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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卧雲

在任何壹個領域，人類都不得不求助於某些不言而喻的原理或假設作為思考的起點。它們可能超越壹切經驗，卻如此顯而易見和無可懷疑，以至於連普通的人類理性也對此表示贊同(康德語)。在人類社會中，人生而平等就是這樣的公理。

　　人人生而平等並不是壹個經驗命題，因為經驗恰好相反，無論在體貌上，在智力上，還是在家庭地位等等方面，人生來就不平等，但人類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是受理想指引的動物。馬克思正確地認識到人的本質就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們追求人生目標、實現人生價值無不處在社會關係中，因此人與人的關係狀態就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問題，正是由於人與人事實上的不平等，人類才把平等作為自己最基本的、也是不變的追求。人生而不平等是壹個事實真理，但人生而平等卻是高於事實的理想，是支配事實真理的公認之理，追求平等是人類無法遏制的衝動和社會發展永恆的動力。沒有公理，所有是非曲直都無從判斷，人們如果把自身利益和意識形態作為思考和辯論的出發點，真的就只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了。自身利益和意識形態多公眾利益的局限性不用多說，事實真理永遠都只有部分的真實性和局部的適用性。



　　政治作為規定和調整社會關係的核心部分、政府作為社會中樞必須受人類公理的指引，是體現人類公理最必要的部分，迄今為止，對這壹公理以及它與政治的關係最最經典的表述仍然是美國《獨立宣言》中那段傳遍世界的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利，是經被治理者的統壹而產生的。」

　　每個人的權利主張基於人人生而平等的公理而來，人人生而平等實質上是指每個人的權利平等。人類公理與政治公理是同壹個公理。壹個社會的平等狀況是衡量其政治進步程度的標準，社會正義、社會公平的根本含義都包含著平等。

　　在現實社會中，雖然不可能完全實現平等的理想，但壹個良好社會的運行必定不能過遠地偏離平等的軌道。在具體的政治生活和政府組織形式中，也可能特權橫行無忌，特殊利益集團千方百計地維護不平等的利益格局，但世界總是會用平等原則去判斷政府和政治的優劣。政治必須服從於公理。有人把「集中精力辦大事」作為優良政府的標準併為權力辯護，等於說以身高或體重評判壹個人的道德品質，在政治上，離開社會公理去談論所謂特色和模式是故意擾亂是非。壹切合理的政治模式和特色體制只能在合符政治公理的情況下才有意義。



　　國家權力既可能是創造平等、保護正義的最大力量，也可能是破壞平等、獲取特權最危險的勢力，因為只有政府才合法擁有國家暴力機器，是壹個社會中權力最大、最有力量的組織。

　　迄今為止有兩種主要的政府組織形式，壹種是議會制，壹種是官僚制。前者是限制權力的結果，是多中心治理體系，後者則是絕對集權的產物，是單壹中心的治理體系。議會制度把議會當作全體國民的合議體，它壹方面有國民代表的性質，代表全體國民，壹方面也是壹國政治權力的中心，制定法律，組織內閣，或者負立法之責，國家大事須經其決議然後施行。議會制在現代發展成為代議制民主。官僚制度以集權作為其核心目標，官員根據最高權力者的意志行事，科層管理和上級任命下級是官僚制度的兩個要件，也是實現絕對集權的兩大支柱。官僚制度在現代發展成為極權主義制度。

　　議會制和官僚制，哪壹種制度更符合社會公理即平等原則，財富的分配狀況是最好的指示器。在官僚制度下，官員以及有權力背景的商人是社會最富有和最有消費能力的階層，因為官員掌握著財富分配大權，他們在切分蛋糕時總是把最大的那份給自己，即使是以政府的名義掌握的蛋糕即國家財政部分，他們也能轉化為私人所有。政府可以隨意擴大收入，不但擁有任意徵稅權，也擁有在稅收之外廣泛收取費用的權力。議會制政府的收入來源只有徵稅和舉債，它在徵稅上持保守主義立場，不隨意提高稅率，稅收增長是政府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職能的結果。

