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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毛对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矛盾的：他不能完全离开知识分子去搞“革命”，但又认定他们是异类，不相信他们，要不断地敲打改造他们。而且，从毛的内心来说，他认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除外），是“改造”不好的，所以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终身的。也就是说，永远是壹种异己的力量。所以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有关对知识分子的“名言”：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知识分子没出息”

“知识越多越反动”

“读书越多越蠢”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

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最恶劣的壹次表演是在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谈到秦始皇时毛说的壹段话。当毛说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专家时，林彪插话：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壹贯承认，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罢哈哈大笑，引得全体中共大员也跟着大笑不止。其洋洋自得之态，其狰狞可怖之目，跃然纸上。

如是，在这样壹个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亘古第壹暴君毛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就无可奈何地注定了。



附壹：建国后、反右派前，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迫害



这里需要说明，此处说的建国后、1957年反右派之前对知识分子打压迫害，其实只是指其中几个事件，而且，如反胡风运动，因为已归入敌我矛盾阶的级斗争之列，此处不再叙述；还有如上述毛自己说到的借镇反之名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以及绵延无尽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这里均不涉及。

最早是借两部电影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敲山震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获得观众壹致好评。这是壹部以戊戍变法为题材的电影，基调是对变法失败的惋惜，对以慈喜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揭露和鞭挞。它的爱国主题和進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从清末到今天、海内外华人对此次事件的壹贯看法和学术界的不变评判。

可是，这样壹部简单易判、是非分明的艺术作品，却被壹贯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专门把白弄成黑、黑说成白的壹对夫妻硬说成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这对夫妻就是毛泽东和江青。

要说清楚这壹事件，还得牵涉到中共高层内部的关系，不能不多说几句。毛共建国后，毛就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开始逐步将他与昔日的战友由“同志、上下级” 关系改造为君臣关系。这壹计划当然不好说出口，而只能从“大权独揽”、“说壹不二”做起，逐步推進。对毛的秉性和他的“革命目的”最清楚不过的江青，决心在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了解毛的“革命目标”，更了解他的不同凡人的思维方式，其中重要的如指鹿为马、朝三暮四、翻云复雨等等。

这时江青正面临后宫危机。毛進北京、搬進中南海丰泽园后，就故意与江青分居。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抛弃她，至少是冷落她。这种情况正是毛要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的信号之壹。其实当时江青才35岁，风韵犹存，毛没有什么理由抛弃她。可是江想到杨开慧、贺子珍的下场，想起毛的好色无忌、暴虐成性的本性，以及历史上帝王们喜新厌旧的传统，想到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宫、过那种凄淸寂寞、行尸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经过反复的瞑思苦想，江青终于悟出了道道，这就是帮助毛实现他的“帝皇梦”。只有这样才能让毛感到她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电影《清宫秘史》正好提供了这样壹个机会。

这时，江青的处境还比较困难，毛还遵从与江青结婚时党内高层与之约定的“约法三章”：江青不得干政。所以，毛登基后并没有给江青安排显要之职，只是根据她的老本行，给她在文化部安排壹个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虚职。

然而江青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并无多大实权的职位上，为毛成就大权独揽、党内独尊、说壹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事情要回到《清宫秘史》的上演上来。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放映了专场，目的是取得中央领导的认可，然后好在全国放映和宣传。在专场放映时，毛没有去看，刘少奇等领导人及其夫人都去看了。刘少奇在观看之后和中宣部部长陆定壹、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等人的观点也不谋而合。

既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都肯定了这部影片，中宣部领导当然认为应该给它放行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请示毛了，毕竟只是壹部电影，而且大家看法都壹致，就不应用这种小事去打搅毛了。他们当然也没有征求当时还从未以“第壹夫人”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见（不以毛的夫人身份出面，也是毛与江青结婚时所接受的三个约束条件之壹）。

岂知冷眼旁观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觉感受到了这是壹次为毛立功的好机会。她故意在这部电影在各地上演并获好评后才去毛处告状。江与毛谈话的原话已不得而知，她跟毛说的重点也肯定不是影片本身（对影片本身的审视无足轻重），而主要针对两点：壹是指出这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旁落的苗头，毛本来就十分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这壹点自然十分敏感；二是特别指明、抢了毛的独家话语权的是刘少奇，因为江青知道，毛这时对刘少奇开始有了戒心，在上壹年春天刘去到天津时大谈“发展资本主义”甚至说“剥削有功”，已经引起了毛的不满。

由于江青对毛的内心想法了如指掌，所以，她壹告即中。江又调来《清宫秘史》单独放影给毛看，毛看了后同意指其为“卖国主义”影片。只是，毛当时还不想为如此“小事”与刘少奇撕破脸皮。于是决定由江青出面，找到陆定壹、周扬、胡乔木，说《清宫秘史》宣传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这中间江青卖了壹个“关子”，她故意不说明这是毛的意见，而是把自己和毛的意见混在壹起（江意欲以此获得毛的代言人身份），这便使陆定壹等人很为难，因为搞不好，这要承担挑唆党内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罪名。但又不能不对江青的警告作出反应。于是组织人马写了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但想来想去最终没有发表。毛因忙于其他政务也没有过问此事，不过他记下了这笔账。

后来文革中戚本禹写了篇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专门谈及这部影片之事，并把这壹切算到刘少奇的账上。刘始则莫名其妙，继则如梦初醒，因为此前他根本忘记了此亊，更不知有此壹说。

江青这次虽然没有掀起大波澜，但已初步引起毛泽东的重视，算是达到了壹半目的。自此，她打定主意，要做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电影方面的侦察兵、看门“犬”，再立新功。

很快，机会又来了，那就是《武训传》事件。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与周关系不错。影片题材是根据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遗愿拍摄的。拍摄之前孙瑜当面请示了周恩来，周以他惯有的严谨、小心和思虑缜密的作风，作了三条指示：壹、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被尊为该剧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传》依据的是真人真事，是清末壹件奇闻，其基本亊实是：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县（今聊城）人，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出身贫苦农家，父亲早年去世，武七跟随母亲到处流浪，以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打长工，主家欺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使其深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得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壹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让其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含垢忍辱，始终为了让贫寒家孩子上学这壹崇高目标奋斗不息。经过30多年不懈的努力，武训积攒了两千多两银子，全部拿出办义学，他自己仍然过着“居不求安，饥不择食，衣则褴褛，卧无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训在家乡堂邑县柳林镇办起了第壹所义学，第二年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临死前又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

武训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直达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迹后对他的义举颇为感动，封给他“义学正”的官号，并赏赐“黄马褂”——壹种对特殊贡献者的嘉奖。武训却拒不接受这些“崇高的荣誉”，但如果他正面拒绝，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处死的，所以他只好装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進行反抗，完成了他的悲剧性格的完整性。其间，当他听到他的义学考第壹名的学生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不禁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这壹切表明，武训办义学之举确是不为名、不为利、真心实意为穷人，他自己到死都坚守穷人的名份。

像武训这样的奇人奇事，不论在哪个朝代，都会被褒奖赞扬的，这也是人们普适的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武训不接受朝廷嘉奖之举，更适合马列主义的“阶级性”要求。

编导者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使之更适合毛共的理论和胃口，又在剧情中加入了编造的太平天国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進行狱中暴动、与官府進行武装斗争，但最终失败的情节。还在影片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加上了壹段旁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坚韧地斗争了壹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救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就是这样壹部既有阶级性，又有人性，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影片，在全国99.99%的人民看来，都是壹部具有“积极教育意义”的“好影片”。可是谁能相信，到了毛泽东、江青的眼里，却变成荼毒人民，污蔑革命斗争的“大毒草。”

事情是这样的，《武训传》拍完后，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给中央领导看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都去了。唯毛泽东、江青没有去（恐怕是故意所为）。看完之后，朱德握着编导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随即，影片在北京公映，获得壹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观众写来的观后感，好评如潮。后来壹些专业影评人士、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也纷纷发表影评文章，壹致对影片给予充分肯定（后来批判时说报刊发表这类赞颂文章有48篇之多）。

这次，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江青，决心要作壹篇“大文章”，掀起壹次大的波澜，以抵消上次未能将《清宫秘史》公开彻底批倒、批臭的遗憾，同时借以大大提升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虽然极为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其时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毛每天为他的“杀人事业”忙碌不叠，对壹部电影这样的事当然顾不过来。

而江青正好充当了毛在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时机，她要等到《武训传》已经在全国“火”起来才出手，以便使事情闹大，引起毛的足够重视。

江青当时是怎样在毛面前告“御状”，我们已不可细知。总之，江青对毛主义、毛的为人是深切了解的，而且她也把这壹套学到了手。壹般地说，毛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与壹般人、包括他的党内“亲密战友”相反的，壹般人认为好的，毛可能认为是坏的；壹般人拥护的，毛可能坚决反对。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 吧。不过看来不是壹切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只有毛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才如此，就如在苏联，也只有斯大林等极少数人堪当此誉壹样。

江向毛汇报了周恩来、朱德对此片的评论，特别指出《武训传》的编导乃周恩来的老同学，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持。这壹句就牵动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周恩来正是毛认定的主要潜在政敌之壹，虽然在延安整风时周已对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对周的怨恨并未消除，周精明能干，又广结善缘，在国内、国际上的人缘、名气都比他老毛好。毛对其是既恨之，但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用之。因此，如能利用这次电影事件，把它上纲上线做大做“危”，不啻是对周很好的壹次“敲山震虎”，迫使他以后更加驯服。

于是毛叫江青将影片调来。果然，毛壹看，加上江在壹旁提醒，毛立即认定这是壹株“大毒草”。 于是决心借此事对全国知识分子再来壹次“洗脑”，同时对周恩来，还有朱德来壹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他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壹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气、流气，以最高权威的口吻，对《武训传》進行恶毒的攻击和贬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整个中国电影界、文化界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直至看过电影《武训传》的普通老百姓，都犹如挨了当头壹闷棍，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些惊恐莫名。此时毛、江又通过党内小道渠道故意向全社会传出：此篇社论乃毛亲写。本意为增加社论的威力，引起全囯上下重视，但也增加了人们的惊恐和慌乱。

为了证明毛写的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立即组织了壹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武训活动过的地方進行所谓调查，江青以“李進”的代名進入调查团。在调查团尚未到来之前，山东省的有关领导、部门已经完全知道了此次调查的动机、目的，于是紧行动起来急做好配合调查的“群众工作”，完全满足调查团所需要的壹切材料和“人证”、“物证”。

于是，调查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包括江青在内的三位作者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调查记》得出的结论是：“武训是壹个以流氓起家， 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進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壹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壹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就这样，在江青的直接指导参与下，将武训的历史彻底颠倒、改写了，将壹个以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壹个舍身为义、感天动地的善举，污蔑成罪大恶极的罪人。

由壹斑可窥全豹。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从毛泽东去井冈山当山大王之后，他所从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又叫“民主革命”），到底是在干什么；他所宣扬、杀戮的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反革命到底是些什么人，而他的“共产革命”及其骨干、积极分子又是什么货色！

