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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紀霖

在人人都可以發言的時代，傳統知識分子真的死亡了嗎？面對各種發言平台的迅速掘起，知識分子未來的位置究竟在哪裡？
2018年12月8日，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主辦了「坐標2018：重新省視知識分子」名家圓桌會議，許紀霖就這壹話題進行了探討：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新的公共空間與知識空間。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我作為77級學生入學的40周年，實際上我對知識分子這個話題從入學那個時候就開始產生興趣了，也大概跟蹤研究了這40年。這40年期間，知識分子的命運、位置有非常大的變化。



在2001年，我已經提出來壹個命題叫「知識分子死亡了嗎？」這是我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裏面第壹篇文章，當時說知識分子的死亡，比較多從思想、文化角度觀察，因為從九十年代以後出現後現代話語對啟蒙的挑戰，傳統的知識分子所賴以生存的是社會的普遍正義和良知，但是後現代要挑戰的就是這些宏大敘事，在那個意義上思考知識分子自我定義的思想基礎是否已經崩潰，這是我在2000年時提的問題。



今天我們再重新省視知識分子，想從另外壹個角度來思考，就是今天網路時代的掘起，是否對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構成了新的挑戰？現在我們談知識分子，還是原來傳統的知識分子嗎？因為壹場新的技術革命，會帶來知識分子自我生存的壹種新的挑戰和方式。



八十年代是知識分子的春天，是知識分子的黃金年代。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知識分子開始分化，本來知識分子就承擔兩種角色，壹種角色是知識的傳承和創造，另外壹個是社會的公共責任。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發生了分化，壹部分人到了學院裡邊成為了專家，某個領域的專家。另外壹些就是到了媒體裡邊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這是九十年代以後發生的分化。到今天，這個分化不僅是分化了而且更嚴重，無論是在學院裏面的專家還是在公共領域的這些公共知識分子，都遇上了新的挑戰。



實際上，這些新的挑戰很難說是來自於知識分子，還是來自於新知識分子的出現。



從八十年代到今天，整個知識分子所賴以生存的公共空間實際上變化非常快，我發現它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壹個階段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階段，那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個時候知識分子所生存的公共平台主要是印刷媒體。比如《讀書》雜誌。到了21世紀初出現了BBS，在BBS上活躍的，也主要是知識分子。第二階段是21世紀初，博客和微博的出現。博客的出現誕生了壹批專業的網路自由撰稿人，這是以前很難想象的。然後，微博的出現，又出現了壹批網路大V、意見領袖，他們的風頭遠遠蓋過傳統的知識分子。第三階段差不多是這四五年，自媒體的掘起，特別是微信公眾號各種各樣的自媒體掘起以後，今天已經進入了壹種網紅時代。



這三個階段主要取決於技術平台的變化，每壹次變化都對知識分子構成了挑戰，在公共領域究竟誰在領風騷？這三個階段是完全不同的人。



先看第壹階段，公共知識分子擔當領袖的時代。這幾年我反覆談壹個常識性的事實：公共知識分子不等同於「公知」。「公知」是被污名化的壹個說法，似乎與體制對著乾的知識分子就叫「公知」。但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公知」不壹樣。公共知識分子按照嚴格學術定義，指的是在社會公共空間裡邊活躍的那批人，相對於學院專家而言。本來在八十年代沒這個說法，到九十年代以後才出現，為什麼？因為很多知識分子進入了學院，成為專家了。在這個背景下，那些在公共空間活躍的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具有三個特徵，壹個是面向公共發言，第二個討論的是公共問題，第三個是從公共利益出發來思考的。公共知識分子，可以持不同的價值立場，不管是自由派還是左派還是儒家，只要是妳符合這三個特徵的都能算公共知識分子。我壹直強調，公共知識分子並不是壹個政治立場，只是指的是壹種類型，壹種在公共空間活動的知識分子類型。



