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的反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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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社會的反智傾向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1月25日
作者 中國網友
《舊制度與大革命》只是托克維爾關於革命與帝國的宏大研究的壹部分。1856年該書出版后，他繼續進行關於革命與帝國的研究。遺憾的是，未及完成這壹研究他就去世了，留下來的壹些提綱、少數初步成型的章節和大量的筆記，主要討論了1787－1789年以及督政府到拿破崙政變掌權這兩個時期，少量涉及恐怖和拿破崙帝國。這些散亂的手稿顯然無法讓我們重構托克維爾關於革命與帝國的完整思考，但是其中不乏深入的剖析。它們表明，托克維爾對大革命本身及拿破崙的論述與著重剖析革命起源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表達了同樣的關切：為何從反抗君主專制、追求自由和平等開始的大革命卻以法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而告終？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對1789年的自由精神大加讚賞的同時指出，法國人對平等的熱愛最終壓倒了自由精神。在這些手稿中，托克維爾更為詳細地討論了大革命中自由與平等的辯證法。在被他視為大革命第壹個階段的1787－1789年，自由精神所激發的憲政鬥爭逐漸向民主激情所支配的階級鬥爭轉化。雖然他還沒有能夠對1789年之後到1794年的革命進程（特別是恐怖）展開深入研究，但是可以看出，他壹直在民主激情和階級鬥爭中探究革命的激進化和恐怖的起源。通過對督政府時期的混亂和拿破崙輕易掌權的分析，托克維爾指出，革命的暴力與恐怖使法國人對自由感到恐懼和厭倦，而大革命帶來的平等和利益則使他們始終熱愛革命，因此繼承了革命平等而取締了自由的拿破崙得到了法國人的擁戴。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更直接地呈現了《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揭示的舊制度、革命和帝國在集權與平等進程上的延續性，同時也初步對革命的歷史斷裂，特別是革命進程的政治動力提出了富於洞察的闡釋。
可能因為托克維爾留下的手稿較為雜亂，他對大革命本身的未完成著述壹直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充分重視。著名學者孚雷 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以及《托克維爾文集》第三卷的導言中討論了這壹部分內容，但他過於強調托克維爾對革命與舊制度的連續性的關注，沒有恰切對待托克維爾對革命動力的分析。帕爾默翻譯了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在其英譯本導言中指出它揭示了托克維爾的貴族視野，但沒有論及托克維爾對革命的激進化分析。埃爾斯特簡要討論了托克維爾對導致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分析。卡漢的論述相比而言更為全面，把握了托克維爾對自由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區分，但沒有注意到托克維爾對自由革命內部張力的剖析，也未能討論托克維爾對督政府以及拿破崙的分析。總之，以上研究均未能深入把握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的理論意義。
本文認為，如果參照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和《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呈現的政治和社會理論，並且結合當代的大革命研究成果對其革命論述進行全面分析，我們會發現，托克維爾在自由與平等的張力及其暴力轉化中把握了作為民主革命的法國大革命的本質特徵。在分析大革命時，托克維爾繼續採用了其政治和社會理論的主要方法，從社會狀態與政治組織和行動的互動來理解大革命這壹宏大事件相對於舊制度歷史的延續和斷裂，同時在行動者的觀念意圖與歷史進程的距離之間，揭示了革命的巨大政治動力的某種自主性。透過這壹距離，我們可以看到，深入民情的舊制度政治文化中的國家主義制約了革命乃至革命后的法國政治進程。
自由革命的脆弱
從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來看，構成法國大革命第壹階段的1787－1789年的自由革命呈現出三個層次，分別圍繞貴族自由、精英自由和民主自由展開。然而追求這三種自由的法國人均缺乏成熟的政治能力通過博弈、商議和妥協來結束革命，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結果革命不斷走向激進。
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的起點並非如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是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事件，而是1787年的貴族革命。大革命開始於舊制度法國並不鮮見的壹場上層憲政鬥爭：1787年和1788年貴族利用財政危機為他們帶來的政治機會，通過顯貴會議和高等法院試圖抑制王權的專制，進而爭取以貴族政治權力為主導的民族自由。自由而非平等是此次貴族革命的主要特徵。
1788年９月，王權在貴族革命中宣告失敗之後，第三等級力量不斷上升，平等激情和階級仇恨持續發酵，並最終在1789年５月三級會議召開后釀成反貴族和特權並摧毀舊制度的平等革命。這裏產生了兩個對於理解大革命至關重要並且彼此相關的問題：君主制內部屢屢發生的憲政鬥爭何以演化為摧毀君主制的政治革命？貴族領導的自由革命何以迅速轉化為反貴族的平等革命？
就第壹個問題而言，從托克維爾的論述來看，首先是因為這壹憲政鬥爭嚴重削弱了王權，造成的政治僵局導致了傳統憲制的破產。其次，民族和民主話語的興起導致創立新的憲制秩序成為克服危機的唯壹出路，這造成了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全面重組，釋放了舊制度當中積累的階級對立。這裏，我們看到《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題的延續：行政集權不斷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是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個問題事實上是第壹個問題的具體化，因為貴族的政治失敗是舊制度崩潰的主要體現。在托克維爾看來，貴族在成功打敗王權后成為自己發動的革命的犧牲品，那是因為他們要求的貴族自由固然在王權衰弱時成為對抗王權的有效武器，但它嚴重背離時代潮流，結果被民主自由壓倒。早在1836年，還在撰寫《民主在美國》第二卷的時候，托克維爾就在《1789年前後法國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壹文中區分了自由的貴族制概念和民主制概念。我們可以將兩者簡稱為貴族自由和民主自由，前者事實上就是貴族的特權和獨立。提倡該自由的貴族自由主義是18世紀法國的重要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布蘭維利耶和孟德斯鳩，主旨是重建貴族的政治權力，藉助三級會議、分權和中間性團體遏制王權、領導民眾，維持權力均衡。貴族自由主義在維持等級和團體之間的區分時注重等級的分工與聯合，但強調貴族的政治領導地位。
民主自由則體現為平等的個體自主權利，因為每個人都被認為從自然那裡獲得了必要的能力來處理自己的事務，而集體事務的治理則需要所有人的意志的聯合。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指 出 從 民主自由中引申出來的政治原則是人民主權。在比較貴族自由和民主自由時，他認為，前者因其狹隘是不正確和不公正的，而後者則因其普遍和平等而是公正的。1787－1789年的政治發展呈現了民主自由取代貴族自由的過程。
在1787－1788年，很多貴族仍然維護各種立足於地方、階級和團體的傳統特權，以此來彰顯獨立、約束王權並維持對第三等級的支配。同時，他們訴諸民族權利來反對國王的絕對權力，要求召開三級會議對王權進行民族監督，徵稅須得到民族的批准。貴族的民族姿態和反專制使他們獲得了民心。結果，雖然國王在1787年和1788年推行某些削弱特權、強化平等，有利於民眾利益的改革，但因特權階層反對而流產，然而民眾在貴族革命中依然支持貴族。這裏托克維爾回到了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表達的核心問題：國家主義的自我摧毀。絕對主義君主制對社會的長期干涉和壓迫造成了社會對國家的普遍不滿：「很長時間以來，政府患上了壹種疾病，就是那種試圖掌控壹切、預料壹切、操縱壹切的權力的常見卻無法治愈的疾病。政府對壹切都承擔責任。無論人們因為抱怨的對象不同而產生多大的分歧，大家都很願意聚在壹起指責政府；在此之前，那還只是壹種人心的普通傾向，這時卻突然變成壹種普遍的、澎湃的激情……壹時間，對專斷的仇恨變成法國人唯壹的激情，政府成為共同的敵人」。
由於舊制度政府試圖主導和控制社會，結果民眾認為它應該對他們遇到的困難和不幸負責；在遭遇危機時政府尤其會受到社會的普遍批評，並且社會反過來試圖控制政府。1787年危機中法國社會在稅收問題上對王權的抵抗反映了這壹點。某些貴族以及高等法院法官出於自己的特權考慮而反對有利於國家和民眾利益的土地稅和印花稅改革，但他們在稅收問題上對王權的批評迎合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結果社會要求建立代議制機構來掌握稅收、抑制王權。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已經指出了這壹問題，即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災害，民眾也認為應當由政府負責。舊制度末期，圍繞稅收的個人和社會財產性質的辯論促進了民主和代議制理論的興起。
所以，對王權的普遍不滿和反抗塑造了社會各階層的政治聯盟，暫時遮蓋了它們之間的矛盾。在貴族革命中，公共輿論並非沒有注意到顯貴和高等法院對貴族利益和特權的捍衛，但他們認為王權的專制是最大的敵 人，因 此 試 圖藉助顯貴和高等法院打倒專制、重獲自由。壹旦王權被打敗，階級矛盾就暴露出來。貴族聲稱自己是國王和平民之間的中間制衡力量，是民族的中堅和領袖，因此希望藉助三級會議恢復其政治特權，而作為交換，他們可以放棄他們認識到已經不合時宜的免稅特權。1788年，貴族堅持在三級會議中各等級單獨議事並按等級而非按人頭投票，希望以此獲得對第三等級的政治優勢。這導致特權階層失去民心，喪失了貴族革命中的領導權。托克維爾指出，在行政集權不斷擴張的過程中，貴族保留了特權而失去了領導民眾的政治權力，淪落為封閉狹隘的某種種姓制度。然而貴族沒有認識到貴族自由已經完全失去了根基。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在正在來臨的民主社會中，「所有試圖把自由建立於特權和貴族制之上的人都將失敗。所有那些試圖在壹個階級內部吸引和保留權威的人也將失敗」。1789年貴族的失敗恰恰證明了這壹點。
在托克維爾看來，王權與貴族以及高等法院在1787年和1788年的尖銳鬥爭和相互攻擊事實上宣告了舊制度政治體制的破產。絕對主義君主制的國家主義和貴族自由主義的困境為壹種精英自由主義和激進的民主自由主義提供了機會。然而，這兩種自由主義也遭遇了失敗。事實上，舊制度後期，國王和某些大臣已經認識到中央行政過度集權的弊病。1787年省議會的地方行政改革試圖給予有產者、特別是土地所有者有限的政治權利，以某種代議制來鞏固君主制。最初推行改革的卡羅納所構想的省議會將無視等級區分，由有產者代表組成。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意味著以民主取代貴族制。托克維爾顯然認識到，這種有產者的自由壹旦得到承認，它不可能像卡羅納希望的那樣只 被 局 限 于 地 方 議 會 而 不 擴 展 到 整 個 社 會並轉化為更為廣泛的社會平等和政治參与的訴求。接替卡羅納的布里耶納推行的改革在保守貴族的反對下，在省議會中維持等級的區分，但仍然承認有產者平民的重要性，給予第三等級雙倍代表人數並按人頭投票。
在托克維爾看來，這已經是壹項重大變革：正是政府自己為第三等級準備了革命武器，後者日後要求以同樣的方式召開全國三級會議。這壹改革在地方特別是在農村造成了秩序的混亂和階級的衝突。在地方政治生活被長期剝奪以及在農村中存在著嚴重的納稅不平等的情況下，這壹有限的改革在提升了第三等級中的有產者的地位后，必然造成它與特權等級的衝突 。它暴露了「各階層的法國人在領導大小事務中極端缺乏經驗，以及他們反感被他們的鄰居而非共同的主人來治理」。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是因為長期中央集權導致法國人無法通過共同的政治生活形成彼此合作、妥協的政治文化。
