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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建嶸

近十年來，筆者壹直關注各種維權事件中的「小人物」，因為在我看來，只有通過對這些充滿悖論與矛盾的衝突性事件及其「底層人物」的意願和行為的凝視，我們才可能清晰地看到隱藏在社會轉型這壹宏大話語背後的種種微妙因素，才能洞察和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隱秘」。

　　由此，我提出了當代工人「以理維權」和農民「以法抗爭」這兩個解釋性框架，並認為中國社會底層群體維權抗爭的基本目標不僅表現為對具體利益的抗爭，而且開始從資源性權益抗爭向政治性權利抗爭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認為，無論是工人維權還是農民抗爭，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具有公共性，都與公共權力機關的施政行為相關，他們的集體行動表現出底層社會獨特的政治邏輯。

　　對於這壹研究結論，主流的政治學家並不認同。因為，在他們的話語體系中，政治是精英們的事情，它從來都是與權力、統治和管理這些公共領域的上層活動聯繫在壹起的。著名政治學家加塔諾·莫斯卡在《統治階級》壹書中就指出：在所有的社會中，都會出現兩個階級，壹個是統治階級，壹個是被統治階級。「前壹個階級總是人數較少，行使所有社會職能，壟斷權力並且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而另壹個階級，也就是人數更多的階級，被第壹個階級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專斷和粗暴的方式所領導和控制。被統治階級至少在表面上要供應給第壹個階級物質生活資料和維持政治組織必需的資金。」

　　這個由精英構成的統治階級被看成是政治的主體，因此是「政治階級」，而被統治的底層大眾只是政治的承受者，底層無政治——這種精英主義政治觀壹直在影響著人們對當今世界政治領域的分析和判斷，也主宰著政治學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視角。事實上，在精英政治之外，社會底層的政治主張和行為不僅存在，而且對社會政治過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精英和大眾

　　如果說，精英政治是與國家政權相聯繫的，並通過有組織力量的國家政治而經常表現為制度或秩序，表現為強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們無論是否掌握了國家權力，都試圖塑造自己的合法性並使之意識形態化。那麼，底層政治則更多的是底層民眾的自發行為，其行為方式也許是隱性的、自發而零散的。這有如斯科特所說，「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和計劃，它們通常表現為壹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與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規範相對抗。」同時，底層政治是反應性或應對性，它是對現實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滿尋找解釋的方式和解決的路徑。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利益受到損害。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利益訴求都可以成為底層民眾進行抗爭的誘因。它需要對自己利益受到侵害有明確的感知。在目前的中國，底層民眾進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以意識形態和其它社群為參照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以法律規定為依據而產生的利益受損感。前者如工人對企業改制的不滿講的就是「理」，後者如農民因土地被非法徵用依據的就是「法」。

　　我們還可以這樣認為， 精英和大眾都在追求政治權力，但他們在爭取權力時的表現方式不壹樣。政治精英常常視主導國家政治為其政治權力，知識精英則視社會權利為其主要的政治訴求，而社會底層群體最為現實的訴求則是具體的利益訴求。這種利益訴求決定了底層政治是壹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場域，它壹方面受國家政治和公民社會政治的掣肘，另壹方面又具備自身的內在邏輯。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底層政治的直接目標既不是為了奪取統治精英所把持的國家政權，也不是試圖主導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公民社會，社會底層群體所進行的政治抗爭表現為在國家政權主導下，利用公民社會的力量，試圖謀求某些具體的利益。關注真實的民生是底層政治真正的意義。但我並不是說以民生為首意的底層政治不會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國家政治的層面。在壹定條件下，這些是很可能發生的，正如我調查發現的中國農民和工人的抗爭那樣，當具體的經濟利益得不到滿足時，他們會從公民權利甚至政治權利的角度尋找答案。

　　在政治過程方面，「統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第壹，履行所有重要的政治職能，主要是制定國家和社會的重大決策，並實施某些關鍵性的決策；第二，引導國家的政治生活，控制意識形態，協調利益集團的矛盾，並且充當象徵性的行為者」。應該說，這樣的表述是正確的。但我要指出的是，精英政治對政治過程的這些影響，也要受到底層群體行動的制約。正如底層政治受到精英政治的制約壹樣。底層政治所產生的制約可能是多方面的。壹種可能是精英要在國家政治動蕩的時候，通過動員和組織社會底層群體的力量來達到奪取權力和掌握權力的目的。在這種意義上，如何動員和組織底層政治群體就成為精英的主要活動。對此，20世紀中國社會的政治發展史給我們提供了充分的說明。另壹種情況則是，在國家和社會穩定的時候，底層民眾的反抗可能會制約精英政治的選擇空間。事實上，就我們親身經歷的事情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壹些社會問題上的政策的改變，包括壹些大的農業政策和社會政策出台，都與底層人民的抗爭相聯繫。比如，農業稅的取消，就與農民的抗稅相關；比如，土地政策的調整就與農民的土地維權相關聯。

　　底層政治的存在空間

　　在這種意義上，底層政治實際上是公眾參与的壹種重要形式。現代社會應該容許有底層政治的存在空間。因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有效解決大眾參与的問題。事實上，「精英與大眾之間政治參与的差異是民主的壹個主要悖論。從理論、法律上說，政治是對民主政體中所有人開放的。但在實踐中，壹些人的參与比另壹些人更多。由於有著良好教育和經濟境況的人更多地參与政治，他們即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來獲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在許多理論家看來，這種政治參与上的不平等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其依據就是底層民眾由於低教育水平，對政治容易產生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簡單判斷，並具有極端主義傾向。事實上，就政治的內在特徵來說，任何政治，無論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無論是精英政治還是底層政治，都是社會利益關係博弈的外在形式。政治精英們的活動，從來不是憑空進行的，他們的政治行為有著基於利益而建構的邏輯。同樣，底層民眾也不是壹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群體。理性算計是精英和底層民眾進行政治行動的共同依據。社會底層民眾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狀況，只是表明現在社會事件所代表的利益是否足以讓他們採取理性行動。底層政治所具有的這些極端主義傾向，它的意義在於擴長了精英政治選擇的範圍，但它如果不被政治精英們利用，其自身產生的社會危害應是十分有限的。

　　總之，底層社會所具有的這些政治邏輯表明，政治精英之間的互動並不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全部。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知識階層對底層政治的無視到了理直氣壯的地步，真正來自底層的眼光是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對邊緣弱勢群體問題的呼籲，也在壹定程度上出於這樣壹種危機意識：底層生存狀況的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是壹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精英思維的反應。顯而易見，基於「危險」反應的對於底層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者說是上層利益階層的立場。底層所獲得的關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為治理對象和防範對象而存在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進他們的生活，從底層群體的處境去理解他們的訴求和行為。也就是說，我們對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動的層面上，我們需要深入底層社會生活的內在結構中去尋找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我們對那些主導社會發展的精英們也不能停在道德評價的層面上，我們需要尋找壹種制約精英們行動的社會力量。毫無疑問，這種力量首先來自政治背後的社會群體的利益關係，然後才是制度的設定和遵守。在這裏，民主政治的主要意義，就是讓政治精英和底層民眾在內的社會各群體有壹個平等的利益表達平台。只有當社會的所有成員特別是底層階層都感到有利益表達的渠道，並能意識到這種表達是有效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而和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