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經濟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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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經濟壓迫
作者 王愛忠
過去40年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其前提是國家重新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眾所周知,1949年以後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對私有經濟進行了徹底「改造」,國家不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逐步恢復了自由市場經濟,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民營經濟的發展正是得益於制度改革所釋放出來的發展空間。
中國民營經濟過去30多年能夠取得快速的發展,歸結起來主要就是三個方面的優勢,壹是中國工業化的后發優勢,二是中國富足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三是低成本環境優勢。然而,在中國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眾多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並沒有顯現出來,或者說相對於當時的有利條件,那些不利的因素並沒有嚴重製約民營經濟的發展。
過去40年的改革,中國只模仿先進國家的經驗、技術和管理,19世紀洋務運動的翻版,而沒有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改革開放40年後經濟學家項小凱提出的「后發劣勢」開始突顯出來。由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徹底,比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國家所有制,金融領域、能源、運輸等等重要領域和行業都由國有企業佔據主導地位。處於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憑藉自己的壟斷地位在產業鏈的上游侵吞掉大部分的利潤,而民營企業只能在整個產業鏈中分得很少的壹部分利潤。國有企業還可以享受土地成本、金融貸款、財政補貼等種種便利和優勢,而民營企業只能在不利的條件下與之競爭。
實行對外開放,中國開始參与國際市場的分工,全球化資源、技術、信息的分享,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可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不是以市場的逐步自由化、法治化和擴大本國市場的開放為基礎。而是政府掌握和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與西方的自由企業制度競爭。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壯大,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對西方的自由企業制度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和威脅。西方的企業在競爭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國家補貼、准入制度上的限制、被迫以技術換市場等等。中美貿易戰就是緣於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要求中國在經濟結構(制度)層面進行改革。
廉價勞動力優勢已經不復存在,還要承擔過去40年漠視勞動力的社會保障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社保面臨的巨額虧空,除了政府管理不善和腐敗,就是政府過去對勞工保障的忽視。這些年出台的壹系列社保政策,個人和企業承擔高額的社保費用、準備推遲退休年齡等等就是對過去政策犯下的錯誤的補救。這就意味著過去民營經濟發展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已經不復存在,而且還要背負過去遺留下來的負擔。環境優勢同樣如此,過去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是中國企業的優勢,現在這個優勢也已經不存在,這幾年的環保整治,導致企業的負擔加重,很多小微企業直接關門倒閉。
國際國內眾多因素的影響,民營經濟的發展開始放緩,生產經營困難,而國有企業則伺機大舉收購,兼并民營企業,國進民退如火如荼,已經成為壹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儘管政府反覆強調民營企業的社會地位,是「自己人」,近期又出台規定銀行給民營經濟的貸款比例等等,都不可能解決體制問題造成的民營企業生存困境。政府通過國有資本收購民營企業解決民營企業目前的困難只能是抱薪救火,結果是進壹步做大了國有企業,進而擠壓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國家沒有用強制力量迫使民營企業退場,民營經濟也會因為生存空間的喪失而逐步退出市場。
政府稱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可是民營企業家的心終究還是定不下來。中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在政治制度層面就存在天然的缺陷,國家立法機構形同虛設。稅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說了算,政府可以隨意制定稅收政策「合法」的侵奪民營企業的財產。法律也很難保護私有財產,司法的不獨立,司法機構只是政府的附庸,不但不能保護民營企業的財產安全,往往還是政府侵奪私有財產的幫凶。
最近司法部門表態要保護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安全,辦理壹批侵害民營經濟發展的案件。早在兩年前的2016年,廣東司法部門也出台過類似的意見,要求嚴格慎用扣留、逮捕措施,慎重查封扣押凍結涉案非公有制企業財產。司法機構反反覆復出現類似的表態本身就說明中國民營企業的財產安全缺乏保障。由於在制度層面沒有對政府和司法機構權力的制約,今天可以表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明天壹轉身也可以為了保衛體制的安全而犧牲私有經濟。
中國在2007年就通過了「物權法」,在法律上明確了公民有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但是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僅僅停留在法律條文上。壹個地方政府官員就可以決定當地壹家民營企業的生死存亡,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這些年不時有企業家站出來表態,聲稱自己的企業是國家的,可以隨時把自己的產業交給國家。企業家的這種表態背後無非是對政府公權力的畏懼,對自身權利沒有保障的擔憂。李嘉誠在撤資大陸,回應國內輿論說他不愛國時說「此心安處是吾鄉」,坦露的就是和中國民營企業家壹樣的內心憂慮。
中國的私有經濟是在1978年摒棄了政治上的個人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公有制才得以發展。放棄極權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尊重個人的權利和價值,讓個體在理性主義的驅動下去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時為社會創造財富是私有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可是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不斷法西斯化,個人權威主義捲土重來,整個社會從相對多元化正倒退回過去的壹元化。經濟上的國進民退方興未艾,不斷擠壓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外部環境日益惡化,中美貿易戰硝煙瀰漫。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的民營經濟很難會有未來。
