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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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基本特徵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29日
作者 金雁
二戰後東歐被按照「莫洛托夫計劃」進行蘇式改造，使它們變成了「地理上移動的蘇聯複製品」。不管原來的基礎條件如何，統統強制搞計劃經濟體制，國家沒收了服務業、商業、工業中私人企業，取締市場，統壹調撥物資和實行計劃分配。
到1948年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幾乎絕跡，匈牙利工業的83%、波蘭工業的84%、羅馬尼亞工業的85%、保加利亞工業的98%都歸國家所有，1949年又咄咄逼人地摧毀私人了小業主和單幹農民。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會被送去勞-改，在捷克的1300萬人口中有10萬以這樣的罪名遭到拘捕，這還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員，在總人口900萬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經歷過被捕、監禁和流放，東歐人的壓抑情緒可想而知。
1953年STL去世，東歐各國立即湧現出改革浪潮，同年6月17日，東柏林40萬工人發動工潮，保加利亞工人也聞風而動。蘇聯害怕引起傳染效應下的連鎖反應，趕緊通過操縱各國黨內的「保守派」替換「改革派」，強壓下擬議中的改革方案。
1956年蘇共20大《秘密報告》出籠，東歐各黨再次出現改革呼聲。1956年和1968年，波、匈、捷都以不同的抗爭形式力圖擺脫蘇聯的控制，蘇軍大兵壓境以坦克粉碎了東歐人民探索的希望。克宮明確指出，陣營國家只有有限的主權，壹切民族主義和「特殊形式的道路」都是不允許的，任何想要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會引起軍事干涉。
捷共領導人姆萊納爾後來回憶說，1968年當每個捷克政治局委員身後都站著壹名手持武器的蘇聯紅軍時，我們每個人「對社會主義的觀念壹下子都退到了底」。這時東歐民眾反蘇式體制的共識達到高潮。
因為蘇聯人扶植的「莫斯科傀儡」的「合法性」嚴重失缺，靠坦克的軍事佔領和嚴厲的鎮壓手段只能暫時控制局面，那些以蘇聯人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壟斷無法「鹹魚翻身」獲得原諒，於是他們不得不調整策略，在嚴控不放鬆的情況下，允許民間有壹定程度的「經濟自由化」。他們企圖以經濟懷柔的方法來平復民眾的敵對情緒，修復甦軍佔領造成的民族創傷。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壹方面東歐各國大舉借外債在經濟上「討好」民眾，另外改變了過去「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的做法，擴大消費品的生產，雖然仍是短缺經濟，但是供應的商品逐漸豐富起來，赫魯曉夫式的「火柴盒」儘管簡陋難看，卻也大大緩解了人們的居住壓力。在保加利亞職工工齡積累到壹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國家轉讓的住宅產權。
到1970年代東歐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汽車、電視這些當時的高檔消費品有了穩定增長，物質與刺刀並用的軟硬兩手在壹定程度上是奏效的。各國靠借債收買人心，誰都不去考慮「擊鼓傳花」的最後接棒者，「爛攤子留給下壹任」。
波蘭在蓋萊克階段硬通貨債務增加了大約3000%。為了與教會爭奪農民，在1970年代初波蘭就給個體農民提供了社會和醫療保險；捷克在所謂的「正常化」時期的硬通貨債務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債發展經濟而著名。到1980年代東歐各國平均的債務都翻了10倍，波蘭、匈牙利則翻了20倍。
到劇變時匈牙利外債總額積累已達226億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劇變后最後壹任總理米克洛斯這樣直白地表述貸款的分配方式：「我們將貸款的2/3用來償還利息，剩下的1/3用於進口消費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以及西方的私人銀行都樂於向東歐國家貸款，這種借債「過日子」的方式，後來直接影響到劇變后的經濟轉軌模式。
從「螺絲釘」到消費者
壹時間東歐處在「土豆燒牛肉」的「消費至上」的社會氛圍內。有人據此評論說，東歐Communist Party發生了轉型，其追求目標有壹個本質的改變，與過去的激進的烏托邦理想相比，體制發生了某些「去意識形態化」的改變，變成了壹個官僚主義的怪胎。它從倡導清貧的政黨變成了瘋狂追求物質利益的集團。
上層丟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追求，拋棄了清教徒式的口號，由於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剝落，統治者赤裸裸地表現出對權力和物質的興趣。他們對理想、初衷許諾甚至文化傳統都不感興趣，只對政權本身表現出貪婪。體制的「逆向淘汰」機制，通過從統治集團中淘汰掉富有獨立精神和人道主義的理想者，把沒有創造力的順從者和執行者留下來的方法，開始了「洋蔥從心裏爛」的過程。
