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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毛對知識分子實際上是矛盾的：他不能完全離開知識分子去搞「革命」，但又認定他們是異類，不相信他們，要不斷地敲打改造他們。而且，從毛的內心來說，他認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除外），是「改造」不好的，所以他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長期的、終身的。也就是說，永遠是壹種異己的力量。所以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有關對知識分子的「名言」：

「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

「知識分子沒出息」

「知識越多越反動」

「讀書越多越蠢」

「對於資產階級教授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

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最集中、最惡劣的壹次表演是在1958年5月八屆二次會議上談到秦始皇時毛說的壹段話。當毛說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專家時，林彪插話：

「秦始皇焚書坑儒。」

毛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壹貫承認，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說罷哈哈大笑，引得全體中共大員也跟著大笑不止。其洋洋自得之態，其猙獰可怖之目，躍然紙上。

如是，在這樣壹個秦始皇+馬克思主義、亘古第壹暴君毛的統治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就無可奈何地註定了。



附壹：建國后、反右派前，毛對知識分子的打壓和迫害



這裏需要說明，此處說的建國后、1957年反右派之前對知識分子打壓迫害，其實只是指其中幾個事件，而且，如反胡風運動，因為已歸入敵我矛盾階的級鬥爭之列，此處不再敘述；還有如上述毛自己說到的借鎮反之名對知識分子的大屠殺，以及綿延無盡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這裏均不涉及。

最早是借兩部電影掀起的對知識分子的「敲山震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獲得觀眾壹致好評。這是壹部以戊戍變法為題材的電影，基調是對變法失敗的惋惜，對以慈喜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揭露和鞭撻。它的愛國主題和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從清末到今天、海內外華人對此次事件的壹貫看法和學術界的不變評判。

可是，這樣壹部簡單易判、是非分明的藝術作品，卻被壹貫善於雞蛋裏面挑骨頭，專門把白弄成黑、黑說成白的壹對夫妻硬說成是「宣揚賣國主義」的「反動影片」。這對夫妻就是毛澤東和江青。

要說清楚這壹事件，還得牽涉到中共高層內部的關係，不能不多說幾句。毛共建國后，毛就已經把自己定位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開始逐步將他與昔日的戰友由「同志、上下級」 關係改造為君臣關係。這壹計劃當然不好說出口，而只能從「大權獨攬」、「說壹不二」做起，逐步推進。對毛的秉性和他的「革命目的」最清楚不過的江青，決心在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了解毛的「革命目標」，更了解他的不同凡人的思維方式，其中重要的如指鹿為馬、朝三暮四、翻雲復雨等等。

這時江青正面臨後宮危機。毛進北京、搬進中南海豐澤園后，就故意與江青分居。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拋棄她，至少是冷落她。這種情況正是毛要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的信號之壹。其實當時江青才35歲，風韻猶存，毛沒有什麼理由拋棄她。可是江想到楊開慧、賀子珍的下場，想起毛的好色無忌、暴虐成性的本性，以及歷史上帝王們喜新厭舊的傳統，想到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宮、過那種凄淸寂寞、行屍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經過反覆的瞑思苦想，江青終於悟出了道道，這就是幫助毛實現他的「帝皇夢」。只有這樣才能讓毛感到她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電影《清宮秘史》正好提供了這樣壹個機會。

這時，江青的處境還比較困難，毛還遵從與江青結婚時黨內高層與之約定的「約法三章」：江青不得干政。所以，毛登基后並沒有給江青安排顯要之職，只是根據她的老本行，給她在文化部安排壹個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虛職。

然而江青就在這個不起眼的、並無多大實權的職位上，為毛成就大權獨攬、黨內獨尊、說壹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事情要回到《清宮秘史》的上演上來。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為中央領導放映了專場，目的是取得中央領導的認可，然後好在全國放映和宣傳。在專場放映時，毛沒有去看，劉少奇等領導人及其夫人都去看了。劉少奇在觀看之後和中宣部部長陸定壹、副部長周揚、胡喬木閑談時，肯定了這部片子，陸、周、胡等人的觀點也不謀而合。

既然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都肯定了這部影片，中宣部領導當然認為應該給它放行了。他們覺得沒有必要請示毛了，畢竟只是壹部電影，而且大家看法都壹致，就不應用這種小事去打攪毛了。他們當然也沒有徵求當時還從未以「第壹夫人」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見（不以毛的夫人身份出面，也是毛與江青結婚時所接受的三個約束條件之壹）。

豈知冷眼旁觀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覺感受到了這是壹次為毛立功的好機會。她故意在這部電影在各地上演並獲好評后才去毛處告狀。江與毛談話的原話已不得而知，她跟毛說的重點也肯定不是影片本身（對影片本身的審視無足輕重），而主要針對兩點：壹是指出這是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大權旁落的苗頭，毛本來就十分注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對這壹點自然十分敏感；二是特別指明、搶了毛的獨家話語權的是劉少奇，因為江青知道，毛這時對劉少奇開始有了戒心，在上壹年春天劉去到天津時大談「發展資本主義」甚至說「剝削有功」，已經引起了毛的不滿。

由於江青對毛的內心想法了如指掌，所以，她壹告即中。江又調來《清宮秘史》單獨放影給毛看，毛看了后同意指其為「賣國主義」影片。只是，毛當時還不想為如此「小事」與劉少奇撕破臉皮。於是決定由江青出面，找到陸定壹、周揚、胡喬木，說《清宮秘史》宣傳了賣國主義，要組織批判。這中間江青賣了壹個「關子」，她故意不說明這是毛的意見，而是把自己和毛的意見混在壹起（江意欲以此獲得毛的代言人身份），這便使陸定壹等人很為難，因為搞不好，這要承擔挑唆黨內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關係的罪名。但又不能不對江青的警告作出反應。於是組織人馬寫了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章，但想來想去最終沒有發表。毛因忙於其他政務也沒有過問此事，不過他記下了這筆賬。

後來文革中戚本禹寫了篇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專門談及這部影片之事，並把這壹切算到劉少奇的賬上。劉始則莫名其妙，繼則如夢初醒，因為此前他根本忘記了此亊，更不知有此壹說。

江青這次雖然沒有掀起大波瀾，但已初步引起毛澤東的重視，算是達到了壹半目的。自此，她打定主意，要做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電影方面的偵察兵、看門「犬」，再立新功。

很快，機會又來了，那就是《武訓傳》事件。

《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的同學，與周關係不錯。影片題材是根據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遺願拍攝的。拍攝之前孫瑜當面請示了周恩來，周以他慣有的嚴謹、小心和思慮縝密的作風，作了三條指示：壹、站穩階級立場。二、武訓成名后，統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三、武訓最後對興學的懷疑。這三條被尊為該劇編導的指導思想。

《武訓傳》依據的是真人真事，是清末壹件奇聞，其基本亊實是：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縣（今聊城）人，生於1838年，卒於1896年。出身貧苦農家，父親早年去世，武七跟隨母親到處流浪，以乞討度日。十幾歲給地主打長工，主家欺他不識字，剋扣了他的工錢，使其深感不識字的苦處，決心創辦義學，讓窮孩子讀書。他把分家分得的三畝田賣掉，加上自己行乞得來的錢，積攢起來存在壹個富紳家裡（那時沒有銀行）讓其放債生利。為了募集辦學的錢，他吞瓦片，喝髒水，讓人當馬騎，含垢忍辱，始終為了讓貧寒家孩子上學這壹崇高目標奮鬥不息。經過30多年不懈的努力，武訓積攢了兩千多兩銀子，全部拿出辦義學，他自己仍然過著「居不求安，飢不擇食，衣則襤褸，卧無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訓在家鄉堂邑縣柳林鎮辦起了第壹所義學，第二年在館陶縣辦了第二所義學，1896年臨死前又在臨清縣辦了第三所義學。

武訓的事迹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直達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跡后對他的義舉頗為感動，封給他「義學正」的官號，並賞賜「黃馬褂」——壹種對特殊貢獻者的嘉獎。武訓卻拒不接受這些「崇高的榮譽」，但如果他正面拒絕，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處死的，所以他只好裝瘋，以這種特殊的方式進行反抗，完成了他的悲劇性格的完整性。其間，當他聽到他的義學考第壹名的學生說，學成以後可以做官的時候，他不禁痛哭流涕，給學生們下跪，懇求他們「將來千萬不要忘了咱窮人」。這壹切表明，武訓辦義學之舉確是不為名、不為利、真心實意為窮人，他自己到死都堅守窮人的名份。

像武訓這樣的奇人奇事，不論在哪個朝代，都會被褒獎讚揚的，這也是人們普適的價值觀、道德觀。特別是武訓不接受朝廷嘉獎之舉，更適合馬列主義的「階級性」要求。

編導者為了貫徹周恩來的指示，使之更適合毛共的理論和胃口，又在劇情中加入了編造的太平天國車夫周大領導囚犯們進行獄中暴動、與官府進行武裝鬥爭，但最終失敗的情節。還在影片結尾的時候用心良苦地加上了壹段旁白：「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堅韌地鬥爭了壹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所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憑念書也解救不了窮人；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他沒有把廣大的群眾組織起來。在當時那個歷史環境里，他們兩人都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就是這樣壹部既有階級性，又有人性，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求的影片，在全國99.99%的人民看來，都是壹部具有「積極教育意義」的「好影片」。可是誰能相信，到了毛澤東、江青的眼裡，卻變成荼毒人民，污衊革命鬥爭的「大毒草。」

事情是這樣的，《武訓傳》拍完后，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給中央領導看片。周恩來、朱德、胡喬木都去了。唯毛澤東、江青沒有去（恐怕是故意所為）。看完之後，朱德握著編導孫瑜的手說：「很有教育意義。」

隨即，影片在北京公映，獲得壹片讚揚之聲。各種報紙連日發表觀眾寫來的觀后感，好評如潮。後來壹些專業影評人士、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也紛紛發表影評文章，壹致對影片給予充分肯定（後來批判時說報刊發表這類讚頌文章有48篇之多）。

這次，躲在「陰暗角落裡」的江青，決心要作壹篇「大文章」，掀起壹次大的波瀾，以抵消上次未能將《清宮秘史》公開徹底批倒、批臭的遺憾，同時藉以大大提升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雖然極為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但其時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等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毛每天為他的「殺人事業」忙碌不疊，對壹部電影這樣的事當然顧不過來。

而江青正好充當了毛在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時機，她要等到《武訓傳》已經在全國「火」起來才出手，以便使事情鬧大，引起毛的足夠重視。

江青當時是怎樣在毛面前告「御狀」，我們已不可細知。總之，江青對毛主義、毛的為人是深切了解的，而且她也把這壹套學到了手。壹般地說，毛對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與壹般人、包括他的黨內「親密戰友」相反的，壹般人認為好的，毛可能認為是壞的；壹般人擁護的，毛可能堅決反對。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說的「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 吧。不過看來不是壹切共產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而只有毛這種特別「優秀」的人才才如此，就如在蘇聯，也只有斯大林等極少數人堪當此譽壹樣。

江向毛彙報了周恩來、朱德對此片的評論，特別指出《武訓傳》的編導乃周恩來的老同學，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持。這壹句就牽動了毛的敏感神經，因為周恩來正是毛認定的主要潛在政敵之壹，雖然在延安整風時周已對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對周的怨恨並未消除，周精明能幹，又廣結善緣，在國內、國際上的人緣、名氣都比他老毛好。毛對其是既恨之，但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用之。因此，如能利用這次電影事件，把它上綱上線做大做「危」，不啻是對周很好的壹次「敲山震虎」，迫使他以後更加馴服。

於是毛叫江青將影片調來。果然，毛壹看，加上江在壹旁提醒，毛立即認定這是壹株「大毒草」。 於是決心藉此事對全國知識分子再來壹次「洗腦」，同時對周恩來，還有朱德來壹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了他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壹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氣、流氣，以最高權威的口吻，對《武訓傳》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貶斥：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整個中國電影界、文化界以及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直至看過電影《武訓傳》的普通老百姓，都猶如挨了當頭壹悶棍，被打得暈頭轉向，有些驚恐莫名。此時毛、江又通過黨內小道渠道故意向全社會傳出：此篇社論乃毛親寫。本意為增加社論的威力，引起全囯上下重視，但也增加了人們的驚恐和慌亂。

為了證明毛寫的社論的正確性，《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立即組織了壹個「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武訓活動過的地方進行所謂調查，江青以「李進」的代名進入調查團。在調查團尚未到來之前，山東省的有關領導、部門已經完全知道了此次調查的動機、目的，於是緊行動起來急做好配合調查的「群眾工作」，完全滿足調查團所需要的壹切材料和「人證」、「物證」。

