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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1840年代，國力蒸蒸日上的法蘭西七月王朝，和諧的外表下潛流涌動。1848年1月29日，眾議員托克維爾在議會中憂心如焚地說到，「妳們沒有以本能的直覺感到歐洲的大地又在顫動嗎？難道妳們沒有感覺到……壹股革命風暴正在歐洲颳起嗎？人們不知道這股風暴起於何處，刮往何處，也不知道它會將誰颳走。」「當我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尋找是什麼有效的原因導致統治階級的垮台時，我清楚地看到導致這樣結果的某壹事件、某壹人物、某壹偶然的或表面的原因。但請大家相信，使他們失去權力的真正原因或有效原因，是他們不配掌權了。」被托克維爾指責為不配掌權的諸君，對他的發言進行了嘲笑。



這些人的嘲笑不是沒有道理的。奉行自由經濟政策的七月王朝自1830年建立以來，已使法國又恢復了大國地位，掌權者惑于紙醉金迷的社會外表，難免自得。雖然他們偶爾也能聽到因過高的財產門檻而被剝奪了選舉權的中產階級的抗議聲，但卻相信經濟的發展能夠解決這壹切問題。時任首相基佐——托克維爾曾就讀於其門下——對抗議者說，「先生們，趕快發財吧，到那時候妳會成為選民的。」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復辟王朝時期勇敢的鬥士，卻在此時喪失了對於現實的敏感性。他在殫精竭慮地操心法國政治，同時壓制著自由派反對政府的活動，壹如早年壓制他的諸位復辟王朝大臣所為。



在托克維爾發言后不到壹個月的2月22日，革命爆發了，僅用三天的時間，便令七月王朝落幕。托克維爾並未為此惋惜，相反，他相信法國已從渾噩中猛醒過來，將再造偉大。他當選為新成立的國民議會的議員，並熱情參与到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當中。然而二月份的革命只是摧垮了壹個王朝，卻並未解決法國深重的社會問題。六月份法國再次發生革命，旋即被鎮壓，嗣後上台擔任總統的是拿破崙的侄子，拿破崙三世。托克維爾痛苦地看到，專制的力量重又回潮，大勢所趨他無能為力。雖然被拿破崙三世任命為外交部長，但壹直有著政治抱負的托克維爾並無欣喜。1851年底，拿破崙三世意圖稱帝，作為反對派的托克維爾被扣押。這很可能意味著托克維爾政治生命的結束，但此時他卻終於感到放鬆了，他在給友人的信里說到，自己從未像被扣押的那段時分那般感到滿意。也許是托克維爾終於在多年的「立功」還是「立言」的糾結中解脫出來，對於時代、對於政治徹底的失望，使得他反而可以笑對壹切了。被釋放后，托克維爾退出政壇，隱居鄉間，開始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此時，因革命而倉惶下台的基佐，也正隱居鄉間研究英國革命史。這對殊途同歸的師生，都要在對歷史的沈思中發出比議會講壇上更為響亮的聲音。



但托克維爾的孤單感似乎由此更深了。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之際，他無奈地對自己的妻子預言該書的命運，「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裏看到壹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壹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壹副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果然，該書在出版后短暫地熱銷了壹段，隨即遭受了冷落。直到20世紀中後期，才重新又被人發掘出來，到了近年儼然成為顯學。人們重又開始驚嘆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深刻洞察，重在他的引領下思考貴族與民主、自由與平等之間的關係。這位曾經的「國內流亡者」在逝后百年被卷進他未必渴望的熱鬧。



法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提出，法國大革命始自1789年，但它卻沒有壹個明確的結束年限。革命的進程總是在動蕩和反覆中，悖離革命的目標。在孚雷看來，直到1876-77年，共和主義者戰勝了王黨建立起第三共和國，使得法國有了適合於1789年革命理想的政體，既確保了公民平等，又確保了政治自由，革命才算終結。在孚雷所劃定的革命時代背景下，我們可以更容易地體會到，眼睜睜看著時代大勢朝向自己所預言的方向狂奔，拼力吶喊卻不為世人所解的托克維爾，面對著壹個時而動蕩、時而壓抑的法國，會有何種孤獨的心境。



