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農民的迫害
2 篇帖子
• 分頁： 1 / 1
中共對農民的迫害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2月15日
作者 季鵬
災難其實是從農業合作化開始的。所以在正式描述大躍進之前，不能不補述壹下它的前奏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前面關於毛對農民恩將仇報的論述中，我們主要介紹了毛在土改后立即建立並推廣的糧食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緊接其後，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後來的大躍進就是以它為基礎的發展和擴大版，所以它是毛改造小農經濟的中間形式，或者說是向大躍進的過渡。
壹、從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看毛主義的反動本質
將人民組織起來，由各級政權和共產黨組織直接嚴加控制，這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的壹致做法，也是它的看家本領和基本功，不如此，共產黨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1943年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出「組織起來」的號召，大概可算作合作化運動之始。「組織起來」在毛來說，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經濟概念。因為在毛看來，只有把人們組織在－個個團體里，才便於共產黨的控制、支使，才能變成黨的工具和力量，共產黨也因此才能戰無不勝。正是這壹點上，毛的做法為很多人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人所不理解，他們老是從經濟角度考慮，認為毛的合作化步伐太快了，得不償失。以致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老是與毛產生分歧。
按照毛早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和1949年9月政協第壹屆壹次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都明確規定要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義的人民經濟」。根據中共和毛自己的解釋，這個「新民主義」的過渡期大概要十五到二十年。最初中共也計劃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去實現農業合作化。
但是言猶在耳，墨汁未乾，毛就開始反悔、自食其言了。最初的表現是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寫了壹份名為《把老區互助組提高壹步》的報告，這個報告的大意是要增加互助組的「公有」性質，為它們轉變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作準備。其時中國大部分農村的毛式土改尚未完成，山西省委的這個報告和意見具有前瞻性和政策導向性質，所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報告送到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局的批複很明確：
「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
應該說華北局的批示完全符合當時的既定方針、政策。
山西省委的報告和華北局的批複又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的手中，劉完全贊同華北局的意見，並稍作發揮上升到了理論。其基本的觀點是：由於對土改后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的害怕，黨內壹些人「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的辦法達到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壹種錯誤的、危險的、變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在其他場合，劉少奇進壹步補充闡明自己的觀點：「壹是農業集體化應該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即先有工業化，才有農業集體化，否則無法改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後性，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二是少數農民富起來了並不可怕，將來到了壹定時候採用農業累進稅加以限制，目前則不應加以阻止。」
可以看出，劉少奇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主要基於馬克思關於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水平的理論。他把「合作化」和「集體化」等同起來，這是共產黨國家合作化的實質，也是它的特點，這種合作化實際上就是「半國有化」或「地方國有化」 ，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真正的合作社經濟。但劉認為在工業未能為農業提供新的生產機器，從而改變現有農業生產方式之前，不應該應強制推行半公有的合作化，並且應該允許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這仍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是真正的「新民主主義」思想。
可是，這個報告到了毛澤東那裡，卻遭到了相反的命運。毛明確說自己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反對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為了從「理論上」 反駁劉的說法，他從自己的「理論顧問」陳伯達那裡去搬救兵，陳終於為他找到了「理論根據」， 即：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產業革命前期也有過壹個類似合作社的「工場手工業階段」。毛如獲至寶，於是說：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壹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釆用蒸氣動力機械，而依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壹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能的。」
其實毛的這種反駁是難以立足的，因為農業與手工業是有根本性差別的，工場手業可以釆取專業分工合作的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而農業因其生產方式根本不同，不可能仿效，所以即使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農業生產也仍然採取家庭農場的生產方式。而且，工場手工業也不是取締私有制，跟毛的合作化性質根本不同。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這種牽強附會是完全錯誤的。
但毛在這裏並未說出他的真實思想和觀點，而且這個真實想法在當時還不好公開說明，這就是上面講的，他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化將農民納入國家的計劃管理之中，通過控制合作社將農民的生產和分配權轉移到國家手裡，將五億農民變成共產黨的新農奴！使壹盤散沙的五億農民變為供中共隨意驅使的有力工具。
毫無疑義，在毛和劉這場爭論中，毛的觀點勝出，因為在共產黨的世界里，誰的官大、權大，真理就在誰手裡。
經過毛的壹頓強詞奪理的解釋加上訓斥，劉便急忙認錯、檢討、敗下陣來。以後這成了固定模式，確定了毛、劉的君臣身份。之後，毛便借農業合作化問題大做文章，凡對毛的做法稍有異議者，便被提高到「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 帽子加以批判。終於沒有不同聲音了，農業合作化的進度便隨著毛的指揮棒不斷加速。
1955年下半年，從其他事務抽出身來的毛，壹手製造了所謂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在不到5個月中，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由1690萬戶增加到7000多萬戶，占農村人口60%多。到1956年，全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毛為什麼立即拋棄他的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要實現農業合作化呢？除了上面講到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的原因，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不能讓農民變富、「變修」。在毛所有關於合作化的理論（理由）中，所謂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其最具欺騙性的欺人之談。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暗藏著毛的狡詐、惡毒用心。
按照毛的說法，兩極分化是由農民的自發勢力造成的。這個說法非常正確。在毛用暴力剝奪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分給缺地、少地的農民以後，農民佔有土地的狀況（除地富外）基本拉平了。但過不了幾年，農村的貧富差距又拉大了。因為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但人的年齡、性別、體力、智力、品性都不同，單說新的致貧戶，有因老弱病殘勞動力缺乏造成的；有因天災人禍導致收入大減、支出驟增造成的；有因不會經營、不懂技術搞砸的；有因生性懶惰、遊手好閒，甚至吃喝嫖賭致貧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反之，家庭勞動力多，懂經營，有手藝、又勤勞節儉的會很快上升為富戶。貧困戶中的壹部分如老弱病殘幼、寡婦，因無力耕種自己的田地，就會將自已的田地出租甚至轉讓，再次淪為無地的赤貧戶；而壹部分富戶便會自然上升為新的富農、甚至地主。這就充分說明了過去農村中的貧富差距是自然形成的，地主、富農不是靠殺人越貨、強買強賣而變富的，而是正常的「優勝劣汰」自然法則選擇的結果。毛及毛共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煽動卑鄙惡毒的階級鬥爭，其「理論」 在事實面前早己不攻自破。
農村的階級分化既然是自發形成，就說明這是發自人的本能的行為，是客觀規律的體現。天天講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卻視其為洪水猛獸，必欲以暴力壓制、去除、削平之而後快。
但是，毛通過消滅農村「自發勢力」，消滅新的「冒尖戶」， 用暴力手段使他們重新變成貧窮，就能使所有人「共同富裕」嗎？顯然，這在邏輯上和現實上都是講不通的，絕無可能的，事實是，在將壹切冒尖戶削平之後只能達到「共同貧窮」。
