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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馮崇義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這些年來孜孜不倦地為中國的憲政轉型從事嚴謹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思考。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過去的五年，中國又走了壹段大彎

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極權主義思想及體制的回潮。極權主義回潮將中國社會、政治帶到與正常預期及時代潮流相反的方向，確實讓世人大失所望，甚至動

搖了我們讓這些體現著當年的熱望與糾結的論文結集出版的信心。我們現在終於下決心讓這部論文集問世，固然是因為這些文章畢竟記錄了當年瀰漫朝野的期

待，本身具有歷史價值。更重要的是，經過五年黑暗的倒退，中國政局又展現新的轉機，中國又在形成凝聚憲政轉型共識的契機，我們當年對中國社會轉型的

嚴肅思考仍然具有貼切的現實意義。



極權主義回潮的三大表現



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權換屆期間國人的樂觀期待，既包含著人們的善良願望，也體現在當時中國所出現的政治變革和憲政轉型機遇窗口。當時，中國民間的

維權運動和官府的維穩體制之對峙陷入僵局。[1]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削弱法治、復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義知識界和當年開明派的共同抵

制而敗北；由周永康主導的暴力維穩導致天怒人怨，因而這股頑固的維穩力量在政治上失勢。薄熙來、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憲政法治。2013年6月，

笑蜀、張千帆、蘇小玲、馮崇義、楊恆均等，從現代公民的角度發起「公民憲政共識」聯署，列數在中國現行制度下公權力失范的種種禍害、呼籲社會各界共

同致力於構建維護公民權利和尊嚴的憲政秩序、共同制定中國憲政轉型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第壹批聯署公民名流壹百多人橫跨跨社會各界，其代表性人物以自

由主義憲政派為主幹，社會主義憲政派及儒家憲政派也積極加盟。[2]同年八月，在牛津大學參加「當代中國的基督教信仰和思潮」的二十八位自稱「具有自

由主義、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學術或思想背景的中國學人」，達成「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宣示「以人民的認可為權力的來源」

、「公平正義」以及「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等幾個符合憲政精神的底線性原則。[3]當時朝野上下推進中國朝健康方向發展的願望，也曲折地體現在中共十八

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但是，習近平站穩腳跟之後，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迅速向後復辟極權主義，擊碎了憲政轉型的共識、打斷了朝野互動的勢頭。

極權主義政權是人類源遠流長的專制主義統治在現代世界的翻新和集成。它首先由共產黨人1918年在俄國創製，接著被義大利的法西斯黨人和德國的納粹黨人

複製，壹度席捲東西兩半球。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人就已經以「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三大要素來相當準確地概括了極權政權的基本特徵。極權

主義政權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可以更完備地概括為如下八個方面。[4]第壹，通過消滅政治反對派而建立和維持的壹黨專政。在這個黨權至上的黨國體制

中，有壹個組織嚴密等級森嚴而滲透整個社會的專政黨，高踞於國家、政府、社會和法律之上，不經公民投票授權而全面壟斷政治權力，並且窮凶極惡地消滅

能夠挑戰其統治地位的反對派組織。第二，通過取締壹切私營獨立媒體、以言治罪的暴力強制、黨國宣傳機器的灌輸洗腦和登峰造極的愚民政策，建立起黨國

意識形態的壹統天下，使專政黨的教義成為全民的政治信仰，使黨國得以動員失去獨立意識和正常心智的「全體幹部群眾」積极參与黨國政治的互害運動。第

三，依靠言論管控、宣傳謊言，製造對專政黨領袖的個人崇拜，使壹黨專政與領袖獨裁合二而壹，賦予黨國最高領袖終身任職、隨心所欲和對民眾及同僚的生

殺予奪之特權。第四，推行國家恐怖主義和政治清洗，依據黨國的政治標準和領袖的政治需要不斷地選定和製造各式各樣的「敵人」進行暴力鎮壓。第五，將

軍隊和警察變成專政黨的專政工具，打壓政治異議人士和公民社會，並且侵入私人空間，對全民實行公開和秘密的雙重監控，在整個社會製造無所不在、深入

骨髓的恐懼。第六，通過幹部任命制和統戰制度控制壹切組織資源，由專政黨依據政治忠誠和親疏關係來任免和管理所有幹部。第七，通過「官府所有制」（

名義上的「公有制」）或經濟統制形成黨國對經濟資源的壟斷，控制國民生計。第八，將教育、文化和藝術置於黨政機關、宣傳機器和警察部門直接管理之下

，全面控制國民的精神生活。

極權主義政權在俄國和中國的壽命特別長久，正與俄、中兩國漫長的專制傳統相對稱。因為有中國兩千多年高度發達的專制主義政治和文化傳統的鋪墊，共產

極權主義統治在中國得到了最完備的發展，並且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人類歷史上極權主義的頂峰。[5]好在物極必反，隨著毛澤東的死亡和「

文革」的結束，中國進入了后極權社會。這種轉變有兩個層面：壹個層面是隨著個人迷信的倒塌、共產主義信仰的崩潰和意識形態狂熱的消退，極權控制在合

法性危機中發生衰變和弱化，變得鬆弛疲軟、力不從心；另壹個層面是中共統治者為了轉危為安、挽回民心、休養生息，主動推行「改革開放」，給個人自主

、市場經濟、國際交流、「思想解放」等文明因素出讓部分空間。這樣壹來，領袖獨裁為「集體領導」所取代，幹部終身製為任期制和退休制度所代替，在人

民公社的廢墟上形成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和自主經營，在國有企業的「體制外」長出了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黨國政權體系的「體制外」出現了公民意識和公民

社會的萌芽，「輿論壹律」的黨媒官媒受到市場化媒體和自媒體的挑戰，黨國意識形態的壹統天下古今中外各種思想信仰的多元世界所打破。還應該指出，從

政權類型的角度說，后極權主義政權和壹般意義上的威權主義政權，仍然存在本質的差別，如下面的表格所示。最關鍵的區別在於，后極權主義政權對經濟和

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發生鬆動和裂變而呈現半多元狀態，但在政治領域還維持著壹元化控制，儘管這種控制未必向極權主義時期那樣密不透風、鐵板壹塊。

