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適合一國兩制
Re: 台灣不適合一國兩制
然而,在開始下面的討論之前,應該保證壹點,那就是我們不會設想強制集體化。這裏的關鍵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論可能性;而在實踐中探索這些可能
性,只能由未來的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的公民來完成了。只有當公社證明它希望替代資產階級家庭時才會繁榮起來。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列出以下活動。公社將圍繞這些活動來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製備
(3)保育
(4)休閑活動
(5)扶助老人
我們壹壹考察這些活動領域,以及這些領域中產生的問題。
第壹個問題,就是公社用該有多少人為宜。這是壹個影響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我們設想其人數要比中國模式小很多——也許50到數百對成年人。依次討論不
同領域的公社活動時,這種規模的選擇可能會根據經濟問題而調整。
1.住房
我們假定公社會給成員提供住房。雖然已經有居住合作社在做這件事,不過在這些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侵入家庭經濟的嘗試。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
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為成員家庭提供壹系列單獨的住房。公社應該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為成員個人提供的住宿。
前蘇聯的公共住房通常與過度擁擠和設施不全相聯繫;公社公寓比較小,而且不是專門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變成壹個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須能夠為個人提
供他們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獲得的那樣多的空間,同時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夠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間。我們可以假定每個成年社員都擁有壹個房間供自己獨享
。把這壹標準擴展到公社所有后青春期成員可能會是可取的。
什麼樣的建築類型適合公社,在這個問題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郊區的「半獨立式立體住宅」或者塔式大廈中的公寓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適應核心家
庭的。公社必鬚髮展壹種新型的建築風格。最近,達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於他們關於丹麥「居住社區(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
供了壹種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有趣的討論。這些建築師並沒有設想太多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程度的公共性,但他們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
餐和保育的設施,以及共享倉庫,乾洗設施,攝影暗室等等。這種設計很可能是學習了宗教社區或者大學的建築風格(儘管,這兩種類型的公寓建築大體上是
為單身的人準備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間)。
2.食物製備
我們假定公社成員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些時間會在壹起吃飯。這就意味著存在公用廚房和餐廳,擁有或者起碼配備大型烹飪設施
,以及安排完成食物製備任務的勞動力。我們可以設想兩條原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組織烹飪。從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兩個原則跟共產主義原則是兼容
的。在壹種情況下,社區聘用某些社員為全職領薪廚師,而在另壹種情況中,則是有壹個執勤制度安排輪崗。下面我們回到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優點上來。
社區單位的規模決定了更廣範圍的食物製備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見。例如,在單個家庭中每天烤麵包是不經濟的,但對於100人來說就相當可行
。
3.保育
決定公社的規模時,就要使它足夠支撐起壹座幼兒園,也許是壹座小學。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將把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人
口從個體兒童撫養這種勞動生產率很低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些婦女可以參与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中去。這樣做,她們將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同時
獲得獨立的收入。
4.壹些休閑活動
我們來設想公社有足夠資金提供壹定的運動或休閑設施。而這些設施,目前只屬於上層階級。比如說100人規模的公社應該能供得起壹座游泳池,小型健身館
和壹到兩匹給孩子的矮種馬。公園可以配置鞦韆、攀爬架等部分設備。提供有空間跳舞、演奏音樂的公共休息室,也應該是經濟的。像帆船這樣的設備是大多
數個體難以企及的,對於公社來說也許不成問題。壹個城市公社或許在鄉村擁有房屋,這樣成員可以在此度過假日。他們會擁有壹輛或兩輛麵包車,或者壹輛
轎車,以及自行車,這些都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體烹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設施,以及樓裏面年輕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潔和乾洗服務也是由公社提供,那麼老年社
員不用住進單獨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這種「老年之家」往往是與恥辱和孤獨聯繫在壹起的。對於健康的老年社員,公社會為他
們發揮活躍的生產性的作用提供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受退休之後強制的無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獲得規模經濟。正是這壹點,使得公社比個體家庭更優越。正是因為公共保育節約勞動,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讓人感受到解放。很明顯,
如果實際情況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兒童需要花費更多人-時,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為公社辯護。公社的經濟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直接勞
動的節約,二是生產工具的節約。直接勞動會更節約,因為在現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並不是以有效經濟規模完成的。為50個人做晚飯比50
個人給自己做晚飯花費更少的勞動。說得實際點,50個人的公共烹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戶中分開做飯更節省勞動。
生產資料的節約則更微妙壹些。考慮下如廁的問題。如果妳在壹個典型的英國住房中,那裡面只有壹個廁所,通常還位於浴室中。如果另外壹個家庭成員正在
洗澡,有時候是很讓人抓狂的。但如果換壹種角度,50個人生活有20個廁所的大房子里,廁所被全部佔滿的情況微乎其微。確實有可能在減少人均廁所的數量
同時,保證壹直有壹個廁所是空著的。減少廁所剩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被用於其他活動。
適用於廁所的論證也可以推廣到其他設施。公社可以證明安裝小型內部電話交換機設備是必要的,因為就相同數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線路,肯定比分散
到各個配置自用電話的個體家庭要少壹些。辦公室設備如電腦和複印機也壹樣。壹個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話,將會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
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員可以比個體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設施。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
,「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
玩具製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
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
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付酬制度與對外貿易
在中國,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給社員所做的工作付酬。這些都是公社維護的內部會計單位。在收穫的季節人們得到所收穫穀物的壹份,份量的大
小取決於這壹年他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賬上記錄的公分跟中國通行的人民幣不同。工分是對公社資源的索取,並沒有直接賦予國家資源給公社成員。這項
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基於層次化公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在壹個城市公社體制中作用的。
社員做的工作分為兩類:在公社內的工作和為了國家經濟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上的劃分,可能對應于從主要為國家經濟工作和主要為公社工作的成員上的划
分,但也可能不對應。國家經濟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增加增值。這些商品和服務首先屬於全體人民,然後國家共同體給做工的人分配勞動劵。這
些勞動劵可以讓做了工作的人從商店裡獲得等價值的產品。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公社的成員是為國家經濟工作,那麼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勞動劵,應該歸她個人
,還是歸公社呢?
原則上,兩種制度都可以實施。如果個體獲得國家勞動票證,那麼公社就會收取成員費。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公社成員的勞動就當成了公社的財產。類似地,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包商手下員工完成的任務量就是外包商的財產。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給政府提供諮詢服務,政府就將服務費支付給J&M而不是J&M的
僱員。J&M 撈取利潤之後,才會把所得中員工的那壹份付給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剝削,但相似原則是適用的:向國家經濟「出口」勞動的所得歸公社全體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個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把內部和外部的勞
動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廚房工作壹天還是直接為國家經濟工作壹天,我作為壹個個體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這些工分可以用來支付公社社費
,公共食堂用餐的費用,或者以現行兌換率(exchange rate)轉換成國家勞動劵。我們提及兌換率,是因為並不能馬上看出公社能夠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值交
換。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需要系統地看壹下公社的賬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個整體。假設公社社員在給定的會計期中給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勞動券的形式歸公社所有。國家稅收是以個體或集體的方式徵收的
。由於我們假定國家勞動劵是直接支付給公社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假定納稅義務是集體的。
在這種制度中,公社勞動券形式的總收入,實質上是公社成員外部勞動的總時間。它的稅後凈收入等於總收入減去在這壹時段公社社員應該繳納的國家稅收總
額。在對國家產品進行集體購買后,公社還剩下分配基金。這就是可以用來分配給公社社員的勞動券總量,讓個體社員能夠給自己購買國家產品。
現在考慮壹下個體社員。如果公社為了內部會計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她所做的內部工作小時數和外部工作小時數加在壹起,就得到她
的總勞動貢獻。我們就說社員簡幹了36個小時。現在我們必須想想社員對公社集體基金的義務。這個基金必須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費(國家稅收和集體購買
國家產品),但另外它必須支付任何公社內部勞動需要,比如供給非生產性社員,以及基本公社服務,例如清潔和維護公社設施。對於我們的個體公社社員在
基金中所佔的份額,我們說是12小時。那麼歸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減去12=24小時。她可以用這些工分購買非基本的公社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並能
根據會員權獲取,而是要單獨收費——比如膳食或者理髮)。或者她可以將它們兌換成國家勞動券去購買公社外部生產的產品。在這裏兌換比率的問題就出現
了。
假定我們的公社社員簡想把她的16小時價值的公社工分兌換成勞動券。其他社會也會想要兌換他們的壹些工分。面對壹定的兌換的總需求,在什麼條件下公社
能夠將內部工分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價兌換?這取決於總需求和上述討論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間的關係。如果它們數量相等就沒有問題——在1:1的兌換率下,對
國家勞動券的總需求,等於可供兌換的勞動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緩衝庫存的勞動劵在手上(例如以儲備金的形式出現——參見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間
的臨時隨機偏差也不會是問題。但如果存在長期差異,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兌換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麼公社將不得不「低估」工分。例
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單位國家工作時間的價值,而在壹定時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麼穩定的交換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兌換1國家勞動券。
為了進壹步研究這個問題,討論壹組說明性的公社勞動賬戶(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總工分等於(a)總分配基金(上面討
論過的)加上(b)總的非基本內部工作。(關於后壹術語的定義,參見該表的註釋。)在這個案例中,它們的價值都是2200小時。但是,這裏的等值並不是
圖表中說明數字選擇得比較特殊——從我們設想的會計關係得來的,只要公社的集體基金是平衡的,總收入就等於總支出。
給定平衡的集體基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國家勞動券之間可持續的1∶1的兌換率需要什麼條件。公社成員只能用他們可以支配的工分做
兩件事:花在非基本內部勞動產品上,或者兌換成國家勞動票證二。所以,如果社員花在內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務上的工分等於這壹領域的總勞動的量,那
么兌換國家勞動券的需求就恰好等於可用分配基金,壹對壹的兌換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時記
在非基本內部工作。如果這1200可用工分用於購買非基本內部工作產品,那麼國家勞動券的供給和需求就都等於1000工分。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6.12.1.png
表12.1 壹組說明性的公社賬戶
「基本」內部工作指的是作為壹種權利可供公社成員使用的產品,而非基本內部工作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借記社員可支配工分賬戶的方式「出售」給社員。
那麼在這裏,可持續的1:1兌換率需要三種條件:公社必須正確地管理賬目;公社必須維持平衡的集體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內部勞動的預算要與
公社成員的需求相同。勞動券相對於1:1兌換率下需求的持續短缺,就是違反了壹個或多個以上條件的信號。例如,假設公社提供給廚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
分要多於從就餐中「收取」的—-那麼勞動券的需求就會過多,這就會使得工分以低於等值的比率兌換。這是個簡單的會計問題。或許對就餐的工分「價格」
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實的分配問題。如果投入到廚房的勞動相對於公社就餐需求過多了,這就需要對社員的勞動時間進行真正的
再分配。
假設在外部經濟中是充分就業的。這就不是問題。公社並不需要扮演「最後僱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內部活動中抹平過剩勞動。如
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價的話,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麼做。
這些論證都假設公社出於會計目的將內部勞動和外部勞動視為等值的。這就是說,公社已經決定將成員每小時的工作記為壹個工分,而不管他們是在公社內部
工作還是為國家經濟工作。在這種情況中,交換比率必須統壹,而任何持續的偏離等值的壓力,都意味著會計錯誤或者勞動分配的錯誤。但原則上講,公社可
以選擇讓外部勞動高於或者低於內部勞動。比如說某壹公社的成員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內部工作更沒有吸引力,因此認為給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
(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兌換率應該與用於會計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認為對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適的,那麼,壹個成員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工作
壹小時應當記作1.1工分,而且兌換率也應維持在1.1個工分換取1勞動券。既然公社的目標之壹就是打破勞動的性別性別,確證人類平等的設想,我們就不應
該推薦這樣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個可能性而已。
任務分配
公社在任務分配時,可以遵循兩個原則。在壹種情況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長期分配給社員。公社需要全職工人,全職廚師,全職育幼員等,而其他成員則為國
家經濟全職工作。而在另壹種極端情況下,則是輪流執行任務,這樣壹個人可能先當壹天育幼員,再當壹天園丁,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天中為國家經濟工作③。
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輪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別決定角色的風險,而長期任務分配能夠使人們對工作更熟練。任務輪值的激進形式會對國家經濟造成約束
。國家經濟項目的效率會受到影響,假如他們都不能夠指望項目成員在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話。
公社的法律性質
公社可以擁有自己的樓房,以及適合內部生產的生產工具,包括餐飲設備、爐子、攪拌機等等。另外,壹些輕型的運輸工具比如小轎車和麵包車也屬於公社所
有。假設他們從公共土地機構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權跟公共機構簽訂合同的話,這對公社來說會是壹種便利。很顯然,他們要能夠與國家簽訂勞動供給合同
,不過他們也可以簽訂合同使用公社勞動去運營整個項目四。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租借給他們其他的生產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經營壹塊城市區域內的牛奶遞
送服務,送奶車也會租給他們。
公共政策
至於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組建壹個機構把想要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點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應該專門用來鼓勵建立
公社。
他們會得到儲備的公有房屋或者給他們賒賬修建特地設計的公社住宅。稅收政策也會調整,對公社比對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
確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夠為公社成員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就不太清楚他們是否願意長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許,社會主義政府希望鼓勵實驗,
通過系統性地支持公社的過渡性政策來克服社會保守主義。
第十三章:論民主
在大眾心目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總是同殘暴的獨裁以及對公民社會自由的壓迫聯繫在壹起。考慮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雖然
在英國,人民日益認識到憲政改革的必要,但對這壹改變可能意味著什麼的設想卻很審慎。也許可以公開討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議會選舉制度,
但廢除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卻不可思議。本章的目標就在於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具體而言,就是要論證壹種激進的民主體制。我們將勾勒出古代希臘民主的壹
個現代版本,並且證明這種民主制度將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珠聯璧合。
民主與議會制度
歷史上最為諷刺的事情是,幾千年來都被視為寡頭政治標誌的投票選舉制度,竟然在當下被認定為民主的標誌。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
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復」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
。「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
(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
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亞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民主制度時,對於民主即是由窮人所統治這壹事實有清晰的認識。對於認為民主僅僅意味著由多數人統治,他給出了如下的例
子作為反駁:
假設壹個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為富人:倘使這壹千人佔據了治權。對那三百個出身貧窮而同他們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職,人們總不能說這是平
民政體!(《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設,「畢竟現實是富人在哪裡都是少數,而窮人在哪裡都是多數」。於是他給出的具體的定義即是:
「我們可以認為大部分自由民並不富有但佔據多數并行使主權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貴之少數人統治的則是寡頭政體。」
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他進壹步說道,在希臘「抓鬮(抽籤)法素來被認為屬於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於寡頭性質。」(《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
1294b)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家所謂的民主程序,應該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臘 psephos: 用紙票來投票)才更為準確。通過粉飾階級關係的實質,那些意識形態將
投票的權利與對於權力的運用加以混淆。事實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財閥寡頭制政體。財閥制度即是有錢人的統治;寡頭政體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
治。
上述即是現代國家的獨特原則。現代國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是自羅馬共和國以來最佳的階級統治模式。然而當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權之
時,卻總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競爭。有效的力量處於壹系列同心圓的之中。當他們通過議會或者內閣與首相或者總統接觸的時候,這些同心圓便會聚集收縮,成
為貴族制。這壹權力以資本的名義公開地被形式,現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職能是服務於商業目的的說法。而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財閥制度。
財閥集團的權力產生於其對雇傭勞動的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的專政本質,並沒有因為投票的權力而被廢除。Psephonomia或者說選舉,只是選擇個別寡
頭的程序罷了。選舉的程序同時賦予了寡頭們統治的合法性,使他們能夠從底層階級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員。即便是最好的情況,選舉也不過是
將寡頭制變成貴族統治。
亞里士多德將寡頭制視為對貴族制的背離:
「無論怎樣試圖從字面上區分貴族制和寡頭制,貴族制描述了壹種基於美德而非基於財富的統治。然而寡頭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並存的所有地
方,都已經被看做是貴族制。」(《政治學》,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貴族政治」這壹用詞的變化,集中體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的歷史性變化,即議會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優越出生的人開放
。但是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那些出生微賤的個人被招募來擔任公職,而是誰掌握權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區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是統治者財富的多寡。其本質,是政治權力衍生於經濟財富權力……即是寡頭制。不具有財富的人擁有權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們
方才所說,世上常常是富戶少而窮人多。」(《政治學》,1279)
代議制政府和民主是兩個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制度是基於窮人和沒有地位的人的多數人的統治;代議制,是職業政客的統治,而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階
級立場上都是屬於寡頭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寫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時,明確地追隨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其中寫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
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暴力推翻貴族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來說,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們在1852年就講過
,無產階級統治即是無產階級專政。
「獨裁者」產生於羅馬共和國而非希臘。它指的是在緊急狀況下,壹個個人按照法律條文被授予暫時進行統治的權力。然而這種臨時性的獨裁權,有變質為終
生統治的自然傾向。列寧和斯大林就曾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獨裁者。但是這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么?當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種不受保衛私有
財產的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約束的大眾民主制度。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是這樣描述這種民主制度的:
又壹種平民政體同上述這壹種類似,凡屬公民皆可受職,但其政事的最後裁斷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在這種政體中,[依公民決議所宣布的]「命令
」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為依歸的平民政體,主持公議的人物都是較高尚的公民,這就不會有「德謨咯葛」(德謨咯葛本意為「平民領袖」,其人常常
為公民大會的「演說家」,舊譯為「奸雄」或「民眾煽動家」。——中文譯註)。德謨咯葛只產生在不以法律為最高權威的城邦中。這裏,民眾成為壹個集體
的君主;原來只是壹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併為壹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于城邦。(《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292)
那麼這些群眾煽動者們提出什麼呢?共產主義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債務和財產的再分配。壹
壹個民主制度要對於無產階級有用,群眾必須成為統治者,能夠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頒布違背成熟的土地和資本財產權的法令。
直接民主還是蘇維埃式民主?
