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邪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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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邪惡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2月31日
作者 孟泳新
壹、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的重要性，大致有以下幾點：
壹評判解放戰爭的正義性問題直接地關乎到戰後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正當性的證明。
二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是評判毛澤東的關鍵之關鍵、重心之重心。
③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是評判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和執政權的合法性正當性的主要關鍵之處。
四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廣泛編織了「是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諸如此類的神話故事和謬論。
伍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是解決民主運動內部產生的罅隙與分岐的壹個重要關鍵。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談到自己壹生中做的兩件大事。他說，我壹生幹了兩件事,壹是打敗了蔣介石。 另壹件事 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毛死後，對后壹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己經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了浩劫。但正是由於前壹件事的成功－打敗了蔣介石，問題就出來了，若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說法，加上民眾中普遍存在著的以成敗論英雄，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 「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正確的就是真理」的簡單的思維邏輯，於是就有了鄧小平的「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是最核心的壹條的說法」，「繼續神化毛澤東」和直到現在的習近平的「否定了毛澤東，天下就會大亂」的說法，故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則成了正確地評階毛澤東的關鍵所在。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的是，正是毛澤東打嬴了解放戰爭，毛澤東打嬴了三大戰役，指揮百萬雄師，「解放」了全中國，使毛澤東為壹群人從人的位子捧上了神的尊位。「毛澤東在建國后享盡榮華富貴，帝王之尊，霸王之權，壹言九鼎，任意胡行，是壹切權力的集中 者，是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君師合壹的標榜者，是壹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無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當代的紅太陽，是社會主義的始皇帝， 是個人崇拜的壹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領袖。」〔引自於謝韜為《陳獨秀、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壹書寫的序〕而正是未能認別解放戰爭的非正義性，就無法認清毛澤東的全貌，就無法完全將毛澤東從神的尊位還原到普通人。
列寧締造的「專制的社會主義」，終於還是被歷史所否定，歷時74年。「十月革命」是從民主共和向封建專制的復辟。正是因為毛澤東打嬴了解放戰爭，毛澤東打嬴了三大戰役，為之中共編織了它的最後壹道神話，即中共在大陸廣泛宣傳的「是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諸如此類的神話，使之成為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最後壹道防線，故講，如前所言，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解放戰爭的正義性問題直接地關乎到戰後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正當性的證明。
二、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的難題所在呢？大致原因有三個。
壹就是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影響，人們的思維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影響而言，單就戰爭的評價來看，很多國人信奉「勝者王侯敗者寇」。法蘭克福大學查卡教授所著的〔德文版〕《形式邏輯和科學哲學，經濟科學導論》講了真理的三大學說，其壹、壹致與符合說，「真理符合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對應了這壹哲學意義上的源於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關於真理的壹致與符合說。其二、關聯說，哲學意義上的關於「真理的關聯說」，這壹學說可追溯到，或講源於辨證法大師黑 格爾。這學說認為，壹個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須與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壹致。相壹致就是指邏輯上的無矛盾性。其三、為普遍接受說，「真理共識論」。價值理念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對文化科學範疇的理論是極為重要的，它對應的是哲學意義上的關於真理的為普遍接受說。這個以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為代表的學說 認為，壹個理論若為真理，它必須是為普遍所接受的。實踐、邏輯與價值理念，這才是真正的檢驗真理的三大標準。二必須樹立以「人民是目的」的新的歷史史觀，批判以「朝廷是目的」的舊的歷史史觀。資中筠的《「以史為鑒」的不同出發點--人民和朝廷哪個是目的？》壹文它揭示了「以人為本」和「以人的尊嚴為本」二種不同的價值觀在歷史史觀上的對立。③就是由於世界各國已有的理論與實踐中還沒有出現過類似於象毛澤東壹樣靠打嬴了解放戰爭，打敗了蔣介石，而奪得了政權的例子。故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必然成了長期以來未能破解的理論難題。因為不存在著現存的價值理論拿來套用，來借用。惟有創新和發展，方能解決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方能解決中國現代歷史中的最核心的疑難問題，國共內戰的道德正義性問題和四九年中共建國的正當性問題。
三、王芸生先生是認識「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是「非正義的」的第壹人。
他在其臨終前曾說，「毛澤東那句至理名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應改為「槍杆子裏面出獨裁政權」。「三年解放戰爭，應改為中國人屠殺中國人的血腥內戰。」
大公報主編王芸生於1946年4月16日發表大公報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中寫道：「 現在抗戰勝利了，日問崩潰，偽滿煙消，中國的東北，應該歸回中國，就在這時候，蘇軍也 根據中蘇盟好條約紛紛撤離東北。就在這時候，蘇軍剛剛邁步走去，國軍接防立腳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來了。多難的長春，軍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國的地方，現在應該光復了，卻災難愈深，那裡的人民都是中國的兒女，現在應該回歸祖國的懷抱了，卻在斫斫殺殺，流的都是中國同胞的血！中國人想想吧！這可恥不可恥？… 」但是，王芸生先生沒有完成了嚴格的理性論證就與世長辭了。
沃爾澤正義戰爭理論主要是圍繞三個子系統：開戰正義、交戰正義和戰後正義，來展開它的道德分析和論辯。阿列克西創立了法律論證理論。若將這兩個理論結合起來，就可得到主要適用於在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正義」的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起了壹個鍳別的作用的論證。
與法律上的理性論證壹樣，在歷史研究中要特別注重於證據。我們知道，有些名家為了要證立自己的壹條立論，常常提出了許許多多的證據。在此筆者提出，凡要證立自己的壹條立論，需要對自己提出的證據作壹分類，即按理性論辯中有效性分成A類〔壹定的說服力但存有較大的疑義〕、AA類〔極強的說服力但存有較小的疑義〕、AAA類〔無可爭辯的並不存疑義的〕。
四、藉助以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的道德論辯和論證說明
1，對開戰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
在這裏首先需要指出，必須確認的兩個大前題。其壹， 根據中外正義戰爭傳統，戰爭有正義與不正義之分，故要慎戰，要慎而又慎。其二，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決定開戰正義。
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實質上是由,西方正義戰爭理論基本原則第6條原則 、即最終手段原則結合了中國古代孔子孟子皆主張「慎戰」而產生的。
提出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主要目的是
壹必須破除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論。王芸生，在其臨終前曾說，「毛澤東那句至理名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應改為「槍杆子裏面出獨裁政權」。它點出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實質，是封建帝王封建軍閥武裝割據的邏輯所在，是反人民、反文明、反理性的封建獨裁、流寇強盜的邏輯根據。 通過戰爭奪取政權，說明是有些人的槍杆子里出了政權，而 另壹些人的槍杆子里失去了政權。如果「槍杆子里出政權」，那麼，野蠻的屠殺就不可避免，人類社會將永遠遵循森林法則，弱肉強 食。現代文明已讓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權力屬於人民，不能夠誰更暴力誰就當老大，靠槍杆子說話是強盜邏輯。
二必須破除毛澤東的「造反有理」論。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家喻戶曉的話，就是「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有了這個道理，於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會主義」。這本是毛澤東在延安慶祝斯大林誕辰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造反有理」的「理」就在於「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尋求人人平等」。這句話在延安時代本身就是壹句歧義極大的錯話。主要由斯大林創立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只能叫列寧主義，或斯大林主義〕本身是對馬克思的整體思想的壹次性的誤解和偏離。而毛澤東這句話表現出毛澤東對由斯大林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偏面的理解，壹種誤解，重而構成對馬克思的整體思想的二次性的誤解和偏離，而用到毛澤東本人所設想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在這裏暫且指出這二條錯誤所在。其壹是，人類社會到處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無時無刻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都存在著不合理的因素，而解決的途徑和方法，不僅僅是造反、武裝起義、暴力鬥爭這樣壹種暴力的無序的極端的方式，壹種不講理的欠文明的的方式，世界各國更常見的更普遍採用的是法律途徑，這樣壹種和平的有序的普通的方式，壹種講理的文明的方式，馬克思壹生也從未說過，作為生產力極為低下的中國，實施暴力革命，以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唯壹的途徑。況且馬克思說的話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確的，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這隻是按「真理符合論」的講法。若按「真理關聯論」和「真理共識論」那就有可能發現馬克思說的話存在著許多繆誤之處。〕而我們在這裏講的如此重要的法律對於毛澤東來說，可觀其壹生，則是毛澤東的軟肋了。其二是，毛澤東本人所設想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很明白是想搞掉修正主義，壹種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假社會主義；這也是說，有革命的、造反的、社會主義的，也有掛著革命、造反、社會主義招牌的假革命、假造反、假社會主義；這也是說，革命、造反、社會主義都有真的與假的之分、正義的與非正義的之分。而不能光聽他說的，光看他做的，那是不夠的。按壹般人的思路來講，必需首先解決如何劃分，怎麼樣來劃分真的與假的、正義的與非正義的革命、造反、社會主義的問題，然後再考慮後續問題，以及目的問題，收尾的問題。而才到發動初期，壹群中學生翻出了「 造反有理」這壹段話，此時毛澤東理應講，應該將其真的與假的、正義的與非正義的革命、造反、社會主義的界線告之天下人，但卻沒有這樣做。究其原因，恐怕是毛澤東對此分野還未搞清楚，或者說，毛澤東對此分野是以毛澤東作為基準來劃分的，故不宜公布為佳。比如說，什麼叫走資派，制定政策的，怎麼樣確定之，單純的執行者，看來就不能算了吧。又比如說，什麼叫反黨集團，上下級工作關係，看來就不能算了吧。其實，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從執政起毛澤東沒有幾件是解決好了的。結果，全國爆發武鬥，只好藉助于毛澤東主動發起的中蘇邊界戰爭來轉移國內視線，以求得國內的平息。
③必須破除列寧毛澤東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論。列寧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論斷。第壹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曾說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產階級應將它變為國內戰爭，進 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由於蘇聯的出現，列寧的這壹論斷就被公認為無比正確。所謂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的經典公式。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壹九三八年五月）講了： 「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壹類是正義的，壹類是非正義的。壹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壹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壹切阻礙進步的非正 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后壹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壹類戰爭，例如第壹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 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壹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 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頁〕毛澤東在這裏首先肯定了戰爭分為兩類，正義的和非正義的。這點與我們的觀點是壹樣的。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分界在什麼地方呢？毛澤東僅僅指出了「進步」這壹條是不夠的，並且沒有對什麼叫「進步」作深入的分析，這壹點留下後面再議。毛澤東接著就講解了列寧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論。現在俄羅斯學者通過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十月革命道路也非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道路。二月革命才是歷 史發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實質上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二月革命的反動。現在許多俄羅斯學者甚至認為十月革命不是革命，只是壹場少數政治精英的政變。〔可參見，張鎮強：《從十月革命的真相看列寧》，和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提出大前題二，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決定開戰正義。主要目的是
依據沃爾澤理論圍繞三個子系統：開戰正義、交戰正義和戰後正義，來展開道德分析和論辯。開戰正義，指壹場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主要通過 考察戰爭的理由來判定戰爭本身是否正義。我們將戰爭大致地劃分為二大類：國際戰爭和國內戰爭。沃爾澤，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的工作可以說，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於國際戰爭方面，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也都集中在於國際戰爭方面，而利用沃爾澤，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出的許多結論是無法對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解放戰爭做出明確的道德分析和評判的。
張書元、石斌在《沃爾澤的正義戰爭論述評》壹文寫道，「按照西方正義戰爭思想傳統，「開戰正義」壹般涉及六條基本原則：正當理由、合法權威、正當目的、成功的可能性、相稱性和最後手段原則。
與某些傳統觀點認為雙方都可能有正當理由不同，沃爾澤明確主張，正義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維護以人權為基礎的國家權利，即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因此只有自衛才能證明戰爭的正義性。正義只 能歸於壹方，或者雙方都不具有正義性。」
很明顯，就按「戰爭的理由」的 訴求，對歷史革命戰爭，國內戰爭來說，並不存在什麼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問題。這是壹個問題。另外按傳統觀點，內戰責任涉及：第壹，哪壹方蓄謀發動內戰；第二，哪壹方主動挑起內戰，認為這是內戰雙方爭議嚴重的問題。而第二次國共內戰因零星戰鬥，局部戰鬥，全面爆發和政治談判交織在壹起，爭議極大。中 共方面認為，1946年6月，國軍精銳部隊在東北戰場以及其他戰場頻頻傳來捷報，蔣介石在做完軍事部署后，認為發動內戰時機已經成熟，即單方面公開撕毀 《雙十協議》和「政協抉議」。6月26日，以國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內戰全面爆發。而國府方面認為，中共在1945年9月即開始發動上黨戰役，平綏戰役圍攻國軍。尤其在雙十協定簽署之後的兩個月內，中共仍然違 反雙十協定圍攻傅作義在歸綏，包頭的主力部隊壹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圍，並主動進攻壹直在國軍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區；另中共在山海關設 防，開火阻擊依照中蘇條約進入東北接收的國軍。且中共抗戰勝利后大面積破壞津浦鐵路和平漢鐵路。按傳統的相稱原則〔要求公開宣戰〕和正當的理由的說法，「正義戰爭的理由必須能夠提供明晰而準確的是非判斷,必須從根本上基於受侵害的前提條件;自衛不能是預防性的和進攻性的;¨」而第二次國共內戰，戰爭雙方就開戰正義中的各個細項爭議極大，這又是壹個問題。故講沃爾澤理論，對歷史革命戰爭，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解放戰爭來說，是不適用的。要想在歷史哲學和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正義」的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起了壹個鍳別的作用，唯有另闢蹊徑，必須要能突破前人的窠臼，方能取得成功。
又比如說，我們可以把戰爭的形成可看成是交往行為的雙方，各自都有各自的申述，當分岐超越壹定範圍后，從而產生了或形成了有爭議的申述。存在著許多解決有爭議的申述的方法，但大致分為二大類，壹類例如訴諸于權威、傳統 和殘酷的暴力，訴諸于非理性，比如說戰爭，由此而產生了戰爭；另壹類例如訴諸于理性，商談方式，協商的方式，和平的方式，這是實現理性觀念的關鍵之處。
而今想在歷史哲學和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說是的壹方和說不是的壹方自然形成了商談的雙方。問題的關鍵，戰爭雙方各自的申述是不是「有效性」的問題，發動「革命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
哈貝馬斯承繼康德的世界劃分方法，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生活世界和主觀世界。哈 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壹種言語溝通行為，其中言語總是反思地或追溯性地同時與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這就要求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 不明確地提出和這三個世界相對應的三個有效性要求，而且總是同時浮現。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正當性）和真誠性。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是正確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哈貝馬斯特別指出，因為交往行為即使壹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題性地使壹個有效性要求凸現出，三個有效性要求在壹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譬如，當壹個聽者接受壹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當性時壹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發動「革命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只要檢查他的訴求、斷言、言說是不是符合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故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來決定開戰正義屬於那壹方。
對開戰正義這個子系統進行道德論辯和理性論證的應用說明。
壹開戰正義，指壹場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主要通過考察戰爭的理由，即對戰爭雙方的「戰爭的理由」的 訴求的有效性要求來判定其發動和進行戰爭本身是否正義。
二開戰正義的「開戰」 兩字指的是于戰爭的爆發之前所表達的「戰爭的理由」的訴求和為戰爭作的壹切準備活動。故在戰爭的爆發之以前的該方的壹切與戰爭的爆發有關聯的活動可視為考察其「開戰」 是不是正義，即開戰正義的範圍。
③《孫子兵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檄文」是中國從古代到民國〔如討伐袁世凱的檄文〕要討伐昏君暴徒、國賊叛逆時候所寫的文章。為了宣示自己師出有名而大有正義，所以檄文的內容都寫得非常黑白對立、善惡分明，細數對方之犯行奸孽，罪惡滔天，而自己多麼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所以不得不起來為民討伐、替天行道。檄文，就是最好的上兵。可不知為什麼毛澤東卻在戰爭的爆發之前從未發表討伐蔣介石的檄文，以宣示自己師出有名而大有正義呢。現僅存有壹篇被有些人稱為討蔣檄文的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它公佈於壹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按其本人的講法，戰爭己經爆發了壹年有餘了。其實，沒有檄文，也不妨礙我們探究其究竟的步伐，只是略增加了點時間而己。
