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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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的歷史進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19日
作者 中國網友
在近代中國，能讓朝野各方達成共識的事件不多，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其中之壹。孫文同盟會從中看到了社會變革、氣象壹新，康梁保皇黨看到了君主權力的復興，慈喜政府則羨慕東鄰小邦富國強兵之神速。每個派別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論據，各取所需。
《未完的明治維新》講述了1864年到1880年的日本巨變，為讀者描繪了壹幅合縱連橫、波瀾壯闊的明治維新畫卷。作者坂野潤治，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國史學科，著有《近代日本的構造》《昭和史的決定性瞬間》多部作品，堪稱學術界的泰山北斗。
江戶幕府能自發演變出資本主義嗎？
中國人高度讚美明治維新，暗含了壹種隱秘的心理：日本原是撮爾小邦，愚昧落後，和中華壹樣閉關鎖國，只不過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善於學習西方，搭上順風車發達起來。我大清放不下天朝上國的面子，學習西方的時候半推半就，所以才落後。
十月革命的壹聲炮響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佩里黑船的壹聲炮響帶來了明治維新，正統史家把維新描繪成開天闢地的劃時代事件，彷彿日本的現代文明，像孫悟空那樣從石頭裡蹦出來的。
任何壹個近代化強國，都不是無源之水，中國歷史學界最常討論的壹個問題範式——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同樣適於研究日本。如果佩里的黑船晚幾年到，江戶幕府是否能產生內部劇變，自發演變出資本主義？元祿年間(1688～1703年)的日本物質豐裕，不遜色于康乾盛世的中國。江戶時代中後期，當局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改革，舊制度顯示了充分的自我修復能力。
在第三次改革，即天保 (1830～1843年)改革時期，各藩的改制變革力度超過了幕政。明治變法的諸多措施源自於此次藩政改革，全民兵役制由長州藩首創，秩祿公債（武士下崗再就業的國家補貼）最早是土佐藩設計的，租稅改正（土地自由買賣，以貨幣收稅）也是西南幾個藩率先試點，然後向全國推廣。
江戶幕府較之明治政府，更有資格符合孟德斯鳩的「混合憲制」（the mixed constitution）。德川家族的將軍受各方制約，諸侯大名分割了他的土地，大坂商人握有他的錢袋，有民諺雲「大坂商人壹怒，天下諸侯驚懼」。名義上他還不是最高統治者，要臣服於崇高的天皇。
「混合憲制」束縛了幕府的身手，不能大刀闊斧地清除政治上的阻礙。在天保改革中，薩摩、長州作為小藩，很輕易地管制住轄境內的工商業，而且採取了賴賬、查抄寺廟地產等不光彩的手段，最終攫取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第壹桶金」。
幕府跟商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走上另壹種模式的現代化道路。佩里黑船來航之後，幕府改革開放，打破了德川家康閉關鎖國的祖訓，放寬參覲交代制度，派遣出國留學生，建立西洋兵制，士兵們脫下和服，穿起西式軍裝，配備使用步槍火炮。慶應二年（公元1866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上台，他是江戶政權里的開明派，開啟壹系列改良政策，清退尸位素餐的冗員，派弟弟去參加巴黎的世界博覽會。