毛就是用这种无比卑鄙、无比邪恶、无比无耻、完全颠倒黑白的手法，编造出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壹生，从对武训的恶毒无耻的污蔑，到对知识分子设置陷阱的“阳谋”； 从在江西大打“AB团”，到最后将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毛的“革命路线”、“革命手段”和“革命逻辑”就是如此，从来如此如！这就是毛的“革命”的真相。

毛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恶毒诋毁、污蔑，在中共党内和社会上居然没有受到壹丝壹毫抵制或公开异议，有的只有奴颜婢膝的拥护、赞扬，有的只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说明毛主义己在全党、全国树立了绝对权威，毛顺利地独占了中共的“话语权”。为其后来从“领袖”向“皇帝”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仍然不肯就此收兵，像每壹个运动壹样，不搞得全国人仰马翻，人人心惊肉跳他是决不会罢手的。首先遭罪的当然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旁及那些影评家和写观后感的普通观众，他们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脸，摆出壹付哭丧的苦瓜脸忙不叠地写检讨、查思想，尽量上纲线上线辱骂自己，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宽恕，求得与毛思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点并不在影片本身。毛的重点是要借此再度开展壹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重点整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挖掉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震壹震党内那些“右倾” 的潜在对手。于是，壹场借批《武训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知识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运动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对武驯传的批判本身，而是要所有参加运动者“脱裤子”、“割尾巴”、人人过关。像毛所有运动壹样，先让检査者自己给自己掴耳光，然后让别人来掴、再互相帼，直到人人被掴得痛不欲生，倒地向党、向毛求饶……

在复旦大学，为了帮助孙大雨教授过“思想关”，批判会开了8个钟头；

北京大学的周炳麟教授，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职，被反复地整来整去仍然不能过关。他绝望了，只好铁了心说：“妳们不要再找我谈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为国民党殉节吧……”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

西南政法学院，壹位做过国民党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过关无望，便主动跳入长江……

为《武训传》作检讨的最高职务者是周恩来了。但是周是个党性很强的共产党人，他不会将自己在党内高层受到的打击、委曲向外人吐露，不过，也许是壹时疏忽了，或者觉得骨骾在喉，不吐不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见孙瑜，据孙瑜回忆说，周“在和我握手时微笑地问我：是否听到了他在北京为《武训传》所作的检讨？”这使孙大吃壹惊，原来周恩来这位堂堂总理因为这个《武训传》而要在党中央作检讨！

联想到因《武训传》而使全国的知识分子挨整，甚至不少人丢掉了性命，孙瑜很后悔，很痛苦：早知有今天，何必当初！搞这个鬼电影干码呢。

可是江青和毛泽东则真正开怀了壹阵子，当年11月，由于江青在电影战线屡建奇功，聪明的胡乔木提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书面报告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提笔欣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江青总算突破了“不得干政”的桎梏，正儿八经做官了。自此，毛、江的夫妻店越开越大，越开越红火。

因为《武训传》，知识分子们被整得失魂落魄。好不容易刚刚告壹段落，又发生了壹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的公案，害得知识分子们忙不叠继续检讨下去……

问题是从1953年5月开始的。红学家俞平伯出版了壹本叫《红楼梦研究》的新书。当月《文艺报》登刊了壹篇介绍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资格的红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不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旨意。俞在《红楼梦研究》之外，又写了壹篇叫《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宣扬自己壹贯的观点。

哪知，俞老先生不经意踩中了毛泽东的壹颗地雷。原来毛泽东也是个“红迷”，他将红楼梦读了多遍，在讲话、作报告中不时引用书中原文，故事，比如，他壹次在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时，就说这是“我们的古人王熙凤，又叫凤姐儿说的”。将壹个小说中人物说成“我们的古人”，大概只有毛才能这样说。更为重要的是与千千万万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毛硬说《红楼梦》是壹部以反封建为主题的小说，是反映清代中晚期“阶级斗争”的百科全书。但是凡看过红楼梦的人可能都会对毛的说法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明明是壹部描写壹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说，书中以贵族小姐、公子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穿插了大量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事件、风土人情，由于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和对社会万状的洞悉，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许不为过，但若说它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则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壹度被统治者以“诲谣”为由禁止，但从未听人说过它“诲盗”或教唆阶级斗争、教人造反。曹雪芹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说他的书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符合。毛又给古人制造了壹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这时，两位受了阶级斗争教育，又能体会毛的红学思想的共青团员大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壹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寄到《文艺报》，但没有发表；然后又寄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得以刊出。

专门窥视意识形态领域动态的江青注意到了这壹情况，她拿着《文史哲》刊登的李、蓝两位作者的文章要求《人民日报》转裁，总编邓拓以《人民日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表示恕难从命，并建议由中宣部转知《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后来这两报都刊豋了。

壹年以后（不知何故拖了壹年之久，也许是这段时间毛忙于其他更重要的阶级斗争不能分身），此事被毛从新提了出来，并写了壹封气势汹汹的信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官员，信中说：

“……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的唯心论讲统壹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这封信中，可见得知江青几次向毛告御状都完全获胜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观点。表明毛、江政治上的高度壹致性，而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标。从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壹般的夫妻关系，而是壹种奇特的“名义上的夫妻、实际上的政治盟友”的关系。江青成了毛政治上的代言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高位只是迟早问题，时机问题，这壹点双方心里都已深信不疑，后来都兑现了。

只是可怜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又因此迎来了新壹轮的思想改造运动，无数人又陷入“讲不清、道不明”的“脱裤子”、“割尾巴”的尴尬境地……其中被毛点名的《文艺报》和文艺界的领导们更成了“重灾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接连召开了八次联合批判大会，《文艺报》总编冯雪峰被撤职，编委会被改组。冯雪峰等人后来在反右派的第壹时间便被确定为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充军劳动改造。

由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牵连出壹位中国近代学界泰斗级人物被批斗，只是这位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不在大陆，他就是胡适先生。毛发动全国学术界对胡适声讨，很有点像唐·吉诃德对风车的战斗。不过在毛看来，重要的报了胡适当年在北大轻蔑自己的壹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壹次去北京时，在恩师杨昌济教授的引荐下在北大图书馆谋了壹份临时管理员的差事，有空闲时可以免费去听教授们讲课。壹次毛去听胡适的课，大概是听得入神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便斗胆向胡提出了壹个问题。当这位名教授弄清了这个操湖南腔的提问者并不是北大的正式学生，而只是壹个旁听的临时工时，便拒绝回答，卷起书本潇洒地走人了。

这对壹贯心高气傲、而且立志要做改造宇宙的大英雄的毛来说，无疑是壹次难以容忍的羞辱，这个壹箭之仇怎能不报？只可惜1949年胡去了美国了。无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勒令大陆学者来壹次对胡“万箭齐发”式的虚拟报复。当然，这对胡博士来说毫发无损，但却使大陆知识分子跟着倒霉，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检查检讨。

毛的另壹个收获是，由于拿红学权威俞平伯来开刀，几十年来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不悦耳之声，自此从毛的耳边消失了。从此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毛氏的红学理论，即红楼梦是壹部“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云云。。

毛玩政治权术玩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学领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横行无忌地入侵并占领了大陆中国的学术殿堂。

最后要说的壹件事是毛与壹个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战斗，虽然打击的对象只是壹人，但情节却精彩动人，意义非凡，这就是所谓的“梁漱溟事件”，或称梁与毛泽东之间的“雅量”之争。

梁漱溟对毛的面折廷争，虽然只发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几天，但它却是壹起不寻常的事件，是毛统治下绝无仅有的壹位民主党派人士、壹位非党知识分子对最高领袖当面要求话语权、申辩权的抗争；而且由于毛与梁的关系非同壹般，在壹定意义上折射了毛与旧友和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变化。所以此事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梁与毛有着较深的渊源。梁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与毛泽东同龄。不过他似乎比毛“发迹”得更早些。梁出身书香世家，聪慧过人，早年却未能考上北京大学。梁当即指日发誓曰：他日不到北大当教师，誓不为人！光凭这句话就知其志向、气度不凡。果然，梁漱溟凭着自学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学取得不俗的成绩，1918年以壹篇《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名满京华，当年即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讲师，实践了当年落第时的誓言。时年尚不满25岁。而同样年龄的毛泽东，却刚刚从湖南第壹师范（相当于今之中专）毕业，跑到北京来寻找“未来”，因出国不成，投靠在壹师时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杨昌济门下，靠了杨的引荐，在北大图书馆求得壹个管理员的临时低等职位。而少年得志的梁漱溟，教学之余不免到同事、同为哲学教授的杨昌济家中高谈阔论。这时寄住在杨家的毛，只能充当端茶递水、开门迎送的角色。梁当时自然也未把毛放在眼里。但毛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北大青年教师却产生了敬佩之情。后来梁又跑到山东青岛去搞他的“乡村改革试验”，居然大获成功，成为国内国际知名学者，后又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跻身政要名流之列。

正应了那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泽东走的是另壹条造反夺权之路，二十年后也大获成功。这时的毛成了中共这个中国拥有武装力量的第二大政党的领袖，虽然在野，却是割延据称雄壹方的“诸侯”。

由于毛共精于宣传之道，延安被吹嘘成“模范边区”，特别是说其农村改革（实即血腥的暴力土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云云。这引起了醉心于乡村改革研究的梁漱溟的兴趣和好奇，于是决定亲自去了解壹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这个他青年时代的旧相识仍怀有些许敬意，加上梁已是学界、政坛名人，毛当时想重塑中共和自己的形象，自然给予热情接待。访谈中，梁主要和毛泽东探讨中国农村未来的改革之路。然而在这个议题上，两人可谓南辕北辙，梁氏坚持他壹贯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积贫积弱，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必须進行逐步的、渐進的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通过振兴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去发展农村经济，解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而毛泽东自然坚持他的壹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农村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和斗争，只有通过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才是农村振兴之道。两人自然谈不到壹块去。不过他们在有关中国文化、以及对历史看法的问题上，很有相互切磋的兴趣，以致彻夜长谈，乐此不疲。1946年初，梁二访延安，毛仍然热心地与其作彻夜之谈，态度仍不失诚恳、友好。（今天的事实证明，关于振兴中国农村的道路，梁漱溟的理论可谓高瞻远瞩具有先见之明。）此后梁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在国共之间斡旋，多为中共效力。算是中共的友党友人。