在左翼歷史中,有另外兩種可選的制度能夠替代議會制:蘇維埃制度以及共產黨專政。後者統治了蘇聯和東歐半個多世紀。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極少
數西方人依舊支持這種制度。不過,依舊有許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戀蘇維埃的理念。還未被列寧式專政敗壞的蘇維埃,被視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
我們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詞,是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內心深處嚮往蘇維埃體制,卻十分願意以「現實主義」為借口接受議會政府。蘇維埃的構想成
為了某種道德保障機制。
這並非低估了蘇維埃的信奉者作為暴動機構對於推翻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但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個專制制度或絕對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時,才傾向於形成蘇維埃制度。他們似乎很難從議會制度下產生。
(2),蘇維埃制度僅僅當他們被武裝(成為工人士兵的蘇維埃)之時才會產生革命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武裝的蘇維埃:1871年的
法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當蘇維埃被壹群意志堅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帶領,才能推翻現有統治。否則,就像巴黎公社那樣,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員會,他們無法抑
制地傾向於脫離當時的國家權力,直到他們自我解體為止。
(4),他們為壹黨國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這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權,以及從低級到高級蘇維埃的間接選舉制度。這樣就有利於團結共產主義
者中潛在的大多數。這樣的共產主義統治很可能是任何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不是壹個可持續的國家體制形式。壹旦這樣的制度被規定下來,就很有必要將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並寫下來,以確定誰有以及誰沒
有投票權。委員會不能僅僅模糊地由工廠工人和士兵組成。然後就會有通過普選定義區域憲政的壓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缺乏詳細明確的備選
憲法方案的話,蘇維埃政權會很容易發展為壹黨專制或者資產階級代議制。
對於斯大林主義(乃至列寧主義)之前的純粹蘇維埃民主的懷念,來自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無批判的接受,是壹種不假思索的思鄉情結。在這本書中,列
寧為馬恩思想,尤其是他們對於第壹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辯護。基於俄羅斯的現狀,他認為應當「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
,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這樣壹種真正的民主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
了相當不同的東西。
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蘇聯的歷史進程是布爾什維克政黨代替了無產階級,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最高領導人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這些都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不需要再強調。這壹列寧時代就已經確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裡走到最後。
新制度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批評家通常都贊同《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概述。他們只是強調列寧的理論與後來的實踐之間的矛盾。壹些人責怪列寧和他的政黨理
論,還有些人責怪當時俄國艱苦的社會環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但是很少有人將矛頭對準列寧最初描繪工人委員會的構想。
僅僅對比理論和實踐,好的動機與骯髒的行為,這並不是批判。相反,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由《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模型導向蘇聯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這個
模型描繪了壹個從工廠工人與士兵當中選取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會議代理人來組成最高蘇維埃的體系。為了保證代理人對工人負責,代表們必須服從罷免,
並且他們只收取與工人的平均工資。後面的條款源於巴黎公社的經驗。針對伯恩斯坦將巴黎公社謂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寧如此辯護道: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
民行使國家職能呢?)」(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這壹章很關鍵。這個反問句也是恰當的。但是在壹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列寧對於「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夠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徵是,所
有的市民被無壹例外地召集來執行國家的職能。但是這樣執行的制度比列寧能夠設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數投票進行統治,是古希臘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徵。壹般是通過公民大會(eklesia)上的舉手表決。平民(demos)主權並
不是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中壹樣,委託給的選舉產生的職業政治家的議會。與之相反,普通的勞動人民,即當時的農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討、辯論以及投票
表決與他們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問題。③通過五百人會議(Boule)而不是「政府」來執行行政職能。與現在財閥統治的議會不同,五百人會議不是由選舉,而
是由抽籤決定的。會議的職位會輪換,個人在服務壹年之後,也會被更換。四
這個會議沒有任何立法權,而僅僅是負責頒布公民大會決定的政策。每個市民都有權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和表決,還能得到報酬,用於彌補由於參加會議而造成
的收入損失。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dikasteria)。這些法庭沒有法官,審判官員(dicast)同時扮演裁判和陪審員的角色。他們使用選票和分配機器的複雜程
序,以抽籤的方式從市民中選擇審判官員。壹旦法庭上投票產生結果,則無法上訴。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通過控制陪審法庭來控制議會。
人們對選舉充滿疑慮,從不使用選舉選擇官員,軍事官員除外。亞里士多德說過,選舉制是貴族的而非民主的;選舉制引入了獨立選擇的機制以及對於『最好
的人』,即aristoi,來代替所有人組成的政府。(《政治學》,1300)。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階級社會裡,「最好
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窮人作為社會渣滓和烏合之眾,當然「不適合」成為候選人。財富和聲望密切相關。只有當選擇像軍事指揮官這種特殊能力必不可
少的職位的時候,選舉才被認為是安全。我們政治軍事制與之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
由於行政機構由抽籤產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務,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壹般事務也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們的特點
:壹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壹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伍
儘管列寧希望點心師治國,他卻未能構想出實現這個夢想所需要的憲政形式。關於工人國家,列寧寫道:
「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
象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 (《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這裏完全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議會制政府的國家形式之所以適合於有產階級利益的形式,因為其基本原則是選舉。亞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這是
壹條反民主的原則。無產階級獨裁可以由壹個選舉會議建立起來,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樣,選舉人和候選人都只來自無產階級。但是這種制度無法通過選舉長期
維持。
「民主集中制」——壹條死胡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從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試圖在階級統治的工具即選舉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據這壹制度,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優秀成員
被組織在共產黨里,通過工人委員會制度中選舉出來組建工人政府。雖然選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這壹事實並不能防止選舉制度成為壹種經典意義上的貴族
制度。政治成為了政客的專職。像所有的貴族制度,會墮落為自私自利的寡頭制,並最終被「誠實的」資產階級財閥統治取代。
有人認為罷免權是對這壹過程的壹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是很可笑的。罷免權作為條款被寫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州憲法以及斯大林的蘇聯憲法當中,卻沒有什
么明顯的影響。罷免壹名官員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簽名。同定期選舉相比,罷免註定是罕見的事件。但如果選舉制就約束不住官員,為什麼罷免制就行呢?至
于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這壹條,誰來執行它呢?什麼可以防止選舉出來的官員為他們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當下依舊可能么?
在約翰·布萊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書《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種被他稱為「demarchy」(此術語是布萊尼姆自創,表示壹種不同
于當前選舉制的政治制度。這壹制度沒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於各種隨機選取的決策者團體。——譯者注)的制度體系,這與古典民主制度極其相似。他想
象出壹種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系統。權力在這個系統內是去中心化的,而決策過程由代表團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則是以抽籤的方式,從與某個審議中的問題有正
當的相關物質利益的人中選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導者,似乎對20世紀官僚主義國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責。但矛盾的是,經典民主制度的實踐卻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於人們極有可能不自覺地
抵制這種實踐。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導者必須需要發起壹個令人信服的提案,並回應壹般性的反對意見。
現代政治學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義的。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複雜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有專業政治精英才能應付。雖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許能夠運
營壹個普通城市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現代國家的全職官僚體系時就會措手不及了。因此,我們需要全職政治家們和有報酬的智囊團。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全職政治家們在面對堅決的行政部門時,並沒有實際的力量,更無法激烈地質疑給他們提供事業機會的現有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
對專業技能的論證混淆了兩件事。壹方面,在諸如公共健康、技術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具體問題上,存在技術專家知識的問題;但另壹方面,還有普羅泰格拉所
謂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斷的藝術。普羅泰格拉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這樣的政治判斷能力。在處理利益分配問題上,Drumchaple的店員和威
斯敏斯特市的議員具有同等的決策能力,考慮到他們都不具備所謂相關的專門知識。
另壹個反對經典民主制度的常見說法是,這壹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因此什麼也不能教給給我們。壹方面這種反對意見恰好是不相關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現代
倡導者並不准備重新引入奴隸制度。此外,這個觀點是以對古希臘社會的錯誤觀念為基礎的。雅典並不是奴隸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隸被排除在
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數的公民並非奴隸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貧窮的農民以及工匠組成。德謨克拉西(demokratia)的體制,是他在反對富人階層即大
地主大奴隸主們的階級鬥爭中使用的工具。後者更贊同寡頭制度制度,並最終在羅馬帝國的幫助下強行實施了這壹制度。
壹個更加乏味的反對意見聚焦于規模問題。不可能把現代國家這麼多公民都集中在廣場上來討論國家事務。但這個觀點忽視了現代科技的力量。電視技術已經
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台電視上裝壹個控制台,讓我們每次電視討論后進行投票。這在技術上不成問題。時事欄目定期抽取觀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在節目
上,普通民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其嚴厲程度遠超過通常質詢他們的二流政客。他們會讓壹個普通婦女就阿根廷戰爭中沈沒的貝爾格拉諾號,對撒切爾進行問
責。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眾有能力在每次辯論之後進行重大政治決策。
現代國家,如我們所言,是基於中心化等級化的原則。民主制度則提供了壹個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並沒有政府、沒有首相,沒有總統也沒有政府首腦。
國家主權力量是在人民大會手裡。國家的特定職能由抽籤產生的法庭或官員執行。權力既不會壹直在底層也不會壹直在高層,而是分散的。我們可以大致設想
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實行。在壹個層面上,人民主權可以通過電視辯論之後的電子投票來行使。為了保證人們得以普遍行使這種權力,電視以及投票電話
作為憲法權利應無償提供。這就類似於雅典給窮人參與陪審法庭之類公職的津貼。
由於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國家範圍內作出的決議需要讓全民投票表決,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由有多數票的陪審法庭進行監督。廣播部門,水源管理局,郵政以及鐵
路部門都需要處於委員會的監督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是從對應機構的用戶和工人中抽籤產生的。這樣的委員會不對任何政府部長負責。恰恰相反,民主制度
依賴的原則是,壹個足夠龐大隨機樣本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處於民主制度下的每壹個個體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被召去服務於某種委員會。並非所有人都會服務
于某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但是每個人都有望參加某個學校委員會,地方健康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如果人們都直接參与國家的管理,我們就不會再見到作為
現代選民典型特徵的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與計劃
對於經濟計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壹個制度。其中有兩個由專業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各自製定的計劃,然後由計劃陪審團從中選擇壹個。只有最重大的抉擇
(稅收水平、投資占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決。
前面章節提出的勞動時間決定價格的體系的重大優勢之壹是,它將國家預算政策的問題翻譯成每個國民都能夠理解的術語。而現在只有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和經
濟學媒體人能夠對預算做出正確的評估。要理解預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國家收入有多大。這從壹開始就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然後,還要知
道國民收入各種類別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計不同收入所得稅水平的回報。還需要知道銷售了多少英鎊的增值稅商品,以及從中得到的消費稅額。而
在國家預算的另壹面,還必須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項目以及通脹補貼的費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財政收支,則需要只有財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數據。
用勞動時間為單位來表達的話,整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人們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時的勞動貢獻給了健康事業,四小時支持了教育事業。如果年
度投票單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種類以及他們每項每周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人們看到投票單后,在到底願意在這些服務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問題上,會
形成自己的觀點。
假設對於健康服務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變,而有人希望減少x%。⑧這些投票都會被記錄,並取得平均數,來增加或者減少國民保健體
系預算。電子「投票單」很容易讓人們必須做出不矛盾的選擇。(例如,他們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幾年之後,可以預見支出水平能夠穩定下來,然後隨著民意緩慢改變。在通常狀況下,希望增加和減少預算的人將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變都會很微小。
儘管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決策是可行的,但對稅收的獨立的民主控制卻不能與之相結合。如果稅收和預算取決於不同投票結果,那麼財政收支平衡就
無法得到保證。(美國國會的預算和稅收都是通過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決議來決定,其惡果也是眾人皆知的。)更確切地說,單壹基本稅水平會自動調整,以
支付人們投票決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貼。選民在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下決定時,必須考慮到稅收的影響。作為這壹問題上的壹個變數
,選民可能首先要選擇總體支出的水平(因此還有稅收水平)。然後當她在某個公共支出類別上做出自己的決定時,「投票單」程序會表明在壹個領域內投票
作出的支出改變對預算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壹套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壹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壹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
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
來反對任何殘餘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
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籤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壹
個陪審團都會有壹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
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壹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壹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
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与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籤組成的監督
委員會控制。由於這壹委員會是抽籤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
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壹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
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
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麼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Demarchic委員會的權力將是調節性或經濟性,或者二者兼具。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需要壹個複雜的調節機構才能得以運行。在當下的社會當中,某些調控被
被我們認作法律,由政治家們制定,由國家權力執行,不過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從自治機構中孕育出來了。職業的機構規定約束其中成員行為的規章制度。貿
易組織規定工業組件的標準,這對於迅速的技術進步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機構規定用電話、電報以及傳真傳輸進行電子數據交換的標準。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規章僅僅影響某些特定生產分支或者社會活動,相關調控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應該被限定為該領域內部的成員。在其他對於公眾利益有直
接影響的領域——比如廣播電視或者某些對於公眾健康有影響的過程,調控委員會就需要擴展到多數公民,通過抽籤選舉來代表公眾利益。
Demarchic委員會的其他權力,都源於其對於人力和非人力資源的控制。壹個委員會可能被委託管理某種公共不動產:建築、古迹、交通線路、能源、供水設
施。就它們是不動產而言,主要矛盾可能產生於使用上。人們會想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負責古迹的委員會是如何拒絕讓窮人進入巨石陣的。但是,就這些財產
會逐漸損壞因而需要維護而言,即使不動產也必須以人力和物資的輸入為前提。
壹個委員會也會被委託管理機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動產。這對Demarchy管理製造過程更重要,因為它對所有製造過程都多少會有影響。我們假設所有
這些動產最終都是由國家計劃來分配的。管理項目的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財產,除非出現了更加緊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後,還有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由於這壹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壹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
向這壹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壹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壹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
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麼權利來獲得這壹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壹權力的大小呢?
這壹權力要麼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麼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託的。考慮壹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
這壹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壹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
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製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
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製造量的壹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
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託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
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託者。
古希臘平民(Demos)統治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制定出的防止上層階級篡權的複雜憲政機制。這壹平民的統治,在被馬其頓和羅馬帝國摧毀以前,繁榮了兩
個世紀。在那段的時期,他們創造了燈塔式的藝術、建築、哲學、科學和文化,照亮之後的黑暗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黃金時代——啟蒙運動,即是這束光明
之下的自我覺醒。而這尊火炬只有在現代平民(demos)獲得權力的時候,才會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產權關係
自從人類文明歷史有記載以來,財產所有權——奴隸、動物、土地和手工製品的所有權——壹直是組成社會的骨架。這些決定了社會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幾
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種方式改變所有權導致的。整個20世紀英國的政治都在圍繞著公共和私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工黨政府在20世紀中期是公有制的
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來,保守黨政府推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的政策。後者的這些變化被認為是充分徹底的「撒切爾革命」。
我們提出的關於所有權變化的建議要比最近政府承諾的更多。這些建議的激進程度堪比蘇聯在本世紀(指20世紀,譯者注)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國在第三個四分
之壹世紀里(指毛時代,譯者注)所做的。但我們提出的完全不同於之前在英國盛行的那壹套,並且與蘇聯模式也有本質的不同。
產權關係系統對於我們來說,既熟悉然而又很複雜。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熟悉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研究是有價值的。
誰擁有什麼?
這是任何關於產權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產權關係的基本單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關係,而產權關係系統就像由這些原子構成的分子。最簡單的產
權關係是「A擁有B」。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財產所有權包含的內容是不同。對於壹個擁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和壹個擁有小麥產權的商人來說,所有權
有著不同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所有權由四個部分構成:使用權、購買權、出售權和繼承權。在前面的例子中,農民更感興趣的是使用權和繼承權,而對於商
人來說購買權和出售權就是壹切。(對於繼承權,我們認為包括通過婚姻取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係。例如,用A
、B表示使用權的關係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係來定義產權。這些關係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這壹
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係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係中。
壹類物品的擁有者P與另壹類物品的擁有者Q之間的產權關係可以表示為壹組關係(p,q),這裏p,q表示在實際中P,Q所擁有的。因此在實例中這類產權關係可以
有0-4種。
產權的編碼
因為任何形式的產權關係都可以用壹個很小的有限集合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詳盡的枚舉出所有的產權關係。我們定義的四個產權關係可以組成16個不同的產
權關係,以及由此得到的16種產權形式。我們可以按照關係的強弱將這些關係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權關係進行排列1。
在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而根據美國法律,奴隸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他們被法律強制規定不能擁有財產。處在社會頂層的資產階級卻擁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
: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四種權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組合。蘇聯的集體農莊在改革以前就擁有使用權了,但沒有買賣權,更沒有繼承權。傳統的社會主義認
為,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有名義上的完整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有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他們無法高效的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資本
和設備。當然雇傭勞動者也有權購買使用和典當消費品,但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仍然是自身的勞動力。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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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企業擁有財產的使用、買賣權,但並沒有繼承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通常會從它的父親那裡繼承土地並將其遺留給自己的兒子。土地市場
壹般不發達,所以繼承和婚姻成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方式。
我們能擁有什麼?
對於每個資本家、還有蘇聯、以及我們提出的公社主義的社會,我們將考慮什麼是我們能擁有的,以及誰擁有。我們用0-15來比較所有權的強弱。
純粹的資本主義和混合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四個重要的業主群體:個人、國家、私人團體2和公司。我們在表14.2中展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對財產所有權的確認情況。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0.14.2.png
根據財產的屬性可以分為主要的四個類別。像資金、信息和技術等這樣的物品是有徹底的產權的。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對它們擁有完整的財權:使用、購買
、出售和繼承。勞動時間則處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買賣,但顯而易見,它不能被繼承。公司是壹種特別的財產,因為它可以是財產所有者同時又是
所有者的財產。最後還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對獨立的產權的。某些自然資源,如礦產和電磁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們出售(在壹段時
間內)給商業公司。還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國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軍事武器原子彈和交通基礎設施告訴公路。
這與1988年的財權制度已經幾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礎設施已經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驚訝的是,撒切爾政府在財權方面只是做了相對很少的
改變。但這並不否認其在原有的法律內對重要的財產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實。除了地方政府立法興建的住房的所有權沒有被改變,由國家所有的財產數量被減少
了。
蘇聯模式
我們認為的蘇聯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並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通過中央計劃而取得財產的模式。
這個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們能擁有什麼?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14.3.1.png
如果我們將這些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比,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些產權關係是多麼的「弱」。這裏很少有資產階級法權可以控制的東西:金錢、個人財產,
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的東西。相比起來,這裡有很多很「弱」的關係。集體農莊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買賣土地,因為土地的所有者是
國家。但以資產階級法權來看,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關係也是十分受限的,因為國家不能買賣土地。國家又能賣給誰呢?
