份叫做《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壹類反動計劃的指示》中則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壹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在蔣介石被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壹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壹步壹步地拋棄他們」。

毛澤東為什麼要針對當年他的忠實同盟者的民盟（筆者按：中國後來的八個民主黨派主要是由民主同盟分裂、演變而來，因此「民盟」可作為中國民主黨派的代稱）制訂如此毒辣的計劃呢？這其實是由毛自己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

毛是頗有深謀遠慮的權謀家，這方面是中共黨內所有人不能企及的。在壹般人、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人看來，戰勝國民黨並建立共產黨的國家政權以後，面臨的最重大的任務自然是經濟建設，包括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便將來轉而建設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汲汲忙碌的便這些事，劉少奇、周恩來便是這類務實政客的代表。

可是毛卻不然。他認定，對他的事業真正最大敵人和威脅就是前面講過的民主黨派和他們的天然同盟者和基礎知識分子。毛認定，只有這些人才是構成對共產黨壹黨專政和極權統治的最大威脅；毫無疑義，這更是對毛實現他那暫時隱忍不發的人生終極目標的最大障礙和威脅。

前面已經說過，毛的個人最終目標就是要做今日中國的帝王、當代的秦始皇。從他實現這壹極終目標的進程來看，在他己經取得黨內領袖地位之後大概還有三個階段，三個步驟：第壹階段是奪取國家政權，建立暫時與各民主黨派共存的「聯合政府」；第二階段是拋棄這些昔日盟友，建立單壹的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極權統治；第三階段是將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轉變成他個人獨栽的「毛氏帝國」，建立以血緣關係為鈕帶的毛氏王朝，並讓其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在這壹過程中，毛為什麼壹定要對知識分子和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加以拋棄、甚至消滅呢？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知識分子是人類文明的載體，知識分子都清楚，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知識分子必然地、自覺地承擔起這壹歷史史命，是天然的民主鬥士，同時也就是壹切反民主的政權和暴君的天然敵人。毛要建立個人獨裁的極權政治，特別是要復辟帝王統治，知識分子無疑是其死敵，是毛實現自己人生最終目標的主要障礙。毛對這壹點非常自覺，所以，他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壹項長期艱苦的任務，實際上是壹場「妳死我活」的鬥爭。

先看壹下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目標的不可調和性。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客」們，高級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們，他們壹般都是在歐美接受西方民主教育、之前在國內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也以「仁義」為核心。這就 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與毛主義的不可調和性。而且，即使是在毛統治下成長的知識分子，只要書讀得多些，涉獵廣泛些，有獨立思考精神，就會對馬克思主義、毛思想產生懷疑，更不用說對秦始皇的暴政了。也就會自然產生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訴求。這是很難「改造」，所以總的說，毛認定知識分子是他的死敵是非常正確的。

為此，毛從來沒有放鬆對知識分子的警惕和「改造」。在延安時期毛通過整風運動已經在－定程度上達到了這壹目的。建國登基以後，面對更廣大、擋次更高的知識分子群體，毛更是採用了各種辦法，以暴力為後盾，軟硬兼施，試圖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知識分子也確實被他馴服了。但是，毛總覺得心裏不踏實，因為他知道這些人雖然表面馴服了，對他喊「萬歲」了。但他知道他是依靠暴力使其馴服的，這未必能使其真的心服口服，壹旦有適宜的氣候，他們就可能故態復萌，跳出來跟他唱對台戲，與他爭奪民眾，弄不好，會動搖他專制極權統治的根基。

但是，老實講，除此之外，他對付知識分子也沒有更好的、或根本的辦法。偏偏這時東歐發生了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表現出來的、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對民眾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使毛寢食難安，他再次確認知識分子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人，是必須解決的他的國家最主要的「矛盾」。而解決的辦法自然地主要靠 「硬」的－手了。他終於決定撕下了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偽裝，決心對知識分子來個大圍剿、大清洗，大迫害。這是匈牙利亊件給予他的主要教訓。

1956年的國際形勢和波蘭匈牙利事件

現在我們具體考察壹下作為近因的匈牙利亊件。

1956年，是共產黨世界的多事之秋。先是，赫魯曉夫掀起了反斯大林浪潮，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引起了巨大反響，接著發生了壹系列重大事件。