四為什麼要發動戰爭呢？戰爭的目的何在呢？壹方面可從戰爭雙方主要領導人在戰爭的爆發之前的言論探究之，另壹方面可從戰爭的演變、戰爭的形成、戰爭的發展上來尋覓之。
伍凡研究有文字記載的古今中外的戰爭的話，不難發現，所有的戰爭可分為兩大類，即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和沒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戰爭，其目的實際上就是要佔壹個道德的制高點，但這種訴求是不是、真的是否能成立呢？由此有訴求的戰爭又可分為有正當理由的戰爭和有借口的戰爭，此時可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即按照大前題二來決定開戰正義屬於那壹方。而對於沒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戰爭，可分為後補訴求的戰爭，即爆發當時無訴求、後來補上了壹個訴求的戰爭〔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就屬於此類〕，和自始至終皆無訴求的戰爭，則可按照大前題壹，必要時〔如對「後補訴求的戰爭」〕可結合大前題二，來確定是否是開戰正義。在此對於大前題壹和大前題二的應用時關係作壹說明。
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的應用。
開戰正義子系統評判實證和證據。
實證和證據壹。1937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特別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壹書，這是壹本摘選1941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和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發表的評論和文章而成，該書由李慎之作序，自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后便沒有再版或重印。儘管它收錄的全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言論，它沒有任何「造謠誹謗」的成分，卻還是沒有逃過被禁止在大陸出版的命運。AAA類的證據。
道德論辯和評判論證。
戰爭雙方的「戰爭的理由」的訴求， 就對歷史革命戰爭而言，在此我們拿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來講，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當時壹些場合的講話、言論 ，以及摘錄中國共產黨在四十年代創辦的兩大報刊《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發表的社論，它即是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西方民主觀念和理想的看法，表述了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近期、中期、遠期的夢想的訴說〔如同習近平上位后提出的中國夢壹樣〕，也是在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作出的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更是由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
要說起它也是由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這壹點，這裏還有證明，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制定的全過程。鄭大華在《張君勱與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壹文中寫道，「進入小組討論后，各 黨派和社會賢達圍繞今後中國應採取什麼樣的憲法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當時有三種憲法藍本可供人們選擇：壹是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二是英美式憲法，三是蘇聯式 憲法。國民黨主張採取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要求以「五五憲草」為憲法的藍本。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則大多傾向於英美式憲法。共產黨根據當時的情況，也希 望有壹個英美式憲政，「以期打破國民黨壟斷政權之局」〔梁漱溟.《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梁漱溟全集：第6卷〕」。筆者在這裏需要指出三點望讀者注意，其壹是，「張君勱提出了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式憲法之實的方案。張君勱的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壹致贊成」，周恩來表示「佩服」，國民黨代 表孫科也表示支持。」〔鄭大華〕如果讀者細心壹點，再分壹下類，與由張君勱所起草的四六憲法相對照，就可以發現，1941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全部主要訴求全都蘊涵於四六憲法之文本之中了。而四六憲法卻為中國共產黨定之為「偽憲法」，而因為四六憲法之故起草人張君勱卻為中國共產黨列為43人「戰犯」名單的最後壹位。中共如此之邏輯，實乃荒謬絕倫。其二是，究竟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憲法方案呢？鄭大華文中的「共產黨根據當時的情況，也希 望有壹個英美式憲政，」這壹句直乃後人善意的添加，是不足為信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壹直心儀在中國搞蘇聯式憲法，為什麼在此近壹年的時間內卻要深藏若虛，壹字不露呢？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直到今天的胡錦濤習近平，〕不是壹直堅決反對在中國搞英美式憲政，為什麼當時在決定中國前途的重要時刻還要趕來湊熱鬧，對張君勱的這套憲法方案高喊贊成、佩服呢？這中間毛澤東周恩來到底賣的是什麼關子呢？而當張君勱的這套憲法方案通過成了四六憲法后卻又變臉了，四六憲法又成了「偽憲法」。其三是，張君勱在那段夜裡與中共授課講憲法、白天與國民黨吵架爭憲法的日子里，己經看出了中共口是心非，必將違背舊政協各黨派所達成了的協議、發動內戰、來實現獨霸政權、在中國搞他的蘇聯式斯大林憲法的狼子野心。壹九五七年十二月張君勱在他出版的專著《辯證唯物主義駁論》的跋中寫道，「我本堅持反共之人，初不料抗戰後反與中共人事往還聚晤，此由於民主同盟成立，遇有國共衝突，政府每托民盟人士出而調停，新四軍事件也和議也毛氏入川也，皆有民盟人士周旋其間，至於我與周氏董氏往還，起於政治協商會之後，協商會中僅通過憲草原則若干條，會畢我已返滬上矣。重慶來電雲憲 草修正委員會卽日開會，我又由滬入川，暇時本政協原則若干條，擬成壹部憲草，國共兩方均認作底稿，由會中分散於各代表，按條討論，迄四月之終，除二三項未 解決外，全稿通過。會終之日李維漢起立曰，此為記錄，並非草案。」至於為什麼張君勱會同意民主社會黨去參加國大呢？張君勱寫道，「自測中共平日信奉辯證唯物主義以統壹思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獨霸政權，設集 中營以鋤異己。我自問我自己與民社黨無法與中共合作，乃本兩害取輕之義，決然捨棄中共而要求國民黨採用憲草以為參加國大之條件。簡言之，仍回到我平日反共 立場而已。」「 我之所以嘵嘵，誠不願吾六萬萬同胞隨蘇聯而殉葬也。」
前面己經講了，有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正當性）和真誠性。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是正確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哈貝馬斯特別指出，因為交往行為即使壹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題性地使壹個有效性要求凸現出，三個有效性要求在壹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就判別真實性、正確性而論，也就是說，對於壹般人而言，也許有壹定的難度，但對判別真誠性來講，即「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是否是真誠的，在言說時，也許還有壹定的不確定性，而今半個世紀己經過去了，當年的承諾依然全都沒有兌現，這不能不叫人下下如此之結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是沒有壹點真誠性，完全靠的是欺騙和謊言來迷惑中國廣大人民，當然在這中間取得了斯大林的支持，騙取了中國廣大人民的支持，從而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奪得了政權。
評判結論。
壹中國共產黨必須清楚地承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在半個世紀前給中國人民許下的莊嚴承諾，自己卻不想去兌現這樣的承諾，這起碼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的言而無信，這是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壹筆帳。
二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壹書的內容以及它的出版與禁止的命運正確無誤地說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是非真誠的，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二，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在開戰是否正義這壹點上是非正義的。 AAA類的證據。
實證和證據二。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AAA類的證據。
先期進入瀋陽的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瀋陽衛戍司令部后擔任瀋陽衛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簽署的中蘇條約，「在（蘇聯）紅軍退出滿洲之前，蔣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滿洲」，蘇軍表面上要求八路軍已經到達瀋陽、 承德、長春、大連的部隊退出這些地區，等蘇軍撤退後，由中國自行解決國共兩黨的軍隊如何佔領東北的問題，私下裡斯大林則派特使米高揚專程到瀋陽，告訴曾克 林，「蘇軍願意在桌子底下給予中共幫助」。〔－引自於人民網文章，《劉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始末》〕〔筆者評點：這表明了，壹假若沒有斯大林的世界及東方戰略和謀略以及斯大林的具體指導和實施，就不可能有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的軍事謀略上的成功。二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壹次對中國內戰命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兩個陰謀家〔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密商會。〕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與蘇軍駐東北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元帥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貝魯羅索夫中校（其他文電又譯為衛斯別夫中 校）及翻譯謝德明，乘飛機從瀋陽經多倫到達延安。這架小型軍用飛機于當日上午11時許，降落在延安東關機場。在機場，受到楊尚昆、伍修權的迎接。
貝魯羅索夫中校壹下飛機，就去拜會朱德總司令，向朱總司令正式轉達馬林諾夫斯基元帥 的意見：在蘇聯紅軍退出東北之前，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均不得進入東北；已到瀋陽、大連、長春等地的八路軍，必須請朱總司令下令這些部隊退出蘇軍佔領地 區；蘇聯紅軍不久將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東北應由中國自行解決，蘇方不干涉中國內政。經過談判交涉，蘇軍同意進入東北的八路軍部隊先以「東北人民自治軍」名義開展活動，蘇軍將不再加以限制。這顯然是蘇聯政府的意見，不可等閑視之，朱德立即將情況告訴劉少奇。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劉少奇緊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于下午1點準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雲、彭真、彭德懷、高崗、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 劉少奇看與會人員都到齊了，便讓工作人員將在隔壁窯洞休息的曾克林領進會議室。劉少奇拉著曾克林的手，向大家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們第壹批出關的先鋒官曾克林同志，現在請曾克林同志談談他們出關的情況和目前東北的現狀。」
曾克林說：「我們翼熱遼軍區第16分區接到向遼寧、吉林進發的命令后，於8月16日出發，由我和分區副政委唐凱率領，共4000人……，」「部隊發展情況怎麼樣?」朱德迫不及待地問道。 「非常迅速!」曾克林說，「目前，部隊已擴 大到3萬多人。」 「3萬多人!」任弼時驚笑道，「不到壹個月，就擴充了八九倍!」 「武器裝備和後勤供應情況如何?」朱德又詢問道。 「我們接管了大量倉庫，軍火、糧食、被褥，什麼都有，我們都換裝了……」曾克林興奮地說。〔筆者評點：如同壹群盜墓山寨王們在聽取他們的先鋒小嘍蘿新發現了壹群漢代墓，並預挖了壹個墓葬的偏室，收穫就如此豐盛以後，驚訝讚歎不己，興奮不止。豈不知，漢代墓葬乃屬國家所有，盜墓是非法之行為。此乃是始於對當代的群伙犯罪心理學的分析結論吧！〕
劉少奇打著有力的手勢對曾克林說:「這是千載壹時之機。我們的部隊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腳，就可以控制東北，我們掌握了東北，就可以加速中國革命的進程。」
會議從14日下午1點，壹直開到1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會議根 據曾克林彙報的情況，在摸清蘇聯紅軍具體態度的基礎上，詳細研究了對東北工作的方針和具體部署。會議認為，東北的日、偽軍已被全部摧毀，國民黨的勢力尚未 進入東北，這是中國共產黨爭取東北的「千載壹時之機」；應迅速調整力量和部署，全力爭取控制東北。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陳雲、程子華、 伍修權、林楓為委員，彭真任書記。彭真、陳雲、伍修權等隨後搭乘蘇聯紅軍的飛機，前往東北赴任(程子華、林楓已到東北)。
會議結束已到深夜，劉少奇回到窯洞，顧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壹連起草了三份電報，連夜發出。第壹份是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全黨的指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方針。〔筆者評點：什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動挑起了戰爭的明證。挑起了戰爭，難道就不考慮承擔歷史責任嗎？〕第二、第三份電報是給毛澤東、周恩來的。壹是向他們彙報幾個戰略區領導人的調配情況，二是提議長江以南部隊迅速全部北撤併以此作為向國民黨談判的壹個讓步條件。9月15日，果真周恩來在重慶談判上提出把長江以南部隊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筆者評點：演得不錯，終於將重慶談判演成了矇騙公眾的欺騙。〕
9月15日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會見了貝魯羅索夫中校，將寫給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信件請他帶回。該信是以中國國民革命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寫的。〔筆者評點：中國國民革命軍的照牌就那麼的香嗎？至此了還有必要打用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名字嗎？〕
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部隊，「在東北決不能採用八路軍番號，也不能用共產黨的名義公開和紅軍接洽並取得其幫助，而只能用東北地方正規部隊和非正規部隊以及非共產黨的面目，才能與紅軍指揮機關作正式的接洽，並取得紅軍的各種幫助…」〔筆者評點：做人要光明正大，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呢！〕
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因此中共在華北大規模破壞主要的鐵路交通線。此時中共陸續派遣十壹萬大軍挺進東北，劉少奇還特意囑咐，派往東北的幹部不要帶武器，壹律穿便裝，打扮成勞工模樣，「妳們要趕快去搶」。〔轉引維基百科自於《黨史博覽》2006年第08期〕〔筆者評點：「搶」這壹字用太妙了，太傳神了〕
評判結論。
壹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壹次對中國內戰命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兩個陰謀家〔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密商會。
二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
③它嚴重地違反了西方古老的自然法中的誠信原則和東方中國常言的要光明正大原則。
四它嚴重地違反了1945年10月10日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簽署的《雙十協議》和1946年1月國共兩黨及其他政黨共同達成的政協協議的主旨，「堅決避免內戰」，「認同軍隊國家化」，以及由張君勱慘與制定的「四六憲法」 ，這部憲法尤其在「軍隊國家化」上著墨甚力，規定「任何黨派和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黨鬥爭之工具，」並將重慶談判和政協會議變成了矇騙公眾的忽悠與烏龍。
伍由此可證明，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在開戰是否正義這壹點上，是非正義的，AAA類的證據。
實證和證據三。
審查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以及重慶談判、《停戰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大通過憲法和1949年的國共和平談判的對照， AA級的證據。這裏所涉及到的問題換壹個角度看，或者說換壹個提法講，究竟是誰背叛了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大通過的憲法〔四六憲法〕是不是獨裁憲法，是不是偽憲法？有興趣的朋友還可參考楊天石的文章《1946年的政協會議為什麼功敗垂成——圍繞《憲草修改原則》的爭論考察》。
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的壹大理由就是蔣破壞《停戰協定》。先看看國共所簽的兩個協定的性質。
「《雙十協定》全稱是《政府與中共代表的會談紀要》，記載了雙方的立場觀點和談判進程。他不是協議，沒有約束力，特別是沒有就徹底解決解放區政府問題和中 共軍隊問題提出可行辦法。到1946年1月10日，雙方又簽定《停戰協定》，規定「雙方軍隊應在1月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軍事行動。」（實際上雙方還 是壹直有戰鬥）此後雙方再未簽定相關協定。可見雙方僅是「停戰」，並未和平，更沒有就如何和平統壹中國及和平建設中國達成合作協議，實際上也無法談攏，僵 持下去，必定是令國家分裂或是造成內部軍事割據，此時蔣介石以武力尋求國家統壹（有點象現在的台灣問題），是否是犯戰爭罪呢？我們以後在和談不成台灣又未 宣布獨立的情況下主動解決台灣，是不是也犯戰爭罪？ 朝鮮戰爭中，聯合國判決北朝鮮為侵略者，而我國正史對此堅決否認。試問，我國為朝鮮辯護的理由與老蔣發動內戰的理由到底有何不同？」〔河蟹 《希噓長嘆讀歷史---三年國共內戰淺說(誰放內戰第壹槍?)》〕
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的另壹大理由就是蔣記國大通過的憲法是獨裁憲法，其主要部分與政協原則相反，限制人權，總統獨裁，是偽憲法。
這部壹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是張君勱慘與制定、為今日獨立的憲政學者，包括中國大六的在內，都認為是中國百年來，最好的壹部憲法。
「何謂最好？從實踐來看，四六憲法的主旨被台灣中華民國遵循至今，它奠定中華民國的法統，成為台灣民 主轉型的不可動搖的法源。台灣歷次修憲都不涉及憲法的民主本質和基本國策。從理論上說，四六憲法出色地融合了孫中山的五權分立學說與歐美民主政治原則。這 正是張君勱數十年擇善固執、夢寐以求的憲政理想。具體說，這部憲法突出主權在民、人權保障、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均富思想，尤其在「軍隊國家化」上著墨甚力，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憲法符合西方立憲主義精義，沒有任何政黨的影子于字裡行間。
總之，這些都是中共建國后多次「憲法」〔包括82憲法－筆者注〕所不可比擬的。出奇的是，這部憲法的制定，即張君勱所擬定的憲草，也是當年中共的權威代表周恩來等所支持和贊 同的。」〔金鐘 《不朽的先驅：張君勱》〕可見，講「四六憲法是獨裁憲法，是偽憲法」 是不能成立。〔另外可參見孟泳新〔 陳智淙〕「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三〕
1946年1月國共兩黨及其他黨派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5項議案。現摘錄此5項議案及《雙十協定》的部分文字如下：
壹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二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合，結社，居住，遷徒，通訊之自由。③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 四廢止戰時實行之新聞，出版，電影，戲劇，郵電檢查辦法。 伍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抓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 ⑥釋放政治犯。 七軍隊教育應以建軍原則辦理，永遠超出黨派系統及個人關係之外。⑧實行軍黨分治，任何黨派和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黨鬥爭之工具。
1949年的談判是在中共提出的八項原則下進行的：
壹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③廢除偽法統 四根據民主原則改編壹切反動軍隊 伍沒收官僚資本 ⑥改革土地制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⑧召開沒有反動分子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壹切權力。
對照兩者，不難發現，中共提出的八項原則嚴重地從1946年1月國共兩黨及其他黨派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了5項議案及《雙十協定》後退了，沒有了確保人民享有的各項自由，沒有了保障學術自由，沒有了廢止戰時實行之新聞，出版，電影，戲劇，郵電檢查辦法，沒有了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抓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沒有了軍隊國家化，…，而且這些重要的憲法因素至今沒有在大陸得到實現。
評判結論。
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就屬於「後補訴求的戰爭」，即爆發當時無訴求、後來補上了壹個訴求的戰爭，對此可按照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結合對「後補訴求的戰爭」的訴求可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來確定是否是開戰正義。
壹大公報主編王芸生於1946年4月16日發表大公報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中寫道：「…就在這時候，蘇軍剛剛邁步走去，國軍接防立腳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來了。多難的長春，軍民又在喋血。」 按中共歷史書的講法，解放戰爭的開戰時間指的是從1946年6月26日停戰有效期起算是沒有道理的。真相是毛澤東發動了解放戰爭。在1946年6月26日之前，「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向長春〕打來」，那難道就算是遊戲了。請參見孟泳新〔 陳智淙〕《「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三》
二毛澤東不宣而戰，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
③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訴求是虛假的、不正確性、沒有壹丁點真誠性。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二，AA級的證據。
