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李劼

孫文對列寧主義究竟認同到什麼程度，恐怕連孫文本人都不曾說清楚過。但孫文革命和列寧主義的基本要點是相類似的。壹者是暴力革命，壹者是打碎國家機器，建立壹統天下的紅色江山。孫文將此表述為軍政、訓政和憲政的遞進過程。軍政便是暴力革命，訓政乃是國家機器的重建，憲政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國家力量，實現革命的政治理想。至於那樣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還是壹黨專制式的獨裁政治，後來蔣介石的獨裁和到台灣后建立的蔣氏小朝廷，應該算作壹個回答。可見，倘若孫文的政治理念與列寧主義大相庭徑，怎麼可能得到列寧的激賞？

但比起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孫文的憲政說畢竟給民主政治開了壹條門縫。雖然蔣介石藉此在台灣建立了專制小朝廷，但繼任的蔣經國能夠跨出解除黨禁的壹步，卻跟憲政說不無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孫文將三步論的最後壹步歸結為憲政，才使蔣經國的政治變革有了法統的正當性。台灣的政治轉型是經由蔣經國的毅然開放、李登輝的斷然改革完成的。蔣經國好比打開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門，而李登輝則壹步跨了出去。相比台灣的轉型成功，鄧小平在結束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轉向經濟建設之際，再怎麼努力也跨不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門。比起宋教仁的議會政治努力，孫文的軍政、訓政、憲政主張是既保守又很不確定的，既給民主政治留了壹條門縫，也給專制獨裁開了壹個後門。因此，蔣介石可以據此建立獨裁小朝廷，而蔣經國則可以據此給兩黨選舉制度的確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寧主義進壹步發展而成的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孫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繼續革命，也不具有鋼鐵般堅硬的專政意味。

當然，不管孫文宣稱什麼樣的政治理念，其當初向列寧主義的臣服，主要原因在於利益的驅動。在早先與袁世凱的角逐中，孫文開出拱手相送東北的天價，日本當局卻依然不為所動。此刻蘇聯人主動把盧布、軍火連同列寧主義革命壹起送上門來，孫文豈有拒絕之理？再加上，列寧既沒有後來斯大林那種大國沙文主義，也沒有斯大林清除黨內異己的殘暴。相反，列寧的蘇維埃政府還向中國提出歸還沙俄所侵佔的領土，這無疑會讓包括孫文在內的中國革命黨人感動不已。再加上孫文還沒看到後來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對於十月革命充滿理想主義的憧景，也算情由可願。孫文與蘇聯的結盟，還頗有壹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壹雪當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凱而不願支持他的恥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凱的政治能力，把孫文看作壹介草莽。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人，在選擇壹個改良者還是壹個造反者做盟友的權衡上，答案顯而易見。但列寧恰好也是壹個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與孫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謂相見恨晚。

雖然現代民主政治之於當時的每壹個歷史當事者，都在探尋和摸索之中。但孫中山的革命熱情，卻來自於洪秀全造反的誘惑。與洪秀全不同的是，孫中山明白在國門洞開之後的中國，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個強國的支持，不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這可能是孫中山在當時胡天胡帝鬧革命時少有的過人見識，而後來中國共產黨依仗蘇俄的成功，也證明了孫中山當初在國際社會四處尋找靠山確有先見之明。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強國坐大甚至不惜出賣國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蔣介石手裡丟失的外蒙，在毛澤東是向蘇聯主動承認的。至於孫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夠成為大總統，寧可奉送國土也在所不惜。輕國土，重江山，這可謂近百年中國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徵。

中國現代歷史上的歷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動不安和異想天開的特徵。用毛澤東的說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詩情畫意。革命家總是有如躁動于母腹中的嬰兒，而革命又總是帶著遙遠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見的桅尖之類的幻想。與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關鍵時刻沈得住氣的寧靜，壹如古人所說，寧靜以致遠； 除此之外，還需要現代商業文明應有的務實精神。倘若沒有沈靜的內心修為，曾國藩在舉兵北上選擇趙匡胤式稱帝、還是退壹步選擇和平改良的歷史緊要關頭，說不出「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絕句。而也正是曾國藩的這壹選擇，無意間打破了王朝更疊的歷史循環，開闢了和平改良的現代化之路。至於務實，李鴻章則是壹個典範。在此僅舉壹例，便可洞悉。當年，李鴻章在日本挨了壹槍，從血泊中驚醒過來，馬上恢復談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討回壹個億的賠款。可悲的是，李鴻章此舉非但沒能得到千百萬同胞的掌聲鼓勵，反而換得壹個賣國賊的惡名。