托克維爾的孤獨，在於他在壹個喧囂貪婪的時代，仍持守對自由的深愛。這種深愛源於壹種古典意義上的貴族德性，源於對獨立、崇高與尊嚴的執著。他看到了民主制度是人類必不可免的未來，但無法容忍這種未來以自由的喪失為代價；他渴盼著參与到壹種偉大的民主制度的建設當中，卻總被壹只無所不在的巨手拋弄，身不由己。最終他只得退到壹個能夠任由自己馳騁的世界，將他對自由的理解，對這隻巨手的批判，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留給後世的知音。



貴族的自由與君主的壹統



要說清楚托克維爾的吶喊與批判，我們就不得不圍繞《舊制度與大革命》來仔細析解「舊制度」與「大革命」。這並不是個簡單的語言遊戲，而實在是因為我們對那段似乎熟悉的歷史實際上相當陌生。



壹說到法國大革命，國人的第壹印象往往是，這是壹場「推翻了封建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此說實大謬不然。真實的歷史過程是，國王推翻了封建社會，建立了絕對君主制，亦即「舊制度」；而「大革命」則推翻了國王，建立了新制度。



「封建專制」是個極有誤導性的概念。實際上，封建的就必然不是專制的，它是對專制的壹種制衡；專制的就壹定不是封建的，它是對封建的壹種壓制。所謂封建，是指名為君主屬下，實則散居多地、封土建邦的各大貴族，他們自行其是，甚至時不時地還要反抗君主的統壹之努力的壹種制度。大貴族向下也會分封自己的封臣，要命的是，壹方面次級封臣和大貴族之間也可能有那種虛與委蛇的態度，另壹方面次級封臣只有效忠其直接領主的義務，而無效忠國王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國王想要專制，完全是不可能的，國內的法律、行政秩序皆支離破碎。所謂的專制——嚴格說來應該叫做絕對君主制——則是國王想方設法削平了獨立的貴族，令其俯首貼耳，由直屬於國王的壹整套行政官僚體系，取代了有極強獨立性的貴族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地位，依照國王所頒布的法令，治理整個統壹的國家。國家的統壹是革命能夠被發動起來的前提。



可見，所謂封建制，便意味著貴族階層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教士、貴族（君主是第壹貴族）、平民這樣壹種差序等級制度，固化了人的差別，這在今天看起來很荒唐，但在經濟發展緩滯的封建時代，卻是對弱者的壹種保護。



封建時代最主要的財富和力量都來源於對土地的佔有，作為大地產主的貴族，便是社會中最強有力的人。如果沒有等級差異，所有人都平等競爭的話，窮人將失去壹切，也無法得到任何保護。但是貴族制度內蘊著壹種對所謂騎士風度的要求，該種倫理要求他們慷慨大方，急公好義，反抗暴政，或者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貴族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貴族的身份和力量是其維護社會正義的基礎，而不是其魚肉鄉里的工具。這樣壹種超拔豪邁和對普遍公義的追求，除非是天賦超群者，否則壹般是以該人天生沒有生存焦慮感為前提的；若有那種焦慮感，則他本能地便會從個別利益出發而忘卻了總體，難以處理「大政治」。貴族由於其血統確保了他的高貴地位，天生沒有生存焦慮感。於是，貴族階層便天然地成為政治德性的擔綱者與社會公義的宰制者，成為反抗專制者的領袖。不可否認，貴族當中的庸鄙者也所在多有，但這種庸鄙是為所有人所不齒的——貴族豈可像升斗小民壹般蠅營狗茍——貴族就意味著壹種榮耀和壹種責任，意味著壹種對於偉大的追求。



