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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章潤

近代以來地中海文明壹馬當先，大西洋文明繼起，再第次擴張至太平洋文明體系，終於將全球裹挾壹體，造成了這壹叫做「世界體系」的現代秩序框架。其中，僅就「二戰」以來全球秩序觀察，其之依然未脫雅爾塔體系，纏繞于霸權秩序與條約秩序，說明世界體系壹旦形成，非時代根本有變，否則不足言變。凡此秩序體系，歷經三、四百年，漸次砥礪成型，全球伸展，遂為典範，伴隨著世界性文明大轉型而來，框含起現代世界及其政經安排。它不僅意味著壹整套現代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特別是全新的政經安排，而且也是壹種文明典範，構成了現代世界的義理結構，鋪展出文明論意義上的全球景觀，從而，形成了具有全球同構性的世界歷史發展脈絡及其核心治理結構。晚近三、四個世紀里，籠統全球文明走向與政經實踐的，其基本框架，其結果形態，即此世界體系也。



中國的三波「改革開放」，綿延壹個半世紀，就發生在這壹世界體系之中，跌宕委迤于自大西洋體系向太平洋體系的擴張之際，並煎熬於此刻印太格局雛形初現時節。因而，理解中國的近代歷史及其「改革開放」，必須回到世界體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視中國，方能獲致完整印象。其間，以「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與「民主國家—自由立國」為主軸的「雙元革命」，貫穿始終，蔚為經緯，而以自由主義的「五場戰役」，特別是正在中國上演的最後壹役，演繹著「歷史不終結」的恢弘壯劇，並必將為此長程歷史作最後的收束。



理解中國的近代歷史及其「改革開放」，必須回到世界體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視中國，方能獲致完整印象。



壹、八大問題、轉型四系與雙元革命



十六世紀晚期、十七世紀初期以還，伴隨著荷蘭的現代進程與英國革命，世界不期然間逐步邁入這個叫做「現代」的時代，而有壹個現代秩序、現代文明與現代世界的發生論。其間，從地中海向大西洋兩岸擴展，再推及全球，遞次出現而解決、對於現代世界的創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概莫八大問題，而以八場政治革命的方式完成，啟動和迎應的是近代世界性文明大轉型，最終形成了上述雙元革命格局。兩個國家版本，搭伴聯袂，前後腳來到人世，演繹出人類群體生活治理體系的兩個世代，而二位壹體，于提煉國家理性與民族理想之際，弘揚公民理性與公民理想，基本底定了這個叫做現代的人世生活與人間秩序。由此造成完整的現代秩序和世界體系。這是全球範圍內最為宏大的人間景觀，蔚為三、四百年來最為重大的地球事件。



凡此八大問題，或者八大案例，依其順序，概莫「英國問題」、「美國問題」、「法國問題」、「德國問題」、「西班牙問題」、「俄國問題」和「中國問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轉型，規模既宏，進程跌宕，自成壹脈。其中，「英國革命」開啟現代端緒，主要講述的是古今之變。 「美國革命」以自由人的選擇自由和自做主宰的人權，于撕裂甚或摧毀母邦大英帝國之際，而另立新國。 「法國問題」及其「大革命」，源自從路易十六開始的改革，卻因舊制度不恪重負，導致最終崩盤。此後德、俄轉型，另有跌宕，至為慘烈。除此之外，還有壹脈典範，不妨名曰「西班牙問題」，包括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智利，或許還可算上韓國與中國的台島，乃至於今日的緬甸，所講述的是獨裁者在專政最後時光逆轉歷史，或者，順應歷史，親自主導了民主進程，實現和平過渡。像智利的皮諾切特、希臘的帕潘德里歐、西班牙的大獨裁者弗朗哥，以及中華民國政體下的蔣二世，都是這號人物，例屬這壹類型，不妨統稱為「西班牙革命」。



上述八大案例，歸納起來，實為四個系列，可謂「轉型四系」，或者，「革命四型」。此即英美壹系的「英美型」，德意日壹系的「德國型」，法俄中壹系統歸「法國型」，以及「西班牙型」。凡此四系，庶幾乎描摹出這個風雲跌宕大時代的完整圖景。非洲大陸與拉美諸族，超愈壹個世紀的變革轉型，生聚教訓，不出上述四型籠統。



