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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永苗

我們當年提出和孵化維權，原因在於身處民運陣營的我們，無法忍受民運只能啟蒙，幾十年政治效果，實實在在的看得見的效果太少，都是輸沒有贏，都是支出沒有進賬，儘是虧沒有盈利。可是如今回頭來看，維權除了人數極大規模增加之外，從政治效果上差不多，那麼是不是應該拿個東西取而代之呢。維權是人民戰爭的海洋，是海量的細微環節的鬥爭，只要有侵權的地方，就有維權。我粗略估摸壹下，幾乎每個農村都可以有三五個維權分子。既然維權分子人士數量為極大的海量，身為維權分子之壹，不過是海水中的壹滴，而且效果方面幾乎只有輸沒有贏，又有什麼資格驕傲地以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是遭遇過很多次維權分子給的侮辱。民運分子雖然沒有太大成效，但好歹是幾萬之壹，幾十萬之壹吧。幾十萬之壹與幾千萬之壹，幾億之壹比較，好歹要高貴幾十倍上百倍吧。

從壹開始，維權頂多是民運的預備役，預科學生。如果說民運是原油層的話，維權頂多是油頁巖層。油頁巖從原油層吸取石油，但含量極低，需要高科技的高溫蒸餾才能提煉出來石油，如果沒有高溫蒸餾技術，油頁巖就是沒用的廢料。同樣沒有民運對維權的指引蒸餾，維權就是體制奔潰和社會潰爛的組成部分而已。

中國民運扭曲為促進中共改革派，與維權被訪民維權鵲巢鳩占，都足以證明，在中國民間，與中共糾纏越深的，狼奶味越大，話語權越重，參与的人越多。路徑封鎖越厲害的，路徑依賴越大的，充滿著受虐和自殺帶來快感的性傾向。

由於政治高壓和路徑鎖定，中國民運和維權都縮水為動員能力較弱，社會連帶能力較弱的身份認同政治，成為民主人士或者成為維權人士的民間政治，以身份認同來承載道義資源積累和聲名，而陷入「勝利在我」或「真理在我」的幻覺。政治之致力於目標實現或者抵達勝利方面的行動和工作，被念咒和祈求所替代，就像基督徒祈禱不行動不致力於事功壹樣。民主人士由於念咒時間過長，效果不明顯，老是挫敗，被維權人士所替代，由維權人士念咒和祈求。維權人士念咒時間過長，除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外效果不明顯，老是挫敗，但對體制內以及輻射範圍的身份利益，具有更大渴望。孔夫子搬家都是書（輸），但因為更大渴望超越黨國不足，除了人數大規模急劇增加外，為烏合之眾外，比民主人士更糟。就像甘蔗渣壹樣。

以身份建構參与維權，比較落後，時間較晚，氣喘吁吁地趕上來，跟在屁股後面，看不見黑壓壓的大隊伍的前頭方向在幹啥。維權本來就是靠人海戰術，靠海量的，每個維權行動是億萬之壹，是微不足道的。行為藝術賦予其重要性，更可能隱藏唯壹的重要性，豈不是矛盾的。維權就像妳在初中的時候，妳爸給妳多十塊二十塊的，妳就會覺得多得不得了。可是轉型要的是幾億幾十億，多個十塊二十塊的，沒啥用。

像維權民運中國民間的抗爭，都有漣漪效應，從中心出發，壹波壹波散開，後面壹波承接前面壹波時，可能中心地帶已經發起新的。當然每壹波都會認為自己是中心。所以是洋蔥效應。

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對中共的抗爭，從來都是能暴露在公共視野的，走上輿論舞台的，是無足輕重的，很飄忽，真正有血祭和鐵的沈重的，都不會在或者不好在中共所能容忍的中產階級輿論舞台上出現，或者長久出現。而且我相信外于依附性中產階級輿論舞台的力量，在將來也是決定性的。這就是我對言論表達作為抗爭手段嗤之以鼻的底氣所在。