　　英、法在18世紀在處理財政問題上的不同做法和後果，顯示了兩種制度的區別。最近十分流行的新書《二十壹世紀資本論》對此有過詳細對比。英國是壹個議會制國家，國王的統治權在1688年之後轉移到了議會手中。英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法國則是壹個由官僚實施統治的絕對君主制國家，它的中央集權及其在歐洲相比較而言較大的人口規模，使它稱雄歐洲大陸。這兩個國家經常相互開戰和參与戰爭，政府背上了沈重的債務負擔。法國王室為了解決嚴重的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決定增加稅收，於是被迫在1789年5月召開早在100多年前就取消了的三級會議。當國王盯上了法國人口數量最大的人群——第三等級——的錢包時，第三等級則盯上了國王的寶座，要求限制王權。第三等級代表於6月17日宣布成立國民議會，拉開了法國大革命的序幕。英國政府通過另外的途徑解決財政危機，它不是通過向社會掠奪性的增稅、而是依靠無限制的借債來支持戰爭的開支，到19世紀第壹個10年，政府債務接近國民收入的200%，對大量的政府債券持有人來說，借錢給政府日後獲取了豐厚的投資收益，其結果是英國的私人財富總量不斷上升，政府債券推動私人資本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為英國的強大進壹步打下了基礎。而這段時間，隔岸相望的法國則反反覆復地遭受革命的打擊，自大革命之後，它在很長時期內都沒有能力建立穩定的政治社會。

　　今天，發達國家無壹例外都是代議制民主國家，它們把國家財政的大部分都用於教育和社會福利開支。相比于中國僅僅將GDP的37%左右分配給居民，這些國家的居民收入壹般佔GDP總量的50%以上。這些國家把促進社會平等的重點放在教育、公共醫療和公共養老上。教育被認為是普通人提高收入水平和走出貧困的最好方式，公共養老讓年長者免於貧困，而獲得醫療服務對窮人和老人尤其重要，因此，教育、醫療服務和公共養老成為這些國家公共財政主要支出項目，這些開支壹般占各國國民收入的三分之壹到四分之壹。

　　從富裕人群看，發達國家依靠勞動獲取高工資收入（而不是依靠資本獲取高資本收入）的人員，主要是私營部門的經理人，工程師，大學教授和研究員，律師，醫生，以及政府高級官員。權力在這裏不會成為致富的手段，這是與官僚制社會非常顯著的區別。民主政府的高級官員獲得的高收入同企業的高級管理者獲得高收入並無不同。



　　政府是促進社會平等的主導力量，促進社會平等也是政府的根本義務。做到這壹點，政府的組織形式起著決定性作用。壹個由官員組成的政府，官員隊伍具有極大的穩定性，他們成為國家權力的壟斷者，形成壹個廣泛的和排他性的利益聯盟，壹致的利益產生壹致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依靠權力結成的利益聯盟與其他任何利益聯合相比，具有極大的不公正性。首先，它不創造財卻又要最大限度地佔有財富，其成員在勞動之外獲得的全部額外收益，無非：壹是掠奪社會財富，利用手中分配之權把蛋糕的大部分切到自己鍋里，二是掠奪個體財富，把他人財富據為己有。他們對財富無止境的慾望最後變成純粹的毫無意義的佔有，和珅、徐才厚聚斂的無數家財早已遠遠超出了他們個人及其家庭消費的極限，但他們並不會自動收手。其次，官僚集團不與社會發生互動，與人民沒有聯繫，從授權、用權、到權力的監督、權力的更替，都在內部完成，因此極為封閉，民意對其影響很小，甚至沒有實質性影響。