地方行政改革的失敗讓法國人對政府感到失望，第三等級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方案。它的核心政治理念是通過有產者的代議制約束王權並治理國家。它並不謀求完全廢除等級制和全部特權，主張保留貴族的社會身份和榮譽，但要求特權者放棄納稅特權並接受納稅平等，同時破除對職業和官職的等級限制。在政治方面，它主張在各級議會特別是全國三級會議中，給予第三等級雙倍的代表數目，從而與特權等級代表總人數相同，並且按人頭投票，以此加強第三等級有產者的政治權力。這壹以有產者精英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表現出壹種調和貴族自由和正在上升的民主力量的嘗試。壹定程度上，它在多菲內省於1788年7月21日自發召開的省三級會議得以實踐。穆尼埃草擬的1788年9月多菲內三級會議給國王的信表明，這壹自由主義的特徵是在調和貴族自由和現代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憲制，其特點是 英國式的國王與議會的權力制衡 。
托克維爾對多菲內三級會議予以了高度評價，他指出階級聯合所體現出來的自由力量導致了絕對權力的無力。托克維爾欣賞第三等級精英自由主義沒有完全否定歷史和挑動階級鬥爭，而是試圖通過階級合作來推動政治和社會變革。但是正如他對地方行政改革的分析表明的那樣，國家主義所造成的社會斷裂使得這壹合作困難重重。多菲內的成功只是某種特例。這壹精英自義與地方行政改革面臨同樣的困難，即以財產為基礎的精英平等原則與舊制度的等級不平等必然產生衝突。在托克維爾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很多自由主義者如同樣在多菲內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巴納夫，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由主義中的民主張力。巴納夫於1788年發表的著名的小冊子中表現了對專制的仇恨、對傳統和等級制的尊重和民主激情。巴納夫似乎並未感受到其思想中的傳統與現代因素之間的緊張。然而，壹旦第三等級與特權等級無法達成妥協，當平等訴求對舊制度和傳統發起衝擊時，某些幻想在維持傳統等級的框架下構建自由憲制的自由主義者很快也走向激進，巴納夫就經歷了這樣的轉變。1789年７月，巴納夫為民眾暴力的著名辯護表現出對特權階層的敵視：「那血就那麼純潔嗎？」在其後的憲法辯論中，他堅決反對建立兩院制議會，目的在於徹底摧毀貴族制。1791年春天，他也要求對流亡者予以嚴厲懲罰。
自由主義的民主化和激進化是1788年下半年和1789年壹個很普遍的現象。法國的公共輿論在1788年９月前後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轉變。前文提及，1788 年下半年，高等法院與顯貴會議在三級會議問題上做出了維護貴族特權的決定之後，壹種反貴族、反特權的平等主義話語興起。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時民主自由的概念逐漸取代貴族自由的概念，「民主和革命逐漸取代對自由的激情」。在1788年12月出版的小冊子《給法國人民的報告》看到了該變化的明確表達。小冊子指出貴族理解的自由是相對於君主獲得獨立並統治第三等級，而真正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平等為基礎的自由。托克維爾因此指出民主對自由的真實情感就是對平等的熱愛。這壹變化不僅僅是思想上的，而且體現為階級鬥爭的民主革命將替代以階級合作來推行改革 的 自 由 主 義 運 動，即 「真 正 的 革 命 精 神」。換言之，從1788年下半年，人們已經看到了大革命的趨勢：人民民主壓倒自由主義。
托克維爾並不否定這壹時期的民主自由的追求者都熱愛自由、反對專制，但是他指出，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使得專製成為可能：「所有奴役的種子埋在頭腦里，對自由的熱愛懷在心裏」。托克維爾致力於診斷的正是這腦與心的分裂和「奴役的種子」，這個「種子」在於民主自由在這壹時期的顯著特點是否定性的。它首先體現為對特權階層特別是貴族的仇恨，因而必然導致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反過來又會強化這壹仇恨。所以在托克維爾看來，民主自由概念蘊含了階級鬥爭的激情和革命精神。西哀耶斯、佩蒂翁甚至溫和派拉博·聖艾蒂安在他們的小冊子中清晰地表達了這壹革命精神。托克維爾認為，佩蒂翁的《關於祖國的拯救致法國人書》在1788年就已經給大革命定了調，並且預示了1792年「通過取得平等而獲得自由，但是寧可壹百次失去自由也不要繼續處在不平等當中或者變得不平等！」民主自由的內涵首先意味著掃除特權和貴族制度來獲得平等，為此，第三等級甚至可以與國王聯合。拉博·聖艾蒂安和西哀耶斯認為貴族和教士對於民族而言可有可無，而沒有第三等級民族則不復存在，他們提醒第三等級「妳們就是民族」。推動拉博的「最大激情是對貴族的仇恨，而非對自由的熱愛」。這壹仇恨將導致王權的強化，譬如佩蒂翁就宣告：「受壹個君主統治終究要比受壹百個貴族統治好」。托克維爾指出，拉博認為特權比王權更令人害怕，並試圖讓國王認識到摧毀團體將有 助 于 強化中央權力 。雖然他們是為了實現民族的統壹和普遍利益而反等級制並且接受與王權的聯合，但在曾經深入思考過平等社會的專制可能的托克維爾眼裡，這暴露了平等對自由的威脅和平等與專制的關聯，並且他以此來解釋法國大革命的激進趨向和專制結局。
在討論被他稱為在1789年最充分地體現了大革命精神的西哀耶斯所著的《第三等級是什麼》時，托克維爾承認，西哀耶斯認為貴族階層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的看法。不過，他不能同意後者以激進的方式迅速摧毀貴族等級的想法，在他看來，這背離了政治審慎。由於貴族制植根于古老的歷史和傳統，蘊含了很多值得尊敬的價值，因此，突然將其連根拔起必然會對社會和政治秩序造成巨大破壞，所以應該逐漸將其拆毀。聲稱壹個等級可以構成壹個民族，這意味著要把這個等級之外的人從民族中排除出去，而這當然意味著內戰或革命，引發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顛復。在托克維爾看來，西哀耶斯和佩蒂翁沒有看到的是：反貴族的平等激情將導致階級鬥爭和革命高於憲法和憲法維護的權利，結果使自由成為民主激情的犧牲品。在階級鬥爭帶來革命狀態中，所謂民主自由很有可能演化為犧牲自由的民主。
托克維爾指出，他們尤其沒有認識到他們的某些政治觀點與反貴族激情的結合將把革命送上他們自己也沒有預料和無法控制的激進道路。人民主權學說是民主自由追求者的基本政治理論。西哀耶斯認為，體現人民主權的就是多數通過議會形成的意志，它可以改變憲法。佩蒂翁強調人民擁有無限主權，可以改變權力和政府形式。1788年11月出版的沃爾內的小冊子《論三級會議具有合法性所必需的條件》要求通過普選建立單壹議會，廢除對選舉的財產資格限制。這個議會什麼都可以做，但是人民高於議會，人民不應該被議會限制，甚至可以廢除議會。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大革命中的民眾起義，如1792年8月10日推翻國王的起義、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清洗國民公會的起義和1793年9月巴黎民眾對國民公會的衝擊都是這壹人民主權理論的體現。在強調人民意志至高無上的同時，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均表現出壹種理性主義。他們要求根據自然法和社會契約來行動，輕視傳統和歷史。出於對統壹性和單壹性的熱愛，佩蒂翁希望把法國劃分為若干大小等同的省份，而革命者普遍要求建立壹院制的議會，廢除中間團體。
這樣必然導致行政集權，而革命者大多都傾向於分權：「他們被自己的思想和體系的基礎拖向行政集權。但是這是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出於意願，他 們 比今天的任何人都更傾向地方分權」。提倡民主自由的革命者像1788年的巴納夫那樣沒有認識到他們思想中的內在緊張，他們的行動也往往因此背離他們自己的意圖。他們沒有考慮到他們的理性主義將強化他們所批判的行政集權；他們希望通過民主的方式實現自由，卻沒有認識以階級鬥爭實現民主的方式對自由構成了威脅。革命的民主性質和理性主義導致革命的發展躍出了革命者的期望。因此，大革命的壹個重要現象是它具有某種不為人的意志所控制的巨大力量，反革命思想家邁斯特對此有深刻的洞察：「絲毫不是人領導革命，而是革命利用人」。
托克維爾對1787－1789年自由革命的三個面向的分析仍然延續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主題和關切。在該書中，托克維爾指出，貴族自由和舊制度的其他殘餘的自由形式壹樣是「混亂的、病態的」，足以促成專制的顛復，卻不利於法治的建立；1787年的地方行政改革在他看來幾乎是行政革命，充分彰顯了法國人政治能力的欠缺，並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對啟蒙的抽象理性主義和文學政治精神的剖析幫助我們理解了民主自由的革命性。可以說，這三種自由在大革命中的失敗驗證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書的主題：舊制度長期的國家主義行政集權造成的社會斷裂和社會矛盾消解了法國人進行政治合作的精神和能力。
暴力革命的展開
儘管政治能力的缺失使激進革命成為可能，但托克維爾並不認為革命的激進化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雖然1787年和1788年的政治危機和王權的削弱使得階級衝突難以避免，但是「沒有什麼比當時採取的措施更能使衝突變得迅疾而致命」。正是國王和政府的政治錯誤導致了社會的迅速政治化，也就是說，在舊制度下沒有政治權利的精英和通常不過問政治的民眾被迅速動員到政治當中，而前者為爭奪政治權力展開激烈鬥爭，後者的行動則轉化為暴力革命。1789年，政治化的首要後果是主權從國王向民族轉移，而國王與國民代議機構、後者與民眾為了掌握主權發生了鬥爭，暴力革命由此展開。托克維爾指出，國王的第壹個嚴重錯誤是要求法國人就三級會議的形式展開討論，也就意味著把憲政和政治問題交給公共輿論進行審查。本來，只有作為主權者的國王可以決定三級會議的組成和運行方式，但國王卻首先要求民族來發表意見。這已經隱約意味著國王向民族轉讓了主權。
公共輿論的特點是隨意性和情緒性，難以掌控，在政治危機時刻尤其容易被各種激情支配而走向激進。很快，輿論從對三級會議的討論發展到對憲制和社會制度的討論，就權力、法律、社會的基礎和構成這些抽象的政治哲學問題展開辯論，進而要求制定新憲法、消除政府的專斷、取消特權乃至廢除等級制度。舊制度和國王權威的正當性在這場討論中被侵蝕。結果「政府主動要求人們進行討論，到此時卻無力控制論題了」。托克維爾指出，把憲政和政治問題訴諸公共輿論的後果是使得本來可以限制在三級會議內部的階級鬥爭在全國範圍內以壹種公開和暴烈的方式展開。公共輿論把長期遭到政府和教會壓抑的啟蒙政治理念轉化為明確的政治話語，為階級鬥爭提供了思想燃料，使之「找到了壹個無限的領域，可以從普遍的思想中吸收營養，於是在短時間內就變得特別大胆，表現出壹種前所未有的暴力」，從批判貴族走向對貴族的否定，而第三等級從要求壹個位置發展到尋求領導地位。然而，這場討論並未就三級會議問題給國王提供什麼明確的結論，他自己仍然要做出最後的決定。最後他給予第三等級雙倍的代表數目，從而使其代表總數與兩個特權等級總數相當，這壹點顯然有利於第三等級，但是卻不對會議的表決方式這壹核心問題給出明確規定，而這是壹個危險的決定：「他（國王）犯的最大錯誤是，將按人頭投票的問題作為最大問題恰當地提出來，並順著有利於第三等級的方向討論，並最終激起第三等級的希望和熱情，然而他並沒有對問題予以解決，這就是說，他採取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方式中最壞的壹種。假如國王壹開始就堅決拒絕按人頭投票，平民就很難再提出要求。假如國王壹開始就下令採用按人頭投票，享有特權者就很難對抗潮流。革命仍舊會發生，但是有可能更加溫和、在更平和的精神狀態中進行。然而，給人希望按人頭投票卻並沒有授權那麼做，這是在激起第三等級奮起進攻，也給特權等級進行抗擊的餘地。換句話說，這讓改革突然轉化為激烈的革命。」
國王的錯誤不僅僅在輿論中激起了階級鬥爭的激情，而且又讓這壹激情在全國性的議會中釋放出來，使得全民族的代議制機構首先成為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場所：「在燃起仇恨的激情后，又提前準備好了戰場，而這是壹個最危險的戰場，因為那關係的不是壹次具體的勝利，而 是 在 所有問題上的最高權力」。
在托克維爾看來，在壹院制的代議制機構里議事必然導致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展開直接、面對面的交鋒，因為沒有什麼中間力量可以協調，而且由於王權軟弱無能，事實上放棄了主權，因此也不存在什麼更高的力量來對雙方加以約束。結果，「這不是逐漸改變權力的天平，而是將它壹下子推翻。這不是（讓第三等級）分享貴族等級的過分的權力，而是壹下子讓強權易手。這是把事務的領導權轉交給唯壹的激情、唯壹的利益、唯壹的思想。這不是在進行壹項改革，而是壹次革命」。三級會議就表決方式問題產生的衝突最後導致第三等級單方面於1789年6月17日成立國民議會（7月9日改名為國民制憲議會），事實上完成了壹場主權革命，而國王和特權等級被迫屈服。