慶應改革的內容跟維新派主張的差不多，無非是興辦工廠，建設海軍，師夷長技以自強。但方針路線截然相反，佐幕派奉行經濟自由化，撤銷國內關卡，鼓勵商業的流通，甚至有能力自行建造軍艦。 維新三傑之壹的木戶孝允感嘆：「德川慶喜的膽略實在不容小看，簡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明治維新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下層武士的革命。《劍橋日本史》曾舉例，下關的貨運商人白石昭壹郎，款待了400個倒幕志士，可是更多的釘人（日語里釘人的意思為商人）站在幕府那壹邊，江戶每壹項實業融資幾乎都獲得滿足。
維新派和佐幕派的制度競賽中，自由資本主義的效用厚積而薄發，統制經濟立竿見影，短期內積累了強大的實力，但長遠來看，長州、薩摩輸掉競賽的可能性很大。
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各方面都已經山窮水盡了，但江戶幕府不然，德川家的社稷江山仍然穩固。儘管遭遇財政危機，但政府還沒到要破產的地步；儘管西南雄藩號召倒幕，但更多的大名處於中立陣營；儘管尊王攘夷學說傳播，但將軍仍受到尊敬，公卿們最激烈的想法，也不過是把德川慶喜降格為普通大名。
幕府控制的領地上，有全國土地最肥沃的關東平原和金融中心大坂，城市化程度也遠高於各藩，江戶的人口超過百萬，是整個薩摩藩人口的15倍。在1867年第二次征伐長州失敗之前，征夷大將軍還沒遭遇過敗績。即便在鳥羽伏見戰役失敗后，德川慶喜沒耗盡元氣，本可以頑抗到底，由於將軍本人厭倦政治，雙方談和，成全了「江戶無血開城」的美事。
明治維新的劇本分為上下兩部，前半部分是推翻舊制度，後半部分是建設新國家，在傳統史學敘事里，大反派幕府倒台，明治君臣上下同心，日本人民從此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
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維新諸豪傑們上台後迅速劃分為不同的陣營。過往學者劃分派別，按照立憲路線分為德式和英式，或者按照出身陣營劃分為長州和薩摩。坂野潤治獨出心裁，分出板垣退助(議會派)、木戶孝允(立憲派)、西鄉隆盛(強兵派)、大久保利通(富國派)四個陣營。
早期明治史就是四大派別爭奪領導核心的黨爭史，「征韓論」、自由民權運動就是各派別互相摩擦的產物，路線鬥爭最終在西南戰爭達到高潮，爭議公開化，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財政層面上，明治維新是壹場災難
1912年天災人禍導致日本農村雕敝。各家報紙的頭條標題透露悲觀情緒，「豐年的歉收·國民新體驗」（《中外新聞》），「悲慘的兒童」（《讀賣新聞》），「景氣好的是賣剩飯的」（《報知新聞》）。單看報紙，還以為這是民不聊生的幕末，其實這是明治天皇在位的最後壹年。
從財政上來講，明治政府昏招頻出，失誤連連。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政權花大價錢開辦壹系列國企，投入高產出少，財政虧損由政府買單，失敗軌跡和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如出壹轍。
幕末時期，長薩兩藩厲行統制經濟，獲得實業上的成功，有著閉關鎖國為前提。壹旦質量更好的洋貨湧入，本土的工業製成品將受到衝擊。官營事業天然具有人浮於事的弊病，明治政府曾高度重視絲織業，民部省牽頭主辦了富崗制絲廠，辦廠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讓全國紡織業來觀摩，推廣新技術。為了展示全套設備，工廠的規模鋪得很大，賬目全是赤字。
在貨幣制度上，伊藤博文青睞金本位制，原因是這套制度為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基礎。全盤西化者把金本位當作文明國家的象徵，他們覺得只有像美國壹樣允許紙鈔自由兌換本幣，日本才能被稱為文明國家，不顧本國長期通行銀本位的實際狀況。倉促改革后，貨幣混亂，黃金外流，政府不得不把國內金銀比價與國際脫鉤，阻止危機蔓延。
考慮到明治政權的財力遠超歷代，他們的失敗更加不可原諒了。廢藩置縣后，中央政府獲得的收入是幕府時代的四倍。大隈重信實行積極財政，使得政府的公債翻了四倍，達到2.5億元。為了保持中央財政力量，富國派不惜開罪他們的階級兄弟。大久保利通推行秩祿處分，也就是暫停發放武士階層的現金補貼，把這筆錢轉入公債。