這壹、兩百年裡，中國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中國問題」，壹個世界體系背景下和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問題」，既是構成此刻這個世界體系和世界歷史本身最為核心的元典性問題，也是全球範圍內近代大轉型最為典型而複雜的案例。在此，近代中國的大轉型是中國歷史邏輯自身演繹的必然結果，接續策應的則為地中海文明與大西洋文明的歷史進程，而匯入並推展為太平洋文明時代的宏大格局，並有望于未來以中國文明的在境性思考為此普世大轉型收束，收歸於下述自由主義的最後壹役。



「中國問題」統歸於「法俄中」壹系，就在於其政治革命的狂飆突進，不僅時段延綿，而且慘烈異常，尤以俄中為烈。另壹方面，就轉型半途跌宕而後「重啟改革」而言，則與德日壹系分享了歷史進程「斷而後續」的特殊性。德國於「1871」奠定國家形制，卻不幸攪合於兩次「大戰」，實為歧出，直待「1945」和「1990」，方始接續，重新出發。故而，1945年後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發，德國則回到魏瑪、回到俾斯麥，壹如「1978」的中國回到「1911」，回到「1945」，甚至於回到「1860 」，採取的都是「向後倒退向前進」這壹曲折進路。同時，中國已然長達壹個半世紀的大轉型，中經辛亥光榮革命，而後內戰酷烈，卻又類似於英國問題的解決之道。再者，放眼大中華，則台島轉型啟動于獨裁者晚年基於無可奈何的自覺，循沿的彷彿是西班牙壹系的軌跡。凡此種種，反映了「中國問題」及其大轉型的超級複雜性，由此而有下文將要論述的「最後壹役」的複合性質。



第四場戰役，同樣是「文野之別」，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冷戰」，發生在左翼極權國家與自由民主聯盟兩大陣營，以前者的徹底崩潰而告終。圖為柏林圍牆。攝：Patrick Piel/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二、五場戰役



在此浩瀚進程中，自由主義及其政治哲學逐漸成長，並因其抉發人性，張揚理想，對於「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這壹人類合眾群居的根本問題做出了有效體制安排，遂應時順勢，其勢洶湧，其力澎湃，歷經五場戰役，終於塑造出了這個現代人世，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合理而可欲的人間秩序。



第壹場戰役，「古今之變」，行進于英法革命與美利堅建國進程，抽繹出自由主義的人性觀念，提煉出關於愜意人生的基本理念，鋪展開來了立憲民主的內政框架，特別是憲政安排的政治技藝，于古今之變中作育新型人世。由此奠立了「民主國家—自由立國」的思想和政治基礎，而以其人道意義與政治典範性，引領這個世界走入真正現代。關於「現代中國」的道德憧景和政治想像，包括已然落地台島的政制實踐，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籠統，均為這壹西潮洶湧拍岸的飛濺浪花，也是世界性民主大潮的華夏善果。



第二場戰役，「海陸之戰」，表現為「壹戰」的慘烈起落。當其時，英法自由放任式經濟體系與普魯士組織化國家主義短兵相接，勢不相容，遂壹決高下。某種意義上，就帝國爭鋒來看，這是發生在陸上容克貴族式帝國主義與海洋霸權國家之間的博弈，蔚為海陸之爭，也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殊死較量。就其帝國之戰的性質而言，將「壹戰」稱為帝國主義內部的壹場混戰，而「春秋無義戰」，也有道理。但是，戰後四大帝國解體，魏瑪共和誕生，從而得謂自由主義的勝利，卻也是事實。否則，後果更且不堪。不過，自由主義的慘勝，成果有限，而埋下第三、四場戰役的隱患。



第三場戰役，「文野之別」，以「二戰」為主戰場，並間歇延宕至1970年代中後期。這場反法西斯與抗擊納粹之戰，捍衛的是歷經憂患方始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所要超克的是現代性的野蠻性，終於以再度重申人權和自由的至高無上告終，並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全球秩序、世界體系及其基本規範。至於1970年代中期西、葡諸國與東亞部分地區相繼從右翼極權紛轉為立憲民主政體，則為其餘脈，於時隔三十年後，轟然迴響，而大廈傾矣。若說教訓，則「二戰」的最大敗筆在於，為了擊敗法西斯和納粹，乃與蘇俄合作，以至於養癰遺患，滅小賊而肥大寇，不得已後來以冷戰終結，這才人間晴晚，天道好還。戰後差不多半個地球的苦難，數千萬人死於左翼極權暴政，遠超「二戰」本身，皆源於此。