按理說，在夏威夷長大的廣東人氏孫文，應該具有這兩種品性。可是，孫文革命既沒有夏威夷般的沈靜，又沒有廣東生意人的務實；彷彿天生就是壹個被熱情和幻想驅動的革命家，號稱孫大炮。倘若說，孫文革命有什麼實際之處，那就是孫文發現，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寧主義遠為遜色。列寧主義使造反變得空前的理直氣壯，並且具有極為有效的操作性，學習起來也相當方便，不需要像讀個博士壹樣，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讀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組黨、建軍，虛構壹個革命意識形態，打造壹種網羅各種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層民眾煽動起來，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後來毛澤東總結叫做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壹戰線。因此，革命家的學歷根本不重要。革命領袖又通常是因為書沒讀好而產生。

幾千年來，中國人在被愚昧化之餘，倒是有個根深蒂固的謀生觀念，學而優則仕。中國晚近歷史上先後三個最為響噹噹的造反者，都跟他們不能學而優有關。倘若洪秀全都能夠秀才舉人壹路考上去，那麼就不會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樣，假如當年的湖南師範生毛潤芝風塵僕僕地投奔北京大學之後，能夠像梁漱溟那樣被蔡元培看中執教，甚至也混個大學教授什麼的，那麼共產黨的隊伍里也就不壹定會看到毛澤東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孫中山的喪失學而優之途，並非機會不夠，而是心氣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孫文好高騖遠，卻又志大才疏。孫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熱情。所以有了壹次又壹次的起義暴動。幾乎每壹次都要流血犧牲，而孫文又每壹次都毫髮無損。也許黃興知道箇中奧妙，所以在倉促的二次革命發動之際，讓孫文先走，自己留下來承擔風險。

孫文革命的壹個最大喜劇性在於，所謂辛亥革命的兩大主要構成事件，全都跟他無關。壹者是武昌首義，孫文根本不在場，據說正在夏威夷哪家中國餐館里洗盤子。壹者便是清室遜位，乃袁世凱的傑作，跟孫文毫不相干。但孫中山自有孫中山的運氣，翻來複去地折騰到最後，終於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蘇聯的列寧同志。與日本人當年的親袁疏孫相反，列寧對孫中山讚不絕口，彼此壹拍即合。孫中山折騰了大半輩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轉入正軌，輸入了列寧主義的血液。從建黨到軍火，從組建黃埔軍校到請來蘇聯顧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相應地改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義起家，此刻的孫中山顯然像樣多了，也踏實多了。錢餉槍炮，政黨軍校，壹應俱全。孫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躊躇滿志。用毛澤東的詩詞形容，頗有壹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著蘇聯，孫中山終於找到了壹條掃平諸候、壹統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孫文革命表面上聲稱三民主義，號稱走軍政、訓政、憲政道路，但骨子裡，或者說下意識里，卻頗有成為壹統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結作祟。當初與袁世凱角逐，孫文懷有這個情結。後來宣稱二次革命，也跟這個情結有關。乃至袁世凱死後，孫文的這個情結依然存在。其時，國會裡的議會政治隨著宋教仁的被刺而煙消雲散。此後的國會變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獨裁的工具。只不過有的政客在北京折騰，有的政客如孫文者則在廣州折騰。當年被袁世凱奪走的大總統壹時討不回來，孫中山強迫廣州的非常國會，把他選做了非常大總統。

正是在孫文當上非常大總統的時候，聯省自治的政治理念開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於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於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聯省自治的主張者們心目當中，當年兩江、兩湖、兩總督對慈喜太后策動義和團作亂時的東南自保記憶猶新。封疆大吏的那個舉措，無意間削弱了中央集權專制，從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經濟文化，及其創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這個理念在當時已然深入人心。就連初出茅廬的毛澤東，都曾倡揚過湖南獨立、聯省自治。

非常大總統孫中山之於壹統天下的那種迫不及待，不僅觸怒了贊同聯省自治的學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導致革命的親密戰友陳炯明與之分道揚鑣。章太炎的不認同不過是拂袖而去，而陳炯明的異見卻有實力訴諸槍炮。被陳炯明武力逼離廣州的孫中山，惱羞成怒，把對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徑壹如三十多年後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硬生生地給彭德懷扣上壹頂裡通外國的反黨野心家帽子。

可以說，陳炯明的斷然舉措既是對孫中山的嚴厲警告，也是聯省自治派對壹統天下者的最後規勸。即便同樣的投身革命，也有壹個以革命方式選擇現代民主政治、還是把革命之酒裝回中央集權專制之舊瓶的區別。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孫中山，是不會因此回頭的。壹旦得到蘇聯的全力支持，孫中山馬上準備著手以暴力革命壹統天下的北伐戰爭，渴望成為中國的列寧。要不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孫中山並非沒有希望如願以償。

