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的解放战争的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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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动的解放战争的邪恶本质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2月31日
作者 孟泳新
壹、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大致有以下几点：
壹评判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二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评判毛泽东的关键之关键、重心之重心。
③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评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执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的主要关键之处。
四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广泛编织了“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和谬论。
伍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解决民主运动内部产生的罅隙与分岐的壹个重要关键。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谈到自己壹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他说，我壹生干了两件事,壹是打败了蒋介石。 另壹件事 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毛死后，对后壹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己经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了浩劫。但正是由于前壹件事的成功－打败了蒋介石，问题就出来了，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说法，加上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的以成败论英雄，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 “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正确的就是真理”的简单的思维逻辑，于是就有了邓小平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是最核心的壹条的说法”，“继续神化毛泽东”和直到现在的习近平的“否定了毛泽东，天下就会大乱”的说法，故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则成了正确地评阶毛泽东的关键所在。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正是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指挥百万雄师，“解放”了全中国，使毛泽东为壹群人从人的位子捧上了神的尊位。“毛泽东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壹言九鼎，任意胡行，是壹切权力的集中 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壹的标榜者，是壹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 是个人崇拜的壹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引自于谢韬为《陈独秀、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壹书写的序〕而正是未能认别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就无法认清毛泽东的全貌，就无法完全将毛泽东从神的尊位还原到普通人。
列宁缔造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历时74年。“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正是因为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为之中共编织了它的最后壹道神话，即中共在大陆广泛宣传的“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诸如此类的神话，使之成为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后壹道防线，故讲，如前所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二、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难题所在呢？大致原因有三个。
壹就是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影响，人们的思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影响而言，单就战争的评价来看，很多国人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德文版〕《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讲了真理的三大学说，其壹、壹致与符合说，“真理符合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对应了这壹哲学意义上的源于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真理的壹致与符合说。其二、关联说，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关联说”，这壹学说可追溯到，或讲源于辨证法大师黑 格尔。这学说认为，壹个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须与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壹致。相壹致就是指逻辑上的无矛盾性。其三、为普遍接受说，“真理共识论”。价值理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说 认为，壹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实践、逻辑与价值理念，这才是真正的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二必须树立以“人民是目的”的新的历史史观，批判以“朝廷是目的”的旧的历史史观。资中筠的《“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壹文它揭示了“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尊严为本”二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历史史观上的对立。③就是由于世界各国已有的理论与实践中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象毛泽东壹样靠打嬴了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而夺得了政权的例子。故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必然成了长期以来未能破解的理论难题。因为不存在着现存的价值理论拿来套用，来借用。惟有创新和发展，方能解决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方能解决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最核心的疑难问题，国共内战的道德正义性问题和四九年中共建国的正当性问题。
三、王芸生先生是认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的第壹人。
他在其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三年解放战争，应改为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血腥内战。”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于1946年4月16日发表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写道：“ 现在抗战胜利了，日问崩溃，伪满烟消，中国的东北，应该归回中国，就在这时候，苏军也 根据中苏盟好条约纷纷撤离东北。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应该光复了，却灾难愈深，那里的人民都是中国的儿女，现在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却在斫斫杀杀，流的都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但是，王芸生先生没有完成了严格的理性论证就与世长辞了。
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主要是围绕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来展开它的道德分析和论辩。阿列克西创立了法律论证理论。若将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就可得到主要适用于在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正义”的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起了壹个鍳别的作用的论证。
与法律上的理性论证壹样，在历史研究中要特别注重于证据。我们知道，有些名家为了要证立自己的壹条立论，常常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证据。在此笔者提出，凡要证立自己的壹条立论，需要对自己提出的证据作壹分类，即按理性论辩中有效性分成A类〔壹定的说服力但存有较大的疑义〕、AA类〔极强的说服力但存有较小的疑义〕、AAA类〔无可争辩的并不存疑义的〕。
四、借助以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和论证说明
1，对开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必须确认的两个大前题。其壹， 根据中外正义战争传统，战争有正义与不正义之分，故要慎战，要慎而又慎。其二，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
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实质上是由,西方正义战争理论基本原则第6条原则 、即最终手段原则结合了中国古代孔子孟子皆主张“慎战”而产生的。
提出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主要目的是
壹必须破除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王芸生，在其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它点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质，是封建帝王封建军阀武装割据的逻辑所在，是反人民、反文明、反理性的封建独裁、流寇强盗的逻辑根据。 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说明是有些人的枪杆子里出了政权，而 另壹些人的枪杆子里失去了政权。如果“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野蛮的屠杀就不可避免，人类社会将永远遵循森林法则，弱肉强 食。现代文明已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权力属于人民，不能够谁更暴力谁就当老大，靠枪杆子说话是强盗逻辑。
二必须破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论。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就是“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这本是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造反有理”的“理”就在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寻求人人平等”。这句话在延安时代本身就是壹句歧义极大的错话。主要由斯大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能叫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本身是对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的壹次性的误解和偏离。而毛泽东这句话表现出毛泽东对由斯大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偏面的理解，壹种误解，重而构成对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的二次性的误解和偏离，而用到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这里暂且指出这二条错误所在。其壹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无时无刻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而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仅仅是造反、武装起义、暴力斗争这样壹种暴力的无序的极端的方式，壹种不讲理的欠文明的的方式，世界各国更常见的更普遍采用的是法律途径，这样壹种和平的有序的普通的方式，壹种讲理的文明的方式，马克思壹生也从未说过，作为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中国，实施暴力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唯壹的途径。况且马克思说的话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这只是按“真理符合论”的讲法。若按“真理关联论”和“真理共识论”那就有可能发现马克思说的话存在着许多缪误之处。〕而我们在这里讲的如此重要的法律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观其壹生，则是毛泽东的软肋了。其二是，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很明白是想搞掉修正主义，壹种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假社会主义；这也是说，有革命的、造反的、社会主义的，也有挂着革命、造反、社会主义招牌的假革命、假造反、假社会主义；这也是说，革命、造反、社会主义都有真的与假的之分、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而不能光听他说的，光看他做的，那是不够的。按壹般人的思路来讲，必需首先解决如何划分，怎么样来划分真的与假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革命、造反、社会主义的问题，然后再考虑后续问题，以及目的问题，收尾的问题。而才到发动初期，壹群中学生翻出了“ 造反有理”这壹段话，此时毛泽东理应讲，应该将其真的与假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革命、造反、社会主义的界线告之天下人，但却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恐怕是毛泽东对此分野还未搞清楚，或者说，毛泽东对此分野是以毛泽东作为基准来划分的，故不宜公布为佳。比如说，什么叫走资派，制定政策的，怎么样确定之，单纯的执行者，看来就不能算了吧。又比如说，什么叫反党集团，上下级工作关系，看来就不能算了吧。其实，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执政起毛泽东没有几件是解决好了的。结果，全国爆发武斗，只好借助于毛泽东主动发起的中苏边界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以求得国内的平息。
③必须破除列宁毛泽东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论。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壹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進 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壹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壹九三八年五月）讲了：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壹类是正义的，壹类是非正义的。壹切進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壹切阻碍進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壹切阻碍進步的非正 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進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壹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壹类战争，例如第壹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 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壹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 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页〕毛泽东在这里首先肯定了战争分为两类，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这点与我们的观点是壹样的。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分界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仅仅指出了“進步”这壹条是不够的，并且没有对什么叫“進步”作深入的分析，这壹点留下后面再议。毛泽东接着就讲解了列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论。现在俄罗斯学者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也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二月革命才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实质上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现在许多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十月革命不是革命，只是壹场少数政治精英的政变。〔可参见，张镇强：《从十月革命的真相看列宁》，和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提出大前题二，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主要目的是
依据沃尔泽理论围绕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来展开道德分析和论辩。开战正义，指壹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 考察战争的理由来判定战争本身是否正义。我们将战争大致地划分为二大类：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沃尔泽，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的工作可以说，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于国际战争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都集中在于国际战争方面，而利用沃尔泽，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出的许多结论是无法对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做出明确的道德分析和评判的。
张书元、石斌在《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述评》壹文写道，“按照西方正义战争思想传统，“开战正义”壹般涉及六条基本原则：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目的、成功的可能性、相称性和最后手段原则。
与某些传统观点认为双方都可能有正当理由不同，沃尔泽明确主张，正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以人权为基础的国家权利，即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因此只有自卫才能证明战争的正义性。正义只 能归于壹方，或者双方都不具有正义性。”
很明显，就按“战争的理由”的 诉求，对历史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这是壹个问题。另外按传统观点，内战责任涉及：第壹，哪壹方蓄谋发动内战；第二，哪壹方主动挑起内战，认为这是内战双方争议严重的问题。而第二次国共内战因零星战斗，局部战斗，全面爆发和政治谈判交织在壹起，争议极大。中 共方面认为，1946年6月，国军精锐部队在东北战场以及其他战场频频传来捷报，蒋介石在做完军事部署后，认为发动内战时机已经成熟，即单方面公开撕毁 《双十协议》和“政协抉议”。6月26日，以国军大举進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内战全面爆发。而国府方面认为，中共在1945年9月即开始发动上党战役，平绥战役围攻国军。尤其在双十协定签署之后的两个月内，中共仍然违 反双十协定围攻傅作义在归绥，包头的主力部队壹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围，并主动進攻壹直在国军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区；另中共在山海关设 防，开火阻击依照中苏条约進入东北接收的国军。且中共抗战胜利后大面积破坏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按传统的相称原则〔要求公开宣战〕和正当的理由的说法，“正义战争的理由必须能够提供明晰而准确的是非判断,必须从根本上基于受侵害的前提条件;自卫不能是预防性的和進攻性的;¨”而第二次国共内战，战争双方就开战正义中的各个细项争议极大，这又是壹个问题。故讲沃尔泽理论，对历史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来说，是不适用的。要想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正义”的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起了壹个鍳别的作用，唯有另辟蹊径，必须要能突破前人的窠臼，方能取得成功。
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战争的形成可看成是交往行为的双方，各自都有各自的申述，当分岐超越壹定范围后，从而产生了或形成了有争议的申述。存在着许多解决有争议的申述的方法，但大致分为二大类，壹类例如诉诸于权威、传统 和残酷的暴力，诉诸于非理性，比如说战争，由此而产生了战争；另壹类例如诉诸于理性，商谈方式，协商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这是实现理性观念的关键之处。
而今想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说是的壹方和说不是的壹方自然形成了商谈的双方。问题的关键，战争双方各自的申述是不是“有效性”的问题，发动“革命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
哈贝马斯承继康德的世界划分方法，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生活世界和主观世界。哈 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壹种言语沟通行为，其中言语总是反思地或追溯性地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这就要求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 不明确地提出和这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有效性要求，而且总是同时浮现。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因为交往行为即使壹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壹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三个有效性要求在壹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譬如，当壹个听者接受壹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当性时壹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发动“革命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只要检查他的诉求、断言、言说是不是符合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故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来决定开战正义属于那壹方。
对开战正义这个子系统進行道德论辩和理性论证的应用说明。
壹开战正义，指壹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考察战争的理由，即对战争双方的“战争的理由”的 诉求的有效性要求来判定其发动和進行战争本身是否正义。
二开战正义的“开战” 两字指的是于战争的爆发之前所表达的“战争的理由”的诉求和为战争作的壹切准备活动。故在战争的爆发之以前的该方的壹切与战争的爆发有关联的活动可视为考察其“开战” 是不是正义，即开战正义的范围。
③《孙子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檄文”是中国从古代到民国〔如讨伐袁世凯的檄文〕要讨伐昏君暴徒、国贼叛逆时候所写的文章。为了宣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大有正义，所以檄文的内容都写得非常黑白对立、善恶分明，细数对方之犯行奸孽，罪恶滔天，而自己多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所以不得不起来为民讨伐、替天行道。檄文，就是最好的上兵。可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却在战争的爆发之前从未发表讨伐蒋介石的檄文，以宣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大有正义呢。现仅存有壹篇被有些人称为讨蒋檄文的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它公布于壹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按其本人的讲法，战争己经爆发了壹年有余了。其实，没有檄文，也不妨碍我们探究其究竟的步伐，只是略增加了点时间而己。
