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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智斌

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面對現階段中國意識形態出現全面回歸文革狀態的跡象，國內外輿論界、政界、專家、學者以及普通民眾普遍流露出懷念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懷舊情結。中國的改革開放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究竟作出了怎樣的貢獻？鄧小平理論對改革開放產生了怎樣的深刻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過去和未來又會對中國和世界產生怎樣的長久影響？為了理清認知，正確認識和評價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作用和影響，我們有必要首先回顧壹下中國改革開放產生和發展的歷程。其中鄧小平在十壹屆三中全會前提出的「解放思想」的論述，就是本文分析和論述的重點。


1977年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73歲的鄧小平在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王震等中共元老的支持下，在此次會議中第三次復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中共黨內理論界的意識形態也為此展開了壹場非常激烈和罕見的思想路線大較量，「兩個凡是」派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大討論中漸漸落敗，1978年12月十壹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成為中共真正的權力中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後來中共十二大中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壹樣，也因此被當時的中國政治理論界稱為「鄧小平理論」中最為重要的哲學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

今年正逢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那麼，40年過去之後，今天我們怎樣再看當年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壹理論觀點？他的這壹觀點，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又產生了怎樣的深刻影響？鄧小平理論中的「解放思想」，離開哲學意義上的「思想自由」，究竟還有多遠的距離？

「解放思想」產生的背景：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壹場重量級的權力較量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原作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壹文。次日，《光明日報》在頭版署名「特約評論員」用原標題全文發表，新華社全文轉發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之後，全國各地報紙廣泛轉載，這篇7000餘字的文章數日之內便在全國掀起了壹場來勢洶湧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爭論。

關於這場勢頭迅猛的政治論戰，對於當時大多數剛剛從文革閉塞的環境中釋放出來的全國人民來說，幾乎沒有人能夠敏銳地覺察出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政治爭論，對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麼，雖然有壹些關心時事的人士和部分知識分子已經隱約感覺到黨內「兩條路線」的交鋒已經嚴重到擺到了公開的檯面上進行了。

事實上，在關於這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壹年多前，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就已經通過輿論展開了激烈較量。

1977年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李鑫組織撰寫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次日，兩報壹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該社論。社論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政治指導原則。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之後，華國鋒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以毛澤東生前留下的題詞「妳辦事，我放心」的字條作為他執政合法性的來源和證據。粉碎「四人幫」后，在整個年衰歲暮卻老人干政又舉足輕重的中央政治圈裡，對執政根基不穩的華國鋒來說，最有可能威脅到他權力的人物，就是相對來說年輕力富、中共黨內資歷深厚的鄧小平了。

早在1976年2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主持召開「第二次打招呼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全面否定鄧小平1975年以來實行的各項措施，將鄧小平定性為「不肯改悔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深入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76年清明四五天安門運動爆發后，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壹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議》，決議提出「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壹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在此之後，以梁效為代表的批判組，在全國各地對鄧小平展開了大規模的批判活動。

因此，「兩個凡是」對華國鋒來說，就是利用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遺留的政治權威，來保護自己虛弱的執政根基和壓制鄧小平再次復出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但對鄧小平來說，「兩個凡是」卻成了除去毛澤東對自己政治命運定性和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最大障礙。

1977年8月，中央黨校內部理論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理論工作必須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壹文，批評有人「對待是非不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權威意見為準」，對「兩個凡是」展開針鋒相對的批判。1978年1月，《人民日報》刊登《文風和認識路線》壹文，提問「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是看實踐，還是去看別的東西？」3月，《人民日報》在《標準只有壹個》的文章中對真理標準評判問題作出了進壹步闡述：「真理的標準只有壹個，沒有第二個，除了社會實踐，不可能再有其他檢驗真理的標準。」 至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發表，這場全國性的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正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處於政治邊緣的勢力集團為推翻毛澤東生前作出的決定，向以華國鋒為代表的政治中心集體，借用「真理標準問題」對「兩個凡是」的論斷髮起猛烈進攻的權力爭鬥。

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對「兩個凡是」理論的鬥爭，最終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中，以華國鋒「兩個凡是」理論派的失敗和鄧小平重新復出成功攫取中央權力中心而告終。

1978年12月13日，重新復出處於權力中心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提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壹致向前看」的論述。從此，這壹論述被提高到鄧小平理論重要的哲學思想這樣的高度上公開發表，並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深入學習和研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中最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之壹。