雨果的小說《九三年》末尾處，描寫了反抗革命的旺代叛軍領袖朗德納克侯爵，在自己性命危在旦夕之際，卻情願主動返回燃著熊熊大火的城堡去救出三個孩子的生命，哪怕自己因此註定會被革命軍抓獲也在所不惜，就是這種貴族精神的精彩寫照。



托克維爾出身於貴族家庭，對貴族倫理有著壹種細緻的感受。他寫道，貴族這個「多少世紀中壹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也不會復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但再也無法恢復前輩的心靈。」托克維爾對於「品德」、「心靈」的強調，正是貴族制的精髓。若無偉大的心靈，便難稱貴族；若無貴族，則社會的精神也會墮落。對托克維爾來說，心靈的偉大與獨立，正是他所珍視的「自由」最為根本的動力。



然而，時代的變遷卻侵蝕著貴族的心靈與精神。隨著地理大發現，來源於貿易與掠奪的海外財富源源不斷地湧入歐洲。它們脫離了土地的限制，橫向地帶來了財富在歐洲不同地區間的重新分配，縱向地帶來了財富在不同階層間的重新分配。封建時代緩滯的經濟與穩定的社會結構被衝破了，傳統的貴族階層因此也陷入困境，受到上下兩個方向的衝擊，走向了末路。



下面的衝擊來自平民階層當中的資產階級。他們在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形成了出身於第三等級的壹種新型「貴族」。這些人開始無法容忍血統貴族所人為刻意強加的身份差異，力圖取得平等地位。上面的衝擊來自壹直在試圖打擊桀驁不馴的貴族的國王。過去，財富只來源於土地，國王的直屬領地並不比貴族大多少，於是雙方勢均力敵；如今，財富的來源多樣化了，國王相較於貴族可以更容易地從金融家那裡借貸以裝備起大規模的軍隊，國王還可以建起規模龐大的官僚體系以動員社會資源。於是法國的貴族們終於在路易十三、十四朝代被擊敗。原本有著巨大號召力的大貴族們現在都被路易十四聚攏到凡爾賽宮，日日歡宴，夜夜笙歌。路易十四發明了各種虛銜加於貴族頭上以示寵愛，貴族們則想方設法要在國王跟前露上壹面以獲垂青。高傲的靈魂被虛妄的追求所腐蝕，挖空心思取悅國王的貴族不再有興趣照顧鄉梓。國王的官吏——他們都是服從壹套中央集權體系的精明能幹的事務性人才，不需要有獨立的思考，只需要有執行的效率——取代了貴族在傳統時代所承擔的社會治理功能，國王的壹統大業遂得實現。貴族被徹底地架空，與社會不再存在有機聯繫，不再有資格作為政治德性的擔綱者。托克維爾壹針見血地指出，「（國王）讓貴族保持飛黃騰達的外表，卻從貴族手中奪走人民的心——權力的真正源泉。」



這個由舊制度的君主建立起來、又為革命所發展的龐大而又無所不在的中央集權官僚機制，就是托克維爾要批判的那隻巨手。傳統貴族所秉有的那種驕傲的馴服和莊嚴的服從的獨立精神，在歷史上已經內化為法蘭西民族的自由精神，但在中央集權的壓制下損耗嚴重。



自由的傳統貴族承擔著地方治理的社會責任，他們既可能成為抗衡專制君主向地方無盡需索的力量，也會在君主遭逢危險之際成為勤王之師。健康的貴族制使得法國具有多個中心，中央集權制則將巴黎變成了法國過大的、也是唯壹的頭顱。壹旦巴黎遭到傾複，則其他地方再無能夠救助君主的力量。



慢著！還是有力量要去救助君主的，雨果所描寫的旺代貴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們何來此種勇氣？托克維爾答到，旺代正是舊制度下中央集權制未能有效滲透的地方，桀驁不馴的旺代貴族在其對頭君主遭難之際，伸出了援手。


