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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祚來

習近平的認知局限與對內對外強勢亮劍，使他在第二個任期陷入深重困局。困局如何化解，困局是不是會惡化成危局？習近平的第二任期，基本可以看到結局。



習近平的困局是中共政制的必然產物，他上台伊始成立諸多領導小組，實為突破原有的行政限制，另立「小組」是為了擺脫原有政治勢力為其布下的權力配置，但領導小組無法與黨政原有體系匹配，他只能在江澤民仍然在世之時，悍然奪取政治「核心」大位，並通過大規模反腐敗、清除異已，通過集權達至極權，立威黨國天下。



習近平有更深的焦慮，是權貴資本主義模式，導致腐敗，所以習近平的反腐升級到對吳小暉這樣的頂級權貴開刀，不僅因為「金融政變」的傳言，更因為權貴資本必然要掏空黨國資本，並對新極權構成威脅。與此同時，習通過黨的建設，做大黨系力量，以此控制與穩定社會。沿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模式，確立習本人的黨內神聖地位，既為了政治安全，也為了人身安全。



為了擺脫權貴資本主義陷阱，習倒車又深陷毛澤東文革陷阱。



文革是壹位極權領袖領導下的「政治」大民主狀態，沒有經濟民主，沒有法治，文革最高境界是創造了壹位紅色革命教主，整個國家陷入宗教迷狂狀態。



改革是中共領導下或威權人物控制下的「共和」狀態，改革使權貴共和、開放使國際資本主義與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共和」雙贏，有市場經濟，但無政治民主，法治則是半法治狀態，只要涉及政治或穩定界域，黨治就代替了法治。沒有人崇拜領袖，經濟改革使整個社會陷入拜物教迷狂狀態，從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到黨政軍行政職務、從自然資源到人體器官，通過金錢都可以實現交易。



習近平擺脫權貴資本主義危局，想用壹已之力、重建忠誠于自己的團隊，重建並依靠黨的力量、黨國壹體化的力量，卻又深陷文革之境，同時，對外貿易的不公平、對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滲透與技術竊取、軍國主義擴張令世界警覺，又使習近平陷入更大的困局中。習近平的認知局限與對內對外強勢亮劍，使他在第二個任期陷入深重困局。



困局如何化解，困局是不是會惡化成危局？習近平的第二任期，基本可以看到結局。



壹、從港珠澳大橋開通說起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橋通車典禮，人們期待習近平有壹次「重要」的新南巡講話發表，結果，習近平只是象徵性地宣布大橋通車，匆匆下台，這可能是習近平在重要場合無話可說。



儘管在廣東（深圳）考察過程中習近平也表達了繼續擴大開放、重視私營經濟、深化思想解放之類的政治正確話語，人們既沒有看到他對鄧當年南巡的高度禮讚，也看不到他要利用這次南方巡察，將中國的改革提升到壹個新的高度。



南巡失語，因為習近平在困局中，無法解構。中美貿易困局、南海困局、港台分離主義困局、邊疆困局、改革與文革困局、人類價值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困局。還有其本人的認知缺陷與新極權造成的困局。



像港珠澳大橋這樣世界第壹的豪邁工程，習近平也無意于向世界與中國炫耀這是強大的國力或改革開放的偉大象徵，持續九年的宏大工程，耗資二百億美元，相當於每個中國人都為此支付了壹百元的建設費用，結果可能只能僅供極少數擁有港澳廣東三地車牌者使用，而香港與大陸車輛左右行不同規，如同體制不同壹樣，花費巨資造成這壹紐帶性建築，只有承建商與相關的機構、個人，獲得了巨大利益。面對這樣的工程，習近平失語是必然的，二百億美元對習中央而言，打造的是壹個精神困擾，壹個經濟陷阱。這樣的宏大工程與困局，習近平應該知道，繼承了多少，而自己又親手打造了多少。



