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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淵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對「公私合營」運動是完全陌生的，如今新壹輪「公私合營」的大幕已經拉開，因而回顧壹個甲子以前的那場運動，仍有壹定的現實意義。

四九年中共奪得政權后，從1950-1953年，在國內全面推行了暴力、血腥的土地改革，不僅所有被划為地主、富農們的全部家產被洗劫壹空，而且對他們和他們的親屬進行慘無人道的鬥爭和折磨。數百萬的地主、富農被野蠻地殘殺，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那些在運動中用地主、富農們的血，納了投名狀的大批流氓、地痞進入鄉村區縣行政機構，成了中共在農村依賴的中堅力量。在完成土改后，中共的下壹個圍獵目標就是城市裡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者。

作為中共「共和國」國旗上壹顆星的民族資產階級，在1949年9月通過的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於是從1949年起，赤手空拳進城的中共，除沒收的蔣政權所謂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人在華的資產外，並沒有任何家底，在經濟上處於劣勢，不得不依靠「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者來發展經濟，放手讓私人企業發展，以維持新生的政權。

劉少奇1949年春上，在天津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時，高度讚揚了資本「剝削有功」，信誓旦旦地保證，在新政權私營企業與公有企業是長期並存的，讓資本家們解除顧慮，吃下這顆「定心丸」，大展身手去發展經濟，大家壹起發財，並親切地稱民族資本家是「自己人」。由此在壹個近代歷史中少有的和平時期，當時的中國私有經濟得以迅速發展。據統計，1949年中國有私有工業企業12萬3000個，生產總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提高到80%，處於絕對優勢，為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毛在抗戰以後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後來的《共同綱領》，都吸收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精髓，因而在國共內戰和四九年建政后，得到了各階層的支持和擁護。但這隻是壹種臨時的權宜之計，是壹套騙術，他們從來就沒有準備真正實行過。於是壹旦他們奪得了政權、度過了建政初期的困難，覺得政權穩定了，馬上就過河拆橋，凶相畢露。他們骨子裡就是極權獨裁，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壹切財產都要歸於壹黨所有，所有的財產都要搶到手，要強行沒收，不論是明搶，還是暗奪。

農村推行合作化，農民被趕進農業社，被劃地為牢圈在農村后，全國除這些由民族資本家控制的工商企業外，其他各行各業和部門已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在這些部門，民眾不僅思想、言論被控制，擇業、遷徒自由也被剝奪，完全要由組織來分配、調動。也就是說，中共從經濟上扼住了每個人的脖子，離開他們就沒有了飯碗。



中共豈會放過工商業這壹大塊肥肉，讓其脫離極權的魔掌。於是從1953年開始，中共開始在壹些私人企業強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並且派出幹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經營和管理企業。私人企業家儘管仍然持有多數股份，但是卻要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交給公方代表。

1954年9月2日，政務院通過了《公私合營暫行條例》，1955年下半年，大中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趨勢。11月，中共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會議上強調，要加強對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領導，儘快推動運動向縱深發展。

1956年初，全國範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所謂『公私合營』，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按1956年高潮時的政策，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壹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壹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當年座上賓的資本家也再不是中共的「自己人」，而成了「被改造」的階下囚了。也就是說，公私合營后，每年企業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為分紅，期限20年。根據當時的情況，這壹定息不但低於多數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國家停止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按照現在的觀念，等於壹夜之間私人股份被收歸國有。

對於這種明搶暗奪的土匪行徑，為什麼沒有反抗，沒有抵制？經過土改、三反、五反等歷次血腥、殘酷的運動，面對滾滾的人頭和累累的屍骨，資本家們早已嚇破了膽。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咬來喝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人人自危，紛紛「坦白」做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上海在「五反」運動中，四個月內自殺的資本家及家屬就多達876人。就是奉公守法、唯中共政策是從的不少資本家，也慘遭莫須有的罪名被迫害。