四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战争的目的何在呢？壹方面可从战争双方主要领导人在战争的爆发之前的言论探究之，另壹方面可从战争的演变、战争的形成、战争的发展上来寻觅之。
伍凡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古今中外的战争的话，不难发现，所有的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即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和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战争，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占壹个道德的制高点，但这种诉求是不是、真的是否能成立呢？由此有诉求的战争又可分为有正当理由的战争和有借口的战争，此时可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即按照大前题二来决定开战正义属于那壹方。而对于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战争，可分为后补诉求的战争，即爆发当时无诉求、后来补上了壹个诉求的战争〔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就属于此类〕，和自始至终皆无诉求的战争，则可按照大前题壹，必要时〔如对“后补诉求的战争”〕可结合大前题二，来确定是否是开战正义。在此对于大前题壹和大前题二的应用时关系作壹说明。
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的应用。
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实证和证据。
实证和证据壹。1937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壹书，这是壹本摘选1941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和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发表的评论和文章而成，该书由李慎之作序，自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便没有再版或重印。尽管它收录的全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言论，它没有任何“造谣诽谤”的成分，却还是没有逃过被禁止在大陆出版的命运。AAA类的证据。
道德论辩和评判论证。
战争双方的“战争的理由”的诉求， 就对历史革命战争而言，在此我们拿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来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当时壹些场合的讲话、言论 ，以及摘录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创办的两大报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它即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观念和理想的看法，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近期、中期、远期的梦想的诉说〔如同习近平上位后提出的中国梦壹样〕，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由他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
要说起它也是由他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这壹点，这里还有证明，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全过程。郑大华在《张君劢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壹文中写道，“進入小组讨论后，各 党派和社会贤达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有三种宪法蓝本可供人们选择：壹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二是英美式宪法，三是苏联式 宪法。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要求以“五五宪草”为宪法的蓝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则大多倾向于英美式宪法。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希 望有壹个英美式宪政，“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梁漱溟全集：第6卷〕”。笔者在这里需要指出三点望读者注意，其壹是，“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的方案。张君劢的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壹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 表孙科也表示支持。”〔郑大华〕如果读者细心壹点，再分壹下类，与由张君劢所起草的四六宪法相对照，就可以发现，1941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主要诉求全都蕴涵于四六宪法之文本之中了。而四六宪法却为中国共产党定之为“伪宪法”，而因为四六宪法之故起草人张君劢却为中国共产党列为43人“战犯”名单的最后壹位。中共如此之逻辑，实乃荒谬绝伦。其二是，究竟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方案呢？郑大华文中的“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希 望有壹个英美式宪政，”这壹句直乃后人善意的添加，是不足为信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壹直心仪在中国搞苏联式宪法，为什么在此近壹年的时间内却要深藏若虚，壹字不露呢？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直到今天的胡锦涛习近平，〕不是壹直坚决反对在中国搞英美式宪政，为什么当时在决定中国前途的重要时刻还要赶来凑热闹，对张君劢的这套宪法方案高喊赞成、佩服呢？这中间毛泽东周恩来到底卖的是什么关子呢？而当张君劢的这套宪法方案通过成了四六宪法后却又变脸了，四六宪法又成了“伪宪法”。其三是，张君劢在那段夜里与中共授课讲宪法、白天与国民党吵架争宪法的日子里，己经看出了中共口是心非，必将违背旧政协各党派所达成了的协议、发动内战、来实现独霸政权、在中国搞他的苏联式斯大林宪法的狼子野心。壹九五七年十二月张君劢在他出版的专著《辩证唯物主义驳论》的跋中写道，“我本坚持反共之人，初不料抗战后反与中共人事往还聚晤，此由于民主同盟成立，遇有国共冲突，政府每托民盟人士出而调停，新四军事件也和议也毛氏入川也，皆有民盟人士周旋其间，至于我与周氏董氏往还，起于政治协商会之后，协商会中仅通过宪草原则若干条，会毕我已返沪上矣。重庆来电云宪 草修正委员会卽日开会，我又由沪入川，暇时本政协原则若干条，拟成壹部宪草，国共两方均认作底稿，由会中分散于各代表，按条讨论，迄四月之终，除二三项未 解决外，全稿通过。会终之日李维汉起立曰，此为记录，并非草案。”至于为什么张君劢会同意民主社会党去参加国大呢？张君劢写道，“自测中共平日信奉辩证唯物主义以统壹思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独霸政权，设集 中营以锄异己。我自问我自己与民社党无法与中共合作，乃本两害取轻之义，决然舍弃中共而要求国民党采用宪草以为参加国大之条件。简言之，仍回到我平日反共 立场而已。”“ 我之所以哓哓，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
前面己经讲了，有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因为交往行为即使壹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壹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三个有效性要求在壹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就判别真实性、正确性而论，也就是说，对于壹般人而言，也许有壹定的难度，但对判别真诚性来讲，即“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是否是真诚的，在言说时，也许还有壹定的不确定性，而今半个世纪己经过去了，当年的承诺依然全都没有兑现，这不能不叫人下下如此之结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壹点真诚性，完全靠的是欺骗和谎言来迷惑中国广大人民，当然在这中间取得了斯大林的支持，骗取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得了政权。
评判结论。
壹中国共产党必须清楚地承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给中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自己却不想去兑现这样的承诺，这起码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言而无信，这是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壹笔帐。
二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壹书的内容以及它的出版与禁止的命运正确无误地说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是非真诚的，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二，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壹点上是非正义的。 AAA类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AAA类的证据。
先期進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后担任沈阳卫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進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 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 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引自于人民网文章，《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笔者评点：这表明了，壹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壹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他文电又译为卫斯别夫中 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这架小型军用飞机于当日上午11时许，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在机场，受到杨尚昆、伍修权的迎接。
贝鲁罗索夫中校壹下飞机，就去拜会朱德总司令，向朱总司令正式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均不得進入东北；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八路军，必须请朱总司令下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 区；苏联红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進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经过谈判交涉，苏军同意進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开展活动，苏军将不再加以限制。这显然是苏联政府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朱德立即将情况告诉刘少奇。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高岗、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 刘少奇看与会人员都到齐了，便让工作人员将在隔壁窑洞休息的曾克林领進会议室。刘少奇拉着曾克林的手，向大家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第壹批出关的先锋官曾克林同志，现在请曾克林同志谈谈他们出关的情况和目前东北的现状。”
曾克林说：“我们翼热辽军区第16分区接到向辽宁、吉林進发的命令后，于8月16日出发，由我和分区副政委唐凯率领，共4000人……，”“部队发展情况怎么样?”朱德迫不及待地问道。 “非常迅速!”曾克林说，“目前，部队已扩 大到3万多人。” “3万多人!”任弼时惊笑道，“不到壹个月，就扩充了八九倍!” “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情况如何?”朱德又询问道。 “我们接管了大量仓库，军火、粮食、被褥，什么都有，我们都换装了……”曾克林兴奋地说。〔笔者评点：如同壹群盗墓山寨王们在听取他们的先锋小喽萝新发现了壹群汉代墓，并预挖了壹个墓葬的偏室，收获就如此丰盛以后，惊讶赞叹不己，兴奋不止。岂不知，汉代墓葬乃属国家所有，盗墓是非法之行为。此乃是始于对当代的群伙犯罪心理学的分析结论吧！〕
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曾克林说:“这是千载壹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進程。”
会议从14日下午1点，壹直开到1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根 据曾克林汇报的情况，在摸清苏联红军具体态度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和具体部署。会议认为，东北的日、伪军已被全部摧毁，国民党的势力尚未 進入东北，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的“千载壹时之机”；应迅速调整力量和部署，全力争取控制东北。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 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任书记。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前往东北赴任(程子华、林枫已到东北)。
会议结束已到深夜，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壹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壹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笔者评点：什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动挑起了战争的明证。挑起了战争，难道就不考虑承担历史责任吗？〕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壹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壹个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笔者评点：演得不错，终于将重庆谈判演成了蒙骗公众的欺骗。〕
9月15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见了贝鲁罗索夫中校，将写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信件请他带回。该信是以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写的。〔笔者评点：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照牌就那么的香吗？至此了还有必要打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名字吗？〕
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部队，“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笔者评点：做人要光明正大，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呢！〕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中共在华北大规模破坏主要的铁路交通线。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壹万大军挺進东北，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壹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妳们要赶快去抢”。〔转引维基百科自于《党史博览》2006年第08期〕〔笔者评点：“抢”这壹字用太妙了，太传神了〕
评判结论。
壹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壹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二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
③它严重地违反了西方古老的自然法中的诚信原则和东方中国常言的要光明正大原则。
四它严重地违反了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议》和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政党共同达成的政协协议的主旨，“坚决避免内战”，“认同军队国家化”，以及由张君劢惨与制定的“四六宪法” ，这部宪法尤其在“军队国家化”上着墨甚力，规定“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党斗争之工具，”并将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变成了蒙骗公众的忽悠与乌龙。
伍由此可证明，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壹点上，是非正义的，AAA类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三。
审查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以及重庆谈判、《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和1949年的国共和平谈判的对照， AA级的证据。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换壹个角度看，或者说换壹个提法讲，究竟是谁背叛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的宪法〔四六宪法〕是不是独裁宪法，是不是伪宪法？有兴趣的朋友还可参考杨天石的文章《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围绕《宪草修改原则》的争论考察》。
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的壹大理由就是蒋破坏《停战协定》。先看看国共所签的两个协定的性质。
“《双十协定》全称是《政府与中共代表的会谈纪要》，记载了双方的立场观点和谈判進程。他不是协议，没有约束力，特别是没有就彻底解决解放区政府问题和中 共军队问题提出可行办法。到1946年1月10日，双方又签定《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1月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实际上双方还 是壹直有战斗）此后双方再未签定相关协定。可见双方仅是“停战”，并未和平，更没有就如何和平统壹中国及和平建设中国达成合作协议，实际上也无法谈拢，僵 持下去，必定是令国家分裂或是造成内部军事割据，此时蒋介石以武力寻求国家统壹（有点象现在的台湾问题），是否是犯战争罪呢？我们以后在和谈不成台湾又未 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主动解决台湾，是不是也犯战争罪？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判决北朝鲜为侵略者，而我国正史对此坚决否认。试问，我国为朝鲜辩护的理由与老蒋发动内战的理由到底有何不同？”〔河蟹 《希嘘长叹读历史---三年国共内战浅说(谁放内战第壹枪?)》〕
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的另壹大理由就是蒋记国大通过的宪法是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与政协原则相反，限制人权，总统独裁，是伪宪法。
这部壹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劢惨与制定、为今日独立的宪政学者，包括中国大六的在内，都认为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壹部宪法。
“何谓最好？从实践来看，四六宪法的主旨被台湾中华民国遵循至今，它奠定中华民国的法统，成为台湾民 主转型的不可动摇的法源。台湾历次修宪都不涉及宪法的民主本质和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四六宪法出色地融合了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与欧美民主政治原则。这 正是张君劢数十年择善固执、梦寐以求的宪政理想。具体说，这部宪法突出主权在民、人权保障、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均富思想，尤其在“军队国家化”上着墨甚力，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宪法符合西方立宪主义精义，没有任何政党的影子于字里行间。
总之，这些都是中共建国后多次“宪法”〔包括82宪法－笔者注〕所不可比拟的。出奇的是，这部宪法的制定，即张君劢所拟定的宪草，也是当年中共的权威代表周恩来等所支持和赞 同的。”〔金钟 《不朽的先驱：张君劢》〕可见，讲“四六宪法是独裁宪法，是伪宪法” 是不能成立。〔另外可参见孟泳新〔 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
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5项议案。现摘录此5项议案及《双十协定》的部分文字如下：
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二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合，结社，居住，迁徒，通讯之自由。③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 四废止战时实行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 伍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抓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⑥释放政治犯。 七军队教育应以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之外。⑧实行军党分治，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党斗争之工具。
1949年的谈判是在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下進行的：
壹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③废除伪法统 四根据民主原则改编壹切反动军队 伍没收官僚资本 ⑥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⑧召开没有反动分子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壹切权力。
对照两者，不难发现，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严重地从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了5项议案及《双十协定》后退了，没有了确保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没有了保障学术自由，没有了废止战时实行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没有了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抓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没有了军队国家化，…，而且这些重要的宪法因素至今没有在大陆得到实现。
评判结论。
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就属于“后补诉求的战争”，即爆发当时无诉求、后来补上了壹个诉求的战争，对此可按照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结合对“后补诉求的战争”的诉求可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来确定是否是开战正义。
壹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于1946年4月16日发表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写道：“…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 按中共历史书的讲法，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指的是从1946年6月26日停战有效期起算是没有道理的。真相是毛泽东发动了解放战争。在1946年6月26日之前，“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向长春〕打来”，那难道就算是游戏了。请参见孟泳新〔 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
二毛泽东不宣而战，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
③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诉求是虚假的、不正确性、没有壹丁点真诚性。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二，AA级的证据。
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
由实证和证据壹。1937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壹书。AAA级的证据。由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AAA级的证据。 由实证和证据三。审查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以及重庆谈判、《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和1949年的国共和平谈判的对照， AA级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到，是毛泽东发动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开战是不正义的。