通過階級鬥爭所建立的國民議會非常脆弱，這首先是因為缺乏堅固的共識，其次是由於第三等級是在民眾的暴力支持下才在這壹鬥爭中取得真正的勝利。1789年的民眾暴力對於大革命而言是決定性的，不僅僅是因為它在1789年保障了革命的勝利，而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決定了大革命的暴力走向。托克維爾很重視攻佔巴士底獄事件，這並非因為它通常被視為革命的開始和象徵，而是 「從這壹刻起，不僅大革命業已形成，它已經具有那些重要的特點：人民的介入，人民的暴力，巴黎掌握壹切，殘酷性，大革命不僅是民主性，而且是煽動性的。……（革命）不僅符合人民的利益，而 且 要 通 過 人 民 來 進 行」。它和隨後的「十月事件」壹樣在1789年就預示著革命將由民眾暴力主導。
前文指出，托克維爾在 1788年的激進革命精神里已經看到了1792年，那麼他很可能在1789年已經看到了1793年的恐怖。托克維爾留下了極少的關於恐怖的正面論述。他可能並不像很多歷史學者那樣認為在1789年和1792－1794年的激進化和恐怖時期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斷裂，因為在他看來，1789年已經揭示了暴力對大革命的支配性。
所以，對托克維爾而言，理解革命的首要問題是：為什麼完成革命的不是國民議會這樣的主權機制，而是民眾暴力？或者說，為什麼國民議會不能掌握民眾的政治化，控制民眾的政治動員和暴力？他認為，這並非因為民眾力量過於強大，而主要是由於制憲議會的不成熟；制憲議會沒有能夠確立穩固的政治自由和強大穩定的政府，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制憲議會再壹次揭示了革命的弔詭之處，即革命者的意圖和行動之間的差距：「進入制憲議會階段之後，要表明其整體觀點的正確、意圖的宏偉、情感的慷慨與高宏、它讓人看到的對自由平等的愛好的結合……但是由於它的笨拙和對實踐的無知，如此良好的意圖和正確的見解卻發展成為壹個不可能的政府，壹個混亂而無能的行政機構，以及壹種產生出恐怖的普遍混亂」。
制憲議會的政治不成熟首先體現在其立法和辯論的抽象性和理論性。這是大 革命哲學性特點的體現 。托克維爾更關注的是國民議會對抽象討論的感情、在理論上的大胆與其在現實政治中的無能軟弱所形成的鮮明反差。議會未能及時也缺乏能力應對更為急迫的政治挑戰：確立權威和秩序。1787年貴族革命以來王權和政府的權威被嚴重削弱。1789年，因為飢荒和社會失序在各地爆發了很多騷亂，這導致民眾自發聯合，「在正常的政府周圍就形成大量的不正規小政府」。同時，國民議會的成立、巴黎的革命加速了對民眾的政治動員，推動了動亂的擴展。1789年7月，網球場宣誓的消息傳到里昂后也引起了騷亂，攻佔巴士底獄事件進壹步激發了外省的暴力。然而，國民議會並未能為法國民眾提供生計和秩序的保障。從市長巴伊的通信中，托克維爾看到1789－1791年巴黎和周邊始終處於某種混亂之中。政治職責的缺失和盛大的政治儀式、混亂的無秩序狀態和虛幻的團結和聯合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國民議會無法確立權威並恢復秩序，這並非因為貴族的反抗，根本上是因為它不知道如何應對民眾暴力。雖然國民議會需要民眾的支持包括暴力支持（如攻佔巴士底獄）在與國王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不能採取更堅定的措施來控制民眾暴力。1789年7月22日，財政總監富隆及其女婿索維尼被暴民私刑處死，國民議會未能採取任何措施懲罰兇手和節制民眾暴力，甚至給民眾寫的壹封膽怯的公開信提議也沒有被通過。托克維爾認為，這件事表明「巴黎人民正在變成主權者」。然而議會本來可以牢牢把握主權：「當時議會具有巨大的道德權威，它看起來也團結壹致，它在各方面都得到民族的支持；假如它認識到自身的力量和分量，它本來完全可以同時面對王權和民眾，並牢牢把握大革命的領導權」。被托克維爾視為大革命中最致命的事件的十月事件則宣告民眾成為主權者，在托克維爾的手稿和筆記中反覆出現的壹個主題就是國民議會遭到的奴役、國民議會以及巴黎市政府對民眾的屈服：「那壹事件將最終摧毀王權，將國民議會置於巴黎民眾的掌控之中，後者已成為巨大的政治動力；儘管違背國民議會多數派的願望及整個國家的願望，它還是發生了；那可能 是 不久后經常發生的類似事件中的首例」。這壹事件是對國王和國民議會同時進行的雙重打擊，也就是說，它是以人民名義自居的巴黎民眾對民族的合法政治權威的打擊乃至顛復。十月事件宣告革命的政治動力的是民眾以及能夠掌握和組織民眾的政治力量。所以，在托克維爾看來，「從7月14日開始，尤其在10月6日以後，我們可以說，國民議會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無論在管理國家還是在制定法律方面，它都在巴黎人民的或明顯或隱蔽的監控下行事。同時受到巴黎人民的支持和支配，它才能運行。支持和支配，這兩個詞足以涵蓋要勾畫的全部畫面」。
在托克維爾看來，貴族根本不能組織什麼有效的反抗。托克維爾在手稿中多次提到國民議會面對民眾的奴役。托克維爾所謂不久后經常發生的類似事件無疑指的是1792年8月10日、1793年5月31日－6月2日、1793年9月4日－5日等這些民眾攻擊國王和議會並推動革命激進化和走向恐怖的事件。
支持和支配揭示了國民議會在面對巴黎民眾時的政治失敗。議會需要民眾的強力支持迫使搖擺不定的國王接受變革，打擊試圖維持舊制度的反革命力量，但是議會沒有能夠把民眾的支持轉變成接受其領導的服從，反而因為這種支持而不得不接受民眾的支配。也就是說，雖然國民議會取代國王成為主權者，獲得最高的政治和道德權威，但它未能控制暴力，因此事實上未能掌握主權和國家。國民議會代表缺乏只有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才能獲得的經驗和堅定，對民眾暴力所帶來的後果缺乏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國民議會被第三等級控制，暴露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軟弱；資產階級在革命初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不但要對抗上面，還要對付下面」，即不但要對抗國王和保守力量，而且要壓制民眾暴力，但整體而言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較為軟弱，「缺乏有組織、守紀律的力量」。
從托克維爾的論述來看，大革命的焦點是國民議會與民眾就主權問題發生的鬥爭。孚雷指出，1789－1794年，革命鬥爭並非主要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展開，而是在革命議會和俱樂部以及巴黎各區民眾———人民民主的直接表現場所之間展開；這壹鬥爭根本上是圍繞人民主權和民主展開的，而不是傳統史學理解的那樣源於社會利益的衝突。革命的不斷激進性和恐怖化很大程度上是民眾不斷對議會施加壓力或者說議會被迫回應民眾的壓力的結果。
民眾壓力的另壹個重大後果是激化了國民議會的內部張力，為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裂以及前者佔據優勢做了準備。托克維爾引用穆尼埃說明國民議會的大多數成員是溫和派，「有意或無意製造混亂的人數不超過八十個」。然而，很多溫和派，如前面提到的巴納夫、拉博·聖艾蒂安等，隨著革命的推進變得日趨激進。首先，革命的集體行動會刺激壹部分人的慾望與激情，也會迫使某些人扭轉和放棄自己的意志來順從革命潮流：「當人們從單獨鬥爭轉入集體行動時，他們如何會激動起來、發生變化、在頃刻間改變自己，他們中的某些人是出於利益、恐懼而有意為之……然而另外許多人則是不情願的，是受到壹種突如其來的、引人好感的煽動，被突襲、被鼓動、被裹挾進來的」。可見，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塑造了革命者，而不是相反。其次，更重要的是，民眾的介入使得議會中的少數激進派利用民眾的支持不斷加強其力量和影響，隨著革命的推進藉助民眾暴力迫使議會屈服，清洗溫和派，掌握革命的領導權，推動革命的激進化。制憲議會雖然並沒有發展到這壹步，但這壹趨勢已經出現，最終在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階段表現出來。托克維爾認為制憲議會的第三等級代表中有兩個派別，壹派試圖控制和阻止革命，另壹派則試圖把革命推進到底：「人民的到來完全改變了政治界的整個面貌，不僅使上述兩個派別開始出現———即使沒有人民它們也會多少表現出來———而且改變了兩派之間的關係；人民的到來把壹方推到比他們的預想更遠的地方，既推動他們又支配他們；同時突然讓大革命變成與到目前為止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東西，從而立刻讓另壹方不僅感到變得矮小而且有挫敗感。」穆尼埃的受挫和離開標誌著議會中溫和派的第壹次失敗，他在1789年就已經預見到人民專政的可能。
在托克維爾的論述中，從1787年開始，革命從反王權的憲制鬥爭轉化為反貴族的階級鬥爭，進而又形成了國民議會和民眾的鬥爭，並且在革命內部造成了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革命釋放出壹種巨大的鬥爭態勢和動力，最終導致了恐怖。托克維爾引用杜龐的深刻洞見來說明恐怖的機制和動力：「通過恐怖來進行的恐怖統治。馬萊·杜龐非常生動地描述了這壹現象。他用幾句話恰當地說明了這些人的精神狀況。他們的暴行首先是出於對革命的敵人的仇恨、這些敵人的反抗和反革命在他們當中激發的恐懼。之後，當這些敵人被征服之後，他們繼續其暴行，出於對革命者自己的恐懼；他們首先因為對敵人的恐懼而變得狂暴，之後因為對他們的朋友的恐懼而變得更加狂暴；害怕自己被恐怖吞噬而加劇恐怖；為了不被殺而殺人；他們為了保住性命被迫成為獨裁者，被迫對人類進行永恆的戰爭，因為如果他們壹旦恢復人類的原則他們就要失去性命」。恐怖是壹種通過非正常的暴力恐怖手段來加以維繫的統治形式，它是革命鬥爭的邏輯及其激發的仇恨、恐懼、狂暴等心理氛圍的產物，也是將革命鬥爭常態化的機制。大革命必然產生敵人，而在敵我對立的革命環境中，對陰謀和潛在敵人的恐懼會把並非敵人的人指認為敵人。某些革命者出於其真實的或者是為了推進革命而展現出來的激進立場需要敵人的存在，因此他們會創造敵人甚至把朋友轉化為敵人。壹旦革命發展到這個階段，革命者為了避免自己被指控為革命的敵人，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安全而必須竭力掌握甚至壟斷權力，因為壹旦權力旁落，他們則可能淪落為革命的敵人而遭到清洗。於是恐怖統治導致掌權者不得不出於自保而不斷維繫甚至擴大恐怖，維持例外和戰爭狀態，也就是杜龐所說的 「被迫對人類進行永恆的戰爭」———包括對內和對外的戰爭，否則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
托克維爾強調以後要重讀杜龐這些話，顯然杜龐所揭示的恐怖統治的邏輯與他在革命政治中看到的動力頗為壹致，即大革命通過不斷推翻新的敵人來走向激進：國王、貴族、教士、溫和革命派，最後是激進派本人依次成為革命的敵人。因此，對於理解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來說，革命政治本身與大革命的社會起源同樣重要：「階級之間多少都比較狂暴持久的仇恨不僅僅產生於社會狀態中多少都很嚴重的弊病，而且產生於改變了社會狀態的鬥爭」。固然，階級鬥爭的發生是因為存在著階級矛盾，但階級仇恨往往被革命鬥爭強化。壹旦以鬥爭特別是暴力鬥爭的方式來消除階級矛盾，則會喚醒民眾本來可能並不明確的階級意識和仇恨，而鬥爭本身造成的痛苦、傷害和死亡則會予以強化。所以，並非社會狀態本身就決定了改變社會狀態的鬥爭，這壹鬥爭進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行動者自身的政治行動。換言之，革命的展開並非是對社會狀態的機械回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革命者的意志和行動決定。
托克維爾認識到大革命的唯意志主義特徵的重要性，指出它將會對現代政治造成巨大衝擊。建立了恐怖統治的國民公會以其狂暴、盲目的大胆犯下了大量可怕的罪行的同時，「以其榜樣犯下了壹個永恆的罪行。國民公會創造了不可能的政治，關於瘋狂的理論，對盲目大胆的崇拜」。後來人「相信只要像它那樣去嘗試看上去不可能的事，以壹種瘋狂的暴力和盲目的大胆去嘗試，就能取得成功」。換言之，他們相信只要憑藉意志的強力訴諸暴力就能顛復舊秩序、建立新社會，完成在經驗和理性看來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是所謂「不可能的政治」。發明這壹政治的正是大革命創造的新型革命者。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勾勒了他們的肖像：「他們的大胆發展為瘋狂，沒有什麼新事物能讓他們意外，沒有什麼顧慮能讓他們放慢腳步，為了實現任何計劃而從不猶豫。」托克維爾在論述革命時，在談及他們的暴力特徵的同時剖析了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不僅僅採用暴力、蔑視個體權利、壓迫少數，而且他們宣稱應該如此———這是壹個新現象。他們的教義是不存在個體權利，因此也不存在個體，只存在大眾，對於大眾來說，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意識形態是革命的民主和哲學特徵的體現。
