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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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生活環境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20日
作者 王維洛
由於北京民眾的反對，迫使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改變選址，取得了保衛家園運動的勝利，蝴蝶效應明顯。但是在反對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過程中，民眾反對的最後結果只是迫使工程推遲了六年實施。但是民眾在這壹過程中所學得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念，怎麼高估都不過分。在這壹過程中，「不要（建）在我家後院」的概念引入中國。「不要（建）在我家後院」，是對「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個概念的補充和完善。私人財產不僅僅限於我家破屋的四壁之內，我家破屋周圍的環境，也是私人財產的壹部分。換句話說，不允許在我家破屋的周圍（後院）建造對環境有破壞的建築物，從而對我家破屋產生負面影響，比如造成破屋價值的下降，或者環境質量的下降，這也是侵犯了私人財產。按照中國政府的計劃，到2035年垃圾焚燒發電廠將在中國持續快速發展。許多昨天、今天在壹旁觀看的民眾，那些認為與己無關的民眾，明天垃圾焚燒發電廠將建到他們家的後院。
從上面不完整的記錄中可以看到，中國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保衛家園運動起始於2006年，起源地是北京。
2006年年底，北京市海淀區政府宣布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場南側投資約10億元人民幣建設壹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並計劃在2007年3月動工。對於這個計劃，之前周圍民眾並不知情，突然聽到這個消息，表示出強烈的反對情緒。他們認為，該工程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六里屯垃圾場臭味擾民的問題，還有可能導致周邊乃至更遠地區環境的進壹步惡化。在壹些學者的支持下，2006年12月29日，民眾公開發表了反對在六里屯建造垃圾焚燒廠的投訴信。北京市政府不但沒有對投訴信做出回應，反而加快了審批程序。2007年1月30日，北京市環保局批准了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環境評估報告，稱該項目不會對周圍環境構成威脅。北京市環保局批准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環境評估報告，就意味著這個工程已經完成了規劃審批的所有程序，可以馬上動手建造了。北京市環保局對環評報告的結論，引起了民眾對北京市政府的極大不信任。他們擔心，垃圾焚燒會產生各種污染物和惡臭氣體，特別是釋放壹級致癌物質二惡英，會危害環境和他們的健康。
他們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07年3月14日127名受工程直接影響的北京居民聯合向北京市環保局提交《行政複議書》，要求撤銷對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環境影響報告書的批複。民眾集資製作標語橫幅展板，到附近小區去宣傳。先後共有上千名業主參加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行動。2007年6月，民眾身著統壹服裝，集隊到國家環保總局，要求會見局長。在民眾的壓力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出面向媒體通報，建議北京市海淀區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在進壹步論證之前應予緩建。為什麼要進壹步論證？因為還存在別的選址。同時，民眾也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告狀。民眾反抗的動靜大了，海淀區政府感受到未曾有過的政治壓力。2010年2月，海淀區政府宣布：將對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另行選址，新址鎖定在海淀和門頭溝交界處的山裡。
海淀區六里屯周邊民眾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運動取得了勝利，迫使政府另行選址，給後續的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保衛家園運動很大的啟示和鼓舞，辦法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造成浩大聲勢，利用壹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家園。中國絕大多數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在規劃過程中，在環境評估報告的審查批准過程中，都犯有嚴重的程序錯誤，比如在已經批准的城市總體規劃中並沒有這個垃圾焚燒設施的規劃位置，同時也沒有啟動任何修改城市總體規劃的程序，以增加垃圾焚燒設施的選址；又比如做環境評估報告時沒有聽取民眾意見，更沒有對民眾的意見提出處理方案，最重要的是，沒有讓民眾參与對垃圾焚燒設施排放數據的監督等等。