1956年2月24日夜，赫魯曉夫在蘇二十大最後壹天向全體與會代表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報告以大量確鑿事實和證據，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以肅反之名，將大量黨內政敵和被懷疑不忠者用駭人聽聞的酷刑將其打成「人民公敵」，然後壹個個從肉體上消滅的罪行。赫魯曉夫的報告首先在蘇共內部引起了震驚和極大的義憤。接著，美國中情局斥巨資搞到了這壹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報告」的文本，並在媒體公布，立即被全球（除中國外）媒體轉載，彷彿是被引炸了壹枚核彈，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被長期嚴密掩蓋的斯大林的暴行和共產黨世界的醜惡內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現出了原形，進而在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引發了壹場政治大地震，人民被長久壓抑的對共產暴政的憤怒象火山壹樣爆發。

波蘭和匈牙利是受反斯大林報告影響最先起來反抗的兩個國家。當年6月上旬，波蘭爆發了「波茲南事件」。以波茲南市斯大林機車車輛廠為首的工人首先向當局請願，喊出了「我們要麵包和自由」、「釋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國佬滾回去！」等口號，緊接發生了大規模流血衝突，據官方說有54人在與當局的衝突中死亡，200多人受傷，數百人被捕，騷亂被當局血腥鎮壓下去。

但是，憤怒之火併未熄滅。此時對斯大林式暴政的不滿和要求改革、擺脫蘇聯控制之聲已成為波蘭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波蘭當局立即陷入全民聲討和包圍之中，為穩定局勢，當局不得不對波茲南事件的受害者進行安撫，為死者舉行祭奠，處分了有關官員。緊接著，7月，執政的波蘭統壹工人黨（共產黨）召開七中全會，為1948年被斯大林指使以「右傾民族主義」罪名撤職、開除、監禁的前總書記哥穆爾卡恢復了名譽。在黨內外壹致要求哥穆爾卡復出上台執政的形勢下，現任的波黨第壹書記奧哈布決定「讓賢」。10月15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於19日提前召開八中全會，延請哥氏重新出任黨的第壹書記。

波蘭黨在民眾的強烈要求下作出的讓步，被蘇聯視為「背叛」行為。19日，就在波共八大開會的時候，赫魯曉夫率蘇共代表團不請自來，飛臨華沙，企圖以武力迫使波蘭共產黨——統壹工人黨改變決定，阻止哥穆爾卡執政。但是，遭到了波蘭黨和人民的強硬抵抗，最後赫氏率領的代表團不得不灰溜溜地飛回國，並被迫承認了波蘭黨的獨立自主權。

哥穆爾卡在當選為第壹書記以後，鑒於對形勢的考慮，釆取與蘇共緩和關係的政策。哥氏於11月15——19日率團訪問蘇聯，雙方舉行表面友好的會談，波方申明仍然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要與蘇方「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基礎上，擴大、加強發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誼」。蘇共承認波蘭仍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壹員。波蘭危機就在這樣相互妥協中平息了。

與波蘭事件性質完全相同，卻導致完全不同結局的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自1956年3月中旬以後，出現了全國性反對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盤蘇化」的民主運動，矛頭直指蘇共在匈的代理人、執政的勞動人民黨第壹書記拉科西及蘇聯在匈的駐軍。其中，由黨內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原為波蘭共青團中央下屬的壹個學習小組），在發動群眾、製造輿論、組織反政府力量的統壹戰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核心作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舉辦各種研討會和講座，邀請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哲學家自由地發表講演，他們從經濟、政治、哲學、文學、社會和歷史學的不同角度，剖析了現政權的種種問題，提出了救國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追捧。每次研討會總是人滿為患，參加者不請自來，將俱樂部的會議廳擠得水泄不通，研討會只得臨時改在更為寬敞的經濟大學禮堂舉行，但是，仍然是人山人海，人滿為患。又移至更寬闊的人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與會者中包括了壹些現任人民軍軍官和匈牙利建國前（被蘇軍「解放」前）反德軍佔領地下鬥爭人士，以及部分政府現任官僚。俱樂部的最後壹次、也是影響最大的壹場研討會在人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

