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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平

加藤弘之是明治維新時期另壹名重要的思想家。早期，加藤積極宣揚「天賦人權」思想，倡導民權、平等、自由的理念，並身體力行參与政治推動之；在政治體制上，他主張實行憲政，議會制，認為政府的責任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與權利。為之，他寫了《立憲政體略》、《真政大意》和《國體新論》三本著作。于當時日本，加藤的新思想很是激進，言「凡為人者，不分貴賤上下、貧富賢愚，絕不該為他人束縛約束。所以我己壹身之事皆從其所欲，因而才產生今日交際上種種之權利」。他甚至批判天皇的絕對權力與神化，言「國學者之流……因不知國家君民之真理，遂將天下國土悉皆當做天皇私有，億兆人民悉皆當做天皇之臣僕……說凡出生本國之人民，只管以天皇之御心為心，只要天皇有御事，無論善惡邪正，唯甘心遵照敕命行事為真誠之臣道……其見陋劣，其說野鄙，實在可笑。」「天皇和人民決非異類者。天皇人也，人民亦人也，惟于同壹之人類中，有尊卑上下之區分，決非有人畜之懸隔……。」「以天皇之心為心者何事？是即構成吐露歷來卑屈心之愚論……吾輩人民若至放棄自己之心而只管以天皇之御心為心，豈不幾乎與牛馬無異耶？」（引子許曉光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權思想的形成 》）



1874年，日本民間提出「民選議院建議」，「自由民權」運動興起，而加藤弘之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時機尚早」，言「欲使我國開化未全的人民全體參議天下大事，而采其公議，以制定天下的制度——憲法」，「恐怕是等於緣木求魚」。（加藤弘之《設立民選議院之疑問》）在此時期，加藤思想轉變，由自由民權轉向社會進化論。1877年東京帝國大學創立，加藤弘之任首任總理，由此致力於宣揚「進化論」思想。同年，美國動物學家愛德華.莫爾斯在該大學系統講授進化論，這大概與加藤有關。



1881年，加藤弘之就任東京大學校長，不久即宣布，不再出版自己的舊著《真政大意》、《國體新論》等舊，這意味他公開與自由民權派決裂，否定了「自由」「平等」「天賦人權」。次年，他出版了《人權新說》，此著作標誌他轉向國家主義、社會進化論。他在該著中激烈批判「天賦人權」論，鼓吹達爾文主義，說「席捲歐洲又波及我東方的天賦人權主義絕無實存所取得證據，其從始至今都是學者妄想出來的」，宣稱「人間的生存鬥爭和優勝劣汰是必然的」；優勝劣敗是人類社會根本法則；平等、天賦人權是「謬見妄說」；「人類絕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壹的權利，人的權利只有在掌握專制大權的統治者即最大優者的保護下方能實現。」



加藤在以後的《弘之自傳》中陳訴自己思想轉變：「余才47歲時，即明治十五年，著述《人權新說》小冊出版，此為余之主義開始之著述。……余之宇宙觀人生觀乃全然變化。於是先論述吾之權利決非天賦，全為依進化而漸次造成者，此即前揭所著《人權新說》是也。」壹個思想家，在中年發生如此徹底的思想轉變是很少有的，可見當時日本思想之不牢靠。加藤說的很清楚，促成其思想轉變的是「進化論」，此後其「主義」即以社會進化論為本。



加藤是當時日本地位最高的學者，被稱為「官界和學界的總帥」。其建立了以社會進化論為根據的日本國家主義的理論。他倡導「國家有機體論」，言臣民即是國家有機體的細胞，「忠君愛國」構成國家的壹體性，個人應服從國家，為國家犧牲自身利益。國家對個人的至上權。宣稱「日本在全世界有無比優越的國體」，「利己」是生物進化的動力，「人間的生存鬥爭和優勝劣汰是必然的」。因此「只要為自己的利益幸福，則對於他國而起的侵略戰也沒有可非難的理由。」日本應「以武國主義為主眼、為經，以帝國主義置之第二位為緯。」加藤為日本帝國打造了集權侵略主義的哲學。