過去40年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其前提是國家重新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眾所周知,1949年以後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對私有經濟進行了徹底「改造」,國家不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逐步恢復了自由市場經濟,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民營經濟的發展正是得益於制度改革所釋放出來的發展空間。
中國民營經濟過去30多年能夠取得快速的發展,歸結起來主要就是三個方面的優勢,壹是中國工業化的后發優勢,二是中國富足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三是低成本環境優勢。然而,在中國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眾多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並沒有顯現出來,或者說相對於當時的有利條件,那些不利的因素並沒有嚴重製約民營經濟的發展。
過去40年的改革,中國只模仿先進國家的經驗、技術和管理,19世紀洋務運動的翻版,而沒有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改革開放40年後經濟學家項小凱提出的「后發劣勢」開始突顯出來。由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徹底,比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國家所有制,金融領域、能源、運輸等等重要領域和行業都由國有企業佔據主導地位。處於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憑藉自己的壟斷地位在產業鏈的上游侵吞掉大部分的利潤,而民營企業只能在整個產業鏈中分得很少的壹部分利潤。國有企業還可以享受土地成本、金融貸款、財政補貼等種種便利和優勢,而民營企業只能在不利的條件下與之競爭。
實行對外開放,中國開始參与國際市場的分工,全球化資源、技術、信息的分享,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可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不是以市場的逐步自由化、法治化和擴大本國市場的開放為基礎。而是政府掌握和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與西方的自由企業制度競爭。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壯大,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對西方的自由企業制度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和威脅。西方的企業在競爭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國家補貼、准入制度上的限制、被迫以技術換市場等等。中美貿易戰就是緣於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要求中國在經濟結構(制度)層面進行改革。
廉價勞動力優勢已經不復存在,還要承擔過去40年漠視勞動力的社會保障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社保面臨的巨額虧空,除了政府管理不善和腐敗,就是政府過去對勞工保障的忽視。這些年出台的壹系列社保政策,個人和企業承擔高額的社保費用、準備推遲退休年齡等等就是對過去政策犯下的錯誤的補救。這就意味著過去民營經濟發展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已經不復存在,而且還要背負過去遺留下來的負擔。環境優勢同樣如此,過去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是中國企業的優勢,現在這個優勢也已經不存在,這幾年的環保整治,導致企業的負擔加重,很多小微企業直接關門倒閉。
國際國內眾多因素的影響,民營經濟的發展開始放緩,生產經營困難,而國有企業則伺機大舉收購,兼并民營企業,國進民退如火如荼,已經成為壹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儘管政府反覆強調民營企業的社會地位,是「自己人」,近期又出台規定銀行給民營經濟的貸款比例等等,都不可能解決體制問題造成的民營企業生存困境。政府通過國有資本收購民營企業解決民營企業目前的困難只能是抱薪救火,結果是進壹步做大了國有企業,進而擠壓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國家沒有用強制力量迫使民營企業退場,民營經濟也會因為生存空間的喪失而逐步退出市場。
政府稱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可是民營企業家的心終究還是定不下來。中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在政治制度層面就存在天然的缺陷,國家立法機構形同虛設。稅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說了算,政府可以隨意制定稅收政策「合法」的侵奪民營企業的財產。法律也很難保護私有財產,司法的不獨立,司法機構只是政府的附庸,不但不能保護民營企業的財產安全,往往還是政府侵奪私有財產的幫凶。
最近司法部門表態要保護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安全,辦理壹批侵害民營經濟發展的案件。早在兩年前的2016年,廣東司法部門也出台過類似的意見,要求嚴格慎用扣留、逮捕措施,慎重查封扣押凍結涉案非公有制企業財產。司法機構反反覆復出現類似的表態本身就說明中國民營企業的財產安全缺乏保障。由於在制度層面沒有對政府和司法機構權力的制約,今天可以表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明天壹轉身也可以為了保衛體制的安全而犧牲私有經濟。
中國在2007年就通過了「物權法」,在法律上明確了公民有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但是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僅僅停留在法律條文上。壹個地方政府官員就可以決定當地壹家民營企業的生死存亡,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這些年不時有企業家站出來表態,聲稱自己的企業是國家的,可以隨時把自己的產業交給國家。企業家的這種表態背後無非是對政府公權力的畏懼,對自身權利沒有保障的擔憂。李嘉誠在撤資大陸,回應國內輿論說他不愛國時說「此心安處是吾鄉」,坦露的就是和中國民營企業家壹樣的內心憂慮。
中國的私有經濟是在1978年摒棄了政治上的個人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公有制才得以發展。放棄極權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尊重個人的權利和價值,讓個體在理性主義的驅動下去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時為社會創造財富是私有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可是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不斷法西斯化,個人權威主義捲土重來,整個社會從相對多元化正倒退回過去的壹元化。經濟上的國進民退方興未艾,不斷擠壓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外部環境日益惡化,中美貿易戰硝煙瀰漫。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的民營經濟很難會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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