我們先從邏輯上證明毛的「共同富裕」為欺人之談。毛要農民進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為了堵死其「自發勢力」，堵死發家致富之路。但是否如此就能「共同富裕」呢？我們知道，在勞動工具極端原始、落後，而又吃「大鍋飯」 的合作社體制下，單靠在合作社出工掙工分是不可能富裕起來的。如果真有人富了，冒尖了，必有「資本主義」 行為（如搞「投機倒把」， 多搞自留地、有其他收入來源等），按照毛的政策，於是就揪出來批鬥、沒收其「富產」，甚至投入大牢。如此「疾富如仇」的政策，能使人人都富裕嗎？此其壹；其二，毛要實現毛式「共同富裕」，就必須實行平均主義、或基本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這樣，本來勤勞苦幹，或聰明能幹的人就只好「隨大流」，因為誰也不願比別人多幹活、多出力而拿壹樣的報酬。正如當年農村流行的民謠壹語點破的那樣：合作社，大鍋飯，富變窮，勤變懶。說穿了，所謂「共同富裕」實際上只能是「共同貧窮」。
再從實際層面分析。在「私有、單幹」 的狀態下，農民之所以求富、變富，是因為土地是自己的，耕牛農具、山林水產以及房屋、傢具也都是自己的，所以捨得下本錢投入。人們積累屬於自己的財富，不僅自己享用，還可留給子孫後代。而加入了合作社，特別是高級社之後，就是被「共產」，所有生產資料都變成了「集體所有」，實際上是准國有、官有，「耕者有其田」 根本不存在了。合作社社員失去了土地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也就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和條件，既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又失去了致富條件，這樣的人群還能「共同富裕」嗎？
還有壹個普通人都懂的道理，即農業勞動的特點只適合壹家壹戶為經營單位，而不適合壹大堆人的集體勞動：首先，由於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它在勞動力使用上不同於工業、手工業那樣壹年四季、千篇壹律的投入，而是要靈活分散使用勞動力。壹個家庭可以發揮家庭成員各自的長處，各盡所能，實行林牧副漁各業互補性的綜合經營，從而創造最大的價值。正如宋代詩人楊萬里的詩中所描寫的那樣：「晝出耘田夜織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這種各盡所能見縫插針式的家庭勞動的優越性不是合作社的集體勞動方式所能比擬的。另方面，農業勞動時間與勞動成果分離，使農業勞動不合適釆取「按件計酬「或「按勞計酬」的分配方式，而只能與最終成果掛勾。正因上述特點，決定了合作社的「大呼隆」出工方式和工廠式管理方法不適應農業。合作社經營這些先天不足，加上在實際工作中毛所倡導的幹部野蠻暴力的極權主義作風，使得名為農民合作互助組織，實際變成平均主義、強迫勞動、效率低下的「勞動營」，農民變成國家的農奴。這樣，農業的衰落和農民的悲慘命運就註定了。（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同樣的土地，在毛時代生產的農產品，難以使人們吃飽穿暖；而今天，人口成倍增加，反而應有盡有，綽綽有餘。）
拋開那些冠冕堂皇的宣傳，從根本上講，毛要搞合作化（後來還要搞公社化）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合作社裡，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使之成為毛和毛帝國實現其野心的馴服工具。優越性只屬於毛和毛政府及其爪牙。為了這種卑鄙目的，毛不惜剝奪農民的自由，不惜使農民「共同貧窮」， 不惜讓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深陷在「短缺經濟」 的泥淖之中。
在毛主義的各種「革命理論」 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人們「變修」 是兩大主題，其實，這兩大主題的共同任務就是防止人們變富。毛在不同場合都宣揚人富了就會變「修」的理論，前面提到過的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上，他就說到：
「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太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
195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杭州西湖南屏山別墅，召集幾位政治委員和幾個省市的負責人開會座談。會余，毛跟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在西湖散步時談到「和平演變」的問題時說：「法國的《快報》評論說『窮是中國革命的動力』，『窮是動力』這句話講得很對么！因為窮，就要干，要革命；富了情況就不妙了，就會出問題。」
六十年代初期，毛跟他貼近的服務人員說：現在解放軍戰士每人每月有十元補貼，這對農村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農民都富了，誰還願當兵呀！他的兵源也會成為問題了。
這就是毛的「窮、富理論」。「窮」不僅是他造反奪權的必須條件，而且也是鞏固他的統治所必須的條件。這雖然是針對全體人民而言的，卻首先是對農民而言的，因為農民人數最多，是最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者、供應者，因而首先必須嚴格把這些人控制起來，牢牢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這就是毛搞農業合作化的主要、真正目的。
這樣壹個「疾富如仇」的人會讓農民都富起來嗎？！
所以，不要幻想毛會給中國人民、特別是占人口最多的農民過上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有的合作社憑藉特殊條件和運氣，真的依靠集體勞動就 「富」起來了怎麼辦呢？那也不怕，國家可以通過「價格槓桿」，以及稅收、攤派、勞役等多種手段，想讓農民要多窮就會有多窮。總之，在毛的統治下，就壹般老百姓來說，富比登天還難，而窮則不請自到。
有人以為毛之所以鍾情合作化（後來更鍾情公社化），是因為誤聽了下面幹部報喜不報憂的欺騙，以為合作社真的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產量，農民真的擁護合作化……，總之，是毛被欺騙了，是受騙把壞事當成好事去辦。
這真是太低估「偉大」的毛了。只要想壹想，毛和毛共當年是靠「殺富濟貧」 起家，後來毛髮動的運動要打擊的人，也都是與「富」沾邊的人，如此妳就知道「喜貧仇富」是他終身「所愛」、所為（當然這隻是對別人而言）。毛真的沒有聽到「報憂」的聲音嗎？「右派」們的言論不是「報憂」的聲音嗎？結果怎樣呢？……就拿農業合作化來說吧，毛本人就是農家子弟出身，難道他不懂農業生產的特點和農民的心理？誰願意被「共產」？誰不想發家致富？正因為他懂得，所以才拿「合作化」這個法寶來整治農民，讓分散單幹、自由慣了的農民變成毛的國家的忠實奴隸，去為實現他的偉大戰略目標賣命。正如他在訓斥梁潄溟時說的：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難道還不了解農農民，用得著別人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嗎？
再來看看當時確有的關於農業的「報憂」聲音。以及毛是如何對待這種聲音的。
最早指出農民對合作化有顧慮和害怕情緒的，是中共中央原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鄧在1953年4月的壹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反覆說到農民「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所以強調搞互助合作不要動搖農民的私有制基礎，並且應該採取鼓厲農民發家致富的政策。
鄧子恢絕不敢憑空說這些話。會前有壹份《河北大名縣委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犯盲目冒進的錯誤的檢討》的材料，十分詳細敘述了強迫「小社並大社」，並要農民將土地、牲畜等全部帶進合作社，動搖了私有制基礎，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和消極反抗的情況：「大量農作物堆在地里無人管，任其爛掉，冬季基肥和副業無人理會，大牲畜餓死凍死無人管……壹個社員說：『俺的社五十多戶，如果允許自由退出社的話，壹天就能退四十戶。』」
1953年3月壹份關於農業的中央文件提到合作化運動：「急躁冒進、貪多貪大，盲目追求高級形式與強迫命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份文件大概是劉少奇簽發的，所以毛不久就怒不可遏、氣勢洶洶地指名道姓發出了壹封「對劉少奇、楊尚昆（中辦主任——筆者）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的信。（見《毛選》第五卷第80頁）劉、楊自然要作「深刻檢討」了。
但是毛余怒未消，認為尚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3年10月他撇開鄧子恢找到中央農村工作部陳伯達、廖魯言兩位副部長，先將鄧子恢肯定的「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大批了壹頓，然後要兩位副部長下達發展合作社的任務，要把任務逐級硬性往下攤派，限期完成，來個與鄧子恢的報告「反其道而行之」。 兩位副部長秉承毛的聖旨，主持召開了「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 強行通過了壹個決議，下達了發展合作社的硬性指標。各地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以強迫命令的手段迫使農民入社，無法抗拒的農民只能用大肆宰殺耕牛、出賣生豬及破壞生產工具的辦法來消極抵抗，致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以致各地「告急」電報雪花般飛向中南海。
但是，這時把全國農村攪亂了的毛外出尋芳踏春、去杭州欣賞天堂美景去了。留在家負責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看到情況危急，不得不從1955年1月至3月連發出五道緊急指示，糾正各地在合作化中的「急躁冒進」、「 強迫命令」的做法，才勉強制止住農村嚴峻形勢的發展。
3月，毛回到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鄧子恢等向他彙報了幾個月來的工作情況，特別講到為緩解合作社發展過快造成的緊張形勢所採取的緊急措施及效果。知道是自己放的火的毛對劉周鄧等人為「滅火」行為只好表示肯定。並且共同做出了壹個壹年半以內停止新建合作社、將全國合作化的期限延長至三個五年計劃的決定。看似毛有所覺悟，要改邪歸正了。
誰知，從來說話不算數，反覆無常、翻雲復雨的毛跑到上海，聽了他的「好學生」、慣於獻媚取寵的柯慶施的壹番慫恿，立即把自己十多天前的決定推翻了。5月上旬，毛回到北京，立即吹起加速合作化的法螺，他對鄧子恢說：1955年合作化必須「化」到百分之四十。還警告鄧不要「重犯」1953年的錯誤！
鄧子恢想維護毛點了頭的 「三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合作化」 的決定，卻受到毛的激烈批評，毛於是決定乾脆繞開政治局親自指揮農業合作化的運動。毛立即下令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會上不點名批判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有人像「小腳女人走路」。誰都知道這是對鄧子恢的指責。會後，在全國各地開展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高潮。不久，鄧子恢便被撤職了。