同樣的,在典型的蘇聯模式下,工業生產中投入的機械設備是沒有完全的產權的。斯大林時期集體農莊使用的機械名義屬於國家所有的國營拖拉機站,到了赫
魯曉夫時期,農莊才有權向國家購買設備。國營企業雖受到國家控制,但國家卻無權買賣這些企業,所以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產權受到很大的限制。企業
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必須對此負責,也就是說,國家要就生產資料收費。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對工業設備有同資產階級壹樣的權利,因為這些都
是由國家按照計劃分配給企業的。它們只能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賣給國家。勞動力的購買有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國家和國營企業能購買勞動力,但是卻不能
將其轉賣,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壹樣,企業主能將自己員工的勞動時間出租。個人購買勞動時間是被嚴格禁止的。
企業矛盾的焦點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工業企業的產權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首先,它們購買商品的權利受到限制,它們能夠向個體勞動者購買勞動時間,但
其他商品必須從國家取得。國家向企業收購貨物,在個意義上,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其他的投入看起來像是在購買,但這是在計劃之下的購買。第二個限制是
對企業所產商品的銷售。在通常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這不能算是銷售。它們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而生產,儘管國家也為取得企業的貨物而支付盧布,但企業別
無選擇只能賣給國家3。儘管國家和企業間的貨物轉移採用銷售的形式,但它們的銷售看起來就像是把貨物和資金移動壹下位置而已。
蘇聯的企業是壹個矛盾的經濟形式。它看起來在進行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類型的交易,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擁有它的國家。國家和企業之間擁有著相當不同
于公司和股東的關係。公司的股東通常既不會是公司的主要客戶也不會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商,更不會去詳細的指示企業應當生產什麼,他們通常只關心股息和
紅利。然而,在會計核算中,蘇聯企業並不為國家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國家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的工業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看起來也像是僱主壹樣,它們也為工人支付工資和各種獎金。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又像是壹個資本主義的僱主了。但另壹方面
,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律使得企業很難解僱工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之壹就是實現充分就業。與之相關的是,企業沒有破產機制,因為企業是國家的
,而國家是不能破產的。這使得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分配低效,對於企業和行業囤積了大量的本應當得到更優分配的勞動力,這使得國民經濟受到消極影響4
。
這裏我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壹個主要的經濟問題。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壹方面要保障就業,另壹方面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經濟需要的勞動力的自由流
動。工黨政府可以通過允許破產來釋放經濟萎縮的壓力,但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目標的妥協,是十分不受歡迎的。但是讓這些老企業繼續存在會浪費勞動力,
國家必須不斷補貼它的虧損。這些補貼,通常採用從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形式來進行,但這會擴大貨幣的供應並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的情況是破產法在幾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引入。這在我們看來是壹種倒退。破產法和成本計算(經濟核算)強調蘇聯企業資本主義的壹面—他們扮演
了獨特的具有買賣財產能力的經濟主體的角色—這有損於它們作為社會財產的角色定位。
這種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流動問題的方案必然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發生的混亂的經濟情況壹樣,這兩個國家已經實行這樣
的制度很長時間了。
我們相信有另壹種選擇,即強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方面,消除其資本主義方面。我們在下面闡述的這種方法既是對「自由化」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的回應,將使得
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時保證不會損害工人的社會權利和自由。
公社主義模式
我們現在描述的關於產權的總的結構是與我們在之前章節中描述的關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是壹致的。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的討論這種結構:個人產權
、中央計劃機構的產權和特殊的經濟「項目」、土地所有權、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個人產權
社會主義的產權關係必須要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轉,並且保護個人和機構的正當利益,同時避免剝削的出現。壹般來說,這些需求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在任何
的法律系統下,產權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當法律規定資源屬於壹個人的時候,即是否認了資源屬於另外的人。壹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即是否認了
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這塊土地。歷史上壹些財產的擁有者允許別人使用其財產。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雇傭佃農,企業家和銀行家利用資本所有權雇傭工人。雖
然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公正的,但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看剝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沒有有保障的產權,資本主義企業將不能發展,經濟也將陷入停
滯和混亂中。只要社會還沒有另壹套機制來組織生產,資本主義企業有合法的權利來剝削工人。物權法同時具有階級性和經濟性,壹方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利
益,另壹方面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
社會主義的物權法也必須具備這樣類似的功能,但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潛在的剝削者。在新的經濟模式中,當它作為壹個約束任
何可能破壞社會主義或再次剝削的個人行為的法律,它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積極的權利並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
社會主義共同體應當給予人民的積極權利的關鍵在於:
生存的權利;有權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價值;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勞動成果。
這些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目標。它們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不會被剝削並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權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生存的權利還
有另外壹重社會合理性:只有讓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參与到經濟生活中,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這些個人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有獲得工作的權利,但只有在他能勝任並且需要工作的時候。人們有權獲得全部勞動的收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納稅
。勞動收益的壹部分由個人處置,剩下的將通過民主的決策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個人處置收入時要保證不損害環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會主義共同體在給予人們這些權利的同時必須保證有壹個合適的制度和經濟框架。我們接下來討論框架的三個方面:生產的組織、雇傭的性質、環境的保護
。
計劃權利和經濟項目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討論了計劃存在的問題,但沒有涉及計劃有效落實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計劃顯然不能在壹個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
像我們所批評的前蘇聯的法律框架下得以運行。我們需要另闢蹊徑為社會主義計劃正名。
我們在這裏把制定計劃的主體簡稱為計劃,不考慮確保計劃受到民主約束的機制5,而只考慮產權。計劃假定自己擁有所有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但不包括那
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謂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我們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設備或設備的組合。計劃擁有壹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工業設備:鐵
路、公路、工業裝備、電腦、網路等等。它還擁有中間產品和半成品庫存。
計劃是生產條件共同所有的制度體現。這種所有權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過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當社會是生產資料的唯壹擁
有者時,沒有任何人可以買賣它們(暫時忽略國際貿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它們。所有權縮小到只能處置和分配它們。作為生產計劃的基礎,計劃分配
決定著每壹棟建築每壹台設備等物品的使用。
我們稱壹個特定的經濟活動為「項目」。通過壹個項目,我們意在協調壹組活動以生產出壹個有用的結果。壹個項目可能是壹個大型活動,如建造第三條英法
海底隧道或者軌道太陽能發電站;也可能是壹個沒有終點的生產過程,如給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裝牛奶或者為登巴頓(Dumbarton)提供醫療服務。
它可能是壹個短期的生產過程如出版壹本書或拍壹部電影,也可能是壹個持續幾年的過程如電腦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麼,項目所使用的資源——勞動力、
建築和機器,都是按照計劃分配的。每壹個項目,包括計劃的產量和資源的使用都將被使用電腦登記。
這些生產項目只是生產單位的聯合,而不是法人。在這方面,計劃和項目的關係跟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所執行的個人活動的關係是壹樣的。壹個汽車公司為生
產新的車型可以進行幾個項目,每壹個項目將被再細分為幾個項目,如車體的的研發、電子設備、引擎和懸挂系統等等。這些項目的工作人員、工作區和設備
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生產計劃分配的。項目並不擁有它們使用的辦公室和工廠,也不擁有僱工。項目只是經營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實體。
當然這可能引起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擁護者的爭議,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把計劃經濟系統看做是壹個巨大的企業是對民主的威脅。相反,我
們的情況是公民對經濟的有效控制需要生產資料成為集體的公共財產。我們不認為國有企業和更缺乏獨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恰當形式
。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企業自己,而企業又屬於國家。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只有
分享企業利潤的權利。這樣的例證有英國對英國石油公司(BP)的所有權,而它的運營與其他資本主義公司幾乎沒有區別。
更高等級的公司國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的董事會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服從於規定它們義務的特別法律和由國家任命的董事會的
管理。這些都是在僅僅擁有股權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義務已經超越了英國石油公司(BP)那樣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這仍然受到很多批
評,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評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
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所以企業的管理層也是如此,當情況是這樣的時候,政策必然會損害產業工人的利益。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
代的煤礦工人罷工正好證實了這壹點;
工人們並沒有能取得企業的控制權;
不同的企業是各自為政的,無法制定整體的能源規劃。每個企業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產品銷量最大化以獲得收入。相反,社會的目標在於試圖使得能源消耗以
及與之相關的污染最小化。
第壹個反對意見只有改變國家性質才能滿足。第二個和第三個則是矛盾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具體行業工人的個別利益,並不總是壹致的。毫無疑問的是
階級性將在工人對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強: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採用工人的建議改進生產、消除車間的層級結構。但可能會出現像平均主義、勞動
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這樣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務於公眾利益,例如減少的煤炭行業將有利於使用更多天然氣和提倡節能。
此時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因為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傭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視為三個獨立的企業,而是被看做壹個整體,來協
調能源生產的過程。這意味著必須有壹個有能力和權威的公共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調節這些行業。
所有權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優越性可以通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例子得到印證。在保守黨重新組閣前,醫院屬於健康委員會,它們有義務組織資
源去為社區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醫療服務是工黨政府出台的唯壹的共產主義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種比我們倡導的行業的整體化更高形式的社會化
。我們認為基本的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應採取這樣壹種更高的形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
)。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最近保守黨把系統改革改革成相互獨立的企業的集體—醫院有權選擇退出,會以提供服務的私人機構身份進行討價還價。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工
作的人員對於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將導致服務的惡化、員工士氣的下降、醫療領域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缺乏地方問責制度。
英國經歷的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產權和計劃是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將分裂為不同的集團並追求自己小集團的利
益。在資本主義企業和NHS,如果上級認為壹個項目或者活動不再是划算的,可能會把其關閉並把資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蘇聯會有三種類型的機
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門和企業個體。國家計劃委員會向特定的工業部門的官員設定生產目標,然後工業部門將其傳達到自己控制下的企業。在這種安
排下,對資產的有效處置權被三個層級分享。對應於國有資產的這種分割,核算也有各種不同形式——實物平衡的核算、勞動力平衡的核算,並且在企業層面
將採用盧布來對成本進行核算。過去,儘管對企業受到實物核算下制定的計劃定額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貨幣核算上避免虧損。企業雇傭工人並支付給他
們工資,但是考慮到價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會與實物計劃發生衝突。在給定的價格和計劃下,企業有可能是「無利可圖」的。
壹個虧損的企業在蘇聯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經濟帶來效益,這不是貨幣形式核算所能說明的。但既然企業擁有有限的法人資格(能夠購買勞動力、出售
產品、訂立合同等),那麼它在面對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不經濟」時,都要做出困難的取捨。近年來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對虧損企業實施破產處理,表明
在這些國家,成本核算已經成為首要的核算機制,企業不再首先被認為是國有財產,取而代之的是只關心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這種特殊的產權關係的發展與
我們的提議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模型中項目根據計劃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預算,這樣可以控制它們使用資源的數量。雖然壹個項目的資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預算的限制,但這種類型
的資源配置在運行上是不同於貨幣預算的。它不是用來購買資源。這可以從勞動力的投入量得到說明。
比如運營壹個本地的娛樂中心的項目。它的年度預算是20勞動力壹年的工作和相應的房屋建築。該中心的預算起著控制資源使用的作用。向規劃部門登記的這
個項目的預算壹半將用在員工上,其餘的用在能源、設備和維護上。 娛樂中心並不給為這個項目工作的人報酬。這些人的工作是從中心的預算中扣除的,但
並不涉及資金的賬戶轉移,而是直接划除。類似地,任何物質資源的使用如運動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沒有人為這些設備「支付」,因為資源和項目本
身都同樣的被視為共同的財產。計劃當局將支付計劃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勞動,而不是由娛樂中心來支付。因為項目本身並不是壹個經濟主體(即產權主體),
也就不會出現破產的問題。然而,計劃必須也壹定能自由的終止被認為不划算的項目,就像如果學校的學籍檔案證明不再開放,當地教育部門可以關閉學校,
如果學校被證明不能再開辦下去。除非它們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經濟核算體系要好,否則將決定關閉項目。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所論述的,不依靠市場核
算並沒有根本問題。同時,這樣的終止並不會引起失業。國家通過平衡勞動力預算來防止失業總水平的上升。正如我們在第七章闡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
以通過市場監管部門降低消費品的價格來補償。這意味著不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漩渦,而這正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存在的主要原
因。但是雖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調整。如果妳參与的項目終止了,妳做的與之相關的活動也就成了多餘的了,但這並不意
味妳已經變得多餘。妳有權期望社會保護妳的收入並給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這個權利怎樣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我們設想了壹個系統,人們可以直接受雇於社區(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獨立的「企業」。當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時候,工人應該被儘可能迅速
並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這總是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會」變成僱主,那麼這種利益共同體就是與生俱來的。
假設如果瑪麗正在尋找壹個新的項目來工作,她可以去職業介紹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記自己的職業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夠工作的時間等
等。職業介紹中心會利用計劃當局的數據來在該地區找到與瑪麗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項目。這意味著計劃當局可以記錄最新的可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和類型,從
而能夠為整個經濟起草勞動力預算。與現在的職業介紹中心的不同的是,將為尋找項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數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類型的工作。壹旦瑪麗決定了她
想為哪個項目工作,並且確信自己適應其工作,她就將與職業介紹中心簽訂協議並確認其將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每周工作的時間。然後計劃系統將註冊並開始確
認她的賬戶的工作時間。
勞動積分的社會功能與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有重疊之處,但它們是不同的。工人從社區獲得的等於他為社區所工作的。在扣除稅收后,這些勞動積分能
夠使得工人從社區獲得包含相同勞動量的物品。顯而易見,與錢的相似之處在於:勞動積分可以被「花費」在消費品上面。它們的區別在於勞動積分不能流通
,但它用於購買后即被銷毀了。在這方面它們就像火車票壹樣,可以獲得壹次旅行,然後會被檢票員銷毀。這壹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再次出現
,金錢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前提。
在這樣的系統中個人有權擁有個人財產、消費品和房屋。但他們不能擁有股票和證券(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他們也不可能擁有
土地和生產設備,而只能集體工作。個人也不可能雇傭其他人為自己工作,因為勞動積分具有不可轉讓性。英聯邦允許個體經營可能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
活動最好在個體層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設和維修工作。它們的性質使得其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臭名昭著。根據古典經濟學,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
經濟的不平等。但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價格將趨向於它們的勞動價值。只要進入個體貿易沒有人為的限制,那麼技術工人將獲得與在社會主義條件
下相同的時薪6。
個體經營
在共和國允許個體經營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人層面進行。例如管道維修工作。這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聲名狼藉。根據古典
的經濟學理論,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當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的價格會根據勞動價值確立。只要進行個體經營沒有人為的限制,個體
經營者將獲得與那些在社會主義領域工作的獲得同樣的時薪。
如果人們成為個體經營者,那麼他們必須有權開公司或者與國有銀行交易,這樣就可以支付勞動債券。這就有產生變相剝削的危險,在實踐中,所謂個體經營
者可能將自己的勞動轉包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隱蔽勞動剝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剝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憲法保障了工人完全獲取自己勞動所
得的權利,並且依靠於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7,而且向被剝削者收取懲罰性賠償,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剝削雇傭工人了。
土地所有權
在當代的英國,土地像其他東西壹樣也是私有財產。它可以被使用、購買、出售、繼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廢除了並實行了土
地國有化。在所有情況下,國有化都導致了土地作為公共財產性屬性的弱化。例如在蘇聯,國家可以處置土地。計劃機構可以在壹塊土地上建立壹個工廠或者
開挖壹個礦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許可。但是當涉及到農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時,這樣的權力就被弱化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承包給私人(自留地或
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結構(集體農莊)。這些機構可以有效的處置土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慣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為回
報。出於某種原因——可能是考慮到在過去租金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社會主義政府壹直不願意要求對國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
情況下,將會出現壹種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權被當做私人所有來處置。
在國家擁有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收取租金,這既不公平也導致經濟低效率。要理解這壹點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論。
題外話: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我們借用19世紀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的出現是由於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塊生產力的差異。
確認土地的稀缺是地租產生的第壹個原因,他認為在新的殖民地,由於土地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後他觀察到人們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
地方。隨著人口的增長,居住和農業生產都將擴展到土地生產力較低較難工作的地方。假設有三個等級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0.14.4.png
如果是在人口增長的第壹階段,第壹等級的土地便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則玉米的價格將會是10英鎊。但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將會先後被開墾,而玉
米的價格也會上漲來滿足在生產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產成本。第三等級的土地也會被投入使用,而最終的價格也會上漲到20英鎊。而此時第壹等級的土地
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鎊的成本,併產生10英鎊的利潤。結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當於最好土地上半數產出的租金,而不會榨乾農民的產出。租種第壹等級
土地的農民現在需要把生產的壹半交給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種第三等級的土地的農民,這樣不好也不壞。情況如表14.5所示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0.14.5.png
玉米價格=20英鎊=生產成本+全部的租金=邊際土地(第三等級土地)的生產成本
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當於得到了壹份相當於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這個例子中,壹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耕種第壹等級的土地時
將獲得超過他生產每壹蒲式耳的生產成本的10英鎊,因為第三等級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護價格」是根據生產成本最高的土地確定的。我們可以定義
這個剩餘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給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認識到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上的貢獻在於任何壹個產品的價值都由生產成本決定(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玉米價格不是因為土地租金產生的,相反
,土地租金是因為玉米價格而產生。
古典經濟理論證明,由於不同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是正在考慮狹隘的土地肥力,或在從更寬廣意義上看上認為更靠近人口
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這個理論都是正確的。在後壹種情況下,生產力源於運輸成本的節省。正如薩伊所說,「距離相當於貧瘠。」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地國有
化的情況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私人機構或者個人(家庭、農場和公社),通過允許個人使用土地實際上已經否認了公共土地所有權。在中國,不同公社
之間財富的明顯分化,與當地的農業土地生產力有關,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見,私人和團體應當為使用土地而繳納租金。這些租金可以用
來補償公共支出,減少壹般稅收,並且可以轉移支付給耕作生產力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會主義國家的壹個顯著特徵之壹便是,導致耕作的農民相對於公職人員更富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對地租的有效挪用。考慮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
多數的農民將耕作非邊際土地並因此得到壹筆非勞動收入。
在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築用地的地租。儘管社會主義共和國可能允許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應該允許宅基地的私有。業主制定地租
應該是基於當前出租用於房子的土地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買了房子的人僅僅是買了建築物,而住戶在購買價格之外向社區支付的租金或地稅,反映了他們的房
子差別或房子附近的基礎設施情況。
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從壹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私有權壹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壹個民族,以至壹
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878頁)。
在過去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利益的衝突。地主的利益與佃農是對立的,政治提案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表現的也是這些集團的階級利益沖
突。現在再這樣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恰當了。我們必須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使用問題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人類活動導致環境
破壞的程度和規模最近才被我們重視。
現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幾千年人類活動正在加速改變環境。確實有可能過去我們祖先導致的生態變化強迫我們改變生產方式。例如,推動美洲農業發展的動力
可能是由於狩獵導致大型動物的消失(哈內爾,1977)。導致古代地中海奴隸制文明的崩潰的壹個原因即是由於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農業耕地的大量
減少。吉諾維斯認為(1965),導致美國南方奴隸主集團和北方資本主義集團衝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帶來的棉花密集種植。這迫使美國向西部擴張
,並導致蓄奴州與自由州的衝突。
物種滅絕、森林砍伐與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現象仍然在我們周圍發生,並且實際上是正在加速。而現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氣的污染。環境改變不再只是影響當地社
會和壹個國家,而是通過空氣和海洋對全球都產生了影響。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很可能改變了大氣的構成並導致了全球平均溫度的大幅上漲。可能的後果現在
已經周所周知:沿海地區的洪水、極地氣候帶的變化、世界主要農業區的損失、非洲和美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規模的飢荒。
這些災難的間接原因是產權的不明晰。自然資源的使用決定於私人、企業,甚至國家的決定也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這些決定給全球帶來的長期後果並不在他
們的考慮範圍內。看來最終的解決辦法並不只是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化,而是國際化。從長遠來看,工業社會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賦予全球性的監管機構。它將批准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並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這樣壹個機構的權力將遠遠超過傳統土地所有者,因為他們僅僅擁有土地
的使用權。全球性監管機構將不僅僅監管農業、林業和礦產開發對土地的使用,還將包括排放到空氣和海洋中的污染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上壹些嘗試,如聯合國關於海底的公約申明海底資源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蒙特利爾公約更進壹步的規定了含氯氟烴化物(CFCs)的排放。
但是很難想象在世界主要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實現世界資源的國際化。英國和美國拒絕批准海底資源公約,認為它侵犯了私有財產權——當然它
的確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資源管理機構,可能要等到社會主義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取得勝利。
而在此之前,關於這些原則的共同爭議在於——自然資源應當控制在儘可能最大的公共機構下。至少所有權應當屬於國家這樣層面的機構,大洲更好。
性,只能由未來的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的公民來完成了。只有當公社證明它希望替代資產階級家庭時才會繁榮起來。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列出以下活動。公社將圍繞這些活動來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製備
(3)保育
(4)休閑活動
(5)扶助老人
我們壹壹考察這些活動領域,以及這些領域中產生的問題。
第壹個問題,就是公社用該有多少人為宜。這是壹個影響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我們設想其人數要比中國模式小很多——也許50到數百對成年人。依次討論不
同領域的公社活動時,這種規模的選擇可能會根據經濟問題而調整。
1.住房
我們假定公社會給成員提供住房。雖然已經有居住合作社在做這件事,不過在這些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侵入家庭經濟的嘗試。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
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為成員家庭提供壹系列單獨的住房。公社應該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為成員個人提供的住宿。
前蘇聯的公共住房通常與過度擁擠和設施不全相聯繫;公社公寓比較小,而且不是專門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變成壹個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須能夠為個人提
供他們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獲得的那樣多的空間,同時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夠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間。我們可以假定每個成年社員都擁有壹個房間供自己獨享
。把這壹標準擴展到公社所有后青春期成員可能會是可取的。
什麼樣的建築類型適合公社,在這個問題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郊區的「半獨立式立體住宅」或者塔式大廈中的公寓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適應核心家
庭的。公社必鬚髮展壹種新型的建築風格。最近,達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於他們關於丹麥「居住社區(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
供了壹種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有趣的討論。這些建築師並沒有設想太多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程度的公共性,但他們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
餐和保育的設施,以及共享倉庫,乾洗設施,攝影暗室等等。這種設計很可能是學習了宗教社區或者大學的建築風格(儘管,這兩種類型的公寓建築大體上是
為單身的人準備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間)。
2.食物製備
我們假定公社成員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些時間會在壹起吃飯。這就意味著存在公用廚房和餐廳,擁有或者起碼配備大型烹飪設施
,以及安排完成食物製備任務的勞動力。我們可以設想兩條原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組織烹飪。從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兩個原則跟共產主義原則是兼容
的。在壹種情況下,社區聘用某些社員為全職領薪廚師,而在另壹種情況中,則是有壹個執勤制度安排輪崗。下面我們回到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優點上來。
社區單位的規模決定了更廣範圍的食物製備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見。例如,在單個家庭中每天烤麵包是不經濟的,但對於100人來說就相當可行
。
3.保育
決定公社的規模時,就要使它足夠支撐起壹座幼兒園,也許是壹座小學。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將把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人
口從個體兒童撫養這種勞動生產率很低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些婦女可以參与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中去。這樣做,她們將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同時
獲得獨立的收入。
4.壹些休閑活動
我們來設想公社有足夠資金提供壹定的運動或休閑設施。而這些設施,目前只屬於上層階級。比如說100人規模的公社應該能供得起壹座游泳池,小型健身館
和壹到兩匹給孩子的矮種馬。公園可以配置鞦韆、攀爬架等部分設備。提供有空間跳舞、演奏音樂的公共休息室,也應該是經濟的。像帆船這樣的設備是大多
數個體難以企及的,對於公社來說也許不成問題。壹個城市公社或許在鄉村擁有房屋,這樣成員可以在此度過假日。他們會擁有壹輛或兩輛麵包車,或者壹輛
轎車,以及自行車,這些都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體烹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設施,以及樓裏面年輕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潔和乾洗服務也是由公社提供,那麼老年社
員不用住進單獨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這種「老年之家」往往是與恥辱和孤獨聯繫在壹起的。對於健康的老年社員,公社會為他
們發揮活躍的生產性的作用提供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受退休之後強制的無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獲得規模經濟。正是這壹點,使得公社比個體家庭更優越。正是因為公共保育節約勞動,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讓人感受到解放。很明顯,
如果實際情況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兒童需要花費更多人-時,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為公社辯護。公社的經濟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直接勞
動的節約,二是生產工具的節約。直接勞動會更節約,因為在現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並不是以有效經濟規模完成的。為50個人做晚飯比50
個人給自己做晚飯花費更少的勞動。說得實際點,50個人的公共烹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戶中分開做飯更節省勞動。
生產資料的節約則更微妙壹些。考慮下如廁的問題。如果妳在壹個典型的英國住房中,那裡面只有壹個廁所,通常還位於浴室中。如果另外壹個家庭成員正在
洗澡,有時候是很讓人抓狂的。但如果換壹種角度,50個人生活有20個廁所的大房子里,廁所被全部佔滿的情況微乎其微。確實有可能在減少人均廁所的數量
同時,保證壹直有壹個廁所是空著的。減少廁所剩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被用於其他活動。
適用於廁所的論證也可以推廣到其他設施。公社可以證明安裝小型內部電話交換機設備是必要的,因為就相同數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線路,肯定比分散
到各個配置自用電話的個體家庭要少壹些。辦公室設備如電腦和複印機也壹樣。壹個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話,將會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
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員可以比個體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設施。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
,「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
玩具製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
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
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付酬制度與對外貿易
在中國,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給社員所做的工作付酬。這些都是公社維護的內部會計單位。在收穫的季節人們得到所收穫穀物的壹份,份量的大
小取決於這壹年他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賬上記錄的公分跟中國通行的人民幣不同。工分是對公社資源的索取,並沒有直接賦予國家資源給公社成員。這項
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基於層次化公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在壹個城市公社體制中作用的。
社員做的工作分為兩類:在公社內的工作和為了國家經濟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上的劃分,可能對應于從主要為國家經濟工作和主要為公社工作的成員上的划
分,但也可能不對應。國家經濟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增加增值。這些商品和服務首先屬於全體人民,然後國家共同體給做工的人分配勞動劵。這
些勞動劵可以讓做了工作的人從商店裡獲得等價值的產品。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公社的成員是為國家經濟工作,那麼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勞動劵,應該歸她個人
,還是歸公社呢?