當然在早期北京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保衛家園運動中，也有不十分成功的經驗，比如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
1994年，北京市政府計劃在昌平區小湯山鎮附近的阿蘇衛村建成了壹座大型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總投資為1.1億元人民幣，設計填埋垃圾容量為1191萬立方米，日處理能力2000噸。該項目獲得世界銀行的貸款359萬美元。阿蘇衛垃圾填埋場投入運行后，實際日進場垃圾量就達到3600噸，為原計劃的180%。2009年北京市政府計劃在阿蘇衛建造壹座垃圾焚燒廠，以減少垃圾填埋量，延長垃圾填埋場的使用壽命。附近的民眾得知這個計劃后非常氣憤，壹是擔心自己的健康從此會受到更大的威脅，二是擔心小湯山鎮的房地產價格會因此受到負面影響。自從阿蘇衛垃圾填埋場投入運行后，阿蘇衛附近居民壹直忍受著填埋場發出的臭氣，更為嚴重的是，阿蘇衛村居民的發病率明顯高於其他地區，被稱為「高發病村」。小湯山鎮民眾反對建造垃圾焚燒廠的民眾運動持續發展，使得市政府的建造計劃壹拖再拖。
2013年7月底，阿蘇衛村及附近村民堵塞了通往垃圾填埋場的道路，導致垃圾車無法進入，垃圾填埋場被迫停止運行。為了平息小湯山鎮居民的民眾運動，北京市政府採取了分化的手段，同意阿蘇衛等四個村的整體搬遷，並支付了超過70億元人民幣的搬遷費用。由於失去了最直接受害民眾這根主心骨的力量，使得垃圾焚燒廠的建造得以啟動。2018年底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建成。阿蘇衛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運動，迫使這座垃圾焚燒廠的建造從2009年推遲到2015年，整整推遲了六年。民眾在這壹過程中所學得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念，怎麼高估都不過分。
比如在這壹過程中，民眾從國外引進了壹個新的概念「Not-In-My-Back-Yard」，中文的直譯是「不要（建）在我家後院」。「Not-In-My-Back-Yard」的縮寫為「NIM-BY」，現在中國把它翻譯成「鄰避」。筆者以為這個翻譯很不準確，翻譯的三個原則「信達雅」都沒有達到。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國外引進了這麼壹句話：「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句話來自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和磨坊主的故事，其核心是私人財產不受侵犯的立國基本原則。可以說，中國政府不顧憲法中保護私人財產的規定，大量拆除民眾的房屋，並且不給予符合市場價格的賠償，引起民眾的普遍反對，涉及人數很廣，壹些反抗活動持續時間很長。這壹句「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形象生動的話，對民眾保護私人財產意識的覺醒，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要（建）在我家後院」，則是對「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個概念的補充和完善，從廣義上說，我家破屋周圍的環境，也是私人財產的壹部分。換句話說，不允許在我家破屋的周圍（後院）建造對環境有破壞的建築物或構築物，從而對我家破屋產生負面影響，比如造成破屋價值的下降，或者環境質量的下降，這也是侵犯了私人財產。
保護生存的環境，就是保護人權，就是保護私人財產。1970年4月22日，美國兩千萬民眾在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抗議空氣污染、呼籲保護環境。遊行的目的就是「保護我的孩子」。這次群眾遊行使得美國政治家認識到環境保護立法的迫切性，這壹年美國總統尼克鬆簽署了《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清潔空氣法》規定：任何人均可對違反環保法律的行為提起訴訟，而不要求與訴訟標的有直接利害關係，開創了歷史新河。就是說，保護環境，是每壹個人的權利。中國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而發起的保衛家園運動，其目的也是「保護我的孩子」。
如果說，為了公眾利益，又沒有別的選擇，必須在我家後院搞這麼壹個項目，那麼必須符合下面三個條件：
第壹：項目的建設是為了公眾利益；
第二：這是唯壹的可行方案；
第三：必須按照市場價格給予賠償。
這三個條件中，第二條最難做到。上面提到的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改變廠址，就說明了，之前的決策不符合「唯壹的可行方案」這壹條件。按照市場價格給予賠償，就像北京市政府給予阿蘇衛等四個村整體搬遷的賠償。「Not-In-My-Back-Yard」的核心是保護人權，保護私人財產，其手段往往是利用現有的法律程序。
面對「垃圾圍城」的困境，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快刀斬亂麻的措施，壹舉解決問題，達到恢復壹片凈土的目的。
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至2020年）》中提出生活垃圾處理的目標：到「2020年全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總處理能力達到21650噸，其中垃圾焚燒9300噸/日、衛生填埋8800噸/日、綜合處理3550噸/日」，並提出「進壹步推行城市生活垃圾源頭削減、分類收集和綜合利用」。