　　權力和資本是侵犯平等的兩股最大勢力。權力有逐利的本性，有自我強化的內在動力，資本也有逐利的本性，也有自動集中的趨勢，資本越大其聚集財富的能力也越大。資本的放縱和權力的放縱都是十分有害的，就如權力集團整體放縱和它的最高領導人壹人放縱都為害巨大。但資本失控和權力失控還是有顯著的差別。資本逐利和集中既推動財富的不平等，同時也是推動科技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資本為社會創造財富，能讓更多的人享受資本擴張帶來的收益。權力逐利和集中只會加深社會不平等，權力壹旦放任其逐利的本性，對社會就完全失去了積極意義。對社會正義而言，抑制權力總是比抑制資本重要得多。

　　二十世紀始於俄國的共產主義實踐給人類最慘痛的教訓是，用權力消滅資本不但不能帶來平等，而且是極權主義的開始，也是社會苦難的開端。馬克思由於只壹心關注資本對勞動的不平等，只看到資本的剝削，並且極力誇大資本有罪的壹面，所謂資本的每壹個毛孔都流著骯髒的血，竟然完全忽視了權力怪獸既能進行經濟剝削又能實施政治壓迫的雙重危害，它說明，即便是偉大的頭腦也是多麼容易被自己執著的事業所限制，形成思想上的巨大盲區，這也告誡人們，人類毫無理由的自負可能造成極大危害。姑且不論共產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絕對平等理想的烏托邦性質(馬克思用空想共產主義代替了它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把實現平等理想的任務交給壹個階級而實際上是壹個政黨，成為其專有之權，也使手段完全背離了目標。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是相對的，它們在對立的同時，也是潛在的天然盟友，事實的發展證明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絕對貧困的斷言是錯誤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對立則是絕對的，除非對統治者實施有效約束，否則它就是被統治者最可怕的壓迫者，最好的情況下也是偽善的壓迫者，因為權力在掠奪財富的過程中要迫使對方就範就必須進行壓迫。與權力相比，資本也更仁慈。

　　在權力和資本的關係上，馬克思假設資本是權力的絕對支配者，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僅僅是權力的役卒，為資本服務。事實則是另外壹番圖景，權力和資本兩強相遇，權力始終傲然于上，處在強勢地位。資本可以利用權力，收買權力，卻不能控制權力。權力可以消滅資本，也可以利用資本。權力消滅資本時，社會的壹切自由隨即也被消滅，而當權力利用資本、與資本合謀時，社會就徹底腐朽化。



　　人類在追求平等的歷史中，把控制權力作為他們實現平等的關鍵之舉，控制了權力，控制資本和其他特權勢力就是相對容易的事了。政府鼓勵工會發揮作用和制定反壟斷法，都是控制資本和保護平等的基本手段。保護基於平等的社會正義，第壹位的目標是控制權力，而控制權力第壹位的目標是確立良好的政府組織方式。有了壹個良好的政府組織形式，用法律控制權力才會可能。因此，憲法最核心的內容是以何種方式組織政府和構建政府。

　　說到控制權力，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是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還有就是法治。三權分立的確是壹項極其偉大的發現，並成為構架現代民主政府基本構架的原則。但是，對於民主制度而言，權力分立的重要性仍然只是第二位的，第壹位重要的制度安排是選舉，法治是前面兩項制度的自然結果。

　　我們設想，不，是事實告訴我們，權力的擁有者只要形成了利益結盟，平等和社會正義就不再存在。官僚制度從它壹開始設計就是為了永久地維護皇權，官員是國王和皇帝進行國家治理的執行者，官僚和皇權的利益也因此始終被捆綁到壹起，它們結成壹個與社會對立的、排他的、生死與共的利益共同體，要阻止社會的管理者形成權力共同體，或者瓦解已經形成的權力共同體，唯壹公正的辦法就是每隔壹段時間重新選舉社會的管理者，也就是洗牌。在紙牌遊戲中，洗牌是確保遊戲公正的唯壹辦法，每壹局牌結束后必須洗牌開始新的壹局，現代民主制度壹般以4到5年為壹局。重新洗牌也是遊戲不斷進行下去的條件，它使輸贏變動不居，但每壹次洗牌也都給參与遊戲的各方都帶來新的期盼和希望，無論是上壹局的贏家還是輸家。

