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的社會事件對中國民主運動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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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社會事件對中國民主運動的促進作用
崔永元的爆料,有可能是單純的個人報酬或者是為了公義而戰,有可能是共匪故意安排他出來爆料,讓他幫共匪轉移視線順便幫正在進行的掠奪社會財富的行為做輿論準備,也有可能是崔永元為了個人報酬或者為了公義讓共匪覺得間接的幫了他們自己的忙,所以共匪幹脆縱容他繼續爆料。
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存在,可是根據崔永元爆料的結果,根據常識大概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崔永元爆料的對象應該不是敏感人物,不然他早被共匪徹底封殺了。崔永元爆料的結果有利於共匪進行進一步掠奪社會財富的輿論準備,崔永元爆料部份文藝工作者的官商勾結行為,在客觀效果上也確實重創了共匪的形象。
崔永元的爆料雖然沒有充份的在制度層面揭露共匪國的制度之惡,沒有充份揭露共匪國的集體貪污腐敗,也沒有把革命的目標指向鄧右共匪建立的一黨專政與黨國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可是終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社會大眾對共匪國的反思,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民運人士還是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崔永元爆料。
范冰冰逃漏稅的事情,共匪處理的並不妥當,既然沒有把崔永元全面封殺,把事情壓下來,既然也動用黨國媒體說范冰冰逃漏稅,那就不應該對范冰冰從輕處理。這樣做剛好可以折射出中國社會極端的缺乏公義,極端的人治極端的雙重標準。
中國的稅收制度極端不合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太低,充份的針對勞苦大眾,富人反而沒有高額累進的遺產稅 贈予稅 房產稅 資本利得稅,中國的稅收制度本身就是劫貧濟富的,不止是針對窮人而且收上去之後主要也是共匪官員拿去貪污。從中國高稅收低福利,極端缺乏補償正義的狀況裡邊就可以看出來。
范冰冰估計也知道在共匪國繳稅也只能是補貼共匪官員,她平時很少參加一些非官方的可以增加社會福利的事情,所以她的逃漏稅比較合理的動機應該是跟共匪官員之間存在衝突,她不願意對共匪分享更多的財富。
我覺得從崔永元爆料到范冰冰逃稅事件,可以總結出的比較有積極意義的經驗,應該是共匪國極端人治沒有法治,比如范冰冰與共匪官商勾結以及後來被從輕處理,共匪國貧富極端兩極分化,比如崔永元的爆料引發大量基層民眾的支持。共匪確實有可能希望利用崔永元爆料,順勢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以及為進一步掠奪社會財富進行輿論準備,從崔永元爆料沒有被共匪徹底封殺這一點中可以看出來。
我覺得崔永元爆料,對於民運人士來講是好事。崔永元爆料是一把雙刃劍,確實可以幫共匪轉移視線以及進行某些輿論準備工作。可是對於國內目前死氣沉沉的輿論環境,我們民運人士也太需要一個負面的社會事件作為突破口對共匪國的制度之惡進行論證性質的批判了。所以我們民運人士不應該錯過這次機會,應該把這次事件對共匪形象的重傷通過輿論引導升華成一次對共匪國制度之惡的深入反思。
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存在,可是根據崔永元爆料的結果,根據常識大概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崔永元爆料的對象應該不是敏感人物,不然他早被共匪徹底封殺了。崔永元爆料的結果有利於共匪進行進一步掠奪社會財富的輿論準備,崔永元爆料部份文藝工作者的官商勾結行為,在客觀效果上也確實重創了共匪的形象。
崔永元的爆料雖然沒有充份的在制度層面揭露共匪國的制度之惡,沒有充份揭露共匪國的集體貪污腐敗,也沒有把革命的目標指向鄧右共匪建立的一黨專政與黨國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可是終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社會大眾對共匪國的反思,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民運人士還是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崔永元爆料。
范冰冰逃漏稅的事情,共匪處理的並不妥當,既然沒有把崔永元全面封殺,把事情壓下來,既然也動用黨國媒體說范冰冰逃漏稅,那就不應該對范冰冰從輕處理。這樣做剛好可以折射出中國社會極端的缺乏公義,極端的人治極端的雙重標準。
中國的稅收制度極端不合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太低,充份的針對勞苦大眾,富人反而沒有高額累進的遺產稅 贈予稅 房產稅 資本利得稅,中國的稅收制度本身就是劫貧濟富的,不止是針對窮人而且收上去之後主要也是共匪官員拿去貪污。從中國高稅收低福利,極端缺乏補償正義的狀況裡邊就可以看出來。
范冰冰估計也知道在共匪國繳稅也只能是補貼共匪官員,她平時很少參加一些非官方的可以增加社會福利的事情,所以她的逃漏稅比較合理的動機應該是跟共匪官員之間存在衝突,她不願意對共匪分享更多的財富。
我覺得從崔永元爆料到范冰冰逃稅事件,可以總結出的比較有積極意義的經驗,應該是共匪國極端人治沒有法治,比如范冰冰與共匪官商勾結以及後來被從輕處理,共匪國貧富極端兩極分化,比如崔永元的爆料引發大量基層民眾的支持。共匪確實有可能希望利用崔永元爆料,順勢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以及為進一步掠奪社會財富進行輿論準備,從崔永元爆料沒有被共匪徹底封殺這一點中可以看出來。
我覺得崔永元爆料,對於民運人士來講是好事。崔永元爆料是一把雙刃劍,確實可以幫共匪轉移視線以及進行某些輿論準備工作。可是對於國內目前死氣沉沉的輿論環境,我們民運人士也太需要一個負面的社會事件作為突破口對共匪國的制度之惡進行論證性質的批判了。所以我們民運人士不應該錯過這次機會,應該把這次事件對共匪形象的重傷通過輿論引導升華成一次對共匪國制度之惡的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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