接著，毛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擴大）全會上發表了他那通關於「不要良心」的著名講話：
「在這件事情上（指農業合作化——筆者），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我們）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為了增強合作化運動的聲威，製造恐怖氣氛，毛接著宣布要在今、明年進行壹場「肅反運動」。與會者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毛的用意：用恐怖開道，為合作化運動「護航」。大家不約而同緊張起來。
毛關於「不要良心」 的講話實際上就是對1953年以來種種有關合作化的「報憂」言論的總回擊：妳們不是反映農民害怕「共產」、害怕「社會主義」嗎，妳們不是說合作化快了農民消極對抗嗎，妳們不是說帶土地、農資入社引起農民壹片恐慌嗎？好了，我現在告訴妳們：我就是要消滅小農生產，消滅私有制！就是要恐怖！搞合作化就是要凶，就是不能講良心！不能有良心！——妳們還有什麼意見嗎？！
毛為什麼要如此殘忍地把五億中國農民變成現代農奴，變成「大鍋清湯穿草鞋」的「社會主義」公民呢，這個原因筆者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這裏再簡單地重複壹句：當時對毛來說最現實、最緊迫的，就是通過合作社把農產品分配大權掌握在國家手裡，最大限度地用於從蘇聯交換工業機器，特別是軍事工業技術。毛認為這是壓倒－切的任務。
毛既然已經把合作化的話題講到這個份上了，誰還敢說什麼，大大小小的「小腳女人」不是靠邊站、就是編入勞改大隊去了。敢於對抗合作化的「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勢力」，更是壹掃而光，掃進監牢去了。於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出現了。
二、催人變窮變懶的中國農業合作化
應該說，農民在生產中並不是完全沒有「互助合作」的要求的，在遠古的年代，農村中就流行壹種「換工」的互助方式，某些缺乏強勞動力的家庭（如寡婦、老、弱、病、殘人家），如果又請不起僱工，除了親友的幫助外，就只能指望「換工」解決難題；還有些勞動，如修整道路，建小型水利、打井等，單家獨戶難以進行，需要相關家庭的「合作」。但這些都是不觸動私有制前提下的互助互利，是另壹種形式下的等價交換，又都是在雙方（或各方）協商自願下進行的，因此受到農民的歡迎。又如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生產、消費、流通、信用合作社，也都是這類性質的真正互助互利的合作組織。
但是這不是毛澤東、共產黨所要的「合作化」，毛想要的是，通過合作化消滅私有制，將農民納入國家管理，「使小生產絕種」！ 所以，毛的互助合作號召壹開始就是默認的陷阱。初期他也打著「動員」、「引導」，「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幌子，到後來就是實實在在的強迫命令、明明白白的搶劫了。
浙江吳興縣善連區的方法具有典型性，簡單說就是以階級鬥爭開道。全區首先召開鬥爭富農的大會，全體農民被迫參加。被鬥爭的富農的罪狀是「走資本主義」和「反對合作社」，不管是否有事實，被斗者都要交待這兩大罪行，否則便拳腳俱下。
接著，縣委宣傳部長當場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就入社；不入社，」部長指著剛剛被鬥爭的站在壹旁瑟瑟發抖的富農，「就跟他們壹樣。」
農民們以為共產黨又要來壹次劃成份了，想起剛過去不久的土改，誰不害怕自己被劃成地主、富農？原先不想入社（因為報紙、廣播說政策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農民便趕緊找幹部報名入社，有的農民特別是婦女被鬥爭大會的場景嚇昏了頭，壹邊哭壹邊要求入社。這種場景被毛的喉舌報道為「農民哭著喊著要求入社」，「充分證明了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與這種「積極性」同時出現的是各地到處（趁入社之前）宰殺耕牛和其他大牲畜的現象。商業部1954年12月通報雲：
「第四季度以來，許多地區牛羊上市量驟增，收購計劃大大超前，且有許多母牛、乳牛、小羊、小豬，豬仔價格也隨著下跌，這種情況幾乎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發現。熱河省出現大批宰殺耕牛，山西省北部牲口向綏遠倒流，四川農民養豬數字大減。」
中共熱河省委12月向中央報告農村牲口市場的反常情況：
「入秋以來牲口市場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反常現象，各地牲口價格普通下跌三分之壹到壹半左右……國營公司第三季度收購耕牛壹萬五千八百七十七頭，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壹，超過去年同期六點五倍；收購羊十壹萬四千八百四十二隻，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四，超過去年同期十點三倍……有些地區還出現宰殺耕牛現象。據寧城縣報告，全縣殺驢壹百四十九頭……喀利沁、平泉、朝陽、赤峰等地亦發生殺驢現象，有的農民因政府禁止宰殺耕畜，就故意砸斷驢腿，再要求宰殺驢。喀利沁旗賣耕畜的農民見國營公司不收購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裝作退役老牛牽到市場出售。」
華南分局書記古大存、趙紫陽送呈的報告稱：
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通發生農民大規模殺豬現象，豬價驟降。中山縣張家邊鄉殺死母豬七十多頭，小豬仔的價格從過去的六十萬元（舊幣，相當於後來的60元）至壹百萬元壹擔的正常價格陡降至十四萬元壹擔。粵東潮安縣九區發現壹天即殺母豬四十多頭，台山縣壹農戶將剛產下的十隻小豬全部弄死。總而言之，農民認為要「共產」了，不過了。春天大忙季節，不積肥不添修農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新會、吉安縣的農民反映：「共產黨變了臉！」「共產黨要整死人……」
農民們這種消極反抗當然是徒勞的。在毛澤東看來，更是可笑極了，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能嚇唬誰呢！農民們當然知道他們鬥不過共產黨，他們只能以這種近乎自殘的方式表示抗議。
合作化運動在毛的親自指揮下，以更加迅猛之勢發展，按毛的說法，就是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爆發出來了」，到處是捷報頻傳，報紙上全是農民踴躍入社的報道，形勢壹片大好不是小好……
毛澤東其實並不糊塗，報紙的報道、各地的「喜報」，他知道那都是為了取悅他的產物，他不會照單全收。他要用他的方法了解－點農村的真實情況。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最高潮時，毛的衛隊長李銀橋回河北安平縣老家探親，毛讓李銀橋順道了解當地合作化的情況，回來向他彙報。
李銀橋回來了，告訴他家鄉的區鄉政府是這樣搞合作化的：區里派下來的幹部到村裡，讓全村人站到場院里，宣布：跟蔣介石走的站那邊，單幹；跟毛主席走的站這邊，搞合作社。人們都選擇加入合作社。
毛澤東聽了也只能說基層幹部們是「胡鬧」。為此還給河北省委第壹書記解學恭寫了封信，批評他的基層幹部們工作方式「太簡單了」。當然，合作化還是要照樣大搞，任務必須完成。因此「胡搞」愈演愈烈。這些毛當然也知道，不過他已經批評過了，就算盡到他的責任了，萬壹後世有人考證出合作化運動搞強迫命令，那也與他無關。
在毛親自大力推動下，在千千萬萬「不要良心」 的幹部的威逼恐嚇下，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全國；至1956年初，即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在全國農村，包括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深山大澤、徒步要走幾天才能到達的山村，都已經實現了合作化。確實堪稱世界奇迹。
如此「超高速」，使好大喜功、自認為天下無難亊的毛興奮莫名，又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了。由於難以抑制的成就感，同時也為了給那些叫嚷合作化「搞快了」的「右傾」分子以有力回擊，毛在1955年冬將各地精選報送的176篇歌頌合作化的典型材料親自編選成《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併為之作序。這時，志得意滿的毛自以為已經擁有了無所不能、無堅不摧、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奇本領。在序言中，他自比孔子，說他為了編此書「周遊列國」，比孔夫子「走」得更遠更寬。大概他認為他的《高潮》壹書，也要流芳千古並要蓋過孔子的《詩經》、《春秋》了。
遺憾的是，合作化運動並沒按照毛的預計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據三十年後才公布的數字（當時絕不能公布），1956年全國棉花比上年減產147萬擔，生豬減少250萬頭，大牲口減少壹百多萬頭，這相對當時落後的農村生產力並不是小數字。還有；1956年12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稱：「最近在電話中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陜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農村工作部聯繫……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壹部分農村合作社內，出現了社員退社的情況，退社戶，壹般占社員戶數的百分之壹，高的達百分之五，思想動搖想退社的戶，所佔比例更大壹點。浙江寧波地區，已退社的約佔社員總戶數的百分之五，想退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廣東全省已退社的約七萬余戶……遼寧省今年是豐收年，也發生退社現象。」
河南省委報告：「臨汝縣汝河南原十區壹帶，曾經壹度發生所謂『鬧社』……共包括三萬人口的地區」，「嚴重的地方，發生打罵幹部，甚至私自改選幹部和人民代表，個別社搶分公糧，最後是鬧分社、退社。」
不要小看這1%或5%的退社戶（這本身已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要知道，這是些抱著寧願坐牢或被划為階級敵人的風險的勇士！後來（1978年）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搞包產到戶，就是人人摁手印，發誓要為被發現后抓去勞改甚至被殺頭的同夥送飯、照顧其遺屬。這種陰森可怖的氣氛和「壯士斷腕式」的悲壯，說明了當時農民與當局對抗是要冒多麼可怕的風險！也說明了毛的農業合作化是建立在多麼野蠻、殘暴的基礎之上！這些農民很清楚，他們知道「鬧退社」的後果，可是他們顧不得了，為了生存，為了求得壹點可憐的自由和保護那麼壹點點私有財產，他們豁出去了，利用共產黨曾經公開宣布的「退社自由」政策，決心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人的命運賭上壹把！