農民受到的損失同樣嚴重，明治政府實行地租改正，按地契價格確定地價，按地價徵收貨幣租稅。這就意味著，壹旦碰到經濟不景氣，米價下跌，官府照樣能向農民收稅。受苦於新的農業政策，和歌山茨城、三重、愛知、岐阜等縣接連起義，明治前十年裡，農民暴亂接近200起，超過了德川三百年農民暴亂的次數。產業界雕敝，中小企業大規模破產，在財政上不啻于壹場災難。
在富國派眼裡，改革的轉型陣痛是值得承受的，只有獲得超強的財政汲取能力，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進行西化改革。擴大財源甚至是當初倒幕的壹大因素，德川幕府「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不能從民間增加稅收，所以維新派要取而代之。
學者秦暉曾論述，明治維新是秦制代替周政的過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代替了鬆散軟弱的幕藩體制。早在德川時期，太宰春台等儒者就意識到，日本比明清的吏治國家，更接近於周代封建，江戶「宛然三代之制」。
明治君臣在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權力量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維新進程再往前推進，就是大眾民主政治，那些從歐美留學歸來的新知識分子，開始鼓吹「無代表不納稅」的論調。明治政府不是壹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之所以顯得比較進步，是因為草莽志士突破幕藩體制的束縛，榮升高位，酷似春秋時期的「陪臣執政」。
到了1870年代，維新功臣成為壹個既得利益集團，木戶孝允等立憲派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明治變法「三百諸侯舉而其土地人民還納，不然壹新之名義不知在何」。他們的解決辦法是，維持政權結構的保守根基，同時推行極其自由激進的政策。
明治革命（Meiji Revolution）廢除了武士的特權，解放了釘人階層，承認切支丹（戰國、江戶時代對基督徒的稱呼）的信仰自由，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武士廢刀令等條律從提案到執行花費不到壹周時間。三百年的舊制度化為灰燼。維新派試圖證明，自己的上台不是普通的改朝換代，德川家康打敗豐臣家族只是諸侯爭霸，明治政府打敗德川家族是歷史的進步，人民的選擇。
在文宣方面，維新派的成功更加顯著，他們誇大改革的阻礙，營造了守舊勢力頑固反動的假象。長期被認作為艱難的廢藩置縣，實際進程很順利，大久保利通和板垣退助分別說服了各自的藩主，交出權柄，其他大名跟進。
德川時代的大名們，實權遠遠小於晚清的曾李諸位總督。在幕藩體制下，大名很難進入朝政中樞，地位上也不如公卿高貴，在版籍奉還后，大名能夠入朝為官，還跟公卿壹同列為華族。廢藩置縣詔書頒布的當天，伊藤博文根本不在乎此事，他的注意力放在大藏卿的人選上，給井上馨寫信希望大隈重信能夠獲得任命。
筆墨最濃重的文宣污名化則放在「最後的武士」之稱的西鄉隆盛身上。
西鄉隆盛從維新功臣到亂臣賊子
西鄉隆盛是維新諸位豪傑里，最受大眾歡迎的壹位，好萊塢電影《最後的武士》里渡邊謙飾演的虛構角色，明顯以他為歷史原型。西南戰爭的敗局，增添了壹抹「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悲劇色彩。
明治政府里威望最高的是西鄉隆盛，官職最高的是三條實美，處理政務最多的是大久保利通。維新三傑的關係，如同奧斯曼帝國的三巨頭，形成了壹個集體領導的制度。
明治四年，實權人物巖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去歐美考察，太政大臣三條，在維新成功后沈湎於美酒，不問政事，西鄉隆盛猝然大權在握。無數野心家夢寐以求的權勢，西鄉隆盛在不經意間獲得了。