2，对交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交战正义主要是指壹场战争的進行方式是否只限于人类生命之最小程度的正当损伤，主要通过考察遵守或违反战争惯例或规则的情 况，来判定战争是否正义地進行。我们在考察壹场场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时，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中途就失败了，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对本次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战争成功后的欲要建立的秩序的任何文字材料，也就是说，无法断定战后正义和开战正义的。仅仅依据参与起义战争者的成份那是不行的。那就主要地考察交战正义这个尺度了。
冉云飞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 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屠戮妇婴和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 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尽管讲，结论是正确的，但缺少了理性论证。而今我们介绍了交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以后，说明了鍳别判别壹场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是否是壹场正义的战争的壹些准则、尺度和原则，细心的读者就很快发现，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严重地违反了交战正义规则。按照正义战争思想传统，交战正义壹般包含两条核心原则：区别原则和比例（相称）原则 。而区别原则主要涉及对战争目标的区分，特别是士兵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分。沃尔泽认为，从人权出发，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财产以及事关民众生存的公共设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视为军事目 标。张献忠屠戮妇婴，这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如同纳粹杀害犹太人壹样，都是滥杀无辜，明显地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有壹个以三段论法为基础的证成思维能力，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理性，也就相信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之外，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人都是讲理的，都是讲理性的，“讲理的，”则是人类社会与猴子群会等动物群会之间客观存在着的根本性的区别，也是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吧！正是有了理性论证，就可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
实证和证据四 。
长春之战 和太原保卫战 ，AA级的证据。
请参见上面1．介绍王芸生长春之战和徐沛博士太原保卫战的说明。已有阐述，兹不赘述。
3，对战后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首先需要指出，必须确认的壹个大前题，即依据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这两把尺子来判别此“革命战争”的战后正义。
说明 ：
李效东、李瑞景 在《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及当代论争》壹文中说，“西方战争伦理已经成为壹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及战争责任伦理三个部分。”“战争责任伦理，也有学者称之为“战后正义”，即战胜国不应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处置战败国，而应遵从某种规范，因为“犯罪不能从他人的罪行中遗传下来”。〔注，引自康德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战争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承担重建义务。”
“关于清算战争 罪行，这是西方在战争实践中最初认识到的“战争责任”，主要是对发动非正义战争负有责任的国家和个人進行审判和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普遍认识到，对战败国本 身的过分惩罚无法消除战争的根源，于是转而侧重于对发动战争的战争罪犯進行审判，比较典型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关于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最早意识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概括的是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康德用“战后的权利”这壹概念来概括战胜国的战争责任，指出：“被征服的国家和其臣民，都不因国家被征服而丧失他们政治的自由。这样，被征服 的国家不会降为殖民地，被征服国的臣民不至于成为奴隶。否则，这场战争便成为执行惩罚性的战争。””
“关于承担重建义务，指的是 战胜国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推倒壹个旧政权。战胜国和其他任何有能力的国家都应该对战败国進行人道主义援助，迅速重建壹个政治独立、经济稳定的自由国家，以 利于国家重返国际体系，最终消除战争根源。”
很明显的，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主要适用于国际间的战争方面，而利用西方战争伦理理论的许多结论是无法对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做出明确的道德分析和评判的。
对国内战争的战后正义的战后，就内容来分，我们可将其分为狭义的战后和广义的战后。狭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指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其主要包括审判战争罪犯问题〔即就战争的个人责任而言，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均应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对战俘的处理。广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涉及战后秩序安排及其伦理评判标准。
台湾学者朱元鸿《战后正义与宽恕》壹文中写道，“Brian Orend引述康德的主张：力量不等于正义，胜利的事实自身并不授与胜利者权利，也不加诸败者义务。只有在正义战争的条件之下才可能有意义地讨论胜利者与战败者的权利义务。” 狭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指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主要是指对善后问题的处理。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壹场没有后遗症的战争。它为后人树立了战后正义的经典。它“
——没有给美国留下南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后遗症。
——战败的南方也未成为北方任意宰割的战利品，战败的南方将士也未打入“另册”，更没有遭受上升到国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视清算。
——林肯和格兰特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来庆祝胜利，而是怎样尽力避免留下战争后遗症。
——（南方）每个军官和将士都得到壹份由格兰特将军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不予追究，不受歧视。
——胜利者固然值得赞扬，失败者同样令人敬佩。胜者应当名垂青史，败者也无愧后人。因为他们都在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壹个让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决定。”
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主要包括二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即审判战争罪犯问题〔即就战争的个人责任而言，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均应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对战俘的处理这二个问题。审判战争罪犯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彰显本次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起到彰善瘅恶的作用，即对己经过去了的战争历史作壹历史总结，又可根绝了未来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这里面涉及个别的战争罪犯的人权问题。而对战俘的处理，不用说西方的日内 瓦战俘公约，在古代中国就流传著这样的壹句谚语，战不杀降，杀降不祥，意指说对于己经投降的战俘来说，如果战场杀降，则会被认为是兵家大忌，其后会被壹种“魔咒”的诅咒。这里面涉及众多的战俘的人权问题。
而广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涉及战后秩序的安排。这里面涉及广大人民的人权问题。总之，战后正义包括的三个方面，审判战争罪犯、战俘的处理、战后秩序的安排都涉及人权问题。
历史上号称“革命战争”的战争有很多，有些是正义的战争，但不乏有挂着“革命”两字的非正义的战争，如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这关键的关键是要看“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张君劢有句话叫，“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章国锋在《哈贝马斯访谈录》中写道，哈贝马斯讲，“我们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历史成就，相信社会進步的逻辑。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人权和民主当初不也被许多人视为乌托邦吗？可是，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它们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西方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壹个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逐步实现的过程，这壹过程尽管充满缺陷，壹再出现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進。可 以这样说：这壹过程几乎穷尽了关于人类社会理想的选择可能性。否认壹种仍然存在于破碎与断裂之中的理性的作用，那么，壹种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秩序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全面地建立。目前应该做的，正是提出壹种较为合理的方案，以消除当今社会所显现出来的缺陷，克服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使世界向较为公正的未来发 展。倘若放弃壹切努力，将世界看作壹片黑暗，将改善目前状况的壹切尝试统统称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延续下去，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 没有什么希望了。”
章国锋《关于壹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以及网上文章《哈贝马斯在西方社会学地位》中都有这样的壹段话，“哈氏捍卫启蒙的理性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想，认为，由启蒙思想家开启的“现代性”，作为壹项在思想、文化和社会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 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致力于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尽管这些价值和理想在过去200多年中遭遇了各种挫折和倒退，且尚未全部实 现，但它们体现了历史進步的逻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壹项“未完成”的工程。”
从上面的这二段话中可看出，哈贝马斯认为，世界各国以及全世界的整体，尽管壹再遭遇了各种挫折、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進，这个的方向是由启蒙的理性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想所表达的价值和理想的实现，它们体现了历史進步的逻辑。而用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两把尺子，来检查、来比较这场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所产生的战后秩序与社会，与前个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所推翻的战前秩序与社会，哪个社会更加公正了，在哪个社会中人权更加扩大了，则就能决定这场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就能决定这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
实证和证据五。
镇压反革命运动。AAA级的证据。其中，镇压原国民党军政骨干人员，AA级的证据。镇压原社民党、青年党区分部委员以上骨干人员，AAA级的证据。在这里值得推荐的是彭小明先生的文章《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和 郭国汀的文章《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
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下半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壹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解放初期，在壹些新解放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非常猖狂。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制造谣言，破坏厂矿，抢劫物资，刺杀干部，组织武装暴乱，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民政权的稳定。”〔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毛泽东说，“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 命恐怕只有这壹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妳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所以就杀，杀，杀人，”〔鲁迅的《晨凉漫笔》〕从而全国笼罩着壹片杀戮和血腥。毛泽东却高度赞赏,兴奋地宣称:“杀反革命比下壹场透雨还痛快”。毛泽东说，“我有这样壹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壹,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被处决人数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壹点二四的水平。
道德论辩和评判论证。
壹经过很长时间的网上搜索，尽管还不能肯定，郭国汀是至今唯壹的壹位曾接触到镇压反革命运动原始档案，并将之公开，为之申请甄别的律师，而绝大部分的原始档案至今还未公开，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能接触到镇压反革命运动原始档案并将之公开。
郑冠岑，1924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法律专业，曾 任北京师范教师，抗战爆发后逃回长汀，任民治日报社社长，1941年1月至1943年12月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1943年底自动辞职，历任县立图书馆 馆长、福建省四区训练班教育长、长汀师范国文教师，长汀壹中历史教师。1951年1月在课堂上课时被捕，罪名是反革命，1951年11月 15日，长汀县人民法庭以“反革命恶霸”罪名判处其死刑。10天后即被枪决。
郭国汀在《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壹文中写道，“最后我又从县公安局档案中查到“公安局档案1号、案卷1307号、郑冠岑档案（案别反革命、类别恶霸）。封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杀”字，署名为长汀县 首任公安局长。翻开卷宗，仅有五页纸。其中郑冠岑本人手书自传（三页），郑妻书写之保外就医申请书（壹页）和壹份手写的、没有日期、署名或盖章的“罪状”（壹页）。作为壹名执业已七年的律师，我对摆在面前的案卷材料之简单大吃壹惊。质言之，这起杀头案竟然没有检举揭发材料、没有审判笔录、没有被告人的坦白 交代供述材料，没有证人证言，也即没有任何证据，当然更不存在上诉审，或是最高法院复核意见，或是律师辩护词之类的。”
“通篇自传无片言只语供述自己有何反革命恶霸罪行。”“而那份罪状则列举了郑冠岑的四大罪状。…而这四大罪状均无口述，交待材料，均无检举揭发材料，亦无审问笔录，没有证人证言。为核实 事实我逐个调阅了罪状中涉及的各有关人员的档案。结果查明，对郑冠岑之指控全系张冠李戴。”“ 郑之所以被当作反革命恶霸处决，主因在于他曾于1941年至1943年底任国民县党部书记。”在文章的最后郭国汀用三个排比句“ 没有法律的社会是黑暗的，没有法治的社会是可怕的，没有律师的社会是畸形的。”作为文章的结束语。
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壹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壹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笔者和几位好友都认为，有必要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建立“镇压反革命运动”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教育子孙后代要牢记住这壹段的历史教训。
二从郭国汀接触到镇压反革命运动郑冠岑原始档案中，可以发现，郑冠岑的处决与“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猖狂、制造谣言，破坏厂矿，抢劫物资，刺杀干部，组织武装暴乱，”这些被指控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直接理由没有壹丁点的关联。其实，“制造谣言，破坏厂矿，抢劫物资，刺杀干部，组织武装暴乱”等这些罪行都是属于普通的、自古至今直至未来壹直存在的刑罚范畴，属于普通的公安司法机关管辖范畴的日常事务而己。“镇压旧政权的残 余势力”，这才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真实的动机。
③镇压反革命运动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派生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其基本含义，这分别是指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罪的法定是指只有当壹人之行为符合刑法明 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将该之视为犯罪；刑之法定是指当行为人被认定犯罪，亦必须依照刑法的规定将之处罚，在刑种、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过刑法的 明文规定。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是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而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结果。
罪刑法定原则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有三，壹是三权分立论。三权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三权分立要求在立法机关独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机关从事立法活动，同时执行司法权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 情况下，完成对案件的审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与司法分立的前提下，为防止审判的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用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 此，三边形法定原则对于防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心理强制 说。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被奉为近代刑法鼻祖的费尔巴哈有力倡导的结果。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理论。费氏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后果以及实施行为后将 会受到惩罚，他就会权衡壹下利害轻重，当他认为因不实施犯罪行为而感到的不称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实施犯罪而受到处罚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时放弃实施犯 罪。这样的心理强制在预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为的实施方面起壹定的抑制作用。法的威慑力量是产生这壹抑制作用的基础，因此，有必要把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用法 律明文规定下来，以利于起壹般威吓心理的强制作用。由此，费尔巴哈主张罪刑，认为刑法应该具备确定性与绝对性，这双重属性。确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确，而不能 含糊其词，捉摸不定。绝对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罚，具有权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这两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是心理强制说的必然结论。三是现代罪刑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人权尊重主义。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这 就要求无罪的人不使受追诉、有罪的人在被定罪量刑时不仅要符合程序法的要求，也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定。犯罪人不能受到法外追诉，其人格、尊严也受到法律的保 护，能依法享受到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而要保证这些权利的享受就要把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用法律予以明确规定下来，使人们能认清哪些是法律规定可以做的，哪 些是法律所禁止的，哪些权利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
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有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禁止习惯刑法的原则；禁止类推原则；禁止不定期刑原则。
所谓刑法效力无溯及力，就是指根据某 行为实施时的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行为，但是根据实施该行为以后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新法是犯罪的，不能以新法定该行为为犯罪，处于刑罚。因此刑法无溯及力也 称“事后法的禁止”。这是因为行为人只根据已 经施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让人们所遵循。否则，如果以行 为后施行的刑法为依据处罚施行前的行为，这对行为人实际上是“不教而诛”。不仅如此，刑法“溯及既往”还会令人们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今后是否被定罪处罚， 不免惶恐不官，畏首畏尾，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所以刑罚法规，只能对其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而不能溯及适用于施行前的行为，这也是实质的人权保障的要 求。但是在“从新从轻原则”之下，如果变更后的法律处罚较轻者，即以较轻的法律处罚。
在中国，不要说远的了，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刑法》就规定了：“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