[6]

蘇聯東歐各個共產主義黨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演進的基本軌跡，是從極權到民主的轉型。在極權魔王斯大林1953年離世之後，蘇聯東歐各就從極權主義政

權弱化為後極權主義政權，在政治以外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領域都出現半多元因素。繼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蘇東波」中，實現民主轉型或演化為

威權主義政權。1976年毛澤東離世之後，中國社會也是朝著從極權主義到后極權主義以及自由民主法治的大方向演化，儘管這種演化相當艱難曲折。為令世人

始料未及的是，2013年習近平入承大寶以來，中國出現了極權主義回潮。習近平及其跟班們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妄圖徹底逆轉中華民族之時運，將中國從

后極權主義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主義社會。

有些論者激憤于中共黨國的胡作非為，使用「新極權」的概念來概括當前中國政權。[7]筆者認為，當下中共政權或中國社會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並沒有超

出極權或后極權的範疇，沒有資格構成壹種新的政權類型，沒有必要使用「新極權」這壹模糊概念來描述。[8]而且，將當前中國政權定義為「新極權」，誇

大了它的創新能力和穩定性。即便是壹黨專政與半市場經濟相結合，義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政權都實行過，儘管原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沒有採用「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

極權主義回潮的主要表現，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其壹，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文革」結束之後，深受個人迷信和毛澤東領袖專制之禍害的普

通民眾和中共統治集團，總結經驗教訓，曾經努力在制度上防範毛澤東之類的混世魔王再次君臨天下。這種努力的具體成果，就是在思想上批判個人迷信的蒙

昧主義，並在制度上確立「集體領導」體制，將「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作為壹個原則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主政的胡耀邦、趙紫

陽不但對「集體領導」身體力行，以身作則抵制對領導人的宣傳吹捧，而且努力推進通向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遺憾的是當時中共為了黨派私利，沒有深入揭

批毛澤東的罪錯，沒有像蘇聯徹底否定斯大林那樣徹底否定毛澤東，為個人獨裁的捲土重來留下隱患。1989年是壹個分水嶺，鄧小平拍板六四屠城及此後壹段

時間內，自稱「第二代核心」，並且宣稱他在黨國大事上「說了算」，表明個人專權再次擡頭。但是，鄧小平從未擔任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只是行使非正式權

力來破壞「集體領導」的原則，而且壹直受到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同輩領導人的有效掣肘。江澤民、胡錦濤擔任中共壹把手時，也不敢明目張胆地推行個

人崇拜，世人都認為中國的強人政治時代已經結束。習近平顛復「集體領導」體制而重建領袖獨裁，朝野上下都始料未及。胡錦濤選擇「裸退」，習近平無功

受祿而全面接受黨、政、軍最高職務，本應心滿意足。他接任時還有兩個意外收穫。壹是王立軍事件使習近平最大的競爭對手薄熙來意外倒台，二是壹場神秘

的車禍使習近平得以極為順利地從權傾壹時的中辦主任令計劃手中奪得中央禁衛軍的軍權。但是，習近平得寸進尺，迅速設立十幾個領導小組及委員會並自任

組長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務院。繼而制定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職等等新「規矩」，提出不倫不類的「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並寫進

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不但拉開他和其他同僚的距離，而且要求黨政軍官員對領袖的「絕對忠誠」、以黨紀國法來禁止和懲罰他人「妄議

中央」。他還借反腐拿下郭伯雄、徐才厚等軍頭、強化對中央軍委的控制權。最後運作他的跟班表忠勸進，將他的名字寫進黨章、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列入黨的指導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徹底顛復了「集體領導」原則，霸王硬上弓而成為貨真價實的獨裁者。而且，他通過 「大撒幣」，

揮霍民脂民膏買到國際講壇上的發言機會，大言不慚地宣告要走進世界舞台的中央，為人類指明方向並提供智慧和方向，那種得意忘形、飄飄然不可壹世的意

淫，足可促使世人回味當年「大獨裁者」希特勒和毛偉人對「小小環球」的不屑。

伴隨著領袖體制回歸的是令人噁心的個人崇拜造勢和酷吏們無法無天的作惡邀寵。「楚王好細腰、宮中有餓殍」，這是專制政治的經典標配。當習近平露出專

制領袖的狼子野心，立即引來奴才跟班們心領神會的頌聖獻媚。從栗戰書、王滬寧、丁薛祥、黃坤明等內廷心腹幕僚，到蔡奇、陳敏爾、劉奇、陳全國、李鴻

忠等地方寵臣部屬，都紛紛藉助其權力平台及國家宣傳機器給主子塗脂抹粉，甚至給主子獻上「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的絞索。國家媒體對習近平的宣

傳，「人民領袖」、「偉大舵手」之類的稱號相繼出籠，調門直逼當年吹捧毛澤東的「四個偉大」。黨國媒體對習近平的集中宣傳，直追當年製造對毛澤東的

個人崇拜。黨國濫印習近平論述「治國理政」的著作，印數已超過當年的毛選。那些獻給習近平的頌揚歌曲，甚至比當年獻給毛澤東的頌揚歌曲還要赤裸和肉

麻，諸如《平易近人》、《東方又紅》、《擁護咱們的習近平》、《習大大愛著彭麻麻》、《要嫁就嫁習大大》、《全民偶像習大大》等。與對習近平的肉麻

吹捧相互配合的是對異端的殘酷打壓。領袖體制全面激活極權黨國的鎮壓機制，專政機關及其他黨政機關的酷吏得到主子的暗示、鼓舞和撐腰，汲汲於將憲政

民主的萌芽斬草除根，為保權保位或陞官晉職肆無忌憚地作惡邀功，致力於中國憲政民主轉型事業的志士仁人以及不幸成為黨國打擊對象的各類無辜公民都遭

殃受害。

其二，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壹統江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式微，其理想部分也早已墮落成為誘惑世人作惡的謊言和共產黨統治集團剷除異己的借口。后極權的