然而，到2018年底，北京市垃圾焚燒總量已經達到1.22萬噸/日，已遠遠超出北京保護中所規劃的垃圾焚燒總量。儘管如此，新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仍在繼續規劃和建造之中。
2011年國務院批轉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關於進壹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工作意見的通知》。緊接著，2012年4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又頒布了《「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規劃規定：「到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87.1萬噸/日，基本形成與生活垃圾產生量相匹配的無害化處理能力規模」。規劃還提出：「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
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屬於對於民眾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大型公共設施，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規劃是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任務，屬於長遠規劃。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位置選擇需要經過壹個正常的長期的規劃過程，挑選幾個廠址，進行方案比較，聽取民眾意見，然後對區域規劃做出修改和補充，經地方政府審查批准，最後報地方政府批准。接下來才能更改城市總體規劃。按正常的程序完成這個規劃過程，需要壹、兩年的時間。中國2009年頒布的《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程技術規範》作為強制性條文，也明確規定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選址必須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和其他專業規劃的要求，應選擇不少於1個備選廠址，結合垃圾產量分佈，綜合地形、工程地質與水文地質、地震、氣象、環境保護、生態資源，以及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動遷條件、群眾參与等因素，經過多方案技術經濟比較確定。所以，要完成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規劃任務，就只能不依法辦事，而是按照特別任務特別辦理，不遵守現有的法規，也不遵守現有的程序。在中國叫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再者，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規劃目標定得太高，無論是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87.1萬噸/日（即每年3.18億噸），還是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請看，截至2015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達到75.8萬噸/日，垃圾焚燒處理能力23.5萬噸/日。無論是國務院辦公廳提出的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87.1萬噸/日，還是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這兩個目標都沒有達到。計劃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達到87.1萬噸/日，實際只達到75.8萬噸/日，完成計劃的87%；計劃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實際只達到23.5萬噸/日，只到達垃圾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約31%。
本來，計劃到2015年的目標沒有完成，就應該靜下心來分析壹下，對原來的計劃做壹個檢討，修正壹下規劃的目標和實現規劃的手段。但是中國政府沒有這樣做，而是在虎狼葯上再加大了劑量。
2016年12月發改委、住建部發布《「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規劃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 年底，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能力達110.49萬噸/日處理能力（即每年4.03億噸），其中新增49萬噸/日，增加65%；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占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50%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 60%以上。