而到了1950年，毛泽东借助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先无法、后补充法律”，“先镇压、后進行法律补充的倒置式办法”，严重地否决了代表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罪刑法定原则，大搞起他的封建社会罪刑擅断主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 了“反革命”，这个“历代刑律皆无此项罪名，西方法系也不载此项”的罪名名目。“1949年以后，反革命罪又逐渐分化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 命。现行，就是当下犯罪，是抵抗共产党政权罪；而所谓历史反革命罪，更是各国刑法所不载，国际法学所不容。1997年中国也宣布废除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 家罪。实际上历史反革命罪是用来惩治中国历届前政权，主要是国民党政权，以及汪伪政权、军阀政权和满清政权军政人员的罪名。历史反革命也成为20世纪现代 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囚徒群体，估计可能近千万人左右。”“1950年10月8日抗美援朝，两天后毛泽东下令镇反。但是法律条款《惩治反革命条例》是1951年2 月21日才颁布的。条例虽然粗疏，毕竟还有个条例。而当中的4个多月大规模镇反运动竟然没有任何划壹的明文法令条款。” 〔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又如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壹次会议批准，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壹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这个《条例》本来算 不上法律〔必须要由立法机关独立的完成立法〕，只是壹个法规〔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对执行法律的细则〕的地位。这个《条例》可以判死刑的条款占了百分之八十；“勾结”、“包庇”、“参加宗教”等轻罪甚至是思想犯，不论有无后果就可以判死刑。如第八条规定“ 利用封建会门，進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 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什么叫“利用” 什么叫“封建会门”，皆无明确说明；费尔巴哈认为刑法应该具备确定性与绝对性，这双重属性。确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确，而不能 含糊其词，捉摸不定。绝对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罚，具有权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这两点。 又如第十六条规定“ 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 这个《条例》法规却明确规定了类推原则。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所禁止使用的原则。又如第十八条规定“ 本条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本条例之规定。” 这个《条例》法规却明确规定“刑法效力具有溯及效力”。这本身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所禁止使用的原则。
故讲镇压反革命运动严重违反了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违反了禁止类推原则。
四镇压反革命运动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及公正审判权所要求的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审理的权利和享有律师帮助这二项最基本的权利和要求。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续各项的人权公约的规定。中华民国为《世界人权宣言》首批签约国。第十条 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壹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审理的权利是公正审判权的实质性权利之壹。第十壹条规定“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壹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无罪推定原则”、“禁止适用溯及既往”的刑法原则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原则。《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续的人权公约都规定了，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审理的权利是公正审判权的实质性权利之壹。享有律师帮助是实现公正审判权的重要保障之壹。
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当时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起草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 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同年3月2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壹切反动法律》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两 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壹切反动法律。1949年对“六法全书”的彻底废除，不仅仅是对国民党的旧法制的摧毁，更为重要的是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为法制现代化所取得的壹切文明成果从根本上予以抛弃，旧法律中所蕴涵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诸 如正义、平等、公正、诚实信用、“无罪推定原则”、“禁止适用溯及既往”、“壹事不二罚”、“疑罪从无”等等从根本上予以抛弃，从而在壹定意义上说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 展進程，使中国法制建设倒退到了比国民党的旧法制还要落后壹百年的人治的老路上去。从而中国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无法无天”的时代，也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无律师时代〔如同高教上六十年代引進学位制的尝试不能定义为壹个独立的阶段壹样，尽管1955年1956年1957年试行律师制度，“到1958年，推行不到两年的律师制度就很快夭折了, 1959年被取消了”，试行律师制度也不能定义为壹个独立的阶段，因为学位制与律师制度都没有获得毛泽东的壹贯的支持。〕也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法律虚无主义阶段。
1949年以后废除了制度下的律师制度，刑事辩护的功能，是保护被告作为壹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進步，提高司法公正性，防止冤假错案发生。辩护制度的作用在于：既要防止冤枉无罪之人，又要防止轻罪重判；既要防止实体判决出现错误，也要反对刑讯逼供等在刑诉程序中发生的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在毛泽东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废除了律师制度，司法也就失去它表面上所具有的起码的公正性。
伍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复仇祭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与進步的壹次亵渎，是荒谬的，也是非正义的。我们的根据是，
第壹，背信弃义，言而无信。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以 他和朱德名义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页）。中国共产党却违背了他们在《约法八章》中宣示的承诺，其中第5条宣告，除了国民党高级战犯以外的军政人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壹律不加逮捕，不加 侮辱。然而在取得政权以后，背信弃义，言而无信，对前军政人员進行了残酷的报复处罚。“1949年被毛泽东点名的43名 战犯，翁文灏、卫立煌和李宗仁投诚赴京，成为统战对象，其余皆逃逸台湾或海外，除了壹人（杜聿明）战场被俘，关押了11年，获得特赦，也成为统战对象，均 未遭受共产党的惩罚，而几乎所有留在大陆、并无战争决策权力的中下层军政人员全部受到了残酷惩罚。”
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违背了国际法准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8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已经通过了《内瓦战俘公约》。其中第三条规定 了壹国之内的战争冲突，战俘待遇也适用于该公约。（战俘公约长期被普遍认同为国际公法）。1952年7月13日周恩来外交部长经中国政府授权声明接受该公 约，1956年11月5日，全国人大又正式批准了该公约。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许多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军政人员也遭到杀害。
第三，严重违背了罪责原则〔或叫罪罚相应原则〕。战犯翁文灏、卫立煌和李宗仁投诚赴京，成为统战对象，被俘战犯（杜聿明）可获得特赦，这就证明了，对国共内战的爆发毫无战争决策权力的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是不应该对国共内战的爆发与進行负责的。 “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这是壹条象壹条公理壹样为任何人都能认同与接受的刑法思想。在德国叫罪责原则〔Schuldprinzip〕〔或叫罪罚相应原则〕，〔参见哈特慕特·毛雷尔《Staatsrecht1》第232页〕但是此罪责原则〔或叫罪罚相应原则〕如今失效了，他们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却受到了残酷惩罚。毛泽东说，“我有这样壹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壹,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 毛泽东独创了按人口比例杀人的法则。“杀人的依据竟不是人犯的罪行是否该当 死罪，而是为了“发动群众”。不论“发动群众”作何种解释，都是违背人权、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历代王朝在确立新政之后，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收拾人心；而毛 泽东却选择了杀人祭刀，震慑人心。为了凑足百分比，许多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军政人员也遭到杀害。例如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大批中级军官，在镇反时期忽遭逮捕镇 压。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的父亲就是该部队被杀害的校官之壹。”〔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而傅作义却安然无恙。傅作义对国共内战的爆发与進行不负罪责，那么就可以推出，傅作义起义部队的部属、大批中级军官对国共内战的爆发与進行也不应该负罪责的，他们是无罪的。这就是合符公理壹般的逻辑推理。但是如同胡平的父亲壹样的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大批中级军官却在镇反时期忽遭杀害。这是复仇，这是非正义的。轻罪重罚，罪刑不称，无罪以罚，狂杀滥杀，这就是中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的人治原则。
第四，严重违背了“壹事不二罚” 原则、“疑罪从无原则。”大搞“壹事二罚”、“罪疑从有”，开创了“劳动教养”这壹名为不伦不类的新惩罚制度、实为与“监禁”并列的剥夺人权自由的违宪制度在中国的壹甲子的存在。“追究所有国民党中央、省、市、县、乡、保党政军各级人员，除了极少数统战人物，几乎壹律逮捕，壹律侮辱。分别判刑，处死、劳改、监禁、管制。阅读许 多平反“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书、平反证明，可以发现，当时即使没有任何劣迹，也要从口供中挖掘出莫须有的“劣迹”，予以判决。即使判刑10年8年，刑满也 不得返城回家，只准留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劳动教养直接起源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它是应对运动中被抓的罪行较轻及无法证明的疑犯的壹种惩罚与关押措施。
第五，恶法非法。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可称之为恶法非法的典范。主张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是说，“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 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拉德布鲁赫在《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写道，“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 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确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Rechtscharakter，法的资格）。因为我们只能把法，也包括实在法，定义为不过是这样壹种制度和规定，即依其本义，它们注定是要为正义服务的。”著名的美国法学家富勒，他提出了法律的八个内在道德，即 壹般的，非临时的；公开的，非秘密的；明确的，非含糊的；不溯及既往；无内在矛盾；非要求不可能做到的；稳定性，不朝令夕改；官方行为与法律壹致。富勒认为，任何法律只要违犯了八条中任何壹条，就不能被视为是法律。〔参见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上）》〕，或按照拉德布鲁赫公式这个标准衡量，或按富勒法律八个品质的要求，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直到毛泽东谢富治炮制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67】19号1967年1月13日），简称为公安六条，毛泽东搞的法的所有部分，如同纳粹法的所有部分，都是恶法非法，“都从来没有达到过有效法的庄严地步”。
第六，毛泽东犯有危害人类罪的明证。“《约法八章》是毛泽东的第壹个阳谋骗局。这样大规模的人群被监禁、被虐待，被侮辱，历史绝对不应该忘记这种罪行。这是什么罪行？这是危害人类罪。这壹罪行从1945年8月8日纽伦堡审判前联合国伦敦宪章拟定的国际法罪名，此后已成为壹种公认的罪名。危害人类罪，就是杀戮，种族灭绝，奴役，流放或其他非人的行为；或者是：因种族、政治或宗教的动机的迫害行为，而不论其是否违背某壹国家的法律，以及其他 类似的罪行。放下武器以后，军政人员失去组织联络和番号，如果没有抵抗和破坏活动，已经化为平民；以政治上的“反革命”为名大规模逮捕、关押、杀戮和迫害 这壹部分人群就是危害人类罪。” 〔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
本段结论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讲过，“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壹种正义的刑罚。”尽管绝大部分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原始档案至今还未公开，也更谈不上有对原始档案的分类统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结束全过程，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公布了的文献资料，以及众人的回忆、记录、文章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复仇祭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与進步的壹次亵渎，是非正义的。由于考虑到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唯壹的壹个似乎能成立的辩护理由，即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中曾受到过来自于国民党方面的逮捕、关押、杀戮和迫害，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犯了复仇过格之过而己。诚然这壹辩护理由是无法解释以上所列举的各点理由，复仇这壹点还得承认吧！故用镇压原国民党军政骨干人员来证明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非正义的，宜定为是AA级的证据。
⑥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原党政人员的无罪杀戮，是证明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非正义的AAA级的铁证。我们的根据是，
第壹，《纵览中国》主笔陈奎德在《失踪的“宪法之父”》壹文中写道，“所谓私人缘由者，是因为笔者的舅父欧阳达先生， 曾经担任（张君劢为主席的）民主社会党地区负责人。吾舅壹介书生，纯粹因理念的契合而加入民主社会党。谁曾料到竟至以身相殉，居然于1950年在镇反中殉 难。 当代中国纯因政治理念不同而横遭荼毒者不知凡几，他们的公道亦是必须有人伸张的。”我们希望中共能公布，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有多少名如同陈奎德的舅父欧阳达先生壹样，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各级负责人员惨遭杀害。我们也希望，在镇反中遇难的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各级负责人员的家属亲友能将遇难者的情况以及遇难者后人的情况告知于笔者，因为他们的殉 难情况也应该成为笔者所倡导的张君劢记念舘的壹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伸张公道，也是我们每壹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
第二，据网文“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及1949年1月26日分别以“陜北某权威人士”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名义提出了壹些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拟定的重要的战争罪犯，主要为当时南京方面的党政军特要员及其重要支持者。这些战争罪犯为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公布，并认为是“国人皆曰可杀”。”“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全体上述战争罪犯的正式称呼并非“国民党战犯”，况且他们并非都为中国国民党籍人士，例如其中张君劢、王云五、曾琦等均为其他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对于这些所谓“战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词十分讲究。国共内战中战犯的称谓在中共正式文告中的第壹次出现是在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中。该文告提到“……惩办壹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厅审判……”。”
无奈笔者没有时间来写专题文章，以研究中共的通缉令史。但无论如何以上的中共的通缉令是中共的通缉令史的重头之重吧！通缉令是指司法公安机关依法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可笑的是，此通缉令的发令者既然不是司法公安机关，而是壹名“匿名者”或是查无实源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在格式上连后来搜捕六四事件的“高自联”在逃分子21人的通缉令都不如。通缉令壹般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作为法庭审判之目的，以重视法律之程序、法制之尊严。此通缉令却无视法律之程序采取了未审先判，罪疑从有的手法，直呼“战犯”的称谓，并直呼“国人皆曰可杀”。这是中共实施罪疑从有、未审先判、严重蔑视法律之程序的范文，这是壹篇中共大搞法律虚无主义的经典，这是壹篇无法无天的戏文而己。
自从1975年、1979年、1982年中共邓小平多次倡导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我们是期待着两岸能举行政治会谈，以实现中国重新统壹。但从中共邓小平等的多次表态来看，中共似乎幻想，好象是让他的国民党在政协里面举举手，让他的国民党来大陆当个国家付主席政协付主席就可以统壹了的。这不免有点可笑与滑稽。依笔者之见，有三个难题横摆在中共面前。其壹是，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其二是，重新认识国内战争和终止对蒋介石等战争罪犯的通缉令，其三是，统壹后的两岸政治秩序的安排，也就是说，是承认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呢，还是要推行中共的八二宪法于台湾呢。其中有二个问题都与张君劢有关联。
第三，张君劢自上世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三次，被国民党查封了三次，他当教授教书两次，为国民党插手开除两次，他发行杂志两次，壹为《新 路》（与幼椿同办）为南京政府命令停止，壹为北平时代之《再生》，国民党收集焚之。张君劢，壹介书生，不禁惊呼，“书生之所能为力者，除出报、教书、办学而外， 复有何事可为乎？”更有甚者，壹九二九年竟遭国民党淞沪卫戍司令部绑架，获释“数日后有术者告之曰君乃棺底逃生之人也。” 张君劢 的壹只腿就是在这次绑架中而受伤，并从此不良于行。 因知沪上难于安居，去了德国，在耶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两年。太平洋战起，昆明学生因香港飞机运送鸡狗，游街示威。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其日记有云：“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学潮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 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1940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而在1947年10月，当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时，已经退出民盟的张君劢与李璜，联名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表示严正抗议。从以上可知，张君劢是既反对国民党壹党独裁又反对共产党壹党独裁、愿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中间力量的主导者和积极倡导者，为之既受到了国民党的残酷迫害又受到了共产党的残酷打击，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能将之忘却吗？
第四，最关键的壹点是张君劢以及由他领导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没有杀过壹个人，既没有壹个国民党人也没有壹个共产党人，既没有壹个存有政治异见的政治人也没有壹个存有经济纠纷的经济人。此与中共自己发布的“七七”纪念日文告中，提到的战争罪犯的定义相去甚远吧！
第五，周恩来曾于1949年两次托人相请，望张君劢能回来参加建设“新中国”，均为张君劢所拒。因为这里似乎存在着壹个无法理喻的矛盾，壹方面高喊“国人皆曰可杀”，另壹方面笑脸邀请。仅过了壹年，1950年，留在大陆决心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下属、区分部书记以上的追随者却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杀害。这是叫人无法理解的逻辑。
评判结论。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复仇祭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与進步的壹次亵渎，是荒谬的，也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级的证据。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原党政人员的无罪杀戮，是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后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铁证。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六。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对中国的独裁统治。AAA级的证据。
此文将由五评“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来分解。
战后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由实证和证据五。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证据。由实证和证据六。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对中国的独裁统治，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证据。
6．下面我们就讲《正义战争鍳别理论》的第五个原则：
若对壹场历史战争進行开战正义原则、交战正义原则、战后正义原则鍳别时，此三项原则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紧张或冲突的话，那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若此三项原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或冲突的话，壹般情况下，可按“开战正义原则优先于交战正义原则，战后正义原则优先于开战正义原则”这壹优先原则来衡量之。
说明。
此项主要解决了当此三项原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或冲突的话，那就需要進行原则衡量了。这时《正义战争鍳别理论》提出了优先原则。
沃尔泽认为，战后正义类似于基督教“末日审判”的最终检验，比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具有更强的道德约束力。《正义战争鍳别理论》提出的优先原则衡量理论是与这样的思想相壹致的，但比起沃尔泽的表述来看，更为精致、更为严谨的。
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总价值评判。
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進行开战正义原则、交战正义原则、战后正义原则鍳别时，所得出的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交战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战后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紧张或冲突，那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故很容易得出如下的总价值评判结论：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
由于资料、个人精力、发表的篇幅等等的限制，只能挑主要的讲了。真正、最终、系统、正式的理性论证那得由未来的民主中国必须建立的作为宪法的守护神的宪法法院以真正的人民的名义作出。
