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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項彪

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公共問題之壹，是壹種語言的創傷，或者說是語言的污染。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非常生動、直接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但到了檯面上，到了壹切印刷品上，語言壹下子就和那種有溫度、有質地的生活剝離開了。我將這種現象稱作「兩張皮」：日常感受無法用相對成系統的語言表達出來，而成系統、成範式的語言則完全被另壹套話語和思想所掌握。所謂的「搶救語言」，就是要把我們使用的語言有機化，讓它既有理論深度和系統性，同時又有很強的有機性，能和老百姓的生活直接挂鉤。

有壹段時間很流行「民國熱」，把民國推崇到壹個很高的地位，對於這種做法他本人持保留態度，但不可否認的是，民國時期的確出了很多大師，比如王國維與梁漱溟。為什麼現在出不來這樣的大師了？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民國時期的大師在寫哲學時，就是在寫他們自己和身邊朋友的事情，很多是他們第壹手的觀察，是他們自己生活里的道理和意味；但現在不同了，現在的學者壹上來就是很大的框架，很大的理論，因此使用的語言也與自己的日常生活脫節了。

對於「搶救語言」的工作而言，今天是很好的時機。由於技術條件的成熟，社交媒體的發展，今天知識生產的受眾與以往完全不同了。從前的知識生產是非常單向性的，生產者生產的內容，受眾只有被動地接受。今天這樣的情況改變了，由於社會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出現了很多人，雖然不搞學術，但非常關注學術和社會動態。他們有很高的鑒別能力，也能夠提出很好的意見，通過社交媒體這樣的空間和平台，把很多很鮮活的思想帶入到學術生產中間來。

「愛」對於中國人來說從來不是問題，但到了「五四」的時候就成了很大的問題，「五四」把很多事情變成了問題。今天回看「五四」會發現，「五四」時的很多問題，都有很強的政治性，但同時又跟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比如婦女問題、語言問題，包括愛國的問題，突然就成為了值得去研究、去解釋的問題。

而今天的許多研究看似做得很「火熱」，但幾句話之後就變得異常空洞。它們與現實世界無關，與學術作為壹種專業、壹種資源、壹種博弈遊戲這個事實有關，成了這個事實中的壹部分。在項飆看來，這是很多學者、知識分子自我矮化、自我專業化、自我行政化的壹個重要表徵。

今天，人類學正在迎來壹個小小的春天，這個小小的春天也與「搶救語言」的努力有關。非虛構寫作在中國的興起是這個春天裡的壹個芽。如果將非虛構寫作與傳統的報告文學作對比的話，會有壹些很有趣的發現。夏衍在1930年代創作的報告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很重要的壹筆；1980年代，劉賓雁那壹代報告文學作家的影響力也非常巨大。那時的報告文學和今天的非虛構寫作很不壹樣，那時的報告文學還是宏大敘事，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感和批判意識，而今天的非虛構寫作是相當個人化的，講述的是個人生活，與「私寫作」類似。

為什麼這樣的非虛構寫作會獲得這麼多關注？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年輕人主導的、以網路為平台的非虛構寫作，讓語言變得比較有機化，它把語言從過去那種無機的、程序化的寫作中搶救了出來，它能將壹些老百姓感受到的東西直接表達出來，這種表達儘管有時欠缺深度，但仍然是壹種很重要的實踐。這也是人類學要做的事情之壹。雖然作為壹門科學，人類學要更加系統化、理論化，但這個科學很重要的壹個功能就是用有機的語言去表達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直觀感受。權力總是要掌握語言的，大部分人不掌握權力，但也有講述自己的生活並在講述中形成自己生命意義的需求，非虛構寫作至少提供了這樣壹個空間和渠道，通過故事、意象形成壹種批判力，引發人們的思考。

中國是壹個超高速流動的社會，不僅包括人口物理的流動，還包括社會階層的流動。在他看來，流動總體上是件好事，通過流動，中國釋放出巨大的社會經濟能量，這是中國經濟奇迹背後的壹個重要的驅動力。但問題在於，如此高度的能量並沒有轉化為壹種持續的、自主性的社會變遷的動力，這麼多人高速地流動，這麼多精力投入到各種各種的追求中去，但從底層自下而上形成的自我保護能力、抵抗能力，幾乎不存在。中國有1.4-1.8億農民工，他們對於社會結構的變遷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推動力。宏觀地看，他們基本上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壹個工具，他們的作用就是提供廉價勞動力。

2003年以後，中國政府在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解決工資拖欠的問題、收容制度的廢除問題等等，但這主要不是底層爭取來的，不是自下而上推動的，而是外在給予的。並且，在應對外界變化的時候，不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的變化，他們的韌性是非常弱的，他們的韌性只體現在能夠把底線不斷放低，能夠在任何條件下活下來，在這方面他們很堅強，但在社會的意義上，這種堅強完全不存在，他們是非常脆弱的群體。他們的能量究竟消解在哪裡？為什麼壹方面有如此高的經濟能量、高速移動的能量，但這種經濟能量卻沒能轉化為壹種社會性的能量？「懸浮」這個概念的提出就是為了捕捉這個狀態。

何謂「懸浮」？就是所有人都在追求壹個更好的明天，更好的明天具體是什麼樣的，他們並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生活是不太值得過的，所以要對現在進行否定，因此無法真正介入到現實中去。懸浮就是壹種懸置（suspension），人們將自己的社會主體性、政治主體性懸置起來了。很多人經常處於壹種懸浮的狀態：基本上不懂得享受，不懂得此刻的價值，總想著有壹個目的要去完成，至於完成了之後會怎樣，他也不清楚，都是為完成而完成，為追求而追求，在高速的流動中懸置了很多東西。

「懸浮」這壹有些藝術化、感覺性的概念其實可以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很多具體的實踐中去，比如中國人的存款行為、買房行為，就是很典型的懸置。辛辛苦苦經營的「家」並非是為了與自然環境、與土地建構壹種關係，買房子主要是為了今後經濟安全，就怕趕不上下壹波房價增長。而在家之外的社會關係中，很少有自發、橫向的團結互助。對於進城務工、從事服務業的人來說，「懸浮」狀態也與城鄉二元的制度有關，這種制度本身就讓人無法在壹個地方安定下來，進壹步講，這種「懸浮」狀態正是他的價值所在，因為他壹直懸浮，所以工資可以特別便宜，與城市人相比，他沒有再生產的需要，沒有買房子、養育孩子這方面的考慮。

因此，「懸浮」的本質就是作為生產力的人和作為社會人的人之間的切割，或者說是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的切割。恩格斯的觀點指出，人類的歷史既是物質生產的歷史，同時也是人的生產的歷史。所謂「人的生產」，既包括教育、代際的再生產，也包括日常的再生產，比如如何休息、吃的什麼、怎麼娛樂，和什麼樣的人交往，這些都是每天需要投入壹定精力和時間去維持的。今天，如何去維持作為壹個生物體的人，成為了決定社會構造的壹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過去我們對生產的理解過於物質主義，認為只有物質生產決定了社會形態，但現在，物質生產可能正在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反而是人怎樣不斷自我再生產的問題變得很重要。而「懸浮」狀態就是把物質生產和人的生產切割開了，人怎樣再生產自己成了壹個越來越邊緣的問題，我們都是在追求物質財富的最大化，當然追求財富也是為了自己，為了下壹代，但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這兩種生產被嚴重地割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