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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整風轉入反右伊始，毛就欽定了個「章羅同盟」（后又稱章羅聯盟），並說1957年「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面對毛這壹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裏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內壹些聰明的見風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掛上陣，準備圍剿這壹「聯盟」。而章伯鈞呢？在稍作抵抗后，就乖乖投降了，違心承認了這個「沒有組織、綱領」的「章羅聯盟」。

只是這個同盟的二號人物羅隆基其時遠在東南亞跟隨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會議（羅還兼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的頭銜，所以跟會長郭出訪），當他從報紙和廣播中得知這壹切之後，頓時火冒三丈，他的第壹反應就是去打長途電話，第壹個打到章伯鈞家中，接電話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羅壹聽這個熟悉的聲音也顧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鈞叫來！」

章伯鈞剛拿上話筒應了壹聲，那邊就傳來羅隆基連珠炮似的叫嚷聲：

「章伯鈞，報上說我跟妳『聯合』了，妳居然也承認了！現在妳就跟我說清楚，我什麼時候和妳『聯合』的？又是怎樣聯合的？妳說呀……」

章伯鈞已為這事痛苦了多日，不過這時已變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計羅隆基知道了這壹消息肯定會找上門來算賬的，可他有什麼辦法呢？囁嚅了好壹陣，他只好說：

「電話里說不清楚……等妳回到北京，我們再談。」

羅隆基依然不依不饒，叫對方做好挨清算的準備：

「我明天就回北京，壹出機場，我就要找妳算賬。」

第二個電話打給葉篤義。

葉是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年留學美國，是民盟內與羅隆基關係較好的「英美派」。羅找到他，主要是問葉，為何有「章羅聯盟」之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遺憾的是，這時已被封為章、羅之間「聯絡員」的葉篤義自己也是壹頭霧水，說不清楚，更不敢多說……

第三個電話打給浦熙修。

浦是羅歷時十年的「紅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京辦事處主任。此時浦也陷身於反右的暴風之中了，不過此時《人民日報》7月1日社論尚未出籠，她還未被「欽點」為「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民盟右派系統」中的壹名「女帥」，加上她對共產黨的無比信任，無比忠誠，她推斷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風運動將章、羅兩位民主黨派領導人、政府部長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當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個聯盟中的重要成員，成為「人民的敵人」。

所以浦在電話里安慰羅隆基，認為問題並不會很嚴重，頂多回到北京檢查壹下就過去了。到底是異性知己！羅隆基似乎感覺到浦女士的溫情，也得到壹絲安慰，火氣稍有降溫。

不過他仍不肯放過章伯鈞。次日回到北京的羅隆基身著西裝，手提自由拐杖，帶著南洋海風的鹹味和椰林的清氣，直接「如約」闖進章伯鈞家門，見面並不寒喧，即直奔主題，連說帶吼：

「伯鈞，我們之間吵得還不夠嗎？我們吵過多少回？天曉得，我們竟然『聯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極！」

「妳居然去承認什麼章羅聯合，真乃豈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幾人不知道我們的明爭暗鬥？妳我之間，不僅沒有組織上的聯合，就連思想上的聯合也壓根兒不存在！」

「妳我之間必須講清楚……」

幾乎是羅隆基在唱獨角戲，而章伯鈞猶如既聾且啞的傻瓜，只是低頭不語。他深知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雖然搞政治也有幾十年了，但還沒有真正領略到政治權謀，更沒有嘗到被陷入甕中之鱉的滋味。章知道，現在跟他解釋、辯護都沒有用，不久毛澤東就會用事實解答這壹切。所以他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沈默……

面對採取沈默戰術的章伯鈞，心高氣盛的羅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講累了，看來他的對章之戰還沒有找到制勝之道，於是決定暫時到此為止，過後再理論。臨要出門時，羅突然轉身，幾乎是氣急敗壞地吼道：

「章伯鈞，我過去沒有跟妳『聯合』，現在沒跟妳『聯合』，今後永遠也不會跟妳『聯合』！」

說畢，拎起隨身攜帶的自由棍，雙手各執壹頭，猛地往大腿上壹壓，只聽「哢嚓」壹聲，自由杖壹折兩段，羅把折斷的拐杖往章伯鈞面前壹扔，留下響噹噹的八個字：

「妳我之間，如此而已！」

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過羅瑞卿布置的卧底報告到毛的案頭，或者由李維漢統戰部長親自向毛報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開心極了，或者還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為什麼「集團」、「聯盟」的人，起初總是這樣大喊大叫不承認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過，要不了幾個回合，他們就會老老實去寫認罪材料，請求寬大處理了。毛可是曾經滄海了，還怕妳羅隆基壹介書生？等待收拾吧，小菜壹碟……

不過也許毛有點小看羅隆基了，他可能沒有估計到羅會如此頑強抵抗，對這個所謂的「章羅聯盟」，羅始終指其為子虛烏有，堅不認賬。好才「聯盟」另壹方的章伯鈞已繳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匯報》刊登了章伯鈞關於「章羅聯盟」的檢查、檢討，承認了兩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聯盟」，但不承認有組織、綱領。現在聯盟的另壹半卻什麼也不承認，這當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鬥爭的完全勝利，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統戰部。

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決定集中力量圍剿羅隆基，攻下「章羅聯盟」這塊骨頭。

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擔任這場戰役總指揮，在他指揮下，動員、調動了壹切可以調動的力量。

最先上陣的有馬敘倫，還有著名的民盟內「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吳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彭真寵信，並且在整風開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黨，因而總能得風氣之先。所以在整個「鳴放」高潮的5月，吳晗跑到太湖度假休養去了。反右開始后，他便回來精神抖擻地投入反右派鬥爭。7月7日吳晗在全國人大第壹屆第四次會議上針對「章羅聯盟」作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可謂神情兼備、聲色俱厲，以下摘其片斷。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義活動是壹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