鄧小平當年想象五十年後，兩岸三地經濟發達差距縮小，政治形態也應該改觀，所以對香港的政策不用改變。悲劇性的事實是，鄧小平無力進行政治改革，其政治繼承人仍然無力、無意于政治領域的改革開放，不僅如此，大陸對香港加強控制，令人擔憂的情形正在發生：中共高層正要把香港變成大陸的壹個特區，可以充分控制的特區。就像當年中共建政之初，在制度上新疆、西藏高度自治，但極權政治的慣性，最終通過政治暴力手段，使民族自治成為泡影（現在已演變成災難性問題）。



香港、澳門需要自由作為紐帶，而不是數百億美元的豪華橋樑，新疆、西藏等民族區域需要的是自治，而不是遍地建設集中營壹樣的教育營，中共專政思維，決定了最高決策者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總是做出最壞的選擇，付出巨大的成本，為社會製造災難，為自己的政權打造陷阱與困局。



中共從政制到世紀工程都是壹個模式：宏大敘事，集中國力辦大事，權貴利益集團利用，派系爭鬥，造成爛尾工程或災難性後果。然後通過階級鬥爭或偉大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面臨的所有困局。



近期中共高規格接待日本首相安倍，也可以看到習中央或政府陷入的困境與窘境。釣魚島問題仍然無解，參拜靖國神社無法阻止，那些反日示威激烈的聲音、行為從來沒有止息過，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中共又開始示好日本。實用主義使中共左突右蹶，沒有了人類基本的恥感。習近平陷入自掘的困局中，推特上有網友調侃說：習不喜歡私營經濟，他還是不得不提倡支持私營企業，習不喜歡提鄧小平改革開放，但還不得不要講深化改革，習不喜歡日本，卻不得不與安倍坐下來談中日友好合作。



二、從「山高人為峰」，到「從明天起，關心糧食與蔬菜」


「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意即「山高人為峰」，這是汪國真的詩句，習上台不久即引用，當時成為汪國真的驕傲，這句詩某種意義上反映了習近平內心狀態，掘起的黨國，成為世界級的山峰，而他已攀上這座無限風光的山巔，要指點世界，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經濟與政治提供中國解決方案。



某種意義上，共產黨在中國做大，習近平在體制內做大，都是歷史機遇或特殊政治空間的產物，與其說是歷史或人民的選擇，不如說是歷史夾縫中異變出來的荒誕現實。



歷經百年，這荒誕的史實正在被終結過程中。困局中的中共與習近平，要麼淪陷於困局，走向終結，要麼轉型到文明世界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繼彭斯副總統在安德遜研究所講演，針對中國意識形態與不公平貿易等指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五在接受美國電台主持人休·修伊特(Hugh Hewitt)採訪時說，「每壹個挑戰都會得到美國強有力的回應，我們會在每壹個領域進行應對。」蓬佩奧在採訪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意識到美中兩國之間的競爭關係。中國的壹些行為對美國人民的利益造成威脅，這包括盜竊知識產權、貿易不平衡、南中國海衝突、中國對太空領域的發展和軍事擴張。（美國之音2018，10，27）與此相呼應，白宮官方推特帳號上發文稱：〝拋開政治不談，社會主義應丟入歷史的垃圾箱。〞美國主流社會與美國政府充分意識到，社會主義對和平世界的巨大危害。



中共與習中央現在面臨最大的困局，是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對中共政治經濟展開的圍剿、加上意識形態敵意。而這壹國際困局，是習當政之後，放棄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造成的，從軟性的文化、經濟滲透，到主動地挑戰美國確立的國際秩序，美國開始將共產黨中國當成第壹敵對力量予以因應，不僅全政府動員，還進行國際性動員，經濟與政治、軍事與外交並重，中共如果不做出重大的妥協讓步，真誠地接受世界政治經濟文明準則，必將陷入困局、危局。