加藤的社會進化論思想主要來於英國思想家、哲學家斯賓塞與德國生物學家、思想家、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恩斯特.海克爾。斯賓塞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奠基者。加藤宣揚的「國家有機體」論即是斯賓塞的思想。恩斯特.海克爾是種族論者，宣稱德國種族優越，是納粹思想的先導。



1877年，斯賓塞《權理提綱》在日本翻譯出版，其後十余年至少15部斯氏著述被譯成日語出版，此外尚有諸多社會進化論的著述出版。同時期，亦出版十數種生物進化論方面的著作。此時期被稱為「斯賓塞時代」，社會進化論迅速傳播，成為日本主流意識。而這壹時期，也正是明治維新獲得成功，國家主義形成，開始膨脹，對外擴張，轉向軍國之時。



社會進化論對近代日本影響是重大的，其是日本民族圖強、擴張、以致步入軍國主義道路、對外侵略、不斷發動戰爭之思想根據，使之野蠻殘暴的侵略與戰爭合理合法——「真理」化，獲得自我「道德」之肯定與支持，精神之根據。



日本的民族主義及軍國主義有兩個思想、精神根據。壹是神道：日本是神國，日本民族是神的後裔，天皇是在世神，日本民族理應徵服、統治世界。壹是社會進化論：日本是優秀種族，代表文明，中、朝等是劣等民族，屬於野蠻之列，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日本民族要代表文明，向野蠻宣戰，佔領其國家，征服、統治、奴役中、朝等劣等民族。



自明治維新，日本民族族主義情緒驟然膨脹，其與社會進化論的風行交相呼應。膨脹的民族主義需要社會進化論的理論支持，社會進化論亦鼓動民族主義膨脹。自十九世紀后二十年，日本的民權思潮轉向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擴張主義。大批知識人接受了社會進化論，轉向國家主義，支持對外侵略擴張，甚至鼓動發動戰爭。認為這是文明對野蠻的征服，是推動人類「進步」。



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峰，晚福澤壹輩兒，但與之齊名。早期，德富亦積極倡導自由、平等、民權，是平民運動的代表。但是在甲午前後，其轉變為狂熱的帝國吹鼓手，鼓動日本對外侵略擴張。他在《日本國民的膨脹性》壹文中言「日本過去的幾百年的歷史，是收縮的歷史，將來日本幾百年的歷史，可以說是膨脹的歷史。」「維新開國二十余年來，我們的國民正如脫韁的悍馬，出籠的猛鷲，正在嘗試大胆的運動。」甲午戰爭爆發后，其宣稱日本對中國之戰是「讓野蠻社會沐浴文明的恩光」。他將日本比作古羅馬帝國，日本對東亞各國以及南太平洋地域負有普及「文明」的義務。其亦言「皇室是太陽神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是現人神,是皇室的家長、大和民族的家長,是國家壹切的中心。大和民族是神的選民,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孫,日本民族以皇室為中心統壹日本,以日本為中心向世界宣傳皇道，所進行的戰爭是為了實現神武天皇的八壹宇的最高理想而進行的聖戰。」（米彥軍《論德富蘇峰的皇室中心主義思想》）



歷史學家家、評論家山路愛山也是明治時期平民運動的代表人物，倡導

自由民權，但在在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后，公開聲明「願做帝國主義的信徒」，宣揚世界已進入「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時代，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正是歷史的必然，「是適者的生存，是天賜的榮耀......。」再，福澤的「野蠻、半開化、文明」及「脫亞入歐」論也是以進化論為根據的。



福澤、加藤、德富、山路等都是日本頂級的思想家、學者，他們的思想普及到大眾，這種進化論加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思想潮即更加極端化。思想普及的過程常常即是放大、趨向極端化的過程。北壹輝較德富更晚壹代，代表了日本下層民眾的極端國家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思想和情緒，並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這與德國納粹主義壹致，即法西斯化的國家社會主義。北壹輝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理論家。其思想也是以社會進化論為依據。



早年，北壹輝是社會主義者，主張實行民主制度，反對天皇體制。但是在國際國內的大背景下——適者生存、弱肉強食、民族主義濫觴，北壹輝轉向法西斯主義。北壹輝所代表的日本法西斯精神與運動，即是明治維新以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侵略性的極端化，但多了「社會主義」的性質。他的主張是：1、建立天皇絕對權威，改造國家；2、依靠在鄉軍人，建立軍人政治；3、反對財閥、官僚，限制私有財產；4、以戰爭實行國家擴張和民族振興；