「章伯鈞在1951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和我說，只要我們倆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這樣他就越發仇視、敵視我們，無論我們做什麼事總是不對。北京民盟因為沒有接受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章伯鈞、羅隆基的領導，多年來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婦，怎麼也稱不了這兩個惡婆婆的心……」

「章羅二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干……突然壹年多以前，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冤家忽然變成章羅同盟了，兩人此唱彼和壹個鼻孔出氣了，壹個腔調說話了，不是個別的而是聯合壹致的來打我們了……」

「……這樣兩個黨派深入到基層點火，兩個報紙壹南壹北，派出大批記者到九大城市，到各個大校到處點火，火焰瀰漫，煙塵蔽日，弄得他們自己也暈頭轉向了……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現在弄得進退失據，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大有『收拾殘局，捨我其誰』之慨。（全場鬨笑）……結果是從自己點火所造成的煙幕出發，錯誤地估計，罪惡的行動，點火燒了他們自己，鑿船，整個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們是人民的敵人……」（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吳晗的發言雖然氣勢洶洶，火藥味十足，但所講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報上、會上已經揭發、批判過的那－套，說得不好聽只是拾人牙彗罷了。所以並沒什麼的殺傷力，羅聽著都不大當回事。

豈知吳晗的利刃是壹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後頭。下面是他最後使出的真正殺手鐧：

吳晗把鏡頭拉回到1948年9月，其時，中共的勝局、國民黨的敗局日漸明朗。這時的羅隆基被國民黨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躺在病房裝病人。不久吳晗從昆明來到上海，吳晗早已參加了民盟西南聯大支部，並成為支部負責人。這次是打算從上海買飛機票飛香港，與已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匯合，然後設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區」。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國民黨當局嚴控飛香港的機票，吳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只好在上海暫時滯留。得知羅隆基在虹橋醫院，對這個近在咫尺的民盟領導人、上司，吳決定去看望壹下。見了之後，交談中，羅趁在醫院監視的國民黨特務不注意之際，將壹封密信交吳晗，囑附其親手交給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吳壹口答應並將密信收藏好。

誰知吳回住地后竟將密信私自拆開看了，見信中有要求堅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領導等語。吳感到大方向不對，因為這時的吳雖為民盟成員，但已抱定了投靠共產黨的決心。若將羅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嗎？於是他決定將信私自收藏下來。壹藏9年，直到中共發動圍剿羅這塊「頑石」，吳想起了這個「寶貝」，於是作為揭發羅的重磅炸彈，將此信及其前後情況壹並在大會上宣示，激起了對羅壹片憤怒的討伐和打倒之聲！

此舉確實出乎羅的意外，給了他重重壹擊，成為了羅隆基壹貫反對共產黨的鐵證！

吳還壹不做二不休，又在會上爆出了羅的「隱私」。吳揭發說：「羅隆基對人說過，周恩來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我就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吳晗的這些揭發其實是把雙刃劍，既傷了作為對方的羅隆基，同時也「傷」了自己，因為他這樣做等於自己坦白了受人之託而不忠於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並私自藏下，9年之後卻用作檢舉揭發對方的材料，而且這托他帶信之人是他的頂頭上司，也可稱之為「主人」。這樣吳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來的「叛主求榮」、「賣友邀功」的「小人」，甚至無恥之徒。作為歷史學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吳晗，不可能不知道這頂「帽子」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為了立「功」，為了對共產黨表忠，壹切都顧不得了。這才真可謂「利令智昏」了。後來吳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發、鬥爭章羅等右派有功，被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黨的「寵信」。

吳晗之所以這樣不顧「廉恥」，不顧中國人做人的道德底線，敢於公開出賣朋友，除了上述急於立功表忠之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無所謂了，那「第壹次」就是兩年前也是毛親自發動的批判「反動學者」胡適的運動。胡適是吳晗的恩師、伯樂，吳卻全然不顧地對其公開批判、侮罵。比之胡適，羅隆基算得了什麼呢！正所謂「偷壹次是賊，偷十次也是賊」。再干壹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鑒於這有關吳晗的人品問題，在此不得不補充交待壹下。

吳晗，浙江義烏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吳晗曾就讀於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因壹篇題為《西漢的經濟狀況》的論文博得胡適的賞識，推薦讓《大公報》發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吳晗家中的無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報考北大。無奈吳晗偏科嚴重，數學只得「0」分而名落孫山，因當時北大、清華、燕京這三家全國壹流大學聯合規定，考生在文史、英語、數學三科中有壹門功課為零分者，不得錄取。

落榜后的吳晗再次由胡適推薦在燕大的燕京圖書館找得了壹份工作。次年吳晗再次報考，無奈數學又壹次吃了個0蛋。吳只好埋頭于自己所長，利用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完成了壹本《胡應麟年譜》，又得到胡適以及學術界的讚賞，清華大學因此破格錄取了吳晗，吳晗從此才得以晉身中國知識界之門。

然而在求學期間吳晗家中又經濟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輟學。又是胡適通過關係為他在清華校內謀得工讀生的資格，併為其在圖書館找到了壹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月薪才8元）。於是壹切問題迎刃而解，吳晗不僅順利完成學業，而且家庭從此「中興」……

胡適愛才惜才和為救學生危難四處奔波的精神風貌，曾使吳晗深深感動，也試圖日後報效恩師。此後吳晗日益左傾。國共內戰時在北平面臨共軍壓境、危在旦夕的日子里，吳晗曾奉共產黨之命，先是以學生身份勸挽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沒有聽從。后又以學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許諾：保證讓胡適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的回答是：「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然後飛去了南京。自此師生音訊隔絕，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說過毛因為要報胡適在北大的壹箭之仇，在反胡風運動之後又發動了對「反動文人、學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胡適的所謂批判運動。當時中國學術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參与了這次「風車大戰」，壹貫左傾、積極、深得彭真寵信的吳晗當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內情的人私下都說：別人參加對胡適的詆毀討伐未嘗不可，唯對吳晗來說，如此這般則是罪過。因為胡適不僅是他的恩師、伯樂，實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經過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腦，又已身居共產政權高位的吳晗，這時已經完全沒有這種「顧慮」了，甚至連內疚也沒有。所以這次反右派，他又充當急先鋒。