但對於國民黨來說，孫中山卻死得十分及時。因為照著孫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國民黨早晚會被共產黨吞併，在孫中山的統壹領導底下，唯蘇聯馬首是瞻，就像後來的東歐諸國壹樣。只不過孫中山的死，也給國民黨帶來壹個難題，不知該把共產黨怎麼辦。就像共產黨從來沒有把國民黨放在眼裡壹樣，國民黨從來沒有讀懂過共產黨。這並非說，國民黨的領袖們學歷不夠，而是國民黨從壹開始就打上孫中山的江湖幫會印記，既沒有宋教仁堅定不移的議會政治意識，又茫然于共產黨的「五四」文化資源。非常戲劇性的是，這兩者又恰好是當時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所長。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首席領袖，陳獨秀的文化視野是孫中山所望塵莫及的。壹個是中國新文化的先驅，壹個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孫文早年的所謂行醫，與其後來的所謂革命是壹樣的江湖。陳獨秀的革命起點，是「五四」《新青年》雜誌之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號召力。相比之下，孫文革命不過是壹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動。革命的起點之於革命者，通常具有終其壹生的影響。

當共產黨和國民黨合到壹起，開始第壹次國共合作時，兩黨的領袖卻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運動中叱吒風雲的陳獨秀，在文化上激進，在政治上溫和（相比共產黨內的許多激進領袖）。陳獨秀天性厭惡江湖造反，認同議會政治，乃至同情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當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最後落敗之後，陳獨秀主動找上門去，表示友好，並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業等等。而習慣於搞江湖幫會的孫中山，可能至死都沒能弄明白，什麼叫做議會政治。由此可見，歷史確實十分偶然。假設當初宋教仁沒有被暗殺，並且替代孫中山成了國民黨的頭號領袖，那麼後來的國共合作就會有壹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歷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設的。歷史的事實是，同樣由蘇聯扶植起來的國共兩黨，彼此最初的領袖，並不互相認同，更不互相買賬。

當然，陳獨秀的這種議會政治傾向，不會得到蘇聯的認同。蘇聯要的就是孫中山式的造反，孫中山式的大壹統情結，從而能夠通過操縱國共兩黨，最終取代列強，獨霸中國。蘇聯及其共產國際與孫中山之間的這種默契，決定了陳獨秀最終只能出局。或者可以這麼說，那場大壹統的戰爭壹開始，陳獨秀就像之前的陳炯明壹樣，註定要從歷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蘇聯顧問不清除掉他，也遲早會被黨內的競爭領袖者排擠出局。倘若說，歷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還只是壹個生硬的轉折，那麼到了孫中山操辦的北伐戰爭，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壹統天下。抗戰勝利后的那場國共爭霸，不過是北伐戰爭的壹種歷史延續罷了。

更為悲劇的是，陳獨秀的議會政治理念，即便在共產黨內也得不到認同。革命，通常是壹種激進的比賽。革命黨人最熱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態。陳獨秀在從新文化運動走向政黨革命的過程中，並非沒有衝動沒有激進過。但那樣的激進，不斷地被更為激進的其他領袖所超越。工運領袖比學運領袖要激進，農運領袖又比工運領袖更激進。彭湃的廣東農民運動算得激進了，殊不知毛澤東倡揚和推動的湖南農民運動激進到了瘋狂的地步，以義和團的狂熱，以太平天國的架勢，猛烈掃蕩鄉村士紳階級，同時又引發壹場場城市暴動。這樣的瘋狂，雖然直到四十年後才演變成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滅頂之災，但在當時也已經足以令人心悸。

不僅王國維從中看出了歷史的劫難，即便是正處革命勢頭上的國民黨人也不堪忍受。從某種意義上說，陳獨秀和孫中山互為對方的掘墓人。孫中山設計的北伐，為傾向於議會政治的陳獨秀挖好了墳墓。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則是孫中山的死穴。孫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雜誌是怎麼回事。從歷史的承接性上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續，而是曾國藩們開創的現代化歷程的壹個邏輯結果。從同治中興開始的實業現代化、軍事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到袁世凱和宋教仁在國會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現代化，必然引出的下壹個歷史環節，便是文化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不能總是在壹種失語的狀態里進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不可能始終滯留于宋明理學的倫理道德規範。作為壹種文化資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後，可以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科學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綱五常，乃是歷史必然趨勢。要不是受到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這場文化變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話語的確立，而不是悄然轉向毛式話語的掘起，致使白話文的普及，最後使之淪落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幫凶。