壹個重要特徵，就是犬儒主義在統治集團中盛行，黨國統治者除了權力和利益，什麼都不信。習近平接手的黨國意識形態是「馬列毛鄧三科」，「馬列毛」務

虛，「鄧三科」為實。當時黨內對他的期待是，繼續淡化與黨國資本主義現實格格不入的共產主義目標和「馬列毛」正統，以在理論上捉襟見肘卻又在時效上

立竿見影的「鄧三科」為治國理政的具體指導。但是，習近平壹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在意識形態上也要「大有作為」。習近平教育缺失、學養不足、理論

貧乏，因而在理論上沒有、也不可能有所建樹。他所喋喋不休的「兩個壹百年」、「三個自信」（後來又追補成「四個自信」）、「四個全面」、「五位壹體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都不過是拾人牙慧、東拼西湊的低廉口號。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的真正「戰績」，是復辟專政話語、公開向普世價值宣戰

，對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在思想文化領域積累的進步成果蠻橫「亮劍」，為壹統江湖而砍殺得血肉橫飛。習近平重建黨國意識形態壹統江湖的整體思路和部

署，最集中地體現於中共中央辦公廳2013年4月22日發布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9號文件」）和習近平於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

工作會議的講話（「8·19講話」）。[9]習近平及其跟班們在思想文化領域重提階級鬥爭，高密度使用軍事暴力語言，將「全面系統」的思想管制復蓋整個宣

傳系統和教育系統，壹大批學者、記者和民間意見領袖在嚴酷的思想整肅中受到圍剿迫害，「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聞自由」、「公民社會」、「

司法獨立」等等都成了全面封殺的敏感詞，封殺壹切質疑專制權力的聲音。人是觀念的載體，人內在地具有何種觀念，就會有何種行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

國具備人權民主觀念的人越來越多，因而對憲政民主的追求蔚然成風。各類「專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也隨著黨國意識形態的衰頹而逐步喪失鎮壓意志，羞於作

惡和「干髒話」而對異議人士手下留情。要清除中國社會追求憲政民主的力量、打斷中國憲政轉型的歷史進程，當然就要激活已經衰敗鬆弛的專政觀念、特別

是各類「專政機關」中那些黨國打手幫凶的專政觀念和迫害意志。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壹統江湖，是黨國極權絞肉機修復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黨國意識

形態那些似是而非的詭詐說辭和崇高話語，再度使「廣大幹部群眾」在迫害無辜或相互殘害時理直氣壯，也在極權暴政淫威中再度徹底毒化社會環境和風氣。

其三，重建黨的「壹元化領導」，也就是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壹切領域政治體制。習近平登基之後，不斷重彈「黨領導壹切」的黨國老

調，公開給「政企分開」和「黨政分開」等軟化黨權的提法判處死刑，連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律師事務所以及民間組織也通過全面建立黨組織等方式加強控

制。習近平當局幾年來亂政禍國的罪行罄竹難書，而最大的罪行在於為恢復黨國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而全面摧殘公民社會。[10]現代意義的中國公民社會，誕生

于晚清，在中華民國時期獲得長足的發展。但是，中國公民社會在壹個世紀的時間內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成果，被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統治連根拔除。隨著

中國社會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從極權社會向後極權社會的轉變，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先驅者們成立了壹批遊離于黨國政權體系之外的「非政府組織」，包括

各種學會、研究會、專業協會和名目繁多的各種社團，宣告了公民社會組織在後極權中國捲土重來。在習近平登基的時候，根據《2012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

報》發布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在冊的社會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三個門類）共有49.9萬個。[11]研究中國公

民社會的學者們依據問卷調查等數據普遍認為，只有大約十分之壹的「社會組織」到民政部門正式登記註冊。按照這個比例，當時中國「社會組織」的總數可

達大約五百萬個、蔚為壯觀。當然，這些「社會組織」的基本狀況是合法的不獨立，獨立的不合法。但是，那些獨立於黨國政權體系的草根民間團體及民間領

袖的大量存在，畢竟標誌著中國公民社會的復興。

20世紀80年代死而復生的中國公民社會，壹直在不利的政治法律框架中與后極權黨國進行艱難的博弈和較量。1989年之後形成的黨國「維穩體制」，主要針對

的正是公民社會。從1989年鄧小平喊出「穩定壓倒壹切」，到1998年江澤民提出「將壹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再到胡錦濤當政期間周永康所推行的

「從源頭上治理」，黨國對公民社會的防範和打壓連綿不斷。不過，在江、胡時期，黨國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基本上是對公民維權運動做被動式的回應。而且，

黨國當時的重點是與西方世界搞好關係以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很在乎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尚沒有明目張胆地公然挑戰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因而，

中國公民社會在當時與黨國的博弈中仍然有所發展，包括法律援助類民間組織、環保類民間組織、基督教家庭教會等等都在持續不斷地拓展空間。特別是互聯

網迅猛發展，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載體，承擔全國性公民社會組織在信息傳播、造就民間意見領袖、協調共同行動等方面的主要功能，為中國從后極權主

義社會向憲政民主轉型提供了新的路徑。它使強力部門對言論的事前審查力不從心，也使人類生產和傳播思想和知識的場所發生了大遷移，大學、研究院和學

術書刊的壟斷地位被打破，網際網路取代專業刊物而成為新觀點、新知識的前沿陣地。在網際網路這個公共空間，公眾的自願參加、自主交往、自由表達、理性辯

論和理性交流達到了壹個全新的高度，成為當代世界威權主義政權以及殘存的極權主義和后極權主義政權的剋星。正是藉助以網際網路為核心的公眾媒體，中國

公眾實現了集主體和客體為壹身的相互啟蒙。在這種相互激蕩的思想啟蒙中，網民們的自由民主思想突飛猛進，熱心政治的大部分中國網民，已經牢固地確立

起人權意識、法治意識、平等意識和公民主權意識。越來越多的網民對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形成了共識，認定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是憲政民主。

習近平登基以來，為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通道、確保中共的統治不受正面挑戰，對中國公民社會進行斬草除根式的摧殘。與江、胡時期打壓公民社會的

