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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家勇

隨著佛山工藝總廠、廣州大學城環衛工、番禺新生鞋廠和廣州花都西鐵城工人等集體談判案例的推進，我從壹個普通的工人代表成長為壹個工人組織者和談判顧問，收穫很多。

以前，我以為法律有漏洞，只要力推國家和地方立法部門修改和完善法律，就能保護勞動者不受傷害。所以我那時候把主要精力用在調研、起草法律草案、聯繫人大代表，推動修改和完善法律上。可是在現實案例中我發現我錯了，中國即使有好的法律，卻沒有執行法律的人和制度，沒有迫使權力部門公正執法和司法的壓力機制，沒有自下而上的實現正義的程序，這些法律也會成為划餅。歸根到底，如果壹個國家沒有組織起來的公民社會和強大的社會力量，就壹定會出現立法不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非法治的局面。

具體到勞資關係領域來說，我看到，很多工友權益受到侵害后，打不起官司、打不贏官司，即使能打贏也拖不起時間，執法部門互相推諉扯皮的情況相當普遍，我開始認識到打官司不是解決勞動糾紛的有效途徑。特別是集體性的勞動糾紛，走勞動仲裁和訴訟程序無助於事情的解決，工人根本就拖不起，政府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往往導致事態升級，使勞資矛盾更加激化。

通過這些年以來的實踐，我們發現集體談判才是解決集體性勞動糾紛的最有效的途徑，工人對勞工機構指導他們通過集體談判維護權益的需求越來越大，未來集體談判必將蓬勃發展。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開展勞資雙方直接對等的集體談判、召開工人大會和工人代表大會、建立臨時性的和利益訴求型的工人組織，是有法律依據的。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和企業開始認同集體談判了。壹些地方政府和工會對此也予以默認。

但是很多政府和工會官員思想僵化，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他們畏懼集體談判，阻撓集體談判。促使他們轉變思想觀念還需要時間，更需要我們勞工機構大力的推動。集體談判任重而道遠。

更有甚者，壹些政府官員唯利是圖，哪裡出了集體性勞動糾紛，就到哪裡趁火打劫，打壓工人，敲詐老闆，極力阻撓勞資雙方直接談判，大發不義之財。因為壹旦勞資雙方通過談判達成協議，官員將無利可圖。在工人非常理性的情況下，還動不動出動警力，動用維穩力量鎮壓工人，抓捕，拘留，毆打，判刑，甚至勾結黑社會綁架和毒打工人以及工人委託的談判顧問。

在幾乎無官不貪的大背景下，政府官員的強勢介入，放任甚至慫恿資方肆意侵佔工人的合法權益，剝削工人的勞動成果，是導致集體勞資衝突複雜化、矛盾激化升級的最主要原因。在各方都在尋求和解、尋求解決勞資糾紛的辦法、化解勞資衝突的時候，唯有政府裏面的貪官唯恐天下不亂，火上澆油，為了壹己私利，置勞資雙方和國家的利益於不顧。

我觀察和體會到，政府官員在集體談判案例的介入過程中，壹般分為三個階段。在第壹階段，主要是向勞方施壓，如果勞方頂不住這股壓力，就會全線失敗。同時資方會有很多手段配合政府官員分化瓦解工人的組織，很多情況下工人都是在這個階段失敗的。資方的手段主要是兩個，壹是騙，二是恐嚇，搞時間節點和各種分化。工人的組織動員工作，就是要針對這些手段，壹壹予以破解。在第二階段，會向勞資雙方施壓，這個階段誰頂不住誰輸。如果都頂住了，就會進入第三階段，政府官員主要向資方施壓，進入這個階段，只要工人保持團結、堅持抗爭，就勝利在望了。

勞資直接談判，是成本最低、社會效益最好的勞資矛盾解決方式。壹旦政府介入，兩方博弈變成三方博弈，而政府是最強勢的壹方，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政府和官員個人的利益，而資方又不得不聽命于政府官員，最後的結果通常是勞資雙輸、貪官通吃。

鑒於這種情況，我學習了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海哥勞工服務部、打工族服務部的實戰經驗，閱讀了勞工學者王江松的《致敬底層：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還學習了中國勞工聲援工作室怎樣消除恐懼的方法，用來指導工人開展集體談判。

他們倡導以平和理性、有理有節、不卑不亢、據理力爭、非暴力不合作的集體行動推動集體談判，維護工人集體的權益，解決工人合理的利益訴求。這種方式既能幫助工人解決問題，又能保護工人不至於受到傷害；也能避免資方被無良官員勒索，以最快速度解決勞資衝突，儘快恢復生產，把損失降到最低。此外，還真正能為政府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遏制和不斷消除剝削、腐敗、兩極分化、社會撕裂，促進社會公正和穩定，提升政府的公信力。這才是通往勞資政三贏、全社會長治久安的正確道路。

我在困惑的時候，經常向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段毅主任、勞工學者王江松、工人培訓部的陳輝海主任、打工族服務部的曾飛洋總幹事、中國勞工聲援工作室劉少明先生等人請教，他們給我的指導總是很到位、很及時，在此向各位前輩表示敬意。

工人的團結堅持是集體談判取得成功的堅強後盾，工人組織動員工作壹刻都不能放鬆，工人的權益和尊嚴要靠工人的聯合來實現。只要有牢固的工人組織（工人代表制），有力的集體行動，只要經的起誘惑、頂得住壓力，只要不採取過激行動，通過工人的集體行動推動集體談判，就壹定能取得集體談判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