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瀝泉

1989年，弗朗西斯 福山寫下《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預言自由民主將取代其它所有制度，成為人類的終極選擇。這壹論斷引發軒然大波，為他帶來了巨大聲譽和爭議。隨後的兩年間，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歷史的指向彷彿不言而喻，也為他蒙上了壹層神秘的先知色彩。

21世紀伊始，歷史飄搖不定：金融、債務危機爆發；移民與恐怖主義問題蔓延；歐洲右派勢力重新掘起；普京、埃爾多安等威權領袖獨攬大權；就連企業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也以「民族主義者」自居，祭起貿易戰的大旗。

前些年，福山發表了壹系列與以往觀點不同的文章，如《美國已成為失敗國家》，稱特朗普當選可能使「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於是，部分媒體和網民更進壹步強化了福山被「打臉」的印象，認為在現實面前，福山被迫轉變了觀點，儘管他們對福山著作了解往往只限於標題。

在現實面前，福山真的被打臉了嗎？人類真的永遠看不到自由民主勝出的那壹天嗎？要想弄清這個事關人類終極命運的思考，我們需要弄清楚壹些基本的問題：

壹 福山的觀點到底是什麼？
二 福山被「悲觀的現實」給「打臉」了么？
③ 如何看待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成功道路？

福山觀點：

民主體制是人類政治的終極探索

事實上，蘇聯解體前，福山對西方的悲觀不以為然。蘇聯解體后，福山又對西方的狂喜和盲目樂觀不以為然。福山認為，歷史並不會以某種簡單的方式收場。他將歷史分為兩種：壹種是短期的、表象的、波折的、「小寫」的歷史；壹種是長期的、內在的、趨向的、「大寫」的歷史，好比股市中的技術面和基本面。

歷史有自身的演進邏輯，福山相信「小寫的歷史」會壹如既往延續，國家互有興衰、戰爭互有勝負、企業互有興亡，不因簡單的信念而立即改變。但「大寫的歷史」並非如此，其動力來源於人類社會的深層結構，而非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中的短期因素。

對「大寫的歷史」，福山指出，歷史受到某種人類慾望的推動，即人們尋求「承認」的慾望。「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無法滿足這種需要，只會帶來奴隸的「絕對宗教」，對自由平等社會的渴望。因此，不平等制度下的「承認」是有缺陷的，這些缺陷作為矛盾而推動歷史演變，導致了不同制度在不斷更新中導向壹個制度。

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義的基礎上滿足了人性尋求「承認」的需要，在自由與尊嚴中，壹種相對穩定的社會均衡才得以建立，從而結束了更新。就像水面最終變平壹樣，構成了歷史的終結。換句話說，人類對自然科學的探索會壹直持續下去，但是人類對政治探索已經結束，沒有哪壹種制度，能比民主限政體制更加順應人性。

福山爭議：

當年比現在更悲觀

如何看待福山的爭議？當前自由世界的發展遇到了波折，現實似乎是悲觀的，福山被「打臉」了么？其實，福山曾毫不客氣的指出，20世紀才是真正的悲觀世紀，當時的西方世界對未來的態度，遠比現在更為悲觀。

黎明之前的子夜往往更為黑暗，幾乎壹切支撐信仰的美好事物都搖搖欲墜。福山引用了《西線無戰事》中的台詞：「對我們十八歲的年輕人來說，『學校老師』必須是通往成人世界的中介者，通向勞動、義務、文化、進步的世界，亦即通向未來的領航人。可是，我們見到的第壹個死亡粉碎了這個信念。」

人類曾經深信，科學、技術和工業讓人向自然進軍，並帶來自身的富足，將人類拉出貧窮、疾病的深淵。

但是回望人類歷史，我們卻發現沒有這種必然：鋼鐵、飛機被用於規模浩大的總體戰，殺死了上億人口；猶太大屠殺和古格拉監獄苦難，都出現在科技發達的國家。數十年的冷戰後，核毀滅的陰雲在世界的上空飄蕩，用死亡的詛咒嘲諷著人類理性的最終邊界。

工具理性並未帶來道德救贖，先進的生產力反而帶來了「更先進的惡」，甚至遠遠超越了傳統的暴政。「最接近諾貝爾獎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把這種只模仿技術、不變革制度的路徑稱為「后發劣勢」。

楊小凱認為，二戰前後的納粹和蘇聯，正是后發劣勢的典型：「他們壹方面熱切追求現代技術，竭盡全力獲取全人類的最新技術，壹方面又極力排斥啟蒙精神和自由民主，對技術的路徑依賴，使落後的制度越發膨脹，最終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參閱《楊小凱學術作品集·發展經濟學》）