根據立憲派的提議，內閣應該由維新功臣掌握，而各省廳應該交給有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然而西鄉隆盛不慕權勢的天性，浪費了機遇，以致於實權落入事務官的手中。尤其是富國派代表、大藏卿大隈重信，時人把他比作中世紀日本的權臣平清盛，這相當於中國人稱呼某位大臣為曹操、霍光。
如果說中華民國是假民國，那麼日本則是假皇國，此時明治是象徵意義的虛君，議會民主制尚未確立，壹班官僚侵奪了天皇的權力。西鄉隆盛的心情，只有辛亥年後的中國同盟會成員能理解，「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
由於西鄉隆盛的名聲過於顯赫，大隈重信不方便直接對抗，就把他塑造成有勇無謀的莽夫，說：「西鄉是善於破壞的英雄，卻不是善於建設的英雄。」福澤諭吉代表了典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觀點：壹方面抨擊西鄉隆盛的政治態度，他太迂腐，不識時務，開歷史倒車，另壹方面堅決捍衛他的榮譽，稱讚他的美德，西鄉是政府的犧牲品，值得同情，尤其是政敵對他的誹謗，讓福澤諭吉感到憤怒。
坂野潤治指出，西鄉隆盛對改革的阻礙並不大，政府實行廢刀令的時候，他袖手旁觀。薩摩的武士劃分為十個等級，西鄉家排名倒數第二，他很難對這套制度抱有好感。西鄉隆盛覺得武士失去特權其實是好事，能刺激他們下基層，跟群眾打成壹片，改變江戶時代那種尸位素餐、驕奢淫逸的習氣。
在召開國會的議題上，西鄉同樣積極贊成。真正的分歧在央地關係上，支持地方分權的西鄉隆盛和中央集權的大久保利通，重演了傑斐遜與漢密爾頓的路線之爭，富國派相信「發展是硬道理」，只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實行近代化改革，並極力推遲對台灣、朝鮮的征服。如果貿然發動戰爭，會流失金錢，最後反倒誘使英國進來經濟侵略。
征韓論導致西鄉隆盛下台，大久保利通實行「殖產興業」，後果有目共睹。經濟秩序混亂，社會動蕩不安，街上到處能看到面黃肌瘦營養不良的兒童。大多數武士的就業狀況不佳，「迅速陷入貧困者十之七、八」，失業者跟自由民權運動合流，發動佐賀之亂、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萩之亂等壹系列動亂，當西鄉隆盛在薩摩發動叛亂的時候，民心在朝廷和起義者直接搖擺不定，鹿死誰手未可知。
薩摩軍隊之強盛，如果放在戰國亂世，足以跟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爭霸，然而在明治時代不足以跟全民服役的軍隊爭鬥。叛軍在最強盛時，軍力也不超過2.2萬，而明治政府派來的第壹批軍隊就有3.3萬人。倒幕戰爭的性質是壹群武士戰勝另壹群武士，西南戰爭則是全民戰爭，服役訓練過的平民戰勝了武士。
日本在三十年裡走完了，西方人在三百年裡的近代化道路，因此薩摩武士從維新功臣淪落到亂臣賊子的速度格外快。美國的南方奴隸主集團從華盛頓、傑斐遜演變到羅伯特·李，歷經了兩三代人的時間，西鄉隆盛有生之年就遭到了敗局，他最終以富有浪漫主義的自殺結束壹生。
死的西鄉比活著的西鄉更適合塑造歷史形象，日本的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寫下《坂上之雲》等壹系列小說，張揚明治時代樂觀和進取改革精神。維新志士輕生死、好俠義的風尚，成為上佳的宣傳材料，西鄉隆盛本人就帶有江湖豪俠色彩，他跟月照和尚的故事膾炙人口。
幕末鎮壓義士，薩摩藩主命令西鄉逮捕月照，交給江戶賠罪。忠義兩難困境里的西鄉隆盛，與月照泛舟于鹿兒島灣。兩人對吟對飲，相擁而泣，雙雙投海自盡。被船民撈上后，西鄉獲救，月照已磕然長逝。日本義士的皎潔操行激勵了中國的同儕，戊戌變法失敗后，清廷反撲，譚嗣同對梁啟超說:「程嬰、杵臼（趙氏孤兒的兩位主角）、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司馬遼太郎極力渲染英雄氣概和革命羅曼司情愫，這系列小說把明治史寫成了英雄人物的個人傳奇，無意探討金本位、通貨膨脹、工業化。如果實在無法避開這類嚴肅議題，就採取和稀泥的手法，「西鄉隆盛好心辦好事，功過三七開」「秩祿公債、租稅改正的弊端，只是日本前進探索路途中的壹段小挫折」「明治是積極向上的的時代，只不過被昭和軍閥引入法西斯歧途」。