巨大的外匯存貯、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國內黨內核心地位確立，使習近平獲得了黨國強大不可壹世、重整世界秩序的自我膨脹心態，對黨國實力、世界發展與個人能量的錯誤認知，使習的強勢在第壹個任期就充分展示於世界，亮劍聲聲，不僅對體制內異已，對維權律師、對知識分子、對香港的媒體人、商人、對香港台灣的異已力量、對南海、對邊疆民族問題、對基督教會、對國際媒體，―――幾乎悍然發動了對整個世界的全面「亮劍」。



習要改變二戰以來的被動關係，要與美國隔洋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青梅煮酒，欲與美國總統坐下來重新論英雄，而當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接待了習近平，招待他的並不是青梅煮酒，而是壹杯甜點，顯然，黨國領導人被當成了政治巨嬰，在享受甜點之時，美國總統在莊園里命令對敘利亞的空襲，突襲之後，詢問習：敘利亞傷害平民，妳對突襲的看法。政治巨嬰只能點頭認同。



而在中美貿易戰伊始，習完全不知道貿易戰如何推演之時，美國停止對國有巨型企業中興的晶元供應，八萬左右員工的巨型企業（相關產業鏈從業人員數百萬人），立即面臨破產崩盤，中國企業技術核心原來掌握在美國手中，而黨國的政治核心無解晶元核心難題。當貿易戰持續無解，以牙還牙卻找不到更多的牙齒應對之時，習近平到了黑龍江農場，我們引用海子的詩句可能非常貼切：「從明天起，關心糧食與蔬菜」，從明天起不再關心人類命運共同體，只強調自力更生。

三、人類困境與共產黨方案


習當政以來，人們看到的是，黨國正在高度壹體化，習近平高度重視黨的建設，原教旨共產黨理論、共產黨宣言被高調宣揚，十九大之後，習第壹站是帶領中央常委到共產黨的誕生地南湖紅船朝拜，重新對黨旗進行宣誓。



要重新做回共產黨人，不忘初心，不忘誓言，只有黨國壹體、軍民壹體，才真正具有「戰鬥力」。而壹切異已的力量，無論政治還是經濟，無論文化還是信仰，都將在亮劍聲中壹步步清除。



宗教與政治都致力於解放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甚至儒主義的天下大同思想，也是思考人類共同體解決方案，人作為「類」來整體思考，是人類的自我意識覺醒，而人類互相製造的困境與衝突，也必須通過理念、道德、信仰等方式來解決。用什麼方式達到人類和平、共創人類財富、共享人類福祉？



十九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社會面臨困境，馬克思通過剩餘價值理論分析，找出階級問題，總結出壹種突破困境的方法，就是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之後，人類的困境就完全解決了。為什麼要通過暴力革命，壹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調和的矛盾，二是統治階級不可能通過和平的方式向無產階級交出政權。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在此。剩餘價值理論「發現」或發明了資本的罪惡屬性，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就是消滅罪惡。消滅資本家、消滅地主，從制度消滅到人身消滅，皆符合馬克思主義革命邏輯。



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荒誕，其反人類反常識的恐怖主義屬性，中共壹直沒有反思與清除，人類歷史可以歸結為衝突的歷史，因土地與資源、因信仰與文化、因族群與殖民，原因各異，而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將人類的歷史簡單歸結為階級鬥爭的歷史，進壹步，認為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翻開人類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階級性質的鬥爭，在人類衝突史上並不佔特別的重要性，階級的合作與互利，卻是社會和平秩序與發展的最重要條件。



百年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革命鬥爭哲學，壹直陷入如此邪惡的邏輯陷阱，不終結共產主義原教邏輯，就不可能終結共產黨人的信仰，也不可能終結共產黨專制政權繼續依據其邏輯造惡。



人類歷史上的衝突因為諸多原由，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人類第壹次因階級被人為分裂，而導致數以億計的人在共產主義理念造成的戰爭與鬥爭中失去生命，二戰之時法西斯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種族戰爭與滅絕歷史上多次出現，但通過階級來分裂人類、分裂同壹個種族、同壹個國家的人民、甚至分裂壹個家族、家庭，從而導致戰爭、屠殺、大動亂，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續之中。