在抗戰中為國家和民族做過巨大貢獻，內戰中也給予中共直接幫助，曾被毛表彰過的中國民族工商業四大代表之壹的盧作孚即是突出壹例。1950年6月，盧作孚率100多條船從香港回歸大陸，希望藉此為「新中國」出力。然而他做夢也沒想到，運動中，組織居然指使其養子在大庭廣眾下「檢舉揭發」盧如何「拉攏腐蝕國家幹部」的「犯罪行為」。盧於1952年2月8日，被迫拋下妻兒悲憤自殺。

被以虛構和莫須有「販賣假藥、騙取志願軍購葯巨款」罪名槍決的「大康藥房」老闆、年僅29歲的王康年，當年猶如妖魔，成了中國大陸「罪惡的不法資本家」的代名詞。後來周而復又以其為原型，在反映上海五十年代初工商界「社會主義改造「的小說《上海的早晨》中再次鞭屍。轟動上海的上海「冠生園」品牌創立者洗冠生，也因不堪凌辱跳樓身亡。據說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坐在沙發上品著香茗聽取秘書彙報時，總要悠閑地問上壹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又有多少資本家商人跳樓了。

在勒緊政治絞索的同時，套在資本家脖子上的的經濟枷鎖也日益加重，政府從銀行貸款、原材料的採購，產品的行銷，甚至稅務、工商管理、消防、衛生等諸方面設置障礙，予以卡壓。工會又積極組織工人們和資本家鬥爭，不斷要求提高薪金，致使不少企業的運行成本大增，資本家的利潤被壹再擠壓，企業經營困難重重。巨大的壓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繼續經營的信心，希望通過公私合營，渡過難關，趁機放掉企業這個包袱。

對於中共的過去、今世無人不曉，他們就是當年蘇俄壹手包辦和用盧布豢養的組織，他們以蘇俄為師、馬首是瞻，奪權后又壹邊倒向蘇俄。他們的祖師蘇俄在十月革命后，就對國內所有富人痛下殺手，不僅搶劫了他們的全部財富，還讓沒有來得及逃到國外的數百萬地主、富農、資本家從肉體上消失。正如普列漢諾夫所描述的「列寧為了把壹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竟能殺光另壹半俄國人」。幾百萬中國地主、富農和前朝的遺民們橫屍荒野，也是他們的前車之鑒，他們沒有被屠殺能活到今天，已是皇恩浩蕩和中共的天大恩典。況且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資產階級已被列為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的對象，因此無論他們對於合營持什麼樣的態度都無濟於事，反對，只能是螳臂擋車，頃刻就會被碾得粉身碎骨、灰飛演滅。

如果能識相積極擁護合營，表示進步的願望，還有可能取得政府表面上的信任，換取壹定的政治資本，又可擺脫企業經營上的困境，名利雙收，兩全其美。而且表面上畢竟沒有被無償搶走，是贖買，還有五釐定息可拿。於是在這樣的血腥恐怖震懾之下，資本家為了保命，紛紛將企業股份無償地捧給了政府，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拱手獻給政府，從而使中共順利地完成了第壹次搶劫。

新浪微博曾以《比鴉片和妓院還厲害 》為題，調侃了公司合營的公然掠奪：「天津十八街『麻花大王』李富貴用死面兌發麵，熱油燙麵，糖水和面，炸出的麻花香脆酥甜，發大財后吸食鴉片，破產將鋪面轉讓給夥計劉老八。劉老八苦心經營，發財后狂嫖濫賭，破產將鋪面轉讓給夥計范家兄弟。哥倆起早貪黑，發財后兄弟倆發誓不吃喝嫖賭。然後天津解放了，然後就是公私合營，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對於這區區的五釐定息，中共也是耿耿於懷的。這些「人還在，心不死」的資本家，在隨後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大部分中了「彩」。不僅定息被依「法」剝奪，而且被掃地出門，送到荒無人煙、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夾邊溝、興凱湖等勞改營，幾乎都被虐待致死。僥倖漏網沒有戴上「右派」桂冠者，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恐怖年月里，整天耳邊「不勞而獲的剝削分子」的非議和恐嚇不絕於耳，於是只能乖乖地將定息拱手相讓，以表示願意接受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到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原定的二十年定息，被當局無理由地宣布停止，實際上，此時還領取定息者早已經微乎其微了。