開戰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
由實證和證據壹。1937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特別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壹書。AAA級的證據。由實證和證據二。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AAA級的證據。 由實證和證據三。審查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以及重慶談判、《停戰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大通過憲法和1949年的國共和平談判的對照， AA級的證據。我們可以得到，是毛澤東發動了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解放戰爭，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開戰是不正義的。
2，對交戰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
交戰正義主要是指壹場戰爭的進行方式是否只限於人類生命之最小程度的正當損傷，主要通過考察遵守或違反戰爭慣例或規則的情 況，來判定戰爭是否正義地進行。我們在考察壹場場的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時，可以發現，大多數的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中途就失敗了，而且大多數都沒有留下對本次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戰爭成功后的欲要建立的秩序的任何文字材料，也就是說，無法斷定戰後正義和開戰正義的。僅僅依據參与起義戰爭者的成份那是不行的。那就主要地考察交戰正義這個尺度了。
冉雲飛整理出長文《明末清初蜀難編年初編（附殺人方法及死亡 人數）——兼紀念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屠戮婦嬰和讓人觸目驚心的歷史文獻。「湖廣填四川」——正是因為張獻忠的「功勞」，導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 需要從外省大量遷入新移民。儘管講，結論是正確的，但缺少了理性論證。而今我們介紹了交戰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以後，說明了鍳別判別壹場的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是否是壹場正義的戰爭的壹些準則、尺度和原則，細心的讀者就很快發現，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嚴重地違反了交戰正義規則。按照正義戰爭思想傳統，交戰正義壹般包含兩條核心原則：區別原則和比例（相稱）原則 。而區別原則主要涉及對戰爭目標的區分，特別是士兵和非戰鬥人員的區分。沃爾澤認為，從人權出發，非戰鬥人員的生命財產以及事關民眾生存的公共設施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被視為軍事目 標。張獻忠屠戮婦嬰，這是絕對不可容許的，如同納粹殺害猶太人壹樣，都是濫殺無辜，明顯地都是非正義的戰爭。因為我們的幾乎所有的讀者都有壹個以三段論法為基礎的證成思維能力，因為我們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理性，也就相信除了極少數幾個人之外，絕大多數的人，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人都是講理的，都是講理性的，「講理的，」則是人類社會與猴子群會等動物群會之間客觀存在著的根本性的區別，也是人性與獸性之間的根本性的區別吧！正是有了理性論證，就可以「使天下人心悅誠服」。
實證和證據四 。
長春之戰 和太原保衛戰 ，AA級的證據。
請參見上面1．介紹王芸生長春之戰和徐沛博士太原保衛戰的說明。已有闡述，茲不贅述。
3，對戰後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
首先需要指出，必須確認的壹個大前題，即依據人權和社會公正的實現這兩把尺子來判別此「革命戰爭」的戰後正義。
說明 ：
李效東、李瑞景 在《西方戰爭倫理的理論體系及當代論爭》壹文中說，「西方戰爭倫理已經成為壹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概括起來，可分為戰爭權利倫理、戰爭行為倫理及戰爭責任倫理三個部分。」「戰爭責任倫理，也有學者稱之為「戰後正義」，即戰勝國不應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來處置戰敗國，而應遵從某種規範，因為「犯罪不能從他人的罪行中遺傳下來」。〔注，引自康德的話〕現代意義上的戰爭責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清算戰爭罪行、確保戰敗國的政治自由、承擔重建義務。」
「關於清算戰爭 罪行，這是西方在戰爭實踐中最初認識到的「戰爭責任」，主要是對發動非正義戰爭負有責任的國家和個人進行審判和懲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普遍認識到，對戰敗國本 身的過分懲罰無法消除戰爭的根源，於是轉而側重於對發動戰爭的戰爭罪犯進行審判，比較典型的是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
「關於確保戰敗國的政治自由，最早意識到並將之上升到理論高度加以概括的是德國大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康德用「戰後的權利」這壹概念來概括戰勝國的戰爭責任，指出：「被征服的國家和其臣民，都不因國家被征服而喪失他們政治的自由。這樣，被征服 的國家不會降為殖民地，被征服國的臣民不至於成為奴隸。否則，這場戰爭便成為執行懲罰性的戰爭。」」
「關於承擔重建義務，指的是 戰勝國的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推倒壹箇舊政權。戰勝國和其他任何有能力的國家都應該對戰敗國進行人道主義援助，迅速重建壹個政治獨立、經濟穩定的自由國家，以 利於國家重返國際體系，最終消除戰爭根源。」
很明顯的，西方戰爭倫理的理論體系主要適用於國際間的戰爭方面，而利用西方戰爭倫理理論的許多結論是無法對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解放戰爭做出明確的道德分析和評判的。
對國內戰爭的戰後正義的戰後，就內容來分，我們可將其分為狹義的戰後和廣義的戰後。狹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指對戰後遺留問題的處理，其主要包括審判戰爭罪犯問題〔即就戰爭的個人責任而言，戰爭罪犯的不正義行為均應受到正義的審判〕和對戰俘的處理。廣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涉及戰後秩序安排及其倫理評判標準。
台灣學者朱元鴻《戰後正義與寬恕》壹文中寫道，「Brian Orend引述康德的主張：力量不等於正義，勝利的事實自身並不授與勝利者權利，也不加諸敗者義務。只有在正義戰爭的條件之下才可能有意義地討論勝利者與戰敗者的權利義務。」 狹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指對戰後遺留問題的處理，主要是指對善後問題的處理。美國的南北戰爭是壹場沒有後遺症的戰爭。它為後人樹立了戰後正義的經典。它「
——沒有給美國留下南北隔閡，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後遺症。
——戰敗的南方也未成為北方任意宰割的戰利品，戰敗的南方將士也未打入「另冊」，更沒有遭受上升到國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視清算。
——林肯和格蘭特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來慶祝勝利，而是怎樣儘力避免留下戰爭後遺症。
——（南方）每個軍官和將士都得到壹份由格蘭特將軍簽署的證明書，證明他們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們可以自由地回到家鄉，不予追究，不受歧視。
——勝利者固然值得讚揚，失敗者同樣令人敬佩。勝者應當名垂青史，敗者也無愧後人。因為他們都在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關鍵時刻，作出了壹個讓古往今來的政治家軍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的決定。」
對戰後遺留問題的處理，主要包括二個方面：即清算戰爭罪行，即審判戰爭罪犯問題〔即就戰爭的個人責任而言，戰爭罪犯的不正義行為均應受到正義的審判〕和對戰俘的處理這二個問題。審判戰爭罪犯問題的主要目的是彰顯本次戰爭的正義性，揭露戰爭罪犯的不正義行為，起到彰善癉惡的作用，即對己經過去了的戰爭歷史作壹歷史總結，又可根絕了未來再度爆發戰爭的可能。這裏面涉及個別的戰爭罪犯的人權問題。而對戰俘的處理，不用說西方的日內 瓦戰俘公約，在古代中國就流傳著這樣的壹句諺語，戰不殺降，殺降不祥，意指說對於己經投降的戰俘來說，如果戰場殺降，則會被認為是兵家大忌，其後會被壹種「魔咒」的詛咒。這裏面涉及眾多的戰俘的人權問題。
而廣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涉及戰後秩序的安排。這裏面涉及廣大人民的人權問題。總之，戰後正義包括的三個方面，審判戰爭罪犯、戰俘的處理、戰後秩序的安排都涉及人權問題。
歷史上號稱「革命戰爭」的戰爭有很多，有些是正義的戰爭，但不乏有掛著「革命」兩字的非正義的戰爭，如同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這關鍵的關鍵是要看「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張君勱有句話叫，「革命的工作是要確立人權，而非限制人權。」章國鋒在《哈貝馬斯訪談錄》中寫道，哈貝馬斯講，「我們必須肯定啟蒙理性的歷史成就，相信社會進步的邏輯。許多曾經被認為是烏托邦的東西，通過人們的努力，或遲或早是會實現的，這已經被歷史所證實。人權和民主當初不也被許多人視為烏托邦嗎？可是，經過數代人的奮鬥，它們在今天已成為現實。 西方社會在過去兩百多年中，經歷了壹個社會公正和人的基本權利逐步實現的過程，這壹過程儘管充滿缺陷，壹再出現失誤和倒退，但仍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可 以這樣說：這壹過程幾乎窮盡了關於人類社會理想的選擇可能性。否認壹種仍然存在於破碎與斷裂之中的理性的作用，那麼，壹種理想的、公正的社會秩序無論如何 也不可能全面地建立。目前應該做的，正是提出壹種較為合理的方案，以消除當今社會所顯現出來的缺陷，克服它所帶來的負面後果，使世界向較為公正的未來發 展。倘若放棄壹切努力，將世界看作壹片黑暗，將改善目前狀況的壹切嘗試統統稱為幻想，那麼，今天的狀況將成為「鐵的現實」而延續下去，這個世界也許就真的 沒有什麼希望了。」
章國鋒《關於壹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以及網上文章《哈貝馬斯在西方社會學地位》中都有這樣的壹段話，「哈氏捍衛啟蒙的理性和啟蒙思想家提出的社會理想，認為，由啟蒙思想家開啟的「現代性」，作為壹項在思想、文化和社會三方面展開的「綜合工程」，包容了人類 迄今為止所創造的全部正麵價值和理想，致力於社會公正和人的基本權利的實現。儘管這些價值和理想在過去200多年中遭遇了各種挫折和倒退，且尚未全部實 現，但它們體現了歷史進步的邏輯，因此現代性仍然是壹項「未完成」的工程。」
從上面的這二段話中可看出，哈貝馬斯認為，世界各國以及全世界的整體，儘管壹再遭遇了各種挫折、失誤和倒退，但仍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個的方向是由啟蒙的理性和啟蒙思想家提出的社會理想所表達的價值和理想的實現，它們體現了歷史進步的邏輯。而用社會公正和人的基本權利的實現這兩把尺子，來檢查、來比較這場由我們要討論的戰爭所產生的戰後秩序與社會，與前個由我們要討論的戰爭所推翻的戰前秩序與社會，哪個社會更加公正了，在哪個社會中人權更加擴大了，則就能決定這場由我們要討論的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就能決定這場戰爭是否是正義的。
實證和證據五。
鎮壓反革命運動。AAA級的證據。其中，鎮壓原國民黨軍政骨幹人員，AA級的證據。鎮壓原社民黨、青年黨區分部委員以上骨幹人員，AAA級的證據。在這裏值得推薦的是彭小明先生的文章《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和 郭國汀的文章《坎坷律師路：冤殺的「惡霸」》。
1950年下半年開始到1951年下半年，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壹場鎮壓反革命運動。「解放初期，在壹些新解放區，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仍非常猖狂。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后，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氣焰更加囂張。他們製造謠言，破壞廠礦，搶劫物資，刺殺幹部，組織武裝暴亂，嚴重威脅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人民政權的穩定。」〔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兩天後毛澤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毛澤東說，「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 命恐怕只有這壹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妳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
「所以就殺，殺，殺人，」〔魯迅的《晨涼漫筆》〕從而全國籠罩著壹片殺戮和血腥。毛澤東卻高度讚賞,興奮地宣稱:「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毛澤東說，「我有這樣壹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處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則和方法。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被處決人數達到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壹點二四的水平。
道德論辯和評判論證。
壹經過很長時間的網上搜索，儘管還不能肯定，郭國汀是至今唯壹的壹位曾接觸到鎮壓反革命運動原始檔案，並將之公開，為之申請甄別的律師，而絕大部分的原始檔案至今還未公開，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人能接觸到鎮壓反革命運動原始檔案並將之公開。
鄭冠岑，1924年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法律專業，曾 任北京師範教師，抗戰爆發后逃回長汀，任民治日報社社長，1941年1月至1943年12月曾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1943年底自動辭職，歷任縣立圖書館 館長、福建省四區訓練班教育長、長汀師範國文教師，長汀壹中歷史教師。1951年1月在課堂上課時被捕，罪名是反革命，1951年11月 15日，長汀縣人民法庭以「反革命惡霸」罪名判處其死刑。10天後即被槍決。
郭國汀在《坎坷律師路：冤殺的「惡霸」》壹文中寫道，「最後我又從縣公安局檔案中查到「公安局檔案1號、案卷1307號、鄭冠岑檔案（案別反革命、類別惡霸）。封面歪歪斜斜地寫著「殺」字，署名為長汀縣 首任公安局長。翻開卷宗，僅有五頁紙。其中鄭冠岑本人手書自傳（三頁），鄭妻書寫之保外就醫申請書（壹頁）和壹份手寫的、沒有日期、署名或蓋章的「罪狀」（壹頁）。作為壹名執業已七年的律師，我對擺在面前的案卷材料之簡單大吃壹驚。質言之，這起殺頭案竟然沒有檢舉揭發材料、沒有審判筆錄、沒有被告人的坦白 交代供述材料，沒有證人證言，也即沒有任何證據，當然更不存在上訴審，或是最高法院複核意見，或是律師辯護詞之類的。」
「通篇自傳無片言隻語供述自己有何反革命惡霸罪行。」「而那份罪狀則列舉了鄭冠岑的四大罪狀。…而這四大罪狀均無口述，交待材料，均無檢舉揭發材料，亦無審問筆錄，沒有證人證言。為核實 事實我逐個調閱了罪狀中涉及的各有關人員的檔案。結果查明，對鄭冠岑之指控全系張冠李戴。」「 鄭之所以被當作反革命惡霸處決，主因在於他曾於1941年至1943年底任國民縣黨部書記。」在文章的最後郭國汀用三個排比句「 沒有法律的社會是黑暗的，沒有法治的社會是可怕的，沒有律師的社會是畸形的。」作為文章的結束語。
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壹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壹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筆者和幾位好友都認為，有必要在中央和全國各地建立「鎮壓反革命運動」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來教育子孫後代要牢記住這壹段的歷史教訓。
二從郭國汀接觸到鎮壓反革命運動鄭冠岑原始檔案中，可以發現，鄭冠岑的處決與「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的活動猖狂、製造謠言，破壞廠礦，搶劫物資，刺殺幹部，組織武裝暴亂，」這些被指控為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直接理由沒有壹丁點的關聯。其實，「製造謠言，破壞廠礦，搶劫物資，刺殺幹部，組織武裝暴亂」等這些罪行都是屬於普通的、自古至今直至未來壹直存在的刑罰範疇，屬於普通的公安司法機關管轄範疇的日常事務而己。「鎮壓舊政權的殘 余勢力」，這才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真實的動機。
③鎮壓反革命運動嚴重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及其派生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是其基本含義，這分別是指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罪的法定是指只有當壹人之行為符合刑法明 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才能將該之視為犯罪；刑之法定是指當行為人被認定犯罪，亦必須依照刑法的規定將之處罰，在刑種、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過刑法的 明文規定。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是正確理解罪刑法定原則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而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結果。
罪刑法定原則的其理論基礎主要有三，壹是三權分立論。三權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三權分立要求在立法機關獨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機關從事立法活動，同時執行司法權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 情況下，完成對案件的審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與司法分立的前提下，為防止審判的擅斷，才有必要把罪與刑用明文規定下來，從而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因 此，三邊形法定原則對於防止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濫用，保障公民的正當權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二是心理強制 說。罪刑法定真正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被奉為近代刑法鼻祖的費爾巴哈有力倡導的結果。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是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重要理論。費氏認為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後果以及實施行為後將 會受到懲罰，他就會權衡壹下利害輕重，當他認為因不實施犯罪行為而感到的不稱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實施犯罪而受到處罰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時放棄實施犯 罪。這樣的心理強制在預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為的實施方面起壹定的抑制作用。法的威懾力量是產生這壹抑制作用的基礎，因此，有必要把犯罪與刑罰的關係，用法 律明文規定下來，以利於起壹般威嚇心理的強製作用。由此，費爾巴哈主張罪刑，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與絕對性，這雙重屬性。確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確，而不能 含糊其詞，捉摸不定。絕對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因此，可以說罪刑法定是心理強制說的必然結論。三是現代罪刑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人權尊重主義。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重視對人權的保護，這 就要求無罪的人不使受追訴、有罪的人在被定罪量刑時不僅要符合程序法的要求，也要符合實體法的規定。犯罪人不能受到法外追訴，其人格、尊嚴也受到法律的保 護，能依法享受到法律所賦予的各種權利，而要保證這些權利的享受就要把人們的權利與義務用法律予以明確規定下來，使人們能認清哪些是法律規定可以做的，哪 些是法律所禁止的，哪些權利是法律所賦予公民的。
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有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則；禁止習慣刑法的原則；禁止類推原則；禁止不定期刑原則。
所謂刑法效力無溯及力，就是指根據某 行為實施時的法律規定不認為是犯罪行為，但是根據實施該行為以後制定並公布施行的新法是犯罪的，不能以新法定該行為為犯罪，處於刑罰。因此刑法無溯及力也 稱「事後法的禁止」。這是因為行為人只根據已 經施行的法律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所以罪刑法定主義要求，必須預告由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並公之於眾，以便讓人們所遵循。否則，如果以行 為後施行的刑法為依據處罰施行前的行為，這對行為人實際上是「不教而誅」。不僅如此，刑法「溯及既往」還會令人們無法知道自己的行為今後是否被定罪處罰， 不免惶恐不官，畏首畏尾，這不利於維護社會的安定。所以刑罰法規，只能對其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而不能溯及適用於施行前的行為，這也是實質的人權保障的要 求。但是在「從新從輕原則」之下，如果變更后的法律處罰較輕者，即以較輕的法律處罰。
在中國，不要說遠的了，1935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中華民國刑法》就規定了：「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而到了1950年，毛澤東藉助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採取「先無法、後補充法律」，「先鎮壓、后進行法律補充的倒置式辦法」，嚴重地否決了代表世界各國文明發展的罪刑法定原則，大搞起他的封建社會罪刑擅斷主義。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 了「反革命」，這個「歷代刑律皆無此項罪名，西方法系也不載此項」的罪名名目。「1949年以後，反革命罪又逐漸分化為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 命。現行，就是當下犯罪，是抵抗共產黨政權罪；而所謂歷史反革命罪，更是各國刑法所不載，國際法學所不容。1997年中國也宣布廢除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 家罪。實際上歷史反革命罪是用來懲治中國曆屆前政權，主要是國民黨政權，以及汪偽政權、軍閥政權和滿清政權軍政人員的罪名。歷史反革命也成為20世紀現代 中國歷史上人數最龐大的囚徒群體，估計可能近千萬人左右。」「1950年10月8日抗美援朝，兩天後毛澤東下令鎮反。但是法律條款《懲治反革命條例》是1951年2 月21日才頒布的。條例雖然粗疏，畢竟還有個條例。而當中的4個多月大規模鎮反運動竟然沒有任何划壹的明文法令條款。」 〔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又如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壹次會議批准，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壹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這個《條例》本來算 不上法律〔必須要由立法機關獨立的完成立法〕，只是壹個法規〔由行政機關制定的對執行法律的細則〕的地位。這個《條例》可以判死刑的條款佔了百分之八十；「勾結」、「包庇」、「參加宗教」等輕罪甚至是思想犯，不論有無後果就可以判死刑。如第八條規定「 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 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什麼叫「利用」 什麼叫「封建會門」，皆無明確說明；費爾巴哈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與絕對性，這雙重屬性。確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確，而不能 含糊其詞，捉摸不定。絕對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 又如第十六條規定「 以反革命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經本條例規定者，得比照本條例類似之罪處刑。」 這個《條例》法規卻明確規定了類推原則。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所禁止使用的原則。又如第十八條規定「 本條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這個《條例》法規卻明確規定「刑法效力具有溯及效力」。這本身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為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所禁止使用的原則。