正如持-不-同-證件者阿瑪利里克所說的，「這種當局的唯壹目的，應當是自我保全」，它們既不想「復辟STL主義」，也不願頭頂「殘害知識界」的惡名，「它只想讓壹切照舊：權威得到承認、知識界保持沈默、制度不要為危險的和標新立異的改革所動搖」。這時的政權表現得不那麼剛性，不那麼原則，在實用主義和趨利性的驅使下斗折蛇行，為「保權而發展」使它變得可左可右。
統治集團在經濟方面做出壹些讓步，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為人民服務」的提法讓位於赤裸裸的為私利的巧取豪奪。把政治掩蓋在經濟背後，成為壹種流行的統治手段，官員們都變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兩面派。他們不再提艱苦樸素、不再提勤儉建國、不再自我標榜是清正廉潔的典範，不再高調唱「吃苦在前，享樂在後」，而是公然提倡享樂主義，拚命地鼓勵人們享受「醉生夢死」的生活。
過去當局是把國民當成服從性的「螺絲釘」來看待，現在則希望國民成為不關心政治的消費者。這樣容易用物質來消解政治訴求，從強制人們服從命令轉變到以物質誘導人們安心當「豬圈裡的豬」。只要放棄政治追求，選擇「為五斗米折腰」是會有安穩的「好日子」過的，從此不但讓人們為私利斤斤計較而轉移了注意力，更容易讓人沈醉於偏安茍且的物質追求，所以執政者也時不時出台些需要「叩謝皇恩式的福利」政策。
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說，過去我們張貼海報告訴人們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現在我們必須要在商店的櫥窗里擺滿了貨物，我們才能夠用文獻記載我們最終實現了目標。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總書記胡薩克說，「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於用物質生活的方式來緩解大眾的不滿情緒」。
接替納吉的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說，「只要提供商品讓老百姓高興，哪怕社會主義模仿資本主義我也就滿足了」。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由於卡達爾在壹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經濟的「商品與服務業黑市」，到1980年代初據估計匈牙利有9萬地下私營從業人員。
波蘭的巴爾采羅維奇說，過去我認為社會主義就像紙搭的房子非常脆弱，現在看來，只要資本主義願意為社會主義提供資金，社會主義就會存活下去，只要「利用他人的資源為自己的枯竭的電池充電」。蘇聯有個政治笑話說：勃列日涅夫帶著他媽去看他的別墅、汽車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媽說，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Communist Party來了怎麼辦？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於國家以福利換自由，以及大力壓縮社會功能，使得每個獨立的個體離開了單位就像印度的「賤民」壹樣無處安身立命，單位不僅是壹種工作場所，更多地成為壹種依賴和寄託，加之消費風氣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為主流，社會腐敗和犬儒主義大行其道。
物質消解的這壹手果然比壹味鎮壓更加有效，很多人紛紛寫「悔過書」認罪並「反戈壹擊」，重新站隊成為熱心整肅者，有些甚至比原來的保守派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他們在不久之前都還是納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積極擁護者。捷克改革派領導人姆萊納爾說，「只有在經歷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人們才開始看清了誰是誰」。政治事件后的物質「收買」造成了「沈默的70年代」。
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麻木地接受了現實，這就是東歐的「麵包時代」——「犬儒化階段」。它被哈維爾等人稱作是「沒有頭腦的時代」或「自我毀滅」的時代。米蘭·昆德拉說，在這種世界里，「人們對前景壹無所知，壹切行為變得機械化，職員們並不關心他們所做的工作的意義何在，只和壹堆匿名的文件發生關係，更糟糕的是，他們是文件中壹個個錯誤的影子。」
國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作為回報人們在政治上保持沈默，福利是需要自由作交換的。東歐的「泛政治化」壹下子變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裡的人們忘記了風起雲湧的1956年和1968年，沈浸於物質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時間進入了壹個「歷史休止期」。
「腦袋撞不破牆壁」
但仍有壹些人在苦苦思索，他們要面臨的第壹個問題是：必須要回答為什麼會有犬儒化的局面。他們認為造成「麵包時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壓統治帶來的恐懼。