防禦態勢相比，習近平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有進攻性、系統性和毀滅性三大特點。習近平對公民社會採取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應對，非常典型地體現了「紅二代

」、「宗社黨」的坐江山、保江山心態。他們自以為最有資格掌權、用權，對政權存繼的現實威脅和潛在危險四面出擊。習近平團隊對公民社會進行系統性打

擊，是因為他們認為江、胡時期常委之間各管壹灘、零敲碎打，未能有效阻遏公民社會的穩步發展。習近平組建了直接聽命於他本人、統領壹切專政機構和控

制機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全方位地從立法、執法、宣傳等各個方面統壹行動，圍剿公民社會。以立法為例，這幾年密鑼緊鼓地頒布了壹系列專門的國

家安全法律，諸如《國家安全法》、《網路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反間諜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等，使懲治公民社會的惡法驟

然增加，系統地將形形色色的政治迫害合法化，系統地給公、檢、法和秘密警察（特務機構）授權作惡，使他們在打擊公民社會時更加「有法可依」、更加肆

無忌憚。習近平所領導的兇狠圍剿，對中國公民社會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各路人馬，包括自由知識分子、黨內民主派、民運異議人士、

基督教自由派、維權律師、草根維權人士，都備受摧殘；那些有壹定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基本上全軍復沒；倡導民主法治的公共知識分子，被徹底污名化、

邊緣化和原子化。中國公民社會所依託的網際網路，在習近平發動和領導的「清網」運動中受到的摧殘同樣慘不忍睹。活躍于網路的自由派意見領袖和網路大V

，幾乎無壹漏網被列為打擊對象和封殺對象，被銷號、被警告、被傳喚、被失蹤、被刑拘、被抓捕；政治評論和思想啟蒙類博客和微博，或者被關閉，或者被

迫歸順；門戶和商業網站的思想和評論類欄目被取消，數以萬計的網站被關閉；連與微博的「思想廣場」效應相比之下只有「私人客廳」功能的微信群，只要

涉及「敏感」話題，被關閉也如家常便飯。習近平摧殘公民社會的魔掌也伸到了香港，香港素來發達的獨立媒體和書報市場在習近平的圍剿和掃蕩下幾乎遭逢

滅頂之災。



促成中國極權主義回潮的四種因素

二十壹世紀的中國，已經經歷了四十年後極權社會的鬆動，經歷了四十年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潮流的衝擊和洗禮，何以會出現極權主義的復辟回潮？

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又攤上極權主義的回潮劫難，有個人、體制、社會等方面的多重緣由。就其犖犖大端，可以列出如下四種重要因素：第壹，習近平的權力

欲與獨裁野心；第二，尚未被拆解的極權主義黨國機器；第三，紅二代頑固勢力的反撲；第四，帶毒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

我將個人因素列在第壹，是要凸顯其重要性。由於有太多不確定性變數，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軌跡沒有必然性，沒有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規律，而只有趨勢和概

率。處於關鍵位置的關鍵人物或關鍵人群所做的主觀選擇，有時會在壹定時期內決定某個國家和民族的走向。極權主義者毛澤東，將中國鎖定在極權主義的軌

道上達30年之久。毛澤東離世之後，黨國無人可定於壹尊。繼位的華國鋒壹方面「抓綱治國」，壹方面嘗試改弦更張，中國在「凡是派」、「還原派」和「實

踐派」的競爭中進入后極權時代。再後來是胡耀邦的「撥亂反正」和趙紫陽的「改革開放」，中國捲入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潮流。1989年「六四」屠

城之後，鄧小平自封「第二代核心」而轉向「穩定壓倒壹切」和「發展是硬道理」，中國拐入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雜交、國家主義與經濟主義結盟的彎道。沿

著鄧小平指定的方向，江澤民主張「三個代表」和「悶聲發大財」，胡錦濤主張「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和「不折騰」。如果接棒最高權力的中共領導

人是個溫和派，則蕭規曹隨，維穩體制或會在維權運動的進壹步衝擊下日漸衰落。這種政治演化的自然邏輯，是在後極權的持續衰落和無奈中走向憲政轉型。

然而，這種進程被打斷了， 因為中共的最高權力陰差陽錯地落到了習近平這個顢頇頑劣而又要「大有作為」的極權主義者手中。

習近平本是資質平平無奇、正規教育缺失、政績乏善可陳的平庸官員。對獨裁者的造神把戲，通常都會渲染該人如何自幼聰敏過人、品學兼優，大概是習近平

的讀書經歷實在過於灰溜溜，黨國宣傳機構或習的跟班都避談他的求學生涯。在入承大寶之前，習的官宦生涯同樣沒有拿得上檯面的亮點或過人之處。他甚至

對爬上最高位置大概也沒有奢望，在擔任地方官員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安排女兒赴美留學、支持姐弟辦理移民，都是普通官員們的常規動作和套路，表明

他沒有問鼎大位的預謀和期待。但是，在他陰差陽錯地成為儲君並順利坐上第壹把交椅之後，權欲和野心立馬膨脹爆棚到難以置信的程度。有人依據習近平粗

暴、蠻橫、強勢、虛榮、狹隘、多疑、質樸等性格特徵判斷習近平偏好極權主義制度而排斥憲政轉型。[12]習近平的這些性格特徵與有人從薄熙來身上總結出

來「極權人格」只是表達不同而已，包括偏愛民粹、蔑視人權、逞強好鬥、睚眥必報、權欲熏心、心狠手辣、好大喜功。[13]也有人從毛澤東的精神傳承和習

近平的性格扭曲這個角度洞察習近平的「教父夢」和「紅色帝國夢」。[14]的確，習近平具有典型的極權主義人格和極權主義理念。他在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

的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極權主義人格和理念根深蒂固，沒有在中國后極權時期通過「再社會化」而改變，而且在成年之後不斷追求權力的官宦生涯中變本加

厲。習近平由極權主義的教育和熏陶所形成極權人格、殘缺的知識結構、專制的價值理念和狹隘的黨國情結，壹旦大權在握，只能給中國和中華民族帶來無窮

災難。[15]