「白貓黑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解放思想」的另類註解？

要真正客觀地討論和評價鄧小平「解放思想」的這壹論斷，不但要從正面分析研究當年的「解放思想」對破除中共黨內保守思想、推進中國改革開放所起過的積極作用，而且更要仔細觀察分析當年隨著鄧小平「解放思想」這壹論斷在中國的傳播，與之伴隨而來的另外壹些重要的思想言論，是怎樣同樣戴著「解放思想」的面具，對中國社會和改革開放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和作用的。其中，「白貓黑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就是兩個最為典型的例子，這種思想對於中國社會的消極影響，將會是非常深刻和長久的。

基於中國國內關於「解放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所起的積極作用已經有過太多的宣傳，限於篇幅，這裏就只針對「白貓黑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進行討論。

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史海回眸」中記載的史料，1949年中共執政后，鄧小平早在1962年7月7日發表的《怎樣恢復農業生產》的講話中，針對包產到戶的「單幹風」就提出了「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並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批判，后鄧收回了講話。「文革」期間，鄧的「黃貓黑貓」論被指為「唯生產力論」，遭到嚴肅批判。

十壹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再次提出了「貓論」，據報道，他家客廳內也掛有壹幅「江南貓王」陳蓮濤所作的國畫《雙貓圖》，畫上的題款就寫著「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可見鄧小平本人對這句話所表達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態度和看法。鄧小平的「貓論」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被中國理論界廣泛讚頌為將當時中國社會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壹個重要理論標誌，成為鄧小平「解放思想」的壹個重要組成內涵。1986年1月6日，鄧小平再次刊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成為《時代》周刊的年度風雲人物，「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論斷也因此被摘登在《時代》周刊上。可見「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之大。

據中國黨媒公開的報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薄壹波曾經問過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回答說：「第壹，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那麼，當時究竟是什麼情況？現在還沒有全面完整地公開鄧幾次提出「貓論」的背景材料，但從鄧回答的這二點來看，他本人對待「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所隱含的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種實用主義思想，也是有所顧忌的。

那麼，既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對「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就已經意識到這種為達到目的所採取的實用主義思想有可能對整個社會造成危害而有所顧忌，那麼為什麼到了1992年春，鄧小平深圳、珠海、武昌南巡時，他的「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的論斷會又壹次在中國被廣泛宣傳而成為家喻戶曉的「鄧氏哲學理念」？

另壹個家喻戶曉、深刻影響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標誌性理論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的理論宣傳工具曾經壹度宣傳「摸著石頭過河」是鄧小平為了深化改革開放提出的重要探索性理論。

為了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2018年4月12日人民網轉載鄧小平故鄉《廣安日報》刊登的文章《「摸著石頭過河」的來歷》，文章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的文件材料經常引用這句話，如1981年10月國務院《關於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時就強調：「實行經濟責任制，目前還處在探索階段，各地區、各部門要加強領導，要摸著石頭過河，水深水淺還不很清楚，要走壹步看壹步，兩隻腳搞得平衡壹點，走錯了收回來重走，不要摔到水裡去。」

不過文章又指出：黨的領導人中，李先念、谷牧、陳丕顯、聶榮臻等人都引用過這句話，他們的文章或年譜中也有記載，而引用這句話最多的領導人當屬陳雲。「但是，恰恰是鄧小平，沒有引用過這句話，權威的鄧小平著作《鄧小平文選》、鄧小平生平思想的忠實記錄《鄧小平年譜》，都沒有他本人說過這句話的記載，與鄧小平工作過、接觸過的人撰寫的回憶文章或訪談材料，也沒提到鄧小平說過這句話。」

同時，文章又指出：「雖然沒有找到鄧小平說『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的記載，但並不是要把鄧小平與這句話撇清關係，恰恰相反，鄧小平雖然沒有說過『摸著石頭過河』這六個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摸著石頭過河』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採取並反覆強調的鮮明態度和重要方法。」

從廣泛宣傳的資料中看，「摸著石頭過河」通常被解釋為包含著大胆探索、穩妥前進的意義。這個意義被理論宣傳界認為是改革開放的方法論，其中包括這麼幾層含義：「第壹，河必須過，改革必須進行，在河邊梭巡迴避問題是不行的，站在河中停滯不前更危險，倒退更不應該；第二，沒有橋，沒有現成的經驗辦法可照搬照用；第三，河水比較深，可能還有漩渦，要摸索著過，改革碰到的難題問題很多，有風險；第四，慢點走，找到支點站穩了再走下壹步，改革要多試驗多總結，試驗成功了再推廣鋪開，既強調穩妥也強調探索。」