果然，從來背信棄義、拿誓言當陷阱的毛，面對這壹小部分不肯馴服的農民，立刻祭起了他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法寶，指示要堅決打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就像後來他說知識分子有「知無不言」的自由，而他有鎮壓的自由壹樣，農民可以有「退社的自由」，可他也有「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的自由！毛指示在合作化的同時開展「整社」，也就是整那些試圖反抗合作社，妄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刁民和那些立場不堅定的幹部。
對那些少數「鬧社」、退社的農民後來的具體處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們絕沒有「好下場」， 即使不被抓進監牢，也決不會讓他們活得舒服。結果這些退社戶後來又都「走合作化道路」了，因為大躍進之前中國已沒有了「單幹」的農民。
而那些不敢鬧退社的順民情況又怎麼樣呢？看看當局對他們真相壹些零星半點的內部報告吧：
魚米之鄉的浙江，其人民歷來勤勞智慧，刻苦耐勞，合作化后卻是另壹番景象，永嘉縣報告的情況是：
「1956年，成立高級社以後，懶的人天天多了，勤的人天天少了。群眾在喊：天天困在這裏，困死了，困死了！做功作德把我們解開吧！」由於人心變了，出現鄧子恢所說的「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拋荒了還不知道，糧食收起來放在場里霉爛了也無人過問」這種觸目驚心的現象。
素以描寫農村和農民見長、曾熱情歌頌農業合作化的著名黨員作家趙樹理，時在山西長治地區壹個縣掛職當縣委副書記，眼見中國農民在實現合作化后的景況，良心未泯的他，在1956年8月間給當時長治地委負責人寫信，信中說：
「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
趙樹理的「良心」 尚存，顯然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趙的這些言論後來被作為罪證，在文革中被毛澤東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從來就與壹般人的是非判斷相反的毛澤東，卻堅持說合作化以後農業的形勢是大好不是小好。全國的新聞媒體、宣傳工具都開足馬力報道合作化后的「大好形勢」。毛的說法也是有根據的：已經把五億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這難道不是壹個偉大的勝利！毛壹貫認為，只有組織起來（毛叫做「團結起來」），才能形成力量，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善於組織民眾是壹個重要原因；反觀國民黨的失敗，在壹定程度上也是缺乏對民眾的組織控制能力所致，儘管當時它統治了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人民，但卻形成不了力量。結果被統治區域、人口少得多的共產黨打敗了。
建國后，毛共雖然建立起了嚴密的、滴水不漏的全國黨、政控制體系，但毛認為還不夠，有些事情不能單靠行政手段解決，只有把人民的生存權、人民的「飯碗」控制在自己手裡，讓他們要仰仗妳才能活命，那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控制。而合作化就基本上解決了這壹難題。毛常說 「把六億人口的飯碗都管起來。」六億人中最難管的是五億農民，五億個小生產者，在他們自主經營的時候，生產什麼，賣多少，留多少都由他們說了算。這樣國家的事情就不好辦。現在，農民進了合作社，生產計劃、產品的分配全都由合作社的領導決定，而合作社領導都是黨委任命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他們絕對聽黨的話。這就等於由政府間接將農民的生產、分配大權抓在了自己手裡。農民要吃飯，只有出工掙工分，只能服從合作社的調配，叫幹啥就幹啥。這樣，政府就把五億農民的飯碗「管」起來了。
前面講到農民在加入合作社后普遍出現的「變懶」現象，但這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人總要吃飯，而飯碗掌握在合作社手裡，簡單的辦法就是：對偷懶者、不出工者、出工不出力者，不分給糧食，不給飯吃！再結合牢牢鎖住妳的雙腳的戶口制度，妳能逃到哪裡去呢？
另外，毛澤東搞合作化的重要目的之壹，就是要把農民這個最大的勞動力資源充分挖掘出來，運用起來，它指望合作社能夠增產增收的最大法寶，也就是在此。依毛過去在蘇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經驗，讓農民的勞動時間增加壹倍，他們便會幹出比原來更多的活，產出多壹點農產品。所以，對於懶、出工不出力等問題決不能聽之任之，各地先採用規定每人的勞動定額、實行計件計量記工分等辦法；如再不湊效，就動用專政工具，很多地方成立了「趕懶隊」、「專政隊」，對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者採取強制勞動的辦法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入了社的農民（稱社員），不管他願不願意，出工、出勤的時間都比單幹時成倍增加了，1956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就說：今後農民幹活的時間要加倍，婦女要下田做工：「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北壹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做工壹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做工兩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要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壹百多天或兩百天。」這個社論如果不是毛親自寫的，也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寫，由他審定的，文中的「可以」二字實際上就是給各地下達的任務。除了毛之外，恐怕誰也沒有這種馭使萬民的霸氣！少年時代就最厭惡做農工、最厭惡勞動的毛，專以「勞改」苦役作為懲罰人的手段，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反過來說：「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給彭德懷關於自由民主的信，見後文）。所以，合作社的壹偉大成就就是充分利用了労動力資源，把數億農民變成了日夜勞作的農奴。
關於合作化后中國的農業生產，據毛說是「增產增收」的，中共到如今也堅持毛的說法，意在說明「合作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這樣說，也肯定有當年的統計數據為依據。可是，毛時代的各種數據有多少可信度呢？在毛的「良心要少壹點」、「要凶」、「不要太仁慈」，合作社「只准辦好，不準辦壞」、否則就幹部「應該改換工作」（實即撤職查）的巨大壓力下，有哪個地方、哪壹級幹部敢不講自己所管轄地區的合作社「增產增收」呢？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徵購糧食時才發生那麼多交不出「餘糧」、或交了「餘糧」便餓死人的現象。毛澤東的「豐收」就是建立在億萬農民忍飢挨餓的基礎之上的。就這點來說，合作化跟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別罷了。
合作社的另壹大隱性罪惡還在於，它用統壹管理、統壹指揮和平均主義分配的方法，扼殺了農民中的優秀、拔尖人才和專門技術人才，等於扼殺了農村中壹切先進生產力，這些「冒尖」能人都被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受到打擊，不是送進監獄，就是七斗八斗被削平了。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還需要澄清幾種中共官方宣傳的觀點，首先是迄今為止中共宣稱的，說毛只是急於求成，馬不停蹄地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又從初級社到高級社，接著變成人民公社，沒有整頓鞏固的時間，所以辦不好。其次是鄧子恢壹類人說的，合作化只是搞早了，農民還沒有相應的覺悟，是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兒」，所以辦不好。這兩仲說法大同小異，本質相同。還有壹種是劉少奇的說法，應該先工業化、後集體化，只有到了國家能為合作社提供大量、足夠的農業機械和化肥時，合作化才能成為真正的新的生產方式，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強制「合在壹起」進行 「集體生產」。
這幾種說法都是錯誤的，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說合作化或公社化只是過急、過快、過早了，實際上是為毛粉飾、開脫。試想，如果按鄧子恢等人的意見把合作化推遲幾年，合作化帶來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嗎？就會自行解決嗎？事實是合作化后毛就壹直在「整社」， 在進行「社教」， 不斷批判農民的「資本主義傾向」，打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直到毛死去，合作化和公社化搞了二十年，也「整頓」 了二十年。結果怎樣呢？是問題越整越多，越整越糟。鄧小平為了「救黨」、「救國」， 不得不最終廢棄了合作化和它的升級版人民公社制度。可見，這根本不是什麼「發展過快、過早」和「農民思想覺悟跟不上」 的問題，而是它本身是壹種違反人性和農業生產規律的反動體制，反動舉措。廢除這壹制度后，中國人民立即就從毛執政時期的「吃不飽、穿不暖」、「樣樣短缺」的噩夢中蘇醒過來了。
至於劉少奇的觀點，表面看頗具壹點「理論性」，有點「唯物論」的樣子。但他只是從生產工具、即物質裝備的角度去看問題，以為只要擁有了現代化的農業裝備，農業就可以實行大規模的公有化生產了，就可以形成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生產力了。這是蘇聯集體農莊理論的翻版。它沒有看到農業生產關係方面的深層問題，前面已經說過，農業是壹種最具個人和家庭經營的產業，不論是手工式的傳統生產，或使用現代化的機械化生產都不適合釆取大規模工業式的經營管理方式方法，因為，即使在機械化生產的條件下，同樣不能改變農業生產固有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它只能適應于全權的責任經營，靈活使用勞力和農業資源，西方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的探索，最後選擇了家庭農場的農業經營模式，這壹模式既具備家庭經營的特點，又兼容現代化、機械化的優點，經過百余年的檢驗證明它是正確的。美國1977年直接從事農業的的勞動力只有241萬人，佔總勞動力百分之二，其生產的糧食和農產品不但滿足本囯兩億多人的需要，還大量出口，成為世界第壹大農業出口國。相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雖然己在壹定程度上實施了機械化，但糧食和農產品卻長期、嚴重短缺。這壹事實，已經雄辯地證明了兩種農業體制孰優孰劣，也宣布了所謂農業集體化的失敗。所以，劉少奇的思想或觀點，實際上仍然是錯誤的、不可行的。
「沒有經驗」，是為毛的合作化政策失敗開脫的又壹說辭。但是，如果說1953、1955年的合作化是由於沒有經驗，而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心情過急，因而犯了急躁冒進、好大喜功的錯誤尚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後來的大躍進失敗，經過那麼空前、慘烈的大災難，毛應該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了吧，可是，此後毛對他的「三面紅旗」並無絲毫改弦易轍之意，更無悔改之心，仍然要堅決維護這壹體制，還要當作心肝寶貝要推廣到城市中去，這些又作何解釋！