第四場戰役，同樣是「文野之別」，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冷戰」，發生在左翼極權國家與自由民主聯盟兩大陣營，以前者的徹底崩潰而告終。其所再度撬動的現代世界的文野之爭，以自由民主政體的人道對抗全面專政的暴蠻，並終於贏得勝利，再次證明了自由主義所迎應抉發的人性善良之不可凌辱。曾幾何時，蘇俄式嗜血極權政體，憑藉「人為的辯證法」，施行全民人身強制，厲行書報檢查，于說明和論證自認鐵律的歷史辯證法之際，用大牆和鐵牢來印證。億萬眾生，無名無姓，分納于敵我階級的框格之中，隨其起舞，成為這出鬧劇的繽紛道具和通向虛幻歷史願景長旅上的道道枕木。鐵桶之內，不僅「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不行，就連「內心的流亡」也不準，文明遂在壹夜之間潰退。因此，冷戰結果以共產極權的壹夜崩潰結束，不僅是自由保衛戰的勝利，也是文明的凱旋，更是人性不屈的頌歌。鄧公南巡發生於1992這個時間節點，此為所謂「大環境」的重要因素。而此後以局部讓利於民和有限容忍市民生活的方式獲得政制迴旋餘地，乃至於反不學好，卻漸次發展成為「大數據極權主義」，同樣在於以蘇為鑒，取其偏也。近年來左派文人以「學習型」狀述其政，說對了壹半，就在於只學有利於專政保存之術，而了無皈依人道普世大道的向善之德。若論晚近危害華夏最烈者，莫若蘇俄與日寇，如陳寅恪先生當年之預言，證諸青史，不予欺也。



第五場戰役，也是最後壹役，正發生於此刻的中國，以華夏為舞台，綜含上述諸戰特質，併疊加上「中西之爭」。首先，在內政層面，它是中國近代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指向民主中國與憲政中華，與曾經的「日耳曼-斯拉夫式」野蠻性的對決，已見諸港台民主法治的局部善果，而勢亦必鋪展為華夏秩序。當下膠著，野蠻性再度發作，遂令舉國焦灼。其次，就世界體系來看，它是自由民主國家聯盟與中國式「大數據極權主義」和「威權資本主義」的決戰。後者以黨國統馭，君臨天下，絕對壟斷壹切權力，對於國民財富進行無度汲取，奉鉗口政策為維穩第壹要務，造成了「黨國壹體、黨政壹體、軍政壹體、經政壹體和君師壹體」的窒息局面。而五位壹體，籠罩全民，其勢愈熾，長此以往，將了無希望。故而，較諸前此四場戰役，這場最後壹役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複合性質。說白了，就是華夏文明不甘曾經的日耳曼-斯拉夫式蠻力，而回歸文明傳統與普世大道的奮力反抗。若說「驚濤駭浪」，莫此為什，其能阻擋耶！



中國式「大數據極權主義」和「威權資本主義」，以黨國統馭，君臨天下，絕對壟斷壹切權力，對於國民財富進行無度汲取，奉鉗口政策為維穩第壹要務，造成了「黨國壹體、黨政壹體、軍政壹體、經政壹體和君師壹體」的窒息局面。



至於為何說此乃最後壹役，就在於它發生在文野之別這壹秩序之中，而以進入世界歷史為前提。就此而言，當今世界其他尚未進入民主政治境界甚至有待建構民族國家諸族，必先進入世界歷史，然後才能登堂入室，在文野之別的砥礪前行中，再成高階民主治理之國。而這是壹個自然的歷史進程，不可見於可見未來，故爾另當別論。可以預期，壹旦「最後壹役」結束，世界上最大的極權國家終於完成現代大轉型，必影響風從，帶來多米諾骨效應，整個東亞、東南亞以及其他諸族諸國，將會隨之大變，世界現代歷史進入收束時段，而有待未來再接再厲，開啟第二期現代文明也。



三、最後壹役的複合性質



惟此最後壹戰，疊加了前此四戰的各種要素，展現出「古今之變、文野之別、海陸之戰與中西之爭」的綜合特質。凡此四重關係，牽連糾結，加劇了華夏大轉型最後臨門壹腳的空前難度，也是其遲遲未能畢竟其役的原因所在。