原則上,兩種制度都可以實施。如果個體獲得國家勞動票證,那麼公社就會收取成員費。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公社成員的勞動就當成了公社的財產。類似地,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包商手下員工完成的任務量就是外包商的財產。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給政府提供諮詢服務,政府就將服務費支付給J&M而不是J&M的
僱員。J&M 撈取利潤之後,才會把所得中員工的那壹份付給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剝削,但相似原則是適用的:向國家經濟「出口」勞動的所得歸公社全體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個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把內部和外部的勞
動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廚房工作壹天還是直接為國家經濟工作壹天,我作為壹個個體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這些工分可以用來支付公社社費
,公共食堂用餐的費用,或者以現行兌換率(exchange rate)轉換成國家勞動劵。我們提及兌換率,是因為並不能馬上看出公社能夠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值交
換。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需要系統地看壹下公社的賬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個整體。假設公社社員在給定的會計期中給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勞動券的形式歸公社所有。國家稅收是以個體或集體的方式徵收的
。由於我們假定國家勞動劵是直接支付給公社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假定納稅義務是集體的。
在這種制度中,公社勞動券形式的總收入,實質上是公社成員外部勞動的總時間。它的稅後凈收入等於總收入減去在這壹時段公社社員應該繳納的國家稅收總
額。在對國家產品進行集體購買后,公社還剩下分配基金。這就是可以用來分配給公社社員的勞動券總量,讓個體社員能夠給自己購買國家產品。
現在考慮壹下個體社員。如果公社為了內部會計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她所做的內部工作小時數和外部工作小時數加在壹起,就得到她
的總勞動貢獻。我們就說社員簡幹了36個小時。現在我們必須想想社員對公社集體基金的義務。這個基金必須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費(國家稅收和集體購買
國家產品),但另外它必須支付任何公社內部勞動需要,比如供給非生產性社員,以及基本公社服務,例如清潔和維護公社設施。對於我們的個體公社社員在
基金中所佔的份額,我們說是12小時。那麼歸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減去12=24小時。她可以用這些工分購買非基本的公社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並能
根據會員權獲取,而是要單獨收費——比如膳食或者理髮)。或者她可以將它們兌換成國家勞動券去購買公社外部生產的產品。在這裏兌換比率的問題就出現
了。
假定我們的公社社員簡想把她的16小時價值的公社工分兌換成勞動券。其他社會也會想要兌換他們的壹些工分。面對壹定的兌換的總需求,在什麼條件下公社
能夠將內部工分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價兌換?這取決於總需求和上述討論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間的關係。如果它們數量相等就沒有問題——在1:1的兌換率下,對
國家勞動券的總需求,等於可供兌換的勞動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緩衝庫存的勞動劵在手上(例如以儲備金的形式出現——參見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間
的臨時隨機偏差也不會是問題。但如果存在長期差異,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兌換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麼公社將不得不「低估」工分。例
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單位國家工作時間的價值,而在壹定時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麼穩定的交換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兌換1國家勞動券。
為了進壹步研究這個問題,討論壹組說明性的公社勞動賬戶(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總工分等於(a)總分配基金(上面討
論過的)加上(b)總的非基本內部工作。(關於后壹術語的定義,參見該表的註釋。)在這個案例中,它們的價值都是2200小時。但是,這裏的等值並不是
圖表中說明數字選擇得比較特殊——從我們設想的會計關係得來的,只要公社的集體基金是平衡的,總收入就等於總支出。
給定平衡的集體基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國家勞動券之間可持續的1∶1的兌換率需要什麼條件。公社成員只能用他們可以支配的工分做
兩件事:花在非基本內部勞動產品上,或者兌換成國家勞動票證二。所以,如果社員花在內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務上的工分等於這壹領域的總勞動的量,那
么兌換國家勞動券的需求就恰好等於可用分配基金,壹對壹的兌換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時記
在非基本內部工作。如果這1200可用工分用於購買非基本內部工作產品,那麼國家勞動券的供給和需求就都等於1000工分。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6.12.1.png
表12.1 壹組說明性的公社賬戶
「基本」內部工作指的是作為壹種權利可供公社成員使用的產品,而非基本內部工作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借記社員可支配工分賬戶的方式「出售」給社員。
那麼在這裏,可持續的1:1兌換率需要三種條件:公社必須正確地管理賬目;公社必須維持平衡的集體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內部勞動的預算要與
公社成員的需求相同。勞動券相對於1:1兌換率下需求的持續短缺,就是違反了壹個或多個以上條件的信號。例如,假設公社提供給廚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
分要多於從就餐中「收取」的—-那麼勞動券的需求就會過多,這就會使得工分以低於等值的比率兌換。這是個簡單的會計問題。或許對就餐的工分「價格」
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實的分配問題。如果投入到廚房的勞動相對於公社就餐需求過多了,這就需要對社員的勞動時間進行真正的
再分配。
假設在外部經濟中是充分就業的。這就不是問題。公社並不需要扮演「最後僱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內部活動中抹平過剩勞動。如
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價的話,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麼做。
這些論證都假設公社出於會計目的將內部勞動和外部勞動視為等值的。這就是說,公社已經決定將成員每小時的工作記為壹個工分,而不管他們是在公社內部
工作還是為國家經濟工作。在這種情況中,交換比率必須統壹,而任何持續的偏離等值的壓力,都意味著會計錯誤或者勞動分配的錯誤。但原則上講,公社可
以選擇讓外部勞動高於或者低於內部勞動。比如說某壹公社的成員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內部工作更沒有吸引力,因此認為給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
(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兌換率應該與用於會計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認為對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適的,那麼,壹個成員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工作
壹小時應當記作1.1工分,而且兌換率也應維持在1.1個工分換取1勞動券。既然公社的目標之壹就是打破勞動的性別性別,確證人類平等的設想,我們就不應
該推薦這樣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個可能性而已。
任務分配
公社在任務分配時,可以遵循兩個原則。在壹種情況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長期分配給社員。公社需要全職工人,全職廚師,全職育幼員等,而其他成員則為國
家經濟全職工作。而在另壹種極端情況下,則是輪流執行任務,這樣壹個人可能先當壹天育幼員,再當壹天園丁,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天中為國家經濟工作③。
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輪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別決定角色的風險,而長期任務分配能夠使人們對工作更熟練。任務輪值的激進形式會對國家經濟造成約束
。國家經濟項目的效率會受到影響,假如他們都不能夠指望項目成員在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話。
公社的法律性質
公社可以擁有自己的樓房,以及適合內部生產的生產工具,包括餐飲設備、爐子、攪拌機等等。另外,壹些輕型的運輸工具比如小轎車和麵包車也屬於公社所
有。假設他們從公共土地機構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權跟公共機構簽訂合同的話,這對公社來說會是壹種便利。很顯然,他們要能夠與國家簽訂勞動供給合同
,不過他們也可以簽訂合同使用公社勞動去運營整個項目四。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租借給他們其他的生產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經營壹塊城市區域內的牛奶遞
送服務,送奶車也會租給他們。
公共政策
至於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組建壹個機構把想要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點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應該專門用來鼓勵建立
公社。
他們會得到儲備的公有房屋或者給他們賒賬修建特地設計的公社住宅。稅收政策也會調整,對公社比對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
確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夠為公社成員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就不太清楚他們是否願意長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許,社會主義政府希望鼓勵實驗,
通過系統性地支持公社的過渡性政策來克服社會保守主義。
第十三章:論民主
在大眾心目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總是同殘暴的獨裁以及對公民社會自由的壓迫聯繫在壹起。考慮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雖然
在英國,人民日益認識到憲政改革的必要,但對這壹改變可能意味著什麼的設想卻很審慎。也許可以公開討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議會選舉制度,
但廢除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卻不可思議。本章的目標就在於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具體而言,就是要論證壹種激進的民主體制。我們將勾勒出古代希臘民主的壹
個現代版本,並且證明這種民主制度將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珠聯璧合。
民主與議會制度
歷史上最為諷刺的事情是,幾千年來都被視為寡頭政治標誌的投票選舉制度,竟然在當下被認定為民主的標誌。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
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復」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
。「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
(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
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亞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民主制度時,對於民主即是由窮人所統治這壹事實有清晰的認識。對於認為民主僅僅意味著由多數人統治,他給出了如下的例
子作為反駁:
假設壹個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為富人:倘使這壹千人佔據了治權。對那三百個出身貧窮而同他們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職,人們總不能說這是平
民政體!(《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設,「畢竟現實是富人在哪裡都是少數,而窮人在哪裡都是多數」。於是他給出的具體的定義即是:
「我們可以認為大部分自由民並不富有但佔據多數并行使主權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貴之少數人統治的則是寡頭政體。」
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他進壹步說道,在希臘「抓鬮(抽籤)法素來被認為屬於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於寡頭性質。」(《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
1294b)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家所謂的民主程序,應該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臘 psephos: 用紙票來投票)才更為準確。通過粉飾階級關係的實質,那些意識形態將
投票的權利與對於權力的運用加以混淆。事實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財閥寡頭制政體。財閥制度即是有錢人的統治;寡頭政體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
治。
上述即是現代國家的獨特原則。現代國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是自羅馬共和國以來最佳的階級統治模式。然而當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權之
時,卻總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競爭。有效的力量處於壹系列同心圓的之中。當他們通過議會或者內閣與首相或者總統接觸的時候,這些同心圓便會聚集收縮,成
為貴族制。這壹權力以資本的名義公開地被形式,現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職能是服務於商業目的的說法。而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財閥制度。
財閥集團的權力產生於其對雇傭勞動的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的專政本質,並沒有因為投票的權力而被廢除。Psephonomia或者說選舉,只是選擇個別寡
頭的程序罷了。選舉的程序同時賦予了寡頭們統治的合法性,使他們能夠從底層階級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員。即便是最好的情況,選舉也不過是
將寡頭制變成貴族統治。
亞里士多德將寡頭制視為對貴族制的背離:
「無論怎樣試圖從字面上區分貴族制和寡頭制,貴族制描述了壹種基於美德而非基於財富的統治。然而寡頭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並存的所有地
方,都已經被看做是貴族制。」(《政治學》,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貴族政治」這壹用詞的變化,集中體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的歷史性變化,即議會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優越出生的人開放
。但是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那些出生微賤的個人被招募來擔任公職,而是誰掌握權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區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是統治者財富的多寡。其本質,是政治權力衍生於經濟財富權力……即是寡頭制。不具有財富的人擁有權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們
方才所說,世上常常是富戶少而窮人多。」(《政治學》,1279)
代議制政府和民主是兩個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制度是基於窮人和沒有地位的人的多數人的統治;代議制,是職業政客的統治,而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階
級立場上都是屬於寡頭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寫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時,明確地追隨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其中寫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
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暴力推翻貴族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來說,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們在1852年就講過
,無產階級統治即是無產階級專政。
「獨裁者」產生於羅馬共和國而非希臘。它指的是在緊急狀況下,壹個個人按照法律條文被授予暫時進行統治的權力。然而這種臨時性的獨裁權,有變質為終
生統治的自然傾向。列寧和斯大林就曾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獨裁者。但是這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么?當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種不受保衛私有
財產的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約束的大眾民主制度。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是這樣描述這種民主制度的:
又壹種平民政體同上述這壹種類似,凡屬公民皆可受職,但其政事的最後裁斷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在這種政體中,[依公民決議所宣布的]「命令
」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為依歸的平民政體,主持公議的人物都是較高尚的公民,這就不會有「德謨咯葛」(德謨咯葛本意為「平民領袖」,其人常常
為公民大會的「演說家」,舊譯為「奸雄」或「民眾煽動家」。——中文譯註)。德謨咯葛只產生在不以法律為最高權威的城邦中。這裏,民眾成為壹個集體
的君主;原來只是壹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併為壹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于城邦。(《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292)
那麼這些群眾煽動者們提出什麼呢?共產主義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債務和財產的再分配。壹
壹個民主制度要對於無產階級有用,群眾必須成為統治者,能夠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頒布違背成熟的土地和資本財產權的法令。
直接民主還是蘇維埃式民主?