其實兩個時代是無法割裂開的，明治的全民皆兵演變成昭和的窮兵黷武，明治的殖產興業演變成昭和的財閥干政，昭和年間的種種錯誤，都能在明治時期找到禍根。坂野潤治深入政治世界的內部，講述了各個派別之間的博弈，使讀者對明治維新的理解不再浮於表面。
在近代中國，能讓朝野各方達成共識的事件不多，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其中之壹。孫文同盟會從中看到了社會變革、氣象壹新，康梁保皇黨看到了君主權力的復興，慈喜政府則羨慕東鄰小邦富國強兵之神速。每個派別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論據，各取所需。
《未完的明治維新》講述了1864年到1880年的日本巨變，為讀者描繪了壹幅合縱連橫、波瀾壯闊的明治維新畫卷。作者坂野潤治，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國史學科，著有《近代日本的構造》《昭和史的決定性瞬間》多部作品，堪稱學術界的泰山北斗。
江戶幕府能自發演變出資本主義嗎？
中國人高度讚美明治維新，暗含了壹種隱秘的心理：日本原是撮爾小邦，愚昧落後，和中華壹樣閉關鎖國，只不過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善於學習西方，搭上順風車發達起來。我大清放不下天朝上國的面子，學習西方的時候半推半就，所以才落後。
十月革命的壹聲炮響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佩里黑船的壹聲炮響帶來了明治維新，正統史家把維新描繪成開天闢地的劃時代事件，彷彿日本的現代文明，像孫悟空那樣從石頭裡蹦出來的。
任何壹個近代化強國，都不是無源之水，中國歷史學界最常討論的壹個問題範式——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同樣適於研究日本。如果佩里的黑船晚幾年到，江戶幕府是否能產生內部劇變，自發演變出資本主義？元祿年間(1688～1703年)的日本物質豐裕，不遜色于康乾盛世的中國。江戶時代中後期，當局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改革，舊制度顯示了充分的自我修復能力。
在第三次改革，即天保 (1830～1843年)改革時期，各藩的改制變革力度超過了幕政。明治變法的諸多措施源自於此次藩政改革，全民兵役制由長州藩首創，秩祿公債（武士下崗再就業的國家補貼）最早是土佐藩設計的，租稅改正（土地自由買賣，以貨幣收稅）也是西南幾個藩率先試點，然後向全國推廣。
江戶幕府較之明治政府，更有資格符合孟德斯鳩的「混合憲制」（the mixed constitution）。德川家族的將軍受各方制約，諸侯大名分割了他的土地，大坂商人握有他的錢袋，有民諺雲「大坂商人壹怒，天下諸侯驚懼」。名義上他還不是最高統治者，要臣服於崇高的天皇。
「混合憲制」束縛了幕府的身手，不能大刀闊斧地清除政治上的阻礙。在天保改革中，薩摩、長州作為小藩，很輕易地管制住轄境內的工商業，而且採取了賴賬、查抄寺廟地產等不光彩的手段，最終攫取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第壹桶金」。
幕府跟商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走上另壹種模式的現代化道路。佩里黑船來航之後，幕府改革開放，打破了德川家康閉關鎖國的祖訓，放寬參覲交代制度，派遣出國留學生，建立西洋兵制，士兵們脫下和服，穿起西式軍裝，配備使用步槍火炮。慶應二年（公元1866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上台，他是江戶政權里的開明派，開啟壹系列改良政策，清退尸位素餐的冗員，派弟弟去參加巴黎的世界博覽會。
慶應改革的內容跟維新派主張的差不多，無非是興辦工廠，建設海軍，師夷長技以自強。但方針路線截然相反，佐幕派奉行經濟自由化，撤銷國內關卡，鼓勵商業的流通，甚至有能力自行建造軍艦。 維新三傑之壹的木戶孝允感嘆：「德川慶喜的膽略實在不容小看，簡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明治維新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下層武士的革命。《劍橋日本史》曾舉例，下關的貨運商人白石昭壹郎，款待了400個倒幕志士，可是更多的釘人（日語里釘人的意思為商人）站在幕府那壹邊，江戶每壹項實業融資幾乎都獲得滿足。