奪得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后，那些當權者將原來懂經營、有技術的資方人員完全排斥在外。他們自己對企業的經營沒有興趣，更沒有能力和責任心，而只是醉心於政治和階級鬥爭，以「外行領導內行」而理所當然。於是在大的政治氣候影響下，無論是國營，還是公私合營都處於「大鍋飯」的無序運作中，生產效率奇低。從1956年全面公私合營，到1966年文化革命全部企業都轉化為國營，中國經濟壹路下行，加之多年來，政治運動不斷，到1978年GDP僅佔全球的1.8%，國民經濟幾近崩潰。

為何中國的經濟在幾十年裡會發展到幾乎崩潰，除政治大環境的決定性因素外，僵化的國有經濟體制也是致命原因。國營企業是「國有國營、官辦官管」的，「政企不分、高度集中」是其先天的弊病。企業如何經營生產，生產何種商品和多少數量，商品從何種渠道、以什麼的價格出售等等，這些都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也不是由企業來決定的，而完全由國家計劃來制定。企業職工和管理人員的工資由國家計劃決定，企業獲得的利潤，無論多少，都歸國家所有，這些都導致企業失去了活力和進取意識。而且國有經濟管理人員懂業務的內行極少，官僚主義、瞎指揮相當普遍，以權謀私、化公為私等腐敗現象十分嚴重。職工缺乏生產積極性，工作不上進，出工不出力，因而國營企業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全民負責」，實際上無人認為自己所有，也沒有人對企業負責。



毛死後，面對崩潰的國民經濟，鄧小平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並從實踐中認識到只有允許民間重開私企，才可挽救中國的經濟，就像農村只有包產到戶，將土地的經營權完全交給農民，才能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97年又對國有經濟進行改造，提出「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實行鼓勵兼并、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

在經濟改革時，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同步，尤其是極權、獨裁、壹黨專政這些嚴重阻礙經濟發展的上層建築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被更強化，於是在進行國營企業的改制中，壹些國企被私有化，大量的國有資產廉價、甚至無償地被權貴和他們的後代侵吞，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與此同時，將對中國經濟曾作出巨大貢獻、把前半生全身心投入企業的幾千萬國營企業職工，以「下崗」的方式掃地出門，讓他們自生自滅。

在陳雲「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放心，不會挖祖墳」的組織原則下，在中共黨內形成了壹個規矩，每壹個家庭都有壹個人安排做高幹，家裡的其他人就「下海」斂財。中共中央組織部為此發過壹個文件，正式成為官方政策。於是上行下效，變成舉國上下的不成文規定。於是改制后的國企、尤其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型要害國企高管，成了清壹色的紅二代和官二代。比較著名的如，把持央行的陳雲之子陳元、電力系統的李鵬之女李小琳、中石化的陳同海等。他們直接控制了這些部門的命脈，呼風喚雨，成了既有高薪又有股份、富可敵國的土皇帝。而利用父輩權勢，空手套白狼把國企「私有化」到手的下海「衙內」們狂舞長袖，利用經濟雙軌制的便利和「紅色血脈」的優勢，瘋狂地洗劫國資，大發不義之財，個個成了腰纏萬貫的土豪富翁。

「要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的幾個子女，沒有壹個閑著，他們確實先富起來了。他們從八十年代起，就利用「官倒」手段謀取暴利，鄧大公子鄧朴方的康華實業公司臭名昭著，其駭人聽聞的不法行徑激起民憤，釀成了「六四」「反貪腐反官倒」運動的導火索之壹。鄧質方夥同首鋼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在港搞了上市公司「首長四方集團」，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近十個城市大肆販賣土地使用權，積累150億美元的財富，占當時國家外匯近四分之壹。他在澳門賭博，壹夜間輸掉1.9億元人民幣，周北方為其填坑，擅自動用首鋼5,000萬美金，其後案發，周被判囚監禁，而鄧質方卻銷聲匿跡，逍遙法外。鄧的幾個女兒和女婿們掌握著「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和「保利集團」 數十億的上市公司股權，從事軍火交易、煤礦、房地產等業務。