說到這裏，還應補敘，其實在吳晗之前，就有壹位重要人物搶先上演了壹出「賣友求榮」的好戲，為了不淹沒其「反右先鋒」之功，現有必要補述壹二，此人就是民盟另壹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與吳晗和羅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鈞在民盟中的「密友」，關係很「鐵」，被認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鈞很多事情可以不與羅隆基商量，但不會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兩家的關係也很好，遠勝於「公事公辦」的章羅關係。據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的描述，每次史良來章家，還是少女的章飴和總止不住內心的狂喜和心跳，因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麼雍容華貴、氣質高雅、談吐不俗，據章飴和說，她認為史良集「三美」于壹身，即長得美、愛美、懂美，是少女時代章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來與其父商談工作或聊天，章飴和都躲在房內「偷窺」，看見他們說話投機、關係融洽，飴和心裏便特高興，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經常來……

章伯鈞也真把史良當作自己的異性「知己」。在整風鳴放後期，高等學校學生的言論日趨激烈，黨群關係也愈顯緊張之際，民盟的領導和在學校的民盟教授們，既為共產黨憂慮，同時也為學生耽心，便想盡到師長之責，對學生加以勸阻。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鈞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會議」，章也請了時任司法部長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參加，表示了對史良的特別信任。六教授會議得出壹致結論：要幫助共產黨控制局面，不讓運動背離整風的初衷，不能辜負毛領袖的期望。於是形成壹個報告，壹致推舉史良呈交給周恩來總理。史良當場應諾，可卻不見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國務院開會，章伯鈞寫了個字條給周恩來，也是試探報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條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氣候驟變，整風變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兩點鐘，《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來到章伯鈞家，向「章社長」當面提呈了辭職書。章伯鈞知道事已無法挽回，接下儲的辭職書，但表示自己壹人無法決定……

「整個下午，父親的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章飴和回憶道，「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裡，對《人民日報》社論（即《這是為什麼》）和第壹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泄不滿，他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個小丑，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章伯鈞在這種時候，專門到史良家，對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說心裡話，說明他是真正將史當作同志、知己來看待的。不知史良當時有何反應和對白，很可能史女士是『壹言不發』地應付過去，因為次日各大報紙上出現了新華社發的通稿，赫然映入眼帘的通欄大標題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態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

可以想見，章伯鈞見到此文，如果不是當即暈了過去，也會跌落在躺椅上長久不能起來。後來史女士更是將6月8日晚上章伯鈞到她家中說過的話，以及以前所有對黨的不滿言論壹壹在會上抖出，成了吳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鋒。吳晗大慨是從史良的舉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吳晗對羅隆基的揭發，不過是步史良的後塵而巳，算不上頭功。

不過有些可惜的是，吳晗抖出的重磅炸彈雖然給了羅隆基重重壹擊，但卻並沒有對「章羅聯盟」的認定有多大幫助，羅隆基壹副不屑的樣子，依然故我。

時間已經壹天天地過去，羅隆基這個堡壘拿不下，可無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統戰部和民盟中的左將們有些著急了……

應該說左將們己經使盡了氣力。胡愈之、閔侯剛們除了親自上陣以外，還想出壹切方法來逼羅就範。閔侯剛弄了壹份羅隆基小集團的名單，將相當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負責人都包括在內，然後按圖索驥，發動這些小集團成員起來反戈壹擊，立功贖罪；時任民盟中央副秘書長的千家駒，也加班加點搞出了壹本《章羅同盟言論集》……

費孝通也反戈壹擊了。他說自己長期被羅隆基利用，現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憤恨。費還說，他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是費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證），是受羅隆基的觀點影響。可費的這壹著實在不太高明，幾乎全在為自己洗脫責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羅隆基的罪責，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還有羅隆基的機要秘書邵雲慈，則只夠資格躲在背後打小報告、放些冷箭。此外踴躍批羅的名單還有壹長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鏞、翦伯贊、華羅庚、楚圖南、童弟周、薩空了、梁思成、馮亦代以及由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後來在1946年7月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聞壹多的夫人高真等等。這些人之所以積極披掛上陣，總的看出大概於三種動機：壹是想藉機立功贖罪以便推掉自己頭上的右派帽子，如費孝通；二是趁機展現自己的「壹貫左派」的光輝形象，如翦伯贊；三是為防殃及池魚，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過儘管動員了這麼多大牌「明星」來圍攻，仍然不能給羅隆基致命壹擊，使其俯首就範。於是，運動的領導者們考慮到了傳統中國人互斗中壹種易於置對手身敗名裂、萬劫不復的「搞臭」方法，即拋開那些政治層面的正面進攻，專揀桃色緋聞和生活瑣事入手，令對手有口難言，或百口莫辯，然後導致其意志大廈的完全崩潰，俯首就擒。

擔當這壹「殺手鐧」重任的是羅的「十年情婦、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說浦對羅的落井下石之前，還須簡單介紹壹下浦的情況和羅、浦關係。浦熙修，上世紀40年代已是名記者，《新民報》採訪部主任，專以採訪高層名人著稱。1946年年初在國民政府時代的政協會議上，她把採訪目光瞄準了民盟宣傳部長，38名政協代表之壹的羅隆基。