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公開舉辦的研討會的強烈衝擊下，當權的拉科西政府已顯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在5月30日至6月1日俱樂部舉辦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以不容置疑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主義壹貫偽造歷史、將歷史科學變成其政治工具，「實現其政治目標的辯護詞」的惡劣行徑。匈牙利黨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文化部長安迪·伊麗莎白也出席研討會，併發言極力為黨在歷史學中的工作辯護。但是這種斯大林主義衛道士的靡靡之音，立即被與會者義正嚴詞的洪鐘大呂淹沒了。據會後報道說，在研討會上，匈牙利歷史學家們多年來內心燃燒的要求民主與公開化的烈火，象火山壹樣「噴發」出來。

6月27日俱樂部研討會的題目是「新聞和報紙問題」。會議從下午6時壹直開到次日凌晨4時，6000多與會者通宵達旦不肯離去，為的是傾聽揭露真相的發言和演講，人們被當局駭人聽聞的迫害酷刑所激怒，被長久掩蓋的醜行黑暗所震驚，紛紛要求給已經被迫害致死的知名人士平反恢複名譽，給尚在獄中的受難者洗涮冤情並要求他們重新「出山」掌權。

斐多菲俱樂部的活動象磁石壹樣吸引著全國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會能量。這時，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自發仿效，組織起自己的「斐多菲俱樂部」。眼看著輿論的風暴即將轉化為政治暴風，拉科西政權只好使出最後的壹招，利用仍然掌握的政權對斐多菲俱樂部進行武力鎮壓。6月30日，匈執政黨召開中央委員會，明確指責俱樂部進行「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活動，7月1日，由內務部下令禁止俱樂部活動。

但是，已經覺醒的人民的活動很難被已經喪失權威和合法性的政府取締。到了9月，俱樂部活動重新燃起，並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全國蔓延。自覺「自己像坐在壹只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的拉科西，知道單靠他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將人民的反抗鎮壓下去，於是加緊向其主子蘇聯求援。

偏偏這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在企圖壓服波蘭的活動中受挫，這給了匈牙利人民以極大的鼓舞。10月22日，斐多菲俱樂部開會向執政黨中央提出包括開除拉科西在內的「十點建議」。當晚，布達佩斯各高等學校學生團體又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蘇聯駐軍、懲辦拉科西、確認工人罷工權利的「十六點要求」。23日，布達佩斯爆發了數十萬民眾的示威遊行，示威者高呼支持波蘭人民鬥爭、蘇軍撤出匈牙利的口號。新任黨的第壹書記格羅·埃諾仍然試圖用武力將群眾運動鎮壓下去，結果當天發生了大規模流血衝突。

在各方壓力下，政府發生分裂，原來受到斯大林排斥迫害的納吉被擁戴為新政府領導人。次日，蘇軍兩個師全付武裝開進布市。新政府就撤軍問題與蘇軍展開緊急談判，幾天之後蘇軍撤出了布達佩斯。

就在民眾鬥爭眼看取得勝利這個關鍵時刻，遠在中國的毛澤東氣急敗壞，不停地向蘇聯和赫魯曉夫施壓，派出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赴莫斯科遊說，堅決要求對匈民眾實行武力鎮壓。赫魯曉夫集團終於接受毛共意見，決定使用武力。11月4日，17個蘇軍師開進布達佩斯，壹百多輛坦克在布市大街橫衝直撞，槍炮聲震耳欲聾，大量民眾立刻倒在血泊之中，壹場大規模的血腥屠殺拉開了序幕。壹時間，大街小巷成了戰場和屠場，積屍遍地，血流成河……

據事後統計，從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有7800人喪生，1·2萬人傷殘，二千多人被判處死刑，二萬餘人判處長期徒刑，總人口950萬的匈牙利有30萬人經奧地利逃往西方國家。轟轟烈烈的人民民主運動就這樣被殘忍地鎮壓下去了。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兩年後，當時逃脫的納吉及國防部長等4人被誘騙回國，處以絞刑。