在發展私有經濟的大潮中，在優厚的引資條件誘惑下，大量境外資本湧入，或獨資、或合資，以不同的形式投資于許多經濟領域，不少有識之士抓住機遇紛紛「下海」創業，壹時私有企業如雨後春筍遍布全國。由於政策的鬆動，數億家徒四壁的貧困農民進城務工，成了血汗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廉價勞動力，支撐起私有經濟的基礎。壹些私企利用貪官污吏們權利出租的便利，官商勾結，大發不義之財，很快暴富起來，並向政界滲透，成了紅頂的企業家，民間的土豪。那些攀不上高枝的壹般私企，在高額稅費的盤剝和各種監管組織的勒索下，只能用小打小鬧的行賄來偷漏點稅，打個擦邊球躲避監管，以降低成本，當然還有壓榨農民工的血汗來賺得利潤、慘淡經營。

經四十年的發展，私營企業已佔據整個經濟的絕大多數，高達75%，私營企業也積蓄了大量的財富，有些企業已是富可敵國。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至少50%的GDP，60%的稅收，70%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而佔有超過70%資源的國企，創造了不到30%的GDP。



對於佔據半壁江山的私營企業這塊肥肉，當局自然不會任其自由發展脫離自己的手心，現在「割韭菜「時機已到，於是實質是搶劫的二次公私合營的出台也就順理成章了。前不久壹個自稱是「資深金融人士」的吳小平撰文鼓吹「中國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應逐漸離場」。此「小平」非彼「小平」也，不過壹介名不見經傳的草根耳，儘管他給自己堆砌了眾多華麗的唬人頭銜。但此石破天驚的短文，猶如八級地震，立刻在私有企業間引起劇烈的震蕩。壹個半瓶水局外人的壹篇不經意的網文，能讓眾多企業家猶如面臨滅頂之災的深淵，驚慌失措亂了方寸，狼奔豕突隨時準備拔腿開溜，可見當前這個經濟生態已惡化到了何種地步？不過也有人憂心忡忡道，「如果他不是嘩眾取寵，而是官方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其實，當局覬覦私企並非始於今日，從2012年那個「壹尊」攫取大寶起就開始了謀划，十九大爬上神座、登上權力頂峰並修憲稱帝后，更是加快了步伐。他不僅要掌控全部政治大權，也不放過經濟大權。僅掌控國有企業顯然不夠，把民企搶到手，壹方面集中了財富，同時也消滅了民間的經濟力量，壹舉兩得。作為極權獨裁政權，他們時刻都在琢磨如何將所有民眾牢牢的掌控在他們的手心裏，而用經濟辦法，有時候甚至比直接動用政治、國家機器和武力手段更有效。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人權狀況人們還記憶猶新，不僅農民被圈在農村動不得身，就是城市居民也被壹紙戶口和「單位」牢牢地捆綁在原地，沒有任何遷徒、擇職、換工作的自由。許多夫妻兩地分居數十年不能「調」到壹起，任何人只要離了所在「單位」，在社會上就完全無法生存。每壹個人的事業、前途、命運，甚至婚姻、健康，事無巨細都掌握在組織和單位手裡，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餘地，這也是極權獨裁政權控制百姓最有效的手段，從前蘇聯到金家王朝的朝鮮都是這個路數。所以任何人都只能做馴服工具，不得有任何絲毫的不滿和反抗，否則根本不需動用專政手段，只要停了妳的工作，不發工資，就只有死路壹條。

有人曾以《敢踢蔣介石的劉文典反右時怎沒了脾氣？》為題的博客，津津樂道地講述當年與蔣衝突而猛踹其肚皮的軼事，似是有種的真漢子。可在1957年的反右中被划為「中右」后，他別說以當年的勇氣去踹毛，就連面對任職的雲南大學校長和系主任，他也不敢造次。起初他的檢查「避重就輕」，批判漫不經心，既然自己不肯「脫褲子」，那麼組織就強行「割尾巴」了。經壹輪又壹輪的「群眾大批判」后，劉文典終於身心疲憊，倒了，終於在批鬥會上低頭「認錯」，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我的問題最嚴重，我需要改造」。昔日大師，低下了高貴的頭，完成了隨波逐流的自我作踐。當然，同時，他的精神和生命壹起走到了盡頭，1958年7月壹個深夜，他突發腦溢血與世長辭。

