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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馮崇義

中國極權主義回潮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壹是，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文革」結束之後，深受個人迷信和毛澤東領袖專制之禍害的普通民眾和中共統治集團，總結經驗教訓，曾經努力在制度上防範毛澤東之類的混世魔王再次君臨天下。這種努力的具體成果，就是在思想上批判個人迷信的蒙昧主義，並在制度上確立「集體領導」體制，將「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作為壹個原則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章程。習近平接任時有兩個意外收穫。壹是王立軍事件使習近平最大的競爭對手薄熙來意外倒台，二是壹場神秘的車禍使習近平得以極為順利地從權傾壹時的中辦主任令計劃手中奪得中央禁衛軍的軍權。但是，習近平得寸進尺，迅速設立十幾個領導小組及委員會並自任組長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務院。繼而制定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職等等新「規矩」，提出不倫不類的「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並寫進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不但拉開他和其他同僚的距離，而且要求黨政軍官員對領袖的「絕對忠誠」、以黨紀國法來禁止和懲罰他人「妄議中央」。他還借反腐拿下郭伯雄、徐才厚等軍頭、強化對中央軍委的控制權。最後運作他的跟班表忠勸進，將他的名字寫進黨章、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入黨的指導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徹底顛復了「集體領導」原則，霸王硬上弓而成為貨真價實的獨裁者。二是，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壹統江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式微，其理想部分也早已墮落成為誘惑世人作惡的謊言和共產黨統治集團剷除異己的借口。習近平接手的黨國意識形態是「馬列毛鄧三科」，「馬列毛」務虛，「鄧三科」為實。習近平壹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在意識形態上也要「大有作為」。習近平教育缺失、學養不足、理論貧乏，因而在理論上沒有、也不可能有所建樹。他所喋喋不休的「兩個壹百年」、「三個自信」（後來又追補成「四個自信」）、「四個全面」、「五位壹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都不過是拾人牙慧、東拼西湊的低廉口號。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的真正「戰績」，是復辟專政話語、公開向普世價值宣戰，對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在思想文化領域積累的進步成果蠻橫「亮劍」，為壹統江湖而砍殺得血肉橫飛。三是，重建黨的「壹元化領導」，也就是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壹切領域政治體制。習近平登基之後，不斷重彈「黨領導壹切」的黨國老調，公開給「政企分開」和「黨政分開」等軟化黨權的提法判處死刑，連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律師事務所以及民間組織也通過全面建立黨組織等方式加強控制。
二十壹世紀的中國，已經經歷了四十年改革開放，何以會出現極權主義的復辟回潮？多就其犖犖大端，可以列出如下四種重要因素：

第壹，習近平的權力欲與獨裁野心。習近平具有典型的極權主義人格和極權主義理念。他在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的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極權主義人格和理念根深蒂固，沒有在中國后極權時期通過「再社會化」而改變，而且在成年之後不斷追求權力的官宦生涯中變本加厲。習近平由極權主義的教育和熏陶所形成極權人格、殘缺的知識結構、專制的價值理念和狹隘的黨國情結，壹旦大權在握，只能給中國和中華民族帶來無窮災難。 第二個因素是黨國機器和極權統治機制。習近平上台之後，全面重新激活那些已經鬆弛的黨國極權機制而集中權力、禍國殃民。共產主義極權黨國發展出壹整套關於群眾、黨、領袖之間關係的說辭，從秘密組織和地下活動中積累起來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黑幫紀律。共產主義極權黨國不僅有幹部委任製為最高領袖任用親信、結黨營私提供方便，而且它所建立起來的特務制度和政治清洗，壹旦被最高領袖啟動，就會成為殘忍無道的絞肉機。第三個因素是紅二代頑固勢力的反撲。這裏所說的紅二代頑固勢力，除了與中共建政那壹代中共黨人具有血緣關係，更重要的是這壹政治派系以其紅色家庭出身為政治資本、以紅色江山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統治特權視為天經地義、將延續中共的壹黨專政視為歷史使命。紅二代最具本質性的標識，正是父輩「打江山」他們「保江山」的「江山意識」。 習近平登基以來，正是沿著紅二代的思路重整朝綱，力圖通過扶植「紅色基因」和「鐵腕反腐」來重塑中共政權合法性。第四個因素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兩種威力無比的意識形態，都訴諸國民公意、同仇敵愾、大眾情緒、家國情懷、合群衝動、集體榮譽和對民眾的廣泛動員。健康的民族主義必須以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為基礎，壹旦跨越人權、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價值，民族主義既在內政中成為專制主義的幫凶，也會輕而易舉地滑向排外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當今中共統治當局，特別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利用中華民族因為近現代中國的「百年屈辱」而積淀的仇外心理和工業化時期高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利用由普遍的腐敗造成的仇官仇富心理，相當成功地操控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來服務於它的專制主義統治，並導致當下中國的的極權主義回潮。