災難其實是從農業合作化開始的。所以在正式描述大躍進之前，不能不補述壹下它的前奏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前面關於毛對農民恩將仇報的論述中，我們主要介紹了毛在土改后立即建立並推廣的糧食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緊接其後，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後來的大躍進就是以它為基礎的發展和擴大版，所以它是毛改造小農經濟的中間形式，或者說是向大躍進的過渡。
壹、從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看毛主義的反動本質
將人民組織起來，由各級政權和共產黨組織直接嚴加控制，這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的壹致做法，也是它的看家本領和基本功，不如此，共產黨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1943年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出「組織起來」的號召，大概可算作合作化運動之始。「組織起來」在毛來說，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經濟概念。因為在毛看來，只有把人們組織在－個個團體里，才便於共產黨的控制、支使，才能變成黨的工具和力量，共產黨也因此才能戰無不勝。正是這壹點上，毛的做法為很多人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人所不理解，他們老是從經濟角度考慮，認為毛的合作化步伐太快了，得不償失。以致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老是與毛產生分歧。
按照毛早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和1949年9月政協第壹屆壹次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都明確規定要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義的人民經濟」。根據中共和毛自己的解釋，這個「新民主義」的過渡期大概要十五到二十年。最初中共也計劃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去實現農業合作化。
但是言猶在耳，墨汁未乾，毛就開始反悔、自食其言了。最初的表現是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寫了壹份名為《把老區互助組提高壹步》的報告，這個報告的大意是要增加互助組的「公有」性質，為它們轉變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作準備。其時中國大部分農村的毛式土改尚未完成，山西省委的這個報告和意見具有前瞻性和政策導向性質，所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報告送到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局的批複很明確：
「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
應該說華北局的批示完全符合當時的既定方針、政策。
山西省委的報告和華北局的批複又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的手中，劉完全贊同華北局的意見，並稍作發揮上升到了理論。其基本的觀點是：由於對土改后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的害怕，黨內壹些人「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的辦法達到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壹種錯誤的、危險的、變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在其他場合，劉少奇進壹步補充闡明自己的觀點：「壹是農業集體化應該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即先有工業化，才有農業集體化，否則無法改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後性，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二是少數農民富起來了並不可怕，將來到了壹定時候採用農業累進稅加以限制，目前則不應加以阻止。」
可以看出，劉少奇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主要基於馬克思關於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水平的理論。他把「合作化」和「集體化」等同起來，這是共產黨國家合作化的實質，也是它的特點，這種合作化實際上就是「半國有化」或「地方國有化」 ，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真正的合作社經濟。但劉認為在工業未能為農業提供新的生產機器，從而改變現有農業生產方式之前，不應該應強制推行半公有的合作化，並且應該允許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這仍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是真正的「新民主主義」思想。
可是，這個報告到了毛澤東那裡，卻遭到了相反的命運。毛明確說自己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反對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為了從「理論上」 反駁劉的說法，他從自己的「理論顧問」陳伯達那裡去搬救兵，陳終於為他找到了「理論根據」， 即：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產業革命前期也有過壹個類似合作社的「工場手工業階段」。毛如獲至寶，於是說：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壹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釆用蒸氣動力機械，而依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壹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能的。」
其實毛的這種反駁是難以立足的，因為農業與手工業是有根本性差別的，工場手業可以釆取專業分工合作的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而農業因其生產方式根本不同，不可能仿效，所以即使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農業生產也仍然採取家庭農場的生產方式。而且，工場手工業也不是取締私有制，跟毛的合作化性質根本不同。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這種牽強附會是完全錯誤的。
但毛在這裏並未說出他的真實思想和觀點，而且這個真實想法在當時還不好公開說明，這就是上面講的，他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化將農民納入國家的計劃管理之中，通過控制合作社將農民的生產和分配權轉移到國家手裡，將五億農民變成共產黨的新農奴！使壹盤散沙的五億農民變為供中共隨意驅使的有力工具。
毫無疑義，在毛和劉這場爭論中，毛的觀點勝出，因為在共產黨的世界里，誰的官大、權大，真理就在誰手裡。
經過毛的壹頓強詞奪理的解釋加上訓斥，劉便急忙認錯、檢討、敗下陣來。以後這成了固定模式，確定了毛、劉的君臣身份。之後，毛便借農業合作化問題大做文章，凡對毛的做法稍有異議者，便被提高到「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 帽子加以批判。終於沒有不同聲音了，農業合作化的進度便隨著毛的指揮棒不斷加速。
1955年下半年，從其他事務抽出身來的毛，壹手製造了所謂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在不到5個月中，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由1690萬戶增加到7000多萬戶，占農村人口60%多。到1956年，全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毛為什麼立即拋棄他的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要實現農業合作化呢？除了上面講到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的原因，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不能讓農民變富、「變修」。在毛所有關於合作化的理論（理由）中，所謂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其最具欺騙性的欺人之談。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暗藏著毛的狡詐、惡毒用心。
按照毛的說法，兩極分化是由農民的自發勢力造成的。這個說法非常正確。在毛用暴力剝奪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分給缺地、少地的農民以後，農民佔有土地的狀況（除地富外）基本拉平了。但過不了幾年，農村的貧富差距又拉大了。因為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但人的年齡、性別、體力、智力、品性都不同，單說新的致貧戶，有因老弱病殘勞動力缺乏造成的；有因天災人禍導致收入大減、支出驟增造成的；有因不會經營、不懂技術搞砸的；有因生性懶惰、遊手好閒，甚至吃喝嫖賭致貧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反之，家庭勞動力多，懂經營，有手藝、又勤勞節儉的會很快上升為富戶。貧困戶中的壹部分如老弱病殘幼、寡婦，因無力耕種自己的田地，就會將自已的田地出租甚至轉讓，再次淪為無地的赤貧戶；而壹部分富戶便會自然上升為新的富農、甚至地主。這就充分說明了過去農村中的貧富差距是自然形成的，地主、富農不是靠殺人越貨、強買強賣而變富的，而是正常的「優勝劣汰」自然法則選擇的結果。毛及毛共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煽動卑鄙惡毒的階級鬥爭，其「理論」 在事實面前早己不攻自破。
農村的階級分化既然是自發形成，就說明這是發自人的本能的行為，是客觀規律的體現。天天講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卻視其為洪水猛獸，必欲以暴力壓制、去除、削平之而後快。
但是，毛通過消滅農村「自發勢力」，消滅新的「冒尖戶」， 用暴力手段使他們重新變成貧窮，就能使所有人「共同富裕」嗎？顯然，這在邏輯上和現實上都是講不通的，絕無可能的，事實是，在將壹切冒尖戶削平之後只能達到「共同貧窮」。