壹向剛強固執的劉文典，為什麼平生第壹次違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怕斷糧！三十年代的劉文典，可以「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即使被開除了，也不愁沒地方繼續工作，所以他能夠「不畏強權」，連老蔣也敢踹；但五十年代的劉文典，工作都是統壹安排，組織安排什麼妳幹什麼，本校開除妳就等於全國沒妳容身之地，口糧就徹底沒地方領了，怎還敢跟領導「鬥氣」，更別說「踹人」! 當然還有怕殺頭和被侮辱。這就是用經濟手段控制人有效和厲害的緣由。當年他敢踹蔣，雖是剛烈，可也深知絕對安全，蔣可懷恨，卻不能把他怎樣，既不能辦他，也奪不去他的飯碗。



新壹輪的「公私合營」在本質上與壹個甲子前的沒有區別，都是巧立名目的非法掠奪，但在具體操作上卻更隱蔽、更有欺騙性，難度也遠大於前壹次。當局無法如上次壹樣以血腥屠殺的恐怖來威懾，而且無法公開阻止私營業主的合法移民和資金的出逃，只能以見不得人的陰損手段逐步蠶食。

奪取民間財富是壹場革命，雖然看不見硝煙，刀不血刃，往往伴隨的是家破人亡。自去年以來，全國稍具規模的民企老闆出境受限，被關門「打狗」，其實有遠見的私營主早已資金外逃。

老謀深算、能看到十步以上棋路的李嘉誠絕非浪得虛名，他居安思危敏銳地感覺到了這壹危機，於是在他人燈紅酒綠、鶯歌燕舞時已開始布局並實施了「大撤退」，不停拋售旗下產業，趕在新壹輪「公私合營」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前，順利完成了名下資產的戰略轉移。許多人以此判定李嘉誠撤資的英明，自然同時也造成了對中國經濟的悲觀情緒。於是2015年9月15日，新華社瞭望智庫發表了署名「羅天昊」長文《別讓李嘉誠跑了》，文章提及「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這篇文章的流氓邏輯是妳在我這裏賺了錢，就由不得妳說走就走。按羅天昊的說法是因為權力幫助過李嘉誠，所以他應有感恩之心，不能過河拆橋。這種公然對私營業者、對資本家的仇恨的言論，居然獲得了朝野壹片歡呼和支持。殊不知「不要讓李嘉誠跑了」這種幾乎是絕望的恐怖囂叫，引起了比李嘉誠撤資更大的恐慌，這種赤裸裸的黑道威脅，人們都知道藏在背後的殺機，再不跑，就晚了！猶如壹家正在遭遇擠兌風波的銀行，這時候貼出壹張限制取款的告示，只會刺激儲戶更瘋狂的擠兌。

李嘉誠與權力的合作或是合理合法的，或是有原罪的。若是合理合法的，則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承諾的優惠，是兩廂情願、互惠互利的合作，也就談不上誰欠誰。李嘉誠賺到金山銀山，那也是受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如何重組、撤資都是個人自由，他人想攔也攔不住。而如果權力與李嘉誠的合作是帶有原罪的，既然是雙方合作，就不能只問李嘉誠壹方，沒人相信權力會發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首先就要查處的是權利的腐敗。于情于理於法，都沒有理由阻擋李嘉誠的撤資，又不能不顧國際輿論，對李嘉誠這樣有國際影響和聲望的大亨耍流氓動粗，公然撕下臉皮，像綠林好漢壹樣讓其留下「買路錢」，於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將撈得「盆滿缽滿」的財富堂而皇之地帶走，除了在心裏暗暗罵娘，竟無計可施。