按照這個規劃，就是繼續大力推進垃圾焚燒項目建設，提高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的比例，把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作為解決垃圾圍城的最主要的手段。截至2015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垃圾焚燒處理能力為23.2萬噸/日，到2020 年底，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垃圾焚燒處理能力應該為59.1萬噸/日，是23.2萬噸/日的255%，焚燒處理能力翻壹番還要多。可以預計，在今後的日子里，中國還要有更多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立，將有更多的民眾反對建設垃圾焚燒設施的民眾運動。許多昨天、今天在壹旁觀看的民眾，那些認為與己無關的民眾，明天垃圾焚燒發電廠將會建設到他們家的後院。
中國的壹些專家認為，中國人口密集，現在經濟發達了，特別在東南部地區，人多地少，填埋生活垃圾的土地沒有了，垃圾焚燒是必然的選擇，也是最好的辦法。它不但能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而且還能獲得「綠色能源」。大量地、高速地發展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國情。
這些專家的意見被中國政府所接受。中國政府有更加宏大的規劃，計劃到2025年，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清運量4.4億噸，垃圾焚燒發電占垃圾清運總量比例將超過60%，日均焚燒處理能力約72萬噸；到2035年，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清運量約5.5億噸，垃圾焚燒發電占垃圾清運總量比例將達到75%，日均焚燒處理能力約112萬噸。
下面壹張表展示了中國城鎮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發展和未來規劃，2000年、2010年與2015年為實際的能力，2020年、2025年與2035年為規劃數字：
壹年生活垃圾清運量
壹年生活垃圾焚燒量
焚燒比例
2000年
0.0034億噸
2010年
1.7億噸
0.325億噸
19.5%
2015年
2.8億噸
0.858億噸
31.0%
2020年
4.0億噸
2.157億噸
54.0%
2025年
4.4億噸
2.628億噸
60.0%
2035年
5.5億噸
4.088億噸
75.0%
從這張表中可以看到中國城鎮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大躍進，特別是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發展，從2000年的0.0034億噸要擴大到2035年的4.088億噸，中國的目標就是把生活垃圾焚燒量的比例提高75.0%。截至2017年底，中國28個省（區、市）投產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已經339個。中國垃圾焚燒發電裝機規模、發電量都已經穩居世界第壹。
中國大規模發展垃圾焚燒發電廠依靠的是政府頒發的大量財政補助。國家發改委將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列入所謂的「低碳技術」加以政策扶持，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上網電價是壹般火力發電廠的兩倍。垃圾焚燒發電廠不但能夠獲得兩倍的電價，而且還向居民收取不菲的垃圾處理費，所以是真正的雙贏，來自兩個方面的贏利。所以，企業投資搞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興趣很大，獲得項目的往往是國有企業。另外，大規模發展垃圾焚燒發電廠也在壹定程度上支撐了中國以及各省市GDP的發展速度，政治家對這些項目的支持力度也大。
中國也有壹些專家反對大規模地利用垃圾焚燒發電，如中國環境研究院退休研究員趙章元是反燒派的代表人物。趙章元認為，垃圾焚燒，不僅產生二惡英，還有許多致癌物質釋放出來，人們是否能夠控制這些致癌物質，還是未知數。更多的專家認為，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減少城鎮人口垃圾產出量，實行垃圾分類，提高垃圾中的有用物質回收的比例，盡量減少垃圾焚燒量。
因此，在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時，首選的方法是盡量減少垃圾產出量；然後是進行垃圾全方位的分類，儘可能回收可利用的物質；第三就是對生活垃圾中的廚餘垃圾通過堆肥、厭氧發酵等方式進行處理，變成有機肥料，重新利用；最後的方法才是垃圾焚燒。還需要指出的是，垃圾焚燒后的灰渣不能再用作生產磚瓦的材料，因為裏面的重金屬和放射性物質含量過高。這些垃圾焚燒后的灰渣需要有特殊垃圾埋藏地來掩埋，以免造成再次污染。這裏可以提供壹個德國的數據，德國37%的生活垃圾用於焚燒發熱發電，用於回收重新利用的佔63%，而且德國的人口密度不低於中國，德國魯爾區、萊茵河區、法蘭克福區的的人口密度不低於中國長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區和珠江三角洲，人多地少不是將生活垃圾焚燒量的比例提高到75.0%的理由。
中國垃圾規劃中的另外壹個不合理之處就在於垃圾總量的增長，到2035年城鎮生活垃圾總量達到每年5.5億噸。如果按2035年城鎮人口11億人計算，每人每年的垃圾產出量為500公斤。而人口密度比中國更大的日本，2018年日本每年每人的垃圾生產量只有410公斤。相信中國人均垃圾生產量到2035年壹定能夠達到日本2018年的水平。加之中國總人口已經開始下降，因此，到2035年城鎮生活垃圾總量達到每年5.5億噸是壹個過分誇張的數量。屆時中國的許多垃圾焚燒設備又成為剩餘能力，象德國目前的垃圾焚燒設備壹樣，需要從國外進口垃圾才能保證圾焚燒設備的正常運行。