延安壹别数个春秋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毛共夺权成功，毛当起了中国新的“国君”。梁漱溟这时虽已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但想起自己与毛曾有的私交，而且当年自己任民盟秘书长时，在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中，为毛共立下过汗马功劳。（1946年10月的某天，当梁得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第壹大城市张家口时，梁对采访的记者脱口而出：“和平已经死了！”这句简括而形象的比喻立即成了各大报纸显要的标题，梁漱溟也声名鹊起。）凭着这些关系，梁漱溟想象，毛泽东和中共也得敬自己三分。梁于是毅然留在大陆。毛似乎也不忘故旧，封了个全国政协委员给他当。梁不时参加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到各处看看。回到北京，有时毛还特派小车将他接進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饭、聊天。对这壹切，梁很感满意，认为毛不忘旧情，梁把毛视为旧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道的是，在毛看来，他所有这壹些举动，无非在表现壹个胜利者对旧友或手下败将的宽宏大度，以便赢得壹个礼贤下士、不忘故旧的“明君”的名声。所以，他特别喜欢与国民党的被俘或投诚的将领、旧时有名望的知识精英“交友”，与他们纵论今古、吟诗作词，附庸风雅。柳亚子、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谷城、周士钊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继是毛的座上客。这些人也很识相，都在对毛歌功颂德的同时紧紧夹住自己的“尾巴”，决不表现出比毛更渊博的知识、学养和见解，更不敢表现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陪衬毛这朵“红花”的绿叶，决不敢僭越、失礼。而毛就在这种众星捧月中得到壹种满足，壹种比他在党内被当作菩萨崇拜更加过瘾、更加得意、更加飘飘然的感觉。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中间居然出现了不谐之音，终致“君臣反目”，祸根就是这位梁漱溟先生。这梁老先生天生有壹种耿介的书生气，壹种桀骜不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协委员”真当回事的“客卿”之壹，他不大懂得对毛感恩戴德，互相作秀；反而有时真的去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毛的报答之道。毛已有察觉、戒备之心，但不发作，他要冷眼观看这个不识擡举的家伙到底要弄出什么花样来。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来捣乱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间，为了讨论中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北京接连召开了两次高层会议，壹次是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壹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梁先生作为正式和列席成员参加了这两次会议。

在9月11日的政协会上，梁就有关农村和农民问题发言，毫不忌讳地直陈时弊：

“……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村政权，违法乱记，欺庄群众。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饭，跑到城里当小工，露宿街头，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他们明天又来了。有人说，现在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就会说妳们進了城，嫌弃他们了。这壹问题望政府重视。”梁还谈到了壹些具体政策问题和他了解的农村情况，如当时已引起农民强烈抵抗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等。梁的发言在壹片歌功颂德声中显得突兀而不合时宜，引起了委员们的震惊和不满。

在梁发表“九天九地”之说后，会议宣布休息。但部分委员表示对梁的发言不满，群言汹汹。重新宣布开会时，周恩来作为会议主席发表讲话说：方才梁漱溟的话是有阴谋的，想破坏工农联盟，意思很坏。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发言，更是对梁大加伐挞，会场已骚乱不堪。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员会上专就梁漱溟的发言作出了反击，他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说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败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如他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这壹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面对中共几位领导人的连续攻击，梁感到有申辩的必要，于是给毛写字条要求申辩权。但毛不予理睬。当晚梁又见到毛，毛已完全变脸，根本不与梁交谈便扬长而去。

9月17日，经过秘书们几天紧张、通宵达旦地准备好了讲稿的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数小时的长篇发言，从历史的角度穿凿附会，加油添醋、颠倒黑白，说梁漱溟从来就是个“反共分子”，在调解国共两党的和谈中，他貌似公正，表面与共产党站在壹边，实际却在为国民党服务，站在蒋介石的立场破坏和谈……总之是个“反共老手”。

在壹边吞云吐雾的毛，听着周恩来振振有辞的“批判”，不时插上几句：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妳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妳就是这样壹个杀人犯。”

“人们说妳是个好人，我说妳是伪君子！”

说到激情处，毛干脆亲自上阵：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妳梁漱溟的功在哪里？妳壹生壹世对人民有什么功？壹丝也没有，壹毫也没有。而妳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壹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看到自己曾经以为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毛泽东口中吐出这么多恶毒下流、又语无仑次、类似泼妇骂街的语言，梁漱溟感到震惊了！但他决不想向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屈服。

梁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说。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此次闹剧的高潮。对于这个事件，记述者有不同版本，笔者只能照录。壹个版本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场壹边倒、严阵以待的肃杀气氛中，梁争得了十分钟的发言权。在四周虎视眈眈、众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讲台。他镇定地开口就说：“我的发言，壹则是考验我自己，壹则是考验共产党的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哪知刚说到这里，主席台上的毛便把扩音器移到自己面前，大声道：“妳想要的雅量是没有的！如果梁潄溟这类意见可以称作‘谏’， 我声明，我们确是拒谏。” 歇口气，接着又说：

“在梁潄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就是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毛越说越激忿，干脆开骂：

“妳觉得自己很美，比西施、杨贵妃还美，我看妳臭得很！”

梁不禁愕然，会场顿时紧张起来。毛指着梁漱溟继续骂：

“台湾广播说妳有气节，有硬骨头，我看妳有臭气，有臭骨头！”配合毛的咒骂，台下响起了壹片口号声和怒吼声，“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反革分子滚下去！”“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打死反革命分子！”……在壹片怪叫声中，再也说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着沈重的步伐走下主席台。这时会场局面很僵。人们等待着毛发落梁漱溟。就在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老将军陈铭枢在获得毛允许后走上主席台，他先向毛鞠个躬，然后说：

“请问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回答说：“是思想问题。”

陈于是说：“若是思想问题，我想发言说几句。”陈便壹面批评了梁漱溟，另壹方面却说：“既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似乎不须有今天这样骚动的场面。”

陈铭枢算是巧妙地将了毛壹军，为梁氏解了围，大大减轻了梁的“罪责”。因为思想问题比起政治问题来自然要轻得多。已经承认梁是思想问题的毛只好顺着台阶下，说了壹通：“梁赖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之说……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够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同时又说：“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同意和我们来往，我们还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政协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壹些人还愿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政协委员。这壹点雅量我们还是有的。”

壹场有惊无险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版本也许有些不准确，有些不完整。据梁漱溟后来自撰的《事情》壹文，他是这样记载的：

“18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盖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壹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妳，我没有雅量！’”

在海外出版的署名戴晴和郑直淑撰写的《毛泽东与梁漱溟》中，在“雅量”问题上记载较详，书中梁漱溟的原话如下：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壹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妳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意思是考验壹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与梁的自述壹样，招来毛的厉害呵斥：我没有这个雅量！

还有记述补充了当时的情景：当会场上壹片嚣声使梁漱溟没法说下去时，梁冲着毛泽东说：“主席，既然是请人来开会，让提意见，妳就应该有点雅量，准许我把话讲完啊！”

哪知毛壹听戾气大发，当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描得壹团漆黑，说得壹无是处，就算我有这个雅量，不知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同事，有没有这个雅量？”

台下壹片附和、否定之声。

那知梁却仍不识相，竟然当众顶撞说：

“主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只见毛的脸色煞白，慢慢站起身来，高声宣布：

“现在，我提议，来壹次表决，同意梁漱溟先生发言的，请举手！”

整个会场，只有毛壹人举起壹只手，其他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都无壹人敢举手，全场鸦雀无声。

接着毛便发表了那壹套“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等等的讲话，毛壹气骂了壹个多小时，直骂到疲惫了，才住口。

记述这次梁、毛雅量之争和毛泽东那通泼妇骂街式讲话的，首先是署名戴晴和郑直淑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与梁漱溟》，据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郑直淑则是曾担任政协秘书长的汪东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笔名“郑直淑”，取“正直述”之谐音。后来，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周鲸文撰写的《风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记述此事。再后来，中共将经过修改、删节、润饰的毛、梁之争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

总的说，由于素材来源较杂，上面叙述中不免有次序不壹、内容参杂互见或有所差异等情况。不过，各种版本基本精神是壹样的，基本情节也大体壹致。

从这壹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那表面上与旧友和文人墨客貌似融洽亲热的关系背后的实质。从此以后，毛的那些旧日朋友、清客，即他所谓的“右派朋友”， 与他相处时就更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了。

毛最后对梁漱溟先生的处理显得很大度，这点确有些使人意外，从来对毛稍有公开忤逆之言的，毛是绝对不会轻饶的，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地位。梁先生后来除了不再开口之外，却基本相安无事，照样当他的“政协委员”。 这大概是因为毛感到在大会上对梁的咒骂有些失态，有些过份，所以在处理时特别宽容壹点，以塞众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书籍外，也未再给以特别打击。梁所以得此幸运，除了陈铭枢当场迫使毛给他作了“思想问题”的定性外，还可能得益于这次事件本身的公开传播，特别已经传到海外，既要骗人又要顾及面子的毛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还有壹个壹般人不知晓的因素，据知情者说，梁漱溟有壹个大他二十几岁的族兄梁焕奎，乃毛的恩师杨昌济的恩师，当1918年毛泽东去北京投奔杨昌济时，梁焕奎同样去北京梁漱溟处寄住，梁、杨两家多有往来，毛也被卷入其中。这壹层“恩师的恩师的兄弟”的关系，使毛与梁漱溟有了壹点说不清的“亲戚” 关系。毛虽然要别人六亲不认，但他自己仍然看重血缘关系。也许这壹点不为人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过，笔者以为，毛素有“党内斗争严厉，党外待人宽容”的不成文传统（ 不过这宽容也是壹件“画皮”，宽容的对象只限于有影响力的名人、统战对象），在延安整风时他把自己的干部队伍整得鬼哭狼嚎，但他在接见外部记者和国统区来延参观考察的人士时，却显得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看不出壹点暴戾之气，还装出壹点儒雅之风。盖因为内部斗争关系到他的成败荣辱，故他丝毫不能迁就；而与“外宾”交谈则完全是即兴作“秀”，这个“秀”作好了，可以麻痹对方，又有利树立自己的形象，何乐不为？此乃毛的又壹狡诈之处，也是毛主义又壹秘笈和“潜规则”。梁潄溟也就于无形中占了这点“便宜”。

后来梁活到95岁才去世。文革后期有壹首据传是梁老先生写的七律打油诗（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人之作），名为《吟臭老九》，录之以飨读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是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笔者注：这里顺便澄清壹下“九儒十丐”问题。九儒十丐之说见于元代，后人因此以为元代是最轻蔑知识分子的时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蒙古民族当时处在军事部落制时代，带有浓厚奴隶等级制色彩。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很自然地将他们的壹套规制和习俗带入中国，对汉族和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起于此时，当时确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亡（亡同丐）”之说。但很快，元朝统治者认识到他们的野蛮游牧文化不能用来统治中国，而必须学习汉族的先進文化，融入华夏文明。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尊崇儒学，善待和重用士人。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真正应始于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名为“元”之后，即1271年后（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国的1206年）。元世祖召北方理学名家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监祭酒。许为元主多方谋划，复延周、孔遗教，并从新开科取士，儒学始得复兴。忽必烈后又召孔子后裔孔洙为国子监祭酒。至武宗，则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尊号，其位已在各朝对孔子的封号之上，当然就不存在什么“九儒十丐”问题了。

再则，我们从在元代壹些著名文人，如关汉卿、马致远、赵孟頫 、张养浩等人的作品和事迹中也不难看到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和风骨，统治者对他们也相当宽容和礼遇。如早期的关汉卿，以不与当局合作为是，且敢于为民“鼓与呼”，不惧权贵，自诩为“锤不扁、煮不烂、蒸不熟、响当当壹颗铜豌豆。”就这样壹个长满“反骨”、壹身傲气的人物，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可见，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识分子的境遇实际上要比毛统治下的时期好得多，从整个朝代来看，更不可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酷毒凶残相提并论。】

