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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友漁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既有權力之爭的原因, 也有路線之爭的原因。 之所以能動員億 萬群眾積极參与, 是毛巧妙地把文革裝飾成壹場群眾運動和民主運動。 實質上文化大革命是 這樣的壹場政治運動:它是毛澤東個人發動的, 與中國共產黨的意志和要求無關, 與中國人民 的願望和要求無關, 以打倒劉少奇為直接目標, 以毛澤東高度集中和壟斷權力為根本目的。

「文化大革命是壹場什麼性質的政治運動？」這是壹個表面簡單，實際上難於回答的問題。它看上去簡單，因為中國有數億人曾經投身於這個運動，對於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就算不是每個人都說得清楚，至少可以指望其中相當壹部分人說得清楚。但問題在於，參加文革的人分別屬於不同的組織和派別，他們的立場、觀點大不相同甚至尖銳對立。人們在文革中因為自己的政治身份、家庭出身等等的不同而處於不同的地位，經歷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人往往會講出不同的文革故事，對於中學校長和老師是不堪回首的經歷，充滿屈辱和折磨，對於不愛上課和害怕考試的學生，則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是壹場什麼性質的政治運動？」這個問題之所以難於回答，還因為它確實如其發動者所宣稱的那樣，是壹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它很難比附於古今中外的各種政治運動。我們能說它是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法西斯主義運動？都有壹點像，但細究起來又都不是。我們能說它是為了實現社會理想、公平正義的偉大實驗，還是說它純屬壹場權力鬥爭？這個問題把人們劃分為兩個截然對立的陣營，在壹般民眾中如此，在學者專家中也是如此。

對「文化大革命是壹場什麼性質的政治運動？」不好作出判斷和結論，還因為文革中充滿了完全矛盾的事情和現象，口號是壹回事，密室中的策劃是另壹回事；運動初期對自發的群眾行動是壹回事，運動後期則是另壹回事；同樣的事情，出自「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壹回事，由「資產階級司令部」來干就是另壹回事。我在美國講文革，美國左派來鬧場，他們質問：「徐教授，文化大革命那麼好，妳為什麼要把它說得那麼不好？」我的回答是：「妳們看文革，是靠閱讀《紅旗》雜誌、《人民日報》，我談文革，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

追問「文化大革命是壹場什麼性質的政治運動？」曾經有壹個非常好的時機，那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那時文革剛剛結束，人們痛定思痛、記憶猶新，對文革這場悲劇和災難的反思從現象到本質，愈來愈深入、愈來愈大胆。比如北京大學教師郭羅基對於張志新在文革中被殘忍處決發表文章「誰之罪？」提出文革時期中國「搞的是超專制主義、超法西斯主義」，張志新是這個制度下的「思想犯」，並且提出「既然張志新是無罪的人，那就壹定要譴責、懲罰真正的歷史罪人；既然張志新是無罪的人，那就壹定要改造把無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會環境；既然張志新是無罪的人，那就壹定不要再讓無罪的人成為慘死的張志新。」這樣的追究嚇壞了官方。雖然他們當時也在否定和譴責文革，但他們壹定要保住產生文革的社會制度，壹定要保住必須為文革承擔罪責的毛澤東。當局強行壓制了對於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文革教訓」這壹課的缺失產生了惡劣而深遠的後果。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人們對其基本事實還了解不充分，對其基本性質的判斷還莫衷壹是，這是缺課的表現。現在文革重演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對文革的讚揚越來越多，這使得我們必須重視研究文革，對其性質做壹個認真的探討。

權力之爭還是路線之爭

文化大革命是壹場持續了10年之久的政治運動或政治鬥爭，毛澤東為什麼而斗，是為了權力，還是為了他的社會理想，這理想包括消滅剝削制度，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力和地位，等等，鬥爭的目的決定我們對於文革性質的判斷。在文革中，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通常用「路線鬥爭」來說明鬥爭中雙方的分歧，「路線」與目的和理想並不完全是壹回事，我們現在不去深究它們之間的差別，只是壹般地認為，路線分歧包含方針、政策、意識形態的不同。

積極投入文革運動的廣大紅衛兵和青年學生自然以為文革是關乎中國和世界命運、前途的鬥爭，在文革後期遭到失敗、受到懲處的群眾組織領袖至今還堅持這種觀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不少西方研究者也是從社會理想和意識形態角度理解這場運動。比如Victor C. Funnell說：「當前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在追求打破現存的經濟和社會區分，以防止在毛澤東及其助手看來存在於蘇聯和東歐的資產階級化。」 Theodore His-en Chen則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打擊目標之壹是『修正主義』。共產黨領導現在認識到，修正主義不僅存在於少數孤立人群中，實際上在中國到處都有，其根子在人們的思想和靈魂深處。」因此，毛髮動文革的目的是教育人民，尤其是年輕的壹代。