故講鎮壓反革命運動嚴重違反了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則，違反了禁止類推原則。
四鎮壓反革命運動嚴重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及公正審判權所要求的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審理的權利和享有律師幫助這二項最基本的權利和要求。
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並頒布《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後續各項的人權公約的規定。中華民國為《世界人權宣言》首批簽約國。第十條 規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壹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審理的權利是公正審判權的實質性權利之壹。第十壹條規定「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壹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 「無罪推定原則」、「禁止適用溯及既往」的刑法原則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後續的人權公約都規定了，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審理的權利是公正審判權的實質性權利之壹。享有律師幫助是實現公正審判權的重要保障之壹。
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當時擔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的王明起草的《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 司法原則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同年3月21日，華北人民政府頒發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其壹切反動法律》的訓令（以下簡稱《訓令》）。這兩 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其壹切反動法律。1949年對「六法全書」的徹底廢除，不僅僅是對國民黨的舊法制的摧毀，更為重要的是把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為法制現代化所取得的壹切文明成果從根本上予以拋棄，舊法律中所蘊涵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諸 如正義、平等、公正、誠實信用、「無罪推定原則」、「禁止適用溯及既往」、「壹事不二罰」、「疑罪從無」等等從根本上予以拋棄，從而在壹定意義上說中斷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發 展進程，使中國法制建設倒退到了比國民黨的舊法制還要落後壹百年的人治的老路上去。從而中國開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無法無天」的時代，也開始了長達30餘年的無律師時代〔如同高教上六十年代引進學位制的嘗試不能定義為壹個獨立的階段壹樣，儘管1955年1956年1957年試行律師制度，「到1958年，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就很快夭折了, 1959年被取消了」，試行律師制度也不能定義為壹個獨立的階段，因為學位制與律師制度都沒有獲得毛澤東的壹貫的支持。〕也開始了中國有史以來法律虛無主義階段。
1949年以後廢除了制度下的律師制度，刑事辯護的功能，是保護被告作為壹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進步，提高司法公正性，防止冤假錯案發生。辯護制度的作用在於：既要防止冤枉無罪之人，又要防止輕罪重判；既要防止實體判決出現錯誤，也要反對刑訊逼供等在刑訴程序中發生的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問題。在毛澤東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廢除了律師制度，司法也就失去它表面上所具有的起碼的公正性。
伍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的復讎祭祀，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與進步的壹次褻瀆，是荒謬的，也是非正義的。我們的根據是，
第壹，背信棄義，言而無信。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以 他和朱德名義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又名《約法八章》（《毛澤東選集》1459頁）。中國共產黨卻違背了他們在《約法八章》中宣示的承諾，其中第5條宣告，除了國民黨高級戰犯以外的軍政人員，只要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壹律不加逮捕，不加 侮辱。然而在取得政權以後，背信棄義，言而無信，對前軍政人員進行了殘酷的報復處罰。「1949年被毛澤東點名的43名 戰犯，翁文灝、衛立煌和李宗仁投誠赴京，成為統戰對象，其餘皆逃逸台灣或海外，除了壹人（杜聿明）戰場被俘，關押了11年，獲得特赦，也成為統戰對象，均 未遭受共產黨的懲罰，而幾乎所有留在大陸、並無戰爭決策權力的中下層軍政人員全部受到了殘酷懲罰。」
第二，鎮壓反革命運動違背了國際法準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1949年8月12日國際紅十字會已經通過了《內瓦戰俘公約》。其中第三條規定 了壹國之內的戰爭衝突，戰俘待遇也適用於該公約。（戰俘公約長期被普遍認同為國際公法）。1952年7月13日周恩來外交部長經中國政府授權聲明接受該公 約，1956年11月5日，全國人大又正式批准了該公約。而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許多起義投奔共產黨的軍政人員也遭到殺害。
第三，嚴重違背了罪責原則〔或叫罪罰相應原則〕。戰犯翁文灝、衛立煌和李宗仁投誠赴京，成為統戰對象，被俘戰犯（杜聿明）可獲得特赦，這就證明了，對國共內戰的爆發毫無戰爭決策權力的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是不應該對國共內戰的爆發與進行負責的。 「重罪重判，輕罪輕判，罪刑相稱，罰當其罪。」這是壹條象壹條公理壹樣為任何人都能認同與接受的刑法思想。在德國叫罪責原則〔Schuldprinzip〕〔或叫罪罰相應原則〕，〔參見哈特慕特·毛雷爾《Staatsrecht1》第232頁〕但是此罪責原則〔或叫罪罰相應原則〕如今失效了，他們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卻受到了殘酷懲罰。毛澤東說，「我有這樣壹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 毛澤東獨創了按人口比例殺人的法則。「殺人的依據竟不是人犯的罪行是否該當 死罪，而是為了「發動群眾」。不論「發動群眾」作何種解釋，都是違背人權、民主和法治精神的。歷代王朝在確立新政之後，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收拾人心；而毛 澤東卻選擇了殺人祭刀，震懾人心。為了湊足百分比，許多起義投奔共產黨的軍政人員也遭到殺害。例如傅作義起義部隊的大批中級軍官，在鎮反時期忽遭逮捕鎮 壓。著名民運理論家胡平的父親就是該部隊被殺害的校官之壹。」〔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而傅作義卻安然無恙。傅作義對國共內戰的爆發與進行不負罪責，那麼就可以推出，傅作義起義部隊的部屬、大批中級軍官對國共內戰的爆發與進行也不應該負罪責的，他們是無罪的。這就是合符公理壹般的邏輯推理。但是如同胡平的父親壹樣的傅作義起義部隊的大批中級軍官卻在鎮反時期忽遭殺害。這是復讎，這是非正義的。輕罪重罰，罪刑不稱，無罪以罰，狂殺濫殺，這就是中共在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的人治原則。
第四，嚴重違背了「壹事不二罰」 原則、「疑罪從無原則。」大搞「壹事二罰」、「罪疑從有」，開創了「勞動教養」這壹名為不倫不類的新懲罰制度、實為與「監禁」並列的剝奪人權自由的違憲制度在中國的壹甲子的存在。「追究所有國民黨中央、省、市、縣、鄉、保黨政軍各級人員，除了極少數統戰人物，幾乎壹律逮捕，壹律侮辱。分別判刑，處死、勞改、監禁、管制。閱讀許 多平反「歷史反革命」的判決書、平反證明，可以發現，當時即使沒有任何劣跡，也要從口供中挖掘出莫須有的「劣跡」，予以判決。即使判刑10年8年，刑滿也 不得返城回家，只准留場就業，俗稱「二勞改」。」 〔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勞動教養直接起源於鎮壓反革命運動，它是應對運動中被抓的罪行較輕及無法證明的疑犯的壹種懲罰與關押措施。
第五，惡法非法。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可稱之為惡法非法的典範。主張惡法非法的拉德布魯赫公式是說，「通常情況下法的安定性應居於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動搖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與正義的衝突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 律已經淪為「非正當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須向正義屈服。」拉德布魯赫在《法律的不法與超法律的法》寫道，「凡正義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構成正義之核心的平等在實在法制定過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認 的地方，法律不僅僅是「非正確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質（Rechtscharakter，法的資格）。因為我們只能把法，也包括實在法，定義為不過是這樣壹種制度和規定，即依其本義，它們註定是要為正義服務的。」著名的美國法學家富勒，他提出了法律的八個內在道德，即 壹般的，非臨時的；公開的，非秘密的；明確的，非含糊的；不溯及既往；無內在矛盾；非要求不可能做到的；穩定性，不朝令夕改；官方行為與法律壹致。富勒認為，任何法律只要違犯了八條中任何壹條，就不能被視為是法律。〔參見陳智淙《「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三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上）》〕，或按照拉德布魯赫公式這個標準衡量，或按富勒法律八個品質的要求，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直到毛澤東謝富治炮製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中發【67】19號1967年1月13日），簡稱為公安六條，毛澤東搞的法的所有部分，如同納粹法的所有部分，都是惡法非法，「都從來沒有達到過有效法的莊嚴地步」。
第六，毛澤東犯有危害人類罪的明證。「《約法八章》是毛澤東的第壹個陽謀騙局。這樣大規模的人群被監禁、被虐待，被侮辱，歷史絕對不應該忘記這種罪行。這是什麼罪行？這是危害人類罪。這壹罪行從1945年8月8日紐倫堡審判前聯合國倫敦憲章擬定的國際法罪名，此後已成為壹種公認的罪名。危害人類罪，就是殺戮，種族滅絕，奴役，流放或其他非人的行為；或者是：因種族、政治或宗教的動機的迫害行為，而不論其是否違背某壹國家的法律，以及其他 類似的罪行。放下武器以後，軍政人員失去組織聯絡和番號，如果沒有抵抗和破壞活動，已經化為平民；以政治上的「反革命」為名大規模逮捕、關押、殺戮和迫害 這壹部分人群就是危害人類罪。」 〔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
本段結論
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曾講過，「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壹種正義的刑罰。」儘管絕大部分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原始檔案至今還未公開，也更談不上有對原始檔案的分類統計，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發生、發展、結束全過程，從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公布了的文獻資料，以及眾人的回憶、記錄、文章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的復讎祭祀，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與進步的壹次褻瀆，是非正義的。由於考慮到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唯壹的壹個似乎能成立的辯護理由，即在中國共產黨的成長過程中曾受到過來自於國民黨方面的逮捕、關押、殺戮和迫害，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僅僅是犯了復讎過格之過而己。誠然這壹辯護理由是無法解釋以上所列舉的各點理由，復讎這壹點還得承認吧！故用鎮壓原國民黨軍政骨幹人員來證明鎮壓反革命運動是非正義的，宜定為是AA級的證據。
⑥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對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原黨政人員的無罪殺戮，是證明鎮壓反革命運動是非正義的AAA級的鐵證。我們的根據是，
第壹，《縱覽中國》主筆陳奎德在《失蹤的「憲法之父」》壹文中寫道，「所謂私人緣由者，是因為筆者的舅父歐陽達先生， 曾經擔任（張君勱為主席的）民主社會黨地區負責人。吾舅壹介書生，純粹因理念的契合而加入民主社會黨。誰曾料到竟至以身相殉，居然於1950年在鎮反中殉 難。 當代中國純因政治理念不同而橫遭荼毒者不知凡幾，他們的公道亦是必須有人伸張的。」我們希望中共能公布，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全國有多少名如同陳奎德的舅父歐陽達先生壹樣，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各級負責人員慘遭殺害。我們也希望，在鎮反中遇難的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各級負責人員的家屬親友能將遇難者的情況以及遇難者後人的情況告知于筆者，因為他們的殉 難情況也應該成為筆者所倡導的張君勱記念舘的壹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伸張公道，也是我們每壹個中國人應盡的義務。
第二，據網文「新華社於1948年12月25日及1949年1月26日分別以「陜北某權威人士」及「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名義提出了壹些由中國共產黨方面擬定的重要的戰爭罪犯，主要為當時南京方面的黨政軍特要員及其重要支持者。這些戰爭罪犯為中國共產黨單方面公布，並認為是「國人皆曰可殺」。」「應當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方面對全體上述戰爭罪犯的正式稱呼並非「國民黨戰犯」，況且他們並非都為中國國民黨籍人士，例如其中張君勱、王雲五、曾琦等均為其他黨派或者無黨派人士。對於這些所謂「戰犯」，中國共產黨方面的用詞十分講究。國共內戰中戰犯的稱謂在中共正式文告中的第壹次出現是在1947年7月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的「七七」紀念日對時局口號中。該文告提到「……懲辦壹切破壞停戰協定發動反革命內戰及在戰爭中殘殺人民的戰爭罪犯，緝拿這些罪犯交人民法廳審判……」。」
無奈筆者沒有時間來寫專題文章，以研究中共的通緝令史。但無論如何以上的中共的通緝令是中共的通緝令史的重頭之重吧！通緝令是指司法公安機關依法通緝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而製作的法律文書。可笑的是，此通緝令的發令者既然不是司法公安機關，而是壹名「匿名者」或是查無實源的「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在格式上連後來搜捕六四事件的「高自聯」在逃分子21人的通緝令都不如。通緝令壹般通緝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作為法庭審判之目的，以重視法律之程序、法制之尊嚴。此通緝令卻無視法律之程序採取了未審先判，罪疑從有的手法，直呼「戰犯」的稱謂，並直呼「國人皆曰可殺」。這是中共實施罪疑從有、未審先判、嚴重蔑視法律之程序的範文，這是壹篇中共大搞法律虛無主義的經典，這是壹篇無法無天的戲文而己。
自從1975年、1979年、1982年中共鄧小平多次倡導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我們是期待著兩岸能舉行政治會談，以實現中國重新統壹。但從中共鄧小平等的多次表態來看，中共似乎幻想，好象是讓他的國民黨在政協裏面舉舉手，讓他的國民黨來大陸當個國家付主席政協付主席就可以統壹了的。這不免有點可笑與滑稽。依筆者之見，有三個難題橫擺在中共面前。其壹是，承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其二是，重新認識國內戰爭和終止對蔣介石等戰爭罪犯的通緝令，其三是，統壹后的兩岸政治秩序的安排，也就是說，是承認由張君勱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呢，還是要推行中共的八二憲法于台灣呢。其中有二個問題都與張君勱有關聯。
第三，張君勱自上世紀30年代起又先後組建過或參与組建過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和中國民主社會黨。他創辦過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三次，被國民黨查封了三次，他當教授教書兩次，為國民黨插手開除兩次，他發行雜誌兩次，壹為《新 路》（與幼椿同辦）為南京政府命令停止，壹為北平時代之《再生》，國民黨收集焚之。張君勱，壹介書生，不禁驚呼，「書生之所能為力者，除出報、教書、辦學而外， 復有何事可為乎？」更有甚者，壹九二九年竟遭國民黨淞滬衛戍司令部綁架，獲釋「數日後有術者告之曰君乃棺底逃生之人也。」 張君勱 的壹只腿就是在這次綁架中而受傷，並從此不良於行。 因知滬上難於安居，去了德國，在耶納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兩年。太平洋戰起，昆明學生因香港飛機運送雞狗，遊街示威。關於挑動風潮的幕後人物，蔣介石最初認為是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其日記有雲：「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張君勱之流可謂喪心病狂極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當張君勱否認自己是昆明學潮的主使人時，蔣介石又懷疑張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國社黨成員羅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記雲：「對國社黨之處治辦法須徹底，否則不如暫緩。」這段日記表 明，只要時機合適，蔣介石是準備動用「權力」對付其他「異己」黨派的。不久，蔣介石下令封閉張君勱在雲南大理的民族文化書院，並利用張君勱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機會，將其軟禁于重慶汪山，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中。1940年，張君勱、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會，商討民主黨派的聯合問題，後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而在1947年10月，當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並加以鎮壓時，已經退出民盟的張君勱與李璜，聯名致函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張群，表示嚴正抗議。從以上可知，張君勱是既反對國民黨壹黨獨裁又反對共產黨壹黨獨裁、願在中國真正實現民主憲政的中間力量的主導者和積極倡導者，為之既受到了國民黨的殘酷迫害又受到了共產黨的殘酷打擊，有良心的中國人難道能將之忘卻嗎？
第四，最關鍵的壹點是張君勱以及由他領導的中國民主社會黨沒有殺過壹個人，既沒有壹個國民黨人也沒有壹個共產黨人，既沒有壹個存有政治異見的政治人也沒有壹個存有經濟糾紛的經濟人。此與中共自己發布的「七七」紀念日文告中，提到的戰爭罪犯的定義相去甚遠吧！
第五，周恩來曾於1949年兩次託人相請，望張君勱能回來參加建設「新中國」，均為張君勱所拒。因為這裏似乎存在著壹個無法理喻的矛盾，壹方面高喊「國人皆曰可殺」，另壹方面笑臉邀請。僅過了壹年，1950年，留在大陸決心參加建設「新中國」的張君勱民主社會黨的下屬、區分部書記以上的追隨者卻于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慘遭殺害。這是叫人無法理解的邏輯。
評判結論。
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的復讎祭祀，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與進步的壹次褻瀆，是荒謬的，也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級的證據。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對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原黨政人員的無罪殺戮，是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後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鐵證。鎮壓反革命運動是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證據。
實證和證據六。毛澤東在解放戰爭后對中國的獨裁統治。AAA級的證據。
此文將由五評「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來分解。
戰後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由實證和證據五。鎮壓反革命運動是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證據。由實證和證據六。毛澤東在解放戰爭后對中國的獨裁統治，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證據。
6．下面我們就講《正義戰爭鍳別理論》的第五個原則：
若對壹場歷史戰爭進行開戰正義原則、交戰正義原則、戰後正義原則鍳別時，此三項原則之間並沒有出現嚴重的緊張或衝突的話，那問題就容易解決了；若此三項原則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緊張或衝突的話，壹般情況下，可按「開戰正義原則優先於交戰正義原則，戰後正義原則優先於開戰正義原則」這壹優先原則來衡量之。
說明。
此項主要解決了當此三項原則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緊張或衝突的話，那就需要進行原則衡量了。這時《正義戰爭鍳別理論》提出了優先原則。
沃爾澤認為，戰後正義類似於基督教「末日審判」的最終檢驗，比開戰正義和交戰正義具有更強的道德約束力。《正義戰爭鍳別理論》提出的優先原則衡量理論是與這樣的思想相壹致的，但比起沃爾澤的表述來看，更為精緻、更為嚴謹的。
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總價值評判。
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進行開戰正義原則、交戰正義原則、戰後正義原則鍳別時，所得出的開戰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交戰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戰後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並沒有出現嚴重的緊張或衝突，那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故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總價值評判結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是非正義的。