在左翼歷史中,有另外兩種可選的制度能夠替代議會制:蘇維埃制度以及共產黨專政。後者統治了蘇聯和東歐半個多世紀。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極少
數西方人依舊支持這種制度。不過,依舊有許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戀蘇維埃的理念。還未被列寧式專政敗壞的蘇維埃,被視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
我們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詞,是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內心深處嚮往蘇維埃體制,卻十分願意以「現實主義」為借口接受議會政府。蘇維埃的構想成
為了某種道德保障機制。
這並非低估了蘇維埃的信奉者作為暴動機構對於推翻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但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個專制制度或絕對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時,才傾向於形成蘇維埃制度。他們似乎很難從議會制度下產生。
(2),蘇維埃制度僅僅當他們被武裝(成為工人士兵的蘇維埃)之時才會產生革命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武裝的蘇維埃:1871年的
法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當蘇維埃被壹群意志堅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帶領,才能推翻現有統治。否則,就像巴黎公社那樣,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員會,他們無法抑
制地傾向於脫離當時的國家權力,直到他們自我解體為止。
(4),他們為壹黨國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這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權,以及從低級到高級蘇維埃的間接選舉制度。這樣就有利於團結共產主義
者中潛在的大多數。這樣的共產主義統治很可能是任何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不是壹個可持續的國家體制形式。壹旦這樣的制度被規定下來,就很有必要將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並寫下來,以確定誰有以及誰沒
有投票權。委員會不能僅僅模糊地由工廠工人和士兵組成。然後就會有通過普選定義區域憲政的壓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缺乏詳細明確的備選
憲法方案的話,蘇維埃政權會很容易發展為壹黨專制或者資產階級代議制。
對於斯大林主義(乃至列寧主義)之前的純粹蘇維埃民主的懷念,來自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無批判的接受,是壹種不假思索的思鄉情結。在這本書中,列
寧為馬恩思想,尤其是他們對於第壹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辯護。基於俄羅斯的現狀,他認為應當「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
,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這樣壹種真正的民主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
了相當不同的東西。
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蘇聯的歷史進程是布爾什維克政黨代替了無產階級,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最高領導人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這些都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不需要再強調。這壹列寧時代就已經確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裡走到最後。
新制度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批評家通常都贊同《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概述。他們只是強調列寧的理論與後來的實踐之間的矛盾。壹些人責怪列寧和他的政黨理
論,還有些人責怪當時俄國艱苦的社會環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但是很少有人將矛頭對準列寧最初描繪工人委員會的構想。
僅僅對比理論和實踐,好的動機與骯髒的行為,這並不是批判。相反,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由《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模型導向蘇聯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這個
模型描繪了壹個從工廠工人與士兵當中選取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會議代理人來組成最高蘇維埃的體系。為了保證代理人對工人負責,代表們必須服從罷免,
並且他們只收取與工人的平均工資。後面的條款源於巴黎公社的經驗。針對伯恩斯坦將巴黎公社謂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寧如此辯護道: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
民行使國家職能呢?)」(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這壹章很關鍵。這個反問句也是恰當的。但是在壹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列寧對於「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夠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徵是,所
有的市民被無壹例外地召集來執行國家的職能。但是這樣執行的制度比列寧能夠設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數投票進行統治,是古希臘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徵。壹般是通過公民大會(eklesia)上的舉手表決。平民(demos)主權並
不是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中壹樣,委託給的選舉產生的職業政治家的議會。與之相反,普通的勞動人民,即當時的農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討、辯論以及投票
表決與他們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問題。③通過五百人會議(Boule)而不是「政府」來執行行政職能。與現在財閥統治的議會不同,五百人會議不是由選舉,而
是由抽籤決定的。會議的職位會輪換,個人在服務壹年之後,也會被更換。四
這個會議沒有任何立法權,而僅僅是負責頒布公民大會決定的政策。每個市民都有權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和表決,還能得到報酬,用於彌補由於參加會議而造成
的收入損失。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dikasteria)。這些法庭沒有法官,審判官員(dicast)同時扮演裁判和陪審員的角色。他們使用選票和分配機器的複雜程
序,以抽籤的方式從市民中選擇審判官員。壹旦法庭上投票產生結果,則無法上訴。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通過控制陪審法庭來控制議會。
人們對選舉充滿疑慮,從不使用選舉選擇官員,軍事官員除外。亞里士多德說過,選舉制是貴族的而非民主的;選舉制引入了獨立選擇的機制以及對於『最好
的人』,即aristoi,來代替所有人組成的政府。(《政治學》,1300)。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階級社會裡,「最好
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窮人作為社會渣滓和烏合之眾,當然「不適合」成為候選人。財富和聲望密切相關。只有當選擇像軍事指揮官這種特殊能力必不可
少的職位的時候,選舉才被認為是安全。我們政治軍事制與之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
由於行政機構由抽籤產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務,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壹般事務也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們的特點
:壹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壹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伍
儘管列寧希望點心師治國,他卻未能構想出實現這個夢想所需要的憲政形式。關於工人國家,列寧寫道:
「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
象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 (《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這裏完全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議會制政府的國家形式之所以適合於有產階級利益的形式,因為其基本原則是選舉。亞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這是
壹條反民主的原則。無產階級獨裁可以由壹個選舉會議建立起來,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樣,選舉人和候選人都只來自無產階級。但是這種制度無法通過選舉長期
維持。
「民主集中制」——壹條死胡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從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試圖在階級統治的工具即選舉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據這壹制度,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優秀成員
被組織在共產黨里,通過工人委員會制度中選舉出來組建工人政府。雖然選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這壹事實並不能防止選舉制度成為壹種經典意義上的貴族
制度。政治成為了政客的專職。像所有的貴族制度,會墮落為自私自利的寡頭制,並最終被「誠實的」資產階級財閥統治取代。
有人認為罷免權是對這壹過程的壹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是很可笑的。罷免權作為條款被寫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州憲法以及斯大林的蘇聯憲法當中,卻沒有什
么明顯的影響。罷免壹名官員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簽名。同定期選舉相比,罷免註定是罕見的事件。但如果選舉制就約束不住官員,為什麼罷免制就行呢?至
于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這壹條,誰來執行它呢?什麼可以防止選舉出來的官員為他們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當下依舊可能么?
在約翰·布萊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書《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種被他稱為「demarchy」(此術語是布萊尼姆自創,表示壹種不同
于當前選舉制的政治制度。這壹制度沒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於各種隨機選取的決策者團體。——譯者注)的制度體系,這與古典民主制度極其相似。他想
象出壹種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系統。權力在這個系統內是去中心化的,而決策過程由代表團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則是以抽籤的方式,從與某個審議中的問題有正
當的相關物質利益的人中選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導者,似乎對20世紀官僚主義國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責。但矛盾的是,經典民主制度的實踐卻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於人們極有可能不自覺地
抵制這種實踐。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導者必須需要發起壹個令人信服的提案,並回應壹般性的反對意見。
現代政治學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義的。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複雜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有專業政治精英才能應付。雖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許能夠運
營壹個普通城市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現代國家的全職官僚體系時就會措手不及了。因此,我們需要全職政治家們和有報酬的智囊團。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全職政治家們在面對堅決的行政部門時,並沒有實際的力量,更無法激烈地質疑給他們提供事業機會的現有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
對專業技能的論證混淆了兩件事。壹方面,在諸如公共健康、技術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具體問題上,存在技術專家知識的問題;但另壹方面,還有普羅泰格拉所
謂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斷的藝術。普羅泰格拉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這樣的政治判斷能力。在處理利益分配問題上,Drumchaple的店員和威
斯敏斯特市的議員具有同等的決策能力,考慮到他們都不具備所謂相關的專門知識。
另壹個反對經典民主制度的常見說法是,這壹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因此什麼也不能教給給我們。壹方面這種反對意見恰好是不相關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現代
倡導者並不准備重新引入奴隸制度。此外,這個觀點是以對古希臘社會的錯誤觀念為基礎的。雅典並不是奴隸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隸被排除在
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數的公民並非奴隸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貧窮的農民以及工匠組成。德謨克拉西(demokratia)的體制,是他在反對富人階層即大
地主大奴隸主們的階級鬥爭中使用的工具。後者更贊同寡頭制度制度,並最終在羅馬帝國的幫助下強行實施了這壹制度。
壹個更加乏味的反對意見聚焦于規模問題。不可能把現代國家這麼多公民都集中在廣場上來討論國家事務。但這個觀點忽視了現代科技的力量。電視技術已經
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台電視上裝壹個控制台,讓我們每次電視討論后進行投票。這在技術上不成問題。時事欄目定期抽取觀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在節目
上,普通民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其嚴厲程度遠超過通常質詢他們的二流政客。他們會讓壹個普通婦女就阿根廷戰爭中沈沒的貝爾格拉諾號,對撒切爾進行問
責。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眾有能力在每次辯論之後進行重大政治決策。
現代國家,如我們所言,是基於中心化等級化的原則。民主制度則提供了壹個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並沒有政府、沒有首相,沒有總統也沒有政府首腦。
國家主權力量是在人民大會手裡。國家的特定職能由抽籤產生的法庭或官員執行。權力既不會壹直在底層也不會壹直在高層,而是分散的。我們可以大致設想
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實行。在壹個層面上,人民主權可以通過電視辯論之後的電子投票來行使。為了保證人們得以普遍行使這種權力,電視以及投票電話
作為憲法權利應無償提供。這就類似於雅典給窮人參與陪審法庭之類公職的津貼。
由於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國家範圍內作出的決議需要讓全民投票表決,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由有多數票的陪審法庭進行監督。廣播部門,水源管理局,郵政以及鐵
路部門都需要處於委員會的監督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是從對應機構的用戶和工人中抽籤產生的。這樣的委員會不對任何政府部長負責。恰恰相反,民主制度
依賴的原則是,壹個足夠龐大隨機樣本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處於民主制度下的每壹個個體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被召去服務於某種委員會。並非所有人都會服務
于某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但是每個人都有望參加某個學校委員會,地方健康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如果人們都直接參与國家的管理,我們就不會再見到作為
現代選民典型特徵的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與計劃
對於經濟計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壹個制度。其中有兩個由專業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各自製定的計劃,然後由計劃陪審團從中選擇壹個。只有最重大的抉擇
(稅收水平、投資占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決。
前面章節提出的勞動時間決定價格的體系的重大優勢之壹是,它將國家預算政策的問題翻譯成每個國民都能夠理解的術語。而現在只有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和經
濟學媒體人能夠對預算做出正確的評估。要理解預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國家收入有多大。這從壹開始就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然後,還要知
道國民收入各種類別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計不同收入所得稅水平的回報。還需要知道銷售了多少英鎊的增值稅商品,以及從中得到的消費稅額。而
在國家預算的另壹面,還必須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項目以及通脹補貼的費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財政收支,則需要只有財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數據。
用勞動時間為單位來表達的話,整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人們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時的勞動貢獻給了健康事業,四小時支持了教育事業。如果年
度投票單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種類以及他們每項每周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人們看到投票單后,在到底願意在這些服務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問題上,會
形成自己的觀點。
假設對於健康服務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變,而有人希望減少x%。⑧這些投票都會被記錄,並取得平均數,來增加或者減少國民保健體
系預算。電子「投票單」很容易讓人們必須做出不矛盾的選擇。(例如,他們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幾年之後,可以預見支出水平能夠穩定下來,然後隨著民意緩慢改變。在通常狀況下,希望增加和減少預算的人將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變都會很微小。
儘管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決策是可行的,但對稅收的獨立的民主控制卻不能與之相結合。如果稅收和預算取決於不同投票結果,那麼財政收支平衡就
無法得到保證。(美國國會的預算和稅收都是通過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決議來決定,其惡果也是眾人皆知的。)更確切地說,單壹基本稅水平會自動調整,以
支付人們投票決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貼。選民在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下決定時,必須考慮到稅收的影響。作為這壹問題上的壹個變數
,選民可能首先要選擇總體支出的水平(因此還有稅收水平)。然後當她在某個公共支出類別上做出自己的決定時,「投票單」程序會表明在壹個領域內投票
作出的支出改變對預算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壹套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壹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壹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
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
來反對任何殘餘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
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籤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壹
個陪審團都會有壹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
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壹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壹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
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与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籤組成的監督
委員會控制。由於這壹委員會是抽籤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
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壹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
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
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麼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Demarchic委員會的權力將是調節性或經濟性,或者二者兼具。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需要壹個複雜的調節機構才能得以運行。在當下的社會當中,某些調控被
被我們認作法律,由政治家們制定,由國家權力執行,不過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從自治機構中孕育出來了。職業的機構規定約束其中成員行為的規章制度。貿
易組織規定工業組件的標準,這對於迅速的技術進步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機構規定用電話、電報以及傳真傳輸進行電子數據交換的標準。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規章僅僅影響某些特定生產分支或者社會活動,相關調控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應該被限定為該領域內部的成員。在其他對於公眾利益有直
接影響的領域——比如廣播電視或者某些對於公眾健康有影響的過程,調控委員會就需要擴展到多數公民,通過抽籤選舉來代表公眾利益。
Demarchic委員會的其他權力,都源於其對於人力和非人力資源的控制。壹個委員會可能被委託管理某種公共不動產:建築、古迹、交通線路、能源、供水設
施。就它們是不動產而言,主要矛盾可能產生於使用上。人們會想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負責古迹的委員會是如何拒絕讓窮人進入巨石陣的。但是,就這些財產
會逐漸損壞因而需要維護而言,即使不動產也必須以人力和物資的輸入為前提。
壹個委員會也會被委託管理機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動產。這對Demarchy管理製造過程更重要,因為它對所有製造過程都多少會有影響。我們假設所有
這些動產最終都是由國家計劃來分配的。管理項目的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財產,除非出現了更加緊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後,還有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由於這壹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壹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
向這壹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壹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壹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
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麼權利來獲得這壹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壹權力的大小呢?
這壹權力要麼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麼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託的。考慮壹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
這壹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壹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
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製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
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製造量的壹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
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託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
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託者。
古希臘平民(Demos)統治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制定出的防止上層階級篡權的複雜憲政機制。這壹平民的統治,在被馬其頓和羅馬帝國摧毀以前,繁榮了兩
個世紀。在那段的時期,他們創造了燈塔式的藝術、建築、哲學、科學和文化,照亮之後的黑暗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黃金時代——啟蒙運動,即是這束光明
之下的自我覺醒。而這尊火炬只有在現代平民(demos)獲得權力的時候,才會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產權關係
自從人類文明歷史有記載以來,財產所有權——奴隸、動物、土地和手工製品的所有權——壹直是組成社會的骨架。這些決定了社會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幾
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種方式改變所有權導致的。整個20世紀英國的政治都在圍繞著公共和私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工黨政府在20世紀中期是公有制的
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來,保守黨政府推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的政策。後者的這些變化被認為是充分徹底的「撒切爾革命」。
我們提出的關於所有權變化的建議要比最近政府承諾的更多。這些建議的激進程度堪比蘇聯在本世紀(指20世紀,譯者注)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國在第三個四分
之壹世紀里(指毛時代,譯者注)所做的。但我們提出的完全不同於之前在英國盛行的那壹套,並且與蘇聯模式也有本質的不同。
產權關係系統對於我們來說,既熟悉然而又很複雜。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熟悉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研究是有價值的。
誰擁有什麼?
這是任何關於產權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產權關係的基本單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關係,而產權關係系統就像由這些原子構成的分子。最簡單的產
權關係是「A擁有B」。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財產所有權包含的內容是不同。對於壹個擁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和壹個擁有小麥產權的商人來說,所有權
有著不同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所有權由四個部分構成:使用權、購買權、出售權和繼承權。在前面的例子中,農民更感興趣的是使用權和繼承權,而對於商
人來說購買權和出售權就是壹切。(對於繼承權,我們認為包括通過婚姻取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係。例如,用A
、B表示使用權的關係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係來定義產權。這些關係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這壹
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係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係中。
壹類物品的擁有者P與另壹類物品的擁有者Q之間的產權關係可以表示為壹組關係(p,q),這裏p,q表示在實際中P,Q所擁有的。因此在實例中這類產權關係可以
有0-4種。
產權的編碼
因為任何形式的產權關係都可以用壹個很小的有限集合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詳盡的枚舉出所有的產權關係。我們定義的四個產權關係可以組成16個不同的產
權關係,以及由此得到的16種產權形式。我們可以按照關係的強弱將這些關係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權關係進行排列1。
在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而根據美國法律,奴隸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他們被法律強制規定不能擁有財產。處在社會頂層的資產階級卻擁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
: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四種權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組合。蘇聯的集體農莊在改革以前就擁有使用權了,但沒有買賣權,更沒有繼承權。傳統的社會主義認
為,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有名義上的完整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有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他們無法高效的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資本
和設備。當然雇傭勞動者也有權購買使用和典當消費品,但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仍然是自身的勞動力。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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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企業擁有財產的使用、買賣權,但並沒有繼承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通常會從它的父親那裡繼承土地並將其遺留給自己的兒子。土地市場
壹般不發達,所以繼承和婚姻成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方式。
我們能擁有什麼?
對於每個資本家、還有蘇聯、以及我們提出的公社主義的社會,我們將考慮什麼是我們能擁有的,以及誰擁有。我們用0-15來比較所有權的強弱。
純粹的資本主義和混合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四個重要的業主群體:個人、國家、私人團體2和公司。我們在表14.2中展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對財產所有權的確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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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產的屬性可以分為主要的四個類別。像資金、信息和技術等這樣的物品是有徹底的產權的。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對它們擁有完整的財權:使用、購買
、出售和繼承。勞動時間則處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買賣,但顯而易見,它不能被繼承。公司是壹種特別的財產,因為它可以是財產所有者同時又是
所有者的財產。最後還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對獨立的產權的。某些自然資源,如礦產和電磁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們出售(在壹段時
間內)給商業公司。還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國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軍事武器原子彈和交通基礎設施告訴公路。
這與1988年的財權制度已經幾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礎設施已經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驚訝的是,撒切爾政府在財權方面只是做了相對很少的
改變。但這並不否認其在原有的法律內對重要的財產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實。除了地方政府立法興建的住房的所有權沒有被改變,由國家所有的財產數量被減少
了。
蘇聯模式
我們認為的蘇聯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並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通過中央計劃而取得財產的模式。
這個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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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這些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比,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些產權關係是多麼的「弱」。這裏很少有資產階級法權可以控制的東西:金錢、個人財產,
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的東西。相比起來,這裡有很多很「弱」的關係。集體農莊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買賣土地,因為土地的所有者是
國家。但以資產階級法權來看,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關係也是十分受限的,因為國家不能買賣土地。國家又能賣給誰呢?