壹、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大致有以下几点：
壹评判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二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评判毛泽东的关键之关键、重心之重心。
③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评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执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的主要关键之处。
四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广泛编织了“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和谬论。
伍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是解决民主运动内部产生的罅隙与分岐的壹个重要关键。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谈到自己壹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他说，我壹生干了两件事,壹是打败了蒋介石。 另壹件事 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毛死后，对后壹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己经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了浩劫。但正是由于前壹件事的成功－打败了蒋介石，问题就出来了，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说法，加上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的以成败论英雄，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 “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正确的就是真理”的简单的思维逻辑，于是就有了邓小平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是最核心的壹条的说法”，“继续神化毛泽东”和直到现在的习近平的“否定了毛泽东，天下就会大乱”的说法，故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则成了正确地评阶毛泽东的关键所在。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正是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指挥百万雄师，“解放”了全中国，使毛泽东为壹群人从人的位子捧上了神的尊位。“毛泽东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壹言九鼎，任意胡行，是壹切权力的集中 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壹的标榜者，是壹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 是个人崇拜的壹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引自于谢韬为《陈独秀、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壹书写的序〕而正是未能认别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就无法认清毛泽东的全貌，就无法完全将毛泽东从神的尊位还原到普通人。
列宁缔造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历时74年。“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正是因为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为之中共编织了它的最后壹道神话，即中共在大陆广泛宣传的“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诸如此类的神话，使之成为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后壹道防线，故讲，如前所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二、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难题所在呢？大致原因有三个。
壹就是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影响，人们的思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影响而言，单就战争的评价来看，很多国人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德文版〕《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讲了真理的三大学说，其壹、壹致与符合说，“真理符合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对应了这壹哲学意义上的源于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真理的壹致与符合说。其二、关联说，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关联说”，这壹学说可追溯到，或讲源于辨证法大师黑 格尔。这学说认为，壹个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须与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壹致。相壹致就是指逻辑上的无矛盾性。其三、为普遍接受说，“真理共识论”。价值理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说 认为，壹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实践、逻辑与价值理念，这才是真正的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二必须树立以“人民是目的”的新的历史史观，批判以“朝廷是目的”的旧的历史史观。资中筠的《“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壹文它揭示了“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尊严为本”二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历史史观上的对立。③就是由于世界各国已有的理论与实践中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象毛泽东壹样靠打嬴了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而夺得了政权的例子。故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必然成了长期以来未能破解的理论难题。因为不存在着现存的价值理论拿来套用，来借用。惟有创新和发展，方能解决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方能解决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最核心的疑难问题，国共内战的道德正义性问题和四九年中共建国的正当性问题。
三、王芸生先生是认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的第壹人。
他在其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三年解放战争，应改为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血腥内战。”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于1946年4月16日发表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写道：“ 现在抗战胜利了，日问崩溃，伪满烟消，中国的东北，应该归回中国，就在这时候，苏军也 根据中苏盟好条约纷纷撤离东北。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应该光复了，却灾难愈深，那里的人民都是中国的儿女，现在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却在斫斫杀杀，流的都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但是，王芸生先生没有完成了严格的理性论证就与世长辞了。
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主要是围绕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来展开它的道德分析和论辩。阿列克西创立了法律论证理论。若将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就可得到主要适用于在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正义”的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起了壹个鍳别的作用的论证。
与法律上的理性论证壹样，在历史研究中要特别注重于证据。我们知道，有些名家为了要证立自己的壹条立论，常常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证据。在此笔者提出，凡要证立自己的壹条立论，需要对自己提出的证据作壹分类，即按理性论辩中有效性分成A类〔壹定的说服力但存有较大的疑义〕、AA类〔极强的说服力但存有较小的疑义〕、AAA类〔无可争辩的并不存疑义的〕。
四、借助以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和论证说明
1，对开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必须确认的两个大前题。其壹， 根据中外正义战争传统，战争有正义与不正义之分，故要慎战，要慎而又慎。其二，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
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实质上是由,西方正义战争理论基本原则第6条原则 、即最终手段原则结合了中国古代孔子孟子皆主张“慎战”而产生的。
提出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主要目的是
壹必须破除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王芸生，在其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它点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质，是封建帝王封建军阀武装割据的逻辑所在，是反人民、反文明、反理性的封建独裁、流寇强盗的逻辑根据。 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说明是有些人的枪杆子里出了政权，而 另壹些人的枪杆子里失去了政权。如果“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野蛮的屠杀就不可避免，人类社会将永远遵循森林法则，弱肉强 食。现代文明已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权力属于人民，不能够谁更暴力谁就当老大，靠枪杆子说话是强盗逻辑。
二必须破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论。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就是“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这本是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造反有理”的“理”就在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寻求人人平等”。这句话在延安时代本身就是壹句歧义极大的错话。主要由斯大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能叫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本身是对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的壹次性的误解和偏离。而毛泽东这句话表现出毛泽东对由斯大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偏面的理解，壹种误解，重而构成对马克思的整体思想的二次性的误解和偏离，而用到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这里暂且指出这二条错误所在。其壹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无时无刻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而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仅仅是造反、武装起义、暴力斗争这样壹种暴力的无序的极端的方式，壹种不讲理的欠文明的的方式，世界各国更常见的更普遍采用的是法律途径，这样壹种和平的有序的普通的方式，壹种讲理的文明的方式，马克思壹生也从未说过，作为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中国，实施暴力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唯壹的途径。况且马克思说的话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这只是按“真理符合论”的讲法。若按“真理关联论”和“真理共识论”那就有可能发现马克思说的话存在着许多缪误之处。〕而我们在这里讲的如此重要的法律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观其壹生，则是毛泽东的软肋了。其二是，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很明白是想搞掉修正主义，壹种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假社会主义；这也是说，有革命的、造反的、社会主义的，也有挂着革命、造反、社会主义招牌的假革命、假造反、假社会主义；这也是说，革命、造反、社会主义都有真的与假的之分、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而不能光听他说的，光看他做的，那是不够的。按壹般人的思路来讲，必需首先解决如何划分，怎么样来划分真的与假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革命、造反、社会主义的问题，然后再考虑后续问题，以及目的问题，收尾的问题。而才到发动初期，壹群中学生翻出了“ 造反有理”这壹段话，此时毛泽东理应讲，应该将其真的与假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革命、造反、社会主义的界线告之天下人，但却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恐怕是毛泽东对此分野还未搞清楚，或者说，毛泽东对此分野是以毛泽东作为基准来划分的，故不宜公布为佳。比如说，什么叫走资派，制定政策的，怎么样确定之，单纯的执行者，看来就不能算了吧。又比如说，什么叫反党集团，上下级工作关系，看来就不能算了吧。其实，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执政起毛泽东没有几件是解决好了的。结果，全国爆发武斗，只好借助于毛泽东主动发起的中苏边界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以求得国内的平息。
③必须破除列宁毛泽东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论。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壹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進 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壹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壹九三八年五月）讲了：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壹类是正义的，壹类是非正义的。壹切進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壹切阻碍進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壹切阻碍進步的非正 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進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壹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壹类战争，例如第壹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 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壹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 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页〕毛泽东在这里首先肯定了战争分为两类，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这点与我们的观点是壹样的。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分界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仅仅指出了“進步”这壹条是不够的，并且没有对什么叫“進步”作深入的分析，这壹点留下后面再议。毛泽东接着就讲解了列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论。现在俄罗斯学者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也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二月革命才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实质上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现在许多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十月革命不是革命，只是壹场少数政治精英的政变。〔可参见，张镇强：《从十月革命的真相看列宁》，和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提出大前题二，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主要目的是
依据沃尔泽理论围绕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来展开道德分析和论辩。开战正义，指壹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 考察战争的理由来判定战争本身是否正义。我们将战争大致地划分为二大类：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沃尔泽，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的工作可以说，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于国际战争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都集中在于国际战争方面，而利用沃尔泽，以及格老秀斯等人做出的许多结论是无法对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做出明确的道德分析和评判的。
张书元、石斌在《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述评》壹文写道，“按照西方正义战争思想传统，“开战正义”壹般涉及六条基本原则：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目的、成功的可能性、相称性和最后手段原则。
与某些传统观点认为双方都可能有正当理由不同，沃尔泽明确主张，正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以人权为基础的国家权利，即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因此只有自卫才能证明战争的正义性。正义只 能归于壹方，或者双方都不具有正义性。”
很明显，就按“战争的理由”的 诉求，对历史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这是壹个问题。另外按传统观点，内战责任涉及：第壹，哪壹方蓄谋发动内战；第二，哪壹方主动挑起内战，认为这是内战双方争议严重的问题。而第二次国共内战因零星战斗，局部战斗，全面爆发和政治谈判交织在壹起，争议极大。中 共方面认为，1946年6月，国军精锐部队在东北战场以及其他战场频频传来捷报，蒋介石在做完军事部署后，认为发动内战时机已经成熟，即单方面公开撕毁 《双十协议》和“政协抉议”。6月26日，以国军大举進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内战全面爆发。而国府方面认为，中共在1945年9月即开始发动上党战役，平绥战役围攻国军。尤其在双十协定签署之后的两个月内，中共仍然违 反双十协定围攻傅作义在归绥，包头的主力部队壹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围，并主动進攻壹直在国军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区；另中共在山海关设 防，开火阻击依照中苏条约進入东北接收的国军。且中共抗战胜利后大面积破坏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按传统的相称原则〔要求公开宣战〕和正当的理由的说法，“正义战争的理由必须能够提供明晰而准确的是非判断,必须从根本上基于受侵害的前提条件;自卫不能是预防性的和進攻性的;¨”而第二次国共内战，战争双方就开战正义中的各个细项争议极大，这又是壹个问题。故讲沃尔泽理论，对历史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来说，是不适用的。要想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正义”的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起了壹个鍳别的作用，唯有另辟蹊径，必须要能突破前人的窠臼，方能取得成功。
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战争的形成可看成是交往行为的双方，各自都有各自的申述，当分岐超越壹定范围后，从而产生了或形成了有争议的申述。存在着许多解决有争议的申述的方法，但大致分为二大类，壹类例如诉诸于权威、传统 和残酷的暴力，诉诸于非理性，比如说战争，由此而产生了战争；另壹类例如诉诸于理性，商谈方式，协商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这是实现理性观念的关键之处。
而今想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中评判所谓的“革命”战争是否是革命的、正义的，说是的壹方和说不是的壹方自然形成了商谈的双方。问题的关键，战争双方各自的申述是不是“有效性”的问题，发动“革命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
哈贝马斯承继康德的世界划分方法，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生活世界和主观世界。哈 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壹种言语沟通行为，其中言语总是反思地或追溯性地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这就要求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 不明确地提出和这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有效性要求，而且总是同时浮现。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因为交往行为即使壹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壹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三个有效性要求在壹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譬如，当壹个听者接受壹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当性时壹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发动“革命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是不是“有效性”， 是不是合理性，只要检查他的诉求、断言、言说是不是符合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故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来决定开战正义属于那壹方。
对开战正义这个子系统進行道德论辩和理性论证的应用说明。
壹开战正义，指壹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考察战争的理由，即对战争双方的“战争的理由”的 诉求的有效性要求来判定其发动和進行战争本身是否正义。
二开战正义的“开战” 两字指的是于战争的爆发之前所表达的“战争的理由”的诉求和为战争作的壹切准备活动。故在战争的爆发之以前的该方的壹切与战争的爆发有关联的活动可视为考察其“开战” 是不是正义，即开战正义的范围。
③《孙子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檄文”是中国从古代到民国〔如讨伐袁世凯的檄文〕要讨伐昏君暴徒、国贼叛逆时候所写的文章。为了宣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大有正义，所以檄文的内容都写得非常黑白对立、善恶分明，细数对方之犯行奸孽，罪恶滔天，而自己多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所以不得不起来为民讨伐、替天行道。檄文，就是最好的上兵。可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却在战争的爆发之前从未发表讨伐蒋介石的檄文，以宣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大有正义呢。现仅存有壹篇被有些人称为讨蒋檄文的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它公布于壹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按其本人的讲法，战争己经爆发了壹年有余了。其实，没有檄文，也不妨碍我们探究其究竟的步伐，只是略增加了点时间而己。
四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战争的目的何在呢？壹方面可从战争双方主要领导人在战争的爆发之前的言论探究之，另壹方面可从战争的演变、战争的形成、战争的发展上来寻觅之。