我們先從邏輯上證明毛的「共同富裕」為欺人之談。毛要農民進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為了堵死其「自發勢力」，堵死發家致富之路。但是否如此就能「共同富裕」呢？我們知道，在勞動工具極端原始、落後，而又吃「大鍋飯」 的合作社體制下，單靠在合作社出工掙工分是不可能富裕起來的。如果真有人富了，冒尖了，必有「資本主義」 行為（如搞「投機倒把」， 多搞自留地、有其他收入來源等），按照毛的政策，於是就揪出來批鬥、沒收其「富產」，甚至投入大牢。如此「疾富如仇」的政策，能使人人都富裕嗎？此其壹；其二，毛要實現毛式「共同富裕」，就必須實行平均主義、或基本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這樣，本來勤勞苦幹，或聰明能幹的人就只好「隨大流」，因為誰也不願比別人多幹活、多出力而拿壹樣的報酬。正如當年農村流行的民謠壹語點破的那樣：合作社，大鍋飯，富變窮，勤變懶。說穿了，所謂「共同富裕」實際上只能是「共同貧窮」。
再從實際層面分析。在「私有、單幹」 的狀態下，農民之所以求富、變富，是因為土地是自己的，耕牛農具、山林水產以及房屋、傢具也都是自己的，所以捨得下本錢投入。人們積累屬於自己的財富，不僅自己享用，還可留給子孫後代。而加入了合作社，特別是高級社之後，就是被「共產」，所有生產資料都變成了「集體所有」，實際上是准國有、官有，「耕者有其田」 根本不存在了。合作社社員失去了土地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也就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和條件，既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又失去了致富條件，這樣的人群還能「共同富裕」嗎？
還有壹個普通人都懂的道理，即農業勞動的特點只適合壹家壹戶為經營單位，而不適合壹大堆人的集體勞動：首先，由於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它在勞動力使用上不同於工業、手工業那樣壹年四季、千篇壹律的投入，而是要靈活分散使用勞動力。壹個家庭可以發揮家庭成員各自的長處，各盡所能，實行林牧副漁各業互補性的綜合經營，從而創造最大的價值。正如宋代詩人楊萬里的詩中所描寫的那樣：「晝出耘田夜織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這種各盡所能見縫插針式的家庭勞動的優越性不是合作社的集體勞動方式所能比擬的。另方面，農業勞動時間與勞動成果分離，使農業勞動不合適釆取「按件計酬「或「按勞計酬」的分配方式，而只能與最終成果掛勾。正因上述特點，決定了合作社的「大呼隆」出工方式和工廠式管理方法不適應農業。合作社經營這些先天不足，加上在實際工作中毛所倡導的幹部野蠻暴力的極權主義作風，使得名為農民合作互助組織，實際變成平均主義、強迫勞動、效率低下的「勞動營」，農民變成國家的農奴。這樣，農業的衰落和農民的悲慘命運就註定了。（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同樣的土地，在毛時代生產的農產品，難以使人們吃飽穿暖；而今天，人口成倍增加，反而應有盡有，綽綽有餘。）
拋開那些冠冕堂皇的宣傳，從根本上講，毛要搞合作化（後來還要搞公社化）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合作社裡，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使之成為毛和毛帝國實現其野心的馴服工具。優越性只屬於毛和毛政府及其爪牙。為了這種卑鄙目的，毛不惜剝奪農民的自由，不惜使農民「共同貧窮」， 不惜讓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深陷在「短缺經濟」 的泥淖之中。
在毛主義的各種「革命理論」 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人們「變修」 是兩大主題，其實，這兩大主題的共同任務就是防止人們變富。毛在不同場合都宣揚人富了就會變「修」的理論，前面提到過的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上，他就說到：
「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太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
195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杭州西湖南屏山別墅，召集幾位政治委員和幾個省市的負責人開會座談。會余，毛跟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在西湖散步時談到「和平演變」的問題時說：「法國的《快報》評論說『窮是中國革命的動力』，『窮是動力』這句話講得很對么！因為窮，就要干，要革命；富了情況就不妙了，就會出問題。」
六十年代初期，毛跟他貼近的服務人員說：現在解放軍戰士每人每月有十元補貼，這對農村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農民都富了，誰還願當兵呀！他的兵源也會成為問題了。
這就是毛的「窮、富理論」。「窮」不僅是他造反奪權的必須條件，而且也是鞏固他的統治所必須的條件。這雖然是針對全體人民而言的，卻首先是對農民而言的，因為農民人數最多，是最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者、供應者，因而首先必須嚴格把這些人控制起來，牢牢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這就是毛搞農業合作化的主要、真正目的。
這樣壹個「疾富如仇」的人會讓農民都富起來嗎？！
所以，不要幻想毛會給中國人民、特別是占人口最多的農民過上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有的合作社憑藉特殊條件和運氣，真的依靠集體勞動就 「富」起來了怎麼辦呢？那也不怕，國家可以通過「價格槓桿」，以及稅收、攤派、勞役等多種手段，想讓農民要多窮就會有多窮。總之，在毛的統治下，就壹般老百姓來說，富比登天還難，而窮則不請自到。
有人以為毛之所以鍾情合作化（後來更鍾情公社化），是因為誤聽了下面幹部報喜不報憂的欺騙，以為合作社真的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產量，農民真的擁護合作化……，總之，是毛被欺騙了，是受騙把壞事當成好事去辦。
這真是太低估「偉大」的毛了。只要想壹想，毛和毛共當年是靠「殺富濟貧」 起家，後來毛髮動的運動要打擊的人，也都是與「富」沾邊的人，如此妳就知道「喜貧仇富」是他終身「所愛」、所為（當然這隻是對別人而言）。毛真的沒有聽到「報憂」的聲音嗎？「右派」們的言論不是「報憂」的聲音嗎？結果怎樣呢？……就拿農業合作化來說吧，毛本人就是農家子弟出身，難道他不懂農業生產的特點和農民的心理？誰願意被「共產」？誰不想發家致富？正因為他懂得，所以才拿「合作化」這個法寶來整治農民，讓分散單幹、自由慣了的農民變成毛的國家的忠實奴隸，去為實現他的偉大戰略目標賣命。正如他在訓斥梁潄溟時說的：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難道還不了解農農民，用得著別人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嗎？
再來看看當時確有的關於農業的「報憂」聲音。以及毛是如何對待這種聲音的。
最早指出農民對合作化有顧慮和害怕情緒的，是中共中央原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鄧在1953年4月的壹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反覆說到農民「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所以強調搞互助合作不要動搖農民的私有制基礎，並且應該採取鼓厲農民發家致富的政策。
鄧子恢絕不敢憑空說這些話。會前有壹份《河北大名縣委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犯盲目冒進的錯誤的檢討》的材料，十分詳細敘述了強迫「小社並大社」，並要農民將土地、牲畜等全部帶進合作社，動搖了私有制基礎，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和消極反抗的情況：「大量農作物堆在地里無人管，任其爛掉，冬季基肥和副業無人理會，大牲畜餓死凍死無人管……壹個社員說：『俺的社五十多戶，如果允許自由退出社的話，壹天就能退四十戶。』」
1953年3月壹份關於農業的中央文件提到合作化運動：「急躁冒進、貪多貪大，盲目追求高級形式與強迫命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份文件大概是劉少奇簽發的，所以毛不久就怒不可遏、氣勢洶洶地指名道姓發出了壹封「對劉少奇、楊尚昆（中辦主任——筆者）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的信。（見《毛選》第五卷第80頁）劉、楊自然要作「深刻檢討」了。
但是毛余怒未消，認為尚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3年10月他撇開鄧子恢找到中央農村工作部陳伯達、廖魯言兩位副部長，先將鄧子恢肯定的「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大批了壹頓，然後要兩位副部長下達發展合作社的任務，要把任務逐級硬性往下攤派，限期完成，來個與鄧子恢的報告「反其道而行之」。 兩位副部長秉承毛的聖旨，主持召開了「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 強行通過了壹個決議，下達了發展合作社的硬性指標。各地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以強迫命令的手段迫使農民入社，無法抗拒的農民只能用大肆宰殺耕牛、出賣生豬及破壞生產工具的辦法來消極抵抗，致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以致各地「告急」電報雪花般飛向中南海。
但是，這時把全國農村攪亂了的毛外出尋芳踏春、去杭州欣賞天堂美景去了。留在家負責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看到情況危急，不得不從1955年1月至3月連發出五道緊急指示，糾正各地在合作化中的「急躁冒進」、「 強迫命令」的做法，才勉強制止住農村嚴峻形勢的發展。
3月，毛回到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鄧子恢等向他彙報了幾個月來的工作情況，特別講到為緩解合作社發展過快造成的緊張形勢所採取的緊急措施及效果。知道是自己放的火的毛對劉周鄧等人為「滅火」行為只好表示肯定。並且共同做出了壹個壹年半以內停止新建合作社、將全國合作化的期限延長至三個五年計劃的決定。看似毛有所覺悟，要改邪歸正了。
誰知，從來說話不算數，反覆無常、翻雲復雨的毛跑到上海，聽了他的「好學生」、慣於獻媚取寵的柯慶施的壹番慫恿，立即把自己十多天前的決定推翻了。5月上旬，毛回到北京，立即吹起加速合作化的法螺，他對鄧子恢說：1955年合作化必須「化」到百分之四十。還警告鄧不要「重犯」1953年的錯誤！
鄧子恢想維護毛點了頭的 「三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合作化」 的決定，卻受到毛的激烈批評，毛於是決定乾脆繞開政治局親自指揮農業合作化的運動。毛立即下令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會上不點名批判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有人像「小腳女人走路」。誰都知道這是對鄧子恢的指責。會後，在全國各地開展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高潮。不久，鄧子恢便被撤職了。