羅時年50，風流倜儻、渾身充滿活力。羅曾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時下獨身。浦時年36，有壹雙兒女，但與丈夫的婚姻名存實亡。羅、浦的初次見面都互為對方吸引。那當然不是青年人的壹見鍾情，也不是壹般的男才女貌。誠然浦女士十分欣賞羅的才華，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見解，政治立場，以及他那標準的紳士風度，典雅而精緻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羅也看上了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機敏，以及因常年奔波于名利場那白皙面孔中稍顯的疲憊、蘊藉而又狡詐多情的面孔。兩人壹來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與原來丈夫離了婚。但這時兩人都投入緊張政治鬥爭漩渦，無暇過多顧及個人私事。其後浦、羅二人又都遭到國民黨的逮捕或軟禁，兩人都儘力救援對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國后，兩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這時羅、浦的愛情理應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這壹方卻遭到其親屬的堅決反對。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懷反對這門親事；次是這時浦與前夫生的壹對兒女長大成人上了大學，也不遺餘力地阻止母親與羅隆基接近。

這種情況下，羅、浦二人依然堅守與對方的前盟，只不過只能作西廂之約罷了。就這樣，壹拖十年。雖然雙方都望穿秋水，但實在無可奈何，羅隆基還在家中空出壹室，專設壹榻虛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這時浦熙修已是《文匯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事處主任。她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憑藉她的名氣以及與彭德懷的關係，浦在中共高層已如同進入自己家中壹樣方便，她可以直接進入周恩來的辦公室；碰到「十大元帥」也都與他們寒暄、握手。中共高層對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稱。浦與中共關係廣泛而融洽，不是黨員而勝似黨員。

浦二姐還有壹個本能的「好習慣」，就是特別「聽黨的話」，只要黨中央和毛髮出什麼號召或發動什麼運動，浦熙修必定壹馬當先，神采飛揚，立即發出多篇文章來推波助瀾。正因為她如此忠心自覺充當黨的喉舌，而且功勛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陸定壹、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垂青，其事業正蒸蒸日上。

這次整風，毛親自發動，壹再號召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除「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浦當然深信不疑，聞風而動，立即義無反顧地投入運動。作為《文匯報》副總編和駐京辦事處主任，她不但自己親自出馬採訪，還調兵遣將、厲兵秣馬，派出壹支支採訪組分赴全國各地，推動運動的發展。浦又通過她多年記者生涯建立的與各界名人的關係，與首都各界人士聯繫、訪談、座談，壹時間浦的辦事處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龍。後來壹些被定為反右鬥爭「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經浦之手在《文匯報》上發表的。

就這樣，慣於緊跟毛和「黨中央」的浦熙修，這壹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設計的「陽謀」陷阱。不僅沒有像以往壹樣受到褒獎，而是被封毛親點為「上跳下竄、策劃於密室、點火于基層的陰謀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匯報》的右派系統的壹位女帥，是羅隆基手下的得力幹將。

就這樣，十余年來壹貫左傾、建國后自願充當「黨的喉舌」和運動急先鋒的「浦二姐」，壹夜之間成了毛的「欽點」要犯，落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應該說，在被毛點名成為右派女幹將之初的壹段時間，浦還是不服的，她覺得委屈，她希望這是壹場誤會，她希望說清事實，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懷抱」。 但壹切似乎都無濟於事。

成為欽點「右派」后，她不僅在民盟，而且還要在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全國婦聯會等壹系列單位接受批判，有時壹天要趕三場批判會。初期她除了為自己作無罪辯護，還竭力向人們解釋：

「羅隆基與章伯鈞是互不對頭的」。

「有人說《文匯報》和羅隆基有關，這不符合事實……」

「我和羅隆基有十年關係，但是《文匯報》和羅隆基沒有關係。」

但是她每解釋壹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轟」……她終於明白了，解釋、洗刷是沒有用的，而且會越來越糟，怎麼辦呢？……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她得到「組織」的指點：要想減輕自己的罪責，唯壹的辦法是和羅隆基劃清界限，檢舉揭發羅，立功贖罪……

她終於認為這也許是挽救自己的唯壹指望。

主意打定之後，浦女士立刻變成了另壹個人，壹個受了羅隆基十年欺騙、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批判羅隆基的大會上，吳晗以「重磅炸彈」開頭，而浦照修則以最讓人期待的揭發收尾。

浦走上台，聽眾們都知道她是羅「同居」十年的情婦，壹下子精神振奮起來，浦宣布她發言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蕩，大家都豎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劇情登場。

浦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壹個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斗。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接著以生活中的事例來證明羅隆基的這種階級仇恨，她說那是在解放前，羅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養病，她穿著壹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探視。羅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羅的怒從何而起。後來才知道羅發怒的由來，她說：「原來羅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浦接著說到蔣介石，說蔣有次看曹禺的話劇《蛻變》，看到劇中人穿壹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浦於是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好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階級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浦講這些時，羅隆基把頭扭向壹邊，眼睛盯著窗外，壹付不屑的神氣。羅的傲慢和不屑點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聲音說：「羅隆基解放后對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的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由於人所共知自己與羅隆基有「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浦想藉此機會否定這個不太雅的「關係」。她忽然聲淚俱下地說：「像狼壹樣的羅隆基竟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后每當我壹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壹次警告羅隆基，妳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壹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浦熙修的揭發有些令聽眾失望，因為它既沒有什麼「精彩」內容，所說的那些主要是為自己洗刷，又都是發生在兩人之間的事，無第三者證明，羅隆基完全可以壹概否認之。不過真正給羅以打擊的是讓他看到了這個十年情人的無情背叛，這使他倖存於心底的最後壹點溫情徹底破滅了。

大概是聽眾（觀眾）對浦的揭發感到不滿足，後來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來她與羅之間的所有信件，這正是國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風案件以來對鬥爭對象必須實施的壹項「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後來看看不能過關，終於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們像螞蟻附膻壹樣貪婪地希望從這些情意綿綿的情書中找到壹些特別「有趣」的東西，或者羅的「反革命罪證」，但結果大失所望了。