由於資料、個人精力、發表的篇幅等等的限制，只能挑主要的講了。真正、最終、系統、正式的理性論證那得由未來的民主中國必須建立的作為憲法的守護神的憲法法院以真正的人民的名義作出。
壹、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的重要性，大致有以下幾點：
壹評判解放戰爭的正義性問題直接地關乎到戰後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正當性的證明。
二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是評判毛澤東的關鍵之關鍵、重心之重心。
③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是評判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和執政權的合法性正當性的主要關鍵之處。
四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廣泛編織了「是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諸如此類的神話故事和謬論。
伍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是解決民主運動內部產生的罅隙與分岐的壹個重要關鍵。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談到自己壹生中做的兩件大事。他說，我壹生幹了兩件事,壹是打敗了蔣介石。 另壹件事 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毛死後，對后壹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己經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了浩劫。但正是由於前壹件事的成功－打敗了蔣介石，問題就出來了，若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說法，加上民眾中普遍存在著的以成敗論英雄，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 「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正確的就是真理」的簡單的思維邏輯，於是就有了鄧小平的「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是最核心的壹條的說法」，「繼續神化毛澤東」和直到現在的習近平的「否定了毛澤東，天下就會大亂」的說法，故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正確地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則成了正確地評階毛澤東的關鍵所在。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的是，正是毛澤東打嬴了解放戰爭，毛澤東打嬴了三大戰役，指揮百萬雄師，「解放」了全中國，使毛澤東為壹群人從人的位子捧上了神的尊位。「毛澤東在建國后享盡榮華富貴，帝王之尊，霸王之權，壹言九鼎，任意胡行，是壹切權力的集中 者，是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君師合壹的標榜者，是壹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無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當代的紅太陽，是社會主義的始皇帝， 是個人崇拜的壹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領袖。」〔引自於謝韜為《陳獨秀、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壹書寫的序〕而正是未能認別解放戰爭的非正義性，就無法認清毛澤東的全貌，就無法完全將毛澤東從神的尊位還原到普通人。
列寧締造的「專制的社會主義」，終於還是被歷史所否定，歷時74年。「十月革命」是從民主共和向封建專制的復辟。正是因為毛澤東打嬴了解放戰爭，毛澤東打嬴了三大戰役，為之中共編織了它的最後壹道神話，即中共在大陸廣泛宣傳的「是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諸如此類的神話，使之成為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最後壹道防線，故講，如前所言，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解放戰爭的正義性問題直接地關乎到戰後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正當性的證明。
二、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的難題所在呢？大致原因有三個。
壹就是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影響，人們的思維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影響而言，單就戰爭的評價來看，很多國人信奉「勝者王侯敗者寇」。法蘭克福大學查卡教授所著的〔德文版〕《形式邏輯和科學哲學，經濟科學導論》講了真理的三大學說，其壹、壹致與符合說，「真理符合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對應了這壹哲學意義上的源於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關於真理的壹致與符合說。其二、關聯說，哲學意義上的關於「真理的關聯說」，這壹學說可追溯到，或講源於辨證法大師黑 格爾。這學說認為，壹個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須與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壹致。相壹致就是指邏輯上的無矛盾性。其三、為普遍接受說，「真理共識論」。價值理念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對文化科學範疇的理論是極為重要的，它對應的是哲學意義上的關於真理的為普遍接受說。這個以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為代表的學說 認為，壹個理論若為真理，它必須是為普遍所接受的。實踐、邏輯與價值理念，這才是真正的檢驗真理的三大標準。二必須樹立以「人民是目的」的新的歷史史觀，批判以「朝廷是目的」的舊的歷史史觀。資中筠的《「以史為鑒」的不同出發點--人民和朝廷哪個是目的？》壹文它揭示了「以人為本」和「以人的尊嚴為本」二種不同的價值觀在歷史史觀上的對立。③就是由於世界各國已有的理論與實踐中還沒有出現過類似於象毛澤東壹樣靠打嬴了解放戰爭，打敗了蔣介石，而奪得了政權的例子。故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必然成了長期以來未能破解的理論難題。因為不存在著現存的價值理論拿來套用，來借用。惟有創新和發展，方能解決評判解放戰爭的歷史價值，方能解決中國現代歷史中的最核心的疑難問題，國共內戰的道德正義性問題和四九年中共建國的正當性問題。
三、王芸生先生是認識「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是「非正義的」的第壹人。
他在其臨終前曾說，「毛澤東那句至理名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應改為「槍杆子裏面出獨裁政權」。「三年解放戰爭，應改為中國人屠殺中國人的血腥內戰。」
大公報主編王芸生於1946年4月16日發表大公報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中寫道：「 現在抗戰勝利了，日問崩潰，偽滿煙消，中國的東北，應該歸回中國，就在這時候，蘇軍也 根據中蘇盟好條約紛紛撤離東北。就在這時候，蘇軍剛剛邁步走去，國軍接防立腳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來了。多難的長春，軍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國的地方，現在應該光復了，卻災難愈深，那裡的人民都是中國的兒女，現在應該回歸祖國的懷抱了，卻在斫斫殺殺，流的都是中國同胞的血！中國人想想吧！這可恥不可恥？… 」但是，王芸生先生沒有完成了嚴格的理性論證就與世長辭了。
沃爾澤正義戰爭理論主要是圍繞三個子系統：開戰正義、交戰正義和戰後正義，來展開它的道德分析和論辯。阿列克西創立了法律論證理論。若將這兩個理論結合起來，就可得到主要適用於在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正義」的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起了壹個鍳別的作用的論證。
與法律上的理性論證壹樣，在歷史研究中要特別注重於證據。我們知道，有些名家為了要證立自己的壹條立論，常常提出了許許多多的證據。在此筆者提出，凡要證立自己的壹條立論，需要對自己提出的證據作壹分類，即按理性論辯中有效性分成A類〔壹定的說服力但存有較大的疑義〕、AA類〔極強的說服力但存有較小的疑義〕、AAA類〔無可爭辯的並不存疑義的〕。
四、藉助以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的道德論辯和論證說明
1，對開戰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
在這裏首先需要指出，必須確認的兩個大前題。其壹， 根據中外正義戰爭傳統，戰爭有正義與不正義之分，故要慎戰，要慎而又慎。其二，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決定開戰正義。
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實質上是由,西方正義戰爭理論基本原則第6條原則 、即最終手段原則結合了中國古代孔子孟子皆主張「慎戰」而產生的。
提出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主要目的是
壹必須破除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論。王芸生，在其臨終前曾說，「毛澤東那句至理名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應改為「槍杆子裏面出獨裁政權」。它點出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實質，是封建帝王封建軍閥武裝割據的邏輯所在，是反人民、反文明、反理性的封建獨裁、流寇強盜的邏輯根據。 通過戰爭奪取政權，說明是有些人的槍杆子里出了政權，而 另壹些人的槍杆子里失去了政權。如果「槍杆子里出政權」，那麼，野蠻的屠殺就不可避免，人類社會將永遠遵循森林法則，弱肉強 食。現代文明已讓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權力屬於人民，不能夠誰更暴力誰就當老大，靠槍杆子說話是強盜邏輯。
二必須破除毛澤東的「造反有理」論。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家喻戶曉的話，就是「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有了這個道理，於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會主義」。這本是毛澤東在延安慶祝斯大林誕辰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造反有理」的「理」就在於「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尋求人人平等」。這句話在延安時代本身就是壹句歧義極大的錯話。主要由斯大林創立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只能叫列寧主義，或斯大林主義〕本身是對馬克思的整體思想的壹次性的誤解和偏離。而毛澤東這句話表現出毛澤東對由斯大林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偏面的理解，壹種誤解，重而構成對馬克思的整體思想的二次性的誤解和偏離，而用到毛澤東本人所設想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在這裏暫且指出這二條錯誤所在。其壹是，人類社會到處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無時無刻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都存在著不合理的因素，而解決的途徑和方法，不僅僅是造反、武裝起義、暴力鬥爭這樣壹種暴力的無序的極端的方式，壹種不講理的欠文明的的方式，世界各國更常見的更普遍採用的是法律途徑，這樣壹種和平的有序的普通的方式，壹種講理的文明的方式，馬克思壹生也從未說過，作為生產力極為低下的中國，實施暴力革命，以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唯壹的途徑。況且馬克思說的話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確的，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這隻是按「真理符合論」的講法。若按「真理關聯論」和「真理共識論」那就有可能發現馬克思說的話存在著許多繆誤之處。〕而我們在這裏講的如此重要的法律對於毛澤東來說，可觀其壹生，則是毛澤東的軟肋了。其二是，毛澤東本人所設想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很明白是想搞掉修正主義，壹種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假社會主義；這也是說，有革命的、造反的、社會主義的，也有掛著革命、造反、社會主義招牌的假革命、假造反、假社會主義；這也是說，革命、造反、社會主義都有真的與假的之分、正義的與非正義的之分。而不能光聽他說的，光看他做的，那是不夠的。按壹般人的思路來講，必需首先解決如何劃分，怎麼樣來劃分真的與假的、正義的與非正義的革命、造反、社會主義的問題，然後再考慮後續問題，以及目的問題，收尾的問題。而才到發動初期，壹群中學生翻出了「 造反有理」這壹段話，此時毛澤東理應講，應該將其真的與假的、正義的與非正義的革命、造反、社會主義的界線告之天下人，但卻沒有這樣做。究其原因，恐怕是毛澤東對此分野還未搞清楚，或者說，毛澤東對此分野是以毛澤東作為基準來劃分的，故不宜公布為佳。比如說，什麼叫走資派，制定政策的，怎麼樣確定之，單純的執行者，看來就不能算了吧。又比如說，什麼叫反黨集團，上下級工作關係，看來就不能算了吧。其實，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從執政起毛澤東沒有幾件是解決好了的。結果，全國爆發武鬥，只好藉助于毛澤東主動發起的中蘇邊界戰爭來轉移國內視線，以求得國內的平息。
③必須破除列寧毛澤東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論。列寧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論斷。第壹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曾說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產階級應將它變為國內戰爭，進 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由於蘇聯的出現，列寧的這壹論斷就被公認為無比正確。所謂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的經典公式。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壹九三八年五月）講了： 「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壹類是正義的，壹類是非正義的。壹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壹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壹切阻礙進步的非正 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后壹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壹類戰爭，例如第壹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 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壹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 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頁〕毛澤東在這裏首先肯定了戰爭分為兩類，正義的和非正義的。這點與我們的觀點是壹樣的。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分界在什麼地方呢？毛澤東僅僅指出了「進步」這壹條是不夠的，並且沒有對什麼叫「進步」作深入的分析，這壹點留下後面再議。毛澤東接著就講解了列寧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論。現在俄羅斯學者通過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十月革命道路也非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道路。二月革命才是歷 史發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實質上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二月革命的反動。現在許多俄羅斯學者甚至認為十月革命不是革命，只是壹場少數政治精英的政變。〔可參見，張鎮強：《從十月革命的真相看列寧》，和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提出大前題二，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決定開戰正義。主要目的是
依據沃爾澤理論圍繞三個子系統：開戰正義、交戰正義和戰後正義，來展開道德分析和論辯。開戰正義，指壹場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主要通過 考察戰爭的理由來判定戰爭本身是否正義。我們將戰爭大致地劃分為二大類：國際戰爭和國內戰爭。沃爾澤，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的工作可以說，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於國際戰爭方面，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也都集中在於國際戰爭方面，而利用沃爾澤，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出的許多結論是無法對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解放戰爭做出明確的道德分析和評判的。
張書元、石斌在《沃爾澤的正義戰爭論述評》壹文寫道，「按照西方正義戰爭思想傳統，「開戰正義」壹般涉及六條基本原則：正當理由、合法權威、正當目的、成功的可能性、相稱性和最後手段原則。
與某些傳統觀點認為雙方都可能有正當理由不同，沃爾澤明確主張，正義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維護以人權為基礎的國家權利，即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因此只有自衛才能證明戰爭的正義性。正義只 能歸於壹方，或者雙方都不具有正義性。」
很明顯，就按「戰爭的理由」的 訴求，對歷史革命戰爭，國內戰爭來說，並不存在什麼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問題。這是壹個問題。另外按傳統觀點，內戰責任涉及：第壹，哪壹方蓄謀發動內戰；第二，哪壹方主動挑起內戰，認為這是內戰雙方爭議嚴重的問題。而第二次國共內戰因零星戰鬥，局部戰鬥，全面爆發和政治談判交織在壹起，爭議極大。中 共方面認為，1946年6月，國軍精銳部隊在東北戰場以及其他戰場頻頻傳來捷報，蔣介石在做完軍事部署后，認為發動內戰時機已經成熟，即單方面公開撕毀 《雙十協議》和「政協抉議」。6月26日，以國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內戰全面爆發。而國府方面認為，中共在1945年9月即開始發動上黨戰役，平綏戰役圍攻國軍。尤其在雙十協定簽署之後的兩個月內，中共仍然違 反雙十協定圍攻傅作義在歸綏，包頭的主力部隊壹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圍，並主動進攻壹直在國軍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區；另中共在山海關設 防，開火阻擊依照中蘇條約進入東北接收的國軍。且中共抗戰勝利后大面積破壞津浦鐵路和平漢鐵路。按傳統的相稱原則〔要求公開宣戰〕和正當的理由的說法，「正義戰爭的理由必須能夠提供明晰而準確的是非判斷,必須從根本上基於受侵害的前提條件;自衛不能是預防性的和進攻性的;¨」而第二次國共內戰，戰爭雙方就開戰正義中的各個細項爭議極大，這又是壹個問題。故講沃爾澤理論，對歷史革命戰爭，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解放戰爭來說，是不適用的。要想在歷史哲學和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正義」的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起了壹個鍳別的作用，唯有另闢蹊徑，必須要能突破前人的窠臼，方能取得成功。
又比如說，我們可以把戰爭的形成可看成是交往行為的雙方，各自都有各自的申述，當分岐超越壹定範圍后，從而產生了或形成了有爭議的申述。存在著許多解決有爭議的申述的方法，但大致分為二大類，壹類例如訴諸于權威、傳統 和殘酷的暴力，訴諸于非理性，比如說戰爭，由此而產生了戰爭；另壹類例如訴諸于理性，商談方式，協商的方式，和平的方式，這是實現理性觀念的關鍵之處。
而今想在歷史哲學和歷史研究中評判所謂的「革命」戰爭是否是革命的、正義的，說是的壹方和說不是的壹方自然形成了商談的雙方。問題的關鍵，戰爭雙方各自的申述是不是「有效性」的問題，發動「革命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
哈貝馬斯承繼康德的世界劃分方法，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生活世界和主觀世界。哈 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壹種言語溝通行為，其中言語總是反思地或追溯性地同時與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這就要求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 不明確地提出和這三個世界相對應的三個有效性要求，而且總是同時浮現。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正當性）和真誠性。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是正確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哈貝馬斯特別指出，因為交往行為即使壹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題性地使壹個有效性要求凸現出，三個有效性要求在壹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譬如，當壹個聽者接受壹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當性時壹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發動「革命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只要檢查他的訴求、斷言、言說是不是符合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故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來決定開戰正義屬於那壹方。
對開戰正義這個子系統進行道德論辯和理性論證的應用說明。
壹開戰正義，指壹場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主要通過考察戰爭的理由，即對戰爭雙方的「戰爭的理由」的 訴求的有效性要求來判定其發動和進行戰爭本身是否正義。
二開戰正義的「開戰」 兩字指的是于戰爭的爆發之前所表達的「戰爭的理由」的訴求和為戰爭作的壹切準備活動。故在戰爭的爆發之以前的該方的壹切與戰爭的爆發有關聯的活動可視為考察其「開戰」 是不是正義，即開戰正義的範圍。
③《孫子兵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檄文」是中國從古代到民國〔如討伐袁世凱的檄文〕要討伐昏君暴徒、國賊叛逆時候所寫的文章。為了宣示自己師出有名而大有正義，所以檄文的內容都寫得非常黑白對立、善惡分明，細數對方之犯行奸孽，罪惡滔天，而自己多麼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所以不得不起來為民討伐、替天行道。檄文，就是最好的上兵。可不知為什麼毛澤東卻在戰爭的爆發之前從未發表討伐蔣介石的檄文，以宣示自己師出有名而大有正義呢。現僅存有壹篇被有些人稱為討蔣檄文的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它公佈於壹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按其本人的講法，戰爭己經爆發了壹年有餘了。其實，沒有檄文，也不妨礙我們探究其究竟的步伐，只是略增加了點時間而己。