同樣的,在典型的蘇聯模式下,工業生產中投入的機械設備是沒有完全的產權的。斯大林時期集體農莊使用的機械名義屬於國家所有的國營拖拉機站,到了赫
魯曉夫時期,農莊才有權向國家購買設備。國營企業雖受到國家控制,但國家卻無權買賣這些企業,所以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產權受到很大的限制。企業
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必須對此負責,也就是說,國家要就生產資料收費。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對工業設備有同資產階級壹樣的權利,因為這些都
是由國家按照計劃分配給企業的。它們只能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賣給國家。勞動力的購買有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國家和國營企業能購買勞動力,但是卻不能
將其轉賣,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壹樣,企業主能將自己員工的勞動時間出租。個人購買勞動時間是被嚴格禁止的。
企業矛盾的焦點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工業企業的產權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首先,它們購買商品的權利受到限制,它們能夠向個體勞動者購買勞動時間,但
其他商品必須從國家取得。國家向企業收購貨物,在個意義上,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其他的投入看起來像是在購買,但這是在計劃之下的購買。第二個限制是
對企業所產商品的銷售。在通常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這不能算是銷售。它們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而生產,儘管國家也為取得企業的貨物而支付盧布,但企業別
無選擇只能賣給國家3。儘管國家和企業間的貨物轉移採用銷售的形式,但它們的銷售看起來就像是把貨物和資金移動壹下位置而已。
蘇聯的企業是壹個矛盾的經濟形式。它看起來在進行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類型的交易,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擁有它的國家。國家和企業之間擁有著相當不同
于公司和股東的關係。公司的股東通常既不會是公司的主要客戶也不會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商,更不會去詳細的指示企業應當生產什麼,他們通常只關心股息和
紅利。然而,在會計核算中,蘇聯企業並不為國家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國家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的工業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看起來也像是僱主壹樣,它們也為工人支付工資和各種獎金。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又像是壹個資本主義的僱主了。但另壹方面
,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律使得企業很難解僱工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之壹就是實現充分就業。與之相關的是,企業沒有破產機制,因為企業是國家的
,而國家是不能破產的。這使得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分配低效,對於企業和行業囤積了大量的本應當得到更優分配的勞動力,這使得國民經濟受到消極影響4
。
這裏我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壹個主要的經濟問題。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壹方面要保障就業,另壹方面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經濟需要的勞動力的自由流
動。工黨政府可以通過允許破產來釋放經濟萎縮的壓力,但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目標的妥協,是十分不受歡迎的。但是讓這些老企業繼續存在會浪費勞動力,
國家必須不斷補貼它的虧損。這些補貼,通常採用從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形式來進行,但這會擴大貨幣的供應並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的情況是破產法在幾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引入。這在我們看來是壹種倒退。破產法和成本計算(經濟核算)強調蘇聯企業資本主義的壹面—他們扮演
了獨特的具有買賣財產能力的經濟主體的角色—這有損於它們作為社會財產的角色定位。
這種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流動問題的方案必然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發生的混亂的經濟情況壹樣,這兩個國家已經實行這樣
的制度很長時間了。
我們相信有另壹種選擇,即強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方面,消除其資本主義方面。我們在下面闡述的這種方法既是對「自由化」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的回應,將使得
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時保證不會損害工人的社會權利和自由。
公社主義模式
我們現在描述的關於產權的總的結構是與我們在之前章節中描述的關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是壹致的。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的討論這種結構:個人產權
、中央計劃機構的產權和特殊的經濟「項目」、土地所有權、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個人產權
社會主義的產權關係必須要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轉,並且保護個人和機構的正當利益,同時避免剝削的出現。壹般來說,這些需求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在任何
的法律系統下,產權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當法律規定資源屬於壹個人的時候,即是否認了資源屬於另外的人。壹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即是否認了
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這塊土地。歷史上壹些財產的擁有者允許別人使用其財產。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雇傭佃農,企業家和銀行家利用資本所有權雇傭工人。雖
然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公正的,但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看剝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沒有有保障的產權,資本主義企業將不能發展,經濟也將陷入停
滯和混亂中。只要社會還沒有另壹套機制來組織生產,資本主義企業有合法的權利來剝削工人。物權法同時具有階級性和經濟性,壹方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利
益,另壹方面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
社會主義的物權法也必須具備這樣類似的功能,但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潛在的剝削者。在新的經濟模式中,當它作為壹個約束任
何可能破壞社會主義或再次剝削的個人行為的法律,它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積極的權利並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
社會主義共同體應當給予人民的積極權利的關鍵在於:
生存的權利;有權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價值;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勞動成果。
這些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目標。它們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不會被剝削並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權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生存的權利還
有另外壹重社會合理性:只有讓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參与到經濟生活中,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這些個人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有獲得工作的權利,但只有在他能勝任並且需要工作的時候。人們有權獲得全部勞動的收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納稅
。勞動收益的壹部分由個人處置,剩下的將通過民主的決策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個人處置收入時要保證不損害環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會主義共同體在給予人們這些權利的同時必須保證有壹個合適的制度和經濟框架。我們接下來討論框架的三個方面:生產的組織、雇傭的性質、環境的保護
。
計劃權利和經濟項目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討論了計劃存在的問題,但沒有涉及計劃有效落實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計劃顯然不能在壹個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
像我們所批評的前蘇聯的法律框架下得以運行。我們需要另闢蹊徑為社會主義計劃正名。
我們在這裏把制定計劃的主體簡稱為計劃,不考慮確保計劃受到民主約束的機制5,而只考慮產權。計劃假定自己擁有所有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但不包括那
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謂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我們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設備或設備的組合。計劃擁有壹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工業設備:鐵
路、公路、工業裝備、電腦、網路等等。它還擁有中間產品和半成品庫存。
計劃是生產條件共同所有的制度體現。這種所有權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過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當社會是生產資料的唯壹擁
有者時,沒有任何人可以買賣它們(暫時忽略國際貿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它們。所有權縮小到只能處置和分配它們。作為生產計劃的基礎,計劃分配
決定著每壹棟建築每壹台設備等物品的使用。
我們稱壹個特定的經濟活動為「項目」。通過壹個項目,我們意在協調壹組活動以生產出壹個有用的結果。壹個項目可能是壹個大型活動,如建造第三條英法
海底隧道或者軌道太陽能發電站;也可能是壹個沒有終點的生產過程,如給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裝牛奶或者為登巴頓(Dumbarton)提供醫療服務。
它可能是壹個短期的生產過程如出版壹本書或拍壹部電影,也可能是壹個持續幾年的過程如電腦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麼,項目所使用的資源——勞動力、
建築和機器,都是按照計劃分配的。每壹個項目,包括計劃的產量和資源的使用都將被使用電腦登記。
這些生產項目只是生產單位的聯合,而不是法人。在這方面,計劃和項目的關係跟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所執行的個人活動的關係是壹樣的。壹個汽車公司為生
產新的車型可以進行幾個項目,每壹個項目將被再細分為幾個項目,如車體的的研發、電子設備、引擎和懸挂系統等等。這些項目的工作人員、工作區和設備
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生產計劃分配的。項目並不擁有它們使用的辦公室和工廠,也不擁有僱工。項目只是經營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實體。
當然這可能引起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擁護者的爭議,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把計劃經濟系統看做是壹個巨大的企業是對民主的威脅。相反,我
們的情況是公民對經濟的有效控制需要生產資料成為集體的公共財產。我們不認為國有企業和更缺乏獨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恰當形式
。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企業自己,而企業又屬於國家。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只有
分享企業利潤的權利。這樣的例證有英國對英國石油公司(BP)的所有權,而它的運營與其他資本主義公司幾乎沒有區別。
更高等級的公司國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的董事會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服從於規定它們義務的特別法律和由國家任命的董事會的
管理。這些都是在僅僅擁有股權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義務已經超越了英國石油公司(BP)那樣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這仍然受到很多批
評,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評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
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所以企業的管理層也是如此,當情況是這樣的時候,政策必然會損害產業工人的利益。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
代的煤礦工人罷工正好證實了這壹點;
工人們並沒有能取得企業的控制權;
不同的企業是各自為政的,無法制定整體的能源規劃。每個企業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產品銷量最大化以獲得收入。相反,社會的目標在於試圖使得能源消耗以
及與之相關的污染最小化。
第壹個反對意見只有改變國家性質才能滿足。第二個和第三個則是矛盾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具體行業工人的個別利益,並不總是壹致的。毫無疑問的是
階級性將在工人對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強: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採用工人的建議改進生產、消除車間的層級結構。但可能會出現像平均主義、勞動
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這樣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務於公眾利益,例如減少的煤炭行業將有利於使用更多天然氣和提倡節能。
此時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因為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傭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視為三個獨立的企業,而是被看做壹個整體,來協
調能源生產的過程。這意味著必須有壹個有能力和權威的公共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調節這些行業。
所有權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優越性可以通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例子得到印證。在保守黨重新組閣前,醫院屬於健康委員會,它們有義務組織資
源去為社區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醫療服務是工黨政府出台的唯壹的共產主義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種比我們倡導的行業的整體化更高形式的社會化
。我們認為基本的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應採取這樣壹種更高的形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
)。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最近保守黨把系統改革改革成相互獨立的企業的集體—醫院有權選擇退出,會以提供服務的私人機構身份進行討價還價。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工
作的人員對於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將導致服務的惡化、員工士氣的下降、醫療領域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缺乏地方問責制度。
英國經歷的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產權和計劃是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將分裂為不同的集團並追求自己小集團的利
益。在資本主義企業和NHS,如果上級認為壹個項目或者活動不再是划算的,可能會把其關閉並把資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蘇聯會有三種類型的機
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門和企業個體。國家計劃委員會向特定的工業部門的官員設定生產目標,然後工業部門將其傳達到自己控制下的企業。在這種安
排下,對資產的有效處置權被三個層級分享。對應於國有資產的這種分割,核算也有各種不同形式——實物平衡的核算、勞動力平衡的核算,並且在企業層面
將採用盧布來對成本進行核算。過去,儘管對企業受到實物核算下制定的計劃定額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貨幣核算上避免虧損。企業雇傭工人並支付給他
們工資,但是考慮到價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會與實物計劃發生衝突。在給定的價格和計劃下,企業有可能是「無利可圖」的。
壹個虧損的企業在蘇聯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經濟帶來效益,這不是貨幣形式核算所能說明的。但既然企業擁有有限的法人資格(能夠購買勞動力、出售
產品、訂立合同等),那麼它在面對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不經濟」時,都要做出困難的取捨。近年來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對虧損企業實施破產處理,表明
在這些國家,成本核算已經成為首要的核算機制,企業不再首先被認為是國有財產,取而代之的是只關心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這種特殊的產權關係的發展與
我們的提議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模型中項目根據計劃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預算,這樣可以控制它們使用資源的數量。雖然壹個項目的資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預算的限制,但這種類型
的資源配置在運行上是不同於貨幣預算的。它不是用來購買資源。這可以從勞動力的投入量得到說明。
比如運營壹個本地的娛樂中心的項目。它的年度預算是20勞動力壹年的工作和相應的房屋建築。該中心的預算起著控制資源使用的作用。向規劃部門登記的這
個項目的預算壹半將用在員工上,其餘的用在能源、設備和維護上。 娛樂中心並不給為這個項目工作的人報酬。這些人的工作是從中心的預算中扣除的,但
並不涉及資金的賬戶轉移,而是直接划除。類似地,任何物質資源的使用如運動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沒有人為這些設備「支付」,因為資源和項目本
身都同樣的被視為共同的財產。計劃當局將支付計劃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勞動,而不是由娛樂中心來支付。因為項目本身並不是壹個經濟主體(即產權主體),
也就不會出現破產的問題。然而,計劃必須也壹定能自由的終止被認為不划算的項目,就像如果學校的學籍檔案證明不再開放,當地教育部門可以關閉學校,
如果學校被證明不能再開辦下去。除非它們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經濟核算體系要好,否則將決定關閉項目。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所論述的,不依靠市場核
算並沒有根本問題。同時,這樣的終止並不會引起失業。國家通過平衡勞動力預算來防止失業總水平的上升。正如我們在第七章闡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
以通過市場監管部門降低消費品的價格來補償。這意味著不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漩渦,而這正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存在的主要原
因。但是雖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調整。如果妳參与的項目終止了,妳做的與之相關的活動也就成了多餘的了,但這並不意
味妳已經變得多餘。妳有權期望社會保護妳的收入並給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這個權利怎樣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我們設想了壹個系統,人們可以直接受雇於社區(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獨立的「企業」。當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時候,工人應該被儘可能迅速
並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這總是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會」變成僱主,那麼這種利益共同體就是與生俱來的。
假設如果瑪麗正在尋找壹個新的項目來工作,她可以去職業介紹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記自己的職業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夠工作的時間等
等。職業介紹中心會利用計劃當局的數據來在該地區找到與瑪麗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項目。這意味著計劃當局可以記錄最新的可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和類型,從
而能夠為整個經濟起草勞動力預算。與現在的職業介紹中心的不同的是,將為尋找項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數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類型的工作。壹旦瑪麗決定了她
想為哪個項目工作,並且確信自己適應其工作,她就將與職業介紹中心簽訂協議並確認其將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每周工作的時間。然後計劃系統將註冊並開始確
認她的賬戶的工作時間。
勞動積分的社會功能與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有重疊之處,但它們是不同的。工人從社區獲得的等於他為社區所工作的。在扣除稅收后,這些勞動積分能
夠使得工人從社區獲得包含相同勞動量的物品。顯而易見,與錢的相似之處在於:勞動積分可以被「花費」在消費品上面。它們的區別在於勞動積分不能流通
,但它用於購買后即被銷毀了。在這方面它們就像火車票壹樣,可以獲得壹次旅行,然後會被檢票員銷毀。這壹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再次出現
,金錢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前提。
在這樣的系統中個人有權擁有個人財產、消費品和房屋。但他們不能擁有股票和證券(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他們也不可能擁有
土地和生產設備,而只能集體工作。個人也不可能雇傭其他人為自己工作,因為勞動積分具有不可轉讓性。英聯邦允許個體經營可能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
活動最好在個體層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設和維修工作。它們的性質使得其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臭名昭著。根據古典經濟學,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
經濟的不平等。但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價格將趨向於它們的勞動價值。只要進入個體貿易沒有人為的限制,那麼技術工人將獲得與在社會主義條件
下相同的時薪6。
個體經營
在共和國允許個體經營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人層面進行。例如管道維修工作。這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聲名狼藉。根據古典
的經濟學理論,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當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的價格會根據勞動價值確立。只要進行個體經營沒有人為的限制,個體
經營者將獲得與那些在社會主義領域工作的獲得同樣的時薪。
如果人們成為個體經營者,那麼他們必須有權開公司或者與國有銀行交易,這樣就可以支付勞動債券。這就有產生變相剝削的危險,在實踐中,所謂個體經營
者可能將自己的勞動轉包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隱蔽勞動剝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剝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憲法保障了工人完全獲取自己勞動所
得的權利,並且依靠於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7,而且向被剝削者收取懲罰性賠償,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剝削雇傭工人了。
土地所有權
在當代的英國,土地像其他東西壹樣也是私有財產。它可以被使用、購買、出售、繼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廢除了並實行了土
地國有化。在所有情況下,國有化都導致了土地作為公共財產性屬性的弱化。例如在蘇聯,國家可以處置土地。計劃機構可以在壹塊土地上建立壹個工廠或者
開挖壹個礦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許可。但是當涉及到農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時,這樣的權力就被弱化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承包給私人(自留地或
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結構(集體農莊)。這些機構可以有效的處置土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慣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為回
報。出於某種原因——可能是考慮到在過去租金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社會主義政府壹直不願意要求對國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
情況下,將會出現壹種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權被當做私人所有來處置。
在國家擁有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收取租金,這既不公平也導致經濟低效率。要理解這壹點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論。
題外話: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我們借用19世紀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的出現是由於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塊生產力的差異。
確認土地的稀缺是地租產生的第壹個原因,他認為在新的殖民地,由於土地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後他觀察到人們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
地方。隨著人口的增長,居住和農業生產都將擴展到土地生產力較低較難工作的地方。假設有三個等級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0.14.4.png
如果是在人口增長的第壹階段,第壹等級的土地便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則玉米的價格將會是10英鎊。但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將會先後被開墾,而玉
米的價格也會上漲來滿足在生產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產成本。第三等級的土地也會被投入使用,而最終的價格也會上漲到20英鎊。而此時第壹等級的土地
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鎊的成本,併產生10英鎊的利潤。結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當於最好土地上半數產出的租金,而不會榨乾農民的產出。租種第壹等級
土地的農民現在需要把生產的壹半交給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種第三等級的土地的農民,這樣不好也不壞。情況如表14.5所示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0.14.5.png
玉米價格=20英鎊=生產成本+全部的租金=邊際土地(第三等級土地)的生產成本
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當於得到了壹份相當於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這個例子中,壹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耕種第壹等級的土地時
將獲得超過他生產每壹蒲式耳的生產成本的10英鎊,因為第三等級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護價格」是根據生產成本最高的土地確定的。我們可以定義
這個剩餘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給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認識到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上的貢獻在於任何壹個產品的價值都由生產成本決定(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玉米價格不是因為土地租金產生的,相反
,土地租金是因為玉米價格而產生。
古典經濟理論證明,由於不同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是正在考慮狹隘的土地肥力,或在從更寬廣意義上看上認為更靠近人口
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這個理論都是正確的。在後壹種情況下,生產力源於運輸成本的節省。正如薩伊所說,「距離相當於貧瘠。」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地國有
化的情況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私人機構或者個人(家庭、農場和公社),通過允許個人使用土地實際上已經否認了公共土地所有權。在中國,不同公社
之間財富的明顯分化,與當地的農業土地生產力有關,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見,私人和團體應當為使用土地而繳納租金。這些租金可以用
來補償公共支出,減少壹般稅收,並且可以轉移支付給耕作生產力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會主義國家的壹個顯著特徵之壹便是,導致耕作的農民相對於公職人員更富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對地租的有效挪用。考慮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
多數的農民將耕作非邊際土地並因此得到壹筆非勞動收入。
在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築用地的地租。儘管社會主義共和國可能允許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應該允許宅基地的私有。業主制定地租
應該是基於當前出租用於房子的土地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買了房子的人僅僅是買了建築物,而住戶在購買價格之外向社區支付的租金或地稅,反映了他們的房
子差別或房子附近的基礎設施情況。
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從壹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私有權壹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壹個民族,以至壹
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878頁)。
在過去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利益的衝突。地主的利益與佃農是對立的,政治提案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表現的也是這些集團的階級利益沖
突。現在再這樣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恰當了。我們必須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使用問題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人類活動導致環境
破壞的程度和規模最近才被我們重視。
現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幾千年人類活動正在加速改變環境。確實有可能過去我們祖先導致的生態變化強迫我們改變生產方式。例如,推動美洲農業發展的動力
可能是由於狩獵導致大型動物的消失(哈內爾,1977)。導致古代地中海奴隸制文明的崩潰的壹個原因即是由於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農業耕地的大量
減少。吉諾維斯認為(1965),導致美國南方奴隸主集團和北方資本主義集團衝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帶來的棉花密集種植。這迫使美國向西部擴張
,並導致蓄奴州與自由州的衝突。
物種滅絕、森林砍伐與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現象仍然在我們周圍發生,並且實際上是正在加速。而現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氣的污染。環境改變不再只是影響當地社
會和壹個國家,而是通過空氣和海洋對全球都產生了影響。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很可能改變了大氣的構成並導致了全球平均溫度的大幅上漲。可能的後果現在
已經周所周知:沿海地區的洪水、極地氣候帶的變化、世界主要農業區的損失、非洲和美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規模的飢荒。
這些災難的間接原因是產權的不明晰。自然資源的使用決定於私人、企業,甚至國家的決定也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這些決定給全球帶來的長期後果並不在他
們的考慮範圍內。看來最終的解決辦法並不只是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化,而是國際化。從長遠來看,工業社會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賦予全球性的監管機構。它將批准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並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這樣壹個機構的權力將遠遠超過傳統土地所有者,因為他們僅僅擁有土地
的使用權。全球性監管機構將不僅僅監管農業、林業和礦產開發對土地的使用,還將包括排放到空氣和海洋中的污染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上壹些嘗試,如聯合國關於海底的公約申明海底資源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蒙特利爾公約更進壹步的規定了含氯氟烴化物(CFCs)的排放。
但是很難想象在世界主要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實現世界資源的國際化。英國和美國拒絕批准海底資源公約,認為它侵犯了私有財產權——當然它
的確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資源管理機構,可能要等到社會主義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取得勝利。
而在此之前,關於這些原則的共同爭議在於——自然資源應當控制在儘可能最大的公共機構下。至少所有權應當屬於國家這樣層面的機構,大洲更好。
Re: 台灣不適合一國兩制
控制權與利益的分割
自然資源被濫用,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資源的公共所有並不能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在蘇聯,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著廣泛的環
境破壞。裏海被嚴重污染,鹹海因為其支流被大量用於灌溉而逐步乾涸。在這些情況下,公有制並不能提供保護。這可能是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構來規範國家
機關的行為。工業部門制定的目標使得工廠為了實現生產最大化而污染河流,而不是保護。而鹹海周圍各共和國政府的目標是使得棉花產量最大化,而不是去
保持鹹海的漁業。壹個國家乃至於未來全世界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必須掌握在壹個不會從開發它們中得利的機構手中。
為了便於論述,我們稱這個機構為環境信託機構。它擁有所有的自然資源。它將授予計劃當局使用資源的許可。它將規定排放的條件和其他使用資源的工業項
目需要達到的標準。它可以確定個人或社區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規定生產或者使用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的附加費。稅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費不應當交給
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而應當用來支付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支出。這是壹個重要的原則,因為它避免監管機構為了自身獲利而批准自然資源的
開發。人們希望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在徵收地租和附加費的時候能夠像法院判處罰款壹樣公正。
第十五章:對相反觀點的考察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地闡釋了我們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原則的看法。在最後壹章,我們將對近年來壹些社會主義作家提出的反對意見做出回應,
並將其組織在兩個主題之下:分配、價值與價格,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多多少少都和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繫。在第壹部分,我們捍
衛關消費品市場的方案(已經在第八章詳細闡釋)。我們認為,為了確保計劃的目標始終按照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整,這種類型的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
第二節,我們明確地把我們的「市場」方案和「市場社會主義」本身區別開來。考察兩個最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方案的例子,我們發現,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
來講,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夠格的。
分配、價值與價格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里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
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
觀點比較突出。
首先,達菲認為,我們的觀點在這壹方面有些諷刺:雖然我們極為重視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潛力,但我們並沒有主張壹個純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價值或價格為
中介的計劃系統。達菲似乎把這看做是放棄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立場。例如,蘭格就把計算(computation)看做是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的替代二。正
在蘭格模式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即將實現的時候,科克肖特和科特爾竟提出了壹種基於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其次,達菲認為,假如有人從消費品社會主義市場
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也沒有理由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社會成本的基準:他認為「簡單社會成本」更為可取。
關於第壹點,我們應該強調,我們不是建議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通過市場分配。我們承認「社會公共品提供」的部門(如衛生、教育和兒童保健等)的存在。
這壹部門的商品或服務應當作為基本公民權提供給所有人(見第五章)。在這裏,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場價格來決定,而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
政治來決定。儘管如此,我們提倡在許多個人消費品上採用市場並沒有什麼錯。
我們的消費品市場的基本特徵如下:
1.由於完成工作或者轉移支付,消費者得到勞動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價格」。價格也由勞動券來衡量,但由於供給和需求的波動,可能會與實際的勞動量(也標記在商品上)有所偏離;
3.當消費者通過市場取得消費品后,他們的勞動券的餘額將會相應地被「消掉」,為的是讓他們的購買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費信貸)的限制。
實際上,它向每壹個消費者提出這樣壹個命題: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壹定余量,並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個「純粹定量」的替代系統,沒有價格或者價值的系統,會是什麼樣的呢?國家必須為要生產的消費品設置壹個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產,然後
消費者可能會從商店免費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價格,那麼「收入」也沒有任何意義
,也不能預先限制個人購買商品的數量。隨著壹些商品的存量減少,國家就簡單地命令生產更多的產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產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麼能阻止受歡迎的商品直接變成零呢?怎麼在社會可用勞動力的約束下,確保生產能夠長期保持在足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
者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能夠以零成本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這樣的「需求」的總和會不會超過社會可能的總產量呢?而實際結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
嗎?