由於北京民眾的反對，迫使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改變選址，取得了保衛家園運動的勝利，蝴蝶效應明顯。但是在反對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過程中，民眾反對的最後結果只是迫使工程推遲了六年實施。但是民眾在這壹過程中所學得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念，怎麼高估都不過分。在這壹過程中，「不要（建）在我家後院」的概念引入中國。「不要（建）在我家後院」，是對「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個概念的補充和完善。私人財產不僅僅限於我家破屋的四壁之內，我家破屋周圍的環境，也是私人財產的壹部分。換句話說，不允許在我家破屋的周圍（後院）建造對環境有破壞的建築物，從而對我家破屋產生負面影響，比如造成破屋價值的下降，或者環境質量的下降，這也是侵犯了私人財產。按照中國政府的計劃，到2035年垃圾焚燒發電廠將在中國持續快速發展。許多昨天、今天在壹旁觀看的民眾，那些認為與己無關的民眾，明天垃圾焚燒發電廠將建到他們家的後院。
從上面不完整的記錄中可以看到，中國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保衛家園運動起始於2006年，起源地是北京。
2006年年底，北京市海淀區政府宣布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場南側投資約10億元人民幣建設壹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並計劃在2007年3月動工。對於這個計劃，之前周圍民眾並不知情，突然聽到這個消息，表示出強烈的反對情緒。他們認為，該工程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六里屯垃圾場臭味擾民的問題，還有可能導致周邊乃至更遠地區環境的進壹步惡化。在壹些學者的支持下，2006年12月29日，民眾公開發表了反對在六里屯建造垃圾焚燒廠的投訴信。北京市政府不但沒有對投訴信做出回應，反而加快了審批程序。2007年1月30日，北京市環保局批准了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環境評估報告，稱該項目不會對周圍環境構成威脅。北京市環保局批准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環境評估報告，就意味著這個工程已經完成了規劃審批的所有程序，可以馬上動手建造了。北京市環保局對環評報告的結論，引起了民眾對北京市政府的極大不信任。他們擔心，垃圾焚燒會產生各種污染物和惡臭氣體，特別是釋放壹級致癌物質二惡英，會危害環境和他們的健康。
他們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07年3月14日127名受工程直接影響的北京居民聯合向北京市環保局提交《行政複議書》，要求撤銷對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環境影響報告書的批複。民眾集資製作標語橫幅展板，到附近小區去宣傳。先後共有上千名業主參加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行動。2007年6月，民眾身著統壹服裝，集隊到國家環保總局，要求會見局長。在民眾的壓力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出面向媒體通報，建議北京市海淀區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在進壹步論證之前應予緩建。為什麼要進壹步論證？因為還存在別的選址。同時，民眾也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告狀。民眾反抗的動靜大了，海淀區政府感受到未曾有過的政治壓力。2010年2月，海淀區政府宣布：將對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另行選址，新址鎖定在海淀和門頭溝交界處的山裡。
海淀區六里屯周邊民眾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運動取得了勝利，迫使政府另行選址，給後續的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保衛家園運動很大的啟示和鼓舞，辦法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造成浩大聲勢，利用壹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家園。中國絕大多數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在規劃過程中，在環境評估報告的審查批准過程中，都犯有嚴重的程序錯誤，比如在已經批准的城市總體規劃中並沒有這個垃圾焚燒設施的規劃位置，同時也沒有啟動任何修改城市總體規劃的程序，以增加垃圾焚燒設施的選址；又比如做環境評估報告時沒有聽取民眾意見，更沒有對民眾的意見提出處理方案，最重要的是，沒有讓民眾參与對垃圾焚燒設施排放數據的監督等等。
當然在早期北京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保衛家園運動中，也有不十分成功的經驗，比如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