伍凡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古今中外的战争的话，不难发现，所有的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即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和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战争，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占壹个道德的制高点，但这种诉求是不是、真的是否能成立呢？由此有诉求的战争又可分为有正当理由的战争和有借口的战争，此时可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即按照大前题二来决定开战正义属于那壹方。而对于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壹方的诉求的战争，可分为后补诉求的战争，即爆发当时无诉求、后来补上了壹个诉求的战争〔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就属于此类〕，和自始至终皆无诉求的战争，则可按照大前题壹，必要时〔如对“后补诉求的战争”〕可结合大前题二，来确定是否是开战正义。在此对于大前题壹和大前题二的应用时关系作壹说明。
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的应用。
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实证和证据。
实证和证据壹。1937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壹书，这是壹本摘选1941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和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发表的评论和文章而成，该书由李慎之作序，自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便没有再版或重印。尽管它收录的全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言论，它没有任何“造谣诽谤”的成分，却还是没有逃过被禁止在大陆出版的命运。AAA类的证据。
道德论辩和评判论证。
战争双方的“战争的理由”的诉求， 就对历史革命战争而言，在此我们拿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为历史例证来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当时壹些场合的讲话、言论 ，以及摘录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创办的两大报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它即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观念和理想的看法，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近期、中期、远期的梦想的诉说〔如同习近平上位后提出的中国梦壹样〕，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由他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
要说起它也是由他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这壹点，这里还有证明，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全过程。郑大华在《张君劢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壹文中写道，“進入小组讨论后，各 党派和社会贤达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有三种宪法蓝本可供人们选择：壹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二是英美式宪法，三是苏联式 宪法。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要求以“五五宪草”为宪法的蓝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则大多倾向于英美式宪法。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希 望有壹个英美式宪政，“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梁漱溟全集：第6卷〕”。笔者在这里需要指出三点望读者注意，其壹是，“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的方案。张君劢的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壹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 表孙科也表示支持。”〔郑大华〕如果读者细心壹点，再分壹下类，与由张君劢所起草的四六宪法相对照，就可以发现，1941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主要诉求全都蕴涵于四六宪法之文本之中了。而四六宪法却为中国共产党定之为“伪宪法”，而因为四六宪法之故起草人张君劢却为中国共产党列为43人“战犯”名单的最后壹位。中共如此之逻辑，实乃荒谬绝伦。其二是，究竟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方案呢？郑大华文中的“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希 望有壹个英美式宪政，”这壹句直乃后人善意的添加，是不足为信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壹直心仪在中国搞苏联式宪法，为什么在此近壹年的时间内却要深藏若虚，壹字不露呢？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直到今天的胡锦涛习近平，〕不是壹直坚决反对在中国搞英美式宪政，为什么当时在决定中国前途的重要时刻还要赶来凑热闹，对张君劢的这套宪法方案高喊赞成、佩服呢？这中间毛泽东周恩来到底卖的是什么关子呢？而当张君劢的这套宪法方案通过成了四六宪法后却又变脸了，四六宪法又成了“伪宪法”。其三是，张君劢在那段夜里与中共授课讲宪法、白天与国民党吵架争宪法的日子里，己经看出了中共口是心非，必将违背旧政协各党派所达成了的协议、发动内战、来实现独霸政权、在中国搞他的苏联式斯大林宪法的狼子野心。壹九五七年十二月张君劢在他出版的专著《辩证唯物主义驳论》的跋中写道，“我本坚持反共之人，初不料抗战后反与中共人事往还聚晤，此由于民主同盟成立，遇有国共冲突，政府每托民盟人士出而调停，新四军事件也和议也毛氏入川也，皆有民盟人士周旋其间，至于我与周氏董氏往还，起于政治协商会之后，协商会中仅通过宪草原则若干条，会毕我已返沪上矣。重庆来电云宪 草修正委员会卽日开会，我又由沪入川，暇时本政协原则若干条，拟成壹部宪草，国共两方均认作底稿，由会中分散于各代表，按条讨论，迄四月之终，除二三项未 解决外，全稿通过。会终之日李维汉起立曰，此为记录，并非草案。”至于为什么张君劢会同意民主社会党去参加国大呢？张君劢写道，“自测中共平日信奉辩证唯物主义以统壹思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独霸政权，设集 中营以锄异己。我自问我自己与民社党无法与中共合作，乃本两害取轻之义，决然舍弃中共而要求国民党采用宪草以为参加国大之条件。简言之，仍回到我平日反共 立场而已。”“ 我之所以哓哓，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
前面己经讲了，有这三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因为交往行为即使壹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壹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三个有效性要求在壹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就判别真实性、正确性而论，也就是说，对于壹般人而言，也许有壹定的难度，但对判别真诚性来讲，即“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是否是真诚的，在言说时，也许还有壹定的不确定性，而今半个世纪己经过去了，当年的承诺依然全都没有兑现，这不能不叫人下下如此之结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壹点真诚性，完全靠的是欺骗和谎言来迷惑中国广大人民，当然在这中间取得了斯大林的支持，骗取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得了政权。
评判结论。
壹中国共产党必须清楚地承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给中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自己却不想去兑现这样的承诺，这起码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言而无信，这是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壹笔帐。
二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壹书的内容以及它的出版与禁止的命运正确无误地说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战争的理由”的诉求，是非真诚的，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二，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壹点上是非正义的。 AAA类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AAA类的证据。
先期進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自9月6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后担任沈阳卫戍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進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 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 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引自于人民网文章，《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笔者评点：这表明了，壹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壹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他文电又译为卫斯别夫中 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这架小型军用飞机于当日上午11时许，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在机场，受到杨尚昆、伍修权的迎接。
贝鲁罗索夫中校壹下飞机，就去拜会朱德总司令，向朱总司令正式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均不得進入东北；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八路军，必须请朱总司令下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 区；苏联红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進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经过谈判交涉，苏军同意進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开展活动，苏军将不再加以限制。这显然是苏联政府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朱德立即将情况告诉刘少奇。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高岗、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 刘少奇看与会人员都到齐了，便让工作人员将在隔壁窑洞休息的曾克林领進会议室。刘少奇拉着曾克林的手，向大家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第壹批出关的先锋官曾克林同志，现在请曾克林同志谈谈他们出关的情况和目前东北的现状。”
曾克林说：“我们翼热辽军区第16分区接到向辽宁、吉林進发的命令后，于8月16日出发，由我和分区副政委唐凯率领，共4000人……，”“部队发展情况怎么样?”朱德迫不及待地问道。 “非常迅速!”曾克林说，“目前，部队已扩 大到3万多人。” “3万多人!”任弼时惊笑道，“不到壹个月，就扩充了八九倍!” “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情况如何?”朱德又询问道。 “我们接管了大量仓库，军火、粮食、被褥，什么都有，我们都换装了……”曾克林兴奋地说。〔笔者评点：如同壹群盗墓山寨王们在听取他们的先锋小喽萝新发现了壹群汉代墓，并预挖了壹个墓葬的偏室，收获就如此丰盛以后，惊讶赞叹不己，兴奋不止。岂不知，汉代墓葬乃属国家所有，盗墓是非法之行为。此乃是始于对当代的群伙犯罪心理学的分析结论吧！〕
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曾克林说:“这是千载壹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進程。”
会议从14日下午1点，壹直开到1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根 据曾克林汇报的情况，在摸清苏联红军具体态度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和具体部署。会议认为，东北的日、伪军已被全部摧毁，国民党的势力尚未 進入东北，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的“千载壹时之机”；应迅速调整力量和部署，全力争取控制东北。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 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任书记。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前往东北赴任(程子华、林枫已到东北)。
会议结束已到深夜，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壹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壹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笔者评点：什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方略的提出乃是中共主动挑起了战争的明证。挑起了战争，难道就不考虑承担历史责任吗？〕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壹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壹个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笔者评点：演得不错，终于将重庆谈判演成了蒙骗公众的欺骗。〕
9月15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见了贝鲁罗索夫中校，将写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信件请他带回。该信是以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写的。〔笔者评点：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照牌就那么的香吗？至此了还有必要打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名字吗？〕
9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部队，“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笔者评点：做人要光明正大，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呢！〕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中共在华北大规模破坏主要的铁路交通线。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壹万大军挺進东北，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壹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妳们要赶快去抢”。〔转引维基百科自于《党史博览》2006年第08期〕〔笔者评点：“抢”这壹字用太妙了，太传神了〕
评判结论。
壹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壹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二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
③它严重地违反了西方古老的自然法中的诚信原则和东方中国常言的要光明正大原则。
四它严重地违反了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议》和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政党共同达成的政协协议的主旨，“坚决避免内战”，“认同军队国家化”，以及由张君劢惨与制定的“四六宪法” ，这部宪法尤其在“军队国家化”上着墨甚力，规定“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党斗争之工具，”并将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变成了蒙骗公众的忽悠与乌龙。
伍由此可证明，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壹点上，是非正义的，AAA类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三。
审查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以及重庆谈判、《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和1949年的国共和平谈判的对照， AA级的证据。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换壹个角度看，或者说换壹个提法讲，究竟是谁背叛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的宪法〔四六宪法〕是不是独裁宪法，是不是伪宪法？有兴趣的朋友还可参考杨天石的文章《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围绕《宪草修改原则》的争论考察》。
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的壹大理由就是蒋破坏《停战协定》。先看看国共所签的两个协定的性质。
“《双十协定》全称是《政府与中共代表的会谈纪要》，记载了双方的立场观点和谈判進程。他不是协议，没有约束力，特别是没有就彻底解决解放区政府问题和中 共军队问题提出可行办法。到1946年1月10日，双方又签定《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1月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实际上双方还 是壹直有战斗）此后双方再未签定相关协定。可见双方仅是“停战”，并未和平，更没有就如何和平统壹中国及和平建设中国达成合作协议，实际上也无法谈拢，僵 持下去，必定是令国家分裂或是造成内部军事割据，此时蒋介石以武力寻求国家统壹（有点象现在的台湾问题），是否是犯战争罪呢？我们以后在和谈不成台湾又未 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主动解决台湾，是不是也犯战争罪？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判决北朝鲜为侵略者，而我国正史对此坚决否认。试问，我国为朝鲜辩护的理由与老蒋发动内战的理由到底有何不同？”〔河蟹 《希嘘长叹读历史---三年国共内战浅说(谁放内战第壹枪?)》〕
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的另壹大理由就是蒋记国大通过的宪法是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与政协原则相反，限制人权，总统独裁，是伪宪法。
这部壹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劢惨与制定、为今日独立的宪政学者，包括中国大六的在内，都认为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壹部宪法。
“何谓最好？从实践来看，四六宪法的主旨被台湾中华民国遵循至今，它奠定中华民国的法统，成为台湾民 主转型的不可动摇的法源。台湾历次修宪都不涉及宪法的民主本质和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四六宪法出色地融合了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与欧美民主政治原则。这 正是张君劢数十年择善固执、梦寐以求的宪政理想。具体说，这部宪法突出主权在民、人权保障、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均富思想，尤其在“军队国家化”上着墨甚力，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宪法符合西方立宪主义精义，没有任何政党的影子于字里行间。
总之，这些都是中共建国后多次“宪法”〔包括82宪法－笔者注〕所不可比拟的。出奇的是，这部宪法的制定，即张君劢所拟定的宪草，也是当年中共的权威代表周恩来等所支持和赞 同的。”〔金钟 《不朽的先驱：张君劢》〕可见，讲“四六宪法是独裁宪法，是伪宪法” 是不能成立。〔另外可参见孟泳新〔 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
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5项议案。现摘录此5项议案及《双十协定》的部分文字如下：
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二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合，结社，居住，迁徒，通讯之自由。③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 四废止战时实行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 伍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抓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⑥释放政治犯。 七军队教育应以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之外。⑧实行军党分治，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党斗争之工具。
1949年的谈判是在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下進行的：
壹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③废除伪法统 四根据民主原则改编壹切反动军队 伍没收官僚资本 ⑥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⑧召开没有反动分子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壹切权力。
对照两者，不难发现，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严重地从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了5项议案及《双十协定》后退了，没有了确保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没有了保障学术自由，没有了废止战时实行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没有了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抓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没有了军队国家化，…，而且这些重要的宪法因素至今没有在大陆得到实现。
评判结论。
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就属于“后补诉求的战争”，即爆发当时无诉求、后来补上了壹个诉求的战争，对此可按照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结合对“后补诉求的战争”的诉求可依据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来判别，来确定是否是开战正义。
壹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于1946年4月16日发表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写道：“…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 按中共历史书的讲法，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指的是从1946年6月26日停战有效期起算是没有道理的。真相是毛泽东发动了解放战争。在1946年6月26日之前，“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向长春〕打来”，那难道就算是游戏了。请参见孟泳新〔 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
二毛泽东不宣而战，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壹，要慎战，要慎而又慎。
③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诉求是虚假的、不正确性、没有壹丁点真诚性。它严重地违反了大前题二，AA级的证据。
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
由实证和证据壹。1937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的谈话、文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笑蜀先生汇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壹书。AAA级的证据。由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AAA级的证据。 由实证和证据三。审查毛泽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指控，以及重庆谈判、《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和1949年的国共和平谈判的对照， AA级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到，是毛泽东发动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开战是不正义的。
