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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智斌

前不久，有兩條關於警察的新聞，又刷爆了微信的朋友圈。這兩條新聞，壹條是涉及反腐的，另壹條是關於維穩的。但是我想談的，是新聞表象背後所隱藏的實質問題：警察國家無法走出警察治國這種制度性絕症的困境。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黃巖分局民警池文跟蹤偷拍其上司黃巖公安分局副局長周祥輝在工作時間與壹林姓女子多次通姦，將獲取的證據交給黃巖區紀委之後，黃巖公安分局認定民警池文通過秘密安裝跟蹤器窺探他人行蹤進行跟蹤的行為已構成侵犯他人隱私，將其關禁閉7日，並處以行政拘留6日。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事發時記者從黃巖區紀委和黃巖公安分局獲悉，原黃巖公安分局副局長周祥輝已向紀委承認存在與他人發生不正當關係的違紀行為，但因「未造成不良影響」，未對他予以處分。目前，周祥輝已被調離黃巖公安分局，任黃巖區某局副局長。

由於黃巖分局原民警池文對所受的處罰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2018年5月10日該案在浙江省台州玉環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才使得案情被媒體曝光而引起輿論嘩然。5月21日，台州玉環市人民法院作出壹審行政判決，認定當地警方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駁回池文的訴訟請求。

與動輒貪污數億贓款、包養無數情婦的腐敗案件相比，這個案例在今天中國的官場實在算是壹件稀疏平常的小事。雖然這樣的事放在壹個正常的國家裡會成為引爆輿論的奇聞，但壹想到這裡是「特色」國，什麼奇形怪狀的事就都不是怪事了。這件芝麻綠豆大的事之所以會引起公眾的關注，就是因為這個案例具備了現實生活中鮮明的制度性腐敗下反腐敗困境的樣本意義。

這個樣本的意義在於，不是池文舉報后所遭受的拘留究竟是否合法，而是在真憑實據之下身為警察都無法放倒壹個小小地方的腐敗副局長，以及紀委在此案中自身所扮演的告密者角色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個樣本至少讓什麼政府官員自覺地做到「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 」這種論調在司法實踐中被無情地擊碎，現實中腐敗分子比舉報人日子過得不但要逍遙得多，而且也安穩得多。在這個案子里，人們似乎看到了這樣壹種局面：腐敗局長、紀委、公安機關、組織部門和法院都不約而同地站立在了掌握著真憑實據的舉報人的對立面，而且這種局面通過訴諸法律都難以改變。

但我想告訴大家的並不僅僅只是這個案例所呈現出的這些表面問題，而要說的是在壹個警察國家裡，警察為什麼不能用法律來扳倒領導的權威這種制度性設計的深層次原因，以及這種制度性設計自身所帶有的無法免疫的先天性基因絕症。

另壹個案例則是5月27日發生在安徽省六安市的維穩事件。該日上午，六安市金安和裕安等區、縣的在職公辦教師約兩百人，為討回拖欠的薪金進行維權。老師們在接近市政府時，遭到了警察的暴力攔截，16人被粗暴帶走，其中包括被反手押走的女教師，有些教師甚至被反手戴上手銬，多人被壓倒在地。視頻上傳網路后，引起輿論的詰責。官方媒體就此事件罕見發聲后，六安市政府在5月27日晚發布新聞公告稱，政府並未拖欠教師工資，但也承認「在帶離過程中，少數公安民警執法方式簡單粗暴」，「對此，六安市人民政府表示誠懇道歉」 並稱要對事件展開調查。但隨後不久認證為「中國警察網安徽站官方微博」的「@中警安徽」卻在微博上發布了壹張「黑鍋」的照片，這更為全國網民增加了想象、思考和談論的空間：是有口難辯的警方在為六安政府背著這口「黑鍋」？

關於警察國家，壹個現存可供仔細研究的標本便是東德歷史上著名的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德意志民族是壹個以處事嚴謹著稱的民族，其所建立的警察系統同樣也是壹絲不茍。「史塔西」曾經被譽為世界上最高效的警察系統，但其效率並不是運用在維護東德社會的法律秩序之上，而是運用在高效維護德國統壹社會黨對東德社會各階層的嚴密掌控。在這樣的前提下，警察必須把維護特權階層的權利作為首要任務，這種任務的原則便是下級在工作上必須逐級向上負責而不是向法律負責，同時上級逐級向下發號施令而不是遵循原則按照法律監管，這個過程事實上是在強化權力的力量，讓權力顯得結構層次分明、為所欲為，形成壹個鮮明的權力結構。

這種鮮明的權力結構的頂層設計是盡量避免權力結構的任何一環出現問題，更不能出現最為危險的下級對上級的背叛行為，如果這種行為被默許，那麼在利益最大的權力頂層，篡黨奪權就會泛濫，這會直接威脅到頂層的安危。

因此，這種權力階層的設計原則必須是超脫於法律之外的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違反者必以嚴刑峻法處之，以儆效尤。但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在這樣的體制里，面對必須作惡的命令， 警察作為壹個有思想的生命個體，是否還需要遵循倫理、良知和道德的約束？另外，如果上級出現不忠、腐敗等問題時，下級能不能成為舉報者和告密者？