直到現在才看清真相者則為時已晚矣，中共出台了多項政策阻止資金出逃，資金的控制與人的控制都在加強，銀行對百萬美元以上的存款都已在控制之中，已難以抽資難以抽身。說到底，大部分、尤其是那些富可敵國的大塊頭私企，其發家致富都和官商勾結分不開的，中小私企也幾乎沒有屁股乾淨的，這與「無官不貪」的政界官場真是相映生輝，這也是其原罪。對此當局和業主們都是心知肚明的，因而當局想辦誰，誰就難逃，這和官場上只要提溜壹個出來沒有壹個是不貪的壹樣。用民間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不義之財都是利用共產黨的權得來的，共產黨現在用權再以「割韭菜」甚至「砍樹」的辦法奪回去，于理於法並無不可，也是易如反掌。私營主如果為了保命，只有乖乖地交出手中的財富，否則就會大禍臨頭。



明眼人不難看出，他們這就是要回到毛時代，要仿照毛時代的經濟政策進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推行第二次「公私合營」。中共十九大前就已對私營企業從成立黨組織開始，實施了組織上的控制。

在中共十九大的記者會上，就有中共官員稱，截至2016年底，中國14.7萬家國有企業中有93.2％建立了黨組織，273萬家私人企業中有67.9％建立黨組織，10.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有70％的在華外企建立了黨組織，達到7.5萬家，並且參与公司的決策權。那麼進入私企和外企的黨組織由誰養著？當然是這家公司。因為共產黨本來就是壹個寄生組織，它自己不生產，它和它的各級組織都依附在國家的機體上，吸百姓的血，吃民眾的肉。現在到了私企和外企，順理成章地就要就地吸血，它們就像螞蝗壹樣，盤附在哪裡就緊緊地在哪裡吸血。

董事會是民主機構，在董事會的決策過程中，西方人是根據股權來決定投票權。但是，按1%股份加入董事會的中共，絕不會滿足於只有1%的投票權，甚至會要求決定權，這就是中共的潛規則，這就是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會把手伸得長長的，用他們的「長臂」管控企業的壹切。這些企業及其董事會如果不由專業人員決策，而是不得不接受黨組織或黨委的決定，就已經變成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而成了政策機構。中共現在不僅是要控股，還要企業變成黨產。



9月11日，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在浙江杭州的壹個座談會上講話，要民營企業「只有以職工為本，讓職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共同參与企業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才能激發職工的勞動熱情和創造活力，實現企業與職工的共贏發展。」，並要求「各級人社部門要與工會、工商聯加強密切配合，積极參与廠務公開協調工作機制，支持工會發揮統籌協調作用，認真履行人社部門職能職責，主動做為。」

其實當前就是在國營企業里，他們從來也沒有「領導工人共同參与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那些官辦的工會只是當局的另壹個辦事機構，既不是工人自己選舉、認可的，又不代表工人與工人的權益，更不會為工人爭取福利，在他們的眼裡工人不過是會說話的機器。

人們沒有忘記，今年7月下旬，深圳佳士科技部分工人發起的要求組建工會的抗爭行動，曾引發外界廣泛關注。隨後，全國壹些左派工人和大學生陸續前往深圳聲援，到8月24日遭到警方徹底清場鎮壓。數十名工人和聲援學生被帶走，四名工人被刑拘，面臨起訴。10月19日有北大學生在網上發起尋找因赴深圳聲援而壹直失蹤的前北大反性侵學生岳昕的行動，引發外界關注。發起信表示，擔心剛剛畢業3個月的岳昕被徹底「消失」在人間。

現在他們卻居心叵測地要「私企的黨組織要領導工人共同參与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各級人社部門要與工會、工商聯加強密切配合」，其司馬昭之心不是昭然若揭嗎？他們再次觸及到了民營企業的敏感神經，他們關心私企工人是假，他們「領導工人共同參与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是假，其要害、其真實目的則是以工人的名義達到由「黨組織」全面掌控私營企業的目的。

