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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聽完了自由亞洲電台播出的陳奎德與夏明的對談，頗有感悟，現將二人的談話要點，並穿插結合自己的感悟，記錄如下。



這次談話的主題是關於已經九十六歲的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問題。九十六年的中共已經是這個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獨裁政黨，8000萬的黨員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中共成為了壹個名副其實的怪獸級的組織，其嚴密的官僚體制和掌握壹切資源的壟斷地位讓今日的中國完全具備成為壹個帝國的條件，只不過以今日的政治文明進程來看，成為帝國恐怕是不合時宜的，否則，如果中共誕生在古中國，那或許會是壹個比羅馬帝國更強大的帝國集團。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可以梳理為「四個階段」、「危機」和「前途」三個部分。


四個階段



1. 意識形態的秘密集團



陳奎德先生首先將中共的九十六年歷史，按照中共的形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從1921年建黨到1927年蔣介石清黨（即所謂的「四壹二」反革命政變）。這壹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是壹個意識形態秘密集團，以壹群充滿蘇俄浪漫主義文藝氣質的知識分子為主體，以陳獨秀、瞿秋白、王明等人為代表，有著文人士大夫的安邦濟世情懷和共產主義的理想。



2. 農民武裝暴力集團



第二階段是從1927年到1949年中共建政。這壹階段的中國共產黨蛻變成農民武裝集團開展暴力革命，這種蛻變是從1927年蔣介石北伐並決定將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清洗出去開始，到延安整風運動中達到高峰。中共內部早期的知識分子開始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半文盲（毛澤東）、文盲（朱德賀龍）、地痞無賴和流氓無產者等這些曾經的邊緣人物如今走向前台，走向黨組織的中央位置。陳奎德說，這是中共歷史上壹次關鍵的轉型。而到了延安整風運動時期，這種蛻變達到高潮並趨於完成。已故歷史學教授高華在他的經典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壹書中有壹段論述：「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了壹些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3. 黨國壹體的集權集團



第三個階段是1949年到1978年，這時的中國共產黨是黨國壹體的極權集團。這段時期也是中國人民飽受政治鬥爭迫害的痛苦不堪的歲月，黨國不分、黨國壹體的性質讓毛可以為所欲為和大肆的濫權。著名民主人士儲安平撰文指出這是「黨天下」的問題，旋即被打成右派，至今不得平反。



4. 權力和資本的神聖同盟



第四個階段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到今天，隨著中共打開國門，進行市場經濟改造，中國共產黨變成了壹個權力和資本的神聖同盟，特別在江澤明的「貪腐治國」「以腐敗換團結」的政策下，以權謀私、權力尋租成為常態。經濟上的開放並沒有像西方預期的那樣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民主化，反而是和共產集權的意識形態相構和，衍生出了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壹怪胎。


危機



接著，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又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經歷的危機以及中共是如何度過這些危機的。首先，中共1927年參与北伐是為了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為了達成這壹目標，中共不顧所謂黨性原則，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名黨並從中策反、拉攏大批國民黨員，直至蔣介石忍無可忍，下令清黨以防止國名黨被瓦解和北伐的進程被破壞。這次被中共稱為反革命的「四壹二」政變是中共遭遇到了第壹個重大危機，面對如此危機，中共拋棄了蘇俄的共產主義教條，避開國民黨勢力深耕盤踞的城市，主動放棄了佔領城市、發展城市工人階級的路線，轉而進入農村，依靠農民革命武裝奪權，將共產黨天生的工人階級屬性附身於農民，將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轉嫁到農民和地主的對立，這壹次面向農村的集結讓中共緩過壹口氣來，然而更為惡劣的後果是它為日後土改中大規模屠殺地主和富農埋下了隱患，嚴重破環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治理結構。究其原因，共產主義理論中工人階級被資本家剝削的說法不全然適用於農村社會。農民和地主的關係絕不是簡單的剝削與被剝削的二元對立關係。地主佔有土地租給農民，農民耕耘土地，上繳地租后留下自己的口糧，這是壹種和諧互動的共生關係，其中當然還包括鄉村社會所特有的宗族禮法和倫理道德觀念，是中國幾千年傳統農業社會得以運行的基礎。而共產黨的到來破壞了這壹切，它用共產主義的階級觀念摧毀了這套系統，將農民悲苦不堪、地主罪大惡極的觀念灌輸給農村社會，鼓動農村中無所事事的流氓無產者造反，將原本應該道法自然的農村社會變成了為共產主義階級鬥爭源源不斷輸血的仇恨機器。