北壹輝崇尚強力與戰爭，宣稱「天地萬有唯在於力，社會依據強力而動」；「天平隨劍之重量而傾斜，正義的神依其傾斜作出判決」；「必須要有戰爭，沒有戰爭，墮落即不可避免」；日本應當打敗英美俄中，締建壹個龐大的世界帝國。北壹村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是日本軍國主義精神的經典之作，深為少壯軍人所信奉，這也是「二.二六」政變事件之發生的原因。雖然，北壹輝未參与「二.二六」政變，但仍被天皇政府所處決，因為其是該政變的「理論領袖」。「二.二六」政變雖然被鎮壓，但是軍國主義的精神卻已左右日本民族，軍人政治卻也已形成。壹戰之後，日本侵對外略戰爭之不可抑制，乃至少壯軍人綁架國家和政府，原因在此。日本之所以走到這壹步，正是明治維新以來推行「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侵略擴張」路線的必然結果。



順便提及壹下，德國納粹種族主義也根于社會達爾文進化論。納粹理論認為，德國「雅利安」種族天生優於其他種族，因此其不僅有權利從斯拉夫人、亞洲人那裡掠奪領土，而且有義務征服消滅劣等民族。這種種族鬥爭符合自然法則。由於地球上的空間有限，因此種族生存鬥爭就必然帶來戰爭和武力征服。戰爭是合理的，是人類生存競爭的體現。在1933年紐倫堡黨代會上,希特勒宣稱「優等種族要征服劣等種族……這是我們在自然界看到的壹種權利，它可以被認為是唯壹可行的權利。」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德國人屬優等人種，註定會因著種族進化擁有榮耀的未來。因此必須隔離猶太人，以防和猶太人通婚。。」希特勒的思想是建立在社會達爾文論基礎上的，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壹次演說中說「大自然的全部工作是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劇烈鬥爭——強者統治弱者的永恆勝利。如果不是這樣，整個大自然就只有衰亡。違背這個基本規律的國家也將衰亡。」因此他認定「國家的安全不能寄託于別人的恩賜上，歷史總是在軍刀上前進，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嚴，就需要有強大的軍備。」「我們的鬥爭只可能有兩種結果：要麼敵人踏著我們的屍體過去，要麼我們踏著敵人的屍體過去。」當時，德國民族之擁護納粹，原因之壹是民眾普遍接受了社會進化論。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加之社會進化論即是納粹主義，這與日本軍國主義是壹致的。



達爾文進化論是自然科學，但是將之挪到人類社會即是災難；因為人類不是壹般的自然生物，而是「人為」的結果。比如武器，是動物沒有的，其是人的創造。因此動物間的生存競爭是有限的；而人握有武器，如果對之沒有相應的「人為」制約——道義與規則，人類即會彼此殘殺毀滅。更重要的是，

社會進化論強調的是「生存競爭」，這與早期資本主義的野蠻掠奪與擴張是壹致的。而大自然生態的大法則是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競爭法則從屬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的生態壹旦破壞，即毀滅之災難即來臨。近代以來，由於人類獲得超自然的能力，且而唯圖自身之慾望、利益、競爭、發展，而破壞了這個星球的生態平衡，大自然被人類掠奪摧毀殆盡，人類已是這個星球的災難。自然生態的毀壞，最終將毀滅人自身。自然生物的演變、進化史以萬年十萬年為單位進行的，而人類要在「吾生」之年，人為地幾何級數地推動人類的「競爭」、「進步」、「進化」，此乃是加速推進世界毀滅。



自然生態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是天道，「進化」「生存競爭」也對，但是寓於天道之中的小道，而「社會達爾文進化論」是人之妄道。人為慾望所驅動，慾望不可否定，其可創造文明，但前提是需有道義之制約，規則之限定，舍此人類生存之競爭即是彼此掠奪、殘殺與毀滅。中國文明「仁道天下」、「天人合壹」之道統合乎天道，為人類終極之「大真理」，可謂天不變，道亦不可變。







