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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楷

長期以來，學術界流行壹種觀點，即認為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東方社會自古以來就走著壹條與西方社會不同的發展道路。從這壹理論前提出發，這種觀點進壹步認為，東方國家尤其中國應該堅持和弘揚自己的文化傳統，發展出壹種具有東方特色或中國特色的文化，走出壹條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亞洲價值觀、儒家資本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觀點，就是這種理論的具體表現。這種基於文化多元主義立場的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理論，為反對普世價值、反對中國乃至所有東方國家的政治和文化轉型提供了理論支持，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和其它東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這壹錯誤理論至今沒有受到徹底批判，並且仍有很大影響。

令人欣喜的事情發生了。這就是：顧乃忠的新作《東方在何處——歐洲國家西方化及其啟示》，近日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出版。該書就是專門為了批判這壹理論而寫的。

《東方在何處》是壹部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專著。作為歷史哲學，該書不是研究歷史主體性質的批判的歷史哲學，而是研究歷史客體性質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而作為思辨的歷史哲學，其特點又在於不是對思辨歷史哲學的理論體系的建構，直接就是壹部世界史。為了建立這部世界史，該書秉持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取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理論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之長、棄二者之短，捍衛了以社會形態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為核心的歷史決定論，堅持了無論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都有共同的發展規律和共同的演化道路的「壹般歷史哲學理論」。作為文化哲學，該書也不是對文化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體系的建構，其直接就是壹部人類文化史。為了建立這部人類文化史，該書針對長期以來文化哲學研究領域中許多重大的、有爭議的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比如，該書批評了地理—文化重合論——認為地理上的東方只能產生東方文化，地理上的西方只能產生西方文化——的理論，認為這種理論是用靜止的方法考察地理區域和文化屬性的結果，因而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錯誤理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地理—文化分離論。該書批評了以東方和西方區分文化特殊性的觀點，認為文化的東西問題本質上是古今問題：西方化對於歐洲就是近代化，對於亞洲就是現代化。——全盤西化，就是全盤現代化，亦即全面由野蠻向文明轉化。該書還對文化多元論的觀點，以及文化的發展和轉型是對傳統的弘揚和繼承等觀點，直接地進行了批評，並提出了與之相反的觀點。對於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為全書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根基。

《東方在何處》的特點之壹在於，體系龐大、敘事宏觀。作為壹部世界史和人類文化史的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著作，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示，其中心內容就是從宏觀上研究歐洲國家的西方化，即歐洲當年的希臘、羅馬和近代的義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在文化上如何由東方變成西方，通過這個歷史過程的考察來追問文化上的「東方在何處」的問題。同時，探討歐洲國家西方化的原因，以及歐洲國家西方化這壹歷史過程，對東方國家尤其中國政治和文化轉型的啟示。該書後半部分著重研究了目前仍然處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東方社會、特別是中國社會是否具有特殊性，即是否應該走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的問題。毫無疑問，作者對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並且深入地分析了東西方社會生產方式的錯位及其實質和原因。這種對歷史和文化的歷時性、全方位的宏觀研究，在當前文化保守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以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為代表的后殖民批判主義理論喧囂的形勢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東方在何處》的特點之二在於，結構嚴謹、邏輯嚴密。在論證方法上層層深入、環環相接、絲絲入扣。該書首先運用文化形態學的理論和地理—文化分離論的方法，論證了地理上的東方，以及包括希臘在內的所有西方，在文化上原本都是東方性的。比如希臘在古典時期之前，就其政治形態而言，和現在東方的許多國家壹樣，是壹黨專政、王權專治以及虛假的意識形態等等。希臘文化——理想主義、個人主義、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出現，標誌著人類歷史演變中文化上西方的產生。希臘文化產生后，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出現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羅馬在世界主義、混合政體及法律至上等方面發展了希臘文化，從而使希臘和羅馬作為壹個整體，使西方文化呈現相對完整的形態。在希臘和羅馬的影響下，歐洲國家陸續並依次開始了西方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義大利的希臘化、英國的義大利化、法國的英國化，以及德國的法國化等等。《東方在何處》認為，所有地區的國家在歷史演化中，其文化性質都要發生從東方性到西方性的轉化。但是，歐洲國家所以先於亞洲和其他東方地區的國家完成西方化，得益於兩個原因：壹是專制主義產生得早，也解體得早；二是基督教的發展及其與王權之間的競爭導致了政教分離。