但是，改革開放40年之後，在這些理論思想的指導下，它對中國社會和人民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清晰地顯現出來了，並且件件都已經觸目驚心地擺放在大家的眼前。現在我們再看鄧小平的這些理論和指導思想，不管是「白貓黑貓論」還是「摸石頭過河論」，也不管中國的理論宣傳界怎麼去解釋和如何去包裝，我們對此更加充滿疑慮：這「白貓」和「黑貓」指的究竟是什麼？這「老鼠」又是指什麼？要「摸」什麼樣的「石頭」，又想「過」什麼樣的「河」？改革的「深水區」又是何指？為什麼改革開放了那麼多年數，他們還是不去造那座「橋」？單就這些問題，中共理論界始終都沒有給出過明確的解釋和答案，對於那些名詞的定義，像「白貓」還是「黑貓」和「姓社」還是「姓資」，其實在中共語境下其中所包含的內涵，可能遠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譬如，今天他們宣傳中常說的「依法治國」，究竟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還是實際上韜光養晦地「依靠法律去統治國家」？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當然要依靠事實去判斷，而不是依照自己的想當然。對於前面提到的那些問題，我們是否也需要壹場真正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大討論，來對此理清思想，分清是非？

「韜光養晦」——真實思想的外在暴露？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鄧小平年譜（壹九七五—壹九九七）》公開報道，1992年4月28日鄧小平同身邊工作人員談中國發展問題時指出：「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壹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 這是現在可以查閱到的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關於「韜光養晦」壹詞在工作講話中的應用。

但是，「韜光養晦」壹詞在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真正被公眾熟知，卻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2018年。中國政府高調宣傳「厲害了，我的國」，讓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對世界的影響這個重要問題上來，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讓「韜光養晦」壹詞再次擺放到世界政治舞台的聚光燈下。許多人以為鄧小平當年所說的「韜光養晦」是指中國經濟發展應該長時期地低調進行，以低姿態謀求國家實力的國際霸主地位，許多文章就是以這樣的中心思想去構建的。殊不知「韜光養晦」壹詞與「卧薪嘗膽」的區別，以及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歷史背景。

探討任何壹種思想，壹旦脫離了產生這種思想的歷史背景，那就只能是盲人摸象。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里，制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壹個瓶頸就是中國沒有進入「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貿組織」。中國對外貿易中權重最重的美國，國會每年針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進行審查投票，以此確定美國對中國產品進口的年度配額。每年的這壹時刻，便成了中共政府愛恨交加的關口。中共壹面在電視、報紙上高調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批評美國將貿易問題政治化，另壹面中共領導人又不得不對待美國政客們笑臉相迎，在政治、外交、人權等問題上低調地暗中屈從讓步，來換取經濟上的實惠。這種情形，就像現在網路上的壹個時鮮流行語：「羨慕、嫉妒、恨」，這種心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政權遭受了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和政治、外交、經濟、貿易和軍事上的多重製裁。在國際形勢方面，從89年起，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相繼發生劇變，這場劇變最終在1991年末導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1992年，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相繼成為獨立國家。鄧小平1992年4月提出「韜光養晦」的戰略定位，正是中共政權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以及全球共產主義陣營相繼崩潰的複雜形勢下，為中共自身量身定做的壹套生存哲學。

其實早在七、八年前，中共理論宣傳界就已經多次宣傳過怎樣解讀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戰略思想。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在2010年4月6日就轉載過《北京日報》發表的署名肖楓的文章：《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思想是「權宜之計」嗎？》201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又轉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楊文昌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文章：《「韜光養晦」：博大精深》。這兩篇文章中都提到了這麼壹種觀點：國內外對「韜光養晦」有壹種誤解和曲解。楊文昌認為：「這些有害的解釋往往給我們造成外交上的被動。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私下就不止壹次地向我發問：『妳們把劍光暫時藏在桌子底下,準備何時才向美國亮劍?』我費了很多口舌,仍無法使他完全消除對『韜光養晦』的疑慮。」肖楓也在文章中說：「現在國外有人對『韜光養晦』產生了壹些誤解和曲解。他們認為，中國外交戰略有壹個長遠的、沒有宣布的內容和目標，只是中國人覺得現在力量還不夠，還不是說出和實施這壹宏大戰略的時候，因此要『韜光養晦』，藏著掖著，等待時機。這種說法，將『韜光養晦』理解為如同中國歷史上越王勾踐實行『卧薪嘗膽』的謀略壹樣，圖謀中國強大后實行報復，這實際上將『韜光養晦』曲解了，進壹步為中國『威脅論』製造『證據』和『借口』，從而使人對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產生嚴重誤解和曲解。」