四為什麼要發動戰爭呢？戰爭的目的何在呢？壹方面可從戰爭雙方主要領導人在戰爭的爆發之前的言論探究之，另壹方面可從戰爭的演變、戰爭的形成、戰爭的發展上來尋覓之。
伍凡研究有文字記載的古今中外的戰爭的話，不難發現，所有的戰爭可分為兩大類，即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和沒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戰爭，其目的實際上就是要佔壹個道德的制高點，但這種訴求是不是、真的是否能成立呢？由此有訴求的戰爭又可分為有正當理由的戰爭和有借口的戰爭，此時可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革命戰爭」訴求的合理性，即按照大前題二來決定開戰正義屬於那壹方。而對於沒有發動戰爭的主動壹方的訴求的戰爭，可分為後補訴求的戰爭，即爆發當時無訴求、後來補上了壹個訴求的戰爭〔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就屬於此類〕，和自始至終皆無訴求的戰爭，則可按照大前題壹，必要時〔如對「後補訴求的戰爭」〕可結合大前題二，來確定是否是開戰正義。在此對於大前題壹和大前題二的應用時關係作壹說明。
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的應用。
開戰正義子系統評判實證和證據。
實證和證據壹。1937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特別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壹書，這是壹本摘選1941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和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發表的評論和文章而成，該書由李慎之作序，自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后便沒有再版或重印。儘管它收錄的全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言論，它沒有任何「造謠誹謗」的成分，卻還是沒有逃過被禁止在大陸出版的命運。AAA類的證據。
道德論辯和評判論證。
戰爭雙方的「戰爭的理由」的訴求， 就對歷史革命戰爭而言，在此我們拿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為歷史例證來講，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當時壹些場合的講話、言論 ，以及摘錄中國共產黨在四十年代創辦的兩大報刊《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發表的社論，它即是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西方民主觀念和理想的看法，表述了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近期、中期、遠期的夢想的訴說〔如同習近平上位后提出的中國夢壹樣〕，也是在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作出的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更是由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
要說起它也是由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這壹點，這裏還有證明，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制定的全過程。鄭大華在《張君勱與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壹文中寫道，「進入小組討論后，各 黨派和社會賢達圍繞今後中國應採取什麼樣的憲法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當時有三種憲法藍本可供人們選擇：壹是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二是英美式憲法，三是蘇聯式 憲法。國民黨主張採取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要求以「五五憲草」為憲法的藍本。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則大多傾向於英美式憲法。共產黨根據當時的情況，也希 望有壹個英美式憲政，「以期打破國民黨壟斷政權之局」〔梁漱溟.《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梁漱溟全集：第6卷〕」。筆者在這裏需要指出三點望讀者注意，其壹是，「張君勱提出了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式憲法之實的方案。張君勱的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壹致贊成」，周恩來表示「佩服」，國民黨代 表孫科也表示支持。」〔鄭大華〕如果讀者細心壹點，再分壹下類，與由張君勱所起草的四六憲法相對照，就可以發現，1941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全部主要訴求全都蘊涵於四六憲法之文本之中了。而四六憲法卻為中國共產黨定之為「偽憲法」，而因為四六憲法之故起草人張君勱卻為中國共產黨列為43人「戰犯」名單的最後壹位。中共如此之邏輯，實乃荒謬絕倫。其二是，究竟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憲法方案呢？鄭大華文中的「共產黨根據當時的情況，也希 望有壹個英美式憲政，」這壹句直乃後人善意的添加，是不足為信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壹直心儀在中國搞蘇聯式憲法，為什麼在此近壹年的時間內卻要深藏若虛，壹字不露呢？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直到今天的胡錦濤習近平，〕不是壹直堅決反對在中國搞英美式憲政，為什麼當時在決定中國前途的重要時刻還要趕來湊熱鬧，對張君勱的這套憲法方案高喊贊成、佩服呢？這中間毛澤東周恩來到底賣的是什麼關子呢？而當張君勱的這套憲法方案通過成了四六憲法后卻又變臉了，四六憲法又成了「偽憲法」。其三是，張君勱在那段夜裡與中共授課講憲法、白天與國民黨吵架爭憲法的日子里，己經看出了中共口是心非，必將違背舊政協各黨派所達成了的協議、發動內戰、來實現獨霸政權、在中國搞他的蘇聯式斯大林憲法的狼子野心。壹九五七年十二月張君勱在他出版的專著《辯證唯物主義駁論》的跋中寫道，「我本堅持反共之人，初不料抗戰後反與中共人事往還聚晤，此由於民主同盟成立，遇有國共衝突，政府每托民盟人士出而調停，新四軍事件也和議也毛氏入川也，皆有民盟人士周旋其間，至於我與周氏董氏往還，起於政治協商會之後，協商會中僅通過憲草原則若干條，會畢我已返滬上矣。重慶來電雲憲 草修正委員會卽日開會，我又由滬入川，暇時本政協原則若干條，擬成壹部憲草，國共兩方均認作底稿，由會中分散於各代表，按條討論，迄四月之終，除二三項未 解決外，全稿通過。會終之日李維漢起立曰，此為記錄，並非草案。」至於為什麼張君勱會同意民主社會黨去參加國大呢？張君勱寫道，「自測中共平日信奉辯證唯物主義以統壹思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獨霸政權，設集 中營以鋤異己。我自問我自己與民社黨無法與中共合作，乃本兩害取輕之義，決然捨棄中共而要求國民黨採用憲草以為參加國大之條件。簡言之，仍回到我平日反共 立場而已。」「 我之所以嘵嘵，誠不願吾六萬萬同胞隨蘇聯而殉葬也。」
前面己經講了，有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正當性）和真誠性。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是正確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哈貝馬斯特別指出，因為交往行為即使壹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題性地使壹個有效性要求凸現出，三個有效性要求在壹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就判別真實性、正確性而論，也就是說，對於壹般人而言，也許有壹定的難度，但對判別真誠性來講，即「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誠的」，是否是真誠的，在言說時，也許還有壹定的不確定性，而今半個世紀己經過去了，當年的承諾依然全都沒有兌現，這不能不叫人下下如此之結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是沒有壹點真誠性，完全靠的是欺騙和謊言來迷惑中國廣大人民，當然在這中間取得了斯大林的支持，騙取了中國廣大人民的支持，從而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奪得了政權。
評判結論。
壹中國共產黨必須清楚地承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在半個世紀前給中國人民許下的莊嚴承諾，自己卻不想去兌現這樣的承諾，這起碼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的言而無信，這是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壹筆帳。
二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壹書的內容以及它的出版與禁止的命運正確無誤地說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戰爭的理由」的訴求，是非真誠的，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二，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在開戰是否正義這壹點上是非正義的。 AAA類的證據。
實證和證據二。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AAA類的證據。
先期進入瀋陽的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瀋陽衛戍司令部后擔任瀋陽衛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簽署的中蘇條約，「在（蘇聯）紅軍退出滿洲之前，蔣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滿洲」，蘇軍表面上要求八路軍已經到達瀋陽、 承德、長春、大連的部隊退出這些地區，等蘇軍撤退後，由中國自行解決國共兩黨的軍隊如何佔領東北的問題，私下裡斯大林則派特使米高揚專程到瀋陽，告訴曾克 林，「蘇軍願意在桌子底下給予中共幫助」。〔－引自於人民網文章，《劉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始末》〕〔筆者評點：這表明了，壹假若沒有斯大林的世界及東方戰略和謀略以及斯大林的具體指導和實施，就不可能有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的軍事謀略上的成功。二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壹次對中國內戰命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兩個陰謀家〔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密商會。〕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與蘇軍駐東北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元帥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貝魯羅索夫中校（其他文電又譯為衛斯別夫中 校）及翻譯謝德明，乘飛機從瀋陽經多倫到達延安。這架小型軍用飛機于當日上午11時許，降落在延安東關機場。在機場，受到楊尚昆、伍修權的迎接。
貝魯羅索夫中校壹下飛機，就去拜會朱德總司令，向朱總司令正式轉達馬林諾夫斯基元帥 的意見：在蘇聯紅軍退出東北之前，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均不得進入東北；已到瀋陽、大連、長春等地的八路軍，必須請朱總司令下令這些部隊退出蘇軍佔領地 區；蘇聯紅軍不久將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東北應由中國自行解決，蘇方不干涉中國內政。經過談判交涉，蘇軍同意進入東北的八路軍部隊先以「東北人民自治軍」名義開展活動，蘇軍將不再加以限制。這顯然是蘇聯政府的意見，不可等閑視之，朱德立即將情況告訴劉少奇。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劉少奇緊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于下午1點準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雲、彭真、彭德懷、高崗、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 劉少奇看與會人員都到齊了，便讓工作人員將在隔壁窯洞休息的曾克林領進會議室。劉少奇拉著曾克林的手，向大家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們第壹批出關的先鋒官曾克林同志，現在請曾克林同志談談他們出關的情況和目前東北的現狀。」
曾克林說：「我們翼熱遼軍區第16分區接到向遼寧、吉林進發的命令后，於8月16日出發，由我和分區副政委唐凱率領，共4000人……，」「部隊發展情況怎麼樣?」朱德迫不及待地問道。 「非常迅速!」曾克林說，「目前，部隊已擴 大到3萬多人。」 「3萬多人!」任弼時驚笑道，「不到壹個月，就擴充了八九倍!」 「武器裝備和後勤供應情況如何?」朱德又詢問道。 「我們接管了大量倉庫，軍火、糧食、被褥，什麼都有，我們都換裝了……」曾克林興奮地說。〔筆者評點：如同壹群盜墓山寨王們在聽取他們的先鋒小嘍蘿新發現了壹群漢代墓，並預挖了壹個墓葬的偏室，收穫就如此豐盛以後，驚訝讚歎不己，興奮不止。豈不知，漢代墓葬乃屬國家所有，盜墓是非法之行為。此乃是始於對當代的群伙犯罪心理學的分析結論吧！〕
劉少奇打著有力的手勢對曾克林說:「這是千載壹時之機。我們的部隊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腳，就可以控制東北，我們掌握了東北，就可以加速中國革命的進程。」
會議從14日下午1點，壹直開到1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會議根 據曾克林彙報的情況，在摸清蘇聯紅軍具體態度的基礎上，詳細研究了對東北工作的方針和具體部署。會議認為，東北的日、偽軍已被全部摧毀，國民黨的勢力尚未 進入東北，這是中國共產黨爭取東北的「千載壹時之機」；應迅速調整力量和部署，全力爭取控制東北。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陳雲、程子華、 伍修權、林楓為委員，彭真任書記。彭真、陳雲、伍修權等隨後搭乘蘇聯紅軍的飛機，前往東北赴任(程子華、林楓已到東北)。
會議結束已到深夜，劉少奇回到窯洞，顧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壹連起草了三份電報，連夜發出。第壹份是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全黨的指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方針。〔筆者評點：什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動挑起了戰爭的明證。挑起了戰爭，難道就不考慮承擔歷史責任嗎？〕第二、第三份電報是給毛澤東、周恩來的。壹是向他們彙報幾個戰略區領導人的調配情況，二是提議長江以南部隊迅速全部北撤併以此作為向國民黨談判的壹個讓步條件。9月15日，果真周恩來在重慶談判上提出把長江以南部隊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筆者評點：演得不錯，終於將重慶談判演成了矇騙公眾的欺騙。〕
9月15日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會見了貝魯羅索夫中校，將寫給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信件請他帶回。該信是以中國國民革命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寫的。〔筆者評點：中國國民革命軍的照牌就那麼的香嗎？至此了還有必要打用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名字嗎？〕
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部隊，「在東北決不能採用八路軍番號，也不能用共產黨的名義公開和紅軍接洽並取得其幫助，而只能用東北地方正規部隊和非正規部隊以及非共產黨的面目，才能與紅軍指揮機關作正式的接洽，並取得紅軍的各種幫助…」〔筆者評點：做人要光明正大，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呢！〕
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因此中共在華北大規模破壞主要的鐵路交通線。此時中共陸續派遣十壹萬大軍挺進東北，劉少奇還特意囑咐，派往東北的幹部不要帶武器，壹律穿便裝，打扮成勞工模樣，「妳們要趕快去搶」。〔轉引維基百科自於《黨史博覽》2006年第08期〕〔筆者評點：「搶」這壹字用太妙了，太傳神了〕
評判結論。
壹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壹次對中國內戰命運極為重要的會議，是兩個陰謀家〔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密商會。
二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
③它嚴重地違反了西方古老的自然法中的誠信原則和東方中國常言的要光明正大原則。
四它嚴重地違反了1945年10月10日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簽署的《雙十協議》和1946年1月國共兩黨及其他政黨共同達成的政協協議的主旨，「堅決避免內戰」，「認同軍隊國家化」，以及由張君勱慘與制定的「四六憲法」 ，這部憲法尤其在「軍隊國家化」上著墨甚力，規定「任何黨派和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黨鬥爭之工具，」並將重慶談判和政協會議變成了矇騙公眾的忽悠與烏龍。
伍由此可證明，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在開戰是否正義這壹點上，是非正義的，AAA類的證據。
實證和證據三。
審查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以及重慶談判、《停戰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大通過憲法和1949年的國共和平談判的對照， AA級的證據。這裏所涉及到的問題換壹個角度看，或者說換壹個提法講，究竟是誰背叛了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大通過的憲法〔四六憲法〕是不是獨裁憲法，是不是偽憲法？有興趣的朋友還可參考楊天石的文章《1946年的政協會議為什麼功敗垂成——圍繞《憲草修改原則》的爭論考察》。
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的壹大理由就是蔣破壞《停戰協定》。先看看國共所簽的兩個協定的性質。
「《雙十協定》全稱是《政府與中共代表的會談紀要》，記載了雙方的立場觀點和談判進程。他不是協議，沒有約束力，特別是沒有就徹底解決解放區政府問題和中 共軍隊問題提出可行辦法。到1946年1月10日，雙方又簽定《停戰協定》，規定「雙方軍隊應在1月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軍事行動。」（實際上雙方還 是壹直有戰鬥）此後雙方再未簽定相關協定。可見雙方僅是「停戰」，並未和平，更沒有就如何和平統壹中國及和平建設中國達成合作協議，實際上也無法談攏，僵 持下去，必定是令國家分裂或是造成內部軍事割據，此時蔣介石以武力尋求國家統壹（有點象現在的台灣問題），是否是犯戰爭罪呢？我們以後在和談不成台灣又未 宣布獨立的情況下主動解決台灣，是不是也犯戰爭罪？ 朝鮮戰爭中，聯合國判決北朝鮮為侵略者，而我國正史對此堅決否認。試問，我國為朝鮮辯護的理由與老蔣發動內戰的理由到底有何不同？」〔河蟹 《希噓長嘆讀歷史---三年國共內戰淺說(誰放內戰第壹槍?)》〕
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的另壹大理由就是蔣記國大通過的憲法是獨裁憲法，其主要部分與政協原則相反，限制人權，總統獨裁，是偽憲法。
這部壹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是張君勱慘與制定、為今日獨立的憲政學者，包括中國大六的在內，都認為是中國百年來，最好的壹部憲法。
「何謂最好？從實踐來看，四六憲法的主旨被台灣中華民國遵循至今，它奠定中華民國的法統，成為台灣民 主轉型的不可動搖的法源。台灣歷次修憲都不涉及憲法的民主本質和基本國策。從理論上說，四六憲法出色地融合了孫中山的五權分立學說與歐美民主政治原則。這 正是張君勱數十年擇善固執、夢寐以求的憲政理想。具體說，這部憲法突出主權在民、人權保障、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均富思想，尤其在「軍隊國家化」上著墨甚力，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憲法符合西方立憲主義精義，沒有任何政黨的影子于字裡行間。
總之，這些都是中共建國后多次「憲法」〔包括82憲法－筆者注〕所不可比擬的。出奇的是，這部憲法的制定，即張君勱所擬定的憲草，也是當年中共的權威代表周恩來等所支持和贊 同的。」〔金鐘 《不朽的先驅：張君勱》〕可見，講「四六憲法是獨裁憲法，是偽憲法」 是不能成立。〔另外可參見孟泳新〔 陳智淙〕「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三〕
1946年1月國共兩黨及其他黨派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5項議案。現摘錄此5項議案及《雙十協定》的部分文字如下：
壹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二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合，結社，居住，遷徒，通訊之自由。③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 四廢止戰時實行之新聞，出版，電影，戲劇，郵電檢查辦法。 伍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抓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 ⑥釋放政治犯。 七軍隊教育應以建軍原則辦理，永遠超出黨派系統及個人關係之外。⑧實行軍黨分治，任何黨派和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黨鬥爭之工具。
1949年的談判是在中共提出的八項原則下進行的：
壹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③廢除偽法統 四根據民主原則改編壹切反動軍隊 伍沒收官僚資本 ⑥改革土地制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⑧召開沒有反動分子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壹切權力。
對照兩者，不難發現，中共提出的八項原則嚴重地從1946年1月國共兩黨及其他黨派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了5項議案及《雙十協定》後退了，沒有了確保人民享有的各項自由，沒有了保障學術自由，沒有了廢止戰時實行之新聞，出版，電影，戲劇，郵電檢查辦法，沒有了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抓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沒有了軍隊國家化，…，而且這些重要的憲法因素至今沒有在大陸得到實現。
評判結論。
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就屬於「後補訴求的戰爭」，即爆發當時無訴求、後來補上了壹個訴求的戰爭，對此可按照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結合對「後補訴求的戰爭」的訴求可依據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這三大有效性要求來判別，來確定是否是開戰正義。
壹大公報主編王芸生於1946年4月16日發表大公報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中寫道：「…就在這時候，蘇軍剛剛邁步走去，國軍接防立腳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來了。多難的長春，軍民又在喋血。」 按中共歷史書的講法，解放戰爭的開戰時間指的是從1946年6月26日停戰有效期起算是沒有道理的。真相是毛澤東發動了解放戰爭。在1946年6月26日之前，「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向長春〕打來」，那難道就算是遊戲了。請參見孟泳新〔 陳智淙〕《「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四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下〕之三》
二毛澤東不宣而戰，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壹，要慎戰，要慎而又慎。
③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訴求是虛假的、不正確性、沒有壹丁點真誠性。它嚴重地違反了大前題二，AA級的證據。
開戰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