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悲劇性的命運，源頭在階級鬥爭（分裂人民），在消滅私有制，在革命暴力方式。中共曾通過文件方式結束文革，但中共並沒有告別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只是在經濟發展或與需要與西方市場貿易之時，韜光養晦，淡化意識形態屬性，而壹旦社會矛盾複雜、中共有壹定的國家實力支撐，就會亮劍，就會傾國家之力，實現經濟擴張與國家模式輸出。因為西方或文明世界，對其構成困局，中共必須壹步步通過做大做強自己，來突破困局，獲得國際空間，影響世界。



資本主義通過議會、獨立司法、獨立工會進行階級博弈，消滅了血性的階級鬥爭，使階級鬥爭變成黨派利益的和平博弈，不是無產階級消滅了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逐步「消滅」了無產階級，國家稅收的調節、失業救濟與低收入生活保障、醫療、養老保障等福利政策，使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初心，進入和平文明新時代。



人類的矛盾現在已轉化為恐怖主義與和平文明世界的矛盾，反自由的社會集權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矛盾。中共黨國是最後的共產主義陣營，勢必成為自由文明世界的圍剿對象。



共產黨人與習近平中央的悲劇性的困局，是壹種宿命，習近平在共產黨制度最後的巔峰上，面臨的不再是可以摸石頭可以通過的河流，而是深不可測的懸崖深淵。



四 擺脫困局：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共和國體制由毛澤東壹手打造成黨國體制，而在文革之時，黨被虛置，領袖被神化，國家進入准宗教或紅色宗教狀態，毛澤東的生命過程就是追求「自由」的過程，擺脫束縛追求解放，是其終生主題，而在壹層層困局或束縛被完全擺脫之後，他成為「人神」，直到今天，他的精神人格仍然安全，而這正是習近平希望達到的崇高境界。不斷終結異已力量，使萬眾壹心跟黨走、聽黨的話，自己成為黨的化身。



建政后的毛澤東是在壹個封閉的狀態中完成打擊異已、自我神化，而在新的政治生態中，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如何擺脫困局，把自己打造成黨內獨尊，甚至達到神化的極境，這是習中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毛澤東製造了國家悲劇，但其本人卻有「完美」的結局，習近平想得到毛澤東壹樣的結局，時光不可能輪轉。



毛澤東宏大的政治敘事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而今天，在文明世界中，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壹樣，早已被唾棄，習提出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政治敘事，而這不過是共產主義全世界解放的當代說法，它如何與原教旨共產主義世界壹體化進行區分？



中國模式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資本主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勢力，以此決定性的影響周邊國家，通過經濟擴張影響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在經濟與政治上形成模式壹致，進而滲透與影響西方世界，如果壹時不能改變西方世界，也要與西方世界形成雙峰並立，強強並立，阻擊西方理念對中國模式的干預與改變，強化軍國主義實力，達到與西方博弈的來提升國際空間與國際話語權。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階段，直接提升到社會主義階段，冒進政治導致數以千萬計的生命非正常死亡，習近平要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韜光養晦直接提升到通過大國博弈、國際鬥爭，來提升黨國的世界影響力，結局又將如何？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習近平也不可能擺脫共產主義思想，用自由主義方式來加盟人類共同體建設，相反，習當政之後，公然反對的就是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反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的國家，不尊重人類共同價值、不信守歷史與現實承諾的政黨，想成為大國領袖引領世界方向，只能以中國夢來歸述。



中國人耳熟能詳《國際歌》：英特納雄奈爾壹定要實現。共產主義制度沒有全球實現，但網路世界的「英特納雄奈爾」即英特網，早已實現，而中共在自由的英特世界中，扮演了阻擋大國的角色，窮盡技術力量，用納稅人的錢，建立不讓國人享有英特國際信息的防火牆。共產國際主義阻止網路共享國際主義，共產黨早已異化為反人類國際化自由化的中流砥柱。