於是，調查團順利地完成了任務，由包括江青在內的三位作者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

《調查記》得出的結論是：「武訓是壹個以流氓起家， 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壹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是壹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就這樣，在江青的直接指導參与下，將武訓的歷史徹底顛倒、改寫了，將壹個以行乞興學的貧苦農民、壹個捨身為義、感天動地的善舉，污衊成罪大惡極的罪人。

由壹斑可窺全豹。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自從毛澤東去井岡山當山大王之後，他所從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又叫「民主革命」），到底是在幹什麼；他所宣揚、殺戮的土豪劣紳、地主、富農、反革命到底是些什麼人，而他的「共產革命」及其骨幹、積極分子又是什麼貨色！

毛就是用這種無比卑鄙、無比邪惡、無比無恥、完全顛倒黑白的手法，編造出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壹生，從對武訓的惡毒無恥的污衊，到對知識分子設置陷阱的「陽謀」； 從在江西大打「AB團」，到最後將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毛的「革命路線」、「革命手段」和「革命邏輯」就是如此，從來如此如！這就是毛的「革命」的真相。

毛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惡毒詆毀、污衊，在中共黨內和社會上居然沒有受到壹絲壹毫抵制或公開異議，有的只有奴顏婢膝的擁護、讚揚，有的只有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這說明毛主義己在全黨、全國樹立了絕對權威，毛順利地獨佔了中共的「話語權」。為其後來從「領袖」向「皇帝」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毛仍然不肯就此收兵，像每壹個運動壹樣，不搞得全國人仰馬翻，人人心驚肉跳他是決不會罷手的。首先遭罪的當然是《武訓傳》的編導、演員，旁及那些影評家和寫觀后感的普通觀眾，他們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臉，擺出壹付哭喪的苦瓜臉忙不疊地寫檢討、查思想，盡量上綱線上線辱罵自己，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寬恕，求得與毛思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點並不在影片本身。毛的重點是要藉此再度開展壹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重點整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挖掉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同時震壹震黨內那些「右傾」 的潛在對手。於是，壹場借批《武訓傳》，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使知識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運動在全國開展。運動的內容完全超出了對武馴傳的批判本身，而是要所有參加運動者「脫褲子」、「割尾巴」、人人過關。像毛所有運動壹樣，先讓檢査者自己給自己摑耳光，然後讓別人來摑、再互相幗，直到人人被摑得痛不欲生，倒地向黨、向毛求饒……

在復旦大學，為了幫助孫大雨教授過「思想關」，批判會開了8個鐘頭；

北京大學的周炳麟教授，因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任過職，被反覆地整來整去仍然不能過關。他絕望了，只好鐵了心說：「妳們不要再找我談什麼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為國民黨殉節吧……」他選擇了「自絕於人民」。

西南政法學院，壹位做過國民黨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過關無望，便主動跳入長江……

為《武訓傳》作檢討的最高職務者是周恩來了。但是周是個黨性很強的共產黨人，他不會將自己在黨內高層受到的打擊、委曲向外人吐露，不過，也許是壹時疏忽了，或者覺得骨骾在喉，不吐不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見孫瑜，據孫瑜回憶說，周「在和我握手時微笑地問我：是否聽到了他在北京為《武訓傳》所作的檢討？」這使孫大吃壹驚，原來周恩來這位堂堂總理因為這個《武訓傳》而要在黨中央作檢討！

聯想到因《武訓傳》而使全國的知識分子挨整，甚至不少人丟掉了性命，孫瑜很後悔，很痛苦：早知有今天，何必當初！搞這個鬼電影干碼呢。

可是江青和毛澤東則真正開懷了壹陣子，當年11月，由於江青在電影戰線屢建奇功，聰明的胡喬木提議江青做中宣部電影處處長。書面報告呈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毛提筆欣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江青總算突破了「不得干政」的桎梏，正兒八經做官了。自此，毛、江的夫妻店越開越大，越開越紅火。

因為《武訓傳》，知識分子們被整得失魂落魄。好不容易剛剛告壹段落，又發生了壹樁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的公案，害得知識分子們忙不疊繼續檢討下去……

問題是從1953年5月開始的。紅學家俞平伯出版了壹本叫《紅樓夢研究》的新書。當月《文藝報》登刊了壹篇介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對此書作了很高的評價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資格的紅學家，他的基本觀點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不具有反封建主義的旨意。俞在《紅樓夢研究》之外，又寫了壹篇叫《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宣揚自己壹貫的觀點。

哪知，俞老先生不經意踩中了毛澤東的壹顆地雷。原來毛澤東也是個「紅迷」，他將紅樓夢讀了多遍，在講話、作報告中不時引用書中原文，故事，比如，他壹次在講到「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時，就說這是「我們的古人王熙鳳，又叫鳳姐兒說的」。將壹個小說中人物說成「我們的古人」，大概只有毛才能這樣說。更為重要的是與千千萬萬紅樓夢的讀者、研究者觀點截然相反的是，毛硬說《紅樓夢》是壹部以反封建為主題的小說，是反映清代中晚期「階級鬥爭」的百科全書。但是凡看過紅樓夢的人可能都會對毛的說法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這明明是壹部描寫壹個貴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說，書中以貴族小姐、公子們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穿插了大量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物事件、風土人情，由於作者高超的藝術功力和對社會萬狀的洞悉，說它是某種意義上的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也許不為過，但若說它是什麼「階級鬥爭」的教科書，則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壹度被統治者以「誨謠」為由禁止，但從未聽人說過它「誨盜」或教唆階級鬥爭、教人造反。曹雪芹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人說他的書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符合。毛又給古人製造了壹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這時，兩位受了階級鬥爭教育，又能體會毛的紅學思想的共青團員大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壹篇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的文章，寄到《文藝報》，但沒有發表；然後又寄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文史哲》，得以刊出。

專門窺視意識形態領域動態的江青注意到了這壹情況，她拿著《文史哲》刊登的李、藍兩位作者的文章要求《人民日報》轉裁，總編鄧拓以《人民日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為由，表示恕難從命，並建議由中宣部轉知《文藝報》或《光明日報》轉載。後來這兩報都刊豋了。

壹年以後（不知何故拖了壹年之久，也許是這段時間毛忙於其他更重要的階級鬥爭不能分身），此事被毛從新提了出來，並寫了壹封氣勢洶洶的信給中共中央各領導人及主管思想、文化戰線的官員，信中說：

「……事情是由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的唯心論講統壹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從這封信中，可見得知江青幾次向毛告御狀都完全獲勝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觀點。表明毛、江政治上的高度壹致性，而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標。從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經不是壹般的夫妻關係，而是壹種奇特的「名義上的夫妻、實際上的政治盟友」的關係。江青成了毛政治上的代言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高位只是遲早問題，時機問題，這壹點雙方心裏都已深信不疑，後來都兌現了。

只是可憐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又因此迎來了新壹輪的思想改造運動，無數人又陷入「講不清、道不明」的「脫褲子」、「割尾巴」的尷尬境地……其中被毛點名的《文藝報》和文藝界的領導們更成了「重災區」，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接連召開了八次聯合批判大會，《文藝報》總編馮雪峰被撤職，編委會被改組。馮雪峰等人後來在反右派的第壹時間便被確定為右派分子，發配邊疆充軍勞動改造。

由於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又牽連出壹位中國近代學界泰斗級人物被批鬥，只是這位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已經不在大陸，他就是胡適先生。毛髮動全國學術界對胡適聲討，很有點像唐·吉訶德對風車的戰鬥。不過在毛看來，重要的報了胡適當年在北大輕蔑自己的壹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壹次去北京時，在恩師楊昌濟教授的引薦下在北大圖書館謀了壹份臨時管理員的差事，有空閑時可以免費去聽教授們講課。壹次毛去聽胡適的課，大概是聽得入神了，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便斗膽向胡提出了壹個問題。當這位名教授弄清了這個操湖南腔的提問者並不是北大的正式學生，而只是壹個旁聽的臨時工時，便拒絕回答，捲起書本瀟洒地走人了。

這對壹貫心高氣傲、而且立志要做改造宇宙的大英雄的毛來說，無疑是壹次難以容忍的羞辱，這個壹箭之仇怎能不報？只可惜1949年胡去了美國了。無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勒令大陸學者來壹次對胡「萬箭齊發」式的虛擬報復。當然，這對胡博士來說毫髮無損，但卻使大陸知識分子跟著倒霉，寫下了不計其數的檢查檢討。

毛的另壹個收穫是，由於拿紅學權威俞平伯來開刀，幾十年來有關紅樓夢研究的不悅耳之聲，自此從毛的耳邊消失了。從此以後，取而代之的是毛氏的紅學理論，即紅樓夢是壹部「反封建的階級鬥爭的教科書」云云。。

毛玩政治權術玩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學領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橫行無忌地入侵併佔領了大陸中國的學術殿堂。

最後要說的壹件事是毛與壹箇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戰鬥，雖然打擊的對象只是壹人，但情節卻精彩動人，意義非凡，這就是所謂的「梁漱溟事件」，或稱梁與毛澤東之間的「雅量」之爭。

梁漱溟對毛的面折廷爭，雖然只發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幾天，但它卻是壹起不尋常的事件，是毛統治下絕無僅有的壹位民主黨派人士、壹位非黨知識分子對最高領袖當面要求話語權、申辯權的抗爭；而且由於毛與梁的關係非同壹般，在壹定意義上折射了毛與舊友和民主黨派人士、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變化。所以此事具有標杆性的意義。

梁與毛有著較深的淵源。梁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與毛澤東同齡。不過他似乎比毛「發跡」得更早些。梁出身書香世家，聰慧過人，早年卻未能考上北京大學。梁當即指日發誓曰：他日不到北大當教師，誓不為人！光憑這句話就知其志向、氣度不凡。果然，梁漱溟憑著自學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學取得不俗的成績，1918年以壹篇《究元決疑論》的論文名滿京華，當年即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北大哲學講師，實踐了當年落第時的誓言。時年尚不滿25歲。而同樣年齡的毛澤東，卻剛剛從湖南第壹師範（相當於今之中專）畢業，跑到北京來尋找「未來」，因出國不成，投靠在壹師時的恩師，時任北大教授楊昌濟門下，靠了楊的引薦，在北大圖書館求得壹個管理員的臨時低等職位。而少年得志的梁漱溟，教學之餘不免到同事、同為哲學教授的楊昌濟家中高談闊論。這時寄住在楊家的毛，只能充當端茶遞水、開門迎送的角色。梁當時自然也未把毛放在眼裡。但毛對這位自學成才的北大青年教師卻產生了敬佩之情。後來梁又跑到山東青島去搞他的「鄉村改革試驗」，居然大獲成功，成為國內國際知名學者，后又任國民參議會參政員，躋身政要名流之列。

正應了那句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毛澤東走的是另壹條造反奪權之路，二十年後也大獲成功。這時的毛成了中共這個中國擁有武裝力量的第二大政黨的領袖，雖然在野，卻是割延據稱雄壹方的「諸侯」。

由於毛共精於宣傳之道，延安被吹噓成「模範邊區」，特別是說其農村改革（實即血腥的暴力土改）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云云。這引起了醉心於鄉村改革研究的梁漱溟的興趣和好奇，於是決定親自去了解壹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對這個他青年時代的舊相識仍懷有些許敬意，加上樑已是學界、政壇名人，毛當時想重塑中共和自己的形象，自然給予熱情接待。訪談中，梁主要和毛澤東探討中國農村未來的改革之路。然而在這個議題上，兩人可謂南轅北轍，梁氏堅持他壹貫的觀點，認為中國農村積貧積弱，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必須進行逐步的、漸進的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通過振興鄉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科學素質，去發展農村經濟，解變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的貧困落後面貌。而毛澤東自然堅持他的壹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認為農村和農業問題主要是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和鬥爭，只有通過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才是農村振興之道。兩人自然談不到壹塊去。不過他們在有關中國文化、以及對歷史看法的問題上，很有相互切磋的興趣，以致徹夜長談，樂此不疲。1946年初，梁二訪延安，毛仍然熱心地與其作徹夜之談，態度仍不失誠懇、友好。（今天的事實證明，關於振興中國農村的道路，梁漱溟的理論可謂高瞻遠矚具有先見之明。）此後梁以民盟秘書長的身份在國共之間斡旋，多為中共效力。算是中共的友黨友人。