高压下的人格扭曲：反右派中围剿“章罗联盟”的表演及其他



在前面的正文中，我们已经说到，整风转入反右伊始，毛就钦定了个“章罗同盟”（后又称章罗联盟），并说1957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面对毛这壹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里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内壹些聪明的见风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挂上阵，准备围剿这壹“联盟”。而章伯钧呢？在稍作抵抗后，就乖乖投降了，违心承认了这个“没有组织、纲领”的“章罗联盟”。

只是这个同盟的二号人物罗隆基其时远在东南亚跟随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罗还兼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头衔，所以跟会长郭出访），当他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这壹切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的第壹反应就是去打长途电话，第壹个打到章伯钧家中，接电话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罗壹听这个熟悉的声音也顾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钧叫来！”

章伯钧刚拿上话筒应了壹声，那边就传来罗隆基连珠炮似的叫嚷声：

“章伯钧，报上说我跟妳‘联合’了，妳居然也承认了！现在妳就跟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和妳‘联合’的？又是怎样联合的？妳说呀……”

章伯钧已为这事痛苦了多日，不过这时已变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计罗隆基知道了这壹消息肯定会找上门来算账的，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嗫嚅了好壹阵，他只好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等妳回到北京，我们再谈。”

罗隆基依然不依不饶，叫对方做好挨清算的准备：

“我明天就回北京，壹出机场，我就要找妳算账。”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

叶是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年留学美国，是民盟内与罗隆基关系较好的“英美派”。罗找到他，主要是问叶，为何有“章罗联盟”之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已被封为章、罗之间“联络员”的叶笃义自己也是壹头雾水，说不清楚，更不敢多说……

第三个电话打给浦熙修。

浦是罗历时十年的“红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此时浦也陷身于反右的暴风之中了，不过此时《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尚未出笼，她还未被“钦点”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中的壹名“女帅”，加上她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无比忠诚，她推断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风运动将章、罗两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政府部长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当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会成为这个联盟中的重要成员，成为“人民的敌人”。

所以浦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认为问题并不会很严重，顶多回到北京检查壹下就过去了。到底是异性知己！罗隆基似乎感觉到浦女士的温情，也得到壹丝安慰，火气稍有降温。

不过他仍不肯放过章伯钧。次日回到北京的罗隆基身着西装，手提自由拐杖，带着南洋海风的咸味和椰林的清气，直接“如约”闯進章伯钧家门，见面并不寒喧，即直奔主题，连说带吼：

“伯钧，我们之间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竟然‘联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妳居然去承认什么章罗联合，真乃岂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几人不知道我们的明争暗斗？妳我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就连思想上的联合也压根儿不存在！”

“妳我之间必须讲清楚……”

几乎是罗隆基在唱独角戏，而章伯钧犹如既聋且哑的傻瓜，只是低头不语。他深知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虽然搞政治也有几十年了，但还没有真正领略到政治权谋，更没有尝到被陷入甕中之鳖的滋味。章知道，现在跟他解释、辩护都没有用，不久毛泽东就会用事实解答这壹切。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沈默……

面对采取沈默战术的章伯钧，心高气盛的罗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讲累了，看来他的对章之战还没有找到制胜之道，于是决定暂时到此为止，过后再理论。临要出门时，罗突然转身，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吼道：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妳‘联合’，现在没跟妳‘联合’，今后永远也不会跟妳‘联合’！”

说毕，拎起随身携带的自由棍，双手各执壹头，猛地往大腿上壹压，只听“哢嚓”壹声，自由杖壹折两段，罗把折断的拐杖往章伯钧面前壹扔，留下响当当的八个字：

“妳我之间，如此而已！”

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过罗瑞卿布置的卧底报告到毛的案头，或者由李维汉统战部长亲自向毛报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开心极了，或者还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为什么“集团”、“联盟”的人，起初总是这样大喊大叫不承认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过，要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老老实去写认罪材料，请求宽大处理了。毛可是曾经沧海了，还怕妳罗隆基壹介书生？等待收拾吧，小菜壹碟……

不过也许毛有点小看罗隆基了，他可能没有估计到罗会如此顽强抵抗，对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罗始终指其为子虚乌有，坚不认账。好才“联盟”另壹方的章伯钧已缴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汇报》刊登了章伯钧关于“章罗联盟”的检查、检讨，承认了两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联盟”，但不承认有组织、纲领。现在联盟的另壹半却什么也不承认，这当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统战部。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集中力量围剿罗隆基，攻下“章罗联盟”这块骨头。

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担任这场战役总指挥，在他指挥下，动员、调动了壹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最先上阵的有马叙伦，还有著名的民盟内“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吴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壹书记彭真宠信，并且在整风开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党，因而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整个“鸣放”高潮的5月，吴晗跑到太湖度假休养去了。反右开始后，他便回来精神抖擞地投入反右派斗争。7月7日吴晗在全国人大第壹届第四次会议上针对“章罗联盟”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可谓神情兼备、声色俱厉，以下摘其片断。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义活动是壹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

“章伯钧在1951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和我说，只要我们俩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他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么也称不了这两个恶婆婆的心……”

“章罗二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干……突然壹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冤家忽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人此唱彼和壹个鼻孔出气了，壹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壹致的来打我们了……”

“……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壹南壹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校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日，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進退失据，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全场哄笑）……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吴晗的发言虽然气势汹汹，火药味十足，但所讲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报上、会上已经揭发、批判过的那－套，说得不好听只是拾人牙彗罢了。所以并没什么的杀伤力，罗听着都不大当回事。

岂知吴晗的利刃是壹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后头。下面是他最后使出的真正杀手锏：

吴晗把镜头拉回到1948年9月，其时，中共的胜局、国民党的败局日渐明朗。这时的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躺在病房装病人。不久吴晗从昆明来到上海，吴晗早已参加了民盟西南联大支部，并成为支部负责人。这次是打算从上海买飞机票飞香港，与已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汇合，然后设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区”。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国民党当局严控飞香港的机票，吴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只好在上海暂时滞留。得知罗隆基在虹桥医院，对这个近在咫尺的民盟领导人、上司，吴决定去看望壹下。见了之后，交谈中，罗趁在医院监视的国民党特务不注意之际，将壹封密信交吴晗，嘱附其亲手交给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吴壹口答应并将密信收藏好。

谁知吴回住地后竟将密信私自拆开看了，见信中有要求坚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领导等语。吴感到大方向不对，因为这时的吴虽为民盟成员，但已抱定了投靠共产党的决心。若将罗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吗？于是他决定将信私自收藏下来。壹藏9年，直到中共发动围剿罗这块“顽石”，吴想起了这个“宝贝”，于是作为揭发罗的重磅炸弹，将此信及其前后情况壹并在大会上宣示，激起了对罗壹片愤怒的讨伐和打倒之声！

此举确实出乎罗的意外，给了他重重壹击，成为了罗隆基壹贯反对共产党的铁证！

吴还壹不做二不休，又在会上爆出了罗的“隐私”。吴揭发说：“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吴晗的这些揭发其实是把双刃剑，既伤了作为对方的罗隆基，同时也“伤”了自己，因为他这样做等于自己坦白了受人之托而不忠于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并私自藏下，9年之后却用作检举揭发对方的材料，而且这托他带信之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也可称之为“主人”。这样吴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来的“叛主求荣”、“卖友邀功”的“小人”，甚至无耻之徒。作为历史学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吴晗，不可能不知道这顶“帽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为了立“功”，为了对共产党表忠，壹切都顾不得了。这才真可谓“利令智昏”了。后来吴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发、斗争章罗等右派有功，被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党的“宠信”。

吴晗之所以这样不顾“廉耻”，不顾中国人做人的道德底线，敢于公开出卖朋友，除了上述急于立功表忠之外，还有壹个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无所谓了，那“第壹次”就是两年前也是毛亲自发动的批判“反动学者”胡适的运动。胡适是吴晗的恩师、伯乐，吴却全然不顾地对其公开批判、侮骂。比之胡适，罗隆基算得了什么呢！正所谓“偷壹次是贼，偷十次也是贼”。再干壹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鉴于这有关吴晗的人品问题，在此不得不补充交待壹下。

吴晗，浙江义乌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吴晗曾就读于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因壹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博得胡适的赏识，推荐让《大公报》发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吴晗家中的无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报考北大。无奈吴晗偏科严重，数学只得“0”分而名落孙山，因当时北大、清华、燕京这三家全国壹流大学联合规定，考生在文史、英语、数学三科中有壹门功课为零分者，不得录取。

落榜后的吴晗再次由胡适推荐在燕大的燕京图书馆找得了壹份工作。次年吴晗再次报考，无奈数学又壹次吃了个0蛋。吴只好埋头于自己所长，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完成了壹本《胡应麟年谱》，又得到胡适以及学术界的赞赏，清华大学因此破格录取了吴晗，吴晗从此才得以晋身中国知识界之门。

然而在求学期间吴晗家中又经济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辍学。又是胡适通过关系为他在清华校内谋得工读生的资格，并为其在图书馆找到了壹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月薪才8元）。于是壹切问题迎刃而解，吴晗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家庭从此“中兴”……

胡适爱才惜才和为救学生危难四处奔波的精神风貌，曾使吴晗深深感动，也试图日后报效恩师。此后吴晗日益左倾。国共内战时在北平面临共军压境、危在旦夕的日子里，吴晗曾奉共产党之命，先是以学生身份劝挽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没有听从。后又以学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许诺：保证让胡适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的回答是：“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然后飞去了南京。自此师生音讯隔绝，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说过毛因为要报胡适在北大的壹箭之仇，在反胡风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对“反动文人、学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胡适的所谓批判运动。当时中国学术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参与了这次“风车大战”，壹贯左倾、积极、深得彭真宠信的吴晗当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内情的人私下都说：别人参加对胡适的诋毁讨伐未尝不可，唯对吴晗来说，如此这般则是罪过。因为胡适不仅是他的恩师、伯乐，实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经过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脑，又已身居共产政权高位的吴晗，这时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甚至连内疚也没有。所以这次反右派，他又充当急先锋。

说到这里，还应补叙，其实在吴晗之前，就有壹位重要人物抢先上演了壹出“卖友求荣”的好戏，为了不淹没其“反右先锋”之功，现有必要补述壹二，此人就是民盟另壹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与吴晗和罗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钧在民盟中的“密友”，关系很“铁”，被认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钧很多事情可以不与罗隆基商量，但不会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两家的关系也很好，远胜于“公事公办”的章罗关系。据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描述，每次史良来章家，还是少女的章饴和总止不住内心的狂喜和心跳，因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么雍容华贵、气质高雅、谈吐不俗，据章饴和说，她认为史良集“三美”于壹身，即长得美、爱美、懂美，是少女时代章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来与其父商谈工作或聊天，章饴和都躲在房内“偷窥”，看见他们说话投机、关系融洽，饴和心里便特高兴，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经常来……