很明顯，思想和政策分歧不是毛髮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唯壹原因。劉少奇很快就被打倒了，但他的首要罪名是「叛徒、內奸、工賊」。文革壹開始，劉少奇就對毛澤東表示屈服，說他願意改正壹切錯誤，說他準備交出壹切權力。如果毛僅僅是想糾正劉少奇的錯誤，那麼他的目的很早就可以達到。但毛澤東並未就此罷手，顯然，毛要徹底幹掉劉和他的所有的追隨者。

文化大革命中充滿了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上面的觀點難於對此作出說明，比如，毛澤東批判林彪，說他「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是「反黨政治綱領」，這能用社會理想和革命目標來說明嗎？又如，毛澤東把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發動「批孔孟，批周公」運動，借口之牽強附會，今天我們除了嘲笑其手法拙劣，還能認真地當成意識形態的分歧嗎？

所以，另壹種觀點直截了當地認為，毛髮動文革純粹是出於權力鬥爭，毛感到大權旁落，為了恢復他那權力不受挑戰的地位，他要把競爭對手打下去。Simon Leys在其書《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尖銳指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借口，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壹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眾運動的煙幕之後進行的權力鬥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為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這種觀點具有壹針見血的痛快，但未必能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人們不難在毛澤東和他的政治對手劉少奇的觀點之間劃出壹條明顯的分界線，證明他們從中共取得政權之後不久的50年代初壹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及其以後，兩人在建國方略上確有不同。

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毛髮動文革的動機既有政策分歧，又有權力鬥爭，為了堅持執行自己的方針、政策而引發了權力鬥爭。中國人熟悉的西方文革專家麥克法誇爾在他著名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就持這種見解，他在該書的導言中說：「中國領導層的分裂是由於對中國革命的目的，怎樣治理中國和發展中國等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正像人類社會中總存在著對權力和地位的激烈爭鬥壹樣，文化大革命根源於原則分歧和個人鬥爭。」Garg Dutt 和V. P. Dutt說：「在中國，鬥爭不可避免。這類鬥爭也發生在其他國家。當國家面臨緊迫問題時，對於在各種選擇中如何拍板，領導常會產生分歧。政策分歧會發展為尖銳的，常常是不可調和的衝突；它們與個性相關，並顯得是在爭權奪利。如果領導都是老謀深算、說壹不二的人，那麼爭鬥就會愈加激烈。有時，某個領導的自大狂、幻覺，至少，他的自我中心心態，他的疑心甚至於他的衰老，都是最高層分裂以及人頭落地的重要原因。中國並未置身於其外。」

為何政策分歧會導致權力鬥爭？毛的最高地位和關於他壹貫正確的政治神話是分不開的，他的權力和威望都建基這種正確性。壹旦這壹點受到挑戰，他就當不成「英明領袖」了。毛愛以皇帝自居，但他的權力來源卻不同於皇帝。皇帝的權力來源於世襲，壹個皇帝虛心納諫可能會博得美名，萬不得已時他甚至可以下「罪已詔」，作自我批評，但他仍然是皇帝。毛對於自己的錯誤，對於黨內批評，只有兩種應付辦法，壹是找替罪者，如延安整風得罪的人太多，他把責任推到康生頭上；二是猛烈反擊，把反對意見打下去。他不能承認這是不同意見，而至說成是別有用心的攻擊，是兩條路線或兩個階級的鬥爭，如他在廬山會議上對待彭德懷那樣。這種做法，出於共產黨運作方式的規律。我們說毛個性強、獨斷專行、固執己見，但這不是意見分歧轉化為權力鬥爭的唯壹原因。體制也促使他在有意見分歧、遇到反對時以攻為守。

如果我們既承認政策、意見分歧，又承認權力鬥爭是發動文革的原因，那麼何者更為重要呢？我認為，意識形態的分歧壹旦以權力鬥爭的方式表現出來，文革發動之後的事態發展就只能按權力鬥爭的規則進行。意識形態、社會理想之類的因素，如果真有的話，也會退居到次要地位，它們在文革期間毛的政策方面沒有什麼作用，因為權力的考慮要現實、緊迫得多。在文革中，毛澤東鼓動紅衛兵和廣大民眾起來造反的動力是權力鬥爭的考慮，而不是他在為他那成問題的、美好的政治理想找寄託，只不過這種考慮需要以意識形態的動人語句裝扮起來而已。