匈牙利事件后確立了對「挑動罷工」處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約有幾千人為此喪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處死，總計有2.2萬人因「參与反革命活動」被關進監獄，1.3萬人被關進拘留營，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處在嚴密的監視下，估計有佔總人口2%以上的人逃離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黨更換黨證，50萬人被開除出黨，主席團和書記處50%以上的人被開除，70%的企業領導人被撤換，1/7（200萬）的人受到株連，20萬人流亡西方。
在和平時期除了大量的蘇聯駐軍以外，東歐國家都靠龐大的強力部門和軍警憲特來維持運轉。讓「遠離火線的軍人在後方依靠別人的鮮血而活著」最好辦法是把專-矛頭指向本國民眾，以震懾的方式讓整個社會在「恐怖制度」面前低頭。恐懼社會的壓制性是造成兩面派人數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肅之後人們態度的轉變並不是這些人的想法改變了，而是他們害怕表達自己的真實信念，當然不排除其中的投機者。
在政治環境的苦難面前屈服的另壹個因素是，歷史上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們「集體生存的恐懼」的心理特徵。上述國家在歷史上多次經歷過動蕩，受盡了大國的欺辱，遭受侵略、被外國佔領、軍事失敗、政治幻想復滅、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報等挫折不斷的歷程。他們自稱「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數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壹種命運多舛的民族悲劇。
米蘭·昆德拉說，小民族的概念「是指壹種狀況，壹種命運，他們在歷史上都曾從死亡的前廳走過，永遠面對強大者的傲慢，永遠看著自己的生存被威脅或被質疑，因為他們的存在是問題」。因此他們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是受害於大國的「小國」，他們的歷史就是在納粹和蘇聯交替恐怖中延續下來。
近代被歐洲出賣的教訓使他們認為「布魯塞爾沒有能力保護他們，只有美國才能幫助這片舊大陸」。這也就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這些轉軌國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歐親美派」的原因。
羅馬尼亞的埃米爾·齊奧朗在《有關小文化的悲劇》壹書中說，這些民族隨時擔心可能突然被從地圖上抹去，談論壹個國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歐人看來只不過是壹句空洞的話，因為要想消滅、征服或者同化，在壹天之內發生的政治滅亡只不過是壹個誇張的比喻，而對東歐國家而言則是明擺著的事實，他們都曾經面臨從地圖上暫時或永遠消失的窘況，他們都有過「喪失歷史聖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歸順於壹個外來強國」的經歷。
二戰後東歐被按照「莫洛托夫計劃」進行蘇式改造，使它們變成了「地理上移動的蘇聯複製品」。不管原來的基礎條件如何，統統強制搞計劃經濟體制，國家沒收了服務業、商業、工業中私人企業，取締市場，統壹調撥物資和實行計劃分配。
到1948年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幾乎絕跡，匈牙利工業的83%、波蘭工業的84%、羅馬尼亞工業的85%、保加利亞工業的98%都歸國家所有，1949年又咄咄逼人地摧毀私人了小業主和單幹農民。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會被送去勞-改，在捷克的1300萬人口中有10萬以這樣的罪名遭到拘捕，這還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員，在總人口900萬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經歷過被捕、監禁和流放，東歐人的壓抑情緒可想而知。
1953年STL去世，東歐各國立即湧現出改革浪潮，同年6月17日，東柏林40萬工人發動工潮，保加利亞工人也聞風而動。蘇聯害怕引起傳染效應下的連鎖反應，趕緊通過操縱各國黨內的「保守派」替換「改革派」，強壓下擬議中的改革方案。
1956年蘇共20大《秘密報告》出籠，東歐各黨再次出現改革呼聲。1956年和1968年，波、匈、捷都以不同的抗爭形式力圖擺脫蘇聯的控制，蘇軍大兵壓境以坦克粉碎了東歐人民探索的希望。克宮明確指出，陣營國家只有有限的主權，壹切民族主義和「特殊形式的道路」都是不允許的，任何想要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會引起軍事干涉。
捷共領導人姆萊納爾後來回憶說，1968年當每個捷克政治局委員身後都站著壹名手持武器的蘇聯紅軍時，我們每個人「對社會主義的觀念壹下子都退到了底」。這時東歐民眾反蘇式體制的共識達到高潮。
因為蘇聯人扶植的「莫斯科傀儡」的「合法性」嚴重失缺，靠坦克的軍事佔領和嚴厲的鎮壓手段只能暫時控制局面，那些以蘇聯人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壟斷無法「鹹魚翻身」獲得原諒，於是他們不得不調整策略，在嚴控不放鬆的情況下，允許民間有壹定程度的「經濟自由化」。他們企圖以經濟懷柔的方法來平復民眾的敵對情緒，修復甦軍佔領造成的民族創傷。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壹方面東歐各國大舉借外債在經濟上「討好」民眾，另外改變了過去「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的做法，擴大消費品的生產，雖然仍是短缺經濟，但是供應的商品逐漸豐富起來，赫魯曉夫式的「火柴盒」儘管簡陋難看，卻也大大緩解了人們的居住壓力。在保加利亞職工工齡積累到壹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國家轉讓的住宅產權。