二戰後，美國作為勝利國佔領日本。麥克阿瑟作為統治者，強力改造日本，主要包括：



1、審判戰犯。向世界宣示日本戰爭之罪，伸張道義，確立公正。



2、解除日本武裝，遣散其軍隊。立憲，保障日本永不能發動戰爭——日本不得有軍隊。



3、打掉天皇是神、日本種族優越的神話。讓裕仁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日本民族不優越于其它民族。



4、清洗右翼骨幹。開展「公職追放」運動，將20萬右翼骨幹從政界、經濟界、文化界、報界清洗除去。



5、解散財團。明治維新后，政府扶植起壹批大財團，以在經濟、金融上推行國家主義。麥克阿瑟解散了這些財團，以斷日本再鼓動國家主義的財路。



6、政教分離。明治后，日本政府將神教打造為國家宗教，鼓動民族主義。麥克阿瑟廢止了神道為國家宗教，實行宗教自由，政教分離。讓神道回歸民間，政府不得對之保護、資助，天皇亦不得參拜靖國神社。



7、改革教育。頒布新教育法。廢除對學生進行民族主義、忠君愛國的思想灌輸，以美國為榜樣，以自由、和平、人權思想教育學生。



8、頒布和平憲法，確立民主制度。包括：A、改革天皇為本的國體，取消天皇總攬國家統治權。天皇僅為虛位。B、改革議會制度，取消貴族院，議會不再對天皇負責，民選參眾兩院議員。C、改革內閣。內閣官員不再由天皇任命；內閣由議會多數黨組成。D、實行地方自治。地方官員由當地民選選出。E、給予婦女選舉權。



麥克阿瑟的這些改革可歸納為五大項：1、使日本永遠不能發動戰爭。2、

解散中央集權。3、廢止國家主義。4、解體民族主義。5、推行民主制度。

此五項正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立國之根本國策的反動。翻過來看，如果當初明治維新不迷信「弱肉強食」和戰爭，不對外侵略、擴張；不強化天皇制的中央集權；不鼓動擴張的民族主義；不搞國家主義；切實推行憲政，那麼這也就是麥克阿瑟的日本道路了。與其現在，何必當初呢？



麥克阿瑟改造日本之成功，關鍵所在是保留天皇，這也是他對日本、對文明的壹個偉大貢獻。不僅未審判天皇，而且維護了其榮譽，保留了其皇位，此于這場戰爭之災難，于受害各國及人民——特別是中國，是很不公正的。但是，就當時之戰爭、政治之現實，這確是很明智的，可以說是偉大的戰略之舉。當時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神，如果審判天皇，日本民族將為之決壹死戰，美軍可能要戰死50萬軍人，日本大致也要死數百萬人。如果美國趕製出更多的原子彈， 日本將毀滅。正是由於保留了天皇，而避免了繼續戰爭，避免了數十萬美軍戰死。而且帶來了麥克阿瑟對日本的和平改造，日本由而成為和平的、創造經濟奇迹的現代國家。



不報偏見地說，就數千萬人以上的國家，日本乃是當今世界最穩定、管理最好、最文明有秩的國家，並且也是人民最長壽的國家。當今的日本，比美國、西歐諸國都更成功，其原因就是日本比歐美國家更維護傳統。可以說日本是東方「族體西用」的樣板，值得我們學習。日本壹方面是最現代、最西化的，但同時也是最傳統、最日本的；其既很開放，但亦十分保守。日本能有今天，要感謝麥克阿瑟保留了日本天皇，保護了日本傳統。



作為國家、民族之象徵，天皇虛位，這本是日本由來已久的傳統。國家政權與國家象徵符號分離——權與名分立，壹是可避免爭奪皇位的鬥爭；二是保持國家延續的壹致性，並保障民族對國家的壹致認同，而不會分裂。不論諸侯如何爭奪政權，彼此如何分分合合，但日本總是日本，由天皇所代表，其置身於權力鬥爭之外。日本的權、名分離制，類似中國周朝，諸侯自治，可有霸主，但周天子代表周朝，名分高高在上。