章伯钧也真把史良当作自己的异性“知己”。在整风鸣放后期，高等学校学生的言论日趋激烈，党群关系也愈显紧张之际，民盟的领导和在学校的民盟教授们，既为共产党忧虑，同时也为学生耽心，便想尽到师长之责，对学生加以劝阻。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钧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会议”，章也请了时任司法部长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参加，表示了对史良的特别信任。六教授会议得出壹致结论：要帮助共产党控制局面，不让运动背离整风的初衷，不能辜负毛领袖的期望。于是形成壹个报告，壹致推举史良呈交给周恩来总理。史良当场应诺，可却不见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国务院开会，章伯钧写了个字条给周恩来，也是试探报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条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气候骤变，整风变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两点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来到章伯钧家，向“章社长”当面提呈了辞职书。章伯钧知道事已无法挽回，接下储的辞职书，但表示自己壹人无法决定……

“整个下午，父亲的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章饴和回忆道，“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即《这是为什么》）和第壹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他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个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章伯钧在这种时候，专门到史良家，对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说心里话，说明他是真正将史当作同志、知己来看待的。不知史良当时有何反应和对白，很可能史女士是‘壹言不发’地应付过去，因为次日各大报纸上出现了新华社发的通稿，赫然映入眼帘的通栏大标题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态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

可以想见，章伯钧见到此文，如果不是当即晕了过去，也会跌落在躺椅上长久不能起来。后来史女士更是将6月8日晚上章伯钧到她家中说过的话，以及以前所有对党的不满言论壹壹在会上抖出，成了吴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锋。吴晗大慨是从史良的举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吴晗对罗隆基的揭发，不过是步史良的后尘而巳，算不上头功。

不过有些可惜的是，吴晗抖出的重磅炸弹虽然给了罗隆基重重壹击，但却并没有对“章罗联盟”的认定有多大帮助，罗隆基壹副不屑的样子，依然故我。

时间已经壹天天地过去，罗隆基这个堡垒拿不下，可无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的左将们有些着急了……

应该说左将们己经使尽了气力。胡愈之、闵侯刚们除了亲自上阵以外，还想出壹切方法来逼罗就范。闵侯刚弄了壹份罗隆基小集团的名单，将相当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负责人都包括在内，然后按图索骥，发动这些小集团成员起来反戈壹击，立功赎罪；时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千家驹，也加班加点搞出了壹本《章罗同盟言论集》……

费孝通也反戈壹击了。他说自己长期被罗隆基利用，现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愤恨。费还说，他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是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证），是受罗隆基的观点影响。可费的这壹着实在不太高明，几乎全在为自己洗脱责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罗隆基的罪责，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还有罗隆基的机要秘书邵云慈，则只够资格躲在背后打小报告、放些冷箭。此外踊跃批罗的名单还有壹长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镛、翦伯赞、华罗庚、楚图南、童弟周、萨空了、梁思成、冯亦代以及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后来在1946年7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壹多的夫人高真等等。这些人之所以积极披挂上阵，总的看出大概于三种动机：壹是想借机立功赎罪以便推掉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如费孝通；二是趁机展现自己的“壹贯左派”的光辉形象，如翦伯赞；三是为防殃及池鱼，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过尽管动员了这么多大牌“明星”来围攻，仍然不能给罗隆基致命壹击，使其俯首就范。于是，运动的领导者们考虑到了传统中国人互斗中壹种易于置对手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搞臭”方法，即抛开那些政治层面的正面進攻，专拣桃色绯闻和生活琐事入手，令对手有口难言，或百口莫辩，然后导致其意志大厦的完全崩溃，俯首就擒。

担当这壹“杀手锏”重任的是罗的“十年情妇、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说浦对罗的落井下石之前，还须简单介绍壹下浦的情况和罗、浦关系。浦熙修，上世纪40年代已是名记者，《新民报》采访部主任，专以采访高层名人著称。1946年年初在国民政府时代的政协会议上，她把采访目光瞄准了民盟宣传部长，38名政协代表之壹的罗隆基。

罗时年50，风流倜傥、浑身充满活力。罗曾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时下独身。浦时年36，有壹双儿女，但与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罗、浦的初次见面都互为对方吸引。那当然不是青年人的壹见钟情，也不是壹般的男才女貌。诚然浦女士十分欣赏罗的才华，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见解，政治立场，以及他那标准的绅士风度，典雅而精致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罗也看上了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机敏，以及因常年奔波于名利场那白皙面孔中稍显的疲惫、蕴藉而又狡诈多情的面孔。两人壹来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与原来丈夫离了婚。但这时两人都投入紧张政治斗争漩涡，无暇过多顾及个人私事。其后浦、罗二人又都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或软禁，两人都尽力救援对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国后，两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这时罗、浦的爱情理应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这壹方却遭到其亲属的坚决反对。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怀反对这门亲事；次是这时浦与前夫生的壹对儿女长大成人上了大学，也不遗余力地阻止母亲与罗隆基接近。

这种情况下，罗、浦二人依然坚守与对方的前盟，只不过只能作西厢之约罢了。就这样，壹拖十年。虽然双方都望穿秋水，但实在无可奈何，罗隆基还在家中空出壹室，专设壹榻虚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这时浦熙修已是《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事处主任。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凭借她的名气以及与彭德怀的关系，浦在中共高层已如同進入自己家中壹样方便，她可以直接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碰到“十大元帅”也都与他们寒暄、握手。中共高层对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称。浦与中共关系广泛而融洽，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

浦二姐还有壹个本能的“好习惯”，就是特别“听党的话”，只要党中央和毛发出什么号召或发动什么运动，浦熙修必定壹马当先，神采飞扬，立即发出多篇文章来推波助澜。正因为她如此忠心自觉充当党的喉舌，而且功勋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陆定壹、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垂青，其事业正蒸蒸日上。

这次整风，毛亲自发动，壹再号召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除“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浦当然深信不疑，闻风而动，立即义无反顾地投入运动。作为《文汇报》副总编和驻京办事处主任，她不但自己亲自出马采访，还调兵遣将、厉兵秣马，派出壹支支采访组分赴全国各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浦又通过她多年记者生涯建立的与各界名人的关系，与首都各界人士联系、访谈、座谈，壹时间浦的办事处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龙。后来壹些被定为反右斗争“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经浦之手在《文汇报》上发表的。

就这样，惯于紧跟毛和“党中央”的浦熙修，这壹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设计的“阳谋”陷阱。不仅没有像以往壹样受到褒奖，而是被封毛亲点为“上跳下窜、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汇报》的右派系统的壹位女帅，是罗隆基手下的得力干将。

就这样，十余年来壹贯左倾、建国后自愿充当“党的喉舌”和运动急先锋的“浦二姐”，壹夜之间成了毛的“钦点”要犯，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应该说，在被毛点名成为右派女干将之初的壹段时间，浦还是不服的，她觉得委屈，她希望这是壹场误会，她希望说清事实，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怀抱”。 但壹切似乎都无济于事。

成为钦点“右派”后，她不仅在民盟，而且还要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妇联会等壹系列单位接受批判，有时壹天要赶三场批判会。初期她除了为自己作无罪辩护，还竭力向人们解释：

“罗隆基与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不符合事实……”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关系，但是《文汇报》和罗隆基没有关系。”

但是她每解释壹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轰”……她终于明白了，解释、洗刷是没有用的，而且会越来越糟，怎么办呢？……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她得到“组织”的指点：要想减轻自己的罪责，唯壹的办法是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罗，立功赎罪……

她终于认为这也许是挽救自己的唯壹指望。

主意打定之后，浦女士立刻变成了另壹个人，壹个受了罗隆基十年欺骗、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罗隆基的大会上，吴晗以“重磅炸弹”开头，而浦照修则以最让人期待的揭发收尾。

浦走上台，听众们都知道她是罗“同居”十年的情妇，壹下子精神振奋起来，浦宣布她发言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荡，大家都竖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剧情登场。

浦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壹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接着以生活中的事例来证明罗隆基的这种阶级仇恨，她说那是在解放前，罗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她穿着壹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探视。罗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罗的怒从何而起。后来才知道罗发怒的由来，她说：“原来罗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接着说到蒋介石，说蒋有次看曹禺的话剧《蜕变》，看到剧中人穿壹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浦于是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好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阶级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浦讲这些时，罗隆基把头扭向壹边，眼睛盯着窗外，壹付不屑的神气。罗的傲慢和不屑点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声音说：“罗隆基解放后对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的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由于人所共知自己与罗隆基有“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浦想借此机会否定这个不太雅的“关系”。她忽然声泪俱下地说：“像狼壹样的罗隆基竟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壹有進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关系丢進茅坑去吧！我再壹次警告罗隆基，妳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壹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的揭发有些令听众失望，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精彩”内容，所说的那些主要是为自己洗刷，又都是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无第三者证明，罗隆基完全可以壹概否认之。不过真正给罗以打击的是让他看到了这个十年情人的无情背叛，这使他幸存于心底的最后壹点温情彻底破灭了。

大概是听众（观众）对浦的揭发感到不满足，后来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来她与罗之间的所有信件，这正是国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风案件以来对斗争对象必须实施的壹项“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后来看看不能过关，终于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们像蚂蚁附膻壹样贪婪地希望从这些情意绵绵的情书中找到壹些特别“有趣”的东西，或者罗的“反革命罪证”，但结果大失所望了。

虽然浦的揭发效果不太理想，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仍然坚持从罗的生活琐事和“细节”入手搞垮、搞臭罗隆基，于是将所有罗的“身边人”都找来揭发、控诉。

在罗家中当护士的王爱兰被请到民盟中央的批判会上。王控诉说：“我在他家三年零六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艺女演员）来吃饭，我就要倒霉，总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又说我把菜烧多了。只要杨薇壹来，罗便任何人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就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罗的警卫员张登智揭发，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能烧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些，他就骂道：妳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他又骂：妳们要冻死我吗？他还骂警卫员说：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妳们来保卫我还是监视我的？”

没有什么有用的真材实料，组织者就采取疲劳战术加上壹些人身侮辱的恶作剧来折磨罗。

壹次，有人要罗站起来交待问题，罗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开了，结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被震飞了，罗没有眼镜寸步难行，于是满地爬著去找眼镜，人们便开怀大笑，仿佛在看马戏团的狗熊表演。

就这样由夏斗到冬，七斗八斗，永无休止。后来干脆来个车轮战，轮番连续斗，不准休息，也没有什么内容，就是折磨妳。12月21日、22日、23日就这么连续三整天地斗，终于使罗隆基明白争辩毫无意义，也毫无用处，心力交瘁，气血两空、形容枯槁的他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被迫承认“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壹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检查上报到毛的案头，大致符合了毛在半年前为他下的结论，被允许“过关”了。应该说罗隆基还是幸运的，因为反右派时还不兴武斗，所以他能“顽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后来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将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来的前壹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却“幸运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这壹场章罗联盟的闹剧过后还差点弄假成真。当反右运动的尘埃落定，两个原来互为轩轾、互不服气的老对手忽然觉得亲近了。据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记载，反右后两人见面后的第壹话题就是反右，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壹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讲话，大都属于在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右派的罪状。”

“……父亲的理解与同情，让罗隆基十分感动，他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壹场恶梦，恶梦壹场呀！”