2，对交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交战正义主要是指壹场战争的進行方式是否只限于人类生命之最小程度的正当损伤，主要通过考察遵守或违反战争惯例或规则的情 况，来判定战争是否正义地進行。我们在考察壹场场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时，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中途就失败了，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对本次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战争成功后的欲要建立的秩序的任何文字材料，也就是说，无法断定战后正义和开战正义的。仅仅依据参与起义战争者的成份那是不行的。那就主要地考察交战正义这个尺度了。
冉云飞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 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屠戮妇婴和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 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尽管讲，结论是正确的，但缺少了理性论证。而今我们介绍了交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以后，说明了鍳别判别壹场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是否是壹场正义的战争的壹些准则、尺度和原则，细心的读者就很快发现，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严重地违反了交战正义规则。按照正义战争思想传统，交战正义壹般包含两条核心原则：区别原则和比例（相称）原则 。而区别原则主要涉及对战争目标的区分，特别是士兵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分。沃尔泽认为，从人权出发，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财产以及事关民众生存的公共设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视为军事目 标。张献忠屠戮妇婴，这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如同纳粹杀害犹太人壹样，都是滥杀无辜，明显地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有壹个以三段论法为基础的证成思维能力，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理性，也就相信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之外，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人都是讲理的，都是讲理性的，“讲理的，”则是人类社会与猴子群会等动物群会之间客观存在着的根本性的区别，也是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吧！正是有了理性论证，就可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
实证和证据四 。
长春之战 和太原保卫战 ，AA级的证据。
请参见上面1．介绍王芸生长春之战和徐沛博士太原保卫战的说明。已有阐述，兹不赘述。
3，对战后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首先需要指出，必须确认的壹个大前题，即依据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这两把尺子来判别此“革命战争”的战后正义。
说明 ：
李效东、李瑞景 在《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及当代论争》壹文中说，“西方战争伦理已经成为壹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及战争责任伦理三个部分。”“战争责任伦理，也有学者称之为“战后正义”，即战胜国不应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处置战败国，而应遵从某种规范，因为“犯罪不能从他人的罪行中遗传下来”。〔注，引自康德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战争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承担重建义务。”
“关于清算战争 罪行，这是西方在战争实践中最初认识到的“战争责任”，主要是对发动非正义战争负有责任的国家和个人進行审判和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普遍认识到，对战败国本 身的过分惩罚无法消除战争的根源，于是转而侧重于对发动战争的战争罪犯進行审判，比较典型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关于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最早意识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概括的是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康德用“战后的权利”这壹概念来概括战胜国的战争责任，指出：“被征服的国家和其臣民，都不因国家被征服而丧失他们政治的自由。这样，被征服 的国家不会降为殖民地，被征服国的臣民不至于成为奴隶。否则，这场战争便成为执行惩罚性的战争。””
“关于承担重建义务，指的是 战胜国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推倒壹个旧政权。战胜国和其他任何有能力的国家都应该对战败国進行人道主义援助，迅速重建壹个政治独立、经济稳定的自由国家，以 利于国家重返国际体系，最终消除战争根源。”
很明显的，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主要适用于国际间的战争方面，而利用西方战争伦理理论的许多结论是无法对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做出明确的道德分析和评判的。
对国内战争的战后正义的战后，就内容来分，我们可将其分为狭义的战后和广义的战后。狭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指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其主要包括审判战争罪犯问题〔即就战争的个人责任而言，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均应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对战俘的处理。广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涉及战后秩序安排及其伦理评判标准。
台湾学者朱元鸿《战后正义与宽恕》壹文中写道，“Brian Orend引述康德的主张：力量不等于正义，胜利的事实自身并不授与胜利者权利，也不加诸败者义务。只有在正义战争的条件之下才可能有意义地讨论胜利者与战败者的权利义务。” 狭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指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主要是指对善后问题的处理。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壹场没有后遗症的战争。它为后人树立了战后正义的经典。它“
——没有给美国留下南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后遗症。
——战败的南方也未成为北方任意宰割的战利品，战败的南方将士也未打入“另册”，更没有遭受上升到国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视清算。
——林肯和格兰特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来庆祝胜利，而是怎样尽力避免留下战争后遗症。
——（南方）每个军官和将士都得到壹份由格兰特将军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不予追究，不受歧视。
——胜利者固然值得赞扬，失败者同样令人敬佩。胜者应当名垂青史，败者也无愧后人。因为他们都在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壹个让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决定。”
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主要包括二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即审判战争罪犯问题〔即就战争的个人责任而言，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均应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对战俘的处理这二个问题。审判战争罪犯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彰显本次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起到彰善瘅恶的作用，即对己经过去了的战争历史作壹历史总结，又可根绝了未来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这里面涉及个别的战争罪犯的人权问题。而对战俘的处理，不用说西方的日内 瓦战俘公约，在古代中国就流传著这样的壹句谚语，战不杀降，杀降不祥，意指说对于己经投降的战俘来说，如果战场杀降，则会被认为是兵家大忌，其后会被壹种“魔咒”的诅咒。这里面涉及众多的战俘的人权问题。
而广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涉及战后秩序的安排。这里面涉及广大人民的人权问题。总之，战后正义包括的三个方面，审判战争罪犯、战俘的处理、战后秩序的安排都涉及人权问题。
历史上号称“革命战争”的战争有很多，有些是正义的战争，但不乏有挂着“革命”两字的非正义的战争，如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这关键的关键是要看“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张君劢有句话叫，“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章国锋在《哈贝马斯访谈录》中写道，哈贝马斯讲，“我们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历史成就，相信社会進步的逻辑。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人权和民主当初不也被许多人视为乌托邦吗？可是，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它们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西方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壹个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逐步实现的过程，这壹过程尽管充满缺陷，壹再出现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進。可 以这样说：这壹过程几乎穷尽了关于人类社会理想的选择可能性。否认壹种仍然存在于破碎与断裂之中的理性的作用，那么，壹种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秩序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全面地建立。目前应该做的，正是提出壹种较为合理的方案，以消除当今社会所显现出来的缺陷，克服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使世界向较为公正的未来发 展。倘若放弃壹切努力，将世界看作壹片黑暗，将改善目前状况的壹切尝试统统称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延续下去，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 没有什么希望了。”
章国锋《关于壹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以及网上文章《哈贝马斯在西方社会学地位》中都有这样的壹段话，“哈氏捍卫启蒙的理性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想，认为，由启蒙思想家开启的“现代性”，作为壹项在思想、文化和社会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 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致力于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尽管这些价值和理想在过去200多年中遭遇了各种挫折和倒退，且尚未全部实 现，但它们体现了历史進步的逻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壹项“未完成”的工程。”
从上面的这二段话中可看出，哈贝马斯认为，世界各国以及全世界的整体，尽管壹再遭遇了各种挫折、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進，这个的方向是由启蒙的理性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想所表达的价值和理想的实现，它们体现了历史進步的逻辑。而用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两把尺子，来检查、来比较这场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所产生的战后秩序与社会，与前个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所推翻的战前秩序与社会，哪个社会更加公正了，在哪个社会中人权更加扩大了，则就能决定这场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就能决定这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
实证和证据五。
镇压反革命运动。AAA级的证据。其中，镇压原国民党军政骨干人员，AA级的证据。镇压原社民党、青年党区分部委员以上骨干人员，AAA级的证据。在这里值得推荐的是彭小明先生的文章《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和 郭国汀的文章《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
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下半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壹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解放初期，在壹些新解放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非常猖狂。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制造谣言，破坏厂矿，抢劫物资，刺杀干部，组织武装暴乱，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民政权的稳定。”〔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毛泽东说，“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 命恐怕只有这壹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妳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所以就杀，杀，杀人，”〔鲁迅的《晨凉漫笔》〕从而全国笼罩着壹片杀戮和血腥。毛泽东却高度赞赏,兴奋地宣称:“杀反革命比下壹场透雨还痛快”。毛泽东说，“我有这样壹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壹,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被处决人数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壹点二四的水平。
道德论辩和评判论证。
壹经过很长时间的网上搜索，尽管还不能肯定，郭国汀是至今唯壹的壹位曾接触到镇压反革命运动原始档案，并将之公开，为之申请甄别的律师，而绝大部分的原始档案至今还未公开，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能接触到镇压反革命运动原始档案并将之公开。
郑冠岑，1924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法律专业，曾 任北京师范教师，抗战爆发后逃回长汀，任民治日报社社长，1941年1月至1943年12月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1943年底自动辞职，历任县立图书馆 馆长、福建省四区训练班教育长、长汀师范国文教师，长汀壹中历史教师。1951年1月在课堂上课时被捕，罪名是反革命，1951年11月 15日，长汀县人民法庭以“反革命恶霸”罪名判处其死刑。10天后即被枪决。
郭国汀在《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壹文中写道，“最后我又从县公安局档案中查到“公安局档案1号、案卷1307号、郑冠岑档案（案别反革命、类别恶霸）。封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杀”字，署名为长汀县 首任公安局长。翻开卷宗，仅有五页纸。其中郑冠岑本人手书自传（三页），郑妻书写之保外就医申请书（壹页）和壹份手写的、没有日期、署名或盖章的“罪状”（壹页）。作为壹名执业已七年的律师，我对摆在面前的案卷材料之简单大吃壹惊。质言之，这起杀头案竟然没有检举揭发材料、没有审判笔录、没有被告人的坦白 交代供述材料，没有证人证言，也即没有任何证据，当然更不存在上诉审，或是最高法院复核意见，或是律师辩护词之类的。”
“通篇自传无片言只语供述自己有何反革命恶霸罪行。”“而那份罪状则列举了郑冠岑的四大罪状。…而这四大罪状均无口述，交待材料，均无检举揭发材料，亦无审问笔录，没有证人证言。为核实 事实我逐个调阅了罪状中涉及的各有关人员的档案。结果查明，对郑冠岑之指控全系张冠李戴。”“ 郑之所以被当作反革命恶霸处决，主因在于他曾于1941年至1943年底任国民县党部书记。”在文章的最后郭国汀用三个排比句“ 没有法律的社会是黑暗的，没有法治的社会是可怕的，没有律师的社会是畸形的。”作为文章的结束语。
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壹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壹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笔者和几位好友都认为，有必要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建立“镇压反革命运动”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教育子孙后代要牢记住这壹段的历史教训。
二从郭国汀接触到镇压反革命运动郑冠岑原始档案中，可以发现，郑冠岑的处决与“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猖狂、制造谣言，破坏厂矿，抢劫物资，刺杀干部，组织武装暴乱，”这些被指控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直接理由没有壹丁点的关联。其实，“制造谣言，破坏厂矿，抢劫物资，刺杀干部，组织武装暴乱”等这些罪行都是属于普通的、自古至今直至未来壹直存在的刑罚范畴，属于普通的公安司法机关管辖范畴的日常事务而己。“镇压旧政权的残 余势力”，这才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真实的动机。
③镇压反革命运动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派生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其基本含义，这分别是指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罪的法定是指只有当壹人之行为符合刑法明 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将该之视为犯罪；刑之法定是指当行为人被认定犯罪，亦必须依照刑法的规定将之处罚，在刑种、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过刑法的 明文规定。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是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而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结果。
罪刑法定原则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有三，壹是三权分立论。三权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三权分立要求在立法机关独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机关从事立法活动，同时执行司法权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 情况下，完成对案件的审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与司法分立的前提下，为防止审判的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用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 此，三边形法定原则对于防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心理强制 说。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被奉为近代刑法鼻祖的费尔巴哈有力倡导的结果。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理论。费氏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后果以及实施行为后将 会受到惩罚，他就会权衡壹下利害轻重，当他认为因不实施犯罪行为而感到的不称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实施犯罪而受到处罚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时放弃实施犯 罪。这样的心理强制在预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为的实施方面起壹定的抑制作用。法的威慑力量是产生这壹抑制作用的基础，因此，有必要把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用法 律明文规定下来，以利于起壹般威吓心理的强制作用。由此，费尔巴哈主张罪刑，认为刑法应该具备确定性与绝对性，这双重属性。确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确，而不能 含糊其词，捉摸不定。绝对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罚，具有权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这两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是心理强制说的必然结论。三是现代罪刑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人权尊重主义。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这 就要求无罪的人不使受追诉、有罪的人在被定罪量刑时不仅要符合程序法的要求，也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定。犯罪人不能受到法外追诉，其人格、尊严也受到法律的保 护，能依法享受到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而要保证这些权利的享受就要把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用法律予以明确规定下来，使人们能认清哪些是法律规定可以做的，哪 些是法律所禁止的，哪些权利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
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有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禁止习惯刑法的原则；禁止类推原则；禁止不定期刑原则。
所谓刑法效力无溯及力，就是指根据某 行为实施时的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行为，但是根据实施该行为以后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新法是犯罪的，不能以新法定该行为为犯罪，处于刑罚。因此刑法无溯及力也 称“事后法的禁止”。这是因为行为人只根据已 经施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让人们所遵循。否则，如果以行 为后施行的刑法为依据处罚施行前的行为，这对行为人实际上是“不教而诛”。不仅如此，刑法“溯及既往”还会令人们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今后是否被定罪处罚， 不免惶恐不官，畏首畏尾，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所以刑罚法规，只能对其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而不能溯及适用于施行前的行为，这也是实质的人权保障的要 求。但是在“从新从轻原则”之下，如果变更后的法律处罚较轻者，即以较轻的法律处罚。
在中国，不要说远的了，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刑法》就规定了：“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