文革是壹場偽群眾運動和偽民主運動

對於判斷和評價文化大革命，最難解的現象是，毛澤東是以廣大受壓制、受迫害的群眾的解放者和保護者的面目出現的。文革中最流行的說法是，有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壹條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它相信群眾、愛護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另壹條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它壓制群眾、打擊群眾，把群眾當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壹些研究文革的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的偉大之處、不同凡響之處就在於，為了實現平等、公平和正義這壹類社會理想，為了保持革命理想永不消退，為了使中國不至於蛻變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不惜帶領廣大群眾，進攻那個以他為主席的中國共產黨，不惜以世所罕見的魄力，支持紅衛兵造反，摧毀那個他親手締造的國家體制。

文革運動初期發生的壹系列事件似乎證實了以上說法。

1966年7月下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下車伊始，他立即嚴厲譴責劉少奇派工作組壓制大中學學生在校園內自發的「革命行動」，他說，看到校園內的運動那麼冷冷清清，他非常難過，他還厲聲質問道：什麼人才鎮壓學生？只有國民黨和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壹切鎮壓學生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的態度是如此堅決和鮮明，使得多數學生義無反顧地站在了毛的壹邊，他們立下誓言「刀山敢上、火海敢闖，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1966年10月上旬，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已經有了「兩個司令部」的說法，為了區別於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的領導，文革派的官方提出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個別具深意的概念）發出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中說，「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斗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是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布壹律無效，予以平反併當眾恢複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要充份信任群眾，不要怕群眾，要『敢』字當頭，要相信院校大多數學生是革命的，是好的，他們是聽黨的話、毛主席的話的，他們是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他們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第壹次，斷定黨組織整群眾是整錯了，要退還或者銷毀整他們的材料。在這之前，人們對於黨組織整群眾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是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人們從來不敢指望事情會翻過來。但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真理和正義終於取得了勝利。被壓制和得到解放的學生由衷地高呼：「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毛主席親！」

1966年10月16日，毛澤東的文革幹將，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的講話，他說：「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他們卻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們在這個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由此，人們在理論高度上得到的結論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群眾路線，而劉少奇的路線就是類似國民黨的訓政那樣的壓制群眾的路線。

事實上，在毛和劉之間並不存在涇渭分明的愛護群還是壓制群眾的路線，劉少奇的所有做法都是中共進行政治運動的慣常做法。1966年6、7月毛澤東故意離開北京，讓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就是為了讓劉少奇犯錯誤，在群眾運動中引火上身。其實，劉在派工作組問題上請示過毛，毛故意含糊其辭，答覆是「相機行事」，但當劉的壓制行為已成既成事實之後，毛又藉機發難，大發雷霆。當毛澤東利用學生打倒劉少奇之後，當學生經歷了運動變得桀驁不馴之後，他決定把他們統統趕下政治舞台，這時他的壓制手段不知被劉少奇要厲害多少倍。毛和劉的區別是——也僅僅是——敢不敢利用群眾運動，敢不敢挑動和利用群眾與黨的矛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正如Simon Leys所說：「毛動員和利用紅衛兵的方式和慈喜操縱義和團的方式極其相似，他把群眾普遍的不滿用於針對他的敵人，而這不滿是因他自己的統治而產生的。如果理解更深刻的話可以看到，這種不滿本可以是針對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長期以來壹直是青年不滿和感到沮喪的原因，他們隨時都要爆發。毛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敵為造成這制度的根源（而實際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後把廣泛的憤慨引向他們，把他們搞掉······紅衛兵最後意識到他們上了當，但這已為時太晚：當他們的作用完成之後，毛可以把他們拋到軍事壓制之下，用壹批和原先壹樣的官員來代替他們。」

說文革中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這純粹只是宣傳口號，真正實行的是「統壹意志、統壹步伐、統壹行動」，要求群眾的，是「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群眾組織在文革中的重大行動，不是響應公開的號召，就是聽命于暗中的教唆。比如，對待中中央第4號人物陶鑄，幾天前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人物，毛壹旦不滿意，說打倒就打倒，中央文革小組壹聲令下，紅衛兵的批判就蜂擁而至，令行禁止，群眾「執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過夜」。又如，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秉承毛澤東的旨意，約蒯大富在中南海西門單獨見面，向他布置在社會上公開打倒劉少奇的任務，蒯大富欣然從命。12月25日，清華井岡山兵團出動5000餘人，到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北京站等鬧市區以狂呼口號、大撒傳單、刷大標語等方式宣傳打倒劉少奇。過了幾天，又在同樣的北京市中心地帶播放劉少奇女兒劉濤揭發批判劉少奇的自我檢查。這兩次活動都引起了轟動，蒯大富和清華井岡山兵團洋洋得意，自以為立下了打倒劉少奇的第壹功。事實上，文革中多數以「造反精神強」自傲的群眾組織，莫不以揣摩「毛主席的戰略意圖」為要務，莫不以向毛澤東邀功為榮。