延安壹別數個春秋之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毛共奪權成功，毛當起了中國新的「國君」。梁漱溟這時雖已不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但想起自己與毛曾有的私交，而且當年自己任民盟秘書長時，在調解國共兩黨糾紛中，為毛共立下過汗馬功勞。（1946年10月的某天，當梁得知國民黨軍隊佔領了中共第壹大城市張家口時，梁對採訪的記者脫口而出：「和平已經死了！」這句簡括而形象的比喻立即成了各大報紙顯要的標題，梁漱溟也聲名鵲起。）憑著這些關係，梁漱溟想象，毛澤東和中共也得敬自己三分。梁於是毅然留在大陸。毛似乎也不忘故舊，封了個全國政協委員給他當。梁不時參加政協組織的視察活動，到各處看看。回到北京，有時毛還特派小車將他接進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飯、聊天。對這壹切，梁很感滿意，認為毛不忘舊情，梁把毛視為舊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道的是，在毛看來，他所有這壹些舉動，無非在表現壹個勝利者對舊友或手下敗將的寬宏大度，以便贏得壹個禮賢下士、不忘故舊的「明君」的名聲。所以，他特別喜歡與國民黨的被俘或投誠的將領、舊時有名望的知識精英「交友」，與他們縱論今古、吟詩作詞，附庸風雅。柳亞子、章士釗、張治中、程潛、傅作義、王季范、周谷城、周士釗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繼是毛的座上客。這些人也很識相，都在對毛歌功頌德的同時緊緊夾住自己的「尾巴」，決不表現出比毛更淵博的知識、學養和見解，更不敢表現出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們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陪襯毛這朵「紅花」的綠葉，決不敢僭越、失禮。而毛就在這種眾星捧月中得到壹種滿足，壹種比他在黨內被當作菩薩崇拜更加過癮、更加得意、更加飄飄然的感覺。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這中間居然出現了不諧之音，終致「君臣反目」，禍根就是這位梁漱溟先生。這梁老先生天生有壹種耿介的書生氣，壹種桀驁不馴的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協委員」真當回事的「客卿」之壹，他不大懂得對毛感恩戴德，互相作秀；反而有時真的去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以為只有這樣才是對毛的報答之道。毛已有察覺、戒備之心，但不發作，他要冷眼觀看這個不識擡舉的傢伙到底要弄出什麼花樣來。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來搗亂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間，為了討論中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北京接連召開了兩次高層會議，壹次是8日至11日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壹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全體會議。梁先生作為正式和列席成員參加了這兩次會議。

在9月11日的政協會上，梁就有關農村和農民問題發言，毫不忌諱地直陳時弊：

「……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村政權，違法亂記，欺庄群眾。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飯，跑到城裡當小工，露宿街頭，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他們明天又來了。有人說，現在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了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忽略了他們，人家就會說妳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壹問題望政府重視。」梁還談到了壹些具體政策問題和他了解的農村情況，如當時已引起農民強烈抵抗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等等。梁的發言在壹片歌功頌德聲中顯得突兀而不合時宜，引起了委員們的震驚和不滿。

在梁發表「九天九地」之說后，會議宣布休息。但部分委員表示對梁的發言不滿，群言洶洶。重新宣布開會時，周恩來作為會議主席發表講話說：方才梁漱溟的話是有陰謀的，想破壞工農聯盟，意思很壞。隨後統戰部長李維漢發言，更是對梁大加伐撻，會場已騷亂不堪。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員會上專就梁漱溟的發言作出了反擊，他說：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說農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敗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

「有人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人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如他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這壹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面對中共幾位領導人的連續攻擊，梁感到有申辯的必要，於是給毛寫字條要求申辯權。但毛不予理睬。當晚梁又見到毛，毛已完全變臉，根本不與梁交談便揚長而去。

9月17日，經過秘書們幾天緊張、通宵達旦地準備好了講稿的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數小時的長篇發言，從歷史的角度穿鑿附會，加油添醋、顛倒黑白，說梁漱溟從來就是個「反共分子」，在調解國共兩黨的和談中，他貌似公正，表面與共產黨站在壹邊，實際卻在為國民黨服務，站在蔣介石的立場破壞和談……總之是個「反共老手」。

在壹邊吞雲吐霧的毛，聽著周恩來振振有辭的「批判」，不時插上幾句：

「蔣介石用槍杆子殺人，妳梁漱溟用筆杆子殺人……妳就是這樣壹個殺人犯。」

「人們說妳是個好人，我說妳是偽君子！」

說到激情處，毛乾脆親自上陣：

「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妳梁漱溟的功在哪裡？妳壹生壹世對人民有什麼功？壹絲也沒有，壹毫也沒有。而妳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壹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看到自己曾經以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的毛澤東口中吐出這麼多惡毒下流、又語無侖次、類似潑婦罵街的語言，梁漱溟感到震驚了！但他決不想向這種以勢壓人的做法屈服。

梁要求當場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說。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此次鬧劇的高潮。對於這個事件，記述者有不同版本，筆者只能照錄。壹個版本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場壹邊倒、嚴陣以待的肅殺氣氛中，梁爭得了十分鐘的發言權。在四周虎視眈眈、眾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講台。他鎮定地開口就說：「我的發言，壹則是考驗我自己，壹則是考驗共產黨的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哪知剛說到這裏，主席台上的毛便把擴音器移到自己面前，大聲道：「妳想要的雅量是沒有的！如果梁潄溟這類意見可以稱作『諫』， 我聲明，我們確是拒諫。」 歇口氣，接著又說：

「在梁潄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就是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越說越激忿，乾脆開罵：

「妳覺得自己很美，比西施、楊貴妃還美，我看妳臭得很！」

梁不禁愕然，會場頓時緊張起來。毛指著梁漱溟繼續罵：

「台灣廣播說妳有氣節，有硬骨頭，我看妳有臭氣，有臭骨頭！」配合毛的咒罵，台下響起了壹片口號聲和怒吼聲，「不聽梁漱溟的胡言亂語！」「反革分子滾下去！」「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打死反革命分子！」……在壹片怪叫聲中，再也說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著沈重的步伐走下主席台。這時會場局面很僵。人們等待著毛髮落梁漱溟。就在這時原國民黨十九路軍老將軍陳銘樞在獲得毛允許後走上主席台，他先向毛鞠個躬，然後說：

「請問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回答說：「是思想問題。」

陳於是說：「若是思想問題，我想發言說幾句。」陳便壹面批評了梁漱溟，另壹方面卻說：「既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大家似乎不須有今天這樣騷動的場面。」

陳銘樞算是巧妙地將了毛壹軍，為梁氏解了圍，大大減輕了梁的「罪責」。因為思想問題比起政治問題來自然要輕得多。已經承認梁是思想問題的毛只好順著台階下，說了壹通：「梁賴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之說……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夠採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

同時又說：「我們是不是要藉此機會和他絕交，從此不再和他來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同意和我們來往，我們還準備和他來往。在第二屆政協全會上，我還希望他當選政協委員。其原因是：因為還有壹些人還願受他的欺騙，還不了解他，他還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還有資格當選政協委員。這壹點雅量我們還是有的。」

壹場有驚無險的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這個版本也許有些不準確，有些不完整。據梁漱溟後來自撰的《事情》壹文，他是這樣記載的：

「18日，午後開會，我登台發言，氣勢蓋盛。我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壹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妳，我沒有雅量！』」

在海外出版的署名戴晴和鄭直淑撰寫的《毛澤東與梁漱溟》中，在「雅量」問題上記載較詳，書中梁漱溟的原話如下：

「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壹下領導黨，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妳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沒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我現在意思是考驗壹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

結果與梁的自述壹樣，招來毛的厲害呵斥：我沒有這個雅量！

還有記述補充了當時的情景：當會場上壹片囂聲使梁漱溟沒法說下去時，梁衝著毛澤東說：「主席，既然是請人來開會，讓提意見，妳就應該有點雅量，准許我把話講完啊！」

哪知毛壹聽戾氣大發，當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產黨的農村政策描得壹團漆黑，說得壹無是處，就算我有這個雅量，不知今天出席會議的各位同事，有沒有這個雅量？」

台下壹片附和、否定之聲。

那知梁卻仍不識相，竟然當眾頂撞說：

「主席，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會場氣氛頓時緊張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只見毛的臉色煞白，慢慢站起身來，高聲宣布：

「現在，我提議，來壹次表決，同意梁漱溟先生髮言的，請舉手！」

整個會場，只有毛壹人舉起壹只手，其他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等都無壹人敢舉手，全場鴉雀無聲。

接著毛便發表了那壹套「蔣介石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用筆杆子殺人……梁漱溟是野心家、偽君子等等的講話，毛壹氣罵了壹個多小時，直罵到疲憊了，才住口。

記述這次梁、毛雅量之爭和毛澤東那通潑婦罵街式講話的，首先是署名戴晴和鄭直淑在香港出版的《毛澤東與梁漱溟》，據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鄭直淑則是曾擔任政協秘書長的汪東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筆名「鄭直淑」，取「正直述」之諧音。後來，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周鯨文撰寫的《風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記述此事。再後來，中共將經過修改、刪節、潤飾的毛、梁之爭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選第五卷。

總的說，由於素材來源較雜，上面敘述中不免有次序不壹、內容參雜互見或有所差異等情況。不過，各種版本基本精神是壹樣的，基本情節也大體壹致。

從這壹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毛那表面上與舊友和文人墨客貌似融洽親熱的關係背後的實質。從此以後，毛的那些舊日朋友、清客，即他所謂的「右派朋友」， 與他相處時就更加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了。

毛最後對梁漱溟先生的處理顯得很大度，這點確有些使人意外，從來對毛稍有公開忤逆之言的，毛是絕對不會輕饒的，而不管他們是什麼身份、地位。梁先生後來除了不再開口之外，卻基本相安無事，照樣當他的「政協委員」。 這大概是因為毛感到在大會上對梁的咒罵有些失態，有些過份，所以在處理時特別寬容壹點，以塞眾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書籍外，也未再給以特別打擊。梁所以得此幸運，除了陳銘樞當場迫使毛給他作了「思想問題」的定性外，還可能得益於這次事件本身的公開傳播，特別已經傳到海外，既要騙人又要顧及面子的毛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還有壹個壹般人不知曉的因素，據知情者說，梁漱溟有壹個大他二十幾歲的族兄梁煥奎，乃毛的恩師楊昌濟的恩師，當1918年毛澤東去北京投奔楊昌濟時，梁煥奎同樣去北京梁漱溟處寄住，梁、楊兩家多有往來，毛也被捲入其中。這壹層「恩師的恩師的兄弟」的關係，使毛與梁漱溟有了壹點說不清的「親戚」 關係。毛雖然要別人六親不認，但他自己仍然看重血緣關係。也許這壹點不為人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過，筆者以為，毛素有「黨內鬥爭嚴厲，黨外待人寬容」的不成文傳統（ 不過這寬容也是壹件「畫皮」，寬容的對象只限於有影響力的名人、統戰對象），在延安整風時他把自己的幹部隊伍整得鬼哭狼嚎，但他在接見外部記者和國統區來延參觀考察的人士時，卻顯得彬彬有禮，談笑風生，看不出壹點暴戾之氣，還裝出壹點儒雅之風。蓋因為內部鬥爭關係到他的成敗榮辱，故他絲毫不能遷就；而與「外賓」交談則完全是即興作「秀」，這個「秀」作好了，可以麻痹對方，又有利樹立自己的形象，何樂不為？此乃毛的又壹狡詐之處，也是毛主義又壹秘笈和「潛規則」。梁潄溟也就於無形中佔了這點「便宜」。

後來梁活到95歲才去世。文革後期有壹首據傳是梁老先生寫的七律打油詩（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人之作），名為《吟臭老九》，錄之以饗讀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是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

假若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滿街走。

【筆者注：這裏順便澄清壹下「九儒十丐」問題。九儒十丐之說見於元代，後人因此以為元代是最輕蔑知識分子的時代。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蒙古民族當時處在軍事部落制時代，帶有濃厚奴隸等級制色彩。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很自然地將他們的壹套規制和習俗帶入中國，對漢族和知識分子的歧視也是起於此時，當時確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亡（亡同丐）」之說。但很快，元朝統治者認識到他們的野蠻遊牧文化不能用來統治中國，而必須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融入華夏文明。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尊崇儒學，善待和重用士人。蒙古對中國的統治真正應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定國名為「元」之後，即1271年後（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國的1206年）。元世祖召北方理學名家許衡為集賢殿大學士、國子監祭酒。許為元主多方謀划，復延周、孔遺教，並從新開科取士，儒學始得復興。忽必烈后又召孔子後裔孔洙為國子監祭酒。至武宗，則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尊號，其位已在各朝對孔子的封號之上，當然就不存在什麼「九儒十丐」問題了。

再則，我們從在元代壹些著名文人，如關漢卿、馬致遠、趙孟頫 、張養浩等人的作品和事迹中也不難看到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仍然保持著高尚的人格和風骨，統治者對他們也相當寬容和禮遇。如早期的關漢卿，以不與當局合作為是，且敢於為民「鼓與呼」，不懼權貴，自詡為「錘不扁、煮不爛、蒸不熟、響噹噹壹顆銅豌豆。」就這樣壹個長滿「反骨」、壹身傲氣的人物，並未受到統治者的直接迫害。可見，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識分子的境遇實際上要比毛統治下的時期好得多，從整個朝代來看，更不可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酷毒兇殘相提並論。】