這些問題，德國統壹社會黨在組織結構「史塔西」時其實早就有所考慮。

2006年，德國壹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弗洛里安·亨克爾·馮·東諾士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編劇、導演了壹部名叫《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又譯《別人的生活》）的電影，這是他的處女作。影片講述了這樣壹個動人心弦而且發人深思的故事：1984年，東德東柏林地區壹名愛黨愛國、忠於職守又精明能幹的「史塔西」秘密警察豪普曼·葛德·魏斯樂（Hauptmann Gerd Wiesler ）奉上司之命秘密監視壹位劇作家和他的演員女朋友，欲將這位劇作家儘可能地污名化。魏斯樂卻不知其上司只是因為看中了劇作家的女朋友而在將公權私用。生活的經歷使得這位正能量的劇作家逐漸轉變成對東德政權現實不滿的「扒糞者」，而魏斯樂也意外地被他所監視的對象與眾不同的生活所吸引，轉而開始同情他們的遭遇，最後暗中對他們施以援手。這部影片獲得了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囊括了3項歐洲電影大獎、7項德國國家電影獎、法國凱撒電影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等無數的獎項。

龍應台曾經為這部電影寫過壹篇精彩的評論，其中壹些話語讓我至今還記憶猶新：「『我發現，』東諾士馬克說，『秘密警察是壹群把內心情感上了鎖的人。他們變成只講究原則的人，感情元素整個被排除、被封存起來。而這其實就是列寧所表現的：他害怕他的感情會壞了他對原則的追求。』」

「東諾士馬克的電影用了很多當初東德的機關大樓實地拍攝，但是監獄博物館的館長卻拒絕了他拍攝的請求。原因？館長說，因為東諾士馬克的劇本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對不起，壹個都沒有。」龍應台在評論中這樣寫道，遺憾的是，這並不是龍應台的隨手壹筆，為了求證事實，我特意查閱了BBC駐柏林記者瑞·弗龍（Ray Furlong）當年的採訪報道，東德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Memorial at the Former Stasi Prison in Berlin）的館長胡波圖斯·克納貝（Hubertus Knaabe）確實如此說。

那麼，「史塔西」又是如何做到的？我忽發奇想，假如魏斯樂或出於某種目的，或真的良心發現，站出來舉報他的上司公權私用，他能不能扳倒上司？自己又會得到什麼結果？我非常遺憾的告訴妳我思考的結論是：我認為他做不到，也扳不倒。如果魏斯樂舉報的證據是真實的，那麼等著他的結果十之八九是涉嫌侵犯他人隱私罪。如果他舉報的證據存在瑕疵，那麼等待他的結果很有可能是涉嫌造謠誹謗罪。為什麼？因為他生活在壹個極度恐怖的世界里。他如果選擇向腐敗的上司開戰，那麼他就等於是在向整個特權體制宣戰。在這樣的體制里，特權和腐敗是系統的推進劑，沒有特權和腐敗，體制將會失去動力；沒有這個體制，系統中的個體也就失去特權和腐敗的土壤。更恐怖的是，為了維繫這個等級森嚴的作惡系統，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已經被徹底摧毀，而告密制度卻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種恐怖的告密制度下，社會生存環境已經殘酷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我在核對資料細節時驚訝地發現，電影里秘密警察魏斯樂這個角色的扮演者、演員烏爾里希·莫海（Ulrich Muehe），他的親身經歷已經告訴了我們壹切：他自己就是「史塔西」告密制度的受害者，他被妻子秘密監視並不斷向「史塔西」報告，自己竟還壹無所知，「史塔西」的秘密檔案解密后，他至今無法面對這樣的現實！

在壹個到處都是密探、到處都是眼線和告密者的世界里，每個人都必須小心謹慎、提心弔膽地茍活著，沒有人敢越雷池壹步，成為這個制度的反抗者。因為妳的壹舉壹動都在「老大哥」的密切注視之下，妳壹旦越軌，妳便成為這個制度的第壹個祭品，這就是設計告密制度的最終目的，我相信，對於告密制度的作用和威力，每個「史塔西」成員會比任何普通人都有更清楚的認識，這就是為什麼「史塔西」里沒有人敢叛變的真正原因，就這麼簡單。

在這樣的環境里，警察的內心情感必須上鎖，但上司卻可以貪婪女色、金錢和享受生活。可以想象，上司的上司必將享受更為高級的特權。其實在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裡邊，人人都是作惡者，人人又都是受害者，人人也是特權的受惠者。因此，只要妳還在體制內趟渾水，還在沐浴體制的恩惠，就不必抱怨誰為誰背了「黑鍋」，那裡確實沒有完全清白的。

「在面對不公不義的強權時，個人的抉擇是抵抗還是妥協？在面對善與惡的拉鋸時，個人的抉擇是往善還是從惡？」有人在文章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史塔西」這樣的警察治國的體制里，他們自身是無法回答的，這是壹個制度性的死結，只要身陷其中放不下既得的利益，他們之中便無人能夠掙脫開來，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