由於中共對民企發展政策上諸多歧視，例如，銀行貸款利率高於國企貸款，壹些行業和資源被國企壟斷以及法治環境惡劣，甚至動用環保、衛生、消防、稅務、海關等來設置障礙，造成了私企經營的困難，以致逼其關停。去年以來，環保部就門以環保不達標為名，整頓、關閉了大批私企，結果企業倒閉，員工失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正和壹甲子前，作為「公私合營」的前奏，對私企實施的套路如出壹轍，目的就是阻斷其發展道路，不得不俯首讓出企業，被國營吞併。

普通的私企，又極難從金融部門正常融到資，即便僥倖貸到款，也是門檻很高、條件苛刻。壹般這種貸款都需質押，不少私企其固定資產早已在前期的融資中抵押出去，那些上市公司只有股權質押壹條路可走。因著股價隨時都在變動，債權人自然要考慮股價下跌的風險，質押價格至少要打個對摺，甚至是3折才能貸到。這就和進當鋪壹樣，再貴重的物品在那裡也只能和白菜壹個價。通常若抵押股值下跌超過20%，就觸及警戒線，抵押人就要拿錢來補倉；如果股價繼續下跌至30%，就觸及強制平倉線，券商就可以把手中的股票強行出售。此時，該公司股價本已岌岌可危，再被拋售，就死定了。

由於國家體制和非市場經濟的局限，中國股市本來就是壹個不規範、充滿欺詐和陷阱的圈錢場所。許多上市公司的經營和財務報告弄虛作假，加上大量權貴的內部交易，對壹般股民來說，股市就是被剪羊毛、被掠奪的代名詞。例如，前不久報導的前安徽付省長周冬雨就曾利用內部交易，在股市非法獲利多達3.5億元。而那些慘淡經營的上市私企，在禍害股民的同時，卻也被股市拖累，直至破產倒閉。

今年以來，整個股市跌跌不休，近期又遭壹輪暴跌，壹度創近四年新低，以股票質押貸款的上市公司面臨斷頭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國資頻頻出手」接盤」上市公司，已經成為近期中國資本市場的壹大特色，這個現象自9月以來更加明顯。

擺在這些私企面前的路只有兩條，要麼倒閉關門，要麼被國企趁危抄底併購。有數據顯示，截至10月16日，A股市場有2163隻個股存在股權質押，其中有982隻股價跌破預警線，584隻跌破平倉線；大股東涉及股權質押的上市公司有1900家，其中大股東質押比例超過70%的上市公司有840家。股市狂跌，私企市值不斷蒸發，國資接盤變得更容易，9月以來個案頻傳。統計顯示，至今至少有50家民營上市公司宣布獲國有資本入股。中國私企正陷入改革開放40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使私企，尤其那些出口型的私企更是雪上加霜，跑路、倒閉之潮猶如雪崩，國企改革遙遙無期，加上要私企退出的風聲越來越緊，人心浮動。財經界盛傳，今年迄今376家上市公司386位董事長離職，佔A股3551家上市公司九分之壹。不僅董事長們跑了，高管們也跑了。今年1000多家A股公司逾8000名董事高管離任，理由不壹，卻被指為想學李嘉誠、馬雲要跑得快，否則就跑不掉了。



為了穩住陣腳，給急速下行的經濟制動，中共高層紛紛出面，突然改了口風，又言不由衷地說要支持私企發展，並打氣、給予解困的政策。前不久劉鶴攜「壹行兩會」壹把手集體喊話，要地方政府紓解上市公司股票質押困境，但前提是其「有發展前景」，即是有選擇的。國資委彭華崗則在10月15日表示，國資收購民資上市公司，是壹種正常的市場化行為，是國企和民企互惠共贏的市場選擇，不存在誰進誰退的問題，更不涉及意識形態。劉鶴毫不迴避地指出：「社會上所謂『國進民退』的議論，既是片面的，也是錯誤的。國有銀行或者國有企業進行幫助甚至重組，是幫助民營企業度過難關，恰恰體現國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我認為是好事，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