維新派和佐幕派的制度競賽中，自由資本主義的效用厚積而薄發，統制經濟立竿見影，短期內積累了強大的實力，但長遠來看，長州、薩摩輸掉競賽的可能性很大。
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各方面都已經山窮水盡了，但江戶幕府不然，德川家的社稷江山仍然穩固。儘管遭遇財政危機，但政府還沒到要破產的地步；儘管西南雄藩號召倒幕，但更多的大名處於中立陣營；儘管尊王攘夷學說傳播，但將軍仍受到尊敬，公卿們最激烈的想法，也不過是把德川慶喜降格為普通大名。
幕府控制的領地上，有全國土地最肥沃的關東平原和金融中心大坂，城市化程度也遠高於各藩，江戶的人口超過百萬，是整個薩摩藩人口的15倍。在1867年第二次征伐長州失敗之前，征夷大將軍還沒遭遇過敗績。即便在鳥羽伏見戰役失敗后，德川慶喜沒耗盡元氣，本可以頑抗到底，由於將軍本人厭倦政治，雙方談和，成全了「江戶無血開城」的美事。
明治維新的劇本分為上下兩部，前半部分是推翻舊制度，後半部分是建設新國家，在傳統史學敘事里，大反派幕府倒台，明治君臣上下同心，日本人民從此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
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維新諸豪傑們上台後迅速劃分為不同的陣營。過往學者劃分派別，按照立憲路線分為德式和英式，或者按照出身陣營劃分為長州和薩摩。坂野潤治獨出心裁，分出板垣退助(議會派)、木戶孝允(立憲派)、西鄉隆盛(強兵派)、大久保利通(富國派)四個陣營。
早期明治史就是四大派別爭奪領導核心的黨爭史，「征韓論」、自由民權運動就是各派別互相摩擦的產物，路線鬥爭最終在西南戰爭達到高潮，爭議公開化，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財政層面上，明治維新是壹場災難
1912年天災人禍導致日本農村雕敝。各家報紙的頭條標題透露悲觀情緒，「豐年的歉收·國民新體驗」（《中外新聞》），「悲慘的兒童」（《讀賣新聞》），「景氣好的是賣剩飯的」（《報知新聞》）。單看報紙，還以為這是民不聊生的幕末，其實這是明治天皇在位的最後壹年。
從財政上來講，明治政府昏招頻出，失誤連連。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政權花大價錢開辦壹系列國企，投入高產出少，財政虧損由政府買單，失敗軌跡和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如出壹轍。
幕末時期，長薩兩藩厲行統制經濟，獲得實業上的成功，有著閉關鎖國為前提。壹旦質量更好的洋貨湧入，本土的工業製成品將受到衝擊。官營事業天然具有人浮於事的弊病，明治政府曾高度重視絲織業，民部省牽頭主辦了富崗制絲廠，辦廠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讓全國紡織業來觀摩，推廣新技術。為了展示全套設備，工廠的規模鋪得很大，賬目全是赤字。
在貨幣制度上，伊藤博文青睞金本位制，原因是這套制度為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基礎。全盤西化者把金本位當作文明國家的象徵，他們覺得只有像美國壹樣允許紙鈔自由兌換本幣，日本才能被稱為文明國家，不顧本國長期通行銀本位的實際狀況。倉促改革后，貨幣混亂，黃金外流，政府不得不把國內金銀比價與國際脫鉤，阻止危機蔓延。
考慮到明治政權的財力遠超歷代，他們的失敗更加不可原諒了。廢藩置縣后，中央政府獲得的收入是幕府時代的四倍。大隈重信實行積極財政，使得政府的公債翻了四倍，達到2.5億元。為了保持中央財政力量，富國派不惜開罪他們的階級兄弟。大久保利通推行秩祿處分，也就是暫停發放武士階層的現金補貼，把這筆錢轉入公債。
農民受到的損失同樣嚴重，明治政府實行地租改正，按地契價格確定地價，按地價徵收貨幣租稅。這就意味著，壹旦碰到經濟不景氣，米價下跌，官府照樣能向農民收稅。受苦於新的農業政策，和歌山茨城、三重、愛知、岐阜等縣接連起義，明治前十年裡，農民暴亂接近200起，超過了德川三百年農民暴亂的次數。產業界雕敝，中小企業大規模破產，在財政上不啻于壹場災難。