高壓下的人格扭曲：反右派中圍剿「章羅聯盟」的表演及其他



在前面的正文中，我們已經說到，整風轉入反右伊始，毛就欽定了個「章羅同盟」（后又稱章羅聯盟），並說1957年「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面對毛這壹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裏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內壹些聰明的見風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掛上陣，準備圍剿這壹「聯盟」。而章伯鈞呢？在稍作抵抗后，就乖乖投降了，違心承認了這個「沒有組織、綱領」的「章羅聯盟」。

只是這個同盟的二號人物羅隆基其時遠在東南亞跟隨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會議（羅還兼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的頭銜，所以跟會長郭出訪），當他從報紙和廣播中得知這壹切之後，頓時火冒三丈，他的第壹反應就是去打長途電話，第壹個打到章伯鈞家中，接電話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羅壹聽這個熟悉的聲音也顧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鈞叫來！」

章伯鈞剛拿上話筒應了壹聲，那邊就傳來羅隆基連珠炮似的叫嚷聲：

「章伯鈞，報上說我跟妳『聯合』了，妳居然也承認了！現在妳就跟我說清楚，我什麼時候和妳『聯合』的？又是怎樣聯合的？妳說呀……」

章伯鈞已為這事痛苦了多日，不過這時已變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計羅隆基知道了這壹消息肯定會找上門來算賬的，可他有什麼辦法呢？囁嚅了好壹陣，他只好說：

「電話里說不清楚……等妳回到北京，我們再談。」

羅隆基依然不依不饒，叫對方做好挨清算的準備：

「我明天就回北京，壹出機場，我就要找妳算賬。」

第二個電話打給葉篤義。

葉是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年留學美國，是民盟內與羅隆基關係較好的「英美派」。羅找到他，主要是問葉，為何有「章羅聯盟」之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遺憾的是，這時已被封為章、羅之間「聯絡員」的葉篤義自己也是壹頭霧水，說不清楚，更不敢多說……

第三個電話打給浦熙修。

浦是羅歷時十年的「紅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京辦事處主任。此時浦也陷身於反右的暴風之中了，不過此時《人民日報》7月1日社論尚未出籠，她還未被「欽點」為「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民盟右派系統」中的壹名「女帥」，加上她對共產黨的無比信任，無比忠誠，她推斷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風運動將章、羅兩位民主黨派領導人、政府部長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當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個聯盟中的重要成員，成為「人民的敵人」。

所以浦在電話里安慰羅隆基，認為問題並不會很嚴重，頂多回到北京檢查壹下就過去了。到底是異性知己！羅隆基似乎感覺到浦女士的溫情，也得到壹絲安慰，火氣稍有降溫。

不過他仍不肯放過章伯鈞。次日回到北京的羅隆基身著西裝，手提自由拐杖，帶著南洋海風的鹹味和椰林的清氣，直接「如約」闖進章伯鈞家門，見面並不寒喧，即直奔主題，連說帶吼：

「伯鈞，我們之間吵得還不夠嗎？我們吵過多少回？天曉得，我們竟然『聯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極！」

「妳居然去承認什麼章羅聯合，真乃豈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幾人不知道我們的明爭暗鬥？妳我之間，不僅沒有組織上的聯合，就連思想上的聯合也壓根兒不存在！」

「妳我之間必須講清楚……」

幾乎是羅隆基在唱獨角戲，而章伯鈞猶如既聾且啞的傻瓜，只是低頭不語。他深知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雖然搞政治也有幾十年了，但還沒有真正領略到政治權謀，更沒有嘗到被陷入甕中之鱉的滋味。章知道，現在跟他解釋、辯護都沒有用，不久毛澤東就會用事實解答這壹切。所以他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沈默……

面對採取沈默戰術的章伯鈞，心高氣盛的羅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講累了，看來他的對章之戰還沒有找到制勝之道，於是決定暫時到此為止，過後再理論。臨要出門時，羅突然轉身，幾乎是氣急敗壞地吼道：

「章伯鈞，我過去沒有跟妳『聯合』，現在沒跟妳『聯合』，今後永遠也不會跟妳『聯合』！」

說畢，拎起隨身攜帶的自由棍，雙手各執壹頭，猛地往大腿上壹壓，只聽「哢嚓」壹聲，自由杖壹折兩段，羅把折斷的拐杖往章伯鈞面前壹扔，留下響噹噹的八個字：

「妳我之間，如此而已！」

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過羅瑞卿布置的卧底報告到毛的案頭，或者由李維漢統戰部長親自向毛報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開心極了，或者還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為什麼「集團」、「聯盟」的人，起初總是這樣大喊大叫不承認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過，要不了幾個回合，他們就會老老實去寫認罪材料，請求寬大處理了。毛可是曾經滄海了，還怕妳羅隆基壹介書生？等待收拾吧，小菜壹碟……

不過也許毛有點小看羅隆基了，他可能沒有估計到羅會如此頑強抵抗，對這個所謂的「章羅聯盟」，羅始終指其為子虛烏有，堅不認賬。好才「聯盟」另壹方的章伯鈞已繳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匯報》刊登了章伯鈞關於「章羅聯盟」的檢查、檢討，承認了兩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聯盟」，但不承認有組織、綱領。現在聯盟的另壹半卻什麼也不承認，這當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鬥爭的完全勝利，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統戰部。

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決定集中力量圍剿羅隆基，攻下「章羅聯盟」這塊骨頭。

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擔任這場戰役總指揮，在他指揮下，動員、調動了壹切可以調動的力量。

最先上陣的有馬敘倫，還有著名的民盟內「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吳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彭真寵信，並且在整風開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黨，因而總能得風氣之先。所以在整個「鳴放」高潮的5月，吳晗跑到太湖度假休養去了。反右開始后，他便回來精神抖擻地投入反右派鬥爭。7月7日吳晗在全國人大第壹屆第四次會議上針對「章羅聯盟」作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可謂神情兼備、聲色俱厲，以下摘其片斷。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義活動是壹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

「章伯鈞在1951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和我說，只要我們倆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這樣他就越發仇視、敵視我們，無論我們做什麼事總是不對。北京民盟因為沒有接受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章伯鈞、羅隆基的領導，多年來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婦，怎麼也稱不了這兩個惡婆婆的心……」

「章羅二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干……突然壹年多以前，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冤家忽然變成章羅同盟了，兩人此唱彼和壹個鼻孔出氣了，壹個腔調說話了，不是個別的而是聯合壹致的來打我們了……」

「……這樣兩個黨派深入到基層點火，兩個報紙壹南壹北，派出大批記者到九大城市，到各個大校到處點火，火焰瀰漫，煙塵蔽日，弄得他們自己也暈頭轉向了……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現在弄得進退失據，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大有『收拾殘局，捨我其誰』之慨。（全場鬨笑）……結果是從自己點火所造成的煙幕出發，錯誤地估計，罪惡的行動，點火燒了他們自己，鑿船，整個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們是人民的敵人……」（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吳晗的發言雖然氣勢洶洶，火藥味十足，但所講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報上、會上已經揭發、批判過的那－套，說得不好聽只是拾人牙彗罷了。所以並沒什麼的殺傷力，羅聽著都不大當回事。

豈知吳晗的利刃是壹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後頭。下面是他最後使出的真正殺手鐧：

吳晗把鏡頭拉回到1948年9月，其時，中共的勝局、國民黨的敗局日漸明朗。這時的羅隆基被國民黨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躺在病房裝病人。不久吳晗從昆明來到上海，吳晗早已參加了民盟西南聯大支部，並成為支部負責人。這次是打算從上海買飛機票飛香港，與已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匯合，然後設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區」。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國民黨當局嚴控飛香港的機票，吳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只好在上海暫時滯留。得知羅隆基在虹橋醫院，對這個近在咫尺的民盟領導人、上司，吳決定去看望壹下。見了之後，交談中，羅趁在醫院監視的國民黨特務不注意之際，將壹封密信交吳晗，囑附其親手交給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吳壹口答應並將密信收藏好。

誰知吳回住地后竟將密信私自拆開看了，見信中有要求堅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領導等語。吳感到大方向不對，因為這時的吳雖為民盟成員，但已抱定了投靠共產黨的決心。若將羅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嗎？於是他決定將信私自收藏下來。壹藏9年，直到中共發動圍剿羅這塊「頑石」，吳想起了這個「寶貝」，於是作為揭發羅的重磅炸彈，將此信及其前後情況壹並在大會上宣示，激起了對羅壹片憤怒的討伐和打倒之聲！

此舉確實出乎羅的意外，給了他重重壹擊，成為了羅隆基壹貫反對共產黨的鐵證！

吳還壹不做二不休，又在會上爆出了羅的「隱私」。吳揭發說：「羅隆基對人說過，周恩來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我就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吳晗的這些揭發其實是把雙刃劍，既傷了作為對方的羅隆基，同時也「傷」了自己，因為他這樣做等於自己坦白了受人之託而不忠於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並私自藏下，9年之後卻用作檢舉揭發對方的材料，而且這托他帶信之人是他的頂頭上司，也可稱之為「主人」。這樣吳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來的「叛主求榮」、「賣友邀功」的「小人」，甚至無恥之徒。作為歷史學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吳晗，不可能不知道這頂「帽子」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為了立「功」，為了對共產黨表忠，壹切都顧不得了。這才真可謂「利令智昏」了。後來吳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發、鬥爭章羅等右派有功，被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黨的「寵信」。

吳晗之所以這樣不顧「廉恥」，不顧中國人做人的道德底線，敢於公開出賣朋友，除了上述急於立功表忠之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無所謂了，那「第壹次」就是兩年前也是毛親自發動的批判「反動學者」胡適的運動。胡適是吳晗的恩師、伯樂，吳卻全然不顧地對其公開批判、侮罵。比之胡適，羅隆基算得了什麼呢！正所謂「偷壹次是賊，偷十次也是賊」。再干壹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鑒於這有關吳晗的人品問題，在此不得不補充交待壹下。

吳晗，浙江義烏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吳晗曾就讀於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因壹篇題為《西漢的經濟狀況》的論文博得胡適的賞識，推薦讓《大公報》發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吳晗家中的無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報考北大。無奈吳晗偏科嚴重，數學只得「0」分而名落孫山，因當時北大、清華、燕京這三家全國壹流大學聯合規定，考生在文史、英語、數學三科中有壹門功課為零分者，不得錄取。

落榜后的吳晗再次由胡適推薦在燕大的燕京圖書館找得了壹份工作。次年吳晗再次報考，無奈數學又壹次吃了個0蛋。吳只好埋頭于自己所長，利用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完成了壹本《胡應麟年譜》，又得到胡適以及學術界的讚賞，清華大學因此破格錄取了吳晗，吳晗從此才得以晉身中國知識界之門。

然而在求學期間吳晗家中又經濟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輟學。又是胡適通過關係為他在清華校內謀得工讀生的資格，併為其在圖書館找到了壹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月薪才8元）。於是壹切問題迎刃而解，吳晗不僅順利完成學業，而且家庭從此「中興」……

胡適愛才惜才和為救學生危難四處奔波的精神風貌，曾使吳晗深深感動，也試圖日後報效恩師。此後吳晗日益左傾。國共內戰時在北平面臨共軍壓境、危在旦夕的日子里，吳晗曾奉共產黨之命，先是以學生身份勸挽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沒有聽從。后又以學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許諾：保證讓胡適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的回答是：「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然後飛去了南京。自此師生音訊隔絕，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說過毛因為要報胡適在北大的壹箭之仇，在反胡風運動之後又發動了對「反動文人、學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胡適的所謂批判運動。當時中國學術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參与了這次「風車大戰」，壹貫左傾、積極、深得彭真寵信的吳晗當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內情的人私下都說：別人參加對胡適的詆毀討伐未嘗不可，唯對吳晗來說，如此這般則是罪過。因為胡適不僅是他的恩師、伯樂，實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經過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腦，又已身居共產政權高位的吳晗，這時已經完全沒有這種「顧慮」了，甚至連內疚也沒有。所以這次反右派，他又充當急先鋒。