近日，習還東施效顰、屁顛屁顛地跑到南方去「南巡」，卻隻字不提祖師爺的名諱及其當年的業績。此前鄧大公子怒火中胸，指桑罵槐地「點撥」習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堅持立足國情」。看來鄧大公子潛水多年，實在是憋不住而冒泡了，而且是劍指「壹尊」。大概他忘了他們這個已失去庇護的貪腐之家，民憤極大，每個人屁股上的屎都還掛在那兒，孫女婿吳小暉的腦袋還在鍘口上。他要忘乎所以，可勁地蹦，激怒了聖上，老賬新賬壹起算，那可要吃不了兜著走的，隨便揭開那個瘡疤安個罪名，辦他或辦他家哪壹個，簡直是小菜壹碟。這不是，他的講話已被封殺，連帶著同時發言的三個人和殘疾人聯合會的官網壹起被封了。有人認為，鄧公子敢於公開這樣講，「說明黨內已經形成批評現當局的氣候」，也許未必，只能走著瞧。

11月1日習近平又在京作秀，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發表講話。習強調，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還破天荒地親密稱呼「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習的作秀，習又壹次派發的「定心丸」並沒有定下人心。

有人當即揭了中共派發「定心丸」的老底，「自從《人民日報》創刊起就有群眾吃『定心丸』的報道，70年來壹共1840篇報道的標題或內容含有『定心丸』。並且有意思的是，從《人民日報》創刊始初，「定心丸」壹詞就是跟人民的私有財產綁在壹起的，也就是說但凡有『定心丸』的報道，都是跟老百姓對被侵佔或沒收私有財產有關，也從側面看出社會關於私有財產的憂慮自40年代末至今貫穿始終。」（《私產焦慮與「定心丸」：70年「定心丸」史考》,王明遠，《中國數字時代》，2018，11月3日。）而且作者總結出：「吃『定心丸』的對象主要是民營企業、農民、外資企業，而從來沒有國企、幹部；『定心丸』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近壹半文章是2007年以來發表的。」

「狼來了」喊多了，就沒有人再相信了，定不了心的「定心丸」吃多了，也就沒有人再會去吃。

中共當局又派「定心丸」了，當然，這都是在目前不得已而為的權宜之計，他們看到私企擴張發展佔有大量財富時，就露出殺氣騰騰的猙獰面目，以無其不用的各種陰損、流氓手段來剪羊毛、砍樹，恨不得壹口將其并吞。而他們將經濟折騰到奄奄壹息時，又想起讓私企來補窟窿，做炮灰。私企在他們的眼裡就是壹只可隨手使用的夜壺，用得著時可拿過來拉屎撒尿，用不著時即可壹腳踹得遠遠的。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中華民族的歷史，幾千年來就總是在這樣重複著裹足不前。壹個甲子前的那場公私合營的血腥歷史還沒有從國人心中抹去，第二次公私合營又已正式拉開帷幕。現今竊據國家大位者都是毛、陳毅這些當年盜匪們的後代，他們又開始賞心悅目地檢視著被他們圍起來即將被屠戮的獵物。沒有來得及跑路者中，會有多少人「舉身赴清池」，會有多少人「自掛東南枝」，又會有多少人成了當年陳毅口中的「空降兵」，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但那絕不會是個小數字。

第二次「公私合營」的大潮或遲或早會以不同的形式湧來，這是私企躲不過的劫難，並終將遭滅頂之災，這就是中國私企之殤和宿命，也是中共的極權獨裁本質所決定的。「公私合營」真能挽救目前經濟的頹廢?將所有私人資本統統收歸國有真能使國富民強，民眾過上幸福、富裕的日子？歷史的經驗早就告訴我們，如果驅私濟公有效，中國的經濟1956年公私合營后，經二十多年的折騰，在1978年何至於幾近崩潰？儘管當局懼於經濟形式的惡化，公有化的步子目前似乎有所收斂，似乎在為前壹陣忘乎所以的「失言」和泄露天機而現出的兇相「補妝」，那只是下手前的必要準備，就像吃羊前的狼在磨牙壹樣。

其實，這也是全體中國人的宿命，只要民生稍有進步，國家經濟稍有發展，就有「偉大領袖」降世，就有「紅太陽」升起，就有「核心」冒出，他們不折騰到崩潰是絕不會收手的。歷史也早已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凡有偉大領袖的地方，那裡人民就有無盡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