“父亲补充道，恶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后来的某壹天，罗隆基忽然跑来告诉章伯钧：“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章伯钧得此消息也激动得夜不成寐，过后章伯钧对女儿解释说，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壹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对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壹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彻夜激动，觉得自己壹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壹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说能被历史记上壹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中国）壹、二号右派分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和党派负责人罢了。”

就是说，反右派确实把章罗二人“联盟”起来了。

笔者深信很多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划为右派之前，其实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的思想企图；而恰恰是这场运动，这场丑恶的“阳谋”以及被划为右派后的苦痛经历，最终促使这些人觉醒，成了真正反对共产党暴政、反对所谓的毛式社会主义及毛思想的斗士。正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毛，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赶到他的对立面，進而使其中壹些人提起笔将他的残暴、丑恶、无耻和流氓成性的嘴脸记录下来，并让历史传承下去。这大概是当年不可壹世的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吧！

至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为虎作伥、或为壹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为演绎了从“名流”变下流的人性蜕变过程，也值得拿出来展览壹下，下面就讲讲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后来归宿，也算为这壹故事做壹个完满的交待。

首先当然是反右英雄、卖友求荣的“左将”吴晗先生。他后来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并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宠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里。秉承毛的旨意，在吴晗的主导下，上演了“腰斩民盟”壹幕，即割断了民盟北京市委与中央的关系，肢解了民盟的组织体系。很得毛的赏识。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后毛发动的壹场更大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击对象，其后台彭真也成了第壹个被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壹号头目。吴左派壹下子就从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沦为反党、反毛、反革命分子，阶下囚了。

吴晗这次的获罪，可以说比“章罗联盟”还冤，事情的起因在于他写了壹部叫《海瑞罢官》的历史剧，然而这却是他“奉旨作文”的产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看了表现海瑞平反冤狱的湘剧《生死牌》（开会带戏班子和文工团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规则），便兴致来潮，号召他的下属们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还说要提倡“五不怕”，即为坚持真理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其实毛说这些话时就有再度“钓鱼”之意。会后，胡乔木奉毛之命去找壹个专家写文章宣传海瑞，胡找到了“明史专家”吴晗，吴晗立即应允，写了《海瑞骂皇帝》壹文，登刊在《人民日报》，后又写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先生觉得海瑞的故事极富戏剧性，便请吴晗写壹部海瑞戏。为了响应毛的号召，吴欣然应允。其间七易其稿，历时壹年写成《海瑞罢官》。此剧公演后，获得毛泽东高度赞扬，特请演海瑞的马连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席间还请马清唱其中段子，毛赞扬：戏好，演得好，海瑞是个好人。这使马连良和吴晗都激动不已，此时是1961年。

可是时隔不几年，形势就变了，引起形势变化的内因是毛想搞壹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经过与夫人江青的密谋策划，毛决定选择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运动的突破口。

文革为什么选择拿吴晗开刀祭旗呢？壹直没有人认真研究。有人说是因为要防彭德怀的翻案，但彭显然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重点。有人说是为了打倒不听话的彭真，因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先拿他的前台开刀。但所谓彭真“不听话”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予转载，此前彭真并没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说不能解释毛搞此次运动先拿吴晗的文章开刀的理由。况且，选择拿《海瑞罢官》开刀，拿彭德怀的罢官说事，其本身对毛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彭德怀罢官是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的事，而《海瑞罢官》是庐山会议后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后还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层也都知道吴晗写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尔反尔，恩将仇报，难道不考虑别人背后的闲言碎语？不考虑后人对自己历史评价？是什么缘故使毛不惜冒自己过河拆桥、言而无信的风险，壹定要拿吴晗开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开刀呢？笔者以为这其中另有玄机。此中的“玄机”就是毛对吴晗自作聪明、壹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的强烈不满，转而起了杀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元璋传》初稿写于1946年，其时吴晗在西南联大任教。按照当年“左倾”文人的惯技，吴晗在“学术著作”的幌子下，塞進去壹些对当时国民党所谓“独裁”政治的不满，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朱元璋之独裁残暴影射蒋介石。这本来是当时这类“史学家”之故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莫不如此。吴晗当然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问题”。1948年吴晗投奔“解放区”，在石家庄见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当面呈上这部经过修改后的得意之作，不无炫耀邀宠之意。毛认真地阅读了，找吴晗谈了两次，最后还写成书面意见以信的形式转给吴，信的原文在壹些客套之后，最主要指出的壹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这是壹句深藏玄机的隐语，可以读作学术讨论的善意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双方严重的思想对立；还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杀机！就毛来说，如何对待吴晗，完全处决于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时毛也许还未想把吴弄成“敌我矛盾”，但内心壹定记下了这个自鸣得意、实则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请看此书中壹段对朱元璋的描写：

“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壹付恶狠狠的面孔，青面僚牙，无人不怕。对草民百姓，有另壹付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这也许是吴教授对朱元璋的真实印象、真实描写；也许是在影射当时的“皇帝”蒋某人。谁知，毛泽东看了，竟自动对号入座：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我毛某人吗！当然，他不会露形于色。而且，他也知道吴晗不是在骂自己。只是这种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恶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论亊拿朱元璋说亊，以“历史唯物主义”胡弄吓唬这位名教授……。

远没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吴晗，对这句致命的评语并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后来他再对此书進行修改，对壹些史料作了订正，删去了壹些嘻笑怒骂的东西，硬塞進壹些“马列主义”， 原来比较生动的文笔变得味同嚼腊了。吴晗以为这壹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吴将修改后的书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后除了对壹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确了）壹条重要意见，曰：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应写得好点？

毛的这种态度吴是应该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当上皇帝的极个别人物（刘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认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也是农民战争，与朱元璋异代同行。因此毛对朱有好感，甚至引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据毛的意见，吴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并未真正领会毛的意图，仍然把此书当作学术著作去写，自然就不能随意编造、篡改历史。他当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这也只能从史实中去发挥，如说朱壹统天下的功绩，建立明王朝后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贡献等等。但仅作这些改动，当然不能使毛满意。更要命的是，吴在书中还总结归纳了朱元璋四个方面的错误（其实是四大罪恶），即：壹、以猛治国，过分运用特务组织，运用野蛮残酷的刑罚，制造了许多血案、冤案，大规模屠杀功勋卓著的功臣、元勋，火烧“功臣楼”，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辩”的地步；二、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改变，压制、窒息了有明壹代的政治、社会改革；三、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推行鹦鹉学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残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扬荒诞不经的神迹、怪异、图谶，借以愚弄、欺骗和毒害人民。

这就是吴晗三度修改后的《朱元璋传》。1965年，吴将这个第四稿《朱元璋传》送呈给毛泽东。

此时正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吴晗在书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恶，正是毛已经施行或即将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联想到第二稿中对自已的指桑骂槐。可以想见毛的愤怒，他认定这位“明史专家”己经不可救药、毫无利用价值了。

火上烧油的还有吴又在不经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吴晗面呈此书之后毛曾让吴在家中吃饭（先请妳吃饭再干掉妳，看来是毛的惯技之壹），二人正在交谈有关朱元璋和明史中的壹些问题，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几次插话，被吴晗当场指出其错误，使江好不尴尬。更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吴的《朱传》中记载有朱元璋规定的“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得与外边通讯，违者斩”这样壹些怵目惊心的文字。而这时的江青正要“干政”，而且还要大显身手，可以想见，她对此书、对吴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决定将吴晗作为文革开局祭品的决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动作用。

1966年3月，毛对康生等人大谈北京是“水泼不進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讲话中，就提到吴晗、翦伯赞是“学阀”，“这俩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吴、翦必死的命运就己经注定了。如果说翦之被点名是因为其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过不同的观点，那么，吴晗则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传》第二稿时就已经命定了。我们知道，“左得出奇”的吴晗是不可能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壹的“罪证”表面上是那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惹祸之根则是那本《朱传》。

可是自我感觉良好，并自以为毛是自已的“领袖”兼“文友”的吴晗，做梦也想不到他与毛的学术交流转化为了“敌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壹切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可以在转瞬之间变脸、将“同志”变成“敌人”，将“座上客”转为“阶下囚”的人物。

就这样，壹贯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吴晗，文革壹开始就尝到了当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尝到了被举国痛骂，革命群众拳脚交加，彻夜不眠的滋味，还尝到了只准别人向自己头上浇大粪，不准申辩，还得老老实实“认罪”的滋味。经过了充分的“触及灵魂”的“皮肉之苦”之后，吴左派就被戴上手铐、头上蒙上黑布投進了著名的秦城监狱（连监狱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实的当代秦始皇）。“革命群众”和“革命监狱”在被批斗吴晗时的极端残忍、单凭壹点就可足以说明壹切：在他死前，头发已经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狱中吴左派被折磨得奄奄壹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当局仍不叫他死，为的是从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别人的罪证。但是他的老婆却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吴的夫人袁震受尽折磨被从“労改队”放回时，已经被折磨得奄奄待毙，子女送她去医院，但由于是“吴晗的臭老婆”，医院不收治。18日凌晨袁震半睁着眼停止呼吸，先赴黄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吴左派在阜外医院壹边输液抢救，壹边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但不久审讯人员发现对方变成了壹具死尸……

吴晗的壹对儿女，时年14岁的女儿小彦和10岁的儿子小双则是真正无辜受罪，女儿小彦想为父亲讨个“说法”，当局以“无理取闹”和“扰乱社会治安”罪名逮捕，受尽摧残、凌辱，被逼疯后送入精神病医院，医院争得暂时回家养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残的小彦彻底绝望，决心以死抗争，在弟弟小双十八岁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长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岁多的小彦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务”，当天服毒自尽。这壹天是1976年9月23日，离“四人帮”被捕只差13天……（九死壹生的小双后来选择去美国留学。）

吴晗的结局比当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还惨，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对自己平生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据说，吴曾作过无数次检讨，估计他只能从自己“主观”方面去找获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但是，他难道不应该辩护吗？比方说：“我当年都是遵照毛领袖的旨意写那些宣传歌颂海瑞的文章的，后来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赞扬。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许他说过，但他刚说出口就被革命群众揍得口歪鼻斜、满脸鲜血了；也许他说过，但又有什么用呢？不说别人无法听到，听到了又能怎样？海瑞的坟也被挖了，尸骨被挖出“鞭打”扬弃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当年演海瑞戏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致死了。难道妳这个写剧本的“首恶”还不该命赴黄泉？

毛泽东再次祭起他的权力摩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面前上演了壹幕幕出尔反尔，贼喊捉贼，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连台大戏。在他把所有的“敌人”和“恩人”都收拾完毕之后，他依然坐在“永远正确”的龙椅之上，接受人们山呼万岁、顶礼膜拜。

另壹个是女将浦熙熙修。

浦确实堪称“右派”中的“左派”。不过她当年面对政协俱乐部的热忱观众上演的那壹出《击鼓骂罗》的折子戏，并不太成功，“功” 不能顶“罪”。“组织上”决定仍给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并不灰心，她积极改造，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认罪”态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为第壹批“确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刚摘了帽，她又“得寸進尺”，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可惜上面没有理睬，没了下文。后来毛泽东对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计浦右派也决没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的浦，仍然向“党”表示：只要壹息尚存，就要学习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后来文革来了，再也没有人来管这个摘帽右派学不学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尽头，临终时没有壹个亲人在身边，她终年不足60岁。