民主的大勢與自由的基礎



旺代貴族的努力畢竟悖於時代大勢，托克維爾有著極佳的現實敏感性，他對朗德納克侯爵之輩可能多有讚歎，但也清晰地意識到社會變革的不可抗拒。還在1835年，托克維爾剛入而立之際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的上卷中，他就寫到，「身份平等的逐漸發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這種發展具有的主要特徵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時每刻都能擺脫人力的阻撓，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它前進。以為壹個源遠流長的社會運動能被壹代人的努力所阻止，豈非愚蠢！認為已經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國王的民主會在資產者和有錢人面前退卻，豈非異想！在民主已經成長得如此強大，而其敵對者已經變得如此軟弱的今天，民主豈能止步不前！」



在民主大勢面前，貴族的鄉愁情緒只不過會化作壹種自私自利的復辟衝動，這是托克維爾所不喜的；他思考的是如何有可能在民主社會中仍然保證那種出於獨立心靈的自由的存續，因為這是維持壹個社會之偉大的前提。他想要的絕不是復古，而是如何有效地開新。



法國大革命帶著「自由、平等、博愛」的許諾，毅然與舊制度相決裂，要開創壹個幸福的新天地。但托克維爾卻發現許多大革命的思想和習慣實則源於舊制度。革命法國建立了壹套中央集權化、精密運作的官僚體系，它為整個歐洲所欽羨。這套官僚體系對社會的滲透近於無所不至，試圖依照理性來對社會進行完整的改造，來剔除疊床架屋的傳統與習慣，來為個體公民提供安全與保障。但這些努力並不是在革命后才出現的，它是舊制度的產物，只不過革命法國以更大的力度來實行它而已。托克維爾便要質疑，何以在舊制度下，這套體系名為「專制」，在新制度下，便會名為「自由」呢？



他在對革命前文人的輕浮邏輯的考察中得出了答案。舊制度末期是啟蒙學者的黃金時代，他們影響甚大，甚至國王也樂於聽聽他們說了些什麼。托克維爾辛辣地批評這些人，他們以為「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複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壹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他們鼓吹著激進的變革，但是「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深受啟蒙學者影響的革命者懷抱著對理性的推崇與對簡潔明了的熱愛，卻帶來了巨大的動蕩；為了恢復秩序，在同樣的精神指導下，他們又自然地傾向接過舊制度留下的官僚體系，在上面加了個民主的帽子，以為這會帶來理想中的平等與自由。但它在新制度中會強化公民個體的依附性，對真實的自由、更進壹步對民主社會是極為有害的，即使其外表看上去光鮮不已。「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但是「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壹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



托克維爾更看到，文人與革命者昧於真實的政治社會這壹可悲狀況，正是舊制度下過分強大的中央集權制運作的邏輯結果。貴族和資產階級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官僚系統中那些精明強幹的人，卻由於只能作為行政過程當中的壹個環節，而欠缺壹種普遍性視野，他們都對於治國這門科學壹竅不通。他指出，「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



那麼，在壹個已然困頓的社會當中，未來重建自由政治制度的基礎何在？托克維爾在多處都曾提到過的結社自由、地方自治、司法獨立等等，毫無疑問是必須的制度前提。但若欲使這些制度擁有持久的生命，還需要壹種精神要素，那就是人們對於自由的熱愛。「在中央集權制日益使壹切性格都變得壹致、柔順、暗淡的時代，正是自由在大批個人心中，保留著他們天生的特質，鮮明的色彩，在他們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熱愛榮譽經常壓倒壹切愛好。我們行將看到的生機勃勃的精靈，驕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們使法國大革命成為千秋萬代既敬仰又恐懼的對象。要是在自由不復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長起如此雄健的品德，這才是怪事。」



這樣壹種熱愛自由、崇尚獨立的品德，是古典的貴族精神外化為法蘭西民族性格的結果。它在革命后時代拋卻了貴族精神的外觀，承載起其實質。托克維爾很清楚，血統貴族已成昨日黃花，精神貴族才是未來的希望。這樣壹種精神結構，結合於那些制度前提，才能夠使自由不是寄託于抽象觀念當中，而是作為壹種現實的生活本身。使得人們享有「在上帝和法律的唯壹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