現在需要敘述的是毛澤東在這兩大事件中的態度及其表演。

最先得知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的毛澤東，可謂壹喜－驚。對於斯大林，毛是矛盾的，對斯大林個人，毛從內心深處是反感的；但對於斯大林主義又是擁護的。這種矛盾的心情是因為，壹方面，在中共的長期的造反奪權鬥爭中和黨內鬥爭中，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和共產國際既充當了保姆和後台的角色，同時也與毛產生了不少矛盾和隔閡，如，起初蘇方主要是支持那些從蘇聯學習、培訓歸來的中共領導人，如瞿秋白、王明、博古等「布爾什維克」，毛這個「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放在次要的地位，毛與王明等人的鬥爭，可以說也是毛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之間間接的鬥爭。再如斯大林多次強令毛干他不想干之事，如在「西安事變」中斯氏強令放蔣；在蘇德戰爭中斯氏多次命令毛及中共發動對日軍的進攻，以牽制日軍； 1945年8月斯大林又強令毛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到了 1949年春，毛共決定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斯大林卻叫他與國民黨和平談判。最後，1949年12月毛第壹次出國去莫斯科為斯氏祝壽並擬與蘇聯訂立「同盟互助友好條約」，以便歸國炫耀，提升自己的地位。孰知，到了莫斯科以後，斯大林先是將他放在郊區的別墅里「冷藏」了好幾天，後來雖然應毛的要求籤訂了壹個《中蘇同盟互助友好條約》及附設的秘密協定，但卻是個「喪權辱國」 的「不平等條約」。凡此種種，毛內心對斯氏之怨恨可想而知。

但是，在表面上，毛卻不得不對斯恭敬如師，依靠如父。毛知道，斯氏終究是世界共產黨不可動搖的最高領袖，他毛澤東也是依仗蘇聯的幫助才有今天，而「斯大林主義」更是他尊從的樣扳。如今赫魯曉夫突然作了這麼壹個揭露斯氏罪惡的報告，把斯氏從高高的「神壇」 上拉了下來，毛自然覺得難以接受，從而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當赫氏的報告在全世界產生強大的衝擊波時，毛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商討對策。毛公開自己對此事的態度是壹則以喜，再則以憂。按毛的說法是，赫氏報告「壹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漏子」。所謂揭了蓋子，是說過去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把斯大林當作「神」，只准歌頌，不準批評。現在好了，赫魯曉夫自亮了「家醜」，把斯大林殘暴兇惡的真面目擺在了世界人民面前，斯氏的神聖光環沒有了，對斯大林和蘇聯過去的壹切自然可以批評了，毛自謂赫氏幫他搬開了壓在心上的壹塊大石頭，也算是為他出了壹口大氣。

憂的則是，毛認定赫氏此舉可能捅了大漏子，釀成大錯，難以收拾。因為毛知道，全世界的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無壹例外地執行「斯大林主義」， 靠著斯大林主義維繫自己的統治。壹旦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主義被拋棄，全球共產主義的精神支柱就將崩潰，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更有可能陷入執政危機之中，甚至可能要發生「政變」， 並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後果不堪設想……

毛共最後商討的結果是：從維護國際共運的大局出發，堅定地維護斯大林！並且在中國嚴密封鎖赫氏的報告，把影響降到最小。

毛不愧是老謀深算的極權主義政客，他的預言很快被證實了，最初便是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事件。可以說，波、匈事件是赫魯曉夫報告帶來的第壹輪衝擊波。

但是在蘇聯國內卻是另壹番景象。赫魯曉夫在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惡的報告之後，同時對國內外政策進行了大的調整，他釋放了斯大林時代關押的數百萬政治犯，為近2000萬被迫害者恢複名譽。蘇聯政治氣候變得空前寬鬆，蘇聯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舒暢。另壹方面，赫氏亦採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他大肆修建雖然簡陋卻為數千萬平民解決了住房難題的「五層住宅樓」，還解決了莫斯科交通難題，在壹定程度上增加了民眾的收入。總之，連赫的政敵莫洛托夫等人也不得不承認，在赫氏當政時期，「日子確實比斯大林時代過得輕鬆」。