浦熙修本来应该成为毛的好学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爱的领袖设下的圈套套住，以致误弄成敌人。这是浦的悲剧，也应该是毛的小小失误。但这种“损失”对毛来说九牛壹毛都谈不上，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而对浦来说，就是壹辈子的代价了。想当年，类似浦被命运弄错位置的人在全国何止千千万？浦大概算是这些悲剧人物的壹个代表吧。

还有当年上台猛批章罗联盟那些名人，包括为整风“鸣放”忧心忡忡，对共产党的忠心可昭日月，却又被当成“反党野心家”，被毛斥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当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类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当小丑的闹剧：

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揭发钱伟长说：“当他们（六教授会议）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可能性，第壹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是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

曾昭抡对费孝通的揭发更多，“情节”也更为严重，他说：“解放前，费孝通壹贯结交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国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派头子马林诺斯基。后又去美国勾结哈佛大学的美国特务费正清夫妇。1947年勾结上了卫立煌，被卫请去‘讲学’。因此，费是壹个‘壹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发曾昭抡，说他是北大的“恶婆婆”：并且，“曾昭抡在外国是学化工的……他对德国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杀人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鼓吹毒气化学以献媚于当时的反动政府……”

费孝通则反戈壹击，想为自己找条生路，他揭发：“钱伟长在6日的‘六教授会’上说，教师要领导学生准备暴动（钱伟长坚决否认）。”又说：“6月10日，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不止重复了壹次……”

钱伟长则在清华大学揭发，是费孝通把他拉進“章罗联盟”，并把他介绍给储安平……

章罗阵营的下壹级成员更是“乱成了壹锅粥”。“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仁炳就主动坦白：

“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

“章罗联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则罗列了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章伯钧之子章师明在南京对其父“发难”，公开声明：“他是我的父亲，如果他不放弃走资本主义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这样的父亲，对我是莫大的耻辱！”

储安平之子储望英也起来造父亲的反：“我要给储安平先生壹句忠告：希望妳能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的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这些认罪书和“造反声明”都登在《文汇报》上。

后来这些教授、专家、主任、委员互相揭发、攻讦的语言就越来越不文雅，什么“蠢驴”、“野猪”、“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国家纵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报纸的大雅之堂。

这里顺便还讲几句民主党派之外文艺界的事，文艺界的人以著文为生，历来的“文人相轻”遗传，加上政治高压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见血腥，如沈从文、叶君健批萧乾，郭沫若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令沈两度自杀（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聂钳弩、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批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

所有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给圈套、下绊子，最实现的目的就是想排除当局对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赎罪，免划为右派；己经被确定为右派者，则希望当局能突发善心，摘掉“帽子”。当然也有的想将对方作为“垫脚石”， 助自已再爬上壹个台阶的……

不过，就像挤压在壹个箩筐里的螃蟹，最终不管是咬人者还是被咬者，全都浑身是伤。最后还是被主人提着壹锅“清蒸”、“红烧”了。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艺界人士要“清高”壹点，而如今已经完全等同了，他们中绝大部分不得不向当局认错求饶，像犯了错被家长责打的小孩壹样，壹边眼泪鼻涕齐下，壹面痛悔陈辞：

“我们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痛恨章罗联盟，我壹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壹刀两断。”

（以上为费孝通）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壹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了（自己）灵魂的丑恶。”

“党壹贯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壹个怙恶不悔，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铸成）

“……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陈仁炳）

这里要特别提及壹下钱伟长。这位钱教授不仅在当年反右中极力嘶咬同侪，企图立功赎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愿）。还把这壹套铭记在心，当作后半生做人的坐右铭。1986年11月，在反右运动即将三十周年之际，有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诸人，倡议召开壹次“反右运动学术讨论会”， 邀请函也发到了钱伟长手上。钱教授壹看窃喜，认准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将此邀请函上呈到最高当局、太上皇邓小平的案前。邓壹看大喜，立即派员扑灭了右派们的“翻案” 之火，三位发起人受到开除党籍、严加批判、予以监管的处分。（邓小平错把许良英弄成王若望。后来方、刘、王三人被迫流亡海外）。还连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钱却因这次检举有功被邓大人钦批为“表现很好、应予重用”。结果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忝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末。钱大喜过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国检举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检举揭发受到的最高奖赏者了。正是：

为了壹顶“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过，在反右中也有“顽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负责人之壹的彭文应就壹直不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和自己参加联盟的“罪行”，哪怕这时他全家在经济上已被中共逼入绝境，而且当局允诺只要他“认罪”，就恢复他的工作和经济来源。这时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儿跪在他面前求他“认罪”：“爸爸，为了儿女，妳就承认下来吧……”

他泪眼花花面对小女儿揪心的呼唤，却铁下心不为所动，真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彭文应曾于1962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58岁。之前彭的妻子和壹个儿子已经在贫病交加中先“走”了。彭临终前致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终止反右。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更是刀枪不入，在批斗会上大声宣示：

“让我承认错误除非砍下我的头。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里去！”

有如此气节的当然是凤毛麟角了。

可怜的是那个口口声声求饶，“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机会”的陈仁炳，不仅当时当局没有给他“重新做人” 的机会，就是到了1979年全国99.99%的右派都已获“改正”时，陈却仍被作为五个不予改正的全国性右派中唯壹幸存者，当局仿佛故意羞辱他，与他作对，让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对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经故去的全国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来说，不但无损毫毛，其家属后人还引以为荣，正如章诒和所言，他父亲和罗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远的“自豪”。然而对于壹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陈仁炳来说，偏偏不予改正无疑是对其最致命的壹击，最后不得不“抑郁”而终。

当然也有壹些右派后来又飞黄腾达了，如费孝通、钱伟长后来都担任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但是这些人在无限风光的后面，却总有挥之不去的反右派时那段不光彩的阴影，所以最怕人们提起反右运动，故总是委婉地说：“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费孝通）。

其实，这种躭心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当年那场“阳谋”的受害者来说，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应承担罪责，在高压下说－些违心检讨的话，也不是很丢人的事，没有必要因此隐瞒这段历史。但如果刻意隐瞒历史，反而成了为罪恶制造者们掩饰罪恶的帮凶了。这也是对自己、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了。

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受害者，包括中共内部人士，终于挣脱羁绊，拿起笔来加入记录历史的行列。

多少精英填沟壑：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消灭和对知

识分子的全面扼杀



如果在上壹节我们主要记述了毛对中国知识分子進行精神催残的话，那么，我们在此节将看到毛在反右运动中对所谓“右派分子”继之以肉体消灭的滔天罪行。

在建国初期，毛主要借助所谓清匪反霸、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名义消灭了大批体制外、或者敌对方（国民党）投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杀”或在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处决的办法，更多的是交由农民、基层干部自行处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们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对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绝为这些恶行的受害者甄别平反。有人误以为那是在“革命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这绝对是错误的，它完全是毛有计划的屠杀，只要想壹想当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对到访的苏共代表米高杨说的所谓要“打扫屋子、清除杂草、垃圾、尘土、跳蚤、虱子”的话，就可知，毛在建国初期進行的各种名义的“运动”，都是其有计划的对己经归顺的、手无寸铁的所谓阶级敌人進行的恶毒的大屠杀。这是历史上任何改朝换代时期新朝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暴行。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屠杀的人有的是自投罗网，有的根本没有想到逃离，结果全都束手待毙，引颈受戮。在毛建国初期这种“大扫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历史去探究了。

反胡风和肃反，是毛从体制内和体制外结合、而且重点是对体制内知识分子迫害的开始。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在有关“阶级斗争”的章节中已简单介绍了。接下来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残、迫害知识分子的“主战场”，文革是壹场综合性的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反动，我们将以专篇叙述；反右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这里主要讲述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摧残。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不打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挡案袋）”的“感召”下，各类知识分子，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由国民党投诚过来的老政客、老将军，以及更多的壹般知识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网”之中，然后被其壹个个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处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让其自我灭亡。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特别是未经历其事的后来人，看到这么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壹定会以为这是毛的手段无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幼稚、冲动所致。但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不懂历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结果。因为从总的方面说，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当受骗”，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而是由于谁都没有料到毛作为 “壹国之君”、壹个号称“最先進”、要“解放全人类”的执政党的领袖，竟然是如此无赖，如此言而无信，如此出尔反尔，如此厚颜无耻下流！

上当受骗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钧、罗隆基之外还有龙云、黄其翔、陈铭枢、黄绍竑等等），还有壹些是文化界、新闻界的名流，这些都是富有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知识精英，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深知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深知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起码道德“底线”。所以，才认定以毛的身份，在国家级大讲台上的公开宣示，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谈会上的推心置腹，公开场合的信誓旦旦，不应该是“骗人”的伎俩；因为古今中外的君主、总统或国家元首壹级的要人，都没有这种先例。正如后来章伯钧私下对他女儿说的，他是“高看了共产党”，以为共产党作为壹个大国的执政党，应该能够约束它的领袖，维护党的信誉。实则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质和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毒辣和卑鄙。后来的事实证明，从本质上说，毛仍然是盗跖、庄蹻、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壹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这类人厉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于是就发生了知识分子、饱学之士，遇到“无产阶级”领袖兼厚黑大师便－败涂地的悲剧。

完全可以说，仅仅是这场反右派运动的表演，便足可以将毛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壹些大右派的经历，这里再说说更多的壹般右派的来历，看看这些“右派分子”是怎样的壹批人，他们是怎么“上钩”成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占右派绝大多数的壹般知识分子（很多人其实够不上知识分子，如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小干部、小职员，工人、甚至有中学生和小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右派言论”，而是被毛的默认阴谋和陷阱将其“圈進”右派队伍里去的。具体原因可谓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壹是向来与领导关系不好，不大听话，这种人就难逃厄运了；二是出身所谓剥削家庭，或者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较“复杂”，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准阶级敌人”，划成右派是“理所当然”；三是在单位里有些异类，遭人忌恨，或人缘不佳，遭人讨嫌者；四是口无遮拦，随便发议论；五是完全意外的“无妄之灾”。

以下各举例以证实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县田家窝堡人，反右时在兰州大学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由天被划为右派，她自己说是学校想提升她为副教授，但她却主动推辞掉。她这壹“高风亮节” 之举不但没有赢得赞赏，反而引起领导、同事的指责，说她是故作清高，制造矛盾，破坏团结。反右时因此将她划为右派。

其实，由天被划为右派更主要是因为她有壹个在美国的丈夫。由天与其夫都是当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不愿做亡国奴而流浪到内地的青年，他们在流浪中分别在重庆、成都读完大学。之后她丈夫去美国留学，由天壹人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国内。毛共建国后，由天与丈夫天各壹方，但保持通信往来，丈夫在美国当了教授，时常寄钱回家。正是这种当时令人恐惧而又说不清楚的“海外关系”，使她成了右派，并处以送劳动教养。由天在教养农场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得知她患病的丈夫于1959年秋天从美国回来看望她，被临时安排在宁夏大学当教授，但之后则再也回不去美国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单身出逃不知所终（估计死于“革命群众”之手）。三个孩子也没有存活下来。