有人可能會極力主張兩點來反對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共產主義的「豐裕」和社會主義消費者負責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態度。但是,從所有產品都充足的意義來講
的「豐裕」,在這些產品定價為零時,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術持續改進,由於需要解決環境問題和資源枯竭,加上極大地改善世界上大
部分貧困人口的物質狀況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廢除經濟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縱然社會主義的消費者有徹底的公共精神,不過僅有正確的態度是不夠的。
沒有客觀計算的社會成本的引導,人們沒法知道給他們消費的「合理的」、「負責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們承認需要為個人消費加上壹個社會決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總消費需求保持在生產可能集之內,那麼,在明確的收入付酬和消費品(非零)定價之外
,替代選擇是什麼呢?國家可以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品的分配或者說「配給」,命令這些消費品的生產,然後將其直接分配給人民。但是,很難看出這樣的系統
如能夠恰當地響應消費者偏好隨著時間的變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種各樣的偏好和優先順序。如果人民對他們的消費模式進行(受限制)的個體選
擇,那麼,除了某種形式的市場,別無選擇。受限的自由替換需要消費者的產品分配採取標量的形式(達到這樣的總價值的任何妳所喜歡的產品)③,而不是
標量的形式(商品數量的列表,或者配給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價不過是實行這種標量約束的手段。
當然,承認需要有消費品市場,並不意味著必須接受我們所提出這樣的市場應該如何運行的具體版本。由此我們來談談達菲的第二個觀點,即關於使用勞動價
值來體現社會成本。
我們承認,用簡單的勞動價值來衡量社會成本,容易招致批評。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處理了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唯壹手段無疑
會導致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低估,而簡單地應用勞動時間並不能「生產」出這些自然資源來。其次,嚴格的勞動價值計算忽略了社會勞動應用的時間尺度的問題
。生產兩個產品可能需要同樣的總勞動時間,但這壹勞動在日曆上的時期卻可能是不同。如果這種差異有實質意義,那麼,勞動價值計算必須又壹次被看做是
不完整的。同樣是在第五章里,我們簡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達菲建議,相較於勞動力價值,「生產的簡單成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計量的方法更為可取。對此,我們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討論,正常資
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成本」遠不簡單。它假定了作為權利主體的企業的存在——實際上,假定了生產資料中私有產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簡
單」的給定的生產成本;任何衡量社會成本的可選手段,都必須由社會來定義和計算。我們認為,勞動時間為這樣的計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儘管必須對其加
以補充。我們在第五章中說明了補充的方式。
市場社會主義?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十分清楚我們的論點撞上了近期右翼親市場觀點的潮流。這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相信,時興的觀點的錯誤的,而且最終壹定會被
認作是錯誤的。然而,我們更關注這壹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家公然對「經典」的計劃經濟體製表示嚴重懷疑,反而鼓吹各種形式的「市場社會
主義」四。反對這種潮流的聲音是相當微弱的伍。
在這壹節,我們考慮壹些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將論證,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目標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同意迪瓦恩(1988)說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所反映的,不是由社會主義理論家作出的大胆的嶄新的構想,而是對右派統治地位的有害的調和。葛蘭西要求「理智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
」(也就是講究實際的同時,滿腔熱情地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則暴露了「意志的悲觀主義」,對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任何
真正與眾不同的長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顯,對於近來提出的所有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能都提供詳細的評論。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專註于西方的戴安·埃爾森(Diane Elson
)和東方的阿甘別吉揚(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貢獻。
戴安·埃爾森:社會化市場?
戴安·埃爾森(1988)認為,「社會化市場」提供了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種替代選擇。我們則認為,她的社會主義市場方案,對資產階級經濟
經濟學讓步過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對亞克·諾弗說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亞克·諾弗宣稱有效率的中央計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壹說法,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
節對其進行不遺餘力的反駁。
確切地說,我們認為:
(1)通過將注意力從生產過程切換到交換過程,埃爾森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
(2)她的社會化市場制度,將保留大部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因此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會更加準確;
(3)它會容易受到所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埃爾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來說明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以為的理想市場相去甚遠。埃爾森認為,從資源的運作來說,真實的資本
主義市場及實際成本,也很少會有自由競爭,而且消費者主權實際上無效,薩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獻來加強她的觀點。
儘管這種批評在指出徹底的市場擁護者的構想缺乏現實主義方面是有價值的,卻似乎是要替代壹個不在場的概念。在她對她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中,剝
削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為壹種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不是因為消費者對組織市場的方式不滿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壹個它的受害者試圖解決的
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聽任富人剝削窮人的勞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回應。
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當前的語境下,重要的是,馬克思關注的主要問題之壹是駁斥剝削產生自市場的不完全運行的觀點。恰
恰相反,馬克思論證了,剝削產生自商品生產的邏輯。為了從理論上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商品按照勞動價值的比例交換」這壹「寬鬆」的假定。這是最先進
的資產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理想。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複雜因素——不同的資本密度,部分壟斷等等——會阻礙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價格與勞
動價值成比例。儘管如此,他還是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假定了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買賣都是等值交換。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在每次買賣時,黃金中
物化的勞動量就等於所購買的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換句話說,他假定交換過程不存在欺詐。他知道,這壹切都是反事實的——工人通常會買到摻假的產品,
資本家通過實物工資或者工資的額外扣除來欺騙工人們。但出於論證的目的,他說:「讓我們承認市場是完全公平的,我將表明它仍然會導致對工人階級的剝
削。」
馬克思認為,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的特殊性。勞動力之所以獨特,在於它對資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創造價值。勞動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樣,都按照再生產的成本
進行出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勞動力低於再生產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職農民,不會從市場上購買他們所有食物的地方,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
,即使它確實以完全的再生產成本出售,剝削仍然發生。工作日被延長了,以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技術讓生活資料更便宜,從而生產相對剩餘價值。
從政治上看,這壹論證是要駁斥那些認為公平交易、廢除壟斷和公正的工資水平就可以拯救無產階級的人。恰恰相反,馬克思認為只有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才會
終結剝削。任何對市場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心的對抗。但是,埃爾森提出的正是對價格的改革。
埃爾森提出種種公立機構來設定價格標準。這些機構將可以得到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的詳細信息。在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壹些利潤,就可以為每種商品設定價格
標準。(但是沒有說清楚利潤的基礎是什麼:是跟使用的資本成比例,還是跟經常成本成比例?)設定這些價格標準—顯然並不打算是有約束力的—加上出版
其所依據的數據,被稱為市場的社會化。
「社會化市場」這壹術語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市場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是私人個體進入社會關係的典型途徑。當社會壹詞與市場壹詞
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化市場,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該有所警惕。考慮到剝削在馬克思很寬鬆的假定下都仍然會存在,社會化市場也
會允許剝削存在。社會化價格標準僅僅是指示性的,對買家和賣家都沒有約束力:「價格和工資委員會可以生成價格標準,提供信息買賣雙方,使之能夠以去
中心化的方式『監督』價格和工資。」(埃爾森,1988,第33頁)如果這些標準不被社會接受,那麼要改變的,不是價格,而是這些標準。社會化市場和正常
市場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在前者是納稅人補貼某些通常是由買賣雙方承擔的市場成本。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儘管這壹市場比起沒有補貼的市場調整起來可能會
更平穩,但是其效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壹下關於勞動力的買賣這壹關鍵問題,埃爾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於調控剝削的價格和收入政策。工資和價格委員會為所有
工資率制定標準。這顯然不是廢除工資系統,而是對其進行調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資等級由私人經濟合同執行,現在則變成了公共政策問題,由國家機構將
其合法化了。同時,毫無疑問,價格和工資委員會考慮到確保工業的利潤率的需要。在這裏,我們進入壹個有爭議的層面,因為設置工資水平會影響到剝削率
。任何試圖設置更高的工資水平的企圖都將被僱主抵制,而任何試圖設置更低的工資水平的企圖又都將被工會抵制。如果工資標準是有約束力的,實際工資率
將由僱主與工會相對實力以傳統方式決定:罷工、停工等。
埃爾森提出了壹種能夠顯著地改變剝削率的方法。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個最低的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否被雇傭。這壹政策由綠黨
所倡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疑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如果罷工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家庭壹直有飯吃,那麼他們的立場會加強,罷工行動將會更堅決更成功
。但是,我們不應高估這壹系列無條件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影響。埃爾森也表示這隻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夠買壹點糊口的扁豆、幾條廉價牛仔褲和幾張地
板上的椰衣墊。這聽起來並不比靠當代的社會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會保障計劃壹樣,它受到同樣的矛盾因素的影響:必須保證人們的積極性而不是破
壞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不能徵收沈重的稅收負擔。人們在工作的同時往往也有達成了其他的承諾:抵押貸款、分期付款等。當人們罷工或者失業的時候
,社會保障金會很快被花完。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的社會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於減少貧困和促進階級鬥爭。他們不願意做的是,「消除勞動力買賣雙方對立的基本原因」(出處
同上,第30頁)。勞動力的買賣是剝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內在對抗性的。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仍然是法律主體,其目標是勞動力賺取利潤。它們是法人,有購
買、出售和簽訂合同的權利。簡而言之,它們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它們可能是由國家所有,必須向國家的墊付資本支付利息,但是它們資本屬
性的減少,並不比國有的英國利蘭汽車公司更多。事實上,埃爾森提議讓壹個叫「公共企業監督者」來確保國家的資本能獲得足夠的投資回報率。
在勞動力繼續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地方,就壹定會有圍繞勞動力價格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是最終的工資調整者。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時,經濟性階
級鬥爭將使得工資上漲。通過有約束力的價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調控也許是可能的,但這純粹是壹種自願的機制,埃爾森認為它很可能是不
穩定的。要麼導致通貨膨脹,恢復失業以懲罰勞動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要麼就將要求強制性的價格管制。社會將面臨著在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之
間作選擇。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1992),像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正清清楚楚地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麼在經濟領域恢復失業的「鞭子」,因為沒有失業就不
可能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要麼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在生產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會調控。這並不是要否認埃爾森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環境下
是進步的。人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壹條漸近線,與前撒切爾時期的社會民主壹樣,其發展方向是朝著:幾乎完全國有化、自願的價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會
保障和社會福利。因此,這壹制度將比現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但是從經驗看來,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社會秩序是不穩定的。它保留了貨幣和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收入差距,同時消除了使得這些都起作用的失業
,並且弱化了作為資產階級紀律因素的國家。這是壹種過渡的社會形式,要麼像英國壹樣恢復到私有資本主義,要麼走向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也適用。但是
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則絕對是反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壹種不穩定的經濟,通過階級鬥爭轉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爾森提出的社會化定價機構擁有計算機網路和生產的信息,而這正是向計劃的有效過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將這種機構作為計劃經濟
之前的過渡性措施,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資本主義處於進攻態勢,更可能向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提議,
不過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旅途中的臨時中轉站而已。
所有市場經濟都受到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不穩定有兩種主要形式。第壹種形式是衰退,當衰退發生時,產品賣不出去,造成失業;第二種形式是過量的
需求造成通貨膨脹。在那些回歸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形式:通脹飆升,同時數百萬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聰明的左翼經濟學家壹樣,
埃爾森明顯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這些傾向,但她並沒有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們要怎樣說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經濟制度的壞話,那時的價格是穩定的,
也沒有經濟衰退。蘇聯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只有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那麼認為。但是,對於本世紀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何改變,都應該是為人民群
眾往前邁進壹步。埃爾森和與其相似的俄國思想家所鼓吹的,是從馬克思退回到亞當斯密。
阿甘別吉揚: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
在這裏和之前章節所展開的論證也為我們批判蘇聯經濟改革的概念聽了基礎。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別吉揚提出的。他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幾個
關鍵的經濟顧問之壹。在他關於經濟改革的書中,阿甘別吉揚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經濟的」方法的區分,並且強調要減少前者增加後者。他宣稱,「現有
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徵是行政的方法佔有顯著的位置,而經濟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頁),接著聲稱改革的本質就是「將管理從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
的方法」(23頁)。
如果這僅僅意味著他反對專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細緻的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經濟的」),那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引起爭論。但實際上,在
這壹概念和有爭議得多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下滑。首先,阿甘別吉揚似乎確認「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計劃本身。在評論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計劃時期,他宣稱
,「從三十年代開始在管理中經濟的方法在減少。中央集中分配資源取代了生產單元之間的貿易,市場也因此萎縮了」(出處同上,21-22頁)。因此,這裏
的「經濟的方法」與「集中的配置」是對立的。當他闡述經濟方法的內容時,問題變得清楚了: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將聯合體和企業轉變為完全經濟責任、
經費自給、自主管理,以及在價格、財政和信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23頁)。在別的地方,他把經濟方法與市場關係的刺激以及利潤的更大的作用聯繫起來(58
頁)。最後,他提出國家計劃將被「廢棄」,讓位給這樣壹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和聯合體將制定和批准它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將不再服從上級
的批准,也絕對不再有計劃配置工作」(1988,112頁)。
雖然阿甘別吉揚對第壹個五年計劃在促進蘇聯的工業化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但他實際上認為中央計劃的「行政的辦法」是過時的、專制的、官僚的和無效
率的,而注重市場價格、利潤率和企業財務自主並且完全廢除中央計劃指令的「經濟的方法」是現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來自於蘇聯武斷
官僚的中央計劃的經驗,但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我們已經表明,中央計劃不必是武斷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確定義的社會成本的計算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我們壹直在努力說明,社會勞動時間核算的社會合理性是優於市場的。沒有必要將消費品市場(我們之前倡導的總體計劃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價格
,與通過給予企業完全自主權以瓦解社會主義財產聯繫在壹起。宣稱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組織他們自己的工作,以及積極提出新產
品——這是壹回事,而認為它們應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制定自己的計劃來響應市場信號,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實上,如果它們被授予後面的角色,
那麼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別吉揚所做的這種討論,隱含地支持了經濟理性和市場過程,問題多多,必定會誤導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在過去幾年裡,我們已經看到這壹邏輯帶來了什麼:全部有效經濟計劃的崩潰、失控的通貨膨脹、普遍的經濟混亂、大規模失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最終勝利
。向市場方向的社會主義「改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空前的經濟災難。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壹改革重建了少數資本主義列強的宰制。1917年前統治
世界的正是這些列強。在政治層面上,「改革」導致了這樣壹種形勢,社會主義運動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會主義不在了,對於那些被剝奪的人來說,除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什麼希望?除非是壹個比以往任何的社會主義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
的社會主義,壹個建立在清晰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之上的社會主義,壹個不向令人泄氣的市場神話投降並交出其完整性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毫無希望可言。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世界觀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決定論是追求共產主義的理論依據
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
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
論,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一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
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
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
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
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
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
—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從腦開顱的壹些實驗中看到,所謂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有學者專家在人清醒狀態下作開顱實驗(腦內沒有痛覺),將電極刺激腦的不同區域,然後讓病人報
告發生的感覺,發現往往病人報告的反應要遲半秒鐘的時間,好就是說,當人認為他們愛想怎麼就怎麼的時候,其實腦細胞的活動早已開始了。這壹點上,人
是不受意志所控制的。可見「自由」只是人的壹種意識幻覺。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
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
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
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
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
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
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
,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
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
、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
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
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
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
),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
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
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
;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
,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
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
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
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
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
,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
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
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
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
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
,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裏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
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
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
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
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
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
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
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
(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
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
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
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
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
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
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
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
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
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
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
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
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
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
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
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
,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
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
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
,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
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
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
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
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沖
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
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
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
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
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
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
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
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
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
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
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
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
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
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
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
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
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
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
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
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
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
系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
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
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
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
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
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
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
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
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
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
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
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
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
,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
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
,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
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
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
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
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
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
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
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
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
,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
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
數目的人上弔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
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
。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
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
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
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
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
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
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
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
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
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
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
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
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
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
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
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
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
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
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
于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
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
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
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
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髮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
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
實施;但是這裏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
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
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
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
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
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
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
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
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
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
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
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
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
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
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
。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
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
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
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
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
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
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
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
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
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
,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
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
。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
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
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
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
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
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
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
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
,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
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外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
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
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
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
,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
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
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
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
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
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
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
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
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
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
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
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
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
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
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
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託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
,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
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
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
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
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
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
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
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
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
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
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
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
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
場的。
自然資源被濫用,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資源的公共所有並不能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在蘇聯,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著廣泛的環
境破壞。裏海被嚴重污染,鹹海因為其支流被大量用於灌溉而逐步乾涸。在這些情況下,公有制並不能提供保護。這可能是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構來規範國家
機關的行為。工業部門制定的目標使得工廠為了實現生產最大化而污染河流,而不是保護。而鹹海周圍各共和國政府的目標是使得棉花產量最大化,而不是去
保持鹹海的漁業。壹個國家乃至於未來全世界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必須掌握在壹個不會從開發它們中得利的機構手中。
為了便於論述,我們稱這個機構為環境信託機構。它擁有所有的自然資源。它將授予計劃當局使用資源的許可。它將規定排放的條件和其他使用資源的工業項
目需要達到的標準。它可以確定個人或社區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規定生產或者使用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的附加費。稅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費不應當交給
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而應當用來支付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支出。這是壹個重要的原則,因為它避免監管機構為了自身獲利而批准自然資源的
開發。人們希望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在徵收地租和附加費的時候能夠像法院判處罰款壹樣公正。
第十五章:對相反觀點的考察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地闡釋了我們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原則的看法。在最後壹章,我們將對近年來壹些社會主義作家提出的反對意見做出回應,
並將其組織在兩個主題之下:分配、價值與價格,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多多少少都和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繫。在第壹部分,我們捍
衛關消費品市場的方案(已經在第八章詳細闡釋)。我們認為,為了確保計劃的目標始終按照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整,這種類型的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
第二節,我們明確地把我們的「市場」方案和「市場社會主義」本身區別開來。考察兩個最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方案的例子,我們發現,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
來講,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夠格的。
分配、價值與價格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里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
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
觀點比較突出。
首先,達菲認為,我們的觀點在這壹方面有些諷刺:雖然我們極為重視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潛力,但我們並沒有主張壹個純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價值或價格為
中介的計劃系統。達菲似乎把這看做是放棄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立場。例如,蘭格就把計算(computation)看做是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的替代二。正
在蘭格模式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即將實現的時候,科克肖特和科特爾竟提出了壹種基於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其次,達菲認為,假如有人從消費品社會主義市場
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也沒有理由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社會成本的基準:他認為「簡單社會成本」更為可取。
關於第壹點,我們應該強調,我們不是建議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通過市場分配。我們承認「社會公共品提供」的部門(如衛生、教育和兒童保健等)的存在。
這壹部門的商品或服務應當作為基本公民權提供給所有人(見第五章)。在這裏,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場價格來決定,而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
政治來決定。儘管如此,我們提倡在許多個人消費品上採用市場並沒有什麼錯。
我們的消費品市場的基本特徵如下:
1.由於完成工作或者轉移支付,消費者得到勞動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價格」。價格也由勞動券來衡量,但由於供給和需求的波動,可能會與實際的勞動量(也標記在商品上)有所偏離;
3.當消費者通過市場取得消費品后,他們的勞動券的餘額將會相應地被「消掉」,為的是讓他們的購買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費信貸)的限制。
實際上,它向每壹個消費者提出這樣壹個命題: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壹定余量,並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個「純粹定量」的替代系統,沒有價格或者價值的系統,會是什麼樣的呢?國家必須為要生產的消費品設置壹個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產,然後
消費者可能會從商店免費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價格,那麼「收入」也沒有任何意義
,也不能預先限制個人購買商品的數量。隨著壹些商品的存量減少,國家就簡單地命令生產更多的產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產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麼能阻止受歡迎的商品直接變成零呢?怎麼在社會可用勞動力的約束下,確保生產能夠長期保持在足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
者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能夠以零成本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這樣的「需求」的總和會不會超過社會可能的總產量呢?而實際結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
嗎?