　　但現在假如，在壹場遊戲中由於有壹手好牌而成為第壹局的贏家想成為永遠的贏家，於是拒絕洗牌，以第壹局的牌繼續玩下去，當然，這種奇葩的玩法非常無趣，肯定玩不下去，在現實遊戲中也不存在。即使賭場，老千也只能玩陰的，而不會明目張胆地搞鬼。如果人們都知道有老千操縱賭局，就是傻瓜也不會走進去參賭了，那樣，老千們也將壹無所獲。

　　政治遊戲到底不比紙牌遊戲，也不比賭博，官僚制度就是拒絕洗牌的政治。由於各種原因，或戰爭、或世襲，或考試成功、或交上好運、或者祖上蔭庇、或者花錢買到官位，成為了統治集團的壹員，大王小王，常主活主，集於壹手，總之，他們組成了壹手占絕對優勢的好牌，從此他們就決心永遠獨佔這手好牌，永遠坐莊，壹直玩下去。他們當然覺得坐莊非常好玩，但對其他人來說不止是極其無聊，而是極不公正。沒有機會坐莊的人，只有少數可以退出遊戲不玩了，移民，到別的國家去，但絕大多都無法選擇退出，他們只有守著家中的幾個罈罈罐罐，繼續在每場必輸的牌局上刀陪末座，並按時奉獻出賭資。

　　每隔幾年通過選舉進行壹次政治洗牌是議會制度存在的根本，英國在普選以前的很久時間里儘管為投票權設置了財產限制，只有富人才能參加選舉，但選舉依然發揮了洗牌的作用——由平民院的多數黨組閣，至於世襲的貴族院在英國政治生活中早退居到了不重要的地位。沒有洗牌也不可能形成穩定的權力分立和法治，壹個強大到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權力集團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分權體制，而法律也僅僅是統治的工具。

　　當然，不是說官僚集團就永遠不會被洗牌。內部清洗也是壹種局部洗牌的方式，壹批舊人倒台了，壹批新人被任命。對它真正意義的洗牌是改朝換代和革命。暴力洗牌的政治革命總是發生在官僚統治的社會。輪流坐莊的思想在中國自古就有，造反派孫行者就說「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再強勢的莊家也會由於生物時間而退出牌局，雖然牌還是那手好牌，但坐莊的已不是原班人馬，新的莊家班子在智力水平、經驗、牌技、人員配合等諸多方面發生了變化，那些從來沒有機會坐莊的人們突然出乎意料地發現了造反的機會，並出乎意料地迅速取得了勝利。他們已經隱忍很久，也許有幾代人了之久了，人們把莊家趕走，把原來的牌桌掀翻，整個過程可能很暴烈，也可能較平靜。

　　社會變動和發展其實就是壹個不斷洗牌的過程，既然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社會變動和發展，也就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社會不斷洗牌，只是洗牌的動力和方式不壹樣。資本也總處在不斷洗牌的過程中，它的動力來自科技變革。由於科技進步，壹些老的大資本式微了，新的大資本掘起了，科技進步越快，資本洗牌的速度越快，網際網路技術使得在很短時間內就產生了壹批實力超大的資本和公司。在思想界，新思想總是戰勝和取代舊思想，它似乎取決於人的代際更替，如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所說：「壹個新科學的真理並不是考說服它的對手而取勝，而是由於它的對手死了，新的壹代熟悉它的人成長起來了。」有人也試圖用生命的代際更替來說明政治進步的圖式，卻不免讓人覺得嫁接技術實在太差。新壹代當家的和老壹代當家的壹樣把山寨利益看得高於壹切。政治改變是利益博弈的結果。