技術可能會帶來新的野蠻。福山並非西方中心論者，相反，他在書中尖銳的指出西方曾經的惡與野蠻，並在良知的拷問下於自我懷疑中掙扎。殖民時代、革命時代、民族國家時代的信念，在歷史中都紛紛崩塌了，烏托邦主義的嚮往在現實面前崩塌了。「歐洲國家自殺性的自我毀滅證明，西方擁有傑出理性的想法是錯誤的，在納粹的集中營后，文明和野蠻之別完全分不清楚了」。

於是，美國壹戰後出現了「迷惘的壹代」，二戰後則出現了「頹廢的壹代」，「白人負疚感」成為美國文化現象。

西方還在懷疑自身的力量。法西斯主義曾掃蕩歐洲，擊敗壹個個自由國家；美國在東亞抗日戰場、朝鮮和越南都投入了力量，然而獲得政權的是烏托邦主義。在冷戰最後的歲月里，就連哈耶克這樣偉大的先知，也悲觀地認為：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永恆的詛咒，我們將與鐵幕背後的幽靈永遠對峙，像面對鏡中的影子壹樣無能無力。

然而，歷史頑固又任性，在充滿樂觀的十九世紀，西方在對理性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激進主義的濫用中，培育了災難的種子；而在充滿悲觀的二十世紀，人的本原回歸了，公民社會中不再有淹沒個體的宏大敘述，卻有著個人的獨立、自由與發展。在鐵幕的對視下，自由人在「白人負疚感」中忽略了自身平凡而熟悉的權利是何等可貴，可在鐵幕後因自由而饑渴的人們眼中卻熠熠生輝，牆上伸出了求救之手，牆倒下了。

福山擔憂：

孤立主義會帶來新的世界大戰嗎？

今天，與福山歷史終結論的針鋒相對，產生了壹種新的宏大「元敘事」：隨著國際秩序變遷，出現了壹種基於威權、民族主義的「新模式」，它以民族強大為口號，以強勢政府為骨幹，向舊有的全球化經濟秩序展開挑戰。

福山對新秩序做了公正評價。他認為，壹個馬克斯·韋伯式的現代國家，建立在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三要素的某種平衡之上，其中，國家能力在天平壹端，而法治和負責制政府居於另壹端。平衡的喪失會出現政治衰敗。

對新出現的「元敘事」，太陽之下並無新鮮事，我們不需要向未來提問，從歷史中就可得出答案。這種模式並不新穎，是19世紀李斯特主義的再現：隨著普魯士-德國在歐洲的興盛，李斯特提出以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試圖使壹個落後的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強國。

作為古典經濟學的批評者，李斯特希望將國家的發展區分為不同階段：在初級階段實行自由貿易，向先進國學習技術和思想，使自身逐步開化；在中級階段實行貿易保護，以不公平政策促進本國製造業和商業的發展；在高級階段則扛過自由貿易大旗，優化資源配置而提高創造財富的能力。

李斯特學說的本質是國家干預學說和貿易保護主義，以民族主義主導的重商主義代替古典學派主張的世界主義。他的主張有壹個致命的弊病——破壞貿易中的互利原則，必然使國際貿易不可持續，長期繁榮被短期利益破壞，其結局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同其他貿易國的利益對立。事實證明，19世紀德國的掘起未能促城全球和自身的經濟繁榮，而是迅速演化為兩次世界大戰。

歷史會以螺旋方式再度演進嗎？德國復興史會在現代重現嗎？殷鑒在前，福山不僅擔憂俄國、土耳其、中國的前景，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憂心忡忡。

2016年特朗普勝選之時，福山撰文表示：「特朗普許下了奢侈的諾言，聲稱要讓工作重新回到美國，但他無法禁絕美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他手頭唯壹的工具是懲罰性關稅，這會引起貿易戰，損害出口部門的工作機會，影響蘋果、波音這樣的公司。」福山的預言再次應驗，特朗普政府與歐日等傳統盟友交惡，美國和中國發生了正面衝撞。

回顧「悲觀的20世紀」，英美未被作為挑戰者的德國打敗，德國的失敗源於民族主義道路帶來的自我孤立，而當自我孤立被失敗帶走後，輕身上陣融入自由世界的德國，卻在數十年內實現了自我救贖，以柏林牆的倒塌和東西德國的統壹，完成了歷史的終結。

福山反悔了嗎？「歷史的終結」過時了嗎？人類走向的並非終點而是新的十字路口嗎？2017年，在斯坦福接受《新蘇黎世報》專訪時，他如此回答：

我當初寫下《歷史的終結》是要指出，從長期看，沒有哪個替代方案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出色。歷史的終結推遲了，但歷史的發展終將歸於自由民主人權，我依舊對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