壹心想當中興之主而嗜權如命的習近平，在上位以來處處都展現極權主義者的本性。他嚮往「定於壹尊」的小格局，排斥民主共和、憲政法治的大格局，給走

向憲政轉型的中國帶來新的折騰。他在治國理政方面愚蠢低能、禍國殃民、內外交困，而在權力鬥爭中玩弄權術則得心應手、爐火純青。毛澤東壹生都裝扮英

明，但他在帶領中共奪取江山的過程中確實展現了他非凡的政治才幹和軍事才能。習近平處理內政外交時模仿毛澤東而裝扮出來的「雄才大略」，正像他通過

背書單來裝扮「博覽群書」壹樣成為笑料。然而，習近平在翦除異己、霸道集權方面，則得寸進尺、所向披靡。[16]習近平能夠迅速做到大權獨攬，固然是因

為他的政治對手們患得患失、窩囊懦弱，不願或不敢與他玩命，以及對因為對黨國的留戀而逆來順受。但是，也不可小覷習近平的權謀與殘忍。習近平施展極

權權術，壹方面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之間、在曾慶紅與王岐山之間玩平衡，對他們親信下屬各個擊破；另壹方面通過選擇性反腐的霹靂手段，在黨、政軍上層進

行政治清洗，迫不及待、肆無忌憚地全面將槍杆子、刀把子、筆杆子都抓到手中。他在第壹個任期內與王岐山結盟，通過中紀委無法無天的選擇性反腐，大規

模清洗黨、政、軍中的異己並整人立威。與此同時，習近平將赤裸裸的山頭主義推向頂峰，明目張胆地重用心腹跟班，提拔張又俠、魏鳳和、李作成、苗華、

韓衛國、丁來杭、鍾紹軍、王春寧等執掌兵權；提拔栗戰書、丁薛祥、王少軍等執掌禁衛軍的；提拔王寧、王小洪等掌控武警和公安；提拔蔡奇、陳敏爾、李

強、應勇、李希、劉奇等擔任封疆大吏；再加上指派陳希打理組織系統、指派黃坤明打理宣傳系統、以及在中央軍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自己的人馬佔據多

數，在權力頂層成功打造壹個以他為核心的「團團伙伙」。有了這個團伙的擡轎吹捧，習近平便欺世盜名，裝扮原教旨信仰、裝扮雄才大略、裝扮鐵腕強人、

裝扮親民領袖，飄飄然以人民和國家的名義、以實現某種宏大使命和烏托邦的名義濫施惡政。[17]而且，習近平還動用整個黨國宣傳機器，鋪天蓋地、厚顏無

恥地集中宣傳他個人，大量出版他的各種著作，恢復「領袖」、「統帥」、「舵手」等稱號及種種不堪入耳的諛詞濫調以及「忠誠核心、擁戴核心、維護核心

、捍衛核心」之類的表忠口號，並以影視、歌曲、畫像、雕像、標語、等在「文革」時期盛行的各種形式，肉麻而滑稽地製造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第二個因素是黨國機器和極權統治機制。[18]后極權中國仍然在政治上保留著極權黨國的專政機器和統治機制，為習近平復辟極權主義提供了制度條件。他上

台之後，正是全面重新激活那些已經鬆弛的黨國極權機制而集中權力、禍國殃民。共產主義極權黨國發展出壹整套關於群眾、黨、領袖之間關係的說辭，從秘

密組織和地下活動中積累起來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黑幫紀律。這種說辭和紀律非常有利於領袖專權，當領袖發威而胡作非為、為

所欲為時，同僚們除了政變之外便束手無策。共產主義極權黨國不僅有幹部委任製為最高領袖任用親信、結黨營私提供方便，而且它所建立起來的特務制度和

政治清洗，壹旦被最高領袖啟動，就會成為殘忍無道的絞肉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是專制政治下各級官員官場遊戲的生動寫照。壹當最高領袖剛愎

自用、專權亂政，部屬們便競相投其所好、邀功爭寵。特別是中紀委、政法委、政治警察等專政系統的酷吏打手，在授權作惡機制全面啟動之後，便像打了雞

血壹樣濫用權力、積極表現，爭取立功晉陞，也滿足權力欲和迫害人的快感。

第三個因素是紅二代頑固勢力的反撲。[19]紅二代這壹概念有兩個不同含義和指稱。第壹個是生物學和血緣上的含義，也就是廣義上的紅二代，指1949年前參

加中共而有功于中共奪權的那些人所有後裔及其配偶。開國之前參加「打江山」的父輩是紅壹代，其子女便是紅二代。第二個是政治學和社會學上的概念，也

就是狹義上的紅二代，指的是那些黨國「功臣」的後裔們由利益紐帶和價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們在價值理念上標榜共產主義正統，認同「確保紅色

江山萬年紅」的理想信念和歷史使命，認同集體世襲黨國權力的血統論。嚴格意義上的紅二代體現在價值理念層面， 也就是他們自己所標榜的「紅色基因」

、「教育純正」和「思想純正」。當然，他們對「思想純正」的定義並不壹致，大部分將「馬列毛」和「鄧三科」都視為純正，更加原教旨的壹小部分則將「

鄧三科」排除在外，只認「馬列毛」為純正。[20]我主要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紅二代這壹概念。生物學意義的紅二代，內部差異很大，甚至於針鋒相對。其

中不乏緊跟時代潮流超越自我的有識之士，努力走出黨國陰影而擁抱憲政民主，比如胡德平、胡德華兄弟和戴晴、高瑜等為民請命的媒體人。也有前些年匯聚

于博源基金會的秦曉、何迪、陳小魯諸人，舉著追求「現代性」和中國社會轉型的旗號擁抱現代理性和資本主義文明。我所說的紅二代頑固勢力，除了與中共

建政那壹代中共黨人具有血緣關係，更重要的是這壹政治派系以其紅色家庭出身為政治資本、以紅色江山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統治特權視為天經地義、將延

續中共的壹黨專政視為歷史使命。紅二代最具本質性的標識，正是父輩「打江山」他們「保江山」的「江山意識」。

中共紅二代作為政治勢力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始於1991年9月9日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名義向中共元老提交的壹份報告，題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