接著，毛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擴大）全會上發表了他那通關於「不要良心」的著名講話：
「在這件事情上（指農業合作化——筆者），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我們）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為了增強合作化運動的聲威，製造恐怖氣氛，毛接著宣布要在今、明年進行壹場「肅反運動」。與會者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毛的用意：用恐怖開道，為合作化運動「護航」。大家不約而同緊張起來。
毛關於「不要良心」 的講話實際上就是對1953年以來種種有關合作化的「報憂」言論的總回擊：妳們不是反映農民害怕「共產」、害怕「社會主義」嗎，妳們不是說合作化快了農民消極對抗嗎，妳們不是說帶土地、農資入社引起農民壹片恐慌嗎？好了，我現在告訴妳們：我就是要消滅小農生產，消滅私有制！就是要恐怖！搞合作化就是要凶，就是不能講良心！不能有良心！——妳們還有什麼意見嗎？！
毛為什麼要如此殘忍地把五億中國農民變成現代農奴，變成「大鍋清湯穿草鞋」的「社會主義」公民呢，這個原因筆者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這裏再簡單地重複壹句：當時對毛來說最現實、最緊迫的，就是通過合作社把農產品分配大權掌握在國家手裡，最大限度地用於從蘇聯交換工業機器，特別是軍事工業技術。毛認為這是壓倒－切的任務。
毛既然已經把合作化的話題講到這個份上了，誰還敢說什麼，大大小小的「小腳女人」不是靠邊站、就是編入勞改大隊去了。敢於對抗合作化的「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勢力」，更是壹掃而光，掃進監牢去了。於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出現了。
二、催人變窮變懶的中國農業合作化
應該說，農民在生產中並不是完全沒有「互助合作」的要求的，在遠古的年代，農村中就流行壹種「換工」的互助方式，某些缺乏強勞動力的家庭（如寡婦、老、弱、病、殘人家），如果又請不起僱工，除了親友的幫助外，就只能指望「換工」解決難題；還有些勞動，如修整道路，建小型水利、打井等，單家獨戶難以進行，需要相關家庭的「合作」。但這些都是不觸動私有制前提下的互助互利，是另壹種形式下的等價交換，又都是在雙方（或各方）協商自願下進行的，因此受到農民的歡迎。又如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生產、消費、流通、信用合作社，也都是這類性質的真正互助互利的合作組織。
但是這不是毛澤東、共產黨所要的「合作化」，毛想要的是，通過合作化消滅私有制，將農民納入國家管理，「使小生產絕種」！ 所以，毛的互助合作號召壹開始就是默認的陷阱。初期他也打著「動員」、「引導」，「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幌子，到後來就是實實在在的強迫命令、明明白白的搶劫了。
浙江吳興縣善連區的方法具有典型性，簡單說就是以階級鬥爭開道。全區首先召開鬥爭富農的大會，全體農民被迫參加。被鬥爭的富農的罪狀是「走資本主義」和「反對合作社」，不管是否有事實，被斗者都要交待這兩大罪行，否則便拳腳俱下。
接著，縣委宣傳部長當場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就入社；不入社，」部長指著剛剛被鬥爭的站在壹旁瑟瑟發抖的富農，「就跟他們壹樣。」
農民們以為共產黨又要來壹次劃成份了，想起剛過去不久的土改，誰不害怕自己被劃成地主、富農？原先不想入社（因為報紙、廣播說政策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農民便趕緊找幹部報名入社，有的農民特別是婦女被鬥爭大會的場景嚇昏了頭，壹邊哭壹邊要求入社。這種場景被毛的喉舌報道為「農民哭著喊著要求入社」，「充分證明了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與這種「積極性」同時出現的是各地到處（趁入社之前）宰殺耕牛和其他大牲畜的現象。商業部1954年12月通報雲：
「第四季度以來，許多地區牛羊上市量驟增，收購計劃大大超前，且有許多母牛、乳牛、小羊、小豬，豬仔價格也隨著下跌，這種情況幾乎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發現。熱河省出現大批宰殺耕牛，山西省北部牲口向綏遠倒流，四川農民養豬數字大減。」
中共熱河省委12月向中央報告農村牲口市場的反常情況：
「入秋以來牲口市場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反常現象，各地牲口價格普通下跌三分之壹到壹半左右……國營公司第三季度收購耕牛壹萬五千八百七十七頭，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壹，超過去年同期六點五倍；收購羊十壹萬四千八百四十二隻，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四，超過去年同期十點三倍……有些地區還出現宰殺耕牛現象。據寧城縣報告，全縣殺驢壹百四十九頭……喀利沁、平泉、朝陽、赤峰等地亦發生殺驢現象，有的農民因政府禁止宰殺耕畜，就故意砸斷驢腿，再要求宰殺驢。喀利沁旗賣耕畜的農民見國營公司不收購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裝作退役老牛牽到市場出售。」
華南分局書記古大存、趙紫陽送呈的報告稱：
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通發生農民大規模殺豬現象，豬價驟降。中山縣張家邊鄉殺死母豬七十多頭，小豬仔的價格從過去的六十萬元（舊幣，相當於後來的60元）至壹百萬元壹擔的正常價格陡降至十四萬元壹擔。粵東潮安縣九區發現壹天即殺母豬四十多頭，台山縣壹農戶將剛產下的十隻小豬全部弄死。總而言之，農民認為要「共產」了，不過了。春天大忙季節，不積肥不添修農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新會、吉安縣的農民反映：「共產黨變了臉！」「共產黨要整死人……」
農民們這種消極反抗當然是徒勞的。在毛澤東看來，更是可笑極了，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能嚇唬誰呢！農民們當然知道他們鬥不過共產黨，他們只能以這種近乎自殘的方式表示抗議。
合作化運動在毛的親自指揮下，以更加迅猛之勢發展，按毛的說法，就是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爆發出來了」，到處是捷報頻傳，報紙上全是農民踴躍入社的報道，形勢壹片大好不是小好……
毛澤東其實並不糊塗，報紙的報道、各地的「喜報」，他知道那都是為了取悅他的產物，他不會照單全收。他要用他的方法了解－點農村的真實情況。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最高潮時，毛的衛隊長李銀橋回河北安平縣老家探親，毛讓李銀橋順道了解當地合作化的情況，回來向他彙報。
李銀橋回來了，告訴他家鄉的區鄉政府是這樣搞合作化的：區里派下來的幹部到村裡，讓全村人站到場院里，宣布：跟蔣介石走的站那邊，單幹；跟毛主席走的站這邊，搞合作社。人們都選擇加入合作社。
毛澤東聽了也只能說基層幹部們是「胡鬧」。為此還給河北省委第壹書記解學恭寫了封信，批評他的基層幹部們工作方式「太簡單了」。當然，合作化還是要照樣大搞，任務必須完成。因此「胡搞」愈演愈烈。這些毛當然也知道，不過他已經批評過了，就算盡到他的責任了，萬壹後世有人考證出合作化運動搞強迫命令，那也與他無關。
在毛親自大力推動下，在千千萬萬「不要良心」 的幹部的威逼恐嚇下，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全國；至1956年初，即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在全國農村，包括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深山大澤、徒步要走幾天才能到達的山村，都已經實現了合作化。確實堪稱世界奇迹。
如此「超高速」，使好大喜功、自認為天下無難亊的毛興奮莫名，又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了。由於難以抑制的成就感，同時也為了給那些叫嚷合作化「搞快了」的「右傾」分子以有力回擊，毛在1955年冬將各地精選報送的176篇歌頌合作化的典型材料親自編選成《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併為之作序。這時，志得意滿的毛自以為已經擁有了無所不能、無堅不摧、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奇本領。在序言中，他自比孔子，說他為了編此書「周遊列國」，比孔夫子「走」得更遠更寬。大概他認為他的《高潮》壹書，也要流芳千古並要蓋過孔子的《詩經》、《春秋》了。
遺憾的是，合作化運動並沒按照毛的預計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據三十年後才公布的數字（當時絕不能公布），1956年全國棉花比上年減產147萬擔，生豬減少250萬頭，大牲口減少壹百多萬頭，這相對當時落後的農村生產力並不是小數字。還有；1956年12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稱：「最近在電話中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陜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農村工作部聯繫……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壹部分農村合作社內，出現了社員退社的情況，退社戶，壹般占社員戶數的百分之壹，高的達百分之五，思想動搖想退社的戶，所佔比例更大壹點。浙江寧波地區，已退社的約佔社員總戶數的百分之五，想退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廣東全省已退社的約七萬余戶……遼寧省今年是豐收年，也發生退社現象。」
河南省委報告：「臨汝縣汝河南原十區壹帶，曾經壹度發生所謂『鬧社』……共包括三萬人口的地區」，「嚴重的地方，發生打罵幹部，甚至私自改選幹部和人民代表，個別社搶分公糧，最後是鬧分社、退社。」
不要小看這1%或5%的退社戶（這本身已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要知道，這是些抱著寧願坐牢或被划為階級敵人的風險的勇士！後來（1978年）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搞包產到戶，就是人人摁手印，發誓要為被發現后抓去勞改甚至被殺頭的同夥送飯、照顧其遺屬。這種陰森可怖的氣氛和「壯士斷腕式」的悲壯，說明了當時農民與當局對抗是要冒多麼可怕的風險！也說明了毛的農業合作化是建立在多麼野蠻、殘暴的基礎之上！這些農民很清楚，他們知道「鬧退社」的後果，可是他們顧不得了，為了生存，為了求得壹點可憐的自由和保護那麼壹點點私有財產，他們豁出去了，利用共產黨曾經公開宣布的「退社自由」政策，決心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人的命運賭上壹把！
果然，從來背信棄義、拿誓言當陷阱的毛，面對這壹小部分不肯馴服的農民，立刻祭起了他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法寶，指示要堅決打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就像後來他說知識分子有「知無不言」的自由，而他有鎮壓的自由壹樣，農民可以有「退社的自由」，可他也有「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的自由！毛指示在合作化的同時開展「整社」，也就是整那些試圖反抗合作社，妄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刁民和那些立場不堅定的幹部。