習近平的困局既有原教旨困局，又有新教與資本主義困局，還有其本人認知與決策造成的困局。這些困局與正在激劇變化的國際國內時勢形成劇烈的衝擊。



共產主義原教旨困局，蘇聯與東歐是以崩潰來終結的，中國的困局文革時代達到極致，鄧小平通過迴避主義論爭，摸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方式，避開原教理論困境，鄧時代四個堅持與市場改革開放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鄧極力迴避，儘管他看到了世界趨勢，並多次提及需要政治改革，但紅色權貴共和，深陷於資本掠奪的狂歡之中，無力自拔。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有黨內有限開放的屬性，原則上違背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做成（也做大做強了）權貴資本主義共同體，改革開放開啟的是共產黨人的 「新教」與資本主義進程，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新教」只是機會主義或實用主義，不可能持續，它的做大不僅會導致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破產，還會導致原教信仰破產，因為權貴資本主義不僅理論上背離共產主義，實踐上則是掏空黨國。



習近平要終結紅色權貴資本主義模式，表面上看是打擊腐敗，實為打擊政治異已、經濟異已，特別是政治經濟異已的基石權貴資本主義模式與共同體。他成立多個領導小組，加強黨建，強化黨對所有領域的領導權，都在強化自己 體系力量，對抗改革開放的新教與資本主義權貴化。習近平不能通過西式的新教與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制度來改革中國，而是退而回到毛澤東方式，甚至大量引用、使用毛澤東話語，毛澤東的形象宣傳與個人崇拜方式。因為革命鬥爭最有力量，特別是四十年來，中共並沒有否定共產黨原教，四個堅持仍然是法寶，經歷過文革的習，使用起來駕輕就熟。上述這些因由，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習近平認為文革前後三十年不要互相否定，因為共產黨並沒有廢止原教或四個堅持，前後三十年都在黨的領導之下，都是黨的社會實驗與探索。



我們不能從「計劃政治」角度去認識毛、鄧、江、胡、習各種做派是中共制度性設計，是壹個歷史過程中必然的四個進程。如同黃河九曲向東、向北、向南，最終向東進入海，它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水流的邏輯與地勢造成。國際國內的時勢，造成共產黨政權為了擺脫困局，不斷改變方向，它向什麼方向流溢，是利益與安全驅動。



處理黨國安全，毛澤東並不與美國形成真正的衝突，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之時與美國或聯合國之間的戰爭衝突，因為背後的蘇聯支持，它是紅色世界與自由世界之間的衝突，為了擺脫蘇聯對中國造成的困局，毛澤東與蘇聯發生了有限的衝突，為了脫困，及時與美國形成某種聯合，在冷戰大國中間，獲得了相對和平的空間，而通過所謂的第三世界經濟與革命輸出，毛澤東獲得了聯合國席位，這是他獲得世界級影響力的壹次巨大成功。



習近平重建黨國極權專制，用新重商主義來強大黨國，強化集權達到極權。而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方式，必然退迴文革狀態或毛澤東個人專權方式，既要向國內的權貴資本主義鬥爭，又要與普世價值文明世界鬥爭，同時，還要向異已宗教勢力、邊疆民族自治勢力、以及港台分離勢力與趨勢進行鬥爭。



毛澤東在黨國與自己個人的困局中通過壹系列的鬥爭，成為最大的贏家，通吃了整個黨國，勝出者為英雄上神位。困局中的習近平，效仿毛澤東，其命運必然是悲劇性的，天安門廣場上將來也不可能新建習近平紀念堂這樣的紅色神社建築。