不過，即便是毛澤東最後攫取了新文化運動的資源，也不能否認「五四」文化在剛剛面世的時候，確實給中國社會注入了壹股鮮活的朝氣。陳獨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時代的風向標；北大成為新銳青年人人嚮往的聖地。也許只有孫中山那樣的江湖草莽對此茫然無知。這與其說是孫文太低能，不如說是此公心裏被大總統情結塞得太滿太結實。當年失去的那個人君之位，成了孫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孫文寧可跑到北京和東北大盜張作霖談天論道，也不曾下榻北大聽聽《新青年》諸君在說些什麼。孫中山在文化上的這片空白，給後繼者蔣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鈣。雖然蔣介石意識到孫氏國民黨過於江湖草莽，努力研習曾國藩以求補課，但骨子裡卻依然像孫文壹樣，是個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現代白話漢語的失語者。在後來的國共逐鹿之際，毛澤東在話語上有如貓捉老鼠壹般地玩弄蔣介石。毛澤東可以隨心所欲地指鹿為馬，蔣介石卻只能之乎者也地發布不倫不類的電令。真要說起來，蔣介石還算是在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跡過的。

按理說，在文化上狂飈突進、在政治上理性溫和的陳獨秀，較之於在文化上壹無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孫中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類人。但由於蘇聯人的需要， 也是在蘇聯人的旨意之下，被強行擰到壹起。蘇聯人又給孫氏國民黨和陳氏共產黨，不動聲色地餵了同樣的列寧主義狼奶；致使以後的革命，只能成為誰更豺狼的比賽。紅軍時期國共兩黨之間的廝殺，雙方全都殘暴得令人髮指。由此反觀孫文當初的引進列寧主義是壹種什麼樣的作孽。相比之下，張學良在日本軍隊入侵之際下令不抵抗的倉惶出逃，不過是花花公子的小菜壹碟。

先是王國維的預感，然後是陳獨秀的出局，這兩個標記性人物的黯然退場，其實已經預告了中國的歷史將陷入什麼樣的災難。北大《新青年》、清華國學院這兩處最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後全都淹沒在黃埔軍校的甚囂塵上里。孫文策劃的那場列寧主義大壹統戰爭，徹底中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華國學院的中國歷史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北伐以後，中國完全成了先秦韓非子所言的亂局：當世爭于力氣。換句話說，誰最流氓誰為王。各黨各派，各路豪傑，各式梟雄，沒有人再會相信什麼議會政治，什麼國會博弈。協商成了欺騙，妳死我活才是真理。壹如毛澤東的總結：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孫中山竟以列寧主義的方式，為以後的中國政治舞台準備了兩個勢如水火的政黨。比起當初逼迫黨員效忠，孫中山的重組國民黨無疑規範了許多。只是孫中山藉此給國民黨輸入的列寧主義血液，迫使國民黨之於宋教仁的記憶變得極其遙遠，以致蔣介石以後的國民黨只知頂禮孫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

既然接受了蘇聯的餵養，那麼只能選擇聯俄聯共的權宜。孫中山壹面給國民黨清除了宋教仁議會政治的記憶，壹面又給國民黨準備好了日後妳死我活的難兄難弟、生死冤家。倘若說，這也算是對中國歷史的貢獻，那麼並不是中國民眾要求孫中山這麼貢獻的，而是孫中山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強加給中國人的。而國人的愚昧則在於，他們非但不痛恨孫中山替他們準備了歷史的劫難，反而跟隨著國共兩黨朝著孫中山頂禮膜拜。

在國人壹團漿糊似的記憶里，有關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類的帝王卻十分清晰，從不模糊。幾千年的帝王崇拜，壹旦泛濫起來，即便沒有孫中山也要找個孫中山，沒有毛澤東也要找個毛澤東，更不用說已經有了。因此日後的劫難，倒也並非孫文壹人之功，而是有勞于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作祟。挨了壹槍的李鴻章替中國人討回壹個億之際，國人齊聲痛罵。宋教仁因為開創議會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時候，國人壹臉茫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壹旦孫中山開辦黃埔軍校，準備北伐戰爭，國人馬上看懂了，立即響應。國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壹統天下的。最不濟，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運動太書生，清華國學院的學問又太高深，唯有黃埔軍校才是實現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門。正如毛澤東的暴政，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也是投了中國民眾的所好；孫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壹統目標，實在是中國民眾最為認同最為傾心的。

早在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中國民眾送來馬列主義之前，中國人已經在《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里學會了如何造反，如何爭奪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歷史，民眾的愚昧，壹如對權謀的崇拜，必不可少。在這樣壹種歷史氛圍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這樣的過程根本不在於救亡壓倒啟蒙，因為啟蒙壹開始就被陳獨秀李大釗們引向了十月革命，孫文又從另壹個方向將革命從江湖進壹步轉換成列寧主義，從而喚起了造反有理的歷史記憶，激發了革命家的江湖習性。正如國民黨最高領袖的繼承者，理所當然是壹身戎裝的蔣介石，而不是書生意氣的汪精衛；共產黨的領袖，經過壹番走馬燈似的更換，最後壹錘定音：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從孫文革命到毛澤東坐天下，中國歷史以壹種最陰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時代。蔣介石的獨裁，不過是壹個過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