由實證和證據壹。1937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的談話、文章，特別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彙編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壹書。AAA級的證據。由實證和證據二。旨在搶奪東北的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AAA級的證據。 由實證和證據三。審查毛澤東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指控，以及重慶談判、《停戰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大通過憲法和1949年的國共和平談判的對照， AA級的證據。我們可以得到，是毛澤東發動了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解放戰爭，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開戰是不正義的。
2，對交戰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
交戰正義主要是指壹場戰爭的進行方式是否只限於人類生命之最小程度的正當損傷，主要通過考察遵守或違反戰爭慣例或規則的情 況，來判定戰爭是否正義地進行。我們在考察壹場場的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時，可以發現，大多數的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中途就失敗了，而且大多數都沒有留下對本次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戰爭成功后的欲要建立的秩序的任何文字材料，也就是說，無法斷定戰後正義和開戰正義的。僅僅依據參与起義戰爭者的成份那是不行的。那就主要地考察交戰正義這個尺度了。
冉雲飛整理出長文《明末清初蜀難編年初編（附殺人方法及死亡 人數）——兼紀念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屠戮婦嬰和讓人觸目驚心的歷史文獻。「湖廣填四川」——正是因為張獻忠的「功勞」，導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 需要從外省大量遷入新移民。儘管講，結論是正確的，但缺少了理性論證。而今我們介紹了交戰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以後，說明了鍳別判別壹場的歷史革命戰爭或歷史農民起義是否是壹場正義的戰爭的壹些準則、尺度和原則，細心的讀者就很快發現，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嚴重地違反了交戰正義規則。按照正義戰爭思想傳統，交戰正義壹般包含兩條核心原則：區別原則和比例（相稱）原則 。而區別原則主要涉及對戰爭目標的區分，特別是士兵和非戰鬥人員的區分。沃爾澤認為，從人權出發，非戰鬥人員的生命財產以及事關民眾生存的公共設施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被視為軍事目 標。張獻忠屠戮婦嬰，這是絕對不可容許的，如同納粹殺害猶太人壹樣，都是濫殺無辜，明顯地都是非正義的戰爭。因為我們的幾乎所有的讀者都有壹個以三段論法為基礎的證成思維能力，因為我們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理性，也就相信除了極少數幾個人之外，絕大多數的人，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人都是講理的，都是講理性的，「講理的，」則是人類社會與猴子群會等動物群會之間客觀存在著的根本性的區別，也是人性與獸性之間的根本性的區別吧！正是有了理性論證，就可以「使天下人心悅誠服」。
實證和證據四 。
長春之戰 和太原保衛戰 ，AA級的證據。
請參見上面1．介紹王芸生長春之戰和徐沛博士太原保衛戰的說明。已有闡述，茲不贅述。
3，對戰後正義子系統的道德論辯。
首先需要指出，必須確認的壹個大前題，即依據人權和社會公正的實現這兩把尺子來判別此「革命戰爭」的戰後正義。
說明 ：
李效東、李瑞景 在《西方戰爭倫理的理論體系及當代論爭》壹文中說，「西方戰爭倫理已經成為壹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概括起來，可分為戰爭權利倫理、戰爭行為倫理及戰爭責任倫理三個部分。」「戰爭責任倫理，也有學者稱之為「戰後正義」，即戰勝國不應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來處置戰敗國，而應遵從某種規範，因為「犯罪不能從他人的罪行中遺傳下來」。〔注，引自康德的話〕現代意義上的戰爭責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清算戰爭罪行、確保戰敗國的政治自由、承擔重建義務。」
「關於清算戰爭 罪行，這是西方在戰爭實踐中最初認識到的「戰爭責任」，主要是對發動非正義戰爭負有責任的國家和個人進行審判和懲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普遍認識到，對戰敗國本 身的過分懲罰無法消除戰爭的根源，於是轉而側重於對發動戰爭的戰爭罪犯進行審判，比較典型的是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
「關於確保戰敗國的政治自由，最早意識到並將之上升到理論高度加以概括的是德國大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康德用「戰後的權利」這壹概念來概括戰勝國的戰爭責任，指出：「被征服的國家和其臣民，都不因國家被征服而喪失他們政治的自由。這樣，被征服 的國家不會降為殖民地，被征服國的臣民不至於成為奴隸。否則，這場戰爭便成為執行懲罰性的戰爭。」」
「關於承擔重建義務，指的是 戰勝國的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推倒壹箇舊政權。戰勝國和其他任何有能力的國家都應該對戰敗國進行人道主義援助，迅速重建壹個政治獨立、經濟穩定的自由國家，以 利於國家重返國際體系，最終消除戰爭根源。」
很明顯的，西方戰爭倫理的理論體系主要適用於國際間的戰爭方面，而利用西方戰爭倫理理論的許多結論是無法對國內戰爭、比如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解放戰爭做出明確的道德分析和評判的。
對國內戰爭的戰後正義的戰後，就內容來分，我們可將其分為狹義的戰後和廣義的戰後。狹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指對戰後遺留問題的處理，其主要包括審判戰爭罪犯問題〔即就戰爭的個人責任而言，戰爭罪犯的不正義行為均應受到正義的審判〕和對戰俘的處理。廣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涉及戰後秩序安排及其倫理評判標準。
台灣學者朱元鴻《戰後正義與寬恕》壹文中寫道，「Brian Orend引述康德的主張：力量不等於正義，勝利的事實自身並不授與勝利者權利，也不加諸敗者義務。只有在正義戰爭的條件之下才可能有意義地討論勝利者與戰敗者的權利義務。」 狹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指對戰後遺留問題的處理，主要是指對善後問題的處理。美國的南北戰爭是壹場沒有後遺症的戰爭。它為後人樹立了戰後正義的經典。它「
——沒有給美國留下南北隔閡，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後遺症。
——戰敗的南方也未成為北方任意宰割的戰利品，戰敗的南方將士也未打入「另冊」，更沒有遭受上升到國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視清算。
——林肯和格蘭特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來慶祝勝利，而是怎樣儘力避免留下戰爭後遺症。
——（南方）每個軍官和將士都得到壹份由格蘭特將軍簽署的證明書，證明他們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們可以自由地回到家鄉，不予追究，不受歧視。
——勝利者固然值得讚揚，失敗者同樣令人敬佩。勝者應當名垂青史，敗者也無愧後人。因為他們都在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關鍵時刻，作出了壹個讓古往今來的政治家軍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的決定。」
對戰後遺留問題的處理，主要包括二個方面：即清算戰爭罪行，即審判戰爭罪犯問題〔即就戰爭的個人責任而言，戰爭罪犯的不正義行為均應受到正義的審判〕和對戰俘的處理這二個問題。審判戰爭罪犯問題的主要目的是彰顯本次戰爭的正義性，揭露戰爭罪犯的不正義行為，起到彰善癉惡的作用，即對己經過去了的戰爭歷史作壹歷史總結，又可根絕了未來再度爆發戰爭的可能。這裏面涉及個別的戰爭罪犯的人權問題。而對戰俘的處理，不用說西方的日內 瓦戰俘公約，在古代中國就流傳著這樣的壹句諺語，戰不殺降，殺降不祥，意指說對於己經投降的戰俘來說，如果戰場殺降，則會被認為是兵家大忌，其後會被壹種「魔咒」的詛咒。這裏面涉及眾多的戰俘的人權問題。
而廣義的戰後正義主要涉及戰後秩序的安排。這裏面涉及廣大人民的人權問題。總之，戰後正義包括的三個方面，審判戰爭罪犯、戰俘的處理、戰後秩序的安排都涉及人權問題。
歷史上號稱「革命戰爭」的戰爭有很多，有些是正義的戰爭，但不乏有掛著「革命」兩字的非正義的戰爭，如同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這關鍵的關鍵是要看「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張君勱有句話叫，「革命的工作是要確立人權，而非限制人權。」章國鋒在《哈貝馬斯訪談錄》中寫道，哈貝馬斯講，「我們必須肯定啟蒙理性的歷史成就，相信社會進步的邏輯。許多曾經被認為是烏托邦的東西，通過人們的努力，或遲或早是會實現的，這已經被歷史所證實。人權和民主當初不也被許多人視為烏托邦嗎？可是，經過數代人的奮鬥，它們在今天已成為現實。 西方社會在過去兩百多年中，經歷了壹個社會公正和人的基本權利逐步實現的過程，這壹過程儘管充滿缺陷，壹再出現失誤和倒退，但仍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可 以這樣說：這壹過程幾乎窮盡了關於人類社會理想的選擇可能性。否認壹種仍然存在於破碎與斷裂之中的理性的作用，那麼，壹種理想的、公正的社會秩序無論如何 也不可能全面地建立。目前應該做的，正是提出壹種較為合理的方案，以消除當今社會所顯現出來的缺陷，克服它所帶來的負面後果，使世界向較為公正的未來發 展。倘若放棄壹切努力，將世界看作壹片黑暗，將改善目前狀況的壹切嘗試統統稱為幻想，那麼，今天的狀況將成為「鐵的現實」而延續下去，這個世界也許就真的 沒有什麼希望了。」
章國鋒《關於壹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以及網上文章《哈貝馬斯在西方社會學地位》中都有這樣的壹段話，「哈氏捍衛啟蒙的理性和啟蒙思想家提出的社會理想，認為，由啟蒙思想家開啟的「現代性」，作為壹項在思想、文化和社會三方面展開的「綜合工程」，包容了人類 迄今為止所創造的全部正麵價值和理想，致力於社會公正和人的基本權利的實現。儘管這些價值和理想在過去200多年中遭遇了各種挫折和倒退，且尚未全部實 現，但它們體現了歷史進步的邏輯，因此現代性仍然是壹項「未完成」的工程。」
從上面的這二段話中可看出，哈貝馬斯認為，世界各國以及全世界的整體，儘管壹再遭遇了各種挫折、失誤和倒退，但仍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個的方向是由啟蒙的理性和啟蒙思想家提出的社會理想所表達的價值和理想的實現，它們體現了歷史進步的邏輯。而用社會公正和人的基本權利的實現這兩把尺子，來檢查、來比較這場由我們要討論的戰爭所產生的戰後秩序與社會，與前個由我們要討論的戰爭所推翻的戰前秩序與社會，哪個社會更加公正了，在哪個社會中人權更加擴大了，則就能決定這場由我們要討論的戰爭是否是人類生命值得為之犧牲的戰爭，就能決定這場戰爭是否是正義的。
實證和證據五。
鎮壓反革命運動。AAA級的證據。其中，鎮壓原國民黨軍政骨幹人員，AA級的證據。鎮壓原社民黨、青年黨區分部委員以上骨幹人員，AAA級的證據。在這裏值得推薦的是彭小明先生的文章《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和 郭國汀的文章《坎坷律師路：冤殺的「惡霸」》。
1950年下半年開始到1951年下半年，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壹場鎮壓反革命運動。「解放初期，在壹些新解放區，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仍非常猖狂。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后，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氣焰更加囂張。他們製造謠言，破壞廠礦，搶劫物資，刺殺幹部，組織武裝暴亂，嚴重威脅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人民政權的穩定。」〔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兩天後毛澤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毛澤東說，「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 命恐怕只有這壹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妳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
「所以就殺，殺，殺人，」〔魯迅的《晨涼漫筆》〕從而全國籠罩著壹片殺戮和血腥。毛澤東卻高度讚賞,興奮地宣稱:「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毛澤東說，「我有這樣壹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處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則和方法。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被處決人數達到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壹點二四的水平。
道德論辯和評判論證。
壹經過很長時間的網上搜索，儘管還不能肯定，郭國汀是至今唯壹的壹位曾接觸到鎮壓反革命運動原始檔案，並將之公開，為之申請甄別的律師，而絕大部分的原始檔案至今還未公開，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人能接觸到鎮壓反革命運動原始檔案並將之公開。
鄭冠岑，1924年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法律專業，曾 任北京師範教師，抗戰爆發后逃回長汀，任民治日報社社長，1941年1月至1943年12月曾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1943年底自動辭職，歷任縣立圖書館 館長、福建省四區訓練班教育長、長汀師範國文教師，長汀壹中歷史教師。1951年1月在課堂上課時被捕，罪名是反革命，1951年11月 15日，長汀縣人民法庭以「反革命惡霸」罪名判處其死刑。10天後即被槍決。
郭國汀在《坎坷律師路：冤殺的「惡霸」》壹文中寫道，「最後我又從縣公安局檔案中查到「公安局檔案1號、案卷1307號、鄭冠岑檔案（案別反革命、類別惡霸）。封面歪歪斜斜地寫著「殺」字，署名為長汀縣 首任公安局長。翻開卷宗，僅有五頁紙。其中鄭冠岑本人手書自傳（三頁），鄭妻書寫之保外就醫申請書（壹頁）和壹份手寫的、沒有日期、署名或蓋章的「罪狀」（壹頁）。作為壹名執業已七年的律師，我對擺在面前的案卷材料之簡單大吃壹驚。質言之，這起殺頭案竟然沒有檢舉揭發材料、沒有審判筆錄、沒有被告人的坦白 交代供述材料，沒有證人證言，也即沒有任何證據，當然更不存在上訴審，或是最高法院複核意見，或是律師辯護詞之類的。」
「通篇自傳無片言隻語供述自己有何反革命惡霸罪行。」「而那份罪狀則列舉了鄭冠岑的四大罪狀。…而這四大罪狀均無口述，交待材料，均無檢舉揭發材料，亦無審問筆錄，沒有證人證言。為核實 事實我逐個調閱了罪狀中涉及的各有關人員的檔案。結果查明，對鄭冠岑之指控全系張冠李戴。」「 鄭之所以被當作反革命惡霸處決，主因在於他曾於1941年至1943年底任國民縣黨部書記。」在文章的最後郭國汀用三個排比句「 沒有法律的社會是黑暗的，沒有法治的社會是可怕的，沒有律師的社會是畸形的。」作為文章的結束語。
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壹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壹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筆者和幾位好友都認為，有必要在中央和全國各地建立「鎮壓反革命運動」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來教育子孫後代要牢記住這壹段的歷史教訓。
二從郭國汀接觸到鎮壓反革命運動鄭冠岑原始檔案中，可以發現，鄭冠岑的處決與「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的活動猖狂、製造謠言，破壞廠礦，搶劫物資，刺殺幹部，組織武裝暴亂，」這些被指控為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直接理由沒有壹丁點的關聯。其實，「製造謠言，破壞廠礦，搶劫物資，刺殺幹部，組織武裝暴亂」等這些罪行都是屬於普通的、自古至今直至未來壹直存在的刑罰範疇，屬於普通的公安司法機關管轄範疇的日常事務而己。「鎮壓舊政權的殘 余勢力」，這才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真實的動機。
③鎮壓反革命運動嚴重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及其派生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是其基本含義，這分別是指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罪的法定是指只有當壹人之行為符合刑法明 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才能將該之視為犯罪；刑之法定是指當行為人被認定犯罪，亦必須依照刑法的規定將之處罰，在刑種、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過刑法的 明文規定。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是正確理解罪刑法定原則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而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結果。
罪刑法定原則的其理論基礎主要有三，壹是三權分立論。三權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三權分立要求在立法機關獨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機關從事立法活動，同時執行司法權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 情況下，完成對案件的審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與司法分立的前提下，為防止審判的擅斷，才有必要把罪與刑用明文規定下來，從而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因 此，三邊形法定原則對於防止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濫用，保障公民的正當權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二是心理強制 說。罪刑法定真正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被奉為近代刑法鼻祖的費爾巴哈有力倡導的結果。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是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重要理論。費氏認為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後果以及實施行為後將 會受到懲罰，他就會權衡壹下利害輕重，當他認為因不實施犯罪行為而感到的不稱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實施犯罪而受到處罰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時放棄實施犯 罪。這樣的心理強制在預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為的實施方面起壹定的抑制作用。法的威懾力量是產生這壹抑制作用的基礎，因此，有必要把犯罪與刑罰的關係，用法 律明文規定下來，以利於起壹般威嚇心理的強製作用。由此，費爾巴哈主張罪刑，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與絕對性，這雙重屬性。確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確，而不能 含糊其詞，捉摸不定。絕對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因此，可以說罪刑法定是心理強制說的必然結論。三是現代罪刑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人權尊重主義。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重視對人權的保護，這 就要求無罪的人不使受追訴、有罪的人在被定罪量刑時不僅要符合程序法的要求，也要符合實體法的規定。犯罪人不能受到法外追訴，其人格、尊嚴也受到法律的保 護，能依法享受到法律所賦予的各種權利，而要保證這些權利的享受就要把人們的權利與義務用法律予以明確規定下來，使人們能認清哪些是法律規定可以做的，哪 些是法律所禁止的，哪些權利是法律所賦予公民的。
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有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則；禁止習慣刑法的原則；禁止類推原則；禁止不定期刑原則。
所謂刑法效力無溯及力，就是指根據某 行為實施時的法律規定不認為是犯罪行為，但是根據實施該行為以後制定並公布施行的新法是犯罪的，不能以新法定該行為為犯罪，處於刑罰。因此刑法無溯及力也 稱「事後法的禁止」。這是因為行為人只根據已 經施行的法律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所以罪刑法定主義要求，必須預告由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並公之於眾，以便讓人們所遵循。否則，如果以行 為後施行的刑法為依據處罰施行前的行為，這對行為人實際上是「不教而誅」。不僅如此，刑法「溯及既往」還會令人們無法知道自己的行為今後是否被定罪處罰， 不免惶恐不官，畏首畏尾，這不利於維護社會的安定。所以刑罰法規，只能對其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而不能溯及適用於施行前的行為，這也是實質的人權保障的要 求。但是在「從新從輕原則」之下，如果變更后的法律處罰較輕者，即以較輕的法律處罰。
在中國，不要說遠的了，1935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中華民國刑法》就規定了：「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而到了1950年，毛澤東藉助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採取「先無法、後補充法律」，「先鎮壓、后進行法律補充的倒置式辦法」，嚴重地否決了代表世界各國文明發展的罪刑法定原則，大搞起他的封建社會罪刑擅斷主義。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 了「反革命」，這個「歷代刑律皆無此項罪名，西方法系也不載此項」的罪名名目。「1949年以後，反革命罪又逐漸分化為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 命。現行，就是當下犯罪，是抵抗共產黨政權罪；而所謂歷史反革命罪，更是各國刑法所不載，國際法學所不容。1997年中國也宣布廢除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 家罪。實際上歷史反革命罪是用來懲治中國曆屆前政權，主要是國民黨政權，以及汪偽政權、軍閥政權和滿清政權軍政人員的罪名。歷史反革命也成為20世紀現代 中國歷史上人數最龐大的囚徒群體，估計可能近千萬人左右。」「1950年10月8日抗美援朝，兩天後毛澤東下令鎮反。但是法律條款《懲治反革命條例》是1951年2 月21日才頒布的。條例雖然粗疏，畢竟還有個條例。而當中的4個多月大規模鎮反運動竟然沒有任何划壹的明文法令條款。」 〔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又如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壹次會議批准，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壹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這個《條例》本來算 不上法律〔必須要由立法機關獨立的完成立法〕，只是壹個法規〔由行政機關制定的對執行法律的細則〕的地位。這個《條例》可以判死刑的條款佔了百分之八十；「勾結」、「包庇」、「參加宗教」等輕罪甚至是思想犯，不論有無後果就可以判死刑。如第八條規定「 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 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什麼叫「利用」 什麼叫「封建會門」，皆無明確說明；費爾巴哈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與絕對性，這雙重屬性。確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確，而不能 含糊其詞，捉摸不定。絕對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 又如第十六條規定「 以反革命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經本條例規定者，得比照本條例類似之罪處刑。」 這個《條例》法規卻明確規定了類推原則。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所禁止使用的原則。又如第十八條規定「 本條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這個《條例》法規卻明確規定「刑法效力具有溯及效力」。這本身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為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所禁止使用的原則。