所以我壹直不知道那壹些人覺得自己站在抵抗最前沿的驕傲自滿是何處來的。莫非是比上不足只要把比下有餘這種優越感牢牢固定住，極度放大以至於抹掉比上不足，讓自己成為唯壹是光亮源頭？

壹個賣貨郎，在工業製造體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能把城裡的工業用品賣到極度落後的山溝溝，在山溝溝窮人落後的眼裡，他就是神壹樣的存在。

很多毛左崇拜毛，就是類似於在民國乃至於在共國，他們的信息閉塞知識閉塞，在山溝溝里，突然來了毛這樣的賣貨郎，搭了壹下鄉下戲班子，唱了戲。對於山溝溝里的窮人而言，城裡的高等知識分子，工業體系的製造者產品的設計製造者是不同世界的，眼睛里看不到，沒有能力想象得到他們。而作為使者的賣貨郎是他們中的壹員，是同壹世界的人，雖然有壹些等級差異。李猛在壹篇評論艾愷的文化保守主義文章中，講了壹個鄉下農村，不管從上頭來的是哪壹個上頭來的，是清皇帝還是國民黨還是共黨派的，他們都是能接受的，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區分這三者，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壹樣的。因此，對於落後的貧窮的殘疾的無能為力的人來說，神的使者比神重要，他們沒有能力區分此神和彼神。而只淪陷在與神的使者的關係，這也是道成肉身的壹種解釋。為什麼要有中保。子就是父，父就是子。

地下抵抗和兩個德國

對中國，余英時有個著名的劫機比喻。中共就是劫機犯，而中國人民就是乘客。當劫機犯「中國化」了，與乘客打成壹片，油水難分，乘客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前來解救的解放者就難辦了，動壹下劫機犯乘客紛紛反對妳。幸好在壹兩年的川普貿易戰和美台關係升溫中，沒見到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即使中共煽動民族主義，在美國模式面前是無效的，箭頭剛射出就紛紛落地。然而對於試圖拯救中國人民於水火的美國政治家來說，要在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面前，區分國家與政權，中國與中共，反華與反共，是很難的。壹種類似黃禍的身份認同，實在讓人頭疼。很多「吐狼奶」程度很高的知識分子，在寫貿易戰文章時，面對美國，動輒說「我們」「我國」「我們黨」，裝得好像黨媽真的需要他們發言壹樣。

在納粹德國被戰勝之後，就涉及到主動或者被動捲入納粹德國戰車中的德國人民的罪責問題，其中免於政治原罪的，就有德國地下抵抗運動。我模仿該做法，提出維權可以幫助中國人民從極權的原罪中析透出來，區分出來。或者說十余年為國際社會所支撐的人權運動，可以幫助被劫持飛機上的乘客，與劫機犯區分開來，免得被解救的飛虎隊當做劫機犯壹槍打掉。

在英美聯軍的自由世界看來，德國人民幾乎整體地和希特勒站在壹起，因此即使對德國人民進行整體審判，乃至於戰爭報復，是可以找到合法性依據的。對此，德國公法學者施密特在美國審判他自己的納粹罪行時辯護說，德國人民在淪陷於希特勒時，沒法找到或者等到自由世界的庇護，沒有庇護就沒有效忠沒有服從。德國地下抵抗運動沒法與西方世界大規模接頭，也很容易被受洗腦的德國人民認為民族叛徒，在沒法獲得自由世界庇護的情況下，地下抵抗運動使自己區別於納粹，使德國除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之外，還有另外壹個德國，這是壹個地下的，看不見的，被遮蔽的德國。納粹德國是暫時的，另外壹個德國是永久的；納粹德國是邪惡的，另外壹個德國是良善文明的；納粹德國是禍害荼毒德國人民的，另外壹個德國是捍衛保護拯救德國人民的。於是乎，中國的維權也造成有「兩個中國」，壹個是黨國，另外壹個是逐漸與台灣民國接軌的「地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