但是，赫氏在對外政策方面卻無法作大的改變。除了對美國和西方採取比較緩和的政策外，在華沙條約內部和對東歐共產黨衛星國的政策卻沒有改變，在衛星國的駐軍依舊，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也仍然是斯大林時代扶植起來的斯大林的代理人。但對這種狀東歐人民卻不能容忍了，波蘭、匈牙利人民就是在赫氏的反斯大林報告鼓舞下起來爭民主、反極權統治的先鋒。斯大林主義如同用漂亮外殼包裝起來的黑色垃圾， 壹旦打粹這個外殼，其內幕就臭不可聞，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就扮演了打破舊殼、為舊政權掘墓的角色。於是，東歐國家人民與蘇共領導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變得不可避免。所以，從壹定意義上講，赫魯曉夫正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然而，就在波蘭出現反對現政權、反蘇的波茲南事件，以及波蘭共產黨自行更疊領導班子的時候，毛卻抱著的是幸災樂禍、火上澆油的態度，因為他認為他預期的「捅漏子」應驗了，毛想要看赫魯曉夫自食其果的笑話和狼狽相。如果最後鬧到不可收拾，毛便想自己出面取代赫魯曉夫來收拾殘局，從而實現他登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的夢想。所以，當蘇聯駐華大使尤金10月19日向中方遞交了蘇共中央關於波蘭問題給中共中央的通報，說明波蘭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向西方的危險、蘇聯準備動用武力解決時，毛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與蘇聯完全相反的的決定：全力支持波蘭，反對蘇聯武裝干涉。10月20日晚毛召見尤金，向他表明：「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妳們，並公開聲明反對妳們武裝干涉波蘭。」隨後毛又召見波蘭駐華大使基里洛克，向他通報中方對事件態度，並給波方鼓勁打氣，鼓勵其與赫魯曉夫鬥爭到底。

在波蘭統壹黨和人民的頑強抵制下，赫魯曉夫退縮了，20日他從華沙飛回莫斯科，第二天，赫魯曉夫宣布承認哥穆爾卡上台的事實，並向中共發出了第二份通知，要求毛派兩位負責同志去莫斯科參加蘇波兩黨的和解協商，毛立即派劉少奇、鄧小平率團前往。

當然，赫魯曉夫決定不對波蘭動武是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不過，毛澤東的反對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後來波蘭領導集團和哥穆爾卡對毛壹再表示感謝，據說哥氏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不知事態會發展到何種程度。」

不管怎麼說，避免了更大的流血衝突、避免手無寸鐵平民的傷亡總是壹件好事。但是讀者和我們的後人千萬別弄錯了，以為毛是在同情、支持波蘭人民爭取民主、反對極權統治的鬥爭，如果這樣認為，那就大錯特錯、完全違背毛的本意了！真正表露毛在東歐事件上的真實意圖的，是稍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這次毛完全暴露了他對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極端兇殘的真面目。

上面說到，波、匈事件中波、匈兩國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勵的。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大規模全民性遊行示威，打出的就是支持波蘭人民鬥爭的口號。如果硬要說兩國有什麼區別，就是匈牙利人民鬥爭的規模更大，參与鬥爭的人數更多、更廣泛，達到了「全民起義」的規模。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面對與波蘭同壹性質、同壹類型、同壹時間、同壹訴求的匈牙利事件，毛澤東的臉變得比我國川劇中的「變臉」速度還快。事件之初，毛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心腹重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飛赴莫斯科，劉少奇等秉承毛的意旨，要求赫魯曉夫按照處理波蘭事件的方式，從匈牙利撤軍，讓匈牙利人民自主解決自已的問題（目的在於打擊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打擊赫魯曉夫的威信））。赫魯曉夫答應了中共的要求，決定於10月29日從匈牙利撤走蘇聯紅軍。

誰知，轉眼間毛又感到大事不好，認定匈牙利是「反革命事件」，於是來了個180度改變，立即強烈要求蘇聯堅決使用武力鎮壓匈牙利人民的民主運動。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赫氏仍然採納了他的意見。11月4日蘇軍實施「強風」行動，必須出動17個師、配以坦克、大炮等重武器，瞬間，布達佩斯成了戰場、屠場，數以萬計的人民倒在血泊中。

就這樣，在毛的反覆無常的慫恿、要挾下，赫魯曉夫集團用布達佩斯街頭隆隆的坦克和槍炮聲將自己在蘇共二十大后樹立的改革、反斯大林形象砸得粉碎，看來，在鎮壓人民要求民主、自由這壹點上，赫氏與毛澤東完全契合。赫魯曉夫的反覆無常、左右搖擺，終於導致其在1964年壹次「宮廷政變」中被黨內政敵推翻，退出了歷史舞台。