在富國派眼裡，改革的轉型陣痛是值得承受的，只有獲得超強的財政汲取能力，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進行西化改革。擴大財源甚至是當初倒幕的壹大因素，德川幕府「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不能從民間增加稅收，所以維新派要取而代之。
學者秦暉曾論述，明治維新是秦制代替周政的過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代替了鬆散軟弱的幕藩體制。早在德川時期，太宰春台等儒者就意識到，日本比明清的吏治國家，更接近於周代封建，江戶「宛然三代之制」。
明治君臣在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權力量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維新進程再往前推進，就是大眾民主政治，那些從歐美留學歸來的新知識分子，開始鼓吹「無代表不納稅」的論調。明治政府不是壹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之所以顯得比較進步，是因為草莽志士突破幕藩體制的束縛，榮升高位，酷似春秋時期的「陪臣執政」。
到了1870年代，維新功臣成為壹個既得利益集團，木戶孝允等立憲派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明治變法「三百諸侯舉而其土地人民還納，不然壹新之名義不知在何」。他們的解決辦法是，維持政權結構的保守根基，同時推行極其自由激進的政策。
明治革命（Meiji Revolution）廢除了武士的特權，解放了釘人階層，承認切支丹（戰國、江戶時代對基督徒的稱呼）的信仰自由，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武士廢刀令等條律從提案到執行花費不到壹周時間。三百年的舊制度化為灰燼。維新派試圖證明，自己的上台不是普通的改朝換代，德川家康打敗豐臣家族只是諸侯爭霸，明治政府打敗德川家族是歷史的進步，人民的選擇。
在文宣方面，維新派的成功更加顯著，他們誇大改革的阻礙，營造了守舊勢力頑固反動的假象。長期被認作為艱難的廢藩置縣，實際進程很順利，大久保利通和板垣退助分別說服了各自的藩主，交出權柄，其他大名跟進。
德川時代的大名們，實權遠遠小於晚清的曾李諸位總督。在幕藩體制下，大名很難進入朝政中樞，地位上也不如公卿高貴，在版籍奉還后，大名能夠入朝為官，還跟公卿壹同列為華族。廢藩置縣詔書頒布的當天，伊藤博文根本不在乎此事，他的注意力放在大藏卿的人選上，給井上馨寫信希望大隈重信能夠獲得任命。
筆墨最濃重的文宣污名化則放在「最後的武士」之稱的西鄉隆盛身上。
西鄉隆盛從維新功臣到亂臣賊子
西鄉隆盛是維新諸位豪傑里，最受大眾歡迎的壹位，好萊塢電影《最後的武士》里渡邊謙飾演的虛構角色，明顯以他為歷史原型。西南戰爭的敗局，增添了壹抹「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悲劇色彩。
明治政府里威望最高的是西鄉隆盛，官職最高的是三條實美，處理政務最多的是大久保利通。維新三傑的關係，如同奧斯曼帝國的三巨頭，形成了壹個集體領導的制度。
明治四年，實權人物巖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去歐美考察，太政大臣三條，在維新成功后沈湎於美酒，不問政事，西鄉隆盛猝然大權在握。無數野心家夢寐以求的權勢，西鄉隆盛在不經意間獲得了。
根據立憲派的提議，內閣應該由維新功臣掌握，而各省廳應該交給有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然而西鄉隆盛不慕權勢的天性，浪費了機遇，以致於實權落入事務官的手中。尤其是富國派代表、大藏卿大隈重信，時人把他比作中世紀日本的權臣平清盛，這相當於中國人稱呼某位大臣為曹操、霍光。