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21]蘇共頑固勢力孤注壹擲於1991年8月19日發動的政變，不但沒能挽救蘇聯帝國，而且直接導致蘇共於1991年8月24日和平解體。

這壹事變可謂天崩地裂，對中共領導層的巨大衝擊可想而知。蘇共解體還不到20天，中共紅二代《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就出台了。這份

報告的要點有三個。第壹，它判斷「蘇聯事變主要是對中國造成巨大意識形態的深遠衝擊，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內尚不會有致命影響，不會出現大亂」。因而

它建議中共要沈著應變，穩住陣腳、保住政權。第二，它提出要將民族主義揉進原教旨共產主義，藉助「中國特色」和「中國傳統」來強化中共的意識形態，

並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緊迫任務是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也就

是要有旗幟鮮明的統治者意識，而不是像革命黨那樣迎合民眾的「革命」要求、熱衷「群眾運動」。它借用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話，特彆強調：「統治者為

滿足群眾情緒而發動的改革，常常會成為革命的先導，因為群眾這時想到的並不是統治者的善良願望，而是統治者的軟弱可欺」。當時坊間將這份報告稱為「

太子黨政治綱領」，它確實體現了紅二代的基本思路。

曾慶紅、劉源、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俞正聲等紅二代骨幹，正是在蘇東劇變和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並全面清洗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之後躋身中共

權力中樞。紅二代在當下黨國的權力格局中身居要津，有結構性根源。中共黨國奉行政治忠誠優先的幹部路線，再加上專制傳統中的世襲觀念，使紅二代有近

水樓台先得月的天然優勢。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陳雲等人在震驚之餘，更明確提出極為自私的方略和部署，向他們的後代交班以保住紅色江山。這種方

略和部署，使得紅二代在黨、政、軍及其央企國企中紛紛上位、佔據要津，形成強大的權力網路。這些紅二代的「憂患意識」，不是如何使中華民族在市場化

、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擺脫壹黨專政的魔咒，脫胎換骨而完成現代化的偉業，躋身人類大家庭的正常成員。恰恰相反，他們最大的憂懼是「江山易姓」，

是中國從壹黨專政到憲政民主的轉型；他們的最大的心愿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已然崩塌、覺醒的中國人民渴求人權民主的歷史條件下守住風雨飄搖的黨國江

山和統治特權。習近平能夠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寶，壹個重要原因就是紅二代已經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並強烈要求接班掌權。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能

憑藉「重慶模式」在中國政壇掀起排空巨浪，顯然有朝野上下紅二代的緊密配合。令世人欷墟的是，這些為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搖旗吶喊的紅二代，奉行勝

者王侯敗者寇的處世規則，在薄熙來落馬、習近平登基之後又大張旗鼓地為為習近平的「中國夢」咬喝助威。

早在2011年1月，由清壹色紅二代組成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就以公開信的方式鄭重其事地向即將接班的習近平進言，「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

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他們還提出了壹些後來基本上被習近平採納的建議，比如「群眾路線是我黨制勝的法寶，……也是

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最基本的工作原則」；「將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高到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機構」；「實行全國公民安全信譽記錄，啟用身份證數字技術

功能，為每壹個人建立法製備案」。[22]也是在習近平接班之前，劉源的心腹、同是紅二代的張木生就已狂妄地指責在位的胡錦濤、溫家寶不作為，「抱著定

時炸彈擊鼓傳花」，並且揚言「新壹代的黨中央集體領 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23]他們抱有國家主子的心態，認為他們作為長大成人的少東家

才真正有資格掌權來守護「黨的家業」，而寒門出身的胡、溫等人只不過是打工的管家、甚至只是店小二。習近平登基不久，由原國防部長秦基偉的兒子、軍

事科學院副院長秦天牽頭撰稿和編導，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軍事科學院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係研究所

等單位於2013年6月聯合推出的90多分鐘的宣傳片《較量無聲》，充分體現了紅二代對習近平的殷切期待以及他們的霸氣、殺氣、戾氣和痞氣。它指責失去政

權的蘇聯共產黨是「壹個放棄了政治旗幟，放棄了理想信念，放棄了思想武裝和敵我意識，最終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對手的政黨」，因而導致蘇聯解體；它

指責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施行「政治轉基因」的戰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組織社會五條戰線上全面滲透，試圖通過「和平演變」顛復中共政權；

它還指桑罵槐，暗示前兩任總書記江澤民與胡錦濤放鬆了政治警惕，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得以用拉攏、收買、威脅、策反等手段將諸多中國官員及學者培植

為代言人。因此，他們要求將治國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變」，實際上是要複製毛澤東時代的「反修防修」。[24]

習近平登基以來，正是沿著紅二代的思路重整朝綱，力圖通過扶植「紅色基因」和「鐵腕反腐」來重塑中共政權合法性。習近平所倚重的智囊，正是紅二代頑

固派2014年8月所組建的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與習近平當局嚴厲打壓紅二代開明派組建的博源基金會，可謂冰火兩重天。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主

心骨，是其理事長孔丹。孔丹非常在乎他的紅二代身份，2013年6月出版《孔丹口述——難得本色任天然》壹書，講述他的紅色家庭出身和經歷。其父孔原參

加過南昌起義，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是延安情報系統主要負責人之壹，中共建政后官至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其母許明抗日戰爭期間任中

共中央社會部供職，中共建政后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周恩來的秘書。孔丹在就讀紅二代薈集的北京四中就已是北京第壹批中學生中共黨員。1966年8月發起

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並擔任主要負責人，與其他紅二代紅衛兵壹起保護他們的父母，並宣揚血統論，竭力將文化大革命限定於對「黑五類」的打擊

。在改革開放時代，孔丹長期在光大集團、中信集團等關鍵國企擔任要職，直到2010年12月在中信集團董事長任上退休。孔丹主導的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