說到這裏，還應補敘，其實在吳晗之前，就有壹位重要人物搶先上演了壹出「賣友求榮」的好戲，為了不淹沒其「反右先鋒」之功，現有必要補述壹二，此人就是民盟另壹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與吳晗和羅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鈞在民盟中的「密友」，關係很「鐵」，被認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鈞很多事情可以不與羅隆基商量，但不會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兩家的關係也很好，遠勝於「公事公辦」的章羅關係。據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的描述，每次史良來章家，還是少女的章飴和總止不住內心的狂喜和心跳，因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麼雍容華貴、氣質高雅、談吐不俗，據章飴和說，她認為史良集「三美」于壹身，即長得美、愛美、懂美，是少女時代章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來與其父商談工作或聊天，章飴和都躲在房內「偷窺」，看見他們說話投機、關係融洽，飴和心裏便特高興，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經常來……

章伯鈞也真把史良當作自己的異性「知己」。在整風鳴放後期，高等學校學生的言論日趨激烈，黨群關係也愈顯緊張之際，民盟的領導和在學校的民盟教授們，既為共產黨憂慮，同時也為學生耽心，便想盡到師長之責，對學生加以勸阻。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鈞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會議」，章也請了時任司法部長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參加，表示了對史良的特別信任。六教授會議得出壹致結論：要幫助共產黨控制局面，不讓運動背離整風的初衷，不能辜負毛領袖的期望。於是形成壹個報告，壹致推舉史良呈交給周恩來總理。史良當場應諾，可卻不見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國務院開會，章伯鈞寫了個字條給周恩來，也是試探報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條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氣候驟變，整風變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兩點鐘，《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來到章伯鈞家，向「章社長」當面提呈了辭職書。章伯鈞知道事已無法挽回，接下儲的辭職書，但表示自己壹人無法決定……

「整個下午，父親的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章飴和回憶道，「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裡，對《人民日報》社論（即《這是為什麼》）和第壹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泄不滿，他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個小丑，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章伯鈞在這種時候，專門到史良家，對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說心裡話，說明他是真正將史當作同志、知己來看待的。不知史良當時有何反應和對白，很可能史女士是『壹言不發』地應付過去，因為次日各大報紙上出現了新華社發的通稿，赫然映入眼帘的通欄大標題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態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

可以想見，章伯鈞見到此文，如果不是當即暈了過去，也會跌落在躺椅上長久不能起來。後來史女士更是將6月8日晚上章伯鈞到她家中說過的話，以及以前所有對黨的不滿言論壹壹在會上抖出，成了吳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鋒。吳晗大慨是從史良的舉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吳晗對羅隆基的揭發，不過是步史良的後塵而巳，算不上頭功。

不過有些可惜的是，吳晗抖出的重磅炸彈雖然給了羅隆基重重壹擊，但卻並沒有對「章羅聯盟」的認定有多大幫助，羅隆基壹副不屑的樣子，依然故我。

時間已經壹天天地過去，羅隆基這個堡壘拿不下，可無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統戰部和民盟中的左將們有些著急了……

應該說左將們己經使盡了氣力。胡愈之、閔侯剛們除了親自上陣以外，還想出壹切方法來逼羅就範。閔侯剛弄了壹份羅隆基小集團的名單，將相當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負責人都包括在內，然後按圖索驥，發動這些小集團成員起來反戈壹擊，立功贖罪；時任民盟中央副秘書長的千家駒，也加班加點搞出了壹本《章羅同盟言論集》……

費孝通也反戈壹擊了。他說自己長期被羅隆基利用，現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憤恨。費還說，他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是費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證），是受羅隆基的觀點影響。可費的這壹著實在不太高明，幾乎全在為自己洗脫責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羅隆基的罪責，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還有羅隆基的機要秘書邵雲慈，則只夠資格躲在背後打小報告、放些冷箭。此外踴躍批羅的名單還有壹長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鏞、翦伯贊、華羅庚、楚圖南、童弟周、薩空了、梁思成、馮亦代以及由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後來在1946年7月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聞壹多的夫人高真等等。這些人之所以積極披掛上陣，總的看出大概於三種動機：壹是想藉機立功贖罪以便推掉自己頭上的右派帽子，如費孝通；二是趁機展現自己的「壹貫左派」的光輝形象，如翦伯贊；三是為防殃及池魚，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過儘管動員了這麼多大牌「明星」來圍攻，仍然不能給羅隆基致命壹擊，使其俯首就範。於是，運動的領導者們考慮到了傳統中國人互斗中壹種易於置對手身敗名裂、萬劫不復的「搞臭」方法，即拋開那些政治層面的正面進攻，專揀桃色緋聞和生活瑣事入手，令對手有口難言，或百口莫辯，然後導致其意志大廈的完全崩潰，俯首就擒。

擔當這壹「殺手鐧」重任的是羅的「十年情婦、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說浦對羅的落井下石之前，還須簡單介紹壹下浦的情況和羅、浦關係。浦熙修，上世紀40年代已是名記者，《新民報》採訪部主任，專以採訪高層名人著稱。1946年年初在國民政府時代的政協會議上，她把採訪目光瞄準了民盟宣傳部長，38名政協代表之壹的羅隆基。

羅時年50，風流倜儻、渾身充滿活力。羅曾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時下獨身。浦時年36，有壹雙兒女，但與丈夫的婚姻名存實亡。羅、浦的初次見面都互為對方吸引。那當然不是青年人的壹見鍾情，也不是壹般的男才女貌。誠然浦女士十分欣賞羅的才華，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見解，政治立場，以及他那標準的紳士風度，典雅而精緻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羅也看上了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機敏，以及因常年奔波于名利場那白皙面孔中稍顯的疲憊、蘊藉而又狡詐多情的面孔。兩人壹來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與原來丈夫離了婚。但這時兩人都投入緊張政治鬥爭漩渦，無暇過多顧及個人私事。其後浦、羅二人又都遭到國民黨的逮捕或軟禁，兩人都儘力救援對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國后，兩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這時羅、浦的愛情理應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這壹方卻遭到其親屬的堅決反對。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懷反對這門親事；次是這時浦與前夫生的壹對兒女長大成人上了大學，也不遺餘力地阻止母親與羅隆基接近。

這種情況下，羅、浦二人依然堅守與對方的前盟，只不過只能作西廂之約罷了。就這樣，壹拖十年。雖然雙方都望穿秋水，但實在無可奈何，羅隆基還在家中空出壹室，專設壹榻虛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這時浦熙修已是《文匯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事處主任。她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憑藉她的名氣以及與彭德懷的關係，浦在中共高層已如同進入自己家中壹樣方便，她可以直接進入周恩來的辦公室；碰到「十大元帥」也都與他們寒暄、握手。中共高層對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稱。浦與中共關係廣泛而融洽，不是黨員而勝似黨員。

浦二姐還有壹個本能的「好習慣」，就是特別「聽黨的話」，只要黨中央和毛髮出什麼號召或發動什麼運動，浦熙修必定壹馬當先，神采飛揚，立即發出多篇文章來推波助瀾。正因為她如此忠心自覺充當黨的喉舌，而且功勛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陸定壹、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垂青，其事業正蒸蒸日上。

這次整風，毛親自發動，壹再號召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除「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浦當然深信不疑，聞風而動，立即義無反顧地投入運動。作為《文匯報》副總編和駐京辦事處主任，她不但自己親自出馬採訪，還調兵遣將、厲兵秣馬，派出壹支支採訪組分赴全國各地，推動運動的發展。浦又通過她多年記者生涯建立的與各界名人的關係，與首都各界人士聯繫、訪談、座談，壹時間浦的辦事處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龍。後來壹些被定為反右鬥爭「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經浦之手在《文匯報》上發表的。

就這樣，慣於緊跟毛和「黨中央」的浦熙修，這壹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設計的「陽謀」陷阱。不僅沒有像以往壹樣受到褒獎，而是被封毛親點為「上跳下竄、策劃於密室、點火于基層的陰謀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匯報》的右派系統的壹位女帥，是羅隆基手下的得力幹將。

就這樣，十余年來壹貫左傾、建國后自願充當「黨的喉舌」和運動急先鋒的「浦二姐」，壹夜之間成了毛的「欽點」要犯，落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應該說，在被毛點名成為右派女幹將之初的壹段時間，浦還是不服的，她覺得委屈，她希望這是壹場誤會，她希望說清事實，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懷抱」。 但壹切似乎都無濟於事。

成為欽點「右派」后，她不僅在民盟，而且還要在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全國婦聯會等壹系列單位接受批判，有時壹天要趕三場批判會。初期她除了為自己作無罪辯護，還竭力向人們解釋：

「羅隆基與章伯鈞是互不對頭的」。

「有人說《文匯報》和羅隆基有關，這不符合事實……」

「我和羅隆基有十年關係，但是《文匯報》和羅隆基沒有關係。」

但是她每解釋壹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轟」……她終於明白了，解釋、洗刷是沒有用的，而且會越來越糟，怎麼辦呢？……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她得到「組織」的指點：要想減輕自己的罪責，唯壹的辦法是和羅隆基劃清界限，檢舉揭發羅，立功贖罪……

她終於認為這也許是挽救自己的唯壹指望。

主意打定之後，浦女士立刻變成了另壹個人，壹個受了羅隆基十年欺騙、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批判羅隆基的大會上，吳晗以「重磅炸彈」開頭，而浦照修則以最讓人期待的揭發收尾。

浦走上台，聽眾們都知道她是羅「同居」十年的情婦，壹下子精神振奮起來，浦宣布她發言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蕩，大家都豎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劇情登場。

浦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壹個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斗。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接著以生活中的事例來證明羅隆基的這種階級仇恨，她說那是在解放前，羅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養病，她穿著壹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探視。羅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羅的怒從何而起。後來才知道羅發怒的由來，她說：「原來羅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浦接著說到蔣介石，說蔣有次看曹禺的話劇《蛻變》，看到劇中人穿壹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浦於是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好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階級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浦講這些時，羅隆基把頭扭向壹邊，眼睛盯著窗外，壹付不屑的神氣。羅的傲慢和不屑點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聲音說：「羅隆基解放后對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的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由於人所共知自己與羅隆基有「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浦想藉此機會否定這個不太雅的「關係」。她忽然聲淚俱下地說：「像狼壹樣的羅隆基竟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后每當我壹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壹次警告羅隆基，妳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壹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浦熙修的揭發有些令聽眾失望，因為它既沒有什麼「精彩」內容，所說的那些主要是為自己洗刷，又都是發生在兩人之間的事，無第三者證明，羅隆基完全可以壹概否認之。不過真正給羅以打擊的是讓他看到了這個十年情人的無情背叛，這使他倖存於心底的最後壹點溫情徹底破滅了。

大概是聽眾（觀眾）對浦的揭發感到不滿足，後來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來她與羅之間的所有信件，這正是國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風案件以來對鬥爭對象必須實施的壹項「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後來看看不能過關，終於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們像螞蟻附膻壹樣貪婪地希望從這些情意綿綿的情書中找到壹些特別「有趣」的東西，或者羅的「反革命罪證」，但結果大失所望了。

雖然浦的揭發效果不太理想，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仍然堅持從羅的生活瑣事和「細節」入手搞垮、搞臭羅隆基，於是將所有羅的「身邊人」都找來揭發、控訴。

在羅家中當護士的王愛蘭被請到民盟中央的批判會上。王控訴說：「我在他家三年零六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藝女演員）來吃飯，我就要倒霉，總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又說我把菜燒多了。只要楊薇壹來，羅便任何人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就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麼。」

羅的警衛員張登智揭發，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能燒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些，他就罵道：妳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他又罵：妳們要凍死我嗎？他還罵警衛員說：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妳們來保衛我還是監視我的？」

沒有什麼有用的真材實料，組織者就採取疲勞戰術加上壹些人身侮辱的惡作劇來折磨羅。

壹次，有人要羅站起來交待問題，羅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開了，結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鏡被震飛了，羅沒有眼鏡寸步難行，於是滿地爬著去找眼鏡，人們便開懷大笑，彷彿在看馬戲團的狗熊表演。

就這樣由夏斗到冬，七斗八斗，永無休止。後來乾脆來個車輪戰，輪番連續斗，不準休息，也沒有什麼內容，就是折磨妳。12月21日、22日、23日就這麼連續三整天地斗，終於使羅隆基明白爭辯毫無意義，也毫無用處，心力交瘁，氣血兩空、形容枯槁的他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被迫承認「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壹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僅是思想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

檢查上報到毛的案頭，大致符合了毛在半年前為他下的結論，被允許「過關」了。應該說羅隆基還是幸運的，因為反右派時還不興武鬥，所以他能「頑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後來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將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來的前壹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卻「幸運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這壹場章羅聯盟的鬧劇過後還差點弄假成真。當反右運動的塵埃落定，兩個原來互為軒輊、互不服氣的老對手忽然覺得親近了。據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記載，反右後兩人見面后的第壹話題就是反右，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壹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講話，大都屬於在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划我右派的罪狀。」