匈牙利事件被基本鎮壓下去之後，仍然有餘波和廣泛的連鎖反應，蘇聯再次求助毛幫助平息。1957年1月毛派出周恩來、賀龍去莫斯科，再轉去波蘭、匈牙利「訪問」，周以鐵腕的行事風格，軟硬兼施，幫助波、匈平息了餘波。

由於毛及整個中共上層積极參与了對匈牙利人民的大屠殺，所以，對於這壹起罪惡的、極不光彩的行為，後來毛和中共嚴加封鎖，諱莫如深。

關於毛在對待波、匈事件上截然不同的態度，後來中共的御用學者解釋是：毛認為哥穆爾卡只是反對赫魯曉夫和蘇聯的「霸權主義」，而並未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毛認為應該支持他們；而匈牙利的民眾和恢復上台的納吉，毛則認定其要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投向資本主義，所以毛認為已是敵我矛盾，必須堅決鎮壓云云。

這種說法有壹定道理，但還沒有完全說出事情真相。毛先前之所以支持哥穆爾卡和波蘭統壹黨（波共），其目的主要是跟赫魯曉夫搗亂，打掉赫氏的權威，以便將赫氏搞垮台；而毛對哥穆爾卡和波蘭黨則絕對談不上什麼贊同，也不認為波蘭仍然在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後來毛對哥穆爾卡深惡痛絕，這壹點毛在整風反右中每次講話都明確地表現了出來。如1956年11月15日，波、匈事件剛剛過去，毛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波匈問題，吸取經驗教訓。毛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后收入《毛選》第5卷，像其他收入毛選的文章壹樣，它已被大量修改、刪節。但即使在經過修改、抹去稜角的講話文本中，我們仍然看到毛對哥穆爾卡怒不可遏的神態，毛幾次提到哥穆爾卡，都是將其作為對立面的代表人物指斥，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擡出來。」在談到蘇共二十大后國際共運總的形勢時，毛說：「我看有兩把刀子，壹把是列寧，壹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壹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壹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至此，對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取向，毛已經完全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堅決維護斯大林，堅決反對赫魯曉夫！毛算是以「大局」為重，將斯大林與他的個人恩怨放到壹邊，堅決捍衛專制殘暴醜惡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充分體現了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壹脈相承、同病相憐、壹丘之貉的關係。

此後在其他壹些重要場合和會議上，毛也不忘將哥穆爾卡作為反面人物的代表敲打。如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在壹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壹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跟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對於納吉和裴多菲俱樂部，毛更是咬牙切齒，多次提到「中國出納吉怎麼辦？」 還 說中國的壹些文藝團體有「變成裴多菲的危險」。

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是將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哥穆爾卡和納吉壹視同仁的，都是敵人，都是「烏龜王八蛋」！然而出於他的私心，他卻對其採取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壹言以蔽之，毛「支持」 哥穆爾卡是假，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哥氏和波蘭黨與赫魯曉夫對抗，打掉赫氏的權威，把他從國際共運領袖的寶坐上拉下來，自己取而代之。為達此目的毛也顧不得什麼原則了。

在匈牙利問題上，引起毛的特別仇恨的是那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在推動匈牙利人民爭取民主、獨立、反對獨裁和殖民統治的鬥爭中起到了軸心作用，「裴多菲」是匈牙利非常響亮的名片，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象徵，這個只活了26歲的十九世紀匈牙利著名愛國詩人，以自己激越的詩歌喚起民眾，自己則以身殉道，在反抗沙俄的戰鬥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以裴多菲的名義組成的戰鬥俱樂部，把百多年前的裴多菲參加的反對舊沙俄鬥爭，與眼前反對新沙皇斯大林的鬥爭聯繫起來了，新仇舊恨使匈、蘇（俄）關係變得水火不容。也讓毛澤東勾起早己存在於心中對知識分子仇恨的烈火，在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身上毛證實了自已對知識分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強大的精神啟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識分子和極權的共產黨統治的勢不兩立。這壹切正是他長期以來反覆不斷地壓迫知識分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毫無疑義，匈牙利出現的裴多菲俱樂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對知識分子實行毀滅性打擊的決心，他後來多次提到：東歐出現波匈事件，就是因為沒有抓好階級鬥爭，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而在這些階級敵人之中，知識分子無疑是可怕、最可恨的壹群。

就在八屆二中全會議上，毛作出了次年（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

所以，波匈事件是1957年毛開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的近因，或者說直接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