有人可能會極力主張兩點來反對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共產主義的「豐裕」和社會主義消費者負責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態度。但是,從所有產品都充足的意義來講
的「豐裕」,在這些產品定價為零時,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術持續改進,由於需要解決環境問題和資源枯竭,加上極大地改善世界上大
部分貧困人口的物質狀況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廢除經濟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縱然社會主義的消費者有徹底的公共精神,不過僅有正確的態度是不夠的。
沒有客觀計算的社會成本的引導,人們沒法知道給他們消費的「合理的」、「負責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們承認需要為個人消費加上壹個社會決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總消費需求保持在生產可能集之內,那麼,在明確的收入付酬和消費品(非零)定價之外
,替代選擇是什麼呢?國家可以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品的分配或者說「配給」,命令這些消費品的生產,然後將其直接分配給人民。但是,很難看出這樣的系統
如能夠恰當地響應消費者偏好隨著時間的變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種各樣的偏好和優先順序。如果人民對他們的消費模式進行(受限制)的個體選
擇,那麼,除了某種形式的市場,別無選擇。受限的自由替換需要消費者的產品分配採取標量的形式(達到這樣的總價值的任何妳所喜歡的產品)③,而不是
標量的形式(商品數量的列表,或者配給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價不過是實行這種標量約束的手段。
當然,承認需要有消費品市場,並不意味著必須接受我們所提出這樣的市場應該如何運行的具體版本。由此我們來談談達菲的第二個觀點,即關於使用勞動價
值來體現社會成本。
我們承認,用簡單的勞動價值來衡量社會成本,容易招致批評。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處理了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唯壹手段無疑
會導致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低估,而簡單地應用勞動時間並不能「生產」出這些自然資源來。其次,嚴格的勞動價值計算忽略了社會勞動應用的時間尺度的問題
。生產兩個產品可能需要同樣的總勞動時間,但這壹勞動在日曆上的時期卻可能是不同。如果這種差異有實質意義,那麼,勞動價值計算必須又壹次被看做是
不完整的。同樣是在第五章里,我們簡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達菲建議,相較於勞動力價值,「生產的簡單成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計量的方法更為可取。對此,我們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討論,正常資
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成本」遠不簡單。它假定了作為權利主體的企業的存在——實際上,假定了生產資料中私有產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簡
單」的給定的生產成本;任何衡量社會成本的可選手段,都必須由社會來定義和計算。我們認為,勞動時間為這樣的計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儘管必須對其加
以補充。我們在第五章中說明了補充的方式。
市場社會主義?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十分清楚我們的論點撞上了近期右翼親市場觀點的潮流。這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相信,時興的觀點的錯誤的,而且最終壹定會被
認作是錯誤的。然而,我們更關注這壹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家公然對「經典」的計劃經濟體製表示嚴重懷疑,反而鼓吹各種形式的「市場社會
主義」四。反對這種潮流的聲音是相當微弱的伍。
在這壹節,我們考慮壹些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將論證,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目標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同意迪瓦恩(1988)說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所反映的,不是由社會主義理論家作出的大胆的嶄新的構想,而是對右派統治地位的有害的調和。葛蘭西要求「理智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
」(也就是講究實際的同時,滿腔熱情地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則暴露了「意志的悲觀主義」,對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任何
真正與眾不同的長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顯,對於近來提出的所有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能都提供詳細的評論。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專註于西方的戴安·埃爾森(Diane Elson
)和東方的阿甘別吉揚(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貢獻。
戴安·埃爾森:社會化市場?
戴安·埃爾森(1988)認為,「社會化市場」提供了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種替代選擇。我們則認為,她的社會主義市場方案,對資產階級經濟
經濟學讓步過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對亞克·諾弗說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亞克·諾弗宣稱有效率的中央計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壹說法,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
節對其進行不遺餘力的反駁。
確切地說,我們認為:
(1)通過將注意力從生產過程切換到交換過程,埃爾森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
(2)她的社會化市場制度,將保留大部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因此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會更加準確;
(3)它會容易受到所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埃爾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來說明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以為的理想市場相去甚遠。埃爾森認為,從資源的運作來說,真實的資本
主義市場及實際成本,也很少會有自由競爭,而且消費者主權實際上無效,薩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獻來加強她的觀點。
儘管這種批評在指出徹底的市場擁護者的構想缺乏現實主義方面是有價值的,卻似乎是要替代壹個不在場的概念。在她對她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中,剝
削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為壹種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不是因為消費者對組織市場的方式不滿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壹個它的受害者試圖解決的
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聽任富人剝削窮人的勞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回應。
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當前的語境下,重要的是,馬克思關注的主要問題之壹是駁斥剝削產生自市場的不完全運行的觀點。恰
恰相反,馬克思論證了,剝削產生自商品生產的邏輯。為了從理論上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商品按照勞動價值的比例交換」這壹「寬鬆」的假定。這是最先進
的資產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理想。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複雜因素——不同的資本密度,部分壟斷等等——會阻礙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價格與勞
動價值成比例。儘管如此,他還是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假定了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買賣都是等值交換。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在每次買賣時,黃金中
物化的勞動量就等於所購買的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換句話說,他假定交換過程不存在欺詐。他知道,這壹切都是反事實的——工人通常會買到摻假的產品,
資本家通過實物工資或者工資的額外扣除來欺騙工人們。但出於論證的目的,他說:「讓我們承認市場是完全公平的,我將表明它仍然會導致對工人階級的剝
削。」
馬克思認為,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的特殊性。勞動力之所以獨特,在於它對資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創造價值。勞動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樣,都按照再生產的成本
進行出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勞動力低於再生產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職農民,不會從市場上購買他們所有食物的地方,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
,即使它確實以完全的再生產成本出售,剝削仍然發生。工作日被延長了,以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技術讓生活資料更便宜,從而生產相對剩餘價值。
從政治上看,這壹論證是要駁斥那些認為公平交易、廢除壟斷和公正的工資水平就可以拯救無產階級的人。恰恰相反,馬克思認為只有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才會
終結剝削。任何對市場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心的對抗。但是,埃爾森提出的正是對價格的改革。
埃爾森提出種種公立機構來設定價格標準。這些機構將可以得到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的詳細信息。在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壹些利潤,就可以為每種商品設定價格
標準。(但是沒有說清楚利潤的基礎是什麼:是跟使用的資本成比例,還是跟經常成本成比例?)設定這些價格標準—顯然並不打算是有約束力的—加上出版
其所依據的數據,被稱為市場的社會化。
「社會化市場」這壹術語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市場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是私人個體進入社會關係的典型途徑。當社會壹詞與市場壹詞
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化市場,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該有所警惕。考慮到剝削在馬克思很寬鬆的假定下都仍然會存在,社會化市場也
會允許剝削存在。社會化價格標準僅僅是指示性的,對買家和賣家都沒有約束力:「價格和工資委員會可以生成價格標準,提供信息買賣雙方,使之能夠以去
中心化的方式『監督』價格和工資。」(埃爾森,1988,第33頁)如果這些標準不被社會接受,那麼要改變的,不是價格,而是這些標準。社會化市場和正常
市場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在前者是納稅人補貼某些通常是由買賣雙方承擔的市場成本。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儘管這壹市場比起沒有補貼的市場調整起來可能會
更平穩,但是其效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壹下關於勞動力的買賣這壹關鍵問題,埃爾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於調控剝削的價格和收入政策。工資和價格委員會為所有
工資率制定標準。這顯然不是廢除工資系統,而是對其進行調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資等級由私人經濟合同執行,現在則變成了公共政策問題,由國家機構將
其合法化了。同時,毫無疑問,價格和工資委員會考慮到確保工業的利潤率的需要。在這裏,我們進入壹個有爭議的層面,因為設置工資水平會影響到剝削率
。任何試圖設置更高的工資水平的企圖都將被僱主抵制,而任何試圖設置更低的工資水平的企圖又都將被工會抵制。如果工資標準是有約束力的,實際工資率
將由僱主與工會相對實力以傳統方式決定:罷工、停工等。
埃爾森提出了壹種能夠顯著地改變剝削率的方法。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個最低的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否被雇傭。這壹政策由綠黨
所倡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疑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如果罷工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家庭壹直有飯吃,那麼他們的立場會加強,罷工行動將會更堅決更成功
。但是,我們不應高估這壹系列無條件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影響。埃爾森也表示這隻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夠買壹點糊口的扁豆、幾條廉價牛仔褲和幾張地
板上的椰衣墊。這聽起來並不比靠當代的社會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會保障計劃壹樣,它受到同樣的矛盾因素的影響:必須保證人們的積極性而不是破
壞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不能徵收沈重的稅收負擔。人們在工作的同時往往也有達成了其他的承諾:抵押貸款、分期付款等。當人們罷工或者失業的時候
,社會保障金會很快被花完。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的社會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於減少貧困和促進階級鬥爭。他們不願意做的是,「消除勞動力買賣雙方對立的基本原因」(出處
同上,第30頁)。勞動力的買賣是剝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內在對抗性的。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仍然是法律主體,其目標是勞動力賺取利潤。它們是法人,有購
買、出售和簽訂合同的權利。簡而言之,它們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它們可能是由國家所有,必須向國家的墊付資本支付利息,但是它們資本屬
性的減少,並不比國有的英國利蘭汽車公司更多。事實上,埃爾森提議讓壹個叫「公共企業監督者」來確保國家的資本能獲得足夠的投資回報率。
在勞動力繼續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地方,就壹定會有圍繞勞動力價格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是最終的工資調整者。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時,經濟性階
級鬥爭將使得工資上漲。通過有約束力的價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調控也許是可能的,但這純粹是壹種自願的機制,埃爾森認為它很可能是不
穩定的。要麼導致通貨膨脹,恢復失業以懲罰勞動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要麼就將要求強制性的價格管制。社會將面臨著在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之
間作選擇。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1992),像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正清清楚楚地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麼在經濟領域恢復失業的「鞭子」,因為沒有失業就不
可能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要麼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在生產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會調控。這並不是要否認埃爾森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環境下
是進步的。人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壹條漸近線,與前撒切爾時期的社會民主壹樣,其發展方向是朝著:幾乎完全國有化、自願的價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會
保障和社會福利。因此,這壹制度將比現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但是從經驗看來,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社會秩序是不穩定的。它保留了貨幣和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收入差距,同時消除了使得這些都起作用的失業
,並且弱化了作為資產階級紀律因素的國家。這是壹種過渡的社會形式,要麼像英國壹樣恢復到私有資本主義,要麼走向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也適用。但是
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則絕對是反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壹種不穩定的經濟,通過階級鬥爭轉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爾森提出的社會化定價機構擁有計算機網路和生產的信息,而這正是向計劃的有效過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將這種機構作為計劃經濟
之前的過渡性措施,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資本主義處於進攻態勢,更可能向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提議,
不過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旅途中的臨時中轉站而已。
所有市場經濟都受到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不穩定有兩種主要形式。第壹種形式是衰退,當衰退發生時,產品賣不出去,造成失業;第二種形式是過量的
需求造成通貨膨脹。在那些回歸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形式:通脹飆升,同時數百萬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聰明的左翼經濟學家壹樣,
埃爾森明顯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這些傾向,但她並沒有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們要怎樣說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經濟制度的壞話,那時的價格是穩定的,
也沒有經濟衰退。蘇聯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只有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那麼認為。但是,對於本世紀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何改變,都應該是為人民群
眾往前邁進壹步。埃爾森和與其相似的俄國思想家所鼓吹的,是從馬克思退回到亞當斯密。
阿甘別吉揚: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
在這裏和之前章節所展開的論證也為我們批判蘇聯經濟改革的概念聽了基礎。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別吉揚提出的。他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幾個
關鍵的經濟顧問之壹。在他關於經濟改革的書中,阿甘別吉揚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經濟的」方法的區分,並且強調要減少前者增加後者。他宣稱,「現有
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徵是行政的方法佔有顯著的位置,而經濟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頁),接著聲稱改革的本質就是「將管理從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
的方法」(23頁)。
如果這僅僅意味著他反對專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細緻的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經濟的」),那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引起爭論。但實際上,在
這壹概念和有爭議得多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下滑。首先,阿甘別吉揚似乎確認「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計劃本身。在評論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計劃時期,他宣稱
,「從三十年代開始在管理中經濟的方法在減少。中央集中分配資源取代了生產單元之間的貿易,市場也因此萎縮了」(出處同上,21-22頁)。因此,這裏
的「經濟的方法」與「集中的配置」是對立的。當他闡述經濟方法的內容時,問題變得清楚了: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將聯合體和企業轉變為完全經濟責任、
經費自給、自主管理,以及在價格、財政和信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23頁)。在別的地方,他把經濟方法與市場關係的刺激以及利潤的更大的作用聯繫起來(58
頁)。最後,他提出國家計劃將被「廢棄」,讓位給這樣壹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和聯合體將制定和批准它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將不再服從上級
的批准,也絕對不再有計劃配置工作」(1988,112頁)。
雖然阿甘別吉揚對第壹個五年計劃在促進蘇聯的工業化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但他實際上認為中央計劃的「行政的辦法」是過時的、專制的、官僚的和無效
率的,而注重市場價格、利潤率和企業財務自主並且完全廢除中央計劃指令的「經濟的方法」是現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來自於蘇聯武斷
官僚的中央計劃的經驗,但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我們已經表明,中央計劃不必是武斷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確定義的社會成本的計算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我們壹直在努力說明,社會勞動時間核算的社會合理性是優於市場的。沒有必要將消費品市場(我們之前倡導的總體計劃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價格
,與通過給予企業完全自主權以瓦解社會主義財產聯繫在壹起。宣稱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組織他們自己的工作,以及積極提出新產
品——這是壹回事,而認為它們應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制定自己的計劃來響應市場信號,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實上,如果它們被授予後面的角色,
那麼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別吉揚所做的這種討論,隱含地支持了經濟理性和市場過程,問題多多,必定會誤導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在過去幾年裡,我們已經看到這壹邏輯帶來了什麼:全部有效經濟計劃的崩潰、失控的通貨膨脹、普遍的經濟混亂、大規模失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最終勝利
。向市場方向的社會主義「改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空前的經濟災難。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壹改革重建了少數資本主義列強的宰制。1917年前統治
世界的正是這些列強。在政治層面上,「改革」導致了這樣壹種形勢,社會主義運動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會主義不在了,對於那些被剝奪的人來說,除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什麼希望?除非是壹個比以往任何的社會主義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
的社會主義,壹個建立在清晰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之上的社會主義,壹個不向令人泄氣的市場神話投降並交出其完整性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毫無希望可言。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世界觀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決定論是追求共產主義的理論依據
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
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
論,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一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
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
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
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
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
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
—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從腦開顱的壹些實驗中看到,所謂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有學者專家在人清醒狀態下作開顱實驗(腦內沒有痛覺),將電極刺激腦的不同區域,然後讓病人報
告發生的感覺,發現往往病人報告的反應要遲半秒鐘的時間,好就是說,當人認為他們愛想怎麼就怎麼的時候,其實腦細胞的活動早已開始了。這壹點上,人
是不受意志所控制的。可見「自由」只是人的壹種意識幻覺。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
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
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
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
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
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
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
,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
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
、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
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
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
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
),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
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
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
;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
,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
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
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
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
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
,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
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
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
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
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
,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裏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
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
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
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
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
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
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
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
(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
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
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
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
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
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
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
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
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
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
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
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
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
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
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
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
,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
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
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
,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
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
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
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
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沖
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
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
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
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
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
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
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
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
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
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
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
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
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
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
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
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
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
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
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
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
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
系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
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
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
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
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
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
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
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
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
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
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
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
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
,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
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
,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
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
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
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
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
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
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
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
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
,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
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
數目的人上弔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
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
。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
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
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
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
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
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
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
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
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
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
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
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
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
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
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
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
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
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
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
于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
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
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
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
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髮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
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
實施;但是這裏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
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
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
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
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
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
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
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
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
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
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
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
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
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
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
。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
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
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
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
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
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
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
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
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
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
,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
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
。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
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
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
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
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
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
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
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
,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
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外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
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
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
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
,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
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
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
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
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
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
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
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
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
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
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
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
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
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
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
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託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
,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
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
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
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
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
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
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
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
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
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
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
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
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
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