雖然浦的揭發效果不太理想，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仍然堅持從羅的生活瑣事和「細節」入手搞垮、搞臭羅隆基，於是將所有羅的「身邊人」都找來揭發、控訴。

在羅家中當護士的王愛蘭被請到民盟中央的批判會上。王控訴說：「我在他家三年零六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藝女演員）來吃飯，我就要倒霉，總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又說我把菜燒多了。只要楊薇壹來，羅便任何人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就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麼。」

羅的警衛員張登智揭發，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能燒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些，他就罵道：妳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他又罵：妳們要凍死我嗎？他還罵警衛員說：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妳們來保衛我還是監視我的？」

沒有什麼有用的真材實料，組織者就採取疲勞戰術加上壹些人身侮辱的惡作劇來折磨羅。

壹次，有人要羅站起來交待問題，羅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開了，結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鏡被震飛了，羅沒有眼鏡寸步難行，於是滿地爬著去找眼鏡，人們便開懷大笑，彷彿在看馬戲團的狗熊表演。

就這樣由夏斗到冬，七斗八斗，永無休止。後來乾脆來個車輪戰，輪番連續斗，不準休息，也沒有什麼內容，就是折磨妳。12月21日、22日、23日就這麼連續三整天地斗，終於使羅隆基明白爭辯毫無意義，也毫無用處，心力交瘁，氣血兩空、形容枯槁的他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被迫承認「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壹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僅是思想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

檢查上報到毛的案頭，大致符合了毛在半年前為他下的結論，被允許「過關」了。應該說羅隆基還是幸運的，因為反右派時還不興武鬥，所以他能「頑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後來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將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來的前壹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卻「幸運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這壹場章羅聯盟的鬧劇過後還差點弄假成真。當反右運動的塵埃落定，兩個原來互為軒輊、互不服氣的老對手忽然覺得親近了。據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記載，反右後兩人見面后的第壹話題就是反右，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壹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講話，大都屬於在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划我右派的罪狀。」

「……父親的理解與同情，讓羅隆基十分感動，他搖頭嘆息：我們簡直是做了壹場惡夢，惡夢壹場呀！」

「父親補充道，惡夢裡的魔鬼就是那個高喊「長期共存」口號的人。農工的人揭發，說我攻擊他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現在看來這魔鬼的部分越來越大了。」

後來的某壹天，羅隆基忽然跑來告訴章伯鈞：「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章伯鈞得此消息也激動得夜不成寐，過後章伯鈞對女兒解釋說，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對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壹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徹夜激動，覺得自己壹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壹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說能被歷史記上壹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中國）壹、二號右派分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和黨派負責人罷了。」

就是說，反右派確實把章羅二人「聯盟」起來了。

筆者深信很多當年被划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划為右派之前，其實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毛的思想企圖；而恰恰是這場運動，這場醜惡的「陽謀」以及被划為右派后的苦痛經歷，最終促使這些人覺醒，成了真正反對共產黨暴政、反對所謂的毛式社會主義及毛思想的鬥士。正是自作聰明、自以為是的毛，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將大批中國知識分子趕到他的對立面，進而使其中壹些人提起筆將他的殘暴、醜惡、無恥和流氓成性的嘴臉記錄下來，並讓歷史傳承下去。這大概是當年不可壹世的毛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吧！

至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出賣自己的靈魂，或為虎作倀、或為壹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為演繹了從「名流」變下流的人性蛻變過程，也值得拿出來展覽壹下，下面就講講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後來歸宿，也算為這壹故事做壹個完滿的交待。

首先當然是反右英雄、賣友求榮的「左將」吳晗先生。他後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並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吳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寵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裡。秉承毛的旨意，在吳晗的主導下，上演了「腰斬民盟」壹幕，即割斷了民盟北京市委與中央的關係，肢解了民盟的組織體系。很得毛的賞識。不過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後毛髮動的壹場更大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擊對象，其後台彭真也成了第壹個被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壹號頭目。吳左派壹下子就從響噹噹的革命領導幹部淪為反黨、反毛、反革命分子，階下囚了。

吳晗這次的獲罪，可以說比「章羅聯盟」還冤，事情的起因在於他寫了壹部叫《海瑞罷官》的歷史劇，然而這卻是他「奉旨作文」的產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看了表現海瑞平反冤獄的湘劇《生死牌》（開會帶戲班子和文工團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規則），便興緻來潮，號召他的下屬們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還說要提倡「五不怕」，即為堅持真理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其實毛說這些話時就有再度「釣魚」之意。會後，胡喬木奉毛之命去找壹個專家寫文章宣傳海瑞，胡找到了「明史專家」吳晗，吳晗立即應允，寫了《海瑞罵皇帝》壹文，登刊在《人民日報》，后又寫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先生覺得海瑞的故事極富戲劇性，便請吳晗寫壹部海瑞戲。為了響應毛的號召，吳欣然應允。其間七易其稿，歷時壹年寫成《海瑞罷官》。此劇公演后，獲得毛澤東高度讚揚，特請演海瑞的馬連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飯，席間還請馬清唱其中段子，毛讚揚：戲好，演得好，海瑞是個好人。這使馬連良和吳晗都激動不已，此時是1961年。

可是時隔不幾年，形勢就變了，引起形勢變化的內因是毛想搞壹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經過與夫人江青的密謀策劃，毛決定選擇以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運動的突破口。