首先，當下發生於中國的這場戰役，接續的是晚清啟動的古今之變，恰與第壹場戰役若合符契。其他轉型諸族，同遭此厄，有喜有悲。俗常所謂「反封建」，實指以民權共和取替帝制壹統，既見諸英法革命，亦為清末民初的中國革命主旋律。經此壹役，王朝政治與朝代國家不復存在，代之以民族國家及其政治升級版之民主共和。至於美利堅立國之掙脫宗主統轄，類似於近代中國之反抗列強，而延展于下述中西之爭，卻因當日中國文明的中世形態，而不妨統歸於古今之變。刻下中國政制既是列寧式黨國之「五位壹體」，已如上述，同時卻又延續了王朝政制，奉行的是「某某代」這壹道統觀念，特別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王朝政治。故而，「反封建」作為壹種「批判的武器」，依舊有效，演示的仍為古今之變。



其次，此刻正在進行的這場戰役，還具有海陸之戰的意味，表現為組織化的國家威權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分歧，而類如「壹戰」之際的英德關係。只不過，以所有者缺位為主要特徵的黨國資本，將極權與資本兩相配合，妳儂我儂，遠較當年的容克貴族政體有權有勢。與此同時，從政治地理學而言，中國是壹個海陸兼備之國，而傳統上為歐亞大陸東端的陸上強國，此刻為了突破海疆島鏈，伸展海權，還真的就遭逢到了壹場印太戰略格局中的海陸之爭，使得政經形態競爭與地緣利益分配攪合壹體，尚須細加辨析，分別應對，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



這場最後壹役，根本而言，還是壹場文野之戰，其所面對的是全能型「五位壹體」大數據極權主義，壹種濫觴自華夏傳統中刻薄酷烈的法家文化偏鋒，疊加上蘇俄全能主義極權政治這壹西方文明現代性的野蠻性，兩相結合而成的怪胎。



再次，這場最後壹役，根本而言，還是壹場文野之戰，其所面對的是全能型「五位壹體」大數據極權主義，壹種濫觴自華夏傳統中刻薄酷烈的法家文化偏鋒，疊加上蘇俄全能主義極權政治這壹西方文明現代性的野蠻性，兩相結合而成的怪胎。就前者言，所需啟動的是中國文明的理性中庸的文教傳統，以求超克；就後者看，非調動自由理念和民主政治不足以擊潰之。置身二十世紀以還的當今世界，這壹極權政製作惡多端，展現出最為邪惡的強勢，是現代世界中真正的暴蠻。時至今日，其殘存於齊煙九點及其周邊，抱殘守缺，負隅頑抗，看似得意，實則已呈頹勢矣。



最後，毋庸諱言，此刻正在上演的尚有中西之爭，表現為中美博弈，而內里則牽連全球權勢轉移與世界文明消長。晚近中國的成長，得力于億萬國民節儉勤勞，借力于全球產業體系，引用的是歐美為代表的現代文明成果，而在多個領域逐漸迎頭趕上，逐漸展現出可能改變近代世界權勢格局的態勢，這才引發了四鄰陣陣不安與某種煩躁。抉其隱憂，就在於壹個大數據共產極權國家掘起，有如異數，令人聯想到曾經的蘇俄紅色帝國，則勢必時時提防，處處設限。如此作業之時，誤解和曲解難免，對立與對抗加劇，已到攤牌時刻。此為自保本性使然，要在雙方妥善溝通。尤其是海洋航行自由之於現代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于先發國族抑或新興強國，不言而喻，均無不同，更成焦點所在，其來有自。在此可以提示的壹點是，可以想像，縱便未來中國完成立憲民主轉型，亦非等於完全排除此類權勢爭鋒和文明誤解，但民主國族的價值同壹性，「自己人」認同，必有助於化解，乃至於徹底消解緊張。雖說民主國家無戰爭並非萬能保票，但「二戰」后民主國家從無戰爭的七十年歷史，對此早已提供正解。只要能避免戰爭，不管是冷戰還是熱戰，就是勝利，雙方的共同勝利。在此，吾國非能置身世界歷史之外，更且早已深嵌于這個世界體系，為何不能擇善而從，而非要固守僵化黨國體制，自樹為敵呢？ ！



以「戰役」命名這場主要體現為文野較量的四重博弈，只是修辭譬喻，恰在追求和平，壹種將「立憲民主、人民共和」落地華夏的和平進程。



綜上所述，最後壹役的綜合性，決定它的複雜艱難及其世界文明史意義。同時，說到這裏可以看出，以「戰役」命名這場主要體現為文野較量的四重博弈，只是修辭譬喻，恰在追求和平，壹種將「立憲民主、人民共和」落地華夏的和平進程。不僅是結果的和平屬性，也在於手段的和平選擇。此為自由理念與專政暴蠻的區別所在，而期期于以自由立國導向永久和平矣。