習近平所代表的只是壹股逆流，除了使中華民族在這些鬧劇中活受罪，根本無法將中國從后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根本無法阻擋中共后極權政權的敗亡和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潮流。經濟上，中共黨國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瘋狂的掠奪造成了兩極分化、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國內外市場萎縮和無法扭轉的經濟下行；飲鴆止渴式的瘋狂印鈔輸血，製造的是無法解套的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依靠特權將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不惜代價助長國進民退，以及妄圖利用私有企業給國有企業供血並提供活力的「混改」，帶來的是企業主們紛紛為了財產安全寧可「走出去」受洋罪。政治上，製造個人崇拜和任人唯親的卑劣行徑，引發朝野上下越來越大的反感和鄙視；以人劃線、袒護紅二代的選擇性反腐，將法律當成政治工具和權斗工具的以黑治國，導致反腐運動的道德破產和寒門官員的離心離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權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權力鬥爭和假大空，使習近平及其跟班們日益孤立。思想文化上，習近平紅二代公然與普世價值為敵，公然挑戰人類的文明底線和道德底線，公然弘揚統治者高高在上對民眾恩威並用而沒有半點尊重的法家文化，與個體自主、個人尊嚴、人權至上的現代性南轅北轍、格格不入，與權利意識日益覺醒和法治觀念日益成熟的廣大公民勢同水火；習近平紅二代居然將天下人都視為愚民和奴才，公開要求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所有媒體都恢復「姓黨」，成為封鎖信息、愚弄世人的御用工具，根本不明白網際網路不只是黨國的工具，也是天下萬民依靠自媒體突破信息封鎖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有效工具，根本不明白他們的倒行逆施正在犯眾怒而遭唾棄。外交上，習近平紅二代狂妄地「中國道路」挑戰基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國際秩序，變本加厲地與國際流氓政權狼狽為奸，全面惡化中國與自由世界的關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反彈和反制；特別是習近平實行個人獨裁、執行對普世價值公開宣戰的政治路線，使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從經濟轉型走向政治轉型的善良願望徹底落空；主要民主國家不得不勇敢應戰、放棄30年來試圖通過無條件交好以引導中國轉型的戰略；世界民主聯盟開始重新集結起來聯手圍堵中共，使世界第二次冷戰從中共的單方面戰爭轉變為共產專制和憲政民主的兩軍對壘。
中共黨國的註定敗亡，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它無法克服內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中共當年投身中國憲政運動，是打著追求民主憲政的旗號、推翻正在走向憲政的國民黨威權主義政權而上台的。當公民還在整體上愚昧無知、沒有提出民主要求的時候，中共政府還可以欺世盜名，假裝天經地義地「代表人民」。當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日益覺醒，義無反顧地提出人權、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等明確的政治訴求，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便揮之不去、與日俱增。
實際上，中國社會的健康力量，特別是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六路人馬， 壹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對習近平紅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復辟回潮進行頑強的抵抗。壹是，自由知識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們儘管言路受到更多限制，但仍然為憲政民主事業繼續發聲，追求自由權利和社會公正、傳播憲政理念、抨擊專制腐敗、探討轉型路徑。二是，黨內民主派儘管終於失去了「炎黃春秋」和「共識網」最後兩個集體言論平台，他們追求憲政民主的理想目標更為明確，仍然壹方面化整為零各自為戰，壹方面轉變為潛伏力量待機而動。三是，民運異議人士在國內的活動空間幾乎全部喪失，但仍然高舉著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法治的旗幟，堅守著海外陣地並保持與國內民眾千絲萬縷的聯繫。四是，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在遭受迫害時更加堅定自己的信仰和殉道精神。五是，維權律師這幾年成為黨國重點打擊對象，但他們並沒有被打垮，抗爭的隊伍在法律共同體及其他民眾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更加壯大，特別是「709律師」和他們的支持者們勇敢面對黨國系統嚴酷的打壓，臨危不懼、處變不亂，迫使黨國的打壓草草收場。六是。草根維權人士仍然頑強地戰鬥在公民維權的第壹線，既有忍無可忍時奮起與黨國打手正面交鋒，也有採取迂迴策略進行纏鬥和軟抵抗。而且，各路英雄在風雨中壹如既往地抱團取暖、守望相助。
實際上，當下中國已經形成了大象無形的自由民主大聯盟，做好準備去迎接中國憲政轉型的壯麗日出。總而言之，失道逆天的極權黨國，已被歷史淘汰的極權體制，其敗亡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順應世界潮流和大勢的中國憲政民主大業，猶如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莫之能擋。面對這樣壹種歷史格局，習近平紅二代不是明智地尋求退出機制，不是華麗轉身順水推舟以將功贖罪，而是愚頑至極地螳臂擋車，妄圖無限期地延長極權黨國的壽命，除了加重他們的罪孽和中國轉型的代價，終將徒增笑料、心勞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