八九十年代基本上是公共知識分子領風騷的時代，無論是印刷媒體還是剛剛出現的BBS。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21世紀初，出現了專業媒體人。專業媒體人壹方面來自於都市媒體的掘起，出現了評論版。另壹方面就是電視媒體，需要大量的電視評論員，所以當時出現了壹批媒體知識分子，這些媒體知識分子在這些公共媒體上就像台灣的名嘴壹樣，對什麼問題都能發表意見，他們是專業發表意見的人士，所以當時有個詞叫做「知道分子」，他們什麼都知道，對什麼都有觀點，這也很了不起。但是他們所出現的問題就是，如果說學院的知識分子是叫「知識太多、公共太少」的話，這批知道分子是屬於波斯納所批評的「公共太多，知識太少」，缺乏專業背景。



繼公共知識分子、知道分子之後，第三代在公共空間領風騷的是網路大V和意見領袖。網路大V和意見領袖所藉助的技術平台，是微博。微博的活躍是2011年溫州動車事件以後，微博佔據了中國公共空間的主流位置。微博有個特點，它有字數的限制，只有140個字，140個字是說不清楚理由的，只能有壹個態度、壹個立場。微博這樣壹種技術方式，就使得那些說理的知識分子在微博上處於弱勢。反過來，那些態度比較激進，不管妳是什麼立場，只要妳激進，表達明確，立場堅定的人，在微博上反而會形成巨大的影響，吸引各自的粉絲。於是在微博上，大V和意見領袖拼的不是說理，而是誰說的更刺激、立場更堅定，這就不是知識分子的特長了。



真正有影響的大V，與其說是知識分子，還不如說是演藝圈人士、商界人士，他們成為最有影響的網路意見領袖。所訴諸的不再是知識分子所藉助的理，而是訴諸常識感：這個問題很簡單，常識就可以判斷。還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微博形成了壹個個山頭，中國思想的分裂到了微博時代形成了加劇化的趨勢。



到了近五年來，微博也衰落了，進入了以微信為平台的自媒體時代，自媒體時代誕生了第四代網紅。



網紅是什麼？可以說是網路紅人，但網路紅人不壹定是網紅，網紅是指擅長將網路上的影響力，轉化為現金流的那些網路紅人。帶有極大的商業性。自媒體出現以後，今天真正有影響的恰恰是那些所謂的網紅。



今天的微博也轉型了，意見領袖已經找不到了，但是微博比過去更活躍了，那些各種各樣的網紅影響力更大了，只是我們不去關注它而已。他們的很多聲音雖然我們不關注，但是這個影響並不亞於過去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網路意見領袖，因為他們有幾百萬、上千萬的粉絲。



或許知識分子可以這樣想，就讓網紅佔領公共空間好了，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崗位本身就在學院，知識分子只在知識領域行不行？當然這不錯，但是這幾年發生壹個變化，我們過去總以為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唱主角，但是現在由於網路的出現，今天出現了另壹個知識空間，這是過去沒有的。



比如說豆瓣、知乎、得到和喜馬拉雅，這些過去聞所未聞的知識平台出現了，還有各種各樣的視頻平台，比如看理想，還有在北上廣深非常活躍的企業家讀書會，混噸大學、吳曉波的思想食堂等等，在學院體制外面，形成了壹個民間的知識空間。



這些民間知識空間的學生是什麼人？有壹些是非常細分市場的知識愛好者，知乎和豆瓣是他們主要的活動平台。其次是迫切需要繼續教育的職場人士。繼續教育就是這樣，經濟好的時候很繁榮，經濟不好了更繁榮，人人都想加油，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在知識的領域，有兩個重要的環節，第壹個是生產，第二個是傳播。學院人士通常覺得自己是負責知識生產的，然後由媒體和基礎教育的老師去傳播吧。在這個領域，有不少大佬都是新聞傳播專業出身，吳曉波是復旦新聞系畢業，羅振宇是學傳播的。他們對知識如何傳播非常有經驗，有壹套獨特的模式。羅振宇說，我們只是知識的搬運工，妳不是時間有限嗎？我來替妳讀書。十分鐘的時間，將壹本名著中最精彩的觀點提煉出去，用最喜聞樂見的方式告訴妳。