文革為什麼選擇拿吳晗開刀祭旗呢？壹直沒有人認真研究。有人說是因為要防彭德懷的翻案，但彭顯然不是這次運動的打擊重點。有人說是為了打倒不聽話的彭真，因為彭真是吳晗的後台，先拿他的前台開刀。但所謂彭真「不聽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不予轉載，此前彭真並沒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說不能解釋毛搞此次運動先拿吳晗的文章開刀的理由。況且，選擇拿《海瑞罷官》開刀，拿彭德懷的罷官說事，其本身對毛也有諸多不便之處，彭德懷罷官是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的事，而《海瑞罷官》是廬山會議后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后還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層也都知道吳晗寫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爾反爾，恩將仇報，難道不考慮別人背後的閑言碎語？不考慮後人對自己歷史評價？是什麼緣故使毛不惜冒自己過河拆橋、言而無信的風險，壹定要拿吳晗開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開刀呢？筆者以為這其中另有玄機。此中的「玄機」就是毛對吳晗自作聰明、壹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傳》的強烈不滿，轉而起了殺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朱元璋傳》初稿寫於1946年，其時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按照當年「左傾」文人的慣技，吳晗在「學術著作」的幌子下，塞進去壹些對當時國民黨所謂「獨裁」政治的不滿，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以朱元璋之獨裁殘暴影射蔣介石。這本來是當時這類「史學家」之故伎，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等莫不如此。吳晗當然沒有想到這會有什麼「問題」。1948年吳晗投奔「解放區」，在石家莊見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當面呈上這部經過修改後的得意之作，不無炫耀邀寵之意。毛認真地閱讀了，找吳晗談了兩次，最後還寫成書面意見以信的形式轉給吳，信的原文在壹些客套之後，最主要指出的壹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這是壹句深藏玄機的隱語，可以讀作學術討論的善意批評；也可以看作是雙方嚴重的思想對立；還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殺機！就毛來說，如何對待吳晗，完全處決於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時毛也許還未想把吳弄成「敵我矛盾」，但內心壹定記下了這個自鳴得意、實則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請看此書中壹段對朱元璋的描寫：

「對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壹付惡狠狠的面孔，青面僚牙，無人不怕。對草民百姓，有另壹付面孔，白鬍子的老公公，滿臉慈悲相，滿口和氣話。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許是人民多年來所夢想的有道明君呢！」

這也許是吳教授對朱元璋的真實印象、真實描寫；也許是在影射當時的「皇帝」蔣某人。誰知，毛澤東看了，竟自動對號入座：這不是在指桑罵槐，影射我毛某人嗎！當然，他不會露形於色。而且，他也知道吳晗不是在罵自己。只是這種臭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惡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論亊拿朱元璋說亊，以「歷史唯物主義」胡弄嚇唬這位名教授……。

遠沒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吳晗，對這句致命的評語並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後來他再對此書進行修改，對壹些史料作了訂正，刪去了壹些嘻笑怒罵的東西，硬塞進壹些「馬列主義」， 原來比較生動的文筆變得味同嚼臘了。吳晗以為這壹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吳將修改後的書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后除了對壹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確了）壹條重要意見，曰：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應寫得好點？

毛的這種態度吳是應該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國農民起義領袖當上皇帝的極個別人物（劉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認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質上也是農民戰爭，與朱元璋異代同行。因此毛對朱有好感，甚至引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據毛的意見，吳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並未真正領會毛的意圖，仍然把此書當作學術著作去寫，自然就不能隨意編造、篡改歷史。他當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這也只能從史實中去發揮，如說朱壹統天下的功績，建立明王朝後在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等方面的貢獻等等。但僅作這些改動，當然不能使毛滿意。更要命的是，吳在書中還總結歸納了朱元璋四個方面的錯誤（其實是四大罪惡），即：壹、以猛治國，過分運用特務組織，運用野蠻殘酷的刑罰，製造了許多血案、冤案，大規模屠殺功勛卓著的功臣、元勛，火燒「功臣樓」，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辯」的地步；二、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規定子孫後代不得改變，壓制、窒息了有明壹代的政治、社會改革；三、文化上實行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推行鸚鵡學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殘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揚荒誕不經的神跡、怪異、圖讖，藉以愚弄、欺騙和毒害人民。

這就是吳晗三度修改後的《朱元璋傳》。1965年，吳將這個第四稿《朱元璋傳》送呈給毛澤東。

此時正是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吳晗在書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惡，正是毛已經施行或即將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聯想到第二稿中對自已的指桑罵槐。可以想見毛的憤怒，他認定這位「明史專家」己經不可救藥、毫無利用價值了。

火上燒油的還有吳又在不經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吳晗面呈此書之後毛曾讓吳在家中吃飯（先請妳吃飯再幹掉妳，看來是毛的慣技之壹），二人正在交談有關朱元璋和明史中的壹些問題，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幾次插話，被吳晗當場指出其錯誤，使江好不尷尬。更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吳的《朱傳》中記載有朱元璋規定的「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妃之事，宮門之外不得干預」，「宮人不得與外邊通訊，違者斬」這樣壹些怵目驚心的文字。而這時的江青正要「干政」，而且還要大顯身手，可以想見，她對此書、對吳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決定將吳晗作為文革開局祭品的決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動作用。

1966年3月，毛對康生等人大談北京是「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的講話中，就提到吳晗、翦伯贊是「學閥」，「這倆人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吳、翦必死的命運就己經註定了。如果說翦之被點名是因為其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過不同的觀點，那麼，吳晗則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傳》第二稿時就已經命定了。我們知道，「左得出奇」的吳晗是不可能有什麼「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壹的「罪證」表面上是那部歷史劇《海瑞罷官》，實際上惹禍之根則是那本《朱傳》。

可是自我感覺良好，並自以為毛是自已的「領袖」兼「文友」的吳晗，做夢也想不到他與毛的學術交流轉化為了「敵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壹切以政治需要為轉移，可以在轉瞬之間變臉、將「同志」變成「敵人」，將「座上客」轉為「階下囚」的人物。