而到了1950年，毛泽东借助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先无法、后补充法律”，“先镇压、后進行法律补充的倒置式办法”，严重地否决了代表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罪刑法定原则，大搞起他的封建社会罪刑擅断主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 了“反革命”，这个“历代刑律皆无此项罪名，西方法系也不载此项”的罪名名目。“1949年以后，反革命罪又逐渐分化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 命。现行，就是当下犯罪，是抵抗共产党政权罪；而所谓历史反革命罪，更是各国刑法所不载，国际法学所不容。1997年中国也宣布废除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 家罪。实际上历史反革命罪是用来惩治中国历届前政权，主要是国民党政权，以及汪伪政权、军阀政权和满清政权军政人员的罪名。历史反革命也成为20世纪现代 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囚徒群体，估计可能近千万人左右。”“1950年10月8日抗美援朝，两天后毛泽东下令镇反。但是法律条款《惩治反革命条例》是1951年2 月21日才颁布的。条例虽然粗疏，毕竟还有个条例。而当中的4个多月大规模镇反运动竟然没有任何划壹的明文法令条款。” 〔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又如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壹次会议批准，壹九五壹年二月二十壹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这个《条例》本来算 不上法律〔必须要由立法机关独立的完成立法〕，只是壹个法规〔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对执行法律的细则〕的地位。这个《条例》可以判死刑的条款占了百分之八十；“勾结”、“包庇”、“参加宗教”等轻罪甚至是思想犯，不论有无后果就可以判死刑。如第八条规定“ 利用封建会门，進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 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什么叫“利用” 什么叫“封建会门”，皆无明确说明；费尔巴哈认为刑法应该具备确定性与绝对性，这双重属性。确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确，而不能 含糊其词，捉摸不定。绝对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罚，具有权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这两点。 又如第十六条规定“ 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 这个《条例》法规却明确规定了类推原则。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所禁止使用的原则。又如第十八条规定“ 本条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本条例之规定。” 这个《条例》法规却明确规定“刑法效力具有溯及效力”。这本身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所禁止使用的原则。
故讲镇压反革命运动严重违反了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违反了禁止类推原则。
四镇压反革命运动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及公正审判权所要求的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审理的权利和享有律师帮助这二项最基本的权利和要求。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续各项的人权公约的规定。中华民国为《世界人权宣言》首批签约国。第十条 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壹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审理的权利是公正审判权的实质性权利之壹。第十壹条规定“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壹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无罪推定原则”、“禁止适用溯及既往”的刑法原则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原则。《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续的人权公约都规定了，享有受合格的法庭审理的权利是公正审判权的实质性权利之壹。享有律师帮助是实现公正审判权的重要保障之壹。
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当时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起草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 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同年3月2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壹切反动法律》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两 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壹切反动法律。1949年对“六法全书”的彻底废除，不仅仅是对国民党的旧法制的摧毁，更为重要的是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为法制现代化所取得的壹切文明成果从根本上予以抛弃，旧法律中所蕴涵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诸 如正义、平等、公正、诚实信用、“无罪推定原则”、“禁止适用溯及既往”、“壹事不二罚”、“疑罪从无”等等从根本上予以抛弃，从而在壹定意义上说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 展進程，使中国法制建设倒退到了比国民党的旧法制还要落后壹百年的人治的老路上去。从而中国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无法无天”的时代，也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无律师时代〔如同高教上六十年代引進学位制的尝试不能定义为壹个独立的阶段壹样，尽管1955年1956年1957年试行律师制度，“到1958年，推行不到两年的律师制度就很快夭折了, 1959年被取消了”，试行律师制度也不能定义为壹个独立的阶段，因为学位制与律师制度都没有获得毛泽东的壹贯的支持。〕也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法律虚无主义阶段。
1949年以后废除了制度下的律师制度，刑事辩护的功能，是保护被告作为壹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進步，提高司法公正性，防止冤假错案发生。辩护制度的作用在于：既要防止冤枉无罪之人，又要防止轻罪重判；既要防止实体判决出现错误，也要反对刑讯逼供等在刑诉程序中发生的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在毛泽东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废除了律师制度，司法也就失去它表面上所具有的起码的公正性。
伍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复仇祭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与進步的壹次亵渎，是荒谬的，也是非正义的。我们的根据是，
第壹，背信弃义，言而无信。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以 他和朱德名义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页）。中国共产党却违背了他们在《约法八章》中宣示的承诺，其中第5条宣告，除了国民党高级战犯以外的军政人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壹律不加逮捕，不加 侮辱。然而在取得政权以后，背信弃义，言而无信，对前军政人员進行了残酷的报复处罚。“1949年被毛泽东点名的43名 战犯，翁文灏、卫立煌和李宗仁投诚赴京，成为统战对象，其余皆逃逸台湾或海外，除了壹人（杜聿明）战场被俘，关押了11年，获得特赦，也成为统战对象，均 未遭受共产党的惩罚，而几乎所有留在大陆、并无战争决策权力的中下层军政人员全部受到了残酷惩罚。”
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违背了国际法准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8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已经通过了《内瓦战俘公约》。其中第三条规定 了壹国之内的战争冲突，战俘待遇也适用于该公约。（战俘公约长期被普遍认同为国际公法）。1952年7月13日周恩来外交部长经中国政府授权声明接受该公 约，1956年11月5日，全国人大又正式批准了该公约。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许多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军政人员也遭到杀害。
第三，严重违背了罪责原则〔或叫罪罚相应原则〕。战犯翁文灏、卫立煌和李宗仁投诚赴京，成为统战对象，被俘战犯（杜聿明）可获得特赦，这就证明了，对国共内战的爆发毫无战争决策权力的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是不应该对国共内战的爆发与進行负责的。 “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这是壹条象壹条公理壹样为任何人都能认同与接受的刑法思想。在德国叫罪责原则〔Schuldprinzip〕〔或叫罪罚相应原则〕，〔参见哈特慕特·毛雷尔《Staatsrecht1》第232页〕但是此罪责原则〔或叫罪罚相应原则〕如今失效了，他们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却受到了残酷惩罚。毛泽东说，“我有这样壹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壹,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 壹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 毛泽东独创了按人口比例杀人的法则。“杀人的依据竟不是人犯的罪行是否该当 死罪，而是为了“发动群众”。不论“发动群众”作何种解释，都是违背人权、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历代王朝在确立新政之后，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收拾人心；而毛 泽东却选择了杀人祭刀，震慑人心。为了凑足百分比，许多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军政人员也遭到杀害。例如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大批中级军官，在镇反时期忽遭逮捕镇 压。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的父亲就是该部队被杀害的校官之壹。”〔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而傅作义却安然无恙。傅作义对国共内战的爆发与進行不负罪责，那么就可以推出，傅作义起义部队的部属、大批中级军官对国共内战的爆发与進行也不应该负罪责的，他们是无罪的。这就是合符公理壹般的逻辑推理。但是如同胡平的父亲壹样的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大批中级军官却在镇反时期忽遭杀害。这是复仇，这是非正义的。轻罪重罚，罪刑不称，无罪以罚，狂杀滥杀，这就是中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的人治原则。
第四，严重违背了“壹事不二罚” 原则、“疑罪从无原则。”大搞“壹事二罚”、“罪疑从有”，开创了“劳动教养”这壹名为不伦不类的新惩罚制度、实为与“监禁”并列的剥夺人权自由的违宪制度在中国的壹甲子的存在。“追究所有国民党中央、省、市、县、乡、保党政军各级人员，除了极少数统战人物，几乎壹律逮捕，壹律侮辱。分别判刑，处死、劳改、监禁、管制。阅读许 多平反“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书、平反证明，可以发现，当时即使没有任何劣迹，也要从口供中挖掘出莫须有的“劣迹”，予以判决。即使判刑10年8年，刑满也 不得返城回家，只准留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劳动教养直接起源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它是应对运动中被抓的罪行较轻及无法证明的疑犯的壹种惩罚与关押措施。
第五，恶法非法。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可称之为恶法非法的典范。主张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是说，“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 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拉德布鲁赫在《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写道，“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 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确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Rechtscharakter，法的资格）。因为我们只能把法，也包括实在法，定义为不过是这样壹种制度和规定，即依其本义，它们注定是要为正义服务的。”著名的美国法学家富勒，他提出了法律的八个内在道德，即 壹般的，非临时的；公开的，非秘密的；明确的，非含糊的；不溯及既往；无内在矛盾；非要求不可能做到的；稳定性，不朝令夕改；官方行为与法律壹致。富勒认为，任何法律只要违犯了八条中任何壹条，就不能被视为是法律。〔参见陈智淙《“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上）》〕，或按照拉德布鲁赫公式这个标准衡量，或按富勒法律八个品质的要求，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直到毛泽东谢富治炮制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67】19号1967年1月13日），简称为公安六条，毛泽东搞的法的所有部分，如同纳粹法的所有部分，都是恶法非法，“都从来没有达到过有效法的庄严地步”。
第六，毛泽东犯有危害人类罪的明证。“《约法八章》是毛泽东的第壹个阳谋骗局。这样大规模的人群被监禁、被虐待，被侮辱，历史绝对不应该忘记这种罪行。这是什么罪行？这是危害人类罪。这壹罪行从1945年8月8日纽伦堡审判前联合国伦敦宪章拟定的国际法罪名，此后已成为壹种公认的罪名。危害人类罪，就是杀戮，种族灭绝，奴役，流放或其他非人的行为；或者是：因种族、政治或宗教的动机的迫害行为，而不论其是否违背某壹国家的法律，以及其他 类似的罪行。放下武器以后，军政人员失去组织联络和番号，如果没有抵抗和破坏活动，已经化为平民；以政治上的“反革命”为名大规模逮捕、关押、杀戮和迫害 这壹部分人群就是危害人类罪。” 〔引自于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
本段结论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讲过，“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壹种正义的刑罚。”尽管绝大部分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原始档案至今还未公开，也更谈不上有对原始档案的分类统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结束全过程，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公布了的文献资料，以及众人的回忆、记录、文章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复仇祭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与進步的壹次亵渎，是非正义的。由于考虑到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唯壹的壹个似乎能成立的辩护理由，即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中曾受到过来自于国民党方面的逮捕、关押、杀戮和迫害，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犯了复仇过格之过而己。诚然这壹辩护理由是无法解释以上所列举的各点理由，复仇这壹点还得承认吧！故用镇压原国民党军政骨干人员来证明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非正义的，宜定为是AA级的证据。
⑥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原党政人员的无罪杀戮，是证明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非正义的AAA级的铁证。我们的根据是，
第壹，《纵览中国》主笔陈奎德在《失踪的“宪法之父”》壹文中写道，“所谓私人缘由者，是因为笔者的舅父欧阳达先生， 曾经担任（张君劢为主席的）民主社会党地区负责人。吾舅壹介书生，纯粹因理念的契合而加入民主社会党。谁曾料到竟至以身相殉，居然于1950年在镇反中殉 难。 当代中国纯因政治理念不同而横遭荼毒者不知凡几，他们的公道亦是必须有人伸张的。”我们希望中共能公布，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有多少名如同陈奎德的舅父欧阳达先生壹样，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各级负责人员惨遭杀害。我们也希望，在镇反中遇难的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各级负责人员的家属亲友能将遇难者的情况以及遇难者后人的情况告知于笔者，因为他们的殉 难情况也应该成为笔者所倡导的张君劢记念舘的壹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伸张公道，也是我们每壹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
第二，据网文“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及1949年1月26日分别以“陜北某权威人士”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名义提出了壹些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拟定的重要的战争罪犯，主要为当时南京方面的党政军特要员及其重要支持者。这些战争罪犯为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公布，并认为是“国人皆曰可杀”。”“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全体上述战争罪犯的正式称呼并非“国民党战犯”，况且他们并非都为中国国民党籍人士，例如其中张君劢、王云五、曾琦等均为其他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对于这些所谓“战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词十分讲究。国共内战中战犯的称谓在中共正式文告中的第壹次出现是在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中。该文告提到“……惩办壹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厅审判……”。”
无奈笔者没有时间来写专题文章，以研究中共的通缉令史。但无论如何以上的中共的通缉令是中共的通缉令史的重头之重吧！通缉令是指司法公安机关依法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可笑的是，此通缉令的发令者既然不是司法公安机关，而是壹名“匿名者”或是查无实源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在格式上连后来搜捕六四事件的“高自联”在逃分子21人的通缉令都不如。通缉令壹般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作为法庭审判之目的，以重视法律之程序、法制之尊严。此通缉令却无视法律之程序采取了未审先判，罪疑从有的手法，直呼“战犯”的称谓，并直呼“国人皆曰可杀”。这是中共实施罪疑从有、未审先判、严重蔑视法律之程序的范文，这是壹篇中共大搞法律虚无主义的经典，这是壹篇无法无天的戏文而己。
自从1975年、1979年、1982年中共邓小平多次倡导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我们是期待着两岸能举行政治会谈，以实现中国重新统壹。但从中共邓小平等的多次表态来看，中共似乎幻想，好象是让他的国民党在政协里面举举手，让他的国民党来大陆当个国家付主席政协付主席就可以统壹了的。这不免有点可笑与滑稽。依笔者之见，有三个难题横摆在中共面前。其壹是，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其二是，重新认识国内战争和终止对蒋介石等战争罪犯的通缉令，其三是，统壹后的两岸政治秩序的安排，也就是说，是承认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呢，还是要推行中共的八二宪法于台湾呢。其中有二个问题都与张君劢有关联。
第三，张君劢自上世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三次，被国民党查封了三次，他当教授教书两次，为国民党插手开除两次，他发行杂志两次，壹为《新 路》（与幼椿同办）为南京政府命令停止，壹为北平时代之《再生》，国民党收集焚之。张君劢，壹介书生，不禁惊呼，“书生之所能为力者，除出报、教书、办学而外， 复有何事可为乎？”更有甚者，壹九二九年竟遭国民党淞沪卫戍司令部绑架，获释“数日后有术者告之曰君乃棺底逃生之人也。” 张君劢 的壹只腿就是在这次绑架中而受伤，并从此不良于行。 因知沪上难于安居，去了德国，在耶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两年。太平洋战起，昆明学生因香港飞机运送鸡狗，游街示威。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其日记有云：“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学潮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 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1940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而在1947年10月，当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时，已经退出民盟的张君劢与李璜，联名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表示严正抗议。从以上可知，张君劢是既反对国民党壹党独裁又反对共产党壹党独裁、愿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中间力量的主导者和积极倡导者，为之既受到了国民党的残酷迫害又受到了共产党的残酷打击，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能将之忘却吗？
第四，最关键的壹点是张君劢以及由他领导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没有杀过壹个人，既没有壹个国民党人也没有壹个共产党人，既没有壹个存有政治异见的政治人也没有壹个存有经济纠纷的经济人。此与中共自己发布的“七七”纪念日文告中，提到的战争罪犯的定义相去甚远吧！
第五，周恩来曾于1949年两次托人相请，望张君劢能回来参加建设“新中国”，均为张君劢所拒。因为这里似乎存在着壹个无法理喻的矛盾，壹方面高喊“国人皆曰可杀”，另壹方面笑脸邀请。仅过了壹年，1950年，留在大陆决心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下属、区分部书记以上的追随者却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杀害。这是叫人无法理解的逻辑。
评判结论。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复仇祭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与進步的壹次亵渎，是荒谬的，也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级的证据。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党、青年党原党政人员的无罪杀戮，是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后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铁证。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证据。
实证和证据六。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对中国的独裁统治。AAA级的证据。
此文将由五评“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来分解。
战后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由实证和证据五。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证据。由实证和证据六。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对中国的独裁统治，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战争责任伦理〔又称战后正义〕是非正义的。这是AAA级的证据。
6．下面我们就讲《正义战争鍳别理论》的第五个原则：
若对壹场历史战争進行开战正义原则、交战正义原则、战后正义原则鍳别时，此三项原则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紧张或冲突的话，那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若此三项原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或冲突的话，壹般情况下，可按“开战正义原则优先于交战正义原则，战后正义原则优先于开战正义原则”这壹优先原则来衡量之。
说明。
此项主要解决了当此三项原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或冲突的话，那就需要進行原则衡量了。这时《正义战争鍳别理论》提出了优先原则。
沃尔泽认为，战后正义类似于基督教“末日审判”的最终检验，比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具有更强的道德约束力。《正义战争鍳别理论》提出的优先原则衡量理论是与这样的思想相壹致的，但比起沃尔泽的表述来看，更为精致、更为严谨的。
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的总价值评判。
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進行开战正义原则、交战正义原则、战后正义原则鍳别时，所得出的开战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交战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战后正义子系统评判结论，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紧张或冲突，那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故很容易得出如下的总价值评判结论：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
由于资料、个人精力、发表的篇幅等等的限制，只能挑主要的讲了。真正、最终、系统、正式的理性论证那得由未来的民主中国必须建立的作为宪法的守护神的宪法法院以真正的人民的名义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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