《東方在何處》的第三個特點提出了許多與傳統學術界不同的、乃至驚世駭俗的觀點。除了上面已經提及的以外，這裏再略舉幾例：
第壹，學術界普遍流行的壹個觀點就是西方沒有專制主義。這種觀點認為，西方本來就是西方，不存在歐洲國家的東方性，因此更不存在所謂歐洲國家西方化的問題，因為歐洲國家本來就沒有專制主義。《東方在何處》認為，西方沒有專制主義的觀點確實源遠流長，壹般說來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的西方沒有專制主義的思想，是通過論述東方專制主義的思想表現出來的，他的名著《政治學》就包含這種壹體兩面的思想。但是，亞里士多德的西方沒有專制主義的思想顯然是經不起歷史和邏輯兩方面的考問的。如前所述，該書對前希臘社會中壹黨專政、王權專治和虛假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全面考察，有力地證明了西方當年存在與當今東方從內容到形式完全壹樣的專制主義。公元前7世紀前後，希臘出現的僭主政治不是西方專制主義本性的改變，而是人民自我意識的覺醒，把原來認為合法的君主看成是沒有合法性的僭主，並千方百計地推翻之、謀殺之。該書作者認為，專制主義在行將解體的時候演變為僭主政治是普遍規律。就像當今東方很多國家的專制君主大都演化為需要用虛假的意識形態和種種的程序、形式來偽裝的「僭主」壹樣，我們難道有任何理由否認這些國家有過專制主義嗎？該書進壹步指出，包括亞里士多德在內的古代希臘人之所以否認希臘有專制主義，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兩點。第壹，由於客觀歷史條件的局限，當他們已經處在專制主義的時期，世界上還沒有類似的或比它更高級的體制相比較。就像當年的中國在與西方交往之前，雖然已經經過了兩千多年的專制時期，但是並不認識自己處於專制狀態壹樣。第二，由於希臘人的理論方面的局限。他們不懂「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壹人手中，不論是壹個人、少數人或許是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正地斷定是暴政」的分權理論。《東方在何處》對希臘沒有專制主義觀點的否定，實際上是否定了西方特殊性。既然希臘沒有專制主義的西方特殊性不存在，那麼，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內容的東方特殊性也必然無立足之地。

第二，學界普遍認為，基督教在政教關係上是主張政教分離的，其依據就是耶穌說過「愷撒的物當歸給愷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這句話；正是基督教政教分離的主張促使了歐洲國家的政教分離和西方化。《東方在何處》認為，這是對基督教在政教關係上的誤解，並提出了與之完全相反的觀點。該書以《聖經》特別是「四福音書」為主要依據，結合基督教的產生和發展史，從耶穌的天國具有明顯的政治性、現世性和物質性等方面證明基督教具有強烈的的屬世性壹面。從而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基督教在政教關係上不是主張政教分離，而是主張政教合壹；基督教從其產生時起，壹直到近代政教分離實現之前，始終都持有凌駕於世俗政權之上並進而實現政教合壹的願望，且竭盡其能地將這種願望付諸實踐。該書認為，在歐洲基督教時代的壹千多年中，基督教之所以未能實現政教合壹，不是不想為之，而是不能為之。歐洲國家西方化的原因不是得益於基督教政教分離的主張，而是得益於教權和王權之間的既合作又鬥爭，從而形成的互相制衡機制，乃至近代教權被民權取代所形成的民權對政權的制約。這種政教關係的見解，對於那種認為東方國家要實現民主和政治轉型處處到《聖經》立去找教條而放棄與專制政權鬥爭的做法是有力的批評。

第三，傳統的觀點認為，東西方兩大文明雖有差異，但各有長短，相互將取長補短，永久共存。正如李大釗所說，雖然東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有重大區別；但是，「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壹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東方在何處》認為，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東西方文明（文化）關係的觀點是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調和論。眾所周知，文化是包括物質技術層面、組織制度層面和思想觀念層面在內的整個社會系統。人們通常所說的東方文化，實際上是指建立在農耕生產方式之上的、以專制政治為其組織制度特徵的，並包括崇尚情感、群體和道德等價值觀念在內的整個社會體系；簡言之，實際上就是農業文化。同樣，人們通常所說的西方文化，實際上是指建立在工業生產方式之上的、以民主政治為其組織制度特徵的，並包括崇尚理性、個體、法律等價值觀念在內的整個社會體系，簡言之；實際上就是工業文化。文明或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從價值觀上看，文明或文化是有高低、優劣之分的。東方文化（文明）是低級的、劣等的文化（文明），西方文化（文明）是高級的、優等的文化（文明）。兩者之間的關係和演變趨勢就像陽光向地球輻射、水由高處向低處流動壹樣，是不以任何個人和集團的意志為轉移的。全世界的人拚命向西方跑，中國人打破頭到美國旅遊、留學乃至爭取美國的綠卡和移民已經不言而喻地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