到1970年代東歐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汽車、電視這些當時的高檔消費品有了穩定增長，物質與刺刀並用的軟硬兩手在壹定程度上是奏效的。各國靠借債收買人心，誰都不去考慮「擊鼓傳花」的最後接棒者，「爛攤子留給下壹任」。
波蘭在蓋萊克階段硬通貨債務增加了大約3000%。為了與教會爭奪農民，在1970年代初波蘭就給個體農民提供了社會和醫療保險；捷克在所謂的「正常化」時期的硬通貨債務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債發展經濟而著名。到1980年代東歐各國平均的債務都翻了10倍，波蘭、匈牙利則翻了20倍。
到劇變時匈牙利外債總額積累已達226億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劇變后最後壹任總理米克洛斯這樣直白地表述貸款的分配方式：「我們將貸款的2/3用來償還利息，剩下的1/3用於進口消費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以及西方的私人銀行都樂於向東歐國家貸款，這種借債「過日子」的方式，後來直接影響到劇變后的經濟轉軌模式。
從「螺絲釘」到消費者
壹時間東歐處在「土豆燒牛肉」的「消費至上」的社會氛圍內。有人據此評論說，東歐Communist Party發生了轉型，其追求目標有壹個本質的改變，與過去的激進的烏托邦理想相比，體制發生了某些「去意識形態化」的改變，變成了壹個官僚主義的怪胎。它從倡導清貧的政黨變成了瘋狂追求物質利益的集團。
上層丟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追求，拋棄了清教徒式的口號，由於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剝落，統治者赤裸裸地表現出對權力和物質的興趣。他們對理想、初衷許諾甚至文化傳統都不感興趣，只對政權本身表現出貪婪。體制的「逆向淘汰」機制，通過從統治集團中淘汰掉富有獨立精神和人道主義的理想者，把沒有創造力的順從者和執行者留下來的方法，開始了「洋蔥從心裏爛」的過程。
正如持-不-同-證件者阿瑪利里克所說的，「這種當局的唯壹目的，應當是自我保全」，它們既不想「復辟STL主義」，也不願頭頂「殘害知識界」的惡名，「它只想讓壹切照舊：權威得到承認、知識界保持沈默、制度不要為危險的和標新立異的改革所動搖」。這時的政權表現得不那麼剛性，不那麼原則，在實用主義和趨利性的驅使下斗折蛇行，為「保權而發展」使它變得可左可右。
統治集團在經濟方面做出壹些讓步，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為人民服務」的提法讓位於赤裸裸的為私利的巧取豪奪。把政治掩蓋在經濟背後，成為壹種流行的統治手段，官員們都變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兩面派。他們不再提艱苦樸素、不再提勤儉建國、不再自我標榜是清正廉潔的典範，不再高調唱「吃苦在前，享樂在後」，而是公然提倡享樂主義，拚命地鼓勵人們享受「醉生夢死」的生活。
過去當局是把國民當成服從性的「螺絲釘」來看待，現在則希望國民成為不關心政治的消費者。這樣容易用物質來消解政治訴求，從強制人們服從命令轉變到以物質誘導人們安心當「豬圈裡的豬」。只要放棄政治追求，選擇「為五斗米折腰」是會有安穩的「好日子」過的，從此不但讓人們為私利斤斤計較而轉移了注意力，更容易讓人沈醉於偏安茍且的物質追求，所以執政者也時不時出台些需要「叩謝皇恩式的福利」政策。
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說，過去我們張貼海報告訴人們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現在我們必須要在商店的櫥窗里擺滿了貨物，我們才能夠用文獻記載我們最終實現了目標。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總書記胡薩克說，「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於用物質生活的方式來緩解大眾的不滿情緒」。
接替納吉的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說，「只要提供商品讓老百姓高興，哪怕社會主義模仿資本主義我也就滿足了」。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由於卡達爾在壹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經濟的「商品與服務業黑市」，到1980年代初據估計匈牙利有9萬地下私營從業人員。
波蘭的巴爾采羅維奇說，過去我認為社會主義就像紙搭的房子非常脆弱，現在看來，只要資本主義願意為社會主義提供資金，社會主義就會存活下去，只要「利用他人的資源為自己的枯竭的電池充電」。蘇聯有個政治笑話說：勃列日涅夫帶著他媽去看他的別墅、汽車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媽說，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Communist Party來了怎麼辦？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於國家以福利換自由，以及大力壓縮社會功能，使得每個獨立的個體離開了單位就像印度的「賤民」壹樣無處安身立命，單位不僅是壹種工作場所，更多地成為壹種依賴和寄託，加之消費風氣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為主流，社會腐敗和犬儒主義大行其道。