就這樣，壹貫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衝鋒陷陣、所向披靡的吳晗，文革壹開始就嘗到了當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嘗到了被舉國痛罵，革命群眾拳腳交加，徹夜不眠的滋味，還嘗到了只准別人向自己頭上澆大糞，不準申辯，還得老老實實「認罪」的滋味。經過了充分的「觸及靈魂」的「皮肉之苦」之後，吳左派就被戴上手銬、頭上蒙上黑布投進了著名的秦城監獄（連監獄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實的當代秦始皇）。「革命群眾」和「革命監獄」在被批鬥吳晗時的極端殘忍、單憑壹點就可足以說明壹切：在他死前，頭髮已經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獄中吳左派被折磨得奄奄壹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當局仍不叫他死，為的是從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別人的罪證。但是他的老婆卻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吳的夫人袁震受盡折磨被從「労改隊」放回時，已經被折磨得奄奄待斃，子女送她去醫院，但由於是「吳晗的臭老婆」，醫院不收治。18日凌晨袁震半睜著眼停止呼吸，先赴黃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吳左派在阜外醫院壹邊輸液搶救，壹邊接受專案組的審訊，但不久審訊人員發現對方變成了壹具死屍……

吳晗的壹對兒女，時年14歲的女兒小彥和10歲的兒子小雙則是真正無辜受罪，女兒小彥想為父親討個「說法」，當局以「無理取鬧」和「擾亂社會治安」罪名逮捕，受盡摧殘、凌辱，被逼瘋後送入精神病醫院，醫院爭得暫時回家養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殘的小彥徹底絕望，決心以死抗爭，在弟弟小雙十八歲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長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歲多的小彥覺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務」，當天服毒自盡。這壹天是1976年9月23日，離「四人幫」被捕只差13天……（九死壹生的小雙後來選擇去美國留學。）

吳晗的結局比當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還慘，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對自己平生的所作所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據說，吳曾作過無數次檢討，估計他只能從自己「主觀」方面去找獲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動思想」。但是，他難道不應該辯護嗎？比方說：「我當年都是遵照毛領袖的旨意寫那些宣傳歌頌海瑞的文章的，後來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讚揚。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許他說過，但他剛說出口就被革命群眾揍得口歪鼻斜、滿臉鮮血了；也許他說過，但又有什麼用呢？不說別人無法聽到，聽到了又能怎樣？海瑞的墳也被挖了，屍骨被挖出「鞭打」揚棄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還有當年演海瑞戲的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致死了。難道妳這個寫劇本的「首惡」還不該命赴黃泉？

毛澤東再次祭起他的權力摩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面前上演了壹幕幕出爾反爾，賊喊捉賊，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的連台大戲。在他把所有的「敵人」和「恩人」都收拾完畢之後，他依然坐在「永遠正確」的龍椅之上，接受人們山呼萬歲、頂禮膜拜。

另壹個是女將浦熙熙修。

浦確實堪稱「右派」中的「左派」。不過她當年面對政協俱樂部的熱忱觀眾上演的那壹出《擊鼓罵羅》的折子戲，並不太成功，「功」 不能頂「罪」。「組織上」決定仍給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並不灰心，她積極改造，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特別是「認罪」態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為第壹批「確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剛摘了帽，她又「得寸進尺」，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可惜上面沒有理睬，沒了下文。後來毛澤東對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計浦右派也決沒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腸癌的浦，仍然向「黨」表示：只要壹息尚存，就要學習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後來文革來了，再也沒有人來管這個摘帽右派學不學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盡頭，臨終時沒有壹個親人在身邊，她終年不足60歲。

浦熙修本來應該成為毛的好學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愛的領袖設下的圈套套住，以致誤弄成敵人。這是浦的悲劇，也應該是毛的小小失誤。但這種「損失」對毛來說九牛壹毛都談不上，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而對浦來說，就是壹輩子的代價了。想當年，類似浦被命運弄錯位置的人在全國何止千千萬？浦大概算是這些悲劇人物的壹個代表吧。

還有當年上台猛批章羅聯盟那些名人，包括為整風「鳴放」憂心忡忡，對共產黨的忠心可昭日月，卻又被當成「反黨野心家」，被毛斥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當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類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當小丑的鬧劇：

曾昭掄在高教部檢討時揭發錢偉長說：「當他們（六教授會議）分析形勢后，錢偉長提出三種可能性，第壹是共產黨動員三百萬軍隊上街，這會失去人心，共產黨不會幹；第二是共產黨提出「收」，這也會失去人心，這樣知識分子以後就不講話了；第三由民盟出來講話，顯然第三個辦法可行。」

曾昭掄對費孝通的揭發更多，「情節」也更為嚴重，他說：「解放前，費孝通壹貫結交反動官僚、政客、學閥和軍閥以及帝國主義外交人員、文化特務、學術騙子，借他們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國勾結帝國主義學者、功能派頭子馬林諾斯基。后又去美國勾結哈佛大學的美國特務費正清夫婦。1947年勾結上了衛立煌，被衛請去『講學』。因此，費是壹個『壹貫勾結美蔣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發曾昭掄，說他是北大的「惡婆婆」：並且，「曾昭掄在外國是學化工的……他對德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使用毒氣殺人這件事很感興趣，於是寫書寫文章，鼓吹毒氣化學以獻媚于當時的反動政府……」

費孝通則反戈壹擊，想為自己找條生路，他揭發：「錢偉長在6日的『六教授會』上說，教師要領導學生準備暴動（錢偉長堅決否認）。」又說：「6月10日，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不止重複了壹次……」

錢偉長則在清華大學揭發，是費孝通把他拉進「章羅聯盟」，並把他介紹給儲安平……

章羅陣營的下壹級成員更是「亂成了壹鍋粥」。「章羅聯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陳仁炳就主動坦白：