五、「該不該」與「能不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



「慶祝大會」定調，「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筆者對此深表贊同。此間正需展現政治的決斷性質，而事關歷史進程與億萬國民福祉，並必將牽動五洲風雲。惟須補充說明的是，正因為事關國族命運和小民身家，則何為「該與不該」，怎樣才算「能還是不能」，就絕非壹黨壹派說了算，更非獨操于宮闈政治暗箱作業之手。相反，必須訴諸公共理性，經由全民討論，凝聚全民意志，進而登堂入室，錘鍊而成國族意志，這才有望萬眾壹心往前奔。這是守法者就是立法者、人民才是主權者這壹共和國立國之道的基礎規範，也是其基本倫理。否則，以此「慶祝」四十年，藉此向億萬國民攤牌，劃定底線，等於是在恫嚇天下，非惟「慶祝」，毋寧，是在為五年前就已終止的「改革開放」補辦葬禮，直接羞辱全民心智和心志，不僅否決了人民的主權者與立法者位格，從而等於承認此為僭主政制，而且，于造成逆流而動的大眾印象之際，鎖閉了壹切對話窗口，也就等於是在自尋絕路。



何為「該與不該」，怎樣才算「能還是不能」，就絕非壹黨壹派說了算，更非獨操于宮闈政治暗箱作業之手。



還有，「該與不該」、「能還是不能」的標準——姑且不論所謂「能」者是指「可能性」之有無多寡，還是指「能力」之有無高下——不是別的，就是法治秩序之內，自由平等的個體追求幸福的權利，億萬人安寧生計、保有私產與心靈自主、免於凍餒和恐懼的自由。至於什麼主義或者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等等，其本身並非目的，乃為手段，悉以實現上述目的為取捨標準。否則，要這個「國家治理」以及勞煩億萬納稅人天天流血流汗供養的國家本身，更不用說什麼主義，這些個勞什子，幹嗎？再說了，倘若所謂「不能」是指「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則羞辱之際，等於開啟了忤逆全民意志的壹場內戰之門，背離了政治乃合眾群居的和平哲學這壹真義，真正危乎殆哉。



是的，年中高官曾經放言，年底中央將會「放大招」，出台更多「超出意料」的「改革開放」利好政策。言猶在耳，萬眾翹首以待，不料時限既到，善良心愿等來的雖非晴天霹靂，卻是壹盆冷水，則期望必將轉為失望，而於信心崩盤之際徹底絕望。實際上，最後的壹點期待與期盼，連同那叫做信心的心氣兒，已於今日隨「壹錘定音」而煙消雲散。置此時節，合作意願既失，則剩下來的唯有更加離心離德，乃至於對抗政治登場，三十多年裡好不容易漸次培育的和平、理性與中道的改革路徑及其共識遂將不復存在，實則意味著全體國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底線蕩然，壹切危殆矣。故而，「超越改革開放」的呼聲必將漸起，雖壓抑而難鉗矣。



接續本節起始的意思，筆者在此預先發言，想說的是，「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普世道路，圍繞著「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展開，是吾國自求多福的惟壹大道。否則，沈湎于萬年黨國專政幻夢，而且，如筆者下篇文字所述，乃至於造成了中國漸為奠立於「大數據極權主義」基礎之上的「紅色帝國」這壹國際印象，招致四面為敵，只能是絕路壹條。




沈湎于萬年黨國專政幻夢，乃至於造成了中國漸為奠立於「大數據極權主義」基礎之上的「紅色帝國」這壹國際印象，招致四面為敵，只能是絕路壹條。




四十年前曾有「真理標準」討論，開啟壹線生路。今日再遭「該不該」與「能不能」之問，則當軸可有雅量，先就此網開壹面，讓億萬國民當壹回家，做壹回主，七嘴八舌先議議，然後再說「改不改」及其「該不該」與「能不能」。而國中賢達，峨冠博帶，明眸皓齒，為家國天下計，尚欲踴躍置喙，以險中求存、危中生機，力免徒使後人復哀後人耶？



處士橫議，說了未必白說，白說還是要說。否則，壹個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將會降臨華夏——不，是正在降臨並已經降臨，則大家壹起遭難，玩完，夫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