但是，這兩篇文章都沒有分析產生「韜光養晦」的歷史背景和引用鄧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邊工作人員談中國發展問題時所說的原文：「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壹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 這句話中真正的亮點就是「真正形成壹個較大的政治力量」，而不只是經濟力量，目的是在「國際上」形成足夠的「分量」，而不是首先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推動社會的進步。這種帶有明確政治目的和戰略定位的「韜光養晦」，相信才是引起國際社會警覺的真正關鍵所在。

「思想自由」與「解放思想」——思想的真、假解放

要談「解放思想」，就必須先談「思想自由」。要談「思想自由」，就必須首先談「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會有思想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思想也就無法解放。

在鄧小平「解放思想」的理論產生的同壹時期，壹個關於中國言論自由問題的有趣現象，就是北京西單「民主牆」的產生背景和與鄧小平的切身利益關係。

1977年至1978年西單民主牆形成並最為火熱的時候，正是鄧小平著力批判「兩個凡是」和中共政治理論界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進行大討論的同壹時期。1978年9月11日，在文革中停刊的《中國青年》雜誌復刊，首期刊登了壹篇關於「要破除現代迷信，即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的文章和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的部分詩抄，被華國鋒麾下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禁。11月15日前後，有人把被查禁的《中國青年》雜誌公開張貼到了西單民主牆上，引發了北京市民的競相閱讀和傳抄。11月16日，壹份署名為「機修工0538號」的大字報出現，再次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錯誤。之後，西單民主牆上不斷出現要求肅清專制餘毒和要民主、要言論自由的大字報。與此同時，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的呼聲也不斷高漲。

當時民主牆上出現的這些言論，既真實反映了中國民眾對於文革痛定思痛后的嚴肅反思和對中國未來政治路線的思考和希望，同時也正好符合鄧小平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目的，以及他為此而提出的破除對「兩個凡是」的迷信和為實現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央作出的《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議》翻案的目標所壹致。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火熱的原因，除了當時廣泛的民意之外，其中的政治複雜性，可以說已經遠遠超越了當時大部分民眾對政治問題的單純訴求和言論自由的表達範疇。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11月27日，在這次會議權力之爭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會見了美國著名政治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對民主牆上表達的重大問題公開表態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鄧強調自己不是赫魯曉夫，不會貶低毛澤東。鄧還否認了外界所傳的與華國鋒的矛盾。對於群眾的民主訴求和大字報問題，鄧表示能夠理解和容忍：「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壹種表現。」鄧還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壹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

鄧小平與羅伯特•諾瓦克談話的當晚，北京市民六、七千人聚集在西單民主牆前，聆聽知情人傳達鄧的談話內容。次日，鄧小平的講話在《人民日報》上刊發后，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再次集會，人數逾萬，新華社對鄧小平的講話也做了摘要報道，全國各大報刊轉載刊登。可以說，鄧小平關於西單牆上群眾的言論自由問題的表態，既贏得了民心，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讚譽。

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巧妙的利用了社會前進的力量來借勢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又明確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不反毛的思想，只反決定他命運和未來的「兩個凡是」。從這種韜光養晦的言論中，其實已經隱約顯露出了鄧小平深得「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種老道政治手腕的真傳。

但是，十壹屆三中全會後，當鄧小平真正確立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地位后，民主牆的命運就立刻成了反映鄧小平真實內心世界的壹面鏡子。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大字報，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后，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同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布通告稱凡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泄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壹律禁止。隨後，全國壹大批民間刊物被取締，1979年11月，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牆」。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規定除在自己所在單位張貼大字報外，所有大字報壹律集中到月壇公園，並且要填報真實姓名和其他資料，禁止在西單牆和其他地方張貼大字報。這壹規定，成為中國發表言論實名制的鼻祖。與此同時，全國壹大批民主言論的活躍分子被抓捕。