遭遇清黨危機之後的共產黨在江西等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甚至頒布憲法，公然破壞國家統壹，於是蔣介石發動圍剿，共產黨則開始反圍剿，並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狼狽逃竄，以北上抗日的名義躲進了陜北的窯洞里。反圍剿的失敗是中共遭遇到的又壹次危機，這壹次中共則果斷放棄了經營多年的蘇區，為了留存命脈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



可就在此時，日本人的侵略幫助了夾縫中生存的共產黨，面對日本軍力的咄咄逼人，共產黨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機遇：這是壹次坐山觀虎鬥的天賜良機。於是中共再壹次拋棄了黨性的原則，以「國共聯合抗日」的名義，在張學良等國軍將領的幫助下，于西安事變中脅迫蔣介石停止圍剿，抗擊日軍。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國民黨在前線戰場打了壹個又壹個會戰，傷亡慘重，共產黨躲在後方的延安，依靠在南泥灣種植鴉片賣到國統區發財，大搞整風運動，清除異見知識份子，積蓄實力，坐享漁翁之利。



1949中共建政后，發動了數次的政治運動，全國人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這是中共面臨的又壹個危機，最終文革結束后中共發起了真理問題標準的大討論，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方針，讓深陷政治鬥爭漩渦中快要窒息的共產黨喘過氣來。



1989年六四事件，共產黨血洗北京城，並遭到西方國家的制裁，這又是壹次中共面臨的危機。此時鄧小平重新出山，強調要拋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壹心壹意發展經濟。從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原則幫助中共度過了危機，並且成為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的來源，壹直持續到今天。



夏明教授總結道，結合中共經歷的歷次危機和度過危機的手段，不難看出，當中共每次陷於教條主義、狂熱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時候，它都會把自己帶向危機，例如建立蘇區、文革、六四屠城等；而擺脫危機則需要實用主義和現世的智慧尋求執政的彈性和妥協，例如和國民黨合作、搞市場經濟，拋棄意識形態執念等。



中國的官方話語常說資本主義會不定期地經歷經濟危機，因為資本主義存在著壹個根本矛盾，即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然而反觀中共的歷史，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又何嘗不是周期性的經歷危機？那共產主義的根本矛盾又是什麼？夏明教授沒有講明這壹點，可以留待思考。


前途



六四事件后中共沒有再經歷過重大的執政危機，2008年左右的新疆和西藏的反抗暴政加上汶川地震是壹次大震蕩，但對中共政權沒有造成直接或致命的創傷，加之奧運會對民族情緒的振奮作用也中和掉了壹部分抵抗情緒。如今習近平當權，極左思潮迴流，海外媒體對習的評價不乏像「毛二世」這樣的稱謂，習近平會否將中共帶向下壹次的統治危機呢？陳奎德和夏明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二人達成的壹致意見是：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蘇聯的解體已經宣判共產主義的破產，中共逆自由民主的潮流而行是不會善終的，九十六歲的中共表面上看去無比強大，內地里卻暗潮湧動，危機四伏。



要想帶領共產中國走出困境恐怕只有放棄共產主義的執念，聽上去有點諷刺，但中國作為壹個大國和文明古國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我相信她是有能力包容不同形態的政黨和政府的。無論發生什麼，中國都不會亡國，共產黨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亡黨亡國」簡直是無稽之談，是中共對人民洗腦的又壹經典謊言。共產黨作為壹個組織是有可能滅亡的，而國家作為壹個實體有兩個基本要素：國土和國民。只有國土淪喪、國民被奴役了才算亡國，以今日的世界文明進程來看，和平是主旋律，國際組織林立，媒體監督無處不在，沒有誰可以滅亡中國，即便在列強環伺，國際秩序蠻橫無理的帝國主義時期都沒人做到過，何況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