有人說，文革中群眾享受「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空前的言論自由，實際情況北非如此。「四大」是用來打倒劉少奇和其他所謂「走資派」的武器，批評的言論涉及毛澤東和其他毛派領導人，就變成了「反革命言論」，文革中有壹個著名的《公安六條》，原名是《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就規定了言論的界限。文革中因言獲罪的人不知有多少，比如遇羅克和張志新，又如寫出大字報《給林彪同志的壹封公開信》的中學生依林、滌西。

文革中成立了無數個群眾組織，有人據此說中國的民眾在文革中享有（哪怕是短暫地享有）結社的自由，這同樣是不正確的。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本來就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為打倒劉少奇和其他「走資派」而成立的，把這樣的組織說成是結社自由的產物，完全是風牛馬不相及。我們來看壹個典型案例，湖北武漢測繪學院的造反派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立時，為保證這支隊伍的正確方向，學生們自覺自愿地在其中成立了黨的領導小組，在黨小組成立之前，「武測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成員有五位學生黨員，他們形成了核心領導班子。在商量成立武漢地區壹大派學生造反組織時，他們最初擬名為「造反司令部」，經過討論，改為「革命造反司令部」，這壹變動意味深長，雖然毛澤東已經說過「造反有理」，但這壹批政治覺悟很高的學生，還是認為有必要強調自己的造反是「革命造反」，而絕不願留下絲毫可能產生其他聯想或誤解的餘地。

在文革中，被取締和鎮壓的群眾組織何止成千上萬，事實上，各種群眾組織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和等級，比如「左派組織」、「革命組織」、「保守組織」、「壹般群眾組織」，等等，只有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承認的組織才能生存和發展。

結論

根據上面的分析和闡述，我們可以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這樣的壹場政治運動：它是毛澤東個人發動的，與中國共產黨的意志和要求無關，與中國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無關，以打倒劉少奇為直接目標，以毛澤東高度集中和壟斷權力為根本目的。如果說，蘇俄的國家性質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左的極權主義，那麼文革前的中國已經是具有相同性質，但在政策上更左的極權國家，而文化大革命使中共的政策從左發展到極左，使中國的極權主義發展為極左的、登峰造極的極權主義。

我們可以從文革的結果來判斷毛澤東發動文革想要達到的目的，並據此考察文革的性質。

文革前，毛澤東是中國的兩位主席之壹，劉少奇是國家主席，雖然劉少奇的國家主席的含金量不如毛的黨主席的含金量，但用陶鑄的話來說，這畢竟是「雙峰並立」。毛在文革中成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集「四個偉大」于壹身，他與黨的副主席及他的接班人之間的距離大大地拉開了。

文革前，毛澤東思想被定義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發展，經過文革，毛澤東思想成了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成了馬列主義的頂峰，通過中國官方的自我宣示，毛澤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革命的領袖。

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在黨、政、軍各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和山頭，毛澤東雖然有自己最大的派系，並且是當之無愧的領袖，但並不是唯壹的，文革消滅了毛派之外的所有派系。文革廢止了各個級別的黨政領導，並重新建立新的 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原有的幹部要視其是否忠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而決定能否進入新的權力機構，這使得文革成為壹場全面的、徹底的清洗。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壹種最高領袖直接動員、命令億萬群眾的新型模式，使得原來的黨政官僚機構或者科層結構的傳達命令的功能大部失效，這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成為最典型的極權形式。

文革以「壹大二公」和「窮過渡」的方式跨越生產力發展階段，強行向共產主義過渡；文革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嚴格的禁欲主義泯滅人性中的自然、合理的要求，使中國億萬民眾成為最高領袖為實現其烏托邦幻想和稱雄世界野心的工具與犧牲品。

文革以「自力更生」為口號自斷與國際經貿體系的聯繫，使中國的經濟和科學技術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低水平發展；文革在「世界革命」的口號下煽動東南亞的顛復和叛亂，支持世界各國的騷亂和破壞活動，是世界的動亂之源。

總而言之，說文革是壹場悲劇和浩劫，並不為過。在制度、思想、歷史、文化、人性層面探討這場悲劇和浩劫發生的原因，將有益於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和現代化。防止這場悲劇和浩劫的重演，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