1994年，北京市政府計劃在昌平區小湯山鎮附近的阿蘇衛村建成了壹座大型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總投資為1.1億元人民幣，設計填埋垃圾容量為1191萬立方米，日處理能力2000噸。該項目獲得世界銀行的貸款359萬美元。阿蘇衛垃圾填埋場投入運行后，實際日進場垃圾量就達到3600噸，為原計劃的180%。2009年北京市政府計劃在阿蘇衛建造壹座垃圾焚燒廠，以減少垃圾填埋量，延長垃圾填埋場的使用壽命。附近的民眾得知這個計劃后非常氣憤，壹是擔心自己的健康從此會受到更大的威脅，二是擔心小湯山鎮的房地產價格會因此受到負面影響。自從阿蘇衛垃圾填埋場投入運行后，阿蘇衛附近居民壹直忍受著填埋場發出的臭氣，更為嚴重的是，阿蘇衛村居民的發病率明顯高於其他地區，被稱為「高發病村」。小湯山鎮民眾反對建造垃圾焚燒廠的民眾運動持續發展，使得市政府的建造計劃壹拖再拖。
2013年7月底，阿蘇衛村及附近村民堵塞了通往垃圾填埋場的道路，導致垃圾車無法進入，垃圾填埋場被迫停止運行。為了平息小湯山鎮居民的民眾運動，北京市政府採取了分化的手段，同意阿蘇衛等四個村的整體搬遷，並支付了超過70億元人民幣的搬遷費用。由於失去了最直接受害民眾這根主心骨的力量，使得垃圾焚燒廠的建造得以啟動。2018年底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建成。阿蘇衛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的群眾運動，迫使這座垃圾焚燒廠的建造從2009年推遲到2015年，整整推遲了六年。民眾在這壹過程中所學得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念，怎麼高估都不過分。
比如在這壹過程中，民眾從國外引進了壹個新的概念「Not-In-My-Back-Yard」，中文的直譯是「不要（建）在我家後院」。「Not-In-My-Back-Yard」的縮寫為「NIM-BY」，現在中國把它翻譯成「鄰避」。筆者以為這個翻譯很不準確，翻譯的三個原則「信達雅」都沒有達到。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國外引進了這麼壹句話：「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句話來自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和磨坊主的故事，其核心是私人財產不受侵犯的立國基本原則。可以說，中國政府不顧憲法中保護私人財產的規定，大量拆除民眾的房屋，並且不給予符合市場價格的賠償，引起民眾的普遍反對，涉及人數很廣，壹些反抗活動持續時間很長。這壹句「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形象生動的話，對民眾保護私人財產意識的覺醒，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要（建）在我家後院」，則是對「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個概念的補充和完善，從廣義上說，我家破屋周圍的環境，也是私人財產的壹部分。換句話說，不允許在我家破屋的周圍（後院）建造對環境有破壞的建築物或構築物，從而對我家破屋產生負面影響，比如造成破屋價值的下降，或者環境質量的下降，這也是侵犯了私人財產。
保護生存的環境，就是保護人權，就是保護私人財產。1970年4月22日，美國兩千萬民眾在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抗議空氣污染、呼籲保護環境。遊行的目的就是「保護我的孩子」。這次群眾遊行使得美國政治家認識到環境保護立法的迫切性，這壹年美國總統尼克鬆簽署了《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清潔空氣法》規定：任何人均可對違反環保法律的行為提起訴訟，而不要求與訴訟標的有直接利害關係，開創了歷史新河。就是說，保護環境，是每壹個人的權利。中國民眾反對垃圾焚燒設施而發起的保衛家園運動，其目的也是「保護我的孩子」。
如果說，為了公眾利益，又沒有別的選擇，必須在我家後院搞這麼壹個項目，那麼必須符合下面三個條件：
第壹：項目的建設是為了公眾利益；
第二：這是唯壹的可行方案；
第三：必須按照市場價格給予賠償。
這三個條件中，第二條最難做到。上面提到的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改變廠址，就說明了，之前的決策不符合「唯壹的可行方案」這壹條件。按照市場價格給予賠償，就像北京市政府給予阿蘇衛等四個村整體搬遷的賠償。「Not-In-My-Back-Yard」的核心是保護人權，保護私人財產，其手段往往是利用現有的法律程序。
面對「垃圾圍城」的困境，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快刀斬亂麻的措施，壹舉解決問題，達到恢復壹片凈土的目的。
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至2020年）》中提出生活垃圾處理的目標：到「2020年全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總處理能力達到21650噸，其中垃圾焚燒9300噸/日、衛生填埋8800噸/日、綜合處理3550噸/日」，並提出「進壹步推行城市生活垃圾源頭削減、分類收集和綜合利用」。
然而，到2018年底，北京市垃圾焚燒總量已經達到1.22萬噸/日，已遠遠超出北京保護中所規劃的垃圾焚燒總量。儘管如此，新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仍在繼續規劃和建造之中。