李景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配在天水壹中当教师。李的家人因受壹个亲戚影响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儒目染，也信了基督教。这就成了他日后成为右派的理由。

其实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胆小怕事。他按照“上帝”关于“要服从在上面掌权人的意旨”的教导，对领导毕恭毕敬，凡开会发言必歌颂共产党。整风开始，学校领导动员他帮党整风，他仍然只是歌功颂德，不管怎样动员，他始终不改口。领导们分析，李这种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拥护共产党，唯物论与有神论是互为水火、势不两立的。于是仍然决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单。

李景沆曾经对人说过：“我害怕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肃反时已把我吓得跟猫娃壹样，我哪里敢对共产党不满呀。”但这似乎够不上右派言论。所以，当领导宣布他坚持反动立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李争辩说：“鸣放中我没有提过壹条意见、怎么划我右派？”领导说：“妳不说不等于没有意见，妳不说，却比说的人还反动！”李无言以对、就此成了右派。

还有壹个跟名人有关的右派。建国之初，国民党反正过来的邓宝珊将军当上了甘肃省主席，邓立志要弄出壹点政绩，决定大修水利工程。于是给他的老友，时任国家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便给已在美国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写信，劝其回国来帮助邓宝珊搞水利建设。傅作恭对共产党也十分崇敬，于是毅然抛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去到甘肃搞水利建设。傅被任命为甘粛水利厅总工程师。这时甘粛省委第壹书记张仲良正计划在甘粛搞壹项伟大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但作为水利专家的傅作恭壹眼就看出其计划荒谬不可行，于是直言不讳提出反对意见。这时刚好反右运动来了，张仲良认为傅是阶级敌人破坏经济建设、向党進攻的典型，毫不犹豫就给傅作恭载上“极右分子” 帽子，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这个身材魁伟的水利专家，后来被活活饿死、折魔死在农场。

这里顺便讲讲那个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张仲良搞这个工程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大办水利” 的号召，张调集十多万民工苦干了两年多，最后丢下数以千计的尸体、耗费了难以计数的物资钱财之后，下马了。原计划浇灌1500万亩地壹亩也没有浇上，己建的部分在当年就给山洪冲垮了。人们谓之“急火火地上马，血淋淋地下马”。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说上面这几人划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影响，那么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达是烈士遗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儿院抚养长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许拥有这些先天优越的条件，王达在单位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有壹种天生的优越感，且性格倔强，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作出的决定往往发出不同意见，而且还爱“当面提出”。到了反右，领导决心“教训”他壹下，随便找上几条他“反领导”的言论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达也就变成人民的敌人了。

至于各种“无妄之灾”，就更离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华东金融系统支援大西北的干部，当年他不仅放弃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肃，又主动放弃了留在武都或临夏这种条件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动要求去条件更艰苦的岷县工作。后来领导照顾他与妻子团聚调到临桃。

到临桃人县民银行工作后，同事们风传壹位行领导与某女职员有“不正当男女关

系”。高尚斌不爱理这些闲事，只顾埋头工作。有壹次他去请行长签壹个文件，不小心未敲门就走進这位行长的办公室，正好碰见行长与那位女职员在行“好事”，他立即转身退出，也不告诉任何人。但事情已被发现，领导终不放心，于是趁反右派之机，列出高几条罪状，接连召开批斗会，要划他为右派。可高问心无愧，拒不认罪。这样，对他批斗便无止无休。壹次，他被带去参加另壹个单位对右派的批斗会，那个单位的右派个个低头认罪，主持会议的领导就宣布休会。这使得高产生了幻想：我也认了，不是就不挨批斗了吗？果然，在他承认壹切之后就不被批斗了，但是换来的是壹顶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贱民”生涯，高在教养农场九死壹生，差点丢了性命。

后来那位行长也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但这于他又有何补呢。

（以上取材于邢同义的《恍若隔世 回眸夹边沟》壹书）

胡平的《禅机 1957》中则说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区某壹个小学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城镇，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园” 般的生活，半个月看壹回报纸，蔬菜自给自足，也从不关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风反右来了，该校30来名教职工，上级给派下抓5个右派的指标。校长好不容易抓到了4个：两个是在会上给县教育局提意见，第三个是偶尔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与乡长搂抱在壹起，乡长不能放过这位老师；第四个老师是对班上壹名画手枪说要打死他的顽劣学生训斥壹顿，并撕掉了那学生划的手枪。哪知该学生的舅舅就是带真手枪的公安局副局长……

还差壹个未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办呢？校长日夜为此焦心。恰好这时分配来壹个年轻的新教师，这个新教师来到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校长对他的入党申请并不感兴趣，偶尔跟他谈起还差壹个右派的事，年轻教师看见领导犯难，想了壹会就自告奋勇地说：

“校长，要不，这个指标……给我吧。”

校长像抓到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年轻人的手，真诚地说：“那就委屈妳了，不过年轻人吃点苦也好，算是党组织考验妳。最多两三年吧，妳再回到学校，我壹定让妳入党！”

校长开出的当然是壹张绝对的空头支票，据说后来这位右派教师在教养农场“疯”了。这个年青人的壹生就此断送。

董玉宝是另壹类型，他原是河南信阳地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反右运动中，上级要董抓右派，董认为自己单位确实没有右派，要求上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地委书记王某听了勃然大怒，厉声呵斥道：“妳就是右派！”于是董玉宝就成了右派。

张贤亮在《烦恼就是智慧》里说了壹件事：

张已经划了右派在教养农场劳动改造。壹天收工回来，见到壹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哭。张看他的样子有些奇怪：这样的人也是右派？后来才知道原委：

原来他所在的县要押送20个右派去劳改农场，领导已经派了押送干部。这位老

乡从没出过远门，也想趁机外出游玩壹趟。苦苦请求之下，领导同意他也参加押送。谁知途中壹个右派逃跑了。两位押送干部打电话请示县领导怎么办？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无奈，县领导决定让这位老乡顶了那个逃跑右派的“缺”。

还有“玩笑右派”。王跃文在《我曾混迹官场》中讲了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的故事。

他从小知道父亲因言获罪，但不知细故。后来，父亲终于告诉他事情原委。原来父亲

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是年轻人，平时大家很随便，

常常互相开玩笑，谁也不在意。县委书记的夫人是县妇联主任，虽然尊贵，却是个麻

子．壹次他父亲心血来潮，想跟她开个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题了壹首打油诗：妹

妹壹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壹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不久，反右派

来了，这件事情被定性为：攻击县委书记夫人=攻击县委书记=攻击共产党=资产阶级右派。于是他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终身命运就此彻底改变了。

还有“小便右派”。某单位在反右补漏时分得壹个右派名额。领导感到很难办，便交给大家去“评选”。可开会时谁也不发言，会议陷入僵局。正当难堪之际，壹人

突然起身去厕所小便。此人刚走，便有那脑筋灵活者提议：就选他！于是众人附和，

壹致通过，全体如释重负。等那人从厕所转回时，会议已宣布散场。过后领导才把群众“评选”的结果告诉他，已经上报定案了。

四川达县有壹个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右派”。 原来达县城关镇壹家鞋帽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在整风运动初期想给某副镇长提意见，但自已既不会写又不会划。见到邻居家壹小学生喜欢画画，便请他画了壹幅题为《壹手遮天》的漫画。后来运动转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桥自杀了。领导追究那幅划的来历，壹查，原来是冉的邻居、12岁的小学生张克锦所为。张克锦从小爱划，得过少儿绘画大赛奖项。于是把张克锦小朋友从学校抓回，给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龄太小，上面不批。于是改称“右童”， 并把他关進牢狱。壹关7年，放出时就够资格成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来自投罗网”，被“壹网打尽”了。

这里须说明壹点的是，毛自建国初至文革之前发动的各种“运动”，都是采取由各级党委、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农村基层党支部负责的办法，各单位的负责人就是本单位“运动”的领导者。这就给领导以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拉帮结派等等以极佳的机会，反右运动也是如此。于是，领导逐渐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党” 的化身，甚至变成单位里的 “小皇帝”。正是这千千万万“小皇帝”，托起了毛泽东这个“大皇帝”。

下面讲右派们的后续命运。

抓住了这么多“右派”，对右派的“处置”自然成了个大问题。1957年7月，毛在青岛召开了壹次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之壹就是研究、布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在会上讲了话，对右派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决定。后来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5卷，题为《壹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这篇讲话的开头，毛就宣称说：

“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妳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说，右派是十足的敌人。

但是，后来在对右派公开处理时，毛却耍了点花招，大概出于他的“仁慈”，他宣布：对右派实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后来对右派的最高处罚是“送労动教养”，据说这是壹种“最高行政处分”。这使人感到他仍然“宽宏大量”，对右派分子是“仁至义尽，从轻发落”。这样做，在毛看来能收壹箭三雕之效：壹是留下这些人作“反面教员”，让人们看到反对与共产党的下场，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余价值”。不管让他们留在本单位劳动或是送去教养农场，都可以让他们为国家创造价值（毛说过，把几百、上千万地主杀了太可惜，不如留下这批劳动力划算；三是能为毛和共产党嬴得“宽大为怀”的名声。特别是外囯人和我们的后人，他们研究中共的历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献为依据，当看到毛对“猖狂的、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谁还相信中囯共产党统治是什么“暴政”呢！

对右派的具体处置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认为罪行比较轻的交原单位或回农村“戴帽”管制劳动；认为“罪行”严重的“极右分子”或者态度恶劣者壹律送农场劳动改造，此中又分为两类，－部分送去专门为右派设立的“教养农场”；－部分送边疆军垦农场，或它们的附设机构。不管那种农场，实行的都是严酷的劳改政策。

这里简单说说这个教养农场。据说，它是仿自苏联的“劳动营”。

为了给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制造法律依据，国务院于1957年8月4日，通过《人民日报》公布前壹日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能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规）《条例》说明这个制度出台的依据和宗旨，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给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人壹条悔过自新的出路……”

妳看，完全是为了做好事啊，是为这些人谋出路，积德行善才搞这么个办法。那么，宪法第100条又是怎么规定的呢？经查，其原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

原来如此。这个宪法第壹百条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边，而且也未为实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谓“劳动教养”提供任何依据。所谓根据宪法100条将壹些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词，实乃毛和中共为所欲为、变相践踏宪法的行为。而且，就是在这个《劳动教养决定》中规定的四类教养人员中，也没有“右派”壹说，四类人员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游手好闲、违反纪律、不务正业……”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响应毛的号召（甚至被迫“响应”） “帮党整风”的现职干部、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他们有正当、合法的职业，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会精英。妳看，为了给右派治罪，毛及其帮凶居然伪造“宪法”， 编造莫须有罪名，是何等卑鄙无耻！

重要的是，这个条例规定有关方面可以不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将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在反右时则是由单位的领导便可将本单位的所谓右派送去农场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不算刑亊处罚，只是“最高行政处分”。但教养农场由公安部门的“劳改局”管理，教养人员实际上与“劳改犯”没有差别“壹视同仁”。很多地方没有教养农场，或教养农场不够，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