「……父親的理解與同情，讓羅隆基十分感動，他搖頭嘆息：我們簡直是做了壹場惡夢，惡夢壹場呀！」

「父親補充道，惡夢裡的魔鬼就是那個高喊「長期共存」口號的人。農工的人揭發，說我攻擊他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現在看來這魔鬼的部分越來越大了。」

後來的某壹天，羅隆基忽然跑來告訴章伯鈞：「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章伯鈞得此消息也激動得夜不成寐，過後章伯鈞對女兒解釋說，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對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壹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徹夜激動，覺得自己壹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壹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說能被歷史記上壹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中國）壹、二號右派分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和黨派負責人罷了。」

就是說，反右派確實把章羅二人「聯盟」起來了。

筆者深信很多當年被划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划為右派之前，其實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毛的思想企圖；而恰恰是這場運動，這場醜惡的「陽謀」以及被划為右派后的苦痛經歷，最終促使這些人覺醒，成了真正反對共產黨暴政、反對所謂的毛式社會主義及毛思想的鬥士。正是自作聰明、自以為是的毛，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將大批中國知識分子趕到他的對立面，進而使其中壹些人提起筆將他的殘暴、醜惡、無恥和流氓成性的嘴臉記錄下來，並讓歷史傳承下去。這大概是當年不可壹世的毛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吧！

至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出賣自己的靈魂，或為虎作倀、或為壹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為演繹了從「名流」變下流的人性蛻變過程，也值得拿出來展覽壹下，下面就講講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後來歸宿，也算為這壹故事做壹個完滿的交待。

首先當然是反右英雄、賣友求榮的「左將」吳晗先生。他後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並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吳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寵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裡。秉承毛的旨意，在吳晗的主導下，上演了「腰斬民盟」壹幕，即割斷了民盟北京市委與中央的關係，肢解了民盟的組織體系。很得毛的賞識。不過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後毛髮動的壹場更大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擊對象，其後台彭真也成了第壹個被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壹號頭目。吳左派壹下子就從響噹噹的革命領導幹部淪為反黨、反毛、反革命分子，階下囚了。

吳晗這次的獲罪，可以說比「章羅聯盟」還冤，事情的起因在於他寫了壹部叫《海瑞罷官》的歷史劇，然而這卻是他「奉旨作文」的產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看了表現海瑞平反冤獄的湘劇《生死牌》（開會帶戲班子和文工團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規則），便興緻來潮，號召他的下屬們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還說要提倡「五不怕」，即為堅持真理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其實毛說這些話時就有再度「釣魚」之意。會後，胡喬木奉毛之命去找壹個專家寫文章宣傳海瑞，胡找到了「明史專家」吳晗，吳晗立即應允，寫了《海瑞罵皇帝》壹文，登刊在《人民日報》，后又寫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先生覺得海瑞的故事極富戲劇性，便請吳晗寫壹部海瑞戲。為了響應毛的號召，吳欣然應允。其間七易其稿，歷時壹年寫成《海瑞罷官》。此劇公演后，獲得毛澤東高度讚揚，特請演海瑞的馬連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飯，席間還請馬清唱其中段子，毛讚揚：戲好，演得好，海瑞是個好人。這使馬連良和吳晗都激動不已，此時是1961年。

可是時隔不幾年，形勢就變了，引起形勢變化的內因是毛想搞壹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經過與夫人江青的密謀策劃，毛決定選擇以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運動的突破口。

文革為什麼選擇拿吳晗開刀祭旗呢？壹直沒有人認真研究。有人說是因為要防彭德懷的翻案，但彭顯然不是這次運動的打擊重點。有人說是為了打倒不聽話的彭真，因為彭真是吳晗的後台，先拿他的前台開刀。但所謂彭真「不聽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不予轉載，此前彭真並沒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說不能解釋毛搞此次運動先拿吳晗的文章開刀的理由。況且，選擇拿《海瑞罷官》開刀，拿彭德懷的罷官說事，其本身對毛也有諸多不便之處，彭德懷罷官是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的事，而《海瑞罷官》是廬山會議后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后還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層也都知道吳晗寫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爾反爾，恩將仇報，難道不考慮別人背後的閑言碎語？不考慮後人對自己歷史評價？是什麼緣故使毛不惜冒自己過河拆橋、言而無信的風險，壹定要拿吳晗開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開刀呢？筆者以為這其中另有玄機。此中的「玄機」就是毛對吳晗自作聰明、壹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傳》的強烈不滿，轉而起了殺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朱元璋傳》初稿寫於1946年，其時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按照當年「左傾」文人的慣技，吳晗在「學術著作」的幌子下，塞進去壹些對當時國民黨所謂「獨裁」政治的不滿，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以朱元璋之獨裁殘暴影射蔣介石。這本來是當時這類「史學家」之故伎，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等莫不如此。吳晗當然沒有想到這會有什麼「問題」。1948年吳晗投奔「解放區」，在石家莊見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當面呈上這部經過修改後的得意之作，不無炫耀邀寵之意。毛認真地閱讀了，找吳晗談了兩次，最後還寫成書面意見以信的形式轉給吳，信的原文在壹些客套之後，最主要指出的壹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這是壹句深藏玄機的隱語，可以讀作學術討論的善意批評；也可以看作是雙方嚴重的思想對立；還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殺機！就毛來說，如何對待吳晗，完全處決於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時毛也許還未想把吳弄成「敵我矛盾」，但內心壹定記下了這個自鳴得意、實則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請看此書中壹段對朱元璋的描寫：

「對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壹付惡狠狠的面孔，青面僚牙，無人不怕。對草民百姓，有另壹付面孔，白鬍子的老公公，滿臉慈悲相，滿口和氣話。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許是人民多年來所夢想的有道明君呢！」

這也許是吳教授對朱元璋的真實印象、真實描寫；也許是在影射當時的「皇帝」蔣某人。誰知，毛澤東看了，竟自動對號入座：這不是在指桑罵槐，影射我毛某人嗎！當然，他不會露形於色。而且，他也知道吳晗不是在罵自己。只是這種臭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惡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論亊拿朱元璋說亊，以「歷史唯物主義」胡弄嚇唬這位名教授……。

遠沒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吳晗，對這句致命的評語並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後來他再對此書進行修改，對壹些史料作了訂正，刪去了壹些嘻笑怒罵的東西，硬塞進壹些「馬列主義」， 原來比較生動的文筆變得味同嚼臘了。吳晗以為這壹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吳將修改後的書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后除了對壹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確了）壹條重要意見，曰：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應寫得好點？

毛的這種態度吳是應該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國農民起義領袖當上皇帝的極個別人物（劉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認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質上也是農民戰爭，與朱元璋異代同行。因此毛對朱有好感，甚至引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據毛的意見，吳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並未真正領會毛的意圖，仍然把此書當作學術著作去寫，自然就不能隨意編造、篡改歷史。他當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這也只能從史實中去發揮，如說朱壹統天下的功績，建立明王朝後在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等方面的貢獻等等。但僅作這些改動，當然不能使毛滿意。更要命的是，吳在書中還總結歸納了朱元璋四個方面的錯誤（其實是四大罪惡），即：壹、以猛治國，過分運用特務組織，運用野蠻殘酷的刑罰，製造了許多血案、冤案，大規模屠殺功勛卓著的功臣、元勛，火燒「功臣樓」，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辯」的地步；二、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規定子孫後代不得改變，壓制、窒息了有明壹代的政治、社會改革；三、文化上實行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推行鸚鵡學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殘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揚荒誕不經的神跡、怪異、圖讖，藉以愚弄、欺騙和毒害人民。

這就是吳晗三度修改後的《朱元璋傳》。1965年，吳將這個第四稿《朱元璋傳》送呈給毛澤東。

此時正是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吳晗在書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惡，正是毛已經施行或即將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聯想到第二稿中對自已的指桑罵槐。可以想見毛的憤怒，他認定這位「明史專家」己經不可救藥、毫無利用價值了。

火上燒油的還有吳又在不經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吳晗面呈此書之後毛曾讓吳在家中吃飯（先請妳吃飯再幹掉妳，看來是毛的慣技之壹），二人正在交談有關朱元璋和明史中的壹些問題，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幾次插話，被吳晗當場指出其錯誤，使江好不尷尬。更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吳的《朱傳》中記載有朱元璋規定的「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妃之事，宮門之外不得干預」，「宮人不得與外邊通訊，違者斬」這樣壹些怵目驚心的文字。而這時的江青正要「干政」，而且還要大顯身手，可以想見，她對此書、對吳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決定將吳晗作為文革開局祭品的決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動作用。

1966年3月，毛對康生等人大談北京是「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的講話中，就提到吳晗、翦伯贊是「學閥」，「這倆人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吳、翦必死的命運就己經註定了。如果說翦之被點名是因為其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過不同的觀點，那麼，吳晗則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傳》第二稿時就已經命定了。我們知道，「左得出奇」的吳晗是不可能有什麼「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壹的「罪證」表面上是那部歷史劇《海瑞罷官》，實際上惹禍之根則是那本《朱傳》。

可是自我感覺良好，並自以為毛是自已的「領袖」兼「文友」的吳晗，做夢也想不到他與毛的學術交流轉化為了「敵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壹切以政治需要為轉移，可以在轉瞬之間變臉、將「同志」變成「敵人」，將「座上客」轉為「階下囚」的人物。

就這樣，壹貫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衝鋒陷陣、所向披靡的吳晗，文革壹開始就嘗到了當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嘗到了被舉國痛罵，革命群眾拳腳交加，徹夜不眠的滋味，還嘗到了只准別人向自己頭上澆大糞，不準申辯，還得老老實實「認罪」的滋味。經過了充分的「觸及靈魂」的「皮肉之苦」之後，吳左派就被戴上手銬、頭上蒙上黑布投進了著名的秦城監獄（連監獄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實的當代秦始皇）。「革命群眾」和「革命監獄」在被批鬥吳晗時的極端殘忍、單憑壹點就可足以說明壹切：在他死前，頭髮已經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獄中吳左派被折磨得奄奄壹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當局仍不叫他死，為的是從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別人的罪證。但是他的老婆卻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吳的夫人袁震受盡折磨被從「労改隊」放回時，已經被折磨得奄奄待斃，子女送她去醫院，但由於是「吳晗的臭老婆」，醫院不收治。18日凌晨袁震半睜著眼停止呼吸，先赴黃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吳左派在阜外醫院壹邊輸液搶救，壹邊接受專案組的審訊，但不久審訊人員發現對方變成了壹具死屍……

吳晗的壹對兒女，時年14歲的女兒小彥和10歲的兒子小雙則是真正無辜受罪，女兒小彥想為父親討個「說法」，當局以「無理取鬧」和「擾亂社會治安」罪名逮捕，受盡摧殘、凌辱，被逼瘋後送入精神病醫院，醫院爭得暫時回家養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殘的小彥徹底絕望，決心以死抗爭，在弟弟小雙十八歲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長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歲多的小彥覺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務」，當天服毒自盡。這壹天是1976年9月23日，離「四人幫」被捕只差13天……（九死壹生的小雙後來選擇去美國留學。）

吳晗的結局比當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還慘，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對自己平生的所作所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據說，吳曾作過無數次檢討，估計他只能從自己「主觀」方面去找獲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動思想」。但是，他難道不應該辯護嗎？比方說：「我當年都是遵照毛領袖的旨意寫那些宣傳歌頌海瑞的文章的，後來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讚揚。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許他說過，但他剛說出口就被革命群眾揍得口歪鼻斜、滿臉鮮血了；也許他說過，但又有什麼用呢？不說別人無法聽到，聽到了又能怎樣？海瑞的墳也被挖了，屍骨被挖出「鞭打」揚棄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還有當年演海瑞戲的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致死了。難道妳這個寫劇本的「首惡」還不該命赴黃泉？

毛澤東再次祭起他的權力摩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面前上演了壹幕幕出爾反爾，賊喊捉賊，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的連台大戲。在他把所有的「敵人」和「恩人」都收拾完畢之後，他依然坐在「永遠正確」的龍椅之上，接受人們山呼萬歲、頂禮膜拜。

另壹個是女將浦熙熙修。

浦確實堪稱「右派」中的「左派」。不過她當年面對政協俱樂部的熱忱觀眾上演的那壹出《擊鼓罵羅》的折子戲，並不太成功，「功」 不能頂「罪」。「組織上」決定仍給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並不灰心，她積極改造，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特別是「認罪」態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為第壹批「確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剛摘了帽，她又「得寸進尺」，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可惜上面沒有理睬，沒了下文。後來毛澤東對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計浦右派也決沒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腸癌的浦，仍然向「黨」表示：只要壹息尚存，就要學習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後來文革來了，再也沒有人來管這個摘帽右派學不學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盡頭，臨終時沒有壹個親人在身邊，她終年不足60歲。