從「政治體制改革」到「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又壹面歷史的明鏡

1986年6月10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在與趙紫陽等高級領導幹部開會時就談到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妳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政治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又要求中央書記處制定計劃，用壹年時間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然後制定壹個行動綱領。9月中旬，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宣布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鮑彤被任命為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從這些已經公開的資料細節中，可以看出當時鄧小平也是希望逐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並且也已經認識到沒有政治體制的真正改革，就必然會拖累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但是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便是在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前提之下的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為了抗議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中存在的問題，與安徽大學等高校的4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引發了影響全國的八六學潮。兩天之後，上海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院校的校園內相繼出現介紹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十二月五日遊行情況的簡報，12月18日，上海同濟大學上千名學生呼喊著「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率先上街遊行，之後同濟大學又聯合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的學生上街遊行。1986年12月20日，上海約七萬名學生和市民聚集到人民廣場和外灘，向上海市政府正式提交要民主、要新聞自由等要求的倡議書。這場學潮很快蔓延到全國20多個城市的150多所高校，向政府表達「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僚，反腐敗」的訴求。

1986年12月23日，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學生也開始走上街頭聲援安徽和上海學生的民主運動。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社論，其中指出：「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2月26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對遊行示威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針對這場學生運動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其中談到：「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壹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壹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壹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裏……」「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壹套……」「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壹套，要搬那壹套，非亂不可……」「壹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處理學生鬧事是壹件大事，領導要旗幟鮮明，群眾才能擦亮眼睛……」1987年1月6日，根據鄧小平的談話內容，《人民日報》發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社論。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遭到撤職。次日，國務院發出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的通知，中共中央紀委發出《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上海文學》編輯部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第五屆理事王若望被中共上海市紀委開除黨籍。1987年1月23日，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由於「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辭去總書記的職務，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這場「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運動，事實上已經為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六四事件埋下了禍根。

從這場八六學潮的發生和結局中，不難看出鄧小平曾經所稱的「解放思想」的局限性。1978年，在鄧小平未曾獲取最高領導權力時，他要求別人「解放思想」，去反對「兩個凡是」，壹旦獲取權力后，他又要求別人「團結壹致向前看」。在這場學潮中，鄧小平曾經所說的「解放思想」，壹旦影響到了他自身權力的穩定和削弱中共執政的根基時，他的「解放思想」就立刻變成了「禁錮思想」。他曾經深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困擾，但這並不影響他在獲得權力后又宣稱不能全盤否定壹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他在文革中與劉少奇壹起被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第二次復出后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但他壹旦大權在握后，就又「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種違背「思想自由」、邏輯分裂的虛假「解放思想」下，可以看出即便沒有發生八六學潮和後來的八九學運，中國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事實上也只會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面上，已經無法觸及政改的靈魂，走向深入了。


由此可見，鄧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並不屬於真正哲學意義上的「思想自由」。仔細觀察他「解放思想」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和分析言行分裂的事例，就不難看出他的思想產物從本質上並沒有脫離權力鬥爭中常用的口是心非、爾虞我詐的深刻印記，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與毛澤東那種獨裁專制思想相同的狹隘、自私和不擇手段的痕迹。他所談的「解放思想」，是權力為了適應社會進步而採取的別無選擇的變通術，從更大意義上說是政治利益集團「韜光養晦」的生存術。他在面臨社會劇變和人民強烈的變革呼聲時，採取的仍然是與毛別無二致的嚴厲的鎮壓手段。他的這些謀術，即便能被稱為理論的話，那麼從本質上說，也已無可能擺脫封建社會權術秘訣糟粕的桎梏，而成為對人類和文明真正作出貢獻的哲學思想和智慧理念。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如果我們確實需要再來評價鄧小平「解放思想」這壹理論的話，我認為最為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再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這壹理論，來對照中國社會當前的現實情況，便不難得出壹個清晰的結論。正是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壹直被虛假的「解放思想」引導著走向了遠離人類文明的正道，人民失去了「思想自由」的權利，才造成中國社會今天所面對的艱難局面。

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會有思想自由。沒有思想自由，也就不會有真正的解放思想。沒有真正的解放思想，人民就無法擺脫封建糟粕思想的桎梏，社會就無法擺脫愚昧無知而步入文明的正軌，國家也不可能會有實質性的飛躍發展和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尊重，這才是當下中國應該正視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