對那些少數「鬧社」、退社的農民後來的具體處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們絕沒有「好下場」， 即使不被抓進監牢，也決不會讓他們活得舒服。結果這些退社戶後來又都「走合作化道路」了，因為大躍進之前中國已沒有了「單幹」的農民。
而那些不敢鬧退社的順民情況又怎麼樣呢？看看當局對他們真相壹些零星半點的內部報告吧：
魚米之鄉的浙江，其人民歷來勤勞智慧，刻苦耐勞，合作化后卻是另壹番景象，永嘉縣報告的情況是：
「1956年，成立高級社以後，懶的人天天多了，勤的人天天少了。群眾在喊：天天困在這裏，困死了，困死了！做功作德把我們解開吧！」由於人心變了，出現鄧子恢所說的「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拋荒了還不知道，糧食收起來放在場里霉爛了也無人過問」這種觸目驚心的現象。
素以描寫農村和農民見長、曾熱情歌頌農業合作化的著名黨員作家趙樹理，時在山西長治地區壹個縣掛職當縣委副書記，眼見中國農民在實現合作化后的景況，良心未泯的他，在1956年8月間給當時長治地委負責人寫信，信中說：
「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
趙樹理的「良心」 尚存，顯然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趙的這些言論後來被作為罪證，在文革中被毛澤東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從來就與壹般人的是非判斷相反的毛澤東，卻堅持說合作化以後農業的形勢是大好不是小好。全國的新聞媒體、宣傳工具都開足馬力報道合作化后的「大好形勢」。毛的說法也是有根據的：已經把五億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這難道不是壹個偉大的勝利！毛壹貫認為，只有組織起來（毛叫做「團結起來」），才能形成力量，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善於組織民眾是壹個重要原因；反觀國民黨的失敗，在壹定程度上也是缺乏對民眾的組織控制能力所致，儘管當時它統治了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人民，但卻形成不了力量。結果被統治區域、人口少得多的共產黨打敗了。
建國后，毛共雖然建立起了嚴密的、滴水不漏的全國黨、政控制體系，但毛認為還不夠，有些事情不能單靠行政手段解決，只有把人民的生存權、人民的「飯碗」控制在自己手裡，讓他們要仰仗妳才能活命，那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控制。而合作化就基本上解決了這壹難題。毛常說 「把六億人口的飯碗都管起來。」六億人中最難管的是五億農民，五億個小生產者，在他們自主經營的時候，生產什麼，賣多少，留多少都由他們說了算。這樣國家的事情就不好辦。現在，農民進了合作社，生產計劃、產品的分配全都由合作社的領導決定，而合作社領導都是黨委任命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他們絕對聽黨的話。這就等於由政府間接將農民的生產、分配大權抓在了自己手裡。農民要吃飯，只有出工掙工分，只能服從合作社的調配，叫幹啥就幹啥。這樣，政府就把五億農民的飯碗「管」起來了。
前面講到農民在加入合作社后普遍出現的「變懶」現象，但這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人總要吃飯，而飯碗掌握在合作社手裡，簡單的辦法就是：對偷懶者、不出工者、出工不出力者，不分給糧食，不給飯吃！再結合牢牢鎖住妳的雙腳的戶口制度，妳能逃到哪裡去呢？
另外，毛澤東搞合作化的重要目的之壹，就是要把農民這個最大的勞動力資源充分挖掘出來，運用起來，它指望合作社能夠增產增收的最大法寶，也就是在此。依毛過去在蘇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經驗，讓農民的勞動時間增加壹倍，他們便會幹出比原來更多的活，產出多壹點農產品。所以，對於懶、出工不出力等問題決不能聽之任之，各地先採用規定每人的勞動定額、實行計件計量記工分等辦法；如再不湊效，就動用專政工具，很多地方成立了「趕懶隊」、「專政隊」，對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者採取強制勞動的辦法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入了社的農民（稱社員），不管他願不願意，出工、出勤的時間都比單幹時成倍增加了，1956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就說：今後農民幹活的時間要加倍，婦女要下田做工：「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北壹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做工壹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做工兩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要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壹百多天或兩百天。」這個社論如果不是毛親自寫的，也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寫，由他審定的，文中的「可以」二字實際上就是給各地下達的任務。除了毛之外，恐怕誰也沒有這種馭使萬民的霸氣！少年時代就最厭惡做農工、最厭惡勞動的毛，專以「勞改」苦役作為懲罰人的手段，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反過來說：「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給彭德懷關於自由民主的信，見後文）。所以，合作社的壹偉大成就就是充分利用了労動力資源，把數億農民變成了日夜勞作的農奴。
關於合作化后中國的農業生產，據毛說是「增產增收」的，中共到如今也堅持毛的說法，意在說明「合作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這樣說，也肯定有當年的統計數據為依據。可是，毛時代的各種數據有多少可信度呢？在毛的「良心要少壹點」、「要凶」、「不要太仁慈」，合作社「只准辦好，不準辦壞」、否則就幹部「應該改換工作」（實即撤職查）的巨大壓力下，有哪個地方、哪壹級幹部敢不講自己所管轄地區的合作社「增產增收」呢？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徵購糧食時才發生那麼多交不出「餘糧」、或交了「餘糧」便餓死人的現象。毛澤東的「豐收」就是建立在億萬農民忍飢挨餓的基礎之上的。就這點來說，合作化跟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別罷了。
合作社的另壹大隱性罪惡還在於，它用統壹管理、統壹指揮和平均主義分配的方法，扼殺了農民中的優秀、拔尖人才和專門技術人才，等於扼殺了農村中壹切先進生產力，這些「冒尖」能人都被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受到打擊，不是送進監獄，就是七斗八斗被削平了。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還需要澄清幾種中共官方宣傳的觀點，首先是迄今為止中共宣稱的，說毛只是急於求成，馬不停蹄地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又從初級社到高級社，接著變成人民公社，沒有整頓鞏固的時間，所以辦不好。其次是鄧子恢壹類人說的，合作化只是搞早了，農民還沒有相應的覺悟，是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兒」，所以辦不好。這兩仲說法大同小異，本質相同。還有壹種是劉少奇的說法，應該先工業化、後集體化，只有到了國家能為合作社提供大量、足夠的農業機械和化肥時，合作化才能成為真正的新的生產方式，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強制「合在壹起」進行 「集體生產」。
這幾種說法都是錯誤的，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說合作化或公社化只是過急、過快、過早了，實際上是為毛粉飾、開脫。試想，如果按鄧子恢等人的意見把合作化推遲幾年，合作化帶來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嗎？就會自行解決嗎？事實是合作化后毛就壹直在「整社」， 在進行「社教」， 不斷批判農民的「資本主義傾向」，打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直到毛死去，合作化和公社化搞了二十年，也「整頓」 了二十年。結果怎樣呢？是問題越整越多，越整越糟。鄧小平為了「救黨」、「救國」， 不得不最終廢棄了合作化和它的升級版人民公社制度。可見，這根本不是什麼「發展過快、過早」和「農民思想覺悟跟不上」 的問題，而是它本身是壹種違反人性和農業生產規律的反動體制，反動舉措。廢除這壹制度后，中國人民立即就從毛執政時期的「吃不飽、穿不暖」、「樣樣短缺」的噩夢中蘇醒過來了。
至於劉少奇的觀點，表面看頗具壹點「理論性」，有點「唯物論」的樣子。但他只是從生產工具、即物質裝備的角度去看問題，以為只要擁有了現代化的農業裝備，農業就可以實行大規模的公有化生產了，就可以形成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生產力了。這是蘇聯集體農莊理論的翻版。它沒有看到農業生產關係方面的深層問題，前面已經說過，農業是壹種最具個人和家庭經營的產業，不論是手工式的傳統生產，或使用現代化的機械化生產都不適合釆取大規模工業式的經營管理方式方法，因為，即使在機械化生產的條件下，同樣不能改變農業生產固有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它只能適應于全權的責任經營，靈活使用勞力和農業資源，西方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的探索，最後選擇了家庭農場的農業經營模式，這壹模式既具備家庭經營的特點，又兼容現代化、機械化的優點，經過百余年的檢驗證明它是正確的。美國1977年直接從事農業的的勞動力只有241萬人，佔總勞動力百分之二，其生產的糧食和農產品不但滿足本囯兩億多人的需要，還大量出口，成為世界第壹大農業出口國。相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雖然己在壹定程度上實施了機械化，但糧食和農產品卻長期、嚴重短缺。這壹事實，已經雄辯地證明了兩種農業體制孰優孰劣，也宣布了所謂農業集體化的失敗。所以，劉少奇的思想或觀點，實際上仍然是錯誤的、不可行的。
「沒有經驗」，是為毛的合作化政策失敗開脫的又壹說辭。但是，如果說1953、1955年的合作化是由於沒有經驗，而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心情過急，因而犯了急躁冒進、好大喜功的錯誤尚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後來的大躍進失敗，經過那麼空前、慘烈的大災難，毛應該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了吧，可是，此後毛對他的「三面紅旗」並無絲毫改弦易轍之意，更無悔改之心，仍然要堅決維護這壹體制，還要當作心肝寶貝要推廣到城市中去，這些又作何解釋！
2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