故講鎮壓反革命運動嚴重違反了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則，違反了禁止類推原則。
四鎮壓反革命運動嚴重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及公正審判權所要求的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審理的權利和享有律師幫助這二項最基本的權利和要求。
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並頒布《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後續各項的人權公約的規定。中華民國為《世界人權宣言》首批簽約國。第十條 規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壹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審理的權利是公正審判權的實質性權利之壹。第十壹條規定「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壹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 「無罪推定原則」、「禁止適用溯及既往」的刑法原則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後續的人權公約都規定了，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審理的權利是公正審判權的實質性權利之壹。享有律師幫助是實現公正審判權的重要保障之壹。
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當時擔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的王明起草的《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 司法原則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同年3月21日，華北人民政府頒發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其壹切反動法律》的訓令（以下簡稱《訓令》）。這兩 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其壹切反動法律。1949年對「六法全書」的徹底廢除，不僅僅是對國民黨的舊法制的摧毀，更為重要的是把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為法制現代化所取得的壹切文明成果從根本上予以拋棄，舊法律中所蘊涵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諸 如正義、平等、公正、誠實信用、「無罪推定原則」、「禁止適用溯及既往」、「壹事不二罰」、「疑罪從無」等等從根本上予以拋棄，從而在壹定意義上說中斷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發 展進程，使中國法制建設倒退到了比國民黨的舊法制還要落後壹百年的人治的老路上去。從而中國開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無法無天」的時代，也開始了長達30餘年的無律師時代〔如同高教上六十年代引進學位制的嘗試不能定義為壹個獨立的階段壹樣，儘管1955年1956年1957年試行律師制度，「到1958年，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就很快夭折了, 1959年被取消了」，試行律師制度也不能定義為壹個獨立的階段，因為學位制與律師制度都沒有獲得毛澤東的壹貫的支持。〕也開始了中國有史以來法律虛無主義階段。
1949年以後廢除了制度下的律師制度，刑事辯護的功能，是保護被告作為壹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進步，提高司法公正性，防止冤假錯案發生。辯護制度的作用在於：既要防止冤枉無罪之人，又要防止輕罪重判；既要防止實體判決出現錯誤，也要反對刑訊逼供等在刑訴程序中發生的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問題。在毛澤東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廢除了律師制度，司法也就失去它表面上所具有的起碼的公正性。
伍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的復讎祭祀，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與進步的壹次褻瀆，是荒謬的，也是非正義的。我們的根據是，
第壹，背信棄義，言而無信。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以 他和朱德名義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又名《約法八章》（《毛澤東選集》1459頁）。中國共產黨卻違背了他們在《約法八章》中宣示的承諾，其中第5條宣告，除了國民黨高級戰犯以外的軍政人員，只要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壹律不加逮捕，不加 侮辱。然而在取得政權以後，背信棄義，言而無信，對前軍政人員進行了殘酷的報復處罰。「1949年被毛澤東點名的43名 戰犯，翁文灝、衛立煌和李宗仁投誠赴京，成為統戰對象，其餘皆逃逸台灣或海外，除了壹人（杜聿明）戰場被俘，關押了11年，獲得特赦，也成為統戰對象，均 未遭受共產黨的懲罰，而幾乎所有留在大陸、並無戰爭決策權力的中下層軍政人員全部受到了殘酷懲罰。」
第二，鎮壓反革命運動違背了國際法準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1949年8月12日國際紅十字會已經通過了《內瓦戰俘公約》。其中第三條規定 了壹國之內的戰爭衝突，戰俘待遇也適用於該公約。（戰俘公約長期被普遍認同為國際公法）。1952年7月13日周恩來外交部長經中國政府授權聲明接受該公 約，1956年11月5日，全國人大又正式批准了該公約。而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許多起義投奔共產黨的軍政人員也遭到殺害。
第三，嚴重違背了罪責原則〔或叫罪罰相應原則〕。戰犯翁文灝、衛立煌和李宗仁投誠赴京，成為統戰對象，被俘戰犯（杜聿明）可獲得特赦，這就證明了，對國共內戰的爆發毫無戰爭決策權力的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是不應該對國共內戰的爆發與進行負責的。 「重罪重判，輕罪輕判，罪刑相稱，罰當其罪。」這是壹條象壹條公理壹樣為任何人都能認同與接受的刑法思想。在德國叫罪責原則〔Schuldprinzip〕〔或叫罪罰相應原則〕，〔參見哈特慕特·毛雷爾《Staatsrecht1》第232頁〕但是此罪責原則〔或叫罪罰相應原則〕如今失效了，他們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卻受到了殘酷懲罰。毛澤東說，「我有這樣壹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 毛澤東獨創了按人口比例殺人的法則。「殺人的依據竟不是人犯的罪行是否該當 死罪，而是為了「發動群眾」。不論「發動群眾」作何種解釋，都是違背人權、民主和法治精神的。歷代王朝在確立新政之後，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收拾人心；而毛 澤東卻選擇了殺人祭刀，震懾人心。為了湊足百分比，許多起義投奔共產黨的軍政人員也遭到殺害。例如傅作義起義部隊的大批中級軍官，在鎮反時期忽遭逮捕鎮 壓。著名民運理論家胡平的父親就是該部隊被殺害的校官之壹。」〔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而傅作義卻安然無恙。傅作義對國共內戰的爆發與進行不負罪責，那麼就可以推出，傅作義起義部隊的部屬、大批中級軍官對國共內戰的爆發與進行也不應該負罪責的，他們是無罪的。這就是合符公理壹般的邏輯推理。但是如同胡平的父親壹樣的傅作義起義部隊的大批中級軍官卻在鎮反時期忽遭殺害。這是復讎，這是非正義的。輕罪重罰，罪刑不稱，無罪以罰，狂殺濫殺，這就是中共在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的人治原則。
第四，嚴重違背了「壹事不二罰」 原則、「疑罪從無原則。」大搞「壹事二罰」、「罪疑從有」，開創了「勞動教養」這壹名為不倫不類的新懲罰制度、實為與「監禁」並列的剝奪人權自由的違憲制度在中國的壹甲子的存在。「追究所有國民黨中央、省、市、縣、鄉、保黨政軍各級人員，除了極少數統戰人物，幾乎壹律逮捕，壹律侮辱。分別判刑，處死、勞改、監禁、管制。閱讀許 多平反「歷史反革命」的判決書、平反證明，可以發現，當時即使沒有任何劣跡，也要從口供中挖掘出莫須有的「劣跡」，予以判決。即使判刑10年8年，刑滿也 不得返城回家，只准留場就業，俗稱「二勞改」。」 〔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勞動教養直接起源於鎮壓反革命運動，它是應對運動中被抓的罪行較輕及無法證明的疑犯的壹種懲罰與關押措施。
第五，惡法非法。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可稱之為惡法非法的典範。主張惡法非法的拉德布魯赫公式是說，「通常情況下法的安定性應居於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動搖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與正義的衝突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 律已經淪為「非正當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須向正義屈服。」拉德布魯赫在《法律的不法與超法律的法》寫道，「凡正義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構成正義之核心的平等在實在法制定過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認 的地方，法律不僅僅是「非正確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質（Rechtscharakter，法的資格）。因為我們只能把法，也包括實在法，定義為不過是這樣壹種制度和規定，即依其本義，它們註定是要為正義服務的。」著名的美國法學家富勒，他提出了法律的八個內在道德，即 壹般的，非臨時的；公開的，非秘密的；明確的，非含糊的；不溯及既往；無內在矛盾；非要求不可能做到的；穩定性，不朝令夕改；官方行為與法律壹致。富勒認為，任何法律只要違犯了八條中任何壹條，就不能被視為是法律。〔參見陳智淙《「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三評胡錦濤的「以人為本」（上）》〕，或按照拉德布魯赫公式這個標準衡量，或按富勒法律八個品質的要求，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直到毛澤東謝富治炮製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中發【67】19號1967年1月13日），簡稱為公安六條，毛澤東搞的法的所有部分，如同納粹法的所有部分，都是惡法非法，「都從來沒有達到過有效法的莊嚴地步」。
第六，毛澤東犯有危害人類罪的明證。「《約法八章》是毛澤東的第壹個陽謀騙局。這樣大規模的人群被監禁、被虐待，被侮辱，歷史絕對不應該忘記這種罪行。這是什麼罪行？這是危害人類罪。這壹罪行從1945年8月8日紐倫堡審判前聯合國倫敦憲章擬定的國際法罪名，此後已成為壹種公認的罪名。危害人類罪，就是殺戮，種族滅絕，奴役，流放或其他非人的行為；或者是：因種族、政治或宗教的動機的迫害行為，而不論其是否違背某壹國家的法律，以及其他 類似的罪行。放下武器以後，軍政人員失去組織聯絡和番號，如果沒有抵抗和破壞活動，已經化為平民；以政治上的「反革命」為名大規模逮捕、關押、殺戮和迫害 這壹部分人群就是危害人類罪。」 〔引自於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
本段結論
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曾講過，「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壹種正義的刑罰。」儘管絕大部分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原始檔案至今還未公開，也更談不上有對原始檔案的分類統計，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發生、發展、結束全過程，從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公布了的文獻資料，以及眾人的回憶、記錄、文章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的復讎祭祀，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與進步的壹次褻瀆，是非正義的。由於考慮到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唯壹的壹個似乎能成立的辯護理由，即在中國共產黨的成長過程中曾受到過來自於國民黨方面的逮捕、關押、殺戮和迫害，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僅僅是犯了復讎過格之過而己。誠然這壹辯護理由是無法解釋以上所列舉的各點理由，復讎這壹點還得承認吧！故用鎮壓原國民黨軍政骨幹人員來證明鎮壓反革命運動是非正義的，宜定為是AA級的證據。
⑥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對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原黨政人員的無罪殺戮，是證明鎮壓反革命運動是非正義的AAA級的鐵證。我們的根據是，
第壹，《縱覽中國》主筆陳奎德在《失蹤的「憲法之父」》壹文中寫道，「所謂私人緣由者，是因為筆者的舅父歐陽達先生， 曾經擔任（張君勱為主席的）民主社會黨地區負責人。吾舅壹介書生，純粹因理念的契合而加入民主社會黨。誰曾料到竟至以身相殉，居然於1950年在鎮反中殉 難。 當代中國純因政治理念不同而橫遭荼毒者不知凡幾，他們的公道亦是必須有人伸張的。」我們希望中共能公布，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全國有多少名如同陳奎德的舅父歐陽達先生壹樣，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各級負責人員慘遭殺害。我們也希望，在鎮反中遇難的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各級負責人員的家屬親友能將遇難者的情況以及遇難者後人的情況告知于筆者，因為他們的殉 難情況也應該成為筆者所倡導的張君勱記念舘的壹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伸張公道，也是我們每壹個中國人應盡的義務。
第二，據網文「新華社於1948年12月25日及1949年1月26日分別以「陜北某權威人士」及「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名義提出了壹些由中國共產黨方面擬定的重要的戰爭罪犯，主要為當時南京方面的黨政軍特要員及其重要支持者。這些戰爭罪犯為中國共產黨單方面公布，並認為是「國人皆曰可殺」。」「應當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方面對全體上述戰爭罪犯的正式稱呼並非「國民黨戰犯」，況且他們並非都為中國國民黨籍人士，例如其中張君勱、王雲五、曾琦等均為其他黨派或者無黨派人士。對於這些所謂「戰犯」，中國共產黨方面的用詞十分講究。國共內戰中戰犯的稱謂在中共正式文告中的第壹次出現是在1947年7月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的「七七」紀念日對時局口號中。該文告提到「……懲辦壹切破壞停戰協定發動反革命內戰及在戰爭中殘殺人民的戰爭罪犯，緝拿這些罪犯交人民法廳審判……」。」
無奈筆者沒有時間來寫專題文章，以研究中共的通緝令史。但無論如何以上的中共的通緝令是中共的通緝令史的重頭之重吧！通緝令是指司法公安機關依法通緝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而製作的法律文書。可笑的是，此通緝令的發令者既然不是司法公安機關，而是壹名「匿名者」或是查無實源的「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在格式上連後來搜捕六四事件的「高自聯」在逃分子21人的通緝令都不如。通緝令壹般通緝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作為法庭審判之目的，以重視法律之程序、法制之尊嚴。此通緝令卻無視法律之程序採取了未審先判，罪疑從有的手法，直呼「戰犯」的稱謂，並直呼「國人皆曰可殺」。這是中共實施罪疑從有、未審先判、嚴重蔑視法律之程序的範文，這是壹篇中共大搞法律虛無主義的經典，這是壹篇無法無天的戲文而己。
自從1975年、1979年、1982年中共鄧小平多次倡導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我們是期待著兩岸能舉行政治會談，以實現中國重新統壹。但從中共鄧小平等的多次表態來看，中共似乎幻想，好象是讓他的國民黨在政協裏面舉舉手，讓他的國民黨來大陸當個國家付主席政協付主席就可以統壹了的。這不免有點可笑與滑稽。依筆者之見，有三個難題橫擺在中共面前。其壹是，承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其二是，重新認識國內戰爭和終止對蔣介石等戰爭罪犯的通緝令，其三是，統壹后的兩岸政治秩序的安排，也就是說，是承認由張君勱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呢，還是要推行中共的八二憲法于台灣呢。其中有二個問題都與張君勱有關聯。
第三，張君勱自上世紀30年代起又先後組建過或參与組建過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和中國民主社會黨。他創辦過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三次，被國民黨查封了三次，他當教授教書兩次，為國民黨插手開除兩次，他發行雜誌兩次，壹為《新 路》（與幼椿同辦）為南京政府命令停止，壹為北平時代之《再生》，國民黨收集焚之。張君勱，壹介書生，不禁驚呼，「書生之所能為力者，除出報、教書、辦學而外， 復有何事可為乎？」更有甚者，壹九二九年竟遭國民黨淞滬衛戍司令部綁架，獲釋「數日後有術者告之曰君乃棺底逃生之人也。」 張君勱 的壹只腿就是在這次綁架中而受傷，並從此不良於行。 因知滬上難於安居，去了德國，在耶納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兩年。太平洋戰起，昆明學生因香港飛機運送雞狗，遊街示威。關於挑動風潮的幕後人物，蔣介石最初認為是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其日記有雲：「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張君勱之流可謂喪心病狂極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當張君勱否認自己是昆明學潮的主使人時，蔣介石又懷疑張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國社黨成員羅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記雲：「對國社黨之處治辦法須徹底，否則不如暫緩。」這段日記表 明，只要時機合適，蔣介石是準備動用「權力」對付其他「異己」黨派的。不久，蔣介石下令封閉張君勱在雲南大理的民族文化書院，並利用張君勱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機會，將其軟禁于重慶汪山，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中。1940年，張君勱、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會，商討民主黨派的聯合問題，後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而在1947年10月，當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並加以鎮壓時，已經退出民盟的張君勱與李璜，聯名致函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張群，表示嚴正抗議。從以上可知，張君勱是既反對國民黨壹黨獨裁又反對共產黨壹黨獨裁、願在中國真正實現民主憲政的中間力量的主導者和積極倡導者，為之既受到了國民黨的殘酷迫害又受到了共產黨的殘酷打擊，有良心的中國人難道能將之忘卻嗎？
第四，最關鍵的壹點是張君勱以及由他領導的中國民主社會黨沒有殺過壹個人，既沒有壹個國民黨人也沒有壹個共產黨人，既沒有壹個存有政治異見的政治人也沒有壹個存有經濟糾紛的經濟人。此與中共自己發布的「七七」紀念日文告中，提到的戰爭罪犯的定義相去甚遠吧！
第五，周恩來曾於1949年兩次託人相請，望張君勱能回來參加建設「新中國」，均為張君勱所拒。因為這裏似乎存在著壹個無法理喻的矛盾，壹方面高喊「國人皆曰可殺」，另壹方面笑臉邀請。僅過了壹年，1950年，留在大陸決心參加建設「新中國」的張君勱民主社會黨的下屬、區分部書記以上的追隨者卻于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慘遭殺害。這是叫人無法理解的邏輯。
評判結論。
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下層軍政人員的復讎祭祀，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與進步的壹次褻瀆，是荒謬的，也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級的證據。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對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原黨政人員的無罪殺戮，是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後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鐵證。鎮壓反革命運動是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證據。
實證和證據六。毛澤東在解放戰爭后對中國的獨裁統治。AAA級的證據。
此文將由五評「以人為本」還是「以人的尊嚴為本」來分解。
戰後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由實證和證據五。鎮壓反革命運動是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證據。由實證和證據六。毛澤東在解放戰爭后對中國的獨裁統治，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戰爭責任倫理〔又稱戰後正義〕是非正義的。這是AAA級的證據。
6．下面我們就講《正義戰爭鍳別理論》的第五個原則：
若對壹場歷史戰爭進行開戰正義原則、交戰正義原則、戰後正義原則鍳別時，此三項原則之間並沒有出現嚴重的緊張或衝突的話，那問題就容易解決了；若此三項原則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緊張或衝突的話，壹般情況下，可按「開戰正義原則優先於交戰正義原則，戰後正義原則優先於開戰正義原則」這壹優先原則來衡量之。
說明。
此項主要解決了當此三項原則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緊張或衝突的話，那就需要進行原則衡量了。這時《正義戰爭鍳別理論》提出了優先原則。
沃爾澤認為，戰後正義類似於基督教「末日審判」的最終檢驗，比開戰正義和交戰正義具有更強的道德約束力。《正義戰爭鍳別理論》提出的優先原則衡量理論是與這樣的思想相壹致的，但比起沃爾澤的表述來看，更為精緻、更為嚴謹的。
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的總價值評判。
對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進行開戰正義原則、交戰正義原則、戰後正義原則鍳別時，所得出的開戰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交戰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戰後正義子系統評判結論，並沒有出現嚴重的緊張或衝突，那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故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總價值評判結論：毛澤東發動的解放戰爭是非正義的。
由於資料、個人精力、發表的篇幅等等的限制，只能挑主要的講了。真正、最終、系統、正式的理性論證那得由未來的民主中國必須建立的作為憲法的守護神的憲法法院以真正的人民的名義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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