國家、社會之組構乃是對民心的組織。民心有共同的認同，國家、社會即容易組織在壹起，容易建立秩序，而結成共生體。反之，則是無盡的紛爭、敵對、戰亂。保留天皇的名位，可凝聚民心，讓民達至共同之認同，由而使國家、社會建立秩序，保持穩定。



再，保留天皇可以維護禮儀。王室代表國家最高禮儀，即規範了國家、民族、社會的禮儀模式。禮是人行為舉止的文明規範，人類由禮而形成文明的儀式。此所謂文明即儀式。中國古代，以「仁」與「禮」劃分文明與野蠻的分界。「仁」是文明的內容，「禮」是文明的外在儀式；具體到人則是：前者是對人內心的要求，後者是對人的行為舉止的規範。禮儀體現的是文明秩序。國王、皇室遵禮循儀，代表國家之文明之尊嚴；其做出表率，全民要遵禮儀，行文明。有禮儀，即有文明之要求之秩序。慶典有慶典之禮儀，婚喪有婚喪之禮儀，友人、夫妻、父子亦有友人、夫妻、父子之禮儀。禮儀就是文明，就是文明之秩序。日本社會之如此有序，重禮儀是重要原因。



如果，我們不將心思全在放當下，而有廣闊的目光，縱觀人類的歷史與長遠未來，即知道傳統之重要。我們比較壹下英國革命及法國革命之後的歷史，即可知曉。在人類近代動蕩的歷史中，



麥克阿瑟保留天皇，于日本最重要的意義是：保留天皇即延續日本文明之傳統。國王是傳統的象徵。國家、民族都是有歷史的，文明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傳統即是時間凝聚的文明，或者說是文明的時間。在任何時間點上，文明都是傳統的延續——除非齊備摧毀，這是文明的主體。人們的所有的學習都首先是對文明的繼承。文明，其更多的是在我們的身後。沒有實時創造的文明，文明是世世代代積蓄起來的。現代社會變化過於迅速，也過於龐雜、激烈，很容易將傳統沖毀、洗刷掉。這是很危險的。所有新創的、風行的，都還不是文明，因為其尚未經過生活檢驗，未經過文明的過濾，轉為文明之經驗。如果傳統被呼卷而來的潮流所吞沒，那麼人即置身荒蠻。近代以來，人類經歷了諸多類似的災難。因此，「進步」、「發展」、「創新」、「變革」越龐雜迅猛的時代，傳統即越為重要。當妳越向前猛衝，也就越需要向後退；越開放，便也越需要保守；月需要改變，也就月需要穩定，此是生命之平衡，也是文明之平衡。



麥克阿瑟保留了天皇，這也就意味他保護了日本文明的傳統——麥克阿瑟壓抑了其壞的壹面。在現代潮流如此迅猛地發展中，日本之所以如此成功，乃至比美國、歐洲發展、建設得更好，這除了積極向西方學習、進取之外，就在其更保守、更自覺、更努力地繼承、維護了日本文明的傳統。日本的和服「起於漢，興于唐」，當今世界誰還穿千年前的服裝呢？但日本人視之為國服。日本的禮儀大概與和服同樣古老，至今日本人仍「頑固」地保持著。1946年的《日本憲法》規定男女平等，但是日本女人婚後，大多辭去工作，全心照顧家庭。現代社會自由競爭，但日本則更講集體精神，共進共退，顯示個人，會受到大家的排斥。日本人的薪金按年齡算，大家都差不多，誰都別爭。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神速，但日本公司更像社會主義。員工為公司終生效力，而公司則對員工終生負責，醫療、休假、住房、養老、結婚全管。這就是日本傳統，很像舊時代武士效忠於領主；領主對武士及家小負責到底。「平等」是西方近現代文明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日本至今仍保留著濃厚等級觀念，可謂根深蒂固，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有了麻煩，上級壹定上前擔當。落座也有等級順序，年長的、有名望的、職位高的在上座，等等。



日本實行民主制度，但這是在國家層面；而在社會層面，人與人的關係依據傳統道德、禮儀、風俗。日本高度現代化，但千年以來的「孝」「忠」「義」「恥」仍是現今日本人的基本道德觀。