物質消解的這壹手果然比壹味鎮壓更加有效，很多人紛紛寫「悔過書」認罪並「反戈壹擊」，重新站隊成為熱心整肅者，有些甚至比原來的保守派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他們在不久之前都還是納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積極擁護者。捷克改革派領導人姆萊納爾說，「只有在經歷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人們才開始看清了誰是誰」。政治事件后的物質「收買」造成了「沈默的70年代」。
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麻木地接受了現實，這就是東歐的「麵包時代」——「犬儒化階段」。它被哈維爾等人稱作是「沒有頭腦的時代」或「自我毀滅」的時代。米蘭·昆德拉說，在這種世界里，「人們對前景壹無所知，壹切行為變得機械化，職員們並不關心他們所做的工作的意義何在，只和壹堆匿名的文件發生關係，更糟糕的是，他們是文件中壹個個錯誤的影子。」
國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作為回報人們在政治上保持沈默，福利是需要自由作交換的。東歐的「泛政治化」壹下子變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裡的人們忘記了風起雲湧的1956年和1968年，沈浸於物質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時間進入了壹個「歷史休止期」。
「腦袋撞不破牆壁」
但仍有壹些人在苦苦思索，他們要面臨的第壹個問題是：必須要回答為什麼會有犬儒化的局面。他們認為造成「麵包時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壓統治帶來的恐懼。
匈牙利事件后確立了對「挑動罷工」處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約有幾千人為此喪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處死，總計有2.2萬人因「參与反革命活動」被關進監獄，1.3萬人被關進拘留營，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處在嚴密的監視下，估計有佔總人口2%以上的人逃離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黨更換黨證，50萬人被開除出黨，主席團和書記處50%以上的人被開除，70%的企業領導人被撤換，1/7（200萬）的人受到株連，20萬人流亡西方。
在和平時期除了大量的蘇聯駐軍以外，東歐國家都靠龐大的強力部門和軍警憲特來維持運轉。讓「遠離火線的軍人在後方依靠別人的鮮血而活著」最好辦法是把專-矛頭指向本國民眾，以震懾的方式讓整個社會在「恐怖制度」面前低頭。恐懼社會的壓制性是造成兩面派人數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肅之後人們態度的轉變並不是這些人的想法改變了，而是他們害怕表達自己的真實信念，當然不排除其中的投機者。
在政治環境的苦難面前屈服的另壹個因素是，歷史上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們「集體生存的恐懼」的心理特徵。上述國家在歷史上多次經歷過動蕩，受盡了大國的欺辱，遭受侵略、被外國佔領、軍事失敗、政治幻想復滅、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報等挫折不斷的歷程。他們自稱「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數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壹種命運多舛的民族悲劇。
米蘭·昆德拉說，小民族的概念「是指壹種狀況，壹種命運，他們在歷史上都曾從死亡的前廳走過，永遠面對強大者的傲慢，永遠看著自己的生存被威脅或被質疑，因為他們的存在是問題」。因此他們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是受害於大國的「小國」，他們的歷史就是在納粹和蘇聯交替恐怖中延續下來。
近代被歐洲出賣的教訓使他們認為「布魯塞爾沒有能力保護他們，只有美國才能幫助這片舊大陸」。這也就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這些轉軌國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歐親美派」的原因。
羅馬尼亞的埃米爾·齊奧朗在《有關小文化的悲劇》壹書中說，這些民族隨時擔心可能突然被從地圖上抹去，談論壹個國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歐人看來只不過是壹句空洞的話，因為要想消滅、征服或者同化，在壹天之內發生的政治滅亡只不過是壹個誇張的比喻，而對東歐國家而言則是明擺著的事實，他們都曾經面臨從地圖上暫時或永遠消失的窘況，他們都有過「喪失歷史聖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歸順於壹個外來強國」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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