如果說中華民國是假民國，那麼日本則是假皇國，此時明治是象徵意義的虛君，議會民主制尚未確立，壹班官僚侵奪了天皇的權力。西鄉隆盛的心情，只有辛亥年後的中國同盟會成員能理解，「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
由於西鄉隆盛的名聲過於顯赫，大隈重信不方便直接對抗，就把他塑造成有勇無謀的莽夫，說：「西鄉是善於破壞的英雄，卻不是善於建設的英雄。」福澤諭吉代表了典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觀點：壹方面抨擊西鄉隆盛的政治態度，他太迂腐，不識時務，開歷史倒車，另壹方面堅決捍衛他的榮譽，稱讚他的美德，西鄉是政府的犧牲品，值得同情，尤其是政敵對他的誹謗，讓福澤諭吉感到憤怒。
坂野潤治指出，西鄉隆盛對改革的阻礙並不大，政府實行廢刀令的時候，他袖手旁觀。薩摩的武士劃分為十個等級，西鄉家排名倒數第二，他很難對這套制度抱有好感。西鄉隆盛覺得武士失去特權其實是好事，能刺激他們下基層，跟群眾打成壹片，改變江戶時代那種尸位素餐、驕奢淫逸的習氣。
在召開國會的議題上，西鄉同樣積極贊成。真正的分歧在央地關係上，支持地方分權的西鄉隆盛和中央集權的大久保利通，重演了傑斐遜與漢密爾頓的路線之爭，富國派相信「發展是硬道理」，只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實行近代化改革，並極力推遲對台灣、朝鮮的征服。如果貿然發動戰爭，會流失金錢，最後反倒誘使英國進來經濟侵略。
征韓論導致西鄉隆盛下台，大久保利通實行「殖產興業」，後果有目共睹。經濟秩序混亂，社會動蕩不安，街上到處能看到面黃肌瘦營養不良的兒童。大多數武士的就業狀況不佳，「迅速陷入貧困者十之七、八」，失業者跟自由民權運動合流，發動佐賀之亂、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萩之亂等壹系列動亂，當西鄉隆盛在薩摩發動叛亂的時候，民心在朝廷和起義者直接搖擺不定，鹿死誰手未可知。
薩摩軍隊之強盛，如果放在戰國亂世，足以跟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爭霸，然而在明治時代不足以跟全民服役的軍隊爭鬥。叛軍在最強盛時，軍力也不超過2.2萬，而明治政府派來的第壹批軍隊就有3.3萬人。倒幕戰爭的性質是壹群武士戰勝另壹群武士，西南戰爭則是全民戰爭，服役訓練過的平民戰勝了武士。
日本在三十年裡走完了，西方人在三百年裡的近代化道路，因此薩摩武士從維新功臣淪落到亂臣賊子的速度格外快。美國的南方奴隸主集團從華盛頓、傑斐遜演變到羅伯特·李，歷經了兩三代人的時間，西鄉隆盛有生之年就遭到了敗局，他最終以富有浪漫主義的自殺結束壹生。
死的西鄉比活著的西鄉更適合塑造歷史形象，日本的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寫下《坂上之雲》等壹系列小說，張揚明治時代樂觀和進取改革精神。維新志士輕生死、好俠義的風尚，成為上佳的宣傳材料，西鄉隆盛本人就帶有江湖豪俠色彩，他跟月照和尚的故事膾炙人口。
幕末鎮壓義士，薩摩藩主命令西鄉逮捕月照，交給江戶賠罪。忠義兩難困境里的西鄉隆盛，與月照泛舟于鹿兒島灣。兩人對吟對飲，相擁而泣，雙雙投海自盡。被船民撈上后，西鄉獲救，月照已磕然長逝。日本義士的皎潔操行激勵了中國的同儕，戊戌變法失敗后，清廷反撲，譚嗣同對梁啟超說:「程嬰、杵臼（趙氏孤兒的兩位主角）、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司馬遼太郎極力渲染英雄氣概和革命羅曼司情愫，這系列小說把明治史寫成了英雄人物的個人傳奇，無意探討金本位、通貨膨脹、工業化。如果實在無法避開這類嚴肅議題，就採取和稀泥的手法，「西鄉隆盛好心辦好事，功過三七開」「秩祿公債、租稅改正的弊端，只是日本前進探索路途中的壹段小挫折」「明治是積極向上的的時代，只不過被昭和軍閥引入法西斯歧途」。
其實兩個時代是無法割裂開的，明治的全民皆兵演變成昭和的窮兵黷武，明治的殖產興業演變成昭和的財閥干政，昭和年間的種種錯誤，都能在明治時期找到禍根。坂野潤治深入政治世界的內部，講述了各個派別之間的博弈，使讀者對明治維新的理解不再浮於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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