五 共產黨人的原教與「新教」造成困局


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原教？當共產黨宣言翻譯進入中國，中共成立，這壹批共產黨人倡導的共產主義信仰是馬列主義「原教」，它是帶有宗教性質的政治派別，因為現代政治性的政黨是通過議會博弈的方式，獲得政治權利，而共產黨既帶有恐怖主義屬性，又有反（有神）宗教信仰的（政治）宗教屬性，而其政治用詞，卻借用了近現代化的概念：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人類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是真理、共產黨為人民、共產黨解放中國人民，將來壹定要解放全人類。這種政治宗教敘事，到了文革結束，它嚴重異化為反人類、反法治、個人極權崇拜達到邪教狀態的極權政治形態。



鄧小平主導的共產黨「新教（改革開放教）」應運而生。如同西方世界基督新教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共改革開放的「新教」，既有四個堅持的原教信守，又有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發展的改革開放。



什麼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新教精神：壹句話：「發展是硬道理」。



為了發展可以不講馬克思主義，也不講人權法治，不講民主自由，這註定了中國式發展是帶有拜物教性質的為發展而發展，而黨國國力強大而發展，為權貴利益集團利益而發展，資源與環境污染、法治與道德敗壞、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級行政官職甚至軍隊的官職可以購買，城鄉戶籍當然可以用金錢來改變。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的新教運動，本質上是重商主義，即通過世界市場的開放性，窮盡國家發展能力，利用低人權優勢，做大國家經濟實力，對內做成警察國家，控制國民，對外滲透與擴張，開啟軍國主義進程，以避免國際力量對專制國家的人權與政治干預。九零年代鄧小平之所以強調：要防右，更要防左。防右，是防止國家民主化自由化，這會在制度上顛復社會主義黨國政權，而更為防左，則是防止原教對新教的破壞，而烏有之鄉等媒體還是極端對毛澤東崇拜，都對改革開放的新教構成困擾與對抗。



鄧小平時代的困境，是面臨左右兩面壓力，在左右壓力平衡中，謀求新教與資本主義的「和諧發展」。鄧小平告誡當政者在國際上不當頭，韜光養晦，也是為了自己開啟的黨國新教不遭到西方世界的警覺與遏制。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廢了政治協商共和，做成了個人極權專政，那麼，鄧時代則實現了權貴共和，甚至與西方世界的權貴資本主義達成了某種共和、雙贏狀態。



新教要與資本主義完成真誠的合作，必須有真正的社會自由度、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憲政民主法治自由，壹條都不能少。所以，共產黨的新教與資本主義發展十年後，內部遭到腐敗危機（物價上漲、官倒），外部遭到知識分子與年輕壹代的抗議抗爭，釀成八九年大規模的民主風潮。此時，共產黨人信守的「四個堅持」原教的國家恐怖主義屬性露出真容，但這種原教共產主義仍然不可持續，鄧小平南巡，提升了經濟自由度與開放度，其實是擡升了新教與資本主義的媀合度，但並沒有改變共產黨原教的底色或告別共產主義原教。鄧小平多次提到過要有政治改革，但信守四個堅持，不可能有真誠的符合普世價值的政治改革。



說到底，中共壹直沒有自我改革與開放，通過原教，中共仍然保有「專政」特權，通過新教，中共獲得了世界市場，中共成為左右通吃的紅色怪獸。



西方世界看重中國巨大的市場，同時希望通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逐漸融入文明世界，遵守普世價值與市場原則。但中共的新教不是基督教的新教，中共的原教如水面下的冰山，難以融化。



共產黨中國之所以獲得了三四十年的和平發展機遇，第壹次機遇是美蘇冷戰賜予的，第二次歷史性的機遇，是911恐怖主義賜予的。



習近平當政之後，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國際社會既看到了另壹個蘇聯的強勢掘起，又看到了，比恐怖主義還令人可怕的軍國主義加中國模式輸出正在做大，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滲透，正在難以逆轉。而中國的強勢掘起，正是利用了國際市場，利用了歐美的自由開放，利用了西方世界的科學技術。如果說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初更關切的是中美貿易逆差、尋求雙邊或多邊貿易平等為美國謀國家利益的話，而近期彭斯副總統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話，則將中美之間的衝突，升級到更高的層面，包括軍事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特別是反擊中共政府在美國的政治滲透、間諜活動，以及對美國先進科技成果的竊取。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查克•格拉斯利星期天（10月28日）撰文，呼籲美國繼續在貿易等領域對中國保持強硬立場。他說：「美國必須繼續展現出壹個強有力的統壹戰線，回擊中國以觸目驚心的謊言、盜竊和欺騙等手段成為世紀經濟領袖。否則，美國必將落伍。」