革命通過人民進行，因此輕視個體權利，而革命的哲學特徵為暴力建立了某種理論。大革命創造的新革命者將在文明世界中始終以同樣的激情和面貌出現和行動，進行破壞和建設，成為具有自身「傳統和學校」的革命「種群」。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在革命政治的動力和革命意識形態之外，舊制度國家主義的暴力政治文化也是理解革命的暴力化的重要因素。國家主義對法律的漠視和對專斷權力及暴力的濫用教導民眾蔑視法律並崇尚強權和暴力。在大革命爆發之前，政府已經完成了對人民的革命教育：「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和樹立若干後來稱為革命的思想，這些思想敵視個人，與個人權利對立，並且愛好暴力」。
平等革命的專制結局
新型革命者的恐怖統治不可避免地對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的生命都構成了威脅，它的持續使法國人對革命本身感到恐懼。同時，從革命創造的平等中獲得的大量利益又使他們對反革命感到恐懼。法國人渴望的是既結束革命又防止反革命，從而維護了平等的政治秩序。最終，拿破崙滿足了他們的渴望，平等革命最終取得了勝利。
在督政府統治後期，雅各賓俱樂部重新開放。雅各賓派的政治鼓動非但不能激起法國人的政治熱情，相反使法國人因為對他們的恐懼而害怕這種允許他們活動的政治自由。
1794年夏天，「熱月政變」推翻了羅伯斯庇爾，恐怖統治自此逐步被拆毀。然而1795年憲法建立的督政府共和國同時受到激進革命派和反革命的威脅，陷入持續的政治動蕩中。1792年建立的共和國似乎只能帶來恐怖或者動蕩，而共和國被認為是實踐民主自由的政體，結果對共和國的厭惡自然意味著對民主自由的排斥。在督政府時期，反革命王黨和激進雅各賓派試圖利用政治自由通過選舉等方式奪取政治權力，法國人因此對政治自由感到恐懼。托克維爾指出，在漫長革命的末期，只剩下壹種強烈的政治激情，那就是恐懼。在恐懼的支配之下，法國人「在十年來他們獲取或得到的壹切事物中，唯壹他們願意放棄的是自由」。在革命的後期，他們在自由中看到的僅僅是束縛和危險。
「在政治上，恐懼是壹種以消耗其他激情為代價而增長的激情」。伴隨革命和政治去魅的是道德上的混亂和虛無，以及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興起。「法國大革命同時攻擊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希望同時改革個人和國家，試圖在所有事情上同時改變古老的風俗、約定俗成的輿論、已經養成的習慣，結果這造成了道德世界的普遍震蕩，導致良心在各個方面失足跌倒。」革命造成的混亂和暴力導致人們懷疑、漠視甚至鄙視他們最初為之獻身的權利、自由、美德等信念，它們在恐怖的血腥和殘酷中顯得非常空洞。更致命的是，恐怖恰恰是以德性和自由為名來踐踏權利和道德。在革命初期，人們曾以彼此稱呼公民而自豪，而現在公民成了壹種侮辱的稱號。道德幻滅帶來了玩世不恭的厭倦和虛無主義。結果，當嚴肅的政治視野和道德追求不再能夠激發國民的熱情，當虛無主義壓倒了崇高的信念時，法國人拋棄了他們的公民職責，熱衷於退縮到私人空間享受私人生活，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開始橫行。雖然督政府後期巴黎危機重重，但卻絲毫沒有影響人們享樂的興緻和追逐時髦的熱情。結果，雖然法國人對政治喪失了熱情，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不關心政治。他們需要壹種能夠保護他們從革命中獲得的既得利益、能夠為他們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提供保障的政治：「他們準備放棄這個大革命壹直僅僅向他們承諾的自由，目的是最終平靜地享受革命讓他們充分享受的其他好處」。
這些好處中最重要的就是革命創造的平等。革命顛復了等級制和不平等，確立了社會平等。農民擺脫了殘餘的領主特權和封建租稅的壓迫，並且成為土地所有者；在貴族特權被廢除和社會平等建立后，資產者以其財富、技能和知識在社會上佔據主導地位。姑且不說革命劇變所帶來的債務的廢除或輕易償還、投機的收益、廉價地產房產的獲得，革命實現的平等已經讓大量法國人獲得了豐厚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當拿破崙以政變結束革命、維護了平等的同時拋棄了自由時，他立刻得到了大多數法國人的支持。所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的最終以平等壓倒自由而告終，這既反映了民主時代人們熱愛平等甚於自由，也揭示了大革命本身強大的平等動力。
拿破崙有意識地把自己塑造為大革命的繼承者，宣稱霧月十八日是1789年的七月十四日的完成。他讓人們相信將由他把恐怖和混亂從革命中徹底清除出去，在秩序中完成革命。在波拿巴和拉法耶特的談話中，托克維爾指出，拿破崙對大革命有「兒子對父親的情感」。正是由於大革命，他才得以從壹個普通的士官成為統帥。事實上，軍隊的掘起是大革命的另壹個後果，並且也體現了大革命特別是大革命創造的民主的特徵，由此，我們也可以進壹步理解拿破崙與革命民主的密切關聯。
托克維爾指出，大革命開始后，法國的軍隊和民族正好以兩個相反的方向運動。起初，民族充滿革命激情和獻身精神，而軍隊卻紀律鬆弛、鬥志渙散。然而隨著革命的推進，民眾的革命和政治熱情逐漸消退，民情日趨懈怠萎靡，而軍隊在革命戰爭的錘鍊中節節勝利、鬥志昂揚。壹方面，民主話語和革命的內在動力把革命政治推向激進、恐怖與混亂；與此同時，廢除了貴族制的民主軍隊則極大地激發了平民士兵的鬥志，因為平等使他們能夠以戰場上的勇敢和機智謀求在軍隊中的迅速晉陞。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指出，漫長的戰爭能激發民主軍隊的鬥志，因為戰爭像革命壹樣打破了日常規則，允許有才能的人迅速升遷，追求迅速成功的民主激情使人們熱愛戰爭。大革命的平等使得在舊制度軍隊中升遷無望的士兵得以成為將官乃至將軍：「事實上，在法國人當中，軍隊成為唯壹壹個所有成員都毫無區別地贊成革命並且出於個人利益維護革命的階級。所有將官的頭銜都應當歸功於革命，所有士兵都應當感謝革命讓他們有可能成為將官。事實上，軍隊就是站立著、武裝了的大革命」。
更重要的是，軍隊熱愛平等而漠視自由的大革命。軍隊對公共自由毫不在意，不理解甚至厭惡複雜緩慢的代議制機制，它只接受簡單強大的政府，關心的只是國家的勝利。因此，當鬥志昂揚而漠視自由的軍人與精神萎靡而恐懼自由的公民相遇時，當擁有共同的目標和激情的軍隊與在革命中四分五裂的民族相遇時，前者的統治順理成章。拿破崙是革命平等創造的卓越將軍中最出色的壹個，其統治則象徵革命平等對自由的徹底勝利。前文指出的大革命的民主自由當中民主壓倒自由的潛在可能在拿破崙身上得到了徹底的實現。
在托克維爾看來，民主在軍隊中激發的野心會推動軍隊擴展其力量，不斷發動戰爭或者謀求政治權力。他指出，軍隊本身沒有有效的機制來遏制軍隊的這種野心，只有熱愛並能運用自由的公民成為士兵才能以其自由的民情來約束和掌握軍隊，「當公民最終學會以和平有益的方式運用自由並且感受到自由的好處時，當他們養成對秩序的剛毅熱愛並主動服從其規則，他們在投身軍旅後會不知不覺地把這些習慣和風尚帶入其中……如果妳們擁有開明、規矩、堅定和自由的公民，妳們將擁有守紀律和服從的士兵」。
所以，就大革命的平等激情而言，拿破崙確實是革命的兒子。拿破崙的統治揭示了民主革命的專制可能，即「個人專制樹立在民主基礎上；這是壹個最完全的結合，而根據時間和人，它可以帶來最無限制的專制，這個專制得到了法律和神聖利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表象的最佳支持，然而同時它也是最不負責任的。對於壹個起源於民眾選舉的政府（至少假設如此），這壹點不同尋常，但它卻是真的」。這壹專制得到了民眾的政治認可，被視為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順應了平等的時代精神。不難理解，「霧月政變」后，法國人表現出廣泛而強烈的滿意和快樂。
托克維爾指出，民主革命之後的專制有可能成為最強大、最無限制的專制，因為民主革命摧毀了能夠對權力構成約束和抵抗的貴族制和壹切中間團體，而在缺乏貴族制的社會中建立的專制最難被擺脫。拿破崙事實上完成了舊制度本身開啟的革命進程：行政集權和平等化。但舊制度囿於君主制憲制和貴族制的殘餘而無法完成這壹革命。在大革命摧毀了這兩者之後，行政集權和平等終於毫無阻礙地攜手并行了。如果說，拿破崙是大革命的兒子，那麼他其實是舊制度的孫子：「事實上，舊制度已擁有現時代的整套制度，它們絲毫不敵視平等，很容易在新社會中找到位置，然而卻為專制提供了特殊方便。人們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廢墟中尋找它們，並且找到了它們。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裂和屈服的習慣、激情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人們在廢墟中抓回集權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壹切障礙已經被摧毀了，因此，從剛剛推翻王國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壹個比我們任何壹個國王曾擁有的權力更為廣闊、更為細緻、更為絕對的權力」。
托克維爾雖然已經指出階級鬥爭本身對於1789年革命的激進化的重要意義，但還沒有充分把握1789年的革命鬥爭所造成的革命動力。他認識到，從三級會議召開（1789年5月5日）到網球場宣誓這決定性的六個星期當中，三級會議的內部鬥爭對於革命進程的決定性影響，但鑒於他認為第三等級代表在會議前已經明確了建立國民議會的目標，他關注的是這壹內部鬥爭如何導致激烈的階級鬥爭而非和緩變革的方式成為革命的主要手段。換言之，托克維爾認為在三級會議召開前，民主自由觀念已經成為第三等級的革命意識形態。埃爾斯特指出托克維爾引用的安茹代表的通信來說明第三等級代表早已明 確 成 立 國民議會的目標，這壹點並不充分。 更重要的是，美國學者塔克特的研究表明，在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等級代表中的很多人並無明確的啟蒙和民主的政治理念，但在由於特權階層的頑固而引發的激烈鬥爭的衝擊下，他們逐漸接受了西哀耶斯等提倡的平等和民族主權等思想，並且明確了成立國民議會的政治目標。可以說，政治鬥爭的動力不僅僅創造了以階級鬥爭為主的革命方式，同時完成了對第三等級的政治教育，創造了革命意識形態。
革命的陰影
從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可以看到，大革命不僅僅是社會狀態從貴族制向民主轉化所帶來的政治調整，而且展示了革命這壹呈現了歷史斷裂的現代政治形態的特點。托克維爾非常注重通過行動者、政治話語（意識形態）、階級鬥爭、革命心理和權力鬥爭等角度來闡釋革命政治的巨大的內在動力。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托克維爾對這壹動力的論述：在中央權威被削弱以及錯誤的政治決策所造成的革命勢態中，包括輿論鬥爭在內的政治鬥爭推動了革命意識形態的興起，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其後民眾的暴力介入在強化階級鬥爭的同時也導致了革命內部的分裂，革命內部的鬥爭演化成為掌握權力和革命的激進態勢的恐怖。
不過，我們看到，革命的巨大動力背後籠罩的仍然是舊制度政治文化中行政集權和國家主義的陰影。無論是民主自由的提倡者，還是訴諸暴力的革命民眾都不自覺地企圖藉助民族或者人民主權控制國家權威，以國家的力量推行平等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變革來完成新法國的建構。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托克維爾說革命者通過舊制度完成了革命。舊制度國家主義強化的特權和社會斷裂解釋了革命何以會被強烈的平等激情所支配並演化為階級鬥爭。更重要的是，當民眾的政治自由激情被喚醒時，在他們試圖踐行自由時，已經在政治文化中形成了許多背離自由的心態和習慣，尤其是對行政集權和國家的依賴和熱愛。而舊制度的行政集權本身就促進了平等的推進，因此，革命者通過更強大的集權來摧毀舊制度妨礙集權的貴族制和特權制殘餘，或者說，通過廢除這些殘餘來建立更強大的集權，結果產生的是比法國歷史上任何壹個國王擁有的權力都「更為廣闊、更為細緻、更為絕對」的權力。在托克維爾看來，在1789年後的60年中，法國人建立自由的努力不過是試圖把政治自由引入背離政治自由的觀念和制度中的嘗試，或者說是企圖在壹個奴役的身體上安放壹個自由的頭顱：「他們試圖把沒有邊界的行政集權和壓倒壹切的立法機構混合在壹起，也就是結合官僚制的管理和選舉產生的政府。整個民族擁有主權者的全部權利，每個公民個體被桎梏在最狹隘的依附當中：壹方面要求自由人民的經驗和德性，另壹方面則要求好僕人的品質」。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指出，這種腦袋是共和制、身體是極端君主制的身首異質的怪物必然崩潰。然而在崩潰之後，民眾依然只會求助於國家來尋求自由：正是這壹內在的矛盾導致了1789年以後近壹個世紀中法國的動蕩、革命和專制。托克維爾認為法國人的問題在於，他們雖然不缺乏對自由的趣味，但在行政集權和國家主義的長期馴化下失去了自由的能力甚至是意願。要說服長期習慣於被統治的人來掌管自己的事務是艱難的事業，而統治者從來不會主動地教導臣民如何自己成為主人：「分權像自由壹樣是人民的領袖承諾但永遠不會給予的東西。為了獲得並維護分權，諸民族只能依靠他們自己的努力，而如果他們對此沒有興趣，那就不可救藥了」。壹個民族要想獲得自由，只能依賴自己的努力。然而壹個習慣於行政集權的民族卻很難願意和有能力進行這樣的努力。托克維爾的未完成革命著述和《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樣，所揭示的正是壹個集權傳統深厚的民族在面臨現代民主的挑戰時所遭遇的困境。