2011年國務院批轉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關於進壹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工作意見的通知》。緊接著，2012年4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又頒布了《「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規劃規定：「到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87.1萬噸/日，基本形成與生活垃圾產生量相匹配的無害化處理能力規模」。規劃還提出：「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
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屬於對於民眾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大型公共設施，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規劃是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任務，屬於長遠規劃。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位置選擇需要經過壹個正常的長期的規劃過程，挑選幾個廠址，進行方案比較，聽取民眾意見，然後對區域規劃做出修改和補充，經地方政府審查批准，最後報地方政府批准。接下來才能更改城市總體規劃。按正常的程序完成這個規劃過程，需要壹、兩年的時間。中國2009年頒布的《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程技術規範》作為強制性條文，也明確規定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選址必須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和其他專業規劃的要求，應選擇不少於1個備選廠址，結合垃圾產量分佈，綜合地形、工程地質與水文地質、地震、氣象、環境保護、生態資源，以及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動遷條件、群眾參与等因素，經過多方案技術經濟比較確定。所以，要完成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規劃任務，就只能不依法辦事，而是按照特別任務特別辦理，不遵守現有的法規，也不遵守現有的程序。在中國叫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再者，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規劃目標定得太高，無論是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87.1萬噸/日（即每年3.18億噸），還是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請看，截至2015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達到75.8萬噸/日，垃圾焚燒處理能力23.5萬噸/日。無論是國務院辦公廳提出的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87.1萬噸/日，還是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這兩個目標都沒有達到。計劃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達到87.1萬噸/日，實際只達到75.8萬噸/日，完成計劃的87%；計劃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實際只達到23.5萬噸/日，只到達垃圾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約31%。
本來，計劃到2015年的目標沒有完成，就應該靜下心來分析壹下，對原來的計劃做壹個檢討，修正壹下規劃的目標和實現規劃的手段。但是中國政府沒有這樣做，而是在虎狼葯上再加大了劑量。
2016年12月發改委、住建部發布《「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規劃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 年底，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能力達110.49萬噸/日處理能力（即每年4.03億噸），其中新增49萬噸/日，增加65%；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占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50%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 60%以上。