　　在壹個組織優良的政府中，選舉是政府產生的方式，是第壹位的因素，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它從根本地上消除了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的土壤，它也是政府權力的合法來源。權力分散與制衡，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是政府的組織構架，是第二位的因素，它防止國家全部權力掌握在同壹批人手中。以權力對抗權力，把對權力的監督落實到日常管理中，使權力在任何時候都無法形成方對人民的聯盟。法治是把平等落實到具體事件上的方法，也是政府在按照民主原則組織之後的結果。在取消了人的最高權威時樹立法律的最高權威，同時，只有政府的權力也處於法律之下時，國家的每壹個公民才會在法律之下。



　　壹人壹票實現了所有人在壹個重要方面的政治權利上的絕對平等，也是以和平方式實現政治洗牌的唯壹途徑，這是民主進程的巨大成果。但在壹般情況下，平等就和其他很多重要的價值壹樣不可以絕對化，過於強調平等會損害人們的自由選擇權，過於強調自由選擇也會損害平等。比如，企業必須要有用工自由權，但同時又要對它的這種自由加以約束。壹種重要的價值往往與另壹種重要的價值發生衝突，因此人們通常都需要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加以權衡，避免顧此失彼，

　　在決策過程中，當兩種或多種重要的價值發生衝突的時候，不是去完全化解它們的矛盾，而是緩解它們的矛盾。不能為了壹種重要的價值而犧牲另壹種重要的價值。平等和效率的矛盾永遠也無法化解，以「大鍋飯」的方式取得的平等只能造成同等的貧困，由此造成另壹對矛盾——資本和勞動的矛盾也難有皆大歡喜的解決之道。有的人在托馬斯.皮凱蒂的《二十壹世紀的資本論》中也許看到了馬克思《資本論》所描繪的關於資本和勞動的陰暗前景，即無法克服勞資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擴大。從書名就可以看出，前者處理的問題與後者壹樣，即資本與勞動的衝突，但它們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馬克思運用社會學科壹般採用的方法，先確立研究主題，然後建立若干概念和假設，如價值和使用價值、勞動創造價值等等，然後推理，論證，進行思辨，最後得出結論。他在《資本論》里的結論早在成書以前就有了，他只不過是以學術的形式來證明《共產黨宣言》的結論。而皮凱蒂則不是從概念前提出發進行推斷，而是全部依靠數據說話，而且使用歷史長期數據，範圍涉及世界主要的發達經濟體。作者用歷史數據表明，資本的收益率常態性地超過了經濟增長率，收入不平等狀況並不是想人們先前認為的那樣隨著經濟發展自然呈現出先擴大后縮小的趨勢，而是總體上保持著壹貫的貧富差距，今天，財富依然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不過，與馬克思的勾勒的完全黑暗的勞資圖景比較起來，皮凱蒂的圖景只能算是灰暗，因為在發達國家社會普遍的福利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而沒有馬克思頭腦中所假想的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圖畫，這種假想的圖畫是馬克思的研究方法造成的和決定的。更重要的是，在面對勞資不平等現象時，估計現在不再會有嚴肅的研究者和政治家像馬克思那樣設想非常簡單、粗糙、極端的處理方法了。沒有壹勞永逸的解決勞資不平等的方法。

　　但是，在壹些領域存在無法克服的不平等，完全不是說平等可以退居次要的目標。我們否定「大鍋飯」式的平等，是因為它降低了所有人的幸福和收入水平，是壹種損害所有人利益包括對窮人利益的平等，因而它有害無益。只有當壹種平等對所有人的利益都產生不利時，它才是可以放棄的。

　　對政治和公共政策而言，平等始終都是第壹位的目標，即使難以實現充分平等，但也絕不能偏離平等原則。有些方面的平等已經可以十分充分實現，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有些方面的平等雖然不能充分實現，但也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平等，比如治者與被治者的地位很難做到無差別的平等，但通過選舉授權的方式，儘可能地實現了治者與被治者的平等。

　　正是因為在許多方面不可能實現完全平等，所以人類永遠不會獲得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也因為人類總是在努力接近平等的目標，所以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也總會不斷改善。社會和政治平等的目標在任何時候都是人類走向未來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