《舊制度與大革命》只是托克維爾關於革命與帝國的宏大研究的壹部分。1856年該書出版后，他繼續進行關於革命與帝國的研究。遺憾的是，未及完成這壹研究他就去世了，留下來的壹些提綱、少數初步成型的章節和大量的筆記，主要討論了1787－1789年以及督政府到拿破崙政變掌權這兩個時期，少量涉及恐怖和拿破崙帝國。這些散亂的手稿顯然無法讓我們重構托克維爾關於革命與帝國的完整思考，但是其中不乏深入的剖析。它們表明，托克維爾對大革命本身及拿破崙的論述與著重剖析革命起源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表達了同樣的關切：為何從反抗君主專制、追求自由和平等開始的大革命卻以法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而告終？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對1789年的自由精神大加讚賞的同時指出，法國人對平等的熱愛最終壓倒了自由精神。在這些手稿中，托克維爾更為詳細地討論了大革命中自由與平等的辯證法。在被他視為大革命第壹個階段的1787－1789年，自由精神所激發的憲政鬥爭逐漸向民主激情所支配的階級鬥爭轉化。雖然他還沒有能夠對1789年之後到1794年的革命進程（特別是恐怖）展開深入研究，但是可以看出，他壹直在民主激情和階級鬥爭中探究革命的激進化和恐怖的起源。通過對督政府時期的混亂和拿破崙輕易掌權的分析，托克維爾指出，革命的暴力與恐怖使法國人對自由感到恐懼和厭倦，而大革命帶來的平等和利益則使他們始終熱愛革命，因此繼承了革命平等而取締了自由的拿破崙得到了法國人的擁戴。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更直接地呈現了《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揭示的舊制度、革命和帝國在集權與平等進程上的延續性，同時也初步對革命的歷史斷裂，特別是革命進程的政治動力提出了富於洞察的闡釋。
可能因為托克維爾留下的手稿較為雜亂，他對大革命本身的未完成著述壹直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充分重視。著名學者孚雷 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以及《托克維爾文集》第三卷的導言中討論了這壹部分內容，但他過於強調托克維爾對革命與舊制度的連續性的關注，沒有恰切對待托克維爾對革命動力的分析。帕爾默翻譯了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在其英譯本導言中指出它揭示了托克維爾的貴族視野，但沒有論及托克維爾對革命的激進化分析。埃爾斯特簡要討論了托克維爾對導致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分析。卡漢的論述相比而言更為全面，把握了托克維爾對自由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區分，但沒有注意到托克維爾對自由革命內部張力的剖析，也未能討論托克維爾對督政府以及拿破崙的分析。總之，以上研究均未能深入把握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的理論意義。
本文認為，如果參照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和《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呈現的政治和社會理論，並且結合當代的大革命研究成果對其革命論述進行全面分析，我們會發現，托克維爾在自由與平等的張力及其暴力轉化中把握了作為民主革命的法國大革命的本質特徵。在分析大革命時，托克維爾繼續採用了其政治和社會理論的主要方法，從社會狀態與政治組織和行動的互動來理解大革命這壹宏大事件相對於舊制度歷史的延續和斷裂，同時在行動者的觀念意圖與歷史進程的距離之間，揭示了革命的巨大政治動力的某種自主性。透過這壹距離，我們可以看到，深入民情的舊制度政治文化中的國家主義制約了革命乃至革命后的法國政治進程。
自由革命的脆弱
從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來看，構成法國大革命第壹階段的1787－1789年的自由革命呈現出三個層次，分別圍繞貴族自由、精英自由和民主自由展開。然而追求這三種自由的法國人均缺乏成熟的政治能力通過博弈、商議和妥協來結束革命，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結果革命不斷走向激進。
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的起點並非如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是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事件，而是1787年的貴族革命。大革命開始於舊制度法國並不鮮見的壹場上層憲政鬥爭：1787年和1788年貴族利用財政危機為他們帶來的政治機會，通過顯貴會議和高等法院試圖抑制王權的專制，進而爭取以貴族政治權力為主導的民族自由。自由而非平等是此次貴族革命的主要特徵。
1788年９月，王權在貴族革命中宣告失敗之後，第三等級力量不斷上升，平等激情和階級仇恨持續發酵，並最終在1789年５月三級會議召開后釀成反貴族和特權並摧毀舊制度的平等革命。這裏產生了兩個對於理解大革命至關重要並且彼此相關的問題：君主制內部屢屢發生的憲政鬥爭何以演化為摧毀君主制的政治革命？貴族領導的自由革命何以迅速轉化為反貴族的平等革命？
就第壹個問題而言，從托克維爾的論述來看，首先是因為這壹憲政鬥爭嚴重削弱了王權，造成的政治僵局導致了傳統憲制的破產。其次，民族和民主話語的興起導致創立新的憲制秩序成為克服危機的唯壹出路，這造成了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全面重組，釋放了舊制度當中積累的階級對立。這裏，我們看到《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題的延續：行政集權不斷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是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個問題事實上是第壹個問題的具體化，因為貴族的政治失敗是舊制度崩潰的主要體現。在托克維爾看來，貴族在成功打敗王權后成為自己發動的革命的犧牲品，那是因為他們要求的貴族自由固然在王權衰弱時成為對抗王權的有效武器，但它嚴重背離時代潮流，結果被民主自由壓倒。早在1836年，還在撰寫《民主在美國》第二卷的時候，托克維爾就在《1789年前後法國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壹文中區分了自由的貴族制概念和民主制概念。我們可以將兩者簡稱為貴族自由和民主自由，前者事實上就是貴族的特權和獨立。提倡該自由的貴族自由主義是18世紀法國的重要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布蘭維利耶和孟德斯鳩，主旨是重建貴族的政治權力，藉助三級會議、分權和中間性團體遏制王權、領導民眾，維持權力均衡。貴族自由主義在維持等級和團體之間的區分時注重等級的分工與聯合，但強調貴族的政治領導地位。
民主自由則體現為平等的個體自主權利，因為每個人都被認為從自然那裡獲得了必要的能力來處理自己的事務，而集體事務的治理則需要所有人的意志的聯合。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指 出 從 民主自由中引申出來的政治原則是人民主權。在比較貴族自由和民主自由時，他認為，前者因其狹隘是不正確和不公正的，而後者則因其普遍和平等而是公正的。1787－1789年的政治發展呈現了民主自由取代貴族自由的過程。
在1787－1788年，很多貴族仍然維護各種立足於地方、階級和團體的傳統特權，以此來彰顯獨立、約束王權並維持對第三等級的支配。同時，他們訴諸民族權利來反對國王的絕對權力，要求召開三級會議對王權進行民族監督，徵稅須得到民族的批准。貴族的民族姿態和反專制使他們獲得了民心。結果，雖然國王在1787年和1788年推行某些削弱特權、強化平等，有利於民眾利益的改革，但因特權階層反對而流產，然而民眾在貴族革命中依然支持貴族。這裏托克維爾回到了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表達的核心問題：國家主義的自我摧毀。絕對主義君主制對社會的長期干涉和壓迫造成了社會對國家的普遍不滿：「很長時間以來，政府患上了壹種疾病，就是那種試圖掌控壹切、預料壹切、操縱壹切的權力的常見卻無法治愈的疾病。政府對壹切都承擔責任。無論人們因為抱怨的對象不同而產生多大的分歧，大家都很願意聚在壹起指責政府；在此之前，那還只是壹種人心的普通傾向，這時卻突然變成壹種普遍的、澎湃的激情……壹時間，對專斷的仇恨變成法國人唯壹的激情，政府成為共同的敵人」。
由於舊制度政府試圖主導和控制社會，結果民眾認為它應該對他們遇到的困難和不幸負責；在遭遇危機時政府尤其會受到社會的普遍批評，並且社會反過來試圖控制政府。1787年危機中法國社會在稅收問題上對王權的抵抗反映了這壹點。某些貴族以及高等法院法官出於自己的特權考慮而反對有利於國家和民眾利益的土地稅和印花稅改革，但他們在稅收問題上對王權的批評迎合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結果社會要求建立代議制機構來掌握稅收、抑制王權。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已經指出了這壹問題，即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災害，民眾也認為應當由政府負責。舊制度末期，圍繞稅收的個人和社會財產性質的辯論促進了民主和代議制理論的興起。
所以，對王權的普遍不滿和反抗塑造了社會各階層的政治聯盟，暫時遮蓋了它們之間的矛盾。在貴族革命中，公共輿論並非沒有注意到顯貴和高等法院對貴族利益和特權的捍衛，但他們認為王權的專制是最大的敵 人，因 此 試 圖藉助顯貴和高等法院打倒專制、重獲自由。壹旦王權被打敗，階級矛盾就暴露出來。貴族聲稱自己是國王和平民之間的中間制衡力量，是民族的中堅和領袖，因此希望藉助三級會議恢復其政治特權，而作為交換，他們可以放棄他們認識到已經不合時宜的免稅特權。1788年，貴族堅持在三級會議中各等級單獨議事並按等級而非按人頭投票，希望以此獲得對第三等級的政治優勢。這導致特權階層失去民心，喪失了貴族革命中的領導權。托克維爾指出，在行政集權不斷擴張的過程中，貴族保留了特權而失去了領導民眾的政治權力，淪落為封閉狹隘的某種種姓制度。然而貴族沒有認識到貴族自由已經完全失去了根基。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在正在來臨的民主社會中，「所有試圖把自由建立於特權和貴族制之上的人都將失敗。所有那些試圖在壹個階級內部吸引和保留權威的人也將失敗」。1789年貴族的失敗恰恰證明了這壹點。
在托克維爾看來，王權與貴族以及高等法院在1787年和1788年的尖銳鬥爭和相互攻擊事實上宣告了舊制度政治體制的破產。絕對主義君主制的國家主義和貴族自由主義的困境為壹種精英自由主義和激進的民主自由主義提供了機會。然而，這兩種自由主義也遭遇了失敗。事實上，舊制度後期，國王和某些大臣已經認識到中央行政過度集權的弊病。1787年省議會的地方行政改革試圖給予有產者、特別是土地所有者有限的政治權利，以某種代議制來鞏固君主制。最初推行改革的卡羅納所構想的省議會將無視等級區分，由有產者代表組成。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意味著以民主取代貴族制。托克維爾顯然認識到，這種有產者的自由壹旦得到承認，它不可能像卡羅納希望的那樣只 被 局 限 于 地 方 議 會 而 不 擴 展 到 整 個 社 會並轉化為更為廣泛的社會平等和政治參与的訴求。接替卡羅納的布里耶納推行的改革在保守貴族的反對下，在省議會中維持等級的區分，但仍然承認有產者平民的重要性，給予第三等級雙倍代表人數並按人頭投票。
在托克維爾看來，這已經是壹項重大變革：正是政府自己為第三等級準備了革命武器，後者日後要求以同樣的方式召開全國三級會議。這壹改革在地方特別是在農村造成了秩序的混亂和階級的衝突。在地方政治生活被長期剝奪以及在農村中存在著嚴重的納稅不平等的情況下，這壹有限的改革在提升了第三等級中的有產者的地位后，必然造成它與特權等級的衝突 。它暴露了「各階層的法國人在領導大小事務中極端缺乏經驗，以及他們反感被他們的鄰居而非共同的主人來治理」。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是因為長期中央集權導致法國人無法通過共同的政治生活形成彼此合作、妥協的政治文化。