「怎麼能說我們這個小集團不是反共的呢？……」

「章羅聯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則羅列了羅隆基的「十大罪狀」。

章伯鈞之子章師明在南京對其父「發難」，公開聲明：「他是我的父親，如果他不放棄走資本主義的幻想，徹底承認錯誤，我就要和他脫離父子關係。這樣的父親，對我是莫大的恥辱！」

儲安平之子儲望英也起來造父親的反：「我要給儲安平先生壹句忠告：希望妳能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的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這些認罪書和「造反聲明」都登在《文匯報》上。

後來這些教授、專家、主任、委員互相揭發、攻訐的語言就越來越不文雅，什麼「蠢驢」、「野豬」、「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國家縱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報紙的大雅之堂。

這裏順便還講幾句民主黨派之外文藝界的事，文藝界的人以著文為生，歷來的「文人相輕」遺傳，加上政治高壓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見血腥，如沈從文、葉君健批蕭乾，郭沫若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令沈兩度自殺（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聶鉗弩、邵荃麟、張光年，劉白羽批丁玲、陳企霞，艾青，馮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馮雪峰，田漢批老舍，老舍批吳祖光……

所有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給圈套、下絆子，最實現的目的就是想排除當局對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贖罪，免划為右派；己經被確定為右派者，則希望當局能突發善心，摘掉「帽子」。當然也有的想將對方作為「墊腳石」， 助自已再爬上壹個台階的……

不過，就像擠壓在壹個籮筐里的螃蟹，最終不管是咬人者還是被咬者，全都渾身是傷。最後還是被主人提著壹鍋「清蒸」、「紅燒」了。

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藝界人士要「清高」壹點，而如今已經完全等同了，他們中絕大部分不得不向當局認錯求饒，像犯了錯被家長責打的小孩壹樣，壹邊眼淚鼻涕齊下，壹面痛悔陳辭：

「我們的罪行已達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彌天大罪，叛國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過去，我痛恨章羅聯盟，我壹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壹刀兩斷。」

（以上為費孝通）

「我檢查這次我犯的反黨罪行，檢查我幾十年壹貫的反動歷史，看到我的滿身瘡疤，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醜惡。」

「黨壹貫挽救我，但我始終抗拒改造，黨對我這樣壹個怙惡不悔，這次又犯了這樣嚴重罪行的人，還耐心地幫助我……黨這樣仁至義盡，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鑄成）

「……這就是我們這個醜惡集團的見不得人的目標，我現在痛恨這個集團，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請求黨給我最嚴厲的處分，我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我要爭取徹底改變立場，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今後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誨，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陳仁炳）

這裏要特別提及壹下錢偉長。這位錢教授不僅在當年反右中極力嘶咬同儕，企圖立功贖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願）。還把這壹套銘記在心，當作後半生做人的坐右銘。1986年11月，在反右運動即將三十周年之際，有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諸人，倡議召開壹次「反右運動學術討論會」， 邀請函也發到了錢偉長手上。錢教授壹看竊喜，認準立功的機會到了，便將此邀請函上呈到最高當局、太上皇鄧小平的案前。鄧壹看大喜，立即派員撲滅了右派們的「翻案」 之火，三位發起人受到開除黨籍、嚴加批判、予以監管的處分。（鄧小平錯把許良英弄成王若望。後來方、劉、王三人被迫流亡海外）。還連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錢卻因這次檢舉有功被鄧大人欽批為「表現很好、應予重用」。結果榮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忝居「黨和國家領導人」之末。錢大喜過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國檢舉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檢舉揭發受到的最高獎賞者了。正是：

為了壹頂「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過，在反右中也有「頑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負責人之壹的彭文應就壹直不承認所謂的「章羅聯盟」和自己參加聯盟的「罪行」，哪怕這時他全家在經濟上已被中共逼入絕境，而且當局允諾只要他「認罪」，就恢復他的工作和經濟來源。這時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兒跪在他面前求他「認罪」：「爸爸，為了兒女，妳就承認下來吧……」

他淚眼花花面對小女兒揪心的呼喚，卻鐵下心不為所動，真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彭文應曾於1962年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貧病交加中去世，年僅58歲。之前彭的妻子和壹個兒子已經在貧病交加中先「走」了。彭臨終前致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終止反右。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更是刀槍不入，在批鬥會上大聲宣示：

「讓我承認錯誤除非砍下我的頭。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里去！」

有如此氣節的當然是鳳毛麟角了。

可憐的是那個口口聲聲求饒，「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的陳仁炳，不僅當時當局沒有給他「重新做人」 的機會，就是到了1979年全國99.99%的右派都已獲「改正」時，陳卻仍被作為五個不予改正的全國性右派中唯壹倖存者，當局彷彿故意羞辱他，與他作對，讓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對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經故去的全國級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來說，不但無損毫毛，其家屬後人還引以為榮，正如章詒和所言，他父親和羅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遠的「自豪」。然而對於壹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陳仁炳來說，偏偏不予改正無疑是對其最致命的壹擊，最後不得不「抑鬱」而終。

當然也有壹些右派後來又飛黃騰達了，如費孝通、錢偉長後來都擔任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但是這些人在無限風光的後面，卻總有揮之不去的反右派時那段不光彩的陰影，所以最怕人們提起反右運動，故總是委婉地說：「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費孝通）。

其實，這種躭心是沒有必要的。作為當年那場「陽謀」的受害者來說，不管怎樣，他們都不應承擔罪責，在高壓下說－些違心檢討的話，也不是很丟人的事，沒有必要因此隱瞞這段歷史。但如果刻意隱瞞歷史，反而成了為罪惡製造者們掩飾罪惡的幫凶了。這也是對自己、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犯罪行為了。

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受害者，包括中共內部人士，終於掙脫羈絆，拿起筆來加入記錄歷史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