西方反共大合唱正在成形，不僅美國兩大參政黨立場高度壹致，西方的精英政要，也開始重新認識掘起的中國，對世界是福還是禍，如何應對中國的經濟擴張與軍國式的掘起。



西方世界對共產黨中國的包圍圈因此開始形成，這將是另壹場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較量，習近平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無論是習近平北上視察東北農場，強調自力更生，還是南下廣東，強調深化改革開放，鼓勵私有企業發展，我們都看到，習在無法應對國際圍剿的情形下，重啟備戰備荒方式。要做好私企，更要做好國企。因為國企是黨國可以直接控制的經濟命脈，私企只是進壹步強化控制，暫時不對私企大動干戈，是因為私企在維護就業人口穩定，也是黨國重要的稅源。所以，在中共高官們齊聲高調關於鼓勵發展私營經濟之時，我們看到，對私企並沒有任何政策性優惠重大政策出台，而對國企「壹汽」，則有高達萬億的銀行授信，誰是黨國的親生子，看看黨的乳汁流向哪裡。



毛澤東的文革十年，中國完全陷入共產主義「原教」陷阱，之所以沒有像東歐與蘇聯那樣崩潰，是因為鄧小平們終結了「原教」或者冷藏了原教，通過不爭論的方式，開始信仰「新教」，基督教的「新教」與資本主義決定了西方世界資本主義的持續和平發展，而中國改革開放開啟的社會主義新教與資本主義運動，與資本主義自由世界卻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與潛在的衝突。

六、南海陷阱 從冷戰到准戰狀態


習近平放棄了鄧小平確立的韜光養晦基本國策，希望通過適度的邊境衝突，來顯示國力的強大，特別是擴張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同時，通過周邊軍事布局與行動，來實質性的影響、控制軍隊。



習當政之後，划東海航空識別區，進而划南海航空識別區，剛壹劃定，就被美國、日本等國不承認，並派遣軍機划空而過，中方只能坐在家裡自行識別，壹系列的小衝突在釣魚島、台灣海峽、越南甚至印度邊境被製造，與印度的衝突甚至發生了肢體衝撞，而南海造島，先是被菲律賓通過國際法庭勝訴，現在又遭到美國與多國海軍在相關海域自由航行，不承認中國造島的合法性，特別是不允許將所造島嶼軍事化。



南海造島，據中國媒體披露，每座島嶼需要上百億美元代價，加上維護與軍事化建設，總費用近千億美元。



這是中國軍方的壹個徒有戰略符號的形象工程，也具國家民族主義強大的象徵，當人們嘲諷中共建政之後，沒有為中國奪回壹寸國土之時，中共軍方可以出示南海新造島嶼，展示其通過經濟實力，得到了壹片海疆。那些軍事意識還停留在二戰之前的鷹派軍事家、軍界學者們，極力鼓吹中共在海上進行軍國擴張：其理由壹是所謂的控制南海，就可以控制亞太生命線，具有戰略意義；其次，就是南海石油礦藏豐富，現在建島投資會有豐富的回報。



這顯然在挑戰二戰之後美國確立的國際海洋秩序，如果人工島被合法化，就意味著南中國海成為中國實際控制的區域，也意味著南中國海周邊由中國控制，不僅直接破壞了二戰之後的海洋自由航行規則，也是與美國爭奪亞太地區或印太地區的主導權。