地方行政改革的失敗讓法國人對政府感到失望，第三等級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方案。它的核心政治理念是通過有產者的代議制約束王權並治理國家。它並不謀求完全廢除等級制和全部特權，主張保留貴族的社會身份和榮譽，但要求特權者放棄納稅特權並接受納稅平等，同時破除對職業和官職的等級限制。在政治方面，它主張在各級議會特別是全國三級會議中，給予第三等級雙倍的代表數目，從而與特權等級代表總人數相同，並且按人頭投票，以此加強第三等級有產者的政治權力。這壹以有產者精英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表現出壹種調和貴族自由和正在上升的民主力量的嘗試。壹定程度上，它在多菲內省於1788年7月21日自發召開的省三級會議得以實踐。穆尼埃草擬的1788年9月多菲內三級會議給國王的信表明，這壹自由主義的特徵是在調和貴族自由和現代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憲制，其特點是 英國式的國王與議會的權力制衡 。
托克維爾對多菲內三級會議予以了高度評價，他指出階級聯合所體現出來的自由力量導致了絕對權力的無力。托克維爾欣賞第三等級精英自由主義沒有完全否定歷史和挑動階級鬥爭，而是試圖通過階級合作來推動政治和社會變革。但是正如他對地方行政改革的分析表明的那樣，國家主義所造成的社會斷裂使得這壹合作困難重重。多菲內的成功只是某種特例。這壹精英自義與地方行政改革面臨同樣的困難，即以財產為基礎的精英平等原則與舊制度的等級不平等必然產生衝突。在托克維爾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很多自由主義者如同樣在多菲內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巴納夫，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由主義中的民主張力。巴納夫於1788年發表的著名的小冊子中表現了對專制的仇恨、對傳統和等級制的尊重和民主激情。巴納夫似乎並未感受到其思想中的傳統與現代因素之間的緊張。然而，壹旦第三等級與特權等級無法達成妥協，當平等訴求對舊制度和傳統發起衝擊時，某些幻想在維持傳統等級的框架下構建自由憲制的自由主義者很快也走向激進，巴納夫就經歷了這樣的轉變。1789年７月，巴納夫為民眾暴力的著名辯護表現出對特權階層的敵視：「那血就那麼純潔嗎？」在其後的憲法辯論中，他堅決反對建立兩院制議會，目的在於徹底摧毀貴族制。1791年春天，他也要求對流亡者予以嚴厲懲罰。
自由主義的民主化和激進化是1788年下半年和1789年壹個很普遍的現象。法國的公共輿論在1788年９月前後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轉變。前文提及，1788 年下半年，高等法院與顯貴會議在三級會議問題上做出了維護貴族特權的決定之後，壹種反貴族、反特權的平等主義話語興起。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時民主自由的概念逐漸取代貴族自由的概念，「民主和革命逐漸取代對自由的激情」。在1788年12月出版的小冊子《給法國人民的報告》看到了該變化的明確表達。小冊子指出貴族理解的自由是相對於君主獲得獨立並統治第三等級，而真正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平等為基礎的自由。托克維爾因此指出民主對自由的真實情感就是對平等的熱愛。這壹變化不僅僅是思想上的，而且體現為階級鬥爭的民主革命將替代以階級合作來推行改革 的 自 由 主 義 運 動，即 「真 正 的 革 命 精 神」。換言之，從1788年下半年，人們已經看到了大革命的趨勢：人民民主壓倒自由主義。
托克維爾並不否定這壹時期的民主自由的追求者都熱愛自由、反對專制，但是他指出，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使得專製成為可能：「所有奴役的種子埋在頭腦里，對自由的熱愛懷在心裏」。托克維爾致力於診斷的正是這腦與心的分裂和「奴役的種子」，這個「種子」在於民主自由在這壹時期的顯著特點是否定性的。它首先體現為對特權階層特別是貴族的仇恨，因而必然導致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反過來又會強化這壹仇恨。所以在托克維爾看來，民主自由概念蘊含了階級鬥爭的激情和革命精神。西哀耶斯、佩蒂翁甚至溫和派拉博·聖艾蒂安在他們的小冊子中清晰地表達了這壹革命精神。托克維爾認為，佩蒂翁的《關於祖國的拯救致法國人書》在1788年就已經給大革命定了調，並且預示了1792年「通過取得平等而獲得自由，但是寧可壹百次失去自由也不要繼續處在不平等當中或者變得不平等！」民主自由的內涵首先意味著掃除特權和貴族制度來獲得平等，為此，第三等級甚至可以與國王聯合。拉博·聖艾蒂安和西哀耶斯認為貴族和教士對於民族而言可有可無，而沒有第三等級民族則不復存在，他們提醒第三等級「妳們就是民族」。推動拉博的「最大激情是對貴族的仇恨，而非對自由的熱愛」。這壹仇恨將導致王權的強化，譬如佩蒂翁就宣告：「受壹個君主統治終究要比受壹百個貴族統治好」。托克維爾指出，拉博認為特權比王權更令人害怕，並試圖讓國王認識到摧毀團體將有 助 于 強化中央權力 。雖然他們是為了實現民族的統壹和普遍利益而反等級制並且接受與王權的聯合，但在曾經深入思考過平等社會的專制可能的托克維爾眼裡，這暴露了平等對自由的威脅和平等與專制的關聯，並且他以此來解釋法國大革命的激進趨向和專制結局。
在討論被他稱為在1789年最充分地體現了大革命精神的西哀耶斯所著的《第三等級是什麼》時，托克維爾承認，西哀耶斯認為貴族階層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的看法。不過，他不能同意後者以激進的方式迅速摧毀貴族等級的想法，在他看來，這背離了政治審慎。由於貴族制植根于古老的歷史和傳統，蘊含了很多值得尊敬的價值，因此，突然將其連根拔起必然會對社會和政治秩序造成巨大破壞，所以應該逐漸將其拆毀。聲稱壹個等級可以構成壹個民族，這意味著要把這個等級之外的人從民族中排除出去，而這當然意味著內戰或革命，引發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顛復。在托克維爾看來，西哀耶斯和佩蒂翁沒有看到的是：反貴族的平等激情將導致階級鬥爭和革命高於憲法和憲法維護的權利，結果使自由成為民主激情的犧牲品。在階級鬥爭帶來革命狀態中，所謂民主自由很有可能演化為犧牲自由的民主。
托克維爾指出，他們尤其沒有認識到他們的某些政治觀點與反貴族激情的結合將把革命送上他們自己也沒有預料和無法控制的激進道路。人民主權學說是民主自由追求者的基本政治理論。西哀耶斯認為，體現人民主權的就是多數通過議會形成的意志，它可以改變憲法。佩蒂翁強調人民擁有無限主權，可以改變權力和政府形式。1788年11月出版的沃爾內的小冊子《論三級會議具有合法性所必需的條件》要求通過普選建立單壹議會，廢除對選舉的財產資格限制。這個議會什麼都可以做，但是人民高於議會，人民不應該被議會限制，甚至可以廢除議會。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大革命中的民眾起義，如1792年8月10日推翻國王的起義、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清洗國民公會的起義和1793年9月巴黎民眾對國民公會的衝擊都是這壹人民主權理論的體現。在強調人民意志至高無上的同時，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均表現出壹種理性主義。他們要求根據自然法和社會契約來行動，輕視傳統和歷史。出於對統壹性和單壹性的熱愛，佩蒂翁希望把法國劃分為若干大小等同的省份，而革命者普遍要求建立壹院制的議會，廢除中間團體。
這樣必然導致行政集權，而革命者大多都傾向於分權：「他們被自己的思想和體系的基礎拖向行政集權。但是這是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出於意願，他 們 比今天的任何人都更傾向地方分權」。提倡民主自由的革命者像1788年的巴納夫那樣沒有認識到他們思想中的內在緊張，他們的行動也往往因此背離他們自己的意圖。他們沒有考慮到他們的理性主義將強化他們所批判的行政集權；他們希望通過民主的方式實現自由，卻沒有認識以階級鬥爭實現民主的方式對自由構成了威脅。革命的民主性質和理性主義導致革命的發展躍出了革命者的期望。因此，大革命的壹個重要現象是它具有某種不為人的意志所控制的巨大力量，反革命思想家邁斯特對此有深刻的洞察：「絲毫不是人領導革命，而是革命利用人」。
托克維爾對1787－1789年自由革命的三個面向的分析仍然延續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主題和關切。在該書中，托克維爾指出，貴族自由和舊制度的其他殘餘的自由形式壹樣是「混亂的、病態的」，足以促成專制的顛復，卻不利於法治的建立；1787年的地方行政改革在他看來幾乎是行政革命，充分彰顯了法國人政治能力的欠缺，並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對啟蒙的抽象理性主義和文學政治精神的剖析幫助我們理解了民主自由的革命性。可以說，這三種自由在大革命中的失敗驗證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書的主題：舊制度長期的國家主義行政集權造成的社會斷裂和社會矛盾消解了法國人進行政治合作的精神和能力。
暴力革命的展開
儘管政治能力的缺失使激進革命成為可能，但托克維爾並不認為革命的激進化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雖然1787年和1788年的政治危機和王權的削弱使得階級衝突難以避免，但是「沒有什麼比當時採取的措施更能使衝突變得迅疾而致命」。正是國王和政府的政治錯誤導致了社會的迅速政治化，也就是說，在舊制度下沒有政治權利的精英和通常不過問政治的民眾被迅速動員到政治當中，而前者為爭奪政治權力展開激烈鬥爭，後者的行動則轉化為暴力革命。1789年，政治化的首要後果是主權從國王向民族轉移，而國王與國民代議機構、後者與民眾為了掌握主權發生了鬥爭，暴力革命由此展開。托克維爾指出，國王的第壹個嚴重錯誤是要求法國人就三級會議的形式展開討論，也就意味著把憲政和政治問題交給公共輿論進行審查。本來，只有作為主權者的國王可以決定三級會議的組成和運行方式，但國王卻首先要求民族來發表意見。這已經隱約意味著國王向民族轉讓了主權。
公共輿論的特點是隨意性和情緒性，難以掌控，在政治危機時刻尤其容易被各種激情支配而走向激進。很快，輿論從對三級會議的討論發展到對憲制和社會制度的討論，就權力、法律、社會的基礎和構成這些抽象的政治哲學問題展開辯論，進而要求制定新憲法、消除政府的專斷、取消特權乃至廢除等級制度。舊制度和國王權威的正當性在這場討論中被侵蝕。結果「政府主動要求人們進行討論，到此時卻無力控制論題了」。托克維爾指出，把憲政和政治問題訴諸公共輿論的後果是使得本來可以限制在三級會議內部的階級鬥爭在全國範圍內以壹種公開和暴烈的方式展開。公共輿論把長期遭到政府和教會壓抑的啟蒙政治理念轉化為明確的政治話語，為階級鬥爭提供了思想燃料，使之「找到了壹個無限的領域，可以從普遍的思想中吸收營養，於是在短時間內就變得特別大胆，表現出壹種前所未有的暴力」，從批判貴族走向對貴族的否定，而第三等級從要求壹個位置發展到尋求領導地位。然而，這場討論並未就三級會議問題給國王提供什麼明確的結論，他自己仍然要做出最後的決定。最後他給予第三等級雙倍的代表數目，從而使其代表總數與兩個特權等級總數相當，這壹點顯然有利於第三等級，但是卻不對會議的表決方式這壹核心問題給出明確規定，而這是壹個危險的決定：「他（國王）犯的最大錯誤是，將按人頭投票的問題作為最大問題恰當地提出來，並順著有利於第三等級的方向討論，並最終激起第三等級的希望和熱情，然而他並沒有對問題予以解決，這就是說，他採取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方式中最壞的壹種。假如國王壹開始就堅決拒絕按人頭投票，平民就很難再提出要求。假如國王壹開始就下令採用按人頭投票，享有特權者就很難對抗潮流。革命仍舊會發生，但是有可能更加溫和、在更平和的精神狀態中進行。然而，給人希望按人頭投票卻並沒有授權那麼做，這是在激起第三等級奮起進攻，也給特權等級進行抗擊的餘地。換句話說，這讓改革突然轉化為激烈的革命。」
國王的錯誤不僅僅在輿論中激起了階級鬥爭的激情，而且又讓這壹激情在全國性的議會中釋放出來，使得全民族的代議制機構首先成為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場所：「在燃起仇恨的激情后，又提前準備好了戰場，而這是壹個最危險的戰場，因為那關係的不是壹次具體的勝利，而 是 在 所有問題上的最高權力」。
在托克維爾看來，在壹院制的代議制機構里議事必然導致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展開直接、面對面的交鋒，因為沒有什麼中間力量可以協調，而且由於王權軟弱無能，事實上放棄了主權，因此也不存在什麼更高的力量來對雙方加以約束。結果，「這不是逐漸改變權力的天平，而是將它壹下子推翻。這不是（讓第三等級）分享貴族等級的過分的權力，而是壹下子讓強權易手。這是把事務的領導權轉交給唯壹的激情、唯壹的利益、唯壹的思想。這不是在進行壹項改革，而是壹次革命」。三級會議就表決方式問題產生的衝突最後導致第三等級單方面於1789年6月17日成立國民議會（7月9日改名為國民制憲議會），事實上完成了壹場主權革命，而國王和特權等級被迫屈服。