所提出的綱領性口號是「踐行中國道路、發展中國學派」，以配合習近平的「中國夢」。其研究團隊幾乎囊括學界所有左派當紅明星，諸如文史哲領域的甘陽

、劉小楓、汪暉、韓毓海， 經濟學界的王小強、陳平、崔之元、溫鐵軍，政治學界的王紹光、張維為、房寧、潘維，法學界的蘇力、趙曉力、強世功，社會

學界的馬戎、黃平、曹錦清，傳播學界的李希光、王維佳、呂新雨、劉瑞生，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的羅援、金壹南、喬良、王湘穗、何新，等等。[25]他們的

研究報告可以直達習辦，孔丹可以隨時面聖，面通報世情、稟報心得、獻計獻策。值得玩味的是，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所網羅研究人馬，很多人當年曾是

投奔薄熙來的門客。[26]

第四個因素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朱學勤將「病態民族主義」（或「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壹起稱為現代中國的兩個精神「病灶」。[27]民族

主義和民粹主義是兩種威力無比的意識形態，都訴諸國民公意、同仇敵愾、大眾情緒、家國情懷、合群衝動、集體榮譽和對民眾的廣泛動員。當以民族為單位

的國家（nation-state）是人類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中最重要的組織，民族歸屬感和民族主義的盛行在所難免。但是，民族主義以民族群體為出發點，遵

從區別於「他者」的「特殊主義」邏輯，內在地包含著壹些危險傾向，比如因為追求本族本群的優勢而敵視其他民族、因為強調民族群體的利益而侵犯個人的

權利和利益、因為民族偏見而阻礙人類文明成果的正常傳播和交流，等等。而且，健康的民族主義必須以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為基礎，壹旦跨越人權、自由、

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價值，民族主義既在內政中成為專制主義的幫凶，也會輕而易舉地滑向排外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國家

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閉關鎖國和盲目排外對中華民族的現代化所造成的挫折，第壹次世界大戰中世界主要民族的非理性廝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

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滔天罪行，都是病態民族主義惹的禍。[28]民粹主義則是強調平民的利益和美德的壹種模糊思潮，壹方面斷言「純潔的平民」與「腐敗

的精英」的對立，另壹方面又依靠親民的政治領袖來體現廣大民眾的利益和意志。民粹主義的盛行往往導致善於作親民秀和蠱惑人心的政治野心家製造民意、

煽動反智，並且利用民眾的盲從來打擊溫和、理性的力量。 當今中共統治當局，特別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利用中華民族因為近現代中國的「百年屈

辱」而積淀的仇外心理和工業化時期高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利用由普遍的腐敗造成的仇官仇富心理，相當成功地操控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民粹

主義來服務於它的專制主義統治，並導致當下中國的的極權主義回潮。



黨國行將終結于紅二代

剛愎自用的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順風順水，通過中共十九大的認可而達到頂峰，壹統江湖、壹言九鼎。但是，物極必反、盛極而衰。習近平的鐵杆擁躉是紅二

代頑固勢力，他們的影響力正是在此時達到頂點而開始走下坡路。但是，中國黨國沒有形成能夠接盤的紅三代接班團隊。「打江山」的紅壹代有足夠的機會和

能量，相當程度上讓他們的後代集體接班。無功受祿而「坐江山」的紅二代，則不再有這樣的機會和能量。紅二代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個特定的

封閉環境下接受紅色教育，形成帶有「紅色基因」的思想文化傳承和人脈關係。他們的後代則不再有那樣的環境氛圍，也不再稀罕那種「思想純正」和太多規

矩拘束的黨國體制。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來自寒門的其他社會力量對世襲特權的憎惡日積月累，根本不能容忍國家政權以世襲的方式落入紅三代手中。2015

年喬木藉助魯迅的文學語言在網路上推出「趙家人」這壹概念來諷刺紅二代權貴家族，立即不脛而走，引起廣泛共鳴，人心向背可見壹斑。[29]這樣壹來，無

論紅二代們如何標榜他們的「紅色基因」和「思想純正」，無論他們如何折騰，他們的權力都不可能有紅三代來接續傳承，黨國體制不是在紅二代手中終結，

就是與紅二代壹起終結。[30]

其實，習近平紅二代及其跟班們自鳴得意、彈冠相慶，充其量只是壹時得勢。馬克思在諷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崙的獨裁專制時說過，每當那壹類歷史人物

出現兩次，第壹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31]無論習近平模仿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或普京，他所上演的只是鬧劇。在中國從極權社會演化為後極權社會四十

年之後，社會結構和世道人心都發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習近平所代表的只是壹股逆流，除了使中華民族在這些鬧劇中活受罪，根本無法將中國從后

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根本無法阻擋中共后極權政權的敗亡和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潮流。經濟上，中共黨國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天怒人怨、

回天乏力的地步，瘋狂的掠奪造成了兩極分化、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國內外市場萎縮和無法扭轉的經濟下行；飲鴆止渴式的瘋狂印鈔輸血，製造的是無法解

套的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依靠特權將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不惜代價助長國進民退，以及妄圖利用私有企業給國有企業供血並提供活力的「混改

」，帶來的是企業主們紛紛為了財產安全寧可「走出去」受洋罪。政治上，製造個人崇拜和任人唯親的卑劣行徑，引發朝野上下越來越大的反感和鄙視；以人

劃線、袒護紅二代的選擇性反腐，將法律當成政治工具和權斗工具的以黑治國，導致反腐運動的道德破產和寒門官員的離心離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權力狂和酷

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權力鬥爭和假大空，使習近平及其跟班們日益孤立。思想文化上，習近平紅二代公然與普世價值為敵，公然挑戰人類的文明底線和

道德底線，公然弘揚統治者高高在上對民眾恩威並用而沒有半點尊重的法家文化，與個體自主、個人尊嚴、人權至上的現代性南轅北轍、格格不入，與權利意

識日益覺醒和法治觀念日益成熟的廣大公民勢同水火；習近平紅二代居然將天下人都視為愚民和奴才，公開要求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所有媒體都恢復「姓黨」，

成為封鎖信息、愚弄世人的御用工具，根本不明白網際網路不只是黨國的工具，也是天下萬民依靠自媒體突破信息封鎖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有效工具，根本不