浦熙修本來應該成為毛的好學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愛的領袖設下的圈套套住，以致誤弄成敵人。這是浦的悲劇，也應該是毛的小小失誤。但這種「損失」對毛來說九牛壹毛都談不上，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而對浦來說，就是壹輩子的代價了。想當年，類似浦被命運弄錯位置的人在全國何止千千萬？浦大概算是這些悲劇人物的壹個代表吧。

還有當年上台猛批章羅聯盟那些名人，包括為整風「鳴放」憂心忡忡，對共產黨的忠心可昭日月，卻又被當成「反黨野心家」，被毛斥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當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類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當小丑的鬧劇：

曾昭掄在高教部檢討時揭發錢偉長說：「當他們（六教授會議）分析形勢后，錢偉長提出三種可能性，第壹是共產黨動員三百萬軍隊上街，這會失去人心，共產黨不會幹；第二是共產黨提出「收」，這也會失去人心，這樣知識分子以後就不講話了；第三由民盟出來講話，顯然第三個辦法可行。」

曾昭掄對費孝通的揭發更多，「情節」也更為嚴重，他說：「解放前，費孝通壹貫結交反動官僚、政客、學閥和軍閥以及帝國主義外交人員、文化特務、學術騙子，借他們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國勾結帝國主義學者、功能派頭子馬林諾斯基。后又去美國勾結哈佛大學的美國特務費正清夫婦。1947年勾結上了衛立煌，被衛請去『講學』。因此，費是壹個『壹貫勾結美蔣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發曾昭掄，說他是北大的「惡婆婆」：並且，「曾昭掄在外國是學化工的……他對德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使用毒氣殺人這件事很感興趣，於是寫書寫文章，鼓吹毒氣化學以獻媚于當時的反動政府……」

費孝通則反戈壹擊，想為自己找條生路，他揭發：「錢偉長在6日的『六教授會』上說，教師要領導學生準備暴動（錢偉長堅決否認）。」又說：「6月10日，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不止重複了壹次……」

錢偉長則在清華大學揭發，是費孝通把他拉進「章羅聯盟」，並把他介紹給儲安平……

章羅陣營的下壹級成員更是「亂成了壹鍋粥」。「章羅聯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陳仁炳就主動坦白：

「怎麼能說我們這個小集團不是反共的呢？……」

「章羅聯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則羅列了羅隆基的「十大罪狀」。

章伯鈞之子章師明在南京對其父「發難」，公開聲明：「他是我的父親，如果他不放棄走資本主義的幻想，徹底承認錯誤，我就要和他脫離父子關係。這樣的父親，對我是莫大的恥辱！」

儲安平之子儲望英也起來造父親的反：「我要給儲安平先生壹句忠告：希望妳能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的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這些認罪書和「造反聲明」都登在《文匯報》上。

後來這些教授、專家、主任、委員互相揭發、攻訐的語言就越來越不文雅，什麼「蠢驢」、「野豬」、「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國家縱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報紙的大雅之堂。

這裏順便還講幾句民主黨派之外文藝界的事，文藝界的人以著文為生，歷來的「文人相輕」遺傳，加上政治高壓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見血腥，如沈從文、葉君健批蕭乾，郭沫若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令沈兩度自殺（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聶鉗弩、邵荃麟、張光年，劉白羽批丁玲、陳企霞，艾青，馮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馮雪峰，田漢批老舍，老舍批吳祖光……

所有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給圈套、下絆子，最實現的目的就是想排除當局對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贖罪，免划為右派；己經被確定為右派者，則希望當局能突發善心，摘掉「帽子」。當然也有的想將對方作為「墊腳石」， 助自已再爬上壹個台階的……

不過，就像擠壓在壹個籮筐里的螃蟹，最終不管是咬人者還是被咬者，全都渾身是傷。最後還是被主人提著壹鍋「清蒸」、「紅燒」了。

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藝界人士要「清高」壹點，而如今已經完全等同了，他們中絕大部分不得不向當局認錯求饒，像犯了錯被家長責打的小孩壹樣，壹邊眼淚鼻涕齊下，壹面痛悔陳辭：

「我們的罪行已達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彌天大罪，叛國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過去，我痛恨章羅聯盟，我壹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壹刀兩斷。」

（以上為費孝通）

「我檢查這次我犯的反黨罪行，檢查我幾十年壹貫的反動歷史，看到我的滿身瘡疤，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醜惡。」

「黨壹貫挽救我，但我始終抗拒改造，黨對我這樣壹個怙惡不悔，這次又犯了這樣嚴重罪行的人，還耐心地幫助我……黨這樣仁至義盡，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鑄成）

「……這就是我們這個醜惡集團的見不得人的目標，我現在痛恨這個集團，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請求黨給我最嚴厲的處分，我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我要爭取徹底改變立場，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今後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誨，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陳仁炳）

這裏要特別提及壹下錢偉長。這位錢教授不僅在當年反右中極力嘶咬同儕，企圖立功贖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願）。還把這壹套銘記在心，當作後半生做人的坐右銘。1986年11月，在反右運動即將三十周年之際，有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諸人，倡議召開壹次「反右運動學術討論會」， 邀請函也發到了錢偉長手上。錢教授壹看竊喜，認準立功的機會到了，便將此邀請函上呈到最高當局、太上皇鄧小平的案前。鄧壹看大喜，立即派員撲滅了右派們的「翻案」 之火，三位發起人受到開除黨籍、嚴加批判、予以監管的處分。（鄧小平錯把許良英弄成王若望。後來方、劉、王三人被迫流亡海外）。還連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錢卻因這次檢舉有功被鄧大人欽批為「表現很好、應予重用」。結果榮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忝居「黨和國家領導人」之末。錢大喜過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國檢舉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檢舉揭發受到的最高獎賞者了。正是：

為了壹頂「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過，在反右中也有「頑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負責人之壹的彭文應就壹直不承認所謂的「章羅聯盟」和自己參加聯盟的「罪行」，哪怕這時他全家在經濟上已被中共逼入絕境，而且當局允諾只要他「認罪」，就恢復他的工作和經濟來源。這時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兒跪在他面前求他「認罪」：「爸爸，為了兒女，妳就承認下來吧……」

他淚眼花花面對小女兒揪心的呼喚，卻鐵下心不為所動，真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彭文應曾於1962年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貧病交加中去世，年僅58歲。之前彭的妻子和壹個兒子已經在貧病交加中先「走」了。彭臨終前致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終止反右。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更是刀槍不入，在批鬥會上大聲宣示：

「讓我承認錯誤除非砍下我的頭。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里去！」

有如此氣節的當然是鳳毛麟角了。

可憐的是那個口口聲聲求饒，「請求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的陳仁炳，不僅當時當局沒有給他「重新做人」 的機會，就是到了1979年全國99.99%的右派都已獲「改正」時，陳卻仍被作為五個不予改正的全國性右派中唯壹倖存者，當局彷彿故意羞辱他，與他作對，讓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對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經故去的全國級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來說，不但無損毫毛，其家屬後人還引以為榮，正如章詒和所言，他父親和羅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遠的「自豪」。然而對於壹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陳仁炳來說，偏偏不予改正無疑是對其最致命的壹擊，最後不得不「抑鬱」而終。

當然也有壹些右派後來又飛黃騰達了，如費孝通、錢偉長後來都擔任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但是這些人在無限風光的後面，卻總有揮之不去的反右派時那段不光彩的陰影，所以最怕人們提起反右運動，故總是委婉地說：「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費孝通）。

其實，這種躭心是沒有必要的。作為當年那場「陽謀」的受害者來說，不管怎樣，他們都不應承擔罪責，在高壓下說－些違心檢討的話，也不是很丟人的事，沒有必要因此隱瞞這段歷史。但如果刻意隱瞞歷史，反而成了為罪惡製造者們掩飾罪惡的幫凶了。這也是對自己、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犯罪行為了。

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受害者，包括中共內部人士，終於掙脫羈絆，拿起筆來加入記錄歷史的行列。

多少精英填溝壑：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消滅和對知

識分子的全面扼殺



如果在上壹節我們主要記述了毛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精神催殘的話，那麼，我們在此節將看到毛在反右運動中對所謂「右派分子」繼之以肉體消滅的滔天罪行。

在建國初期，毛主要藉助所謂清匪反霸、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紳、地主、惡霸等名義消滅了大批體制外、或者敵對方（國民黨）投誠過來的知識分子。當時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殺」或在鎮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處決的辦法，更多的是交由農民、基層幹部自行處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們的文字資料，所以我們對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絕為這些惡行的受害者甄別平反。有人誤以為那是在「革命的急風暴雨」式的鬥爭中群眾自發的過激行為。這絕對是錯誤的，它完全是毛有計劃的屠殺，只要想壹想當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對到訪的蘇共代表米高楊說的所謂要「打掃屋子、清除雜草、垃圾、塵土、跳蚤、虱子」的話，就可知，毛在建國初期進行的各種名義的「運動」，都是其有計劃的對己經歸順的、手無寸鐵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的惡毒的大屠殺。這是歷史上任何改朝換代時期新朝統治者所沒有過的暴行。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屠殺的人有的是自投羅網，有的根本沒有想到逃離，結果全都束手待斃，引頸受戮。在毛建國初期這種「大掃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歷史去探究了。

反胡風和肅反，是毛從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而且重點是對體制內知識分子迫害的開始。關於這段歷史，我們在有關「階級鬥爭」的章節中已簡單介紹了。接下來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殘、迫害知識分子的「主戰場」，文革是壹場綜合性的對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反動，我們將以專篇敘述；反右則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運動，這裏主要講述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摧殘。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風細雨」、「不打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擋案袋）」的「感召」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大學教授、文化名人、由國民黨投誠過來的老政客、老將軍，以及更多的壹般知識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網」之中，然後被其壹個個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處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讓其自我滅亡。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特別是未經歷其事的後來人，看到這麼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壹定會以為這是毛的手段無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幼稚、衝動所致。但這種認識是非常錯誤的！是不懂歷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結果。因為從總的方面說，那麼多高級知識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當受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而是由於誰都沒有料到毛作為 「壹國之君」、壹個號稱「最先進」、要「解放全人類」的執政黨的領袖，竟然是如此無賴，如此言而無信，如此出爾反爾，如此厚顏無恥下流！

上當受騙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鈞、羅隆基之外還有龍雲、黃其翔、陳銘樞、黃紹竑等等），還有壹些是文化界、新聞界的名流，這些都是富有政治經驗和社會閱歷的知識精英，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深知現代政治的「遊戲規則」，深知作為政治領袖人物的起碼道德「底線」。所以，才認定以毛的身份，在國家級大講台上的公開宣示，白紙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談會上的推心置腹，公開場合的信誓旦旦，不應該是「騙人」的伎倆；因為古今中外的君主、總統或國家元首壹級的要人，都沒有這種先例。正如後來章伯鈞私下對他女兒說的，他是「高看了共產黨」，以為共產黨作為壹個大國的執政黨，應該能夠約束它的領袖，維護黨的信譽。實則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質和他無所不用其極的毒辣和卑鄙。後來的事實證明，從本質上說，毛仍然是盜跖、庄蹻、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壹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這類人厲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於是就發生了知識分子、飽學之士，遇到「無產階級」領袖兼厚黑大師便－敗塗地的悲劇。

完全可以說，僅僅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的表演，便足可以將毛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前面我們已經說了壹些大右派的經歷，這裏再說說更多的壹般右派的來歷，看看這些「右派分子」是怎樣的壹批人，他們是怎麼「上鉤」成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說，占右派絕大多數的壹般知識分子（很多人其實夠不上知識分子，如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的小幹部、小職員，工人、甚至有中學生和小學生），並沒有真正的「右派言論」，而是被毛的默認陰謀和陷阱將其「圈進」右派隊伍里去的。具體原因可謂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壹是向來與領導關係不好，不大聽話，這種人就難逃厄運了；二是出身所謂剝削家庭，或者個人經歷、社會關係較「複雜」，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准階級敵人」，劃成右派是「理所當然」；三是在單位里有些異類，遭人忌恨，或人緣不佳，遭人討嫌者；四是口無遮攔，隨便發議論；五是完全意外的「無妄之災」。

以下各舉例以證實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縣田家窩堡人，反右時在蘭州大學醫學院任馬列主義教員，1957年被划為右派。由天被划為右派，她自己說是學校想提升她為副教授，但她卻主動推辭掉。她這壹「高風亮節」 之舉不但沒有贏得讚賞，反而引起領導、同事的指責，說她是故作清高，製造矛盾，破壞團結。反右時因此將她划為右派。