通過階級鬥爭所建立的國民議會非常脆弱，這首先是因為缺乏堅固的共識，其次是由於第三等級是在民眾的暴力支持下才在這壹鬥爭中取得真正的勝利。1789年的民眾暴力對於大革命而言是決定性的，不僅僅是因為它在1789年保障了革命的勝利，而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決定了大革命的暴力走向。托克維爾很重視攻佔巴士底獄事件，這並非因為它通常被視為革命的開始和象徵，而是 「從這壹刻起，不僅大革命業已形成，它已經具有那些重要的特點：人民的介入，人民的暴力，巴黎掌握壹切，殘酷性，大革命不僅是民主性，而且是煽動性的。……（革命）不僅符合人民的利益，而 且 要 通 過 人 民 來 進 行」。它和隨後的「十月事件」壹樣在1789年就預示著革命將由民眾暴力主導。
前文指出，托克維爾在 1788年的激進革命精神里已經看到了1792年，那麼他很可能在1789年已經看到了1793年的恐怖。托克維爾留下了極少的關於恐怖的正面論述。他可能並不像很多歷史學者那樣認為在1789年和1792－1794年的激進化和恐怖時期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斷裂，因為在他看來，1789年已經揭示了暴力對大革命的支配性。
所以，對托克維爾而言，理解革命的首要問題是：為什麼完成革命的不是國民議會這樣的主權機制，而是民眾暴力？或者說，為什麼國民議會不能掌握民眾的政治化，控制民眾的政治動員和暴力？他認為，這並非因為民眾力量過於強大，而主要是由於制憲議會的不成熟；制憲議會沒有能夠確立穩固的政治自由和強大穩定的政府，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制憲議會再壹次揭示了革命的弔詭之處，即革命者的意圖和行動之間的差距：「進入制憲議會階段之後，要表明其整體觀點的正確、意圖的宏偉、情感的慷慨與高宏、它讓人看到的對自由平等的愛好的結合……但是由於它的笨拙和對實踐的無知，如此良好的意圖和正確的見解卻發展成為壹個不可能的政府，壹個混亂而無能的行政機構，以及壹種產生出恐怖的普遍混亂」。
制憲議會的政治不成熟首先體現在其立法和辯論的抽象性和理論性。這是大 革命哲學性特點的體現 。托克維爾更關注的是國民議會對抽象討論的感情、在理論上的大胆與其在現實政治中的無能軟弱所形成的鮮明反差。議會未能及時也缺乏能力應對更為急迫的政治挑戰：確立權威和秩序。1787年貴族革命以來王權和政府的權威被嚴重削弱。1789年，因為飢荒和社會失序在各地爆發了很多騷亂，這導致民眾自發聯合，「在正常的政府周圍就形成大量的不正規小政府」。同時，國民議會的成立、巴黎的革命加速了對民眾的政治動員，推動了動亂的擴展。1789年7月，網球場宣誓的消息傳到里昂后也引起了騷亂，攻佔巴士底獄事件進壹步激發了外省的暴力。然而，國民議會並未能為法國民眾提供生計和秩序的保障。從市長巴伊的通信中，托克維爾看到1789－1791年巴黎和周邊始終處於某種混亂之中。政治職責的缺失和盛大的政治儀式、混亂的無秩序狀態和虛幻的團結和聯合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國民議會無法確立權威並恢復秩序，這並非因為貴族的反抗，根本上是因為它不知道如何應對民眾暴力。雖然國民議會需要民眾的支持包括暴力支持（如攻佔巴士底獄）在與國王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不能採取更堅定的措施來控制民眾暴力。1789年7月22日，財政總監富隆及其女婿索維尼被暴民私刑處死，國民議會未能採取任何措施懲罰兇手和節制民眾暴力，甚至給民眾寫的壹封膽怯的公開信提議也沒有被通過。托克維爾認為，這件事表明「巴黎人民正在變成主權者」。然而議會本來可以牢牢把握主權：「當時議會具有巨大的道德權威，它看起來也團結壹致，它在各方面都得到民族的支持；假如它認識到自身的力量和分量，它本來完全可以同時面對王權和民眾，並牢牢把握大革命的領導權」。被托克維爾視為大革命中最致命的事件的十月事件則宣告民眾成為主權者，在托克維爾的手稿和筆記中反覆出現的壹個主題就是國民議會遭到的奴役、國民議會以及巴黎市政府對民眾的屈服：「那壹事件將最終摧毀王權，將國民議會置於巴黎民眾的掌控之中，後者已成為巨大的政治動力；儘管違背國民議會多數派的願望及整個國家的願望，它還是發生了；那可能 是 不久后經常發生的類似事件中的首例」。這壹事件是對國王和國民議會同時進行的雙重打擊，也就是說，它是以人民名義自居的巴黎民眾對民族的合法政治權威的打擊乃至顛復。十月事件宣告革命的政治動力的是民眾以及能夠掌握和組織民眾的政治力量。所以，在托克維爾看來，「從7月14日開始，尤其在10月6日以後，我們可以說，國民議會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無論在管理國家還是在制定法律方面，它都在巴黎人民的或明顯或隱蔽的監控下行事。同時受到巴黎人民的支持和支配，它才能運行。支持和支配，這兩個詞足以涵蓋要勾畫的全部畫面」。
在托克維爾看來，貴族根本不能組織什麼有效的反抗。托克維爾在手稿中多次提到國民議會面對民眾的奴役。托克維爾所謂不久后經常發生的類似事件無疑指的是1792年8月10日、1793年5月31日－6月2日、1793年9月4日－5日等這些民眾攻擊國王和議會並推動革命激進化和走向恐怖的事件。
支持和支配揭示了國民議會在面對巴黎民眾時的政治失敗。議會需要民眾的強力支持迫使搖擺不定的國王接受變革，打擊試圖維持舊制度的反革命力量，但是議會沒有能夠把民眾的支持轉變成接受其領導的服從，反而因為這種支持而不得不接受民眾的支配。也就是說，雖然國民議會取代國王成為主權者，獲得最高的政治和道德權威，但它未能控制暴力，因此事實上未能掌握主權和國家。國民議會代表缺乏只有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才能獲得的經驗和堅定，對民眾暴力所帶來的後果缺乏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國民議會被第三等級控制，暴露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軟弱；資產階級在革命初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不但要對抗上面，還要對付下面」，即不但要對抗國王和保守力量，而且要壓制民眾暴力，但整體而言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較為軟弱，「缺乏有組織、守紀律的力量」。
從托克維爾的論述來看，大革命的焦點是國民議會與民眾就主權問題發生的鬥爭。孚雷指出，1789－1794年，革命鬥爭並非主要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展開，而是在革命議會和俱樂部以及巴黎各區民眾———人民民主的直接表現場所之間展開；這壹鬥爭根本上是圍繞人民主權和民主展開的，而不是傳統史學理解的那樣源於社會利益的衝突。革命的不斷激進性和恐怖化很大程度上是民眾不斷對議會施加壓力或者說議會被迫回應民眾的壓力的結果。
民眾壓力的另壹個重大後果是激化了國民議會的內部張力，為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裂以及前者佔據優勢做了準備。托克維爾引用穆尼埃說明國民議會的大多數成員是溫和派，「有意或無意製造混亂的人數不超過八十個」。然而，很多溫和派，如前面提到的巴納夫、拉博·聖艾蒂安等，隨著革命的推進變得日趨激進。首先，革命的集體行動會刺激壹部分人的慾望與激情，也會迫使某些人扭轉和放棄自己的意志來順從革命潮流：「當人們從單獨鬥爭轉入集體行動時，他們如何會激動起來、發生變化、在頃刻間改變自己，他們中的某些人是出於利益、恐懼而有意為之……然而另外許多人則是不情願的，是受到壹種突如其來的、引人好感的煽動，被突襲、被鼓動、被裹挾進來的」。可見，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塑造了革命者，而不是相反。其次，更重要的是，民眾的介入使得議會中的少數激進派利用民眾的支持不斷加強其力量和影響，隨著革命的推進藉助民眾暴力迫使議會屈服，清洗溫和派，掌握革命的領導權，推動革命的激進化。制憲議會雖然並沒有發展到這壹步，但這壹趨勢已經出現，最終在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階段表現出來。托克維爾認為制憲議會的第三等級代表中有兩個派別，壹派試圖控制和阻止革命，另壹派則試圖把革命推進到底：「人民的到來完全改變了政治界的整個面貌，不僅使上述兩個派別開始出現———即使沒有人民它們也會多少表現出來———而且改變了兩派之間的關係；人民的到來把壹方推到比他們的預想更遠的地方，既推動他們又支配他們；同時突然讓大革命變成與到目前為止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東西，從而立刻讓另壹方不僅感到變得矮小而且有挫敗感。」穆尼埃的受挫和離開標誌著議會中溫和派的第壹次失敗，他在1789年就已經預見到人民專政的可能。
在托克維爾的論述中，從1787年開始，革命從反王權的憲制鬥爭轉化為反貴族的階級鬥爭，進而又形成了國民議會和民眾的鬥爭，並且在革命內部造成了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革命釋放出壹種巨大的鬥爭態勢和動力，最終導致了恐怖。托克維爾引用杜龐的深刻洞見來說明恐怖的機制和動力：「通過恐怖來進行的恐怖統治。馬萊·杜龐非常生動地描述了這壹現象。他用幾句話恰當地說明了這些人的精神狀況。他們的暴行首先是出於對革命的敵人的仇恨、這些敵人的反抗和反革命在他們當中激發的恐懼。之後，當這些敵人被征服之後，他們繼續其暴行，出於對革命者自己的恐懼；他們首先因為對敵人的恐懼而變得狂暴，之後因為對他們的朋友的恐懼而變得更加狂暴；害怕自己被恐怖吞噬而加劇恐怖；為了不被殺而殺人；他們為了保住性命被迫成為獨裁者，被迫對人類進行永恆的戰爭，因為如果他們壹旦恢復人類的原則他們就要失去性命」。恐怖是壹種通過非正常的暴力恐怖手段來加以維繫的統治形式，它是革命鬥爭的邏輯及其激發的仇恨、恐懼、狂暴等心理氛圍的產物，也是將革命鬥爭常態化的機制。大革命必然產生敵人，而在敵我對立的革命環境中，對陰謀和潛在敵人的恐懼會把並非敵人的人指認為敵人。某些革命者出於其真實的或者是為了推進革命而展現出來的激進立場需要敵人的存在，因此他們會創造敵人甚至把朋友轉化為敵人。壹旦革命發展到這個階段，革命者為了避免自己被指控為革命的敵人，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安全而必須竭力掌握甚至壟斷權力，因為壹旦權力旁落，他們則可能淪落為革命的敵人而遭到清洗。於是恐怖統治導致掌權者不得不出於自保而不斷維繫甚至擴大恐怖，維持例外和戰爭狀態，也就是杜龐所說的 「被迫對人類進行永恆的戰爭」———包括對內和對外的戰爭，否則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
托克維爾強調以後要重讀杜龐這些話，顯然杜龐所揭示的恐怖統治的邏輯與他在革命政治中看到的動力頗為壹致，即大革命通過不斷推翻新的敵人來走向激進：國王、貴族、教士、溫和革命派，最後是激進派本人依次成為革命的敵人。因此，對於理解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來說，革命政治本身與大革命的社會起源同樣重要：「階級之間多少都比較狂暴持久的仇恨不僅僅產生於社會狀態中多少都很嚴重的弊病，而且產生於改變了社會狀態的鬥爭」。固然，階級鬥爭的發生是因為存在著階級矛盾，但階級仇恨往往被革命鬥爭強化。壹旦以鬥爭特別是暴力鬥爭的方式來消除階級矛盾，則會喚醒民眾本來可能並不明確的階級意識和仇恨，而鬥爭本身造成的痛苦、傷害和死亡則會予以強化。所以，並非社會狀態本身就決定了改變社會狀態的鬥爭，這壹鬥爭進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行動者自身的政治行動。換言之，革命的展開並非是對社會狀態的機械回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革命者的意志和行動決定。
托克維爾認識到大革命的唯意志主義特徵的重要性，指出它將會對現代政治造成巨大衝擊。建立了恐怖統治的國民公會以其狂暴、盲目的大胆犯下了大量可怕的罪行的同時，「以其榜樣犯下了壹個永恆的罪行。國民公會創造了不可能的政治，關於瘋狂的理論，對盲目大胆的崇拜」。後來人「相信只要像它那樣去嘗試看上去不可能的事，以壹種瘋狂的暴力和盲目的大胆去嘗試，就能取得成功」。換言之，他們相信只要憑藉意志的強力訴諸暴力就能顛復舊秩序、建立新社會，完成在經驗和理性看來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是所謂「不可能的政治」。發明這壹政治的正是大革命創造的新型革命者。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勾勒了他們的肖像：「他們的大胆發展為瘋狂，沒有什麼新事物能讓他們意外，沒有什麼顧慮能讓他們放慢腳步，為了實現任何計劃而從不猶豫。」托克維爾在論述革命時，在談及他們的暴力特徵的同時剖析了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不僅僅採用暴力、蔑視個體權利、壓迫少數，而且他們宣稱應該如此———這是壹個新現象。他們的教義是不存在個體權利，因此也不存在個體，只存在大眾，對於大眾來說，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意識形態是革命的民主和哲學特徵的體現。
革命通過人民進行，因此輕視個體權利，而革命的哲學特徵為暴力建立了某種理論。大革命創造的新革命者將在文明世界中始終以同樣的激情和面貌出現和行動，進行破壞和建設，成為具有自身「傳統和學校」的革命「種群」。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在革命政治的動力和革命意識形態之外，舊制度國家主義的暴力政治文化也是理解革命的暴力化的重要因素。國家主義對法律的漠視和對專斷權力及暴力的濫用教導民眾蔑視法律並崇尚強權和暴力。在大革命爆發之前，政府已經完成了對人民的革命教育：「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和樹立若干後來稱為革命的思想，這些思想敵視個人，與個人權利對立，並且愛好暴力」。