按照這個規劃，就是繼續大力推進垃圾焚燒項目建設，提高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的比例，把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作為解決垃圾圍城的最主要的手段。截至2015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垃圾焚燒處理能力為23.2萬噸/日，到2020 年底，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垃圾焚燒處理能力應該為59.1萬噸/日，是23.2萬噸/日的255%，焚燒處理能力翻壹番還要多。可以預計，在今後的日子里，中國還要有更多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立，將有更多的民眾反對建設垃圾焚燒設施的民眾運動。許多昨天、今天在壹旁觀看的民眾，那些認為與己無關的民眾，明天垃圾焚燒發電廠將會建設到他們家的後院。
中國的壹些專家認為，中國人口密集，現在經濟發達了，特別在東南部地區，人多地少，填埋生活垃圾的土地沒有了，垃圾焚燒是必然的選擇，也是最好的辦法。它不但能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而且還能獲得「綠色能源」。大量地、高速地發展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國情。
這些專家的意見被中國政府所接受。中國政府有更加宏大的規劃，計劃到2025年，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清運量4.4億噸，垃圾焚燒發電占垃圾清運總量比例將超過60%，日均焚燒處理能力約72萬噸；到2035年，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清運量約5.5億噸，垃圾焚燒發電占垃圾清運總量比例將達到75%，日均焚燒處理能力約112萬噸。
下面壹張表展示了中國城鎮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發展和未來規劃，2000年、2010年與2015年為實際的能力，2020年、2025年與2035年為規劃數字：
壹年生活垃圾清運量
壹年生活垃圾焚燒量
焚燒比例
2000年
0.0034億噸
2010年
1.7億噸
0.325億噸
19.5%
2015年
2.8億噸
0.858億噸
31.0%
2020年
4.0億噸
2.157億噸
54.0%
2025年
4.4億噸
2.628億噸
60.0%
2035年
5.5億噸
4.088億噸
75.0%
從這張表中可以看到中國城鎮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大躍進，特別是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發展，從2000年的0.0034億噸要擴大到2035年的4.088億噸，中國的目標就是把生活垃圾焚燒量的比例提高75.0%。截至2017年底，中國28個省（區、市）投產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已經339個。中國垃圾焚燒發電裝機規模、發電量都已經穩居世界第壹。
中國大規模發展垃圾焚燒發電廠依靠的是政府頒發的大量財政補助。國家發改委將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列入所謂的「低碳技術」加以政策扶持，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上網電價是壹般火力發電廠的兩倍。垃圾焚燒發電廠不但能夠獲得兩倍的電價，而且還向居民收取不菲的垃圾處理費，所以是真正的雙贏，來自兩個方面的贏利。所以，企業投資搞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興趣很大，獲得項目的往往是國有企業。另外，大規模發展垃圾焚燒發電廠也在壹定程度上支撐了中國以及各省市GDP的發展速度，政治家對這些項目的支持力度也大。
中國也有壹些專家反對大規模地利用垃圾焚燒發電，如中國環境研究院退休研究員趙章元是反燒派的代表人物。趙章元認為，垃圾焚燒，不僅產生二惡英，還有許多致癌物質釋放出來，人們是否能夠控制這些致癌物質，還是未知數。更多的專家認為，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減少城鎮人口垃圾產出量，實行垃圾分類，提高垃圾中的有用物質回收的比例，盡量減少垃圾焚燒量。
因此，在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時，首選的方法是盡量減少垃圾產出量；然後是進行垃圾全方位的分類，儘可能回收可利用的物質；第三就是對生活垃圾中的廚餘垃圾通過堆肥、厭氧發酵等方式進行處理，變成有機肥料，重新利用；最後的方法才是垃圾焚燒。還需要指出的是，垃圾焚燒后的灰渣不能再用作生產磚瓦的材料，因為裏面的重金屬和放射性物質含量過高。這些垃圾焚燒后的灰渣需要有特殊垃圾埋藏地來掩埋，以免造成再次污染。這裏可以提供壹個德國的數據，德國37%的生活垃圾用於焚燒發熱發電，用於回收重新利用的佔63%，而且德國的人口密度不低於中國，德國魯爾區、萊茵河區、法蘭克福區的的人口密度不低於中國長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區和珠江三角洲，人多地少不是將生活垃圾焚燒量的比例提高到75.0%的理由。
中國垃圾規劃中的另外壹個不合理之處就在於垃圾總量的增長，到2035年城鎮生活垃圾總量達到每年5.5億噸。如果按2035年城鎮人口11億人計算，每人每年的垃圾產出量為500公斤。而人口密度比中國更大的日本，2018年日本每年每人的垃圾生產量只有410公斤。相信中國人均垃圾生產量到2035年壹定能夠達到日本2018年的水平。加之中國總人口已經開始下降，因此，到2035年城鎮生活垃圾總量達到每年5.5億噸是壹個過分誇張的數量。屆時中國的許多垃圾焚燒設備又成為剩餘能力，象德國目前的垃圾焚燒設備壹樣，需要從國外進口垃圾才能保證圾焚燒設備的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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