但是，假如妳認為他們僅僅是知識的搬運工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這個新的時代裏面，知識的敘述和傳播倒過來會決定知識生產本身，壹種新的知識敘述方式，倒過來也會重新建構知識的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雖然這種知識的敘述和建構方式對學院派來說，頗為不屑，但是妳不得不承認，今天真正能影響社會精英人士的，不是學院裏面的專家，大學教授只是對學院裏面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影響，壹旦他們離開了大學進入了社會，學院的象牙塔性質，其實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而大學裏面的所謂繼續教育，依然是學院的壹套固化模式，完全不是混噸大學、得到和知乎的對手。妳看，即使在知識分子最擅長的知識領域，也已經不是學院知識分子的壹統天下，如今出現了新的知識平台，在這些平台上，冒出了壹批新知識分子，新的知識講述者，最典型的是薛兆豐，這位被主流經濟學家所不屑的經濟學專家，藉助得到的只是付費平台，收穫了34萬學生，成為幾千萬的富翁且不說，還開創了壹個獨特的薛兆豐經濟學課程，對職場人士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學院的經濟學家，還當選為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魅力人物。



最後，談壹談知識分子的啟蒙職能。啟蒙包括知識的啟蒙，也包括思想的啟蒙，我想問的是：



對傳統知識分子來說，不要以為自己還在舞台的中心，還有壹種自我的幻覺、假如走出學院，到社會去看，傳統知識分子早就被邊緣化了。



我發現，如今在社會上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自以為代表社會正義和普遍良知的傳統知識分子，而是另外壹些人。比如《百家講壇》和《詩詞大會》的主講人。他們對中年人影響很大。因為中年人接觸的媒體，主要是電視。只要妳在《百家講壇》和《詩詞大會》上露過面，就成為了大紅人。許多中年人對他們迷得不得了。



年輕人就不壹樣了。年輕人不看電視，只看手機。影響他們的，是以手機為平台的節目：抖音、快手、B站、奇葩說、十三邀等等。這些對於傳統知識分子非常隔膜的節目，在90后、00后那裡，具有壓倒性影響，我們與他們，無論從知識形態、還是內心關懷上，完全是兩代人，有時候，甚至是三代人，爺爺與孫子的隔閡。雖然妳可以不喜歡，但是不得不承認未來是屬於他們的。知識上誰勝誰負，最後還是靠大自然對壹代又壹代人肉體的淘洗。



那麼，是不是社會開放以後，傳統知識分子的春天就來了？但是，妳看看台灣，當民主化實現之後，就沒有什麼知識分子的事兒了。過去七八十年代威權時期，最紅的是李敖、柏楊、殷海光、林毓生這些傳統知識分子。如今，替代他們的，是電視上的名嘴，還有小電台的主持人。



作為傳統知識分子來說，未來的空間在哪裡？到底是固守我們的學術體制、固守我們原來的話語，還是在這個無法扭轉的大趨勢下走進新的空間，無論是新的公共空間還是新的知識空間？是我們改造90后、還是貼近90后？



妳不要以為進入新的公共空間或至上空間之後，是妳去改造他們。壹旦妳進入之後，就不得不與新空間的技術方式、話語方式達到某種妥協與和解，無論妳是否願意。這個妥協與和解，最後究竟是妳改造了他們，還是妳被他們改造，很難說。



今天我將這些「新時代」知識分子不得不面臨的問題提出來，我沒有什麼好的答案，固守是死，適應也是死。傳統知識分子真的死亡了嗎？希望大家壹起探討，知識分子未來的位置究竟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