平等革命的專制結局
新型革命者的恐怖統治不可避免地對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的生命都構成了威脅，它的持續使法國人對革命本身感到恐懼。同時，從革命創造的平等中獲得的大量利益又使他們對反革命感到恐懼。法國人渴望的是既結束革命又防止反革命，從而維護了平等的政治秩序。最終，拿破崙滿足了他們的渴望，平等革命最終取得了勝利。
在督政府統治後期，雅各賓俱樂部重新開放。雅各賓派的政治鼓動非但不能激起法國人的政治熱情，相反使法國人因為對他們的恐懼而害怕這種允許他們活動的政治自由。
1794年夏天，「熱月政變」推翻了羅伯斯庇爾，恐怖統治自此逐步被拆毀。然而1795年憲法建立的督政府共和國同時受到激進革命派和反革命的威脅，陷入持續的政治動蕩中。1792年建立的共和國似乎只能帶來恐怖或者動蕩，而共和國被認為是實踐民主自由的政體，結果對共和國的厭惡自然意味著對民主自由的排斥。在督政府時期，反革命王黨和激進雅各賓派試圖利用政治自由通過選舉等方式奪取政治權力，法國人因此對政治自由感到恐懼。托克維爾指出，在漫長革命的末期，只剩下壹種強烈的政治激情，那就是恐懼。在恐懼的支配之下，法國人「在十年來他們獲取或得到的壹切事物中，唯壹他們願意放棄的是自由」。在革命的後期，他們在自由中看到的僅僅是束縛和危險。
「在政治上，恐懼是壹種以消耗其他激情為代價而增長的激情」。伴隨革命和政治去魅的是道德上的混亂和虛無，以及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興起。「法國大革命同時攻擊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希望同時改革個人和國家，試圖在所有事情上同時改變古老的風俗、約定俗成的輿論、已經養成的習慣，結果這造成了道德世界的普遍震蕩，導致良心在各個方面失足跌倒。」革命造成的混亂和暴力導致人們懷疑、漠視甚至鄙視他們最初為之獻身的權利、自由、美德等信念，它們在恐怖的血腥和殘酷中顯得非常空洞。更致命的是，恐怖恰恰是以德性和自由為名來踐踏權利和道德。在革命初期，人們曾以彼此稱呼公民而自豪，而現在公民成了壹種侮辱的稱號。道德幻滅帶來了玩世不恭的厭倦和虛無主義。結果，當嚴肅的政治視野和道德追求不再能夠激發國民的熱情，當虛無主義壓倒了崇高的信念時，法國人拋棄了他們的公民職責，熱衷於退縮到私人空間享受私人生活，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開始橫行。雖然督政府後期巴黎危機重重，但卻絲毫沒有影響人們享樂的興緻和追逐時髦的熱情。結果，雖然法國人對政治喪失了熱情，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不關心政治。他們需要壹種能夠保護他們從革命中獲得的既得利益、能夠為他們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提供保障的政治：「他們準備放棄這個大革命壹直僅僅向他們承諾的自由，目的是最終平靜地享受革命讓他們充分享受的其他好處」。
這些好處中最重要的就是革命創造的平等。革命顛復了等級制和不平等，確立了社會平等。農民擺脫了殘餘的領主特權和封建租稅的壓迫，並且成為土地所有者；在貴族特權被廢除和社會平等建立后，資產者以其財富、技能和知識在社會上佔據主導地位。姑且不說革命劇變所帶來的債務的廢除或輕易償還、投機的收益、廉價地產房產的獲得，革命實現的平等已經讓大量法國人獲得了豐厚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當拿破崙以政變結束革命、維護了平等的同時拋棄了自由時，他立刻得到了大多數法國人的支持。所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的最終以平等壓倒自由而告終，這既反映了民主時代人們熱愛平等甚於自由，也揭示了大革命本身強大的平等動力。
拿破崙有意識地把自己塑造為大革命的繼承者，宣稱霧月十八日是1789年的七月十四日的完成。他讓人們相信將由他把恐怖和混亂從革命中徹底清除出去，在秩序中完成革命。在波拿巴和拉法耶特的談話中，托克維爾指出，拿破崙對大革命有「兒子對父親的情感」。正是由於大革命，他才得以從壹個普通的士官成為統帥。事實上，軍隊的掘起是大革命的另壹個後果，並且也體現了大革命特別是大革命創造的民主的特徵，由此，我們也可以進壹步理解拿破崙與革命民主的密切關聯。
托克維爾指出，大革命開始后，法國的軍隊和民族正好以兩個相反的方向運動。起初，民族充滿革命激情和獻身精神，而軍隊卻紀律鬆弛、鬥志渙散。然而隨著革命的推進，民眾的革命和政治熱情逐漸消退，民情日趨懈怠萎靡，而軍隊在革命戰爭的錘鍊中節節勝利、鬥志昂揚。壹方面，民主話語和革命的內在動力把革命政治推向激進、恐怖與混亂；與此同時，廢除了貴族制的民主軍隊則極大地激發了平民士兵的鬥志，因為平等使他們能夠以戰場上的勇敢和機智謀求在軍隊中的迅速晉陞。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指出，漫長的戰爭能激發民主軍隊的鬥志，因為戰爭像革命壹樣打破了日常規則，允許有才能的人迅速升遷，追求迅速成功的民主激情使人們熱愛戰爭。大革命的平等使得在舊制度軍隊中升遷無望的士兵得以成為將官乃至將軍：「事實上，在法國人當中，軍隊成為唯壹壹個所有成員都毫無區別地贊成革命並且出於個人利益維護革命的階級。所有將官的頭銜都應當歸功於革命，所有士兵都應當感謝革命讓他們有可能成為將官。事實上，軍隊就是站立著、武裝了的大革命」。
更重要的是，軍隊熱愛平等而漠視自由的大革命。軍隊對公共自由毫不在意，不理解甚至厭惡複雜緩慢的代議制機制，它只接受簡單強大的政府，關心的只是國家的勝利。因此，當鬥志昂揚而漠視自由的軍人與精神萎靡而恐懼自由的公民相遇時，當擁有共同的目標和激情的軍隊與在革命中四分五裂的民族相遇時，前者的統治順理成章。拿破崙是革命平等創造的卓越將軍中最出色的壹個，其統治則象徵革命平等對自由的徹底勝利。前文指出的大革命的民主自由當中民主壓倒自由的潛在可能在拿破崙身上得到了徹底的實現。
在托克維爾看來，民主在軍隊中激發的野心會推動軍隊擴展其力量，不斷發動戰爭或者謀求政治權力。他指出，軍隊本身沒有有效的機制來遏制軍隊的這種野心，只有熱愛並能運用自由的公民成為士兵才能以其自由的民情來約束和掌握軍隊，「當公民最終學會以和平有益的方式運用自由並且感受到自由的好處時，當他們養成對秩序的剛毅熱愛並主動服從其規則，他們在投身軍旅後會不知不覺地把這些習慣和風尚帶入其中……如果妳們擁有開明、規矩、堅定和自由的公民，妳們將擁有守紀律和服從的士兵」。
所以，就大革命的平等激情而言，拿破崙確實是革命的兒子。拿破崙的統治揭示了民主革命的專制可能，即「個人專制樹立在民主基礎上；這是壹個最完全的結合，而根據時間和人，它可以帶來最無限制的專制，這個專制得到了法律和神聖利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表象的最佳支持，然而同時它也是最不負責任的。對於壹個起源於民眾選舉的政府（至少假設如此），這壹點不同尋常，但它卻是真的」。這壹專制得到了民眾的政治認可，被視為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順應了平等的時代精神。不難理解，「霧月政變」后，法國人表現出廣泛而強烈的滿意和快樂。
托克維爾指出，民主革命之後的專制有可能成為最強大、最無限制的專制，因為民主革命摧毀了能夠對權力構成約束和抵抗的貴族制和壹切中間團體，而在缺乏貴族制的社會中建立的專制最難被擺脫。拿破崙事實上完成了舊制度本身開啟的革命進程：行政集權和平等化。但舊制度囿於君主制憲制和貴族制的殘餘而無法完成這壹革命。在大革命摧毀了這兩者之後，行政集權和平等終於毫無阻礙地攜手并行了。如果說，拿破崙是大革命的兒子，那麼他其實是舊制度的孫子：「事實上，舊制度已擁有現時代的整套制度，它們絲毫不敵視平等，很容易在新社會中找到位置，然而卻為專制提供了特殊方便。人們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廢墟中尋找它們，並且找到了它們。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裂和屈服的習慣、激情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人們在廢墟中抓回集權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壹切障礙已經被摧毀了，因此，從剛剛推翻王國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壹個比我們任何壹個國王曾擁有的權力更為廣闊、更為細緻、更為絕對的權力」。
托克維爾雖然已經指出階級鬥爭本身對於1789年革命的激進化的重要意義，但還沒有充分把握1789年的革命鬥爭所造成的革命動力。他認識到，從三級會議召開（1789年5月5日）到網球場宣誓這決定性的六個星期當中，三級會議的內部鬥爭對於革命進程的決定性影響，但鑒於他認為第三等級代表在會議前已經明確了建立國民議會的目標，他關注的是這壹內部鬥爭如何導致激烈的階級鬥爭而非和緩變革的方式成為革命的主要手段。換言之，托克維爾認為在三級會議召開前，民主自由觀念已經成為第三等級的革命意識形態。埃爾斯特指出托克維爾引用的安茹代表的通信來說明第三等級代表早已明 確 成 立 國民議會的目標，這壹點並不充分。 更重要的是，美國學者塔克特的研究表明，在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等級代表中的很多人並無明確的啟蒙和民主的政治理念，但在由於特權階層的頑固而引發的激烈鬥爭的衝擊下，他們逐漸接受了西哀耶斯等提倡的平等和民族主權等思想，並且明確了成立國民議會的政治目標。可以說，政治鬥爭的動力不僅僅創造了以階級鬥爭為主的革命方式，同時完成了對第三等級的政治教育，創造了革命意識形態。
革命的陰影
從托克維爾的革命論述可以看到，大革命不僅僅是社會狀態從貴族制向民主轉化所帶來的政治調整，而且展示了革命這壹呈現了歷史斷裂的現代政治形態的特點。托克維爾非常注重通過行動者、政治話語（意識形態）、階級鬥爭、革命心理和權力鬥爭等角度來闡釋革命政治的巨大的內在動力。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托克維爾對這壹動力的論述：在中央權威被削弱以及錯誤的政治決策所造成的革命勢態中，包括輿論鬥爭在內的政治鬥爭推動了革命意識形態的興起，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其後民眾的暴力介入在強化階級鬥爭的同時也導致了革命內部的分裂，革命內部的鬥爭演化成為掌握權力和革命的激進態勢的恐怖。
不過，我們看到，革命的巨大動力背後籠罩的仍然是舊制度政治文化中行政集權和國家主義的陰影。無論是民主自由的提倡者，還是訴諸暴力的革命民眾都不自覺地企圖藉助民族或者人民主權控制國家權威，以國家的力量推行平等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變革來完成新法國的建構。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托克維爾說革命者通過舊制度完成了革命。舊制度國家主義強化的特權和社會斷裂解釋了革命何以會被強烈的平等激情所支配並演化為階級鬥爭。更重要的是，當民眾的政治自由激情被喚醒時，在他們試圖踐行自由時，已經在政治文化中形成了許多背離自由的心態和習慣，尤其是對行政集權和國家的依賴和熱愛。而舊制度的行政集權本身就促進了平等的推進，因此，革命者通過更強大的集權來摧毀舊制度妨礙集權的貴族制和特權制殘餘，或者說，通過廢除這些殘餘來建立更強大的集權，結果產生的是比法國歷史上任何壹個國王擁有的權力都「更為廣闊、更為細緻、更為絕對」的權力。在托克維爾看來，在1789年後的60年中，法國人建立自由的努力不過是試圖把政治自由引入背離政治自由的觀念和制度中的嘗試，或者說是企圖在壹個奴役的身體上安放壹個自由的頭顱：「他們試圖把沒有邊界的行政集權和壓倒壹切的立法機構混合在壹起，也就是結合官僚制的管理和選舉產生的政府。整個民族擁有主權者的全部權利，每個公民個體被桎梏在最狹隘的依附當中：壹方面要求自由人民的經驗和德性，另壹方面則要求好僕人的品質」。在《民主在美國》中，托克維爾指出，這種腦袋是共和制、身體是極端君主制的身首異質的怪物必然崩潰。然而在崩潰之後，民眾依然只會求助於國家來尋求自由：正是這壹內在的矛盾導致了1789年以後近壹個世紀中法國的動蕩、革命和專制。托克維爾認為法國人的問題在於，他們雖然不缺乏對自由的趣味，但在行政集權和國家主義的長期馴化下失去了自由的能力甚至是意願。要說服長期習慣於被統治的人來掌管自己的事務是艱難的事業，而統治者從來不會主動地教導臣民如何自己成為主人：「分權像自由壹樣是人民的領袖承諾但永遠不會給予的東西。為了獲得並維護分權，諸民族只能依靠他們自己的努力，而如果他們對此沒有興趣，那就不可救藥了」。壹個民族要想獲得自由，只能依賴自己的努力。然而壹個習慣於行政集權的民族卻很難願意和有能力進行這樣的努力。托克維爾的未完成革命著述和《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樣，所揭示的正是壹個集權傳統深厚的民族在面臨現代民主的挑戰時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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