就算是國家政治，日本的民主政治也很是日本化。自1955年，日本始終是壹黨獨大。此年自民黨執政，其後只有4年在野，壹直執政至今。日本政治有世襲的傳統，其來於封建貴族、領主制度。但在戰後日本的民主政治中，仍保留此傳統，政治世家主導日本政治。比如參眾兩院議員有很多來於政治家族，可謂「子承父業」。這些在歐美民主國家是不可理喻的，但這卻正是日本民主政治的特色——西方民主政治的日本化。從形式上，其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權力來於人民——民選、多黨競爭、選舉清廉公正，等等。但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內，卻延續著日本政治的傳統。不能說日本的民主政治是假的，在形式、規則、法律上，其都是民主制度，只是日本的民主制度適合日本的國情、民情。比如日本國民觀念趨向壹致、尊重權威，相信政治世家，情願將國家交給他們治理；而日本政治家族從政也並非是圖家族利益，而是志在治國。如果某個家族世代都是好醫生，百姓們自然都願意找他們看病。



二戰後，世界先後有壹百多個落後國家成為了民主國家，但成功的不多，其中大部分國家徒有其名，在不斷的動亂與腐敗中翻轉。日本不僅成功地引進蘆葦西方民主制度，而且將國家、社會治理得比歐美國家更穩定，也更有序有效。根本所在，日本的政治是「日體西用」。日本民族向西方學習，歸根結底是為了日本民族自身的生存與繁榮（這沒有錯，只要不以鄰為壑，掠奪、侵吞它國它族），而這需要適合本國國情、民情，融匯于傳統。至於能否做到，則取決於全民族的認同精神、共生意志與協調合作。



在大海中的壹片地震頻發的島嶼上，日本民族的共生性是很強的，共生共在，協調壹致。群體對個體負責，而個體承擔義務，遵循公共道德與規；由而結成有序有效的共生體。唯此日本民族方能共度危難，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而且作為壹個隔絕大陸的孤零之島國，日本民族需要積極頑強地向外學習，獲取更多更高的知識和生存手段。這不是對錯、高下、好壞的命題，而是日本民族生死存亡之實際，這造就了日本民族的文明傳統。這裏要補充壹下，近代日本的野蠻性主要體現在對外的侵略、掠奪、戰爭、殘酷殺戮上，而對國內，歷屆天皇政府並不像共產國家那樣，以殘暴的手段對待人民。日本人民戰時所遭受的苦難是戰爭帶來的，而非政府有意殘害人民。



如果說近代西方文明的中心是個人與自由，那麼日本文明的中心則是集體，

日本民族的協調壹致與秩序性，沒有國家可以比擬，其深入日本人的內心，為國民的自覺言行模式。比如日本兒童、學生自幼兒園便規定要穿校服，直到高中畢業。這主要是自小培養孩子的集體精神、壹致性。而歐美國家只有個別私立學校有穿校服的要求，大多孩子、學生很難接受校服。歐美國家以個人為中心，強調個人自由；因而近代歐美文明顯出巨大的創造力。但是隨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泛濫，歐美國家的優勢正在喪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大眾化后，就轉向了個人享樂，人自我放縱，放棄自我要求，社會被腐蝕，公共道德弱化，寄生者越來越多，特別是美國。庸俗化、泛濫化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瓦解歐美文明，使之趨向衰落。而日本更注重個人約束、集體精神，雖然日本人沒有歐美人那麼大的創造力，但是其學習、進取的精神，勤奮、規範、壹絲不茍的質量，則釋放出巨大的效能。而且，日本人重禮儀，講規矩，加之集體精神，使日本社會安全有序，井井有條，這也讓日本的各界企業高效率運轉。日本民族，在抑制住其對外侵略的野蠻性后，顯出其傳統文明的優勢。



經過麥克阿瑟改造后的日本，在戰後的七十多年中，已經成為壹個文明的現代國家。其可貴的經驗是，努力繼承日本文明傳統，同時竭力學習西方文明，而將二者中好的部分融合在壹起，而抑制壞的。戰後的日本，得了「日體西用」的正果。這很值得中國人思考、借鑒。中國需要向戰後的日本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