中國軍中的所謂鷹派滿足了習近平好大喜功甚至要建立軍功的野心，回想習當政之後與七常委第壹次露面國家博物館，強調1840年以來所謂的國家屈辱史，我們可以看到，習的軍國主義或強軍擴張，意在報1840年以來的國讎，把大清的國恥硬是套到自己的頭上，把現在民主憲政和平的西方錯位到殖民時代的西方，以此激發愛國主義熱情，使愚蠢的新軍國主義滿血復活有了正當的理由。



原教旨的共產主義理想與民族主義糾纏在壹起，必然促使軍國主義幽靈復活。而軍國主義是個人極權主義的基礎，沒有軍國主義精神，個人極權沒有力量。



中國已具備挑戰美國的實力，或者通過挑戰美國做大自己在亞太的影響力，提振民族信心，這是習對中國、對世界認知缺陷造成，也是極左、鷹派勢力壹直忽悠的結果，而普京與金正恩對美國與西方世界的公然挑戰，對習形成了致命的影響，這兩個特別的角色，西方世界似乎沒有任何辦法應對，那麼，在習看來，中國比他們實力強大，更應該有挑戰的實力。



殊不知，西方世界對普京、對朝鮮是冷處理，俄羅斯是西方世界的世仇，普京只能通過有限的挑戰，壹些是歷史性的遺留問題，基於民族主義在周邊製造衝突，他用軍國主義的方式進行了粗暴處理。而中國完全不同，西方世界既看中了中國的巨大市場與商機，又想通過將中國納入世界自由經濟體系中，促使中國民主化進程，也就是說，西方世界對俄羅斯不抱幻想，而對中國抱有期待。



儘管中共在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對美國有致命的傷害，但中美卻有百年友誼，特別是二戰之時的肩並肩、冷戰時期開始對美友好，特別是鄧小平開啟的中國對美國的開放，使得美國對中國不僅沒有提升警戒，反而通過技術與市場，幾乎「重建」了壹個新中國，沒有美國將中國引入世界經濟體，中國四十年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巨大的經濟發展，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想象的。



中共沒有打算真誠融入世界自由體系之中，踐行當年的承諾，更沒有打算回報美國以經濟利益，使中美貿易逆差得以緩解，反而以不公平的貿易獲得的豐富的外匯貯備，幫助俄羅斯擺脫西方世界的制裁，在南美資助對立於美國的國家，在壹帶壹路建立自己的經濟輸出模式甚至政治模式，南海造島，更是明確的軍事備戰，中共到了習當政，將不義與軍國主義傾向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加任何掩飾。



這是習近平掉進了自己認知缺陷的困境，還是掉進了軍事鷹派們忽悠出來的陷阱？



如果習近平有基本的國際形勢認知，在歷史時機中協助美國完成朝鮮的無核化，並通過引進美國先進技術設備，提升中國技術產能的升級，使特朗普政府充分感受到中國的善意，中美形成跨太平洋的聯合體，不僅有利於台灣問題的解決，而中國的能源問題、技術支持、人才交流、產能升級，都將獲得革命性的改變。



當然，在這壹改變過程中，中共應該改革開放自己，放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革命鬥爭思維，將革命黨變成和平黨，將解放軍改變國家軍隊，讓全國人大真正的民選產生，將全國政協變成美國參議院壹樣的機構，通過普選產生議員。



上述這壹切，習近平通過五到十年的時間完全可以初步完成，而現在，與美國為敵，與西方為敵，習主導中共自陷於西方包圍圈，習是通過鬥爭哲學，製造了強大的敵對勢力，把過去虛擬的敵對勢力做實。習中央如此而為之，可以激發體制內的戰鬥激情，還是可以像朝鮮那樣，逐步封閉，回到毛時代，對全國進行軍管戒嚴？



習近平的困局之後，是嚴峻的危局，能救他的，是他自己，回頭是岸，向左回頭是文革專政，向右回頭，則是普世文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