明白他們的倒行逆施正在犯眾怒而遭唾棄。外交上，習近平紅二代狂妄地「中國道路」挑戰基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國際秩序，變本加厲地與國際流氓政權狼狽為

奸，全面惡化中國與自由世界的關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反彈和反制；特別是習近平實行個人獨裁、執行對普世價值公開宣戰的政治路線，使國際社會期

待中國從經濟轉型走向政治轉型的善良願望徹底落空；主要民主國家不得不勇敢應戰、放棄30年來試圖通過無條件交好（engagement）以引導中國轉型的戰略

；世界民主聯盟開始重新集結起來聯手圍堵中共，使世界第二次冷戰從中共的單方面戰爭轉變為共產專制和憲政民主的兩軍對壘。

習近平在內政外交上的失敗所帶來的惡果，甚至也導致包括紅二代很多重要成員在內的同僚們的強烈不滿。壹些本來支持習近平上位的趙家人私下放言，習近

平本來只是壹個小股東，當今要壹股獨大、獨吞天下，是可忍孰不可忍？2016年初習近平要求正式確立他的「核心」地位，沒有獲得政治局的批准。該年3月

，還有人偷偷地在新疆地方黨媒「無界新聞」發表敦促習近平引咎辭職的公開信。[32]習近平強行策動部分官員在地方上越權使用「核心」稱號，然後迫使中

央在2016年10月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追認這壹稱號和提法。但是，習近平確定了「核心」地位並在中共十九大上獲得無限任期和名字進黨章，非但無法消除黨

內對他的公開抵制，而是使這種抵制更為強烈，至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尤盛。2018年5月4日鄧朴方的患難之交樊立勤在北京大學校園貼出抨擊習近平個

人崇拜的長篇大字報，[33]2018年7月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發表質詢習近平的《我們當下的恐懼和期待》長文，[34]2018年8月「北戴河會議」前後紛紛嚷

嚷的倒習傳聞，2018年9月16日鄧朴方在中國殘聯全國代表大會上對習近平的不點名批評，[35]同壹天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及退休財經高官紛紛在五十人經濟論

壇舉辦的研討會上批評時政，[36]2018年12月3日黨國外宣媒體《多維》發表《極左撕裂中國習近平應負責任》壹文，[37]都表明朝野上下與習近平離心離德

者在所多有。

中共黨國的註定敗亡，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它無法克服內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中共當年投身中國憲政運動，是打著追求民主憲政的旗號、推翻正在走向憲政的

國民黨威權主義政權而上台的。中共在其制定的「共同綱領」或憲法中，不得不遵從主權在民的原則，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 的條文

。依據憲法所載明的主權在民原則，政府必須得到人民這壹法定主權者的授權才是合法政府，政府必須與主權者建立委託代理關係才能合法行使權力。而在現

代世界，承擔這種授權的唯壹正當手續和正當程序便是普選。當公民還在整體上愚昧無知、沒有提出民主要求的時候，中共政府還可以欺世盜名，假裝天經地

義地「代表人民」。當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日益覺醒，義無反顧地提出人權、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等明確的政治訴求，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便揮之不去

、與日俱增。中共當局不斷將其宣傳機器開足馬力來宣稱其政權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支持，甚至經常藉助國內外 「權威機構」 開展民意調查，公布中國

政府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率。但是，他們就是不敢開票箱讓全體國民票決，就是不敢開放黨禁讓國民成立其他政黨與他們平等競爭。

他們千方百計迴避通過普選產生合法政府這壹現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議題，絞盡腦汁繞彎路，不斷以「民主等於動亂」的宣傳來欺騙國民，以「穩定壓倒壹切

」 來恐嚇國民，以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來收買國民，以激活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和關於民族復興的花言巧語來勾引國民，在「亡黨亡國」的日夜憂懼中茍延殘

喘。

實際上，中國社會的健康力量，特別是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六路人馬，[38]壹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對習近平紅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復辟回潮進行頑強的抵抗。自

由知識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們儘管言路受到更多限制，但仍然為憲政民主事業繼續發聲，追求自由權利和社會公正、傳播憲政理念、抨擊專制腐敗、探

討轉型路徑；黨內民主派儘管終於失去了「炎黃春秋」和「共識網」最後兩個集體言論平台，他們追求憲政民主的理想目標更為明確，仍然壹方面化整為零各

自為戰，壹方面轉變為潛伏力量待機而動；民運異議人士在國內的活動空間幾乎全部喪失，但仍然高舉著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法治的旗幟，堅守著海外

陣地並保持與國內民眾千絲萬縷的聯繫；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在遭受迫害時更加堅定自己的信仰和殉道精神；維權律師這幾年成

為黨國重點打擊對象，但他們並沒有被打垮，抗爭的隊伍在法律共同體及其他民眾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更加壯大，特別是「709律師」和他們的支持者們勇敢面

對黨國系統嚴酷的打壓，臨危不懼、處變不亂，迫使黨國的打壓草草收場；草根維權人士仍然頑強地戰鬥在公民維權的第壹線，既有忍無可忍時奮起與黨國打

手正面交鋒，也有採取迂迴策略進行纏鬥和軟抵抗。而且，各路英雄在風雨中壹如既往地抱團取暖、守望相助。即便是面對習家軍心狠手辣的「清網」摧殘，

以憲政民主為核心理念的微信群遍布網路，在黨國的屠戮封殺中不斷地轉世重生、頑強地相互呼應。實際上，當下中國已經形成了大象無形的自由民主大聯盟

，做好準備去迎接中國憲政轉型的壯麗日出。總而言之，失道逆天的極權黨國，已被歷史淘汰的極權體制，其敗亡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順應世界潮流和大勢的

中國憲政民主大業，猶如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莫之能擋。面對這樣壹種歷史格局，習近平紅二代不是明智地尋求退出機制，不是華麗轉身順水推舟以將功贖

罪，而是愚頑至極地螳臂擋車，妄圖無限期地延長極權黨國的壽命，除了加重他們的罪孽和中國轉型的代價，終將徒增笑料、心勞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