其實，由天被划為右派更主要是因為她有壹個在美國的丈夫。由天與其夫都是當年日本侵佔東三省時，不願做亡國奴而流浪到內地的青年，他們在流浪中分別在重慶、成都讀完大學。之後她丈夫去美國留學，由天壹人帶著三個孩子留在國內。毛共建國后，由天與丈夫天各壹方，但保持通信往來，丈夫在美國當了教授，時常寄錢回家。正是這種當時令人恐懼而又說不清楚的「海外關係」，使她成了右派，並處以送勞動教養。由天在教養農場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療，得知她患病的丈夫於1959年秋天從美國回來看望她，被臨時安排在寧夏大學當教授，但之後則再也回不去美國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單身出逃不知所終（估計死於「革命群眾」之手）。三個孩子也沒有存活下來。

李景沆，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分配在天水壹中當教師。李的家人因受壹個親戚影響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儒目染，也信了基督教。這就成了他日後成為右派的理由。

其實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膽小怕事。他按照「上帝」關於「要服從在上面掌權人的意旨」的教導，對領導畢恭畢敬，凡開會發言必歌頌共產黨。整風開始，學校領導動員他幫黨整風，他仍然只是歌功頌德，不管怎樣動員，他始終不改口。領導們分析，李這種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擁護共產黨，唯物論與有神論是互為水火、勢不兩立的。於是仍然決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單。

李景沆曾經對人說過：「我害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肅反時已把我嚇得跟貓娃壹樣，我哪裡敢對共產黨不滿呀。」但這似乎夠不上右派言論。所以，當領導宣布他堅持反動立場、划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李爭辯說：「鳴放中我沒有提過壹條意見、怎麼划我右派？」領導說：「妳不說不等於沒有意見，妳不說，卻比說的人還反動！」李無言以對、就此成了右派。

還有壹個跟名人有關的右派。建國之初，國民黨反正過來的鄧寶珊將軍當上了甘肅省主席，鄧立志要弄出壹點政績，決定大修水利工程。於是給他的老友，時任國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求援。傅作義便給已在美國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專家傅作恭寫信，勸其回國來幫助鄧寶珊搞水利建設。傅作恭對共產黨也十分崇敬，於是毅然拋棄了在美國的優越生活回國，去到甘肅搞水利建設。傅被任命為甘粛水利廳總工程師。這時甘粛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正計劃在甘粛搞壹項偉大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但作為水利專家的傅作恭壹眼就看出其計劃荒謬不可行，於是直言不諱提出反對意見。這時剛好反右運動來了，張仲良認為傅是階級敵人破壞經濟建設、向黨進攻的典型，毫不猶豫就給傅作恭載上「極右分子」 帽子，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這個身材魁偉的水利專家，後來被活活餓死、折魔死在農場。

這裏順便講講那個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張仲良搞這個工程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大辦水利」 的號召，張調集十多萬民工苦幹了兩年多，最後丟下數以千計的屍體、耗費了難以計數的物資錢財之後，下馬了。原計劃澆灌1500萬畝地壹畝也沒有澆上，己建的部分在當年就給山洪衝垮了。人們謂之「急火火地上馬，血淋淋地下馬」。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說上面這幾人划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影響，那麼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達是烈士遺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兒院撫養長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許擁有這些先天優越的條件，王達在單位 甘肅人民廣播電台 有壹種天生的優越感，且性格倔強，對自己的頂頭上司作出的決定往往發出不同意見，而且還愛「當面提出」。到了反右，領導決心「教訓」他壹下，隨便找上幾條他「反領導」的言論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達也就變成人民的敵人了。

至於各種「無妄之災」，就更離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華東金融系統支援大西北的幹部，當年他不僅放棄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肅，又主動放棄了留在武都或臨夏這種條件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動要求去條件更艱苦的岷縣工作。後來領導照顧他與妻子團聚調到臨桃。

到臨桃人縣民銀行工作后，同事們風傳壹位行領導與某女職員有「不正當男女關

系」。高尚斌不愛理這些閑事，只顧埋頭工作。有壹次他去請行長簽壹個文件，不小心未敲門就走進這位行長的辦公室，正好碰見行長與那位女職員在行「好事」，他立即轉身退出，也不告訴任何人。但事情已被發現，領導終不放心，於是趁反右派之機，列出高几條罪狀，接連召開批鬥會，要划他為右派。可高問心無愧，拒不認罪。這樣，對他批鬥便無止無休。壹次，他被帶去參加另壹個單位對右派的批鬥會，那個單位的右派個個低頭認罪，主持會議的領導就宣布休會。這使得高產生了幻想：我也認了，不是就不挨批鬥了嗎？果然，在他承認壹切之後就不被批鬥了，但是換來的是壹頂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賤民」生涯，高在教養農場九死壹生，差點丟了性命。

後來那位行長也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但這於他又有何補呢。

（以上取材於邢同義的《恍若隔世 回眸夾邊溝》壹書）

胡平的《禪機 1957》中則說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區某壹個小學的教職員工，由於遠離城鎮，過著與世無爭的「世外桃園」 般的生活，半個月看壹回報紙，蔬菜自給自足，也從不關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風反右來了，該校30來名教職工，上級給派下抓5個右派的指標。校長好不容易抓到了4個：兩個是在會上給縣教育局提意見，第三個是偶爾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與鄉長摟抱在壹起，鄉長不能放過這位老師；第四個老師是對班上壹名畫手槍說要打死他的頑劣學生訓斥壹頓，並撕掉了那學生划的手槍。哪知該學生的舅舅就是帶真手槍的公安局副局長……

還差壹個未能完成的任務，怎麼辦呢？校長日夜為此焦心。恰好這時分配來壹個年輕的新教師，這個新教師來到第二天就寫了入黨申請書。校長對他的入黨申請並不感興趣，偶爾跟他談起還差壹個右派的事，年輕教師看見領導犯難，想了壹會就自告奮勇地說：

「校長，要不，這個指標……給我吧。」

校長像抓到救命稻草，緊緊抓住年輕人的手，真誠地說：「那就委屈妳了，不過年輕人吃點苦也好，算是黨組織考驗妳。最多兩三年吧，妳再回到學校，我壹定讓妳入黨！」

校長開出的當然是壹張絕對的空頭支票，據說後來這位右派教師在教養農場「瘋」了。這個年青人的壹生就此斷送。

董玉寶是另壹類型，他原是河南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主持學校工作。反右運動中，上級要董抓右派，董認為自己單位確實沒有右派，要求上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地委書記王某聽了勃然大怒，厲聲呵斥道：「妳就是右派！」於是董玉寶就成了右派。

張賢亮在《煩惱就是智慧》里說了壹件事：

張已經劃了右派在教養農場勞動改造。壹天收工回來，見到壹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哭。張看他的樣子有些奇怪：這樣的人也是右派？後來才知道原委：

原來他所在的縣要押送20個右派去勞改農場，領導已經派了押送幹部。這位老

鄉從沒出過遠門，也想趁機外出遊玩壹趟。苦苦請求之下，領導同意他也參加押送。誰知途中壹個右派逃跑了。兩位押送幹部打電話請示縣領導怎麼辦？任務是必須完成的，無奈，縣領導決定讓這位老鄉頂了那個逃跑右派的「缺」。

還有「玩笑右派」。王躍文在《我曾混跡官場》中講了他父親被划為右派的故事。

他從小知道父親因言獲罪，但不知細故。後來，父親終於告訴他事情原委。原來父親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家鄉的縣裡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是年輕人，平時大家很隨便，

常常互相開玩笑，誰也不在意。縣委書記的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雖然尊貴，卻是個麻

子．壹次他父親心血來潮，想跟她開個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題了壹首打油詩：妹

妹壹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壹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不久，反右派

來了，這件事情被定性為：攻擊縣委書記夫人=攻擊縣委書記=攻擊共產黨=資產階級右派。於是他父親被定為右派分子。終身命運就此徹底改變了。

還有「小便右派」。某單位在反右補漏時分得壹個右派名額。領導感到很難辦，便交給大家去「評選」。可開會時誰也不發言，會議陷入僵局。正當難堪之際，壹人

突然起身去廁所小便。此人剛走，便有那腦筋靈活者提議：就選他！於是眾人附和，

壹致通過，全體如釋重負。等那人從廁所轉回時，會議已宣布散場。過後領導才把群眾「評選」的結果告訴他，已經上報定案了。

四川達縣有壹個可能是全國最小的「右派」。 原來達縣城關鎮壹家鞋帽生產合作社職工冉某，在整風運動初期想給某副鎮長提意見，但自已既不會寫又不會划。見到鄰居家壹小學生喜歡畫畫，便請他畫了壹幅題為《壹手遮天》的漫畫。後來運動轉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橋自殺了。領導追究那幅划的來歷，壹查，原來是冉的鄰居、12歲的小學生張克錦所為。張克錦從小愛划，得過少兒繪畫大賽獎項。於是把張克錦小朋友從學校抓回，給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齡太小，上面不批。於是改稱「右童」， 並把他關進牢獄。壹關7年，放出時就夠資格成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這樣，毛澤東的「反右鬥爭」取得輝煌勝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來自投羅網」，被「壹網打盡」了。

這裏須說明壹點的是，毛自建國初至文革之前發動的各種「運動」，都是採取由各級黨委、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農村基層黨支部負責的辦法，各單位的負責人就是本單位「運動」的領導者。這就給領導以打擊報復、公報私仇、拉幫結派等等以極佳的機會，反右運動也是如此。於是，領導逐漸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黨」 的化身，甚至變成單位里的 「小皇帝」。正是這千千萬萬「小皇帝」，托起了毛澤東這個「大皇帝」。

下面講右派們的後續命運。

抓住了這麼多「右派」，對右派的「處置」自然成了個大問題。1957年7月，毛在青島召開了壹次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這次會議的內容之壹就是研究、布置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毛在會上講了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上的決定。後來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5卷，題為《壹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這篇講話的開頭，毛就宣稱說：

「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妳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說，右派是十足的敵人。

但是，後來在對右派公開處理時，毛卻耍了點花招，大概出於他的「仁慈」，他宣布：對右派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後來對右派的最高處罰是「送労動教養」，據說這是壹種「最高行政處分」。這使人感到他仍然「寬宏大量」，對右派分子是「仁至義盡，從輕發落」。這樣做，在毛看來能收壹箭三雕之效：壹是留下這些人作「反面教員」，讓人們看到反對與共產黨的下場，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餘價值」。不管讓他們留在本單位勞動或是送去教養農場，都可以讓他們為國家創造價值（毛說過，把幾百、上千萬地主殺了太可惜，不如留下這批勞動力划算；三是能為毛和共產黨嬴得「寬大為懷」的名聲。特別是外囯人和我們的後人，他們研究中共的歷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獻為依據，當看到毛對「猖狂的、罪大惡極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時，誰還相信中囯共產黨統治是什麼「暴政」呢！

對右派的具體處置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認為罪行比較輕的交原單位或回農村「戴帽」管制勞動；認為「罪行」嚴重的「極右分子」或者態度惡劣者壹律送農場勞動改造，此中又分為兩類，－部分送去專門為右派設立的「教養農場」；－部分送邊疆軍墾農場，或它們的附設機構。不管那種農場，實行的都是嚴酷的勞改政策。

這裏簡單說說這個教養農場。據說，它是仿自蘇聯的「勞動營」。

為了給右派送去勞動教養製造法律依據，國務院於1957年8月4日，通過《人民日報》公布前壹日發布的《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和《勞動教養條例》。（這不能演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規）《條例》說明這個制度出台的依據和宗旨，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0條的規定，為了把遊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能力的人；為了給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人壹條悔過自新的出路……」

妳看，完全是為了做好事啊，是為這些人謀出路，積德行善才搞這麼個辦法。那麼，憲法第100條又是怎麼規定的呢？經查，其原文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會公德。」

原來如此。這個憲法第壹百條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邊，而且也未為實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謂「勞動教養」提供任何依據。所謂根據憲法100條將壹些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詞，實乃毛和中共為所欲為、變相踐踏憲法的行為。而且，就是在這個《勞動教養決定》中規定的四類教養人員中，也沒有「右派」壹說，四類人員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遊手好閒、違反紀律、不務正業……」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響應毛的號召（甚至被迫「響應」） 「幫黨整風」的現職幹部、教師、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有正當、合法的職業，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會精英。妳看，為了給右派治罪，毛及其幫凶居然偽造「憲法」， 編造莫須有罪名，是何等卑鄙無恥！

重要的是，這個條例規定有關方面可以不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將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在反右時則是由單位的領導便可將本單位的所謂右派送去農場教養。《條例》說勞動教養不算刑亊處罰，只是「最高行政處分」。但教養農場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管理，教養人員實際上與「勞改犯」沒有差別「壹視同仁」。很多地方沒有教養農場，或教養農場不夠，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勞改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