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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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2月2日
作者 杜光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已經幾十年了，在這個時期里，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也有嚴重的缺陷。不但政治體制改革停頓不前，經濟體制改革也進入歧途，改革的成果為權貴豪強所攫取，億萬公民不能分享改革創造的好處，卻要承擔改革缺陷所帶來的苦難；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動蕩不安；總之，在表面繁榮富強的掩蓋下，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可以說，改革已經進入了壹個狹小逼仄的死胡同，要轉身回頭，非常困難。
當年人們歡天喜地地迎接由農村的包產到戶所引發的改革熱潮時，誰能料想到改革會導致這樣的局面？
壹、沒有明確的目標模式
為要把改革引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首先應該對改革三十年來的成敗得失，進行必要的總結，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我認為，改革過程所出現的許多失誤和缺陷，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沒有找准改革的目標模式。
當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是不可能有什麼明確目標的，因為它起初並不是人們自覺選擇的結果。2008年全國紀念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30周年，把它說成是改革開放的開端，這是壹個歷史的誤會。十壹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功績不是啟動改革，而是把全國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然，這為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會議的任何文件都沒有提到改革。改革的濫觴是農村自發的包產到戶，而不是任何官方的政策。
毛澤東壹手導演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社會拖到全面崩潰的邊緣。已經淪為農奴的人民公社社員為了活命，冒著生命危險實行包產到戶。當時有所謂「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民間諺語，就因為當時主持四川和安徽工作的趙紫陽、萬里，對包產到戶採取了允許試驗的寬鬆政策，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而在十壹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里，卻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在幾個月後的壹份文件里，還說包干到戶「是壹種倒退」。1979年9月十壹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仍然強調「不許分田單幹」，但同時允許「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獨戶」可以包產到戶。1980年開始，包產到戶才逐漸得到普遍的認可，並美其名為「農業生產責任制」；1981年底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還承認它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這個過程表明，作為經濟體制改革源頭的農業體制改革，是農民的改革實踐壹步步地推動著領導人的改革意識，當然談不到什麼目標模式。
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在使農民豐衣足食之餘，還析出富餘的勞動力和十分有限的資金，於是出現了最初的私有經濟實體——攤販、游商、個體工商戶、以至小規模的村辦企業、鄉鎮企業。在城市裡，大量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到城市，為了生活，也擺起了小吃攤、維修點、理髮鋪、雜貨店等等。鄉村和城市的這些經濟細胞，突破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壹統天下，為市場經濟爭取到了最初的陣地。胡耀邦主持推動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則為新生的商品經濟提供了寬廣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使它得以迅速在全國城鄉蔓延開來。
市場經濟的萌芽和成長，使得死氣沈沈的社會經濟生活變得生氣勃勃，使執政者的目光越出了結構調整、綜合平衡、管理體制、關停並轉等單純計劃經濟的框框，承認商品市場和個體私有經濟的積極意義。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經過十年的改革跋涉，市場經濟終於獲得了它在社會發展中的應有地位，這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為市場經濟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反而模糊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束縛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我在下面將對這個問題做出進壹步的分析。
在政治領域，由於文化大革命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摧殘迫害，官方和民間對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都有殷切的期待。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願望。這個報告提出要肅清官僚主義、家長制、權力過分集中、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但是，由於這些改革的實施勢必動搖「四項基本原則」，觸犯當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報告過後就偃旗息鼓、無聲無息了，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目標模式了。
二、應當確定什麼樣的改革目標
要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首先要認清改革的性質，弄清楚為什麼要改革。
當人們從文化大革命的厄難里蘇醒過來的時候，大家普遍意識到，導致文革悲劇的體制，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十分明顯，五十年代中期經過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制度。
從實踐來看，社會主義制度本來應當是壹個公平、公正、自由、文明的制度，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卻是壹個製造階級分裂，把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公民，包括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家屬，作為敵人而肆意迫害的社會；壹個草棺人命，搜刮口糧，兩三年內就餓死三千多萬人的社會；壹個破壞傳統文化和道德，誠信喪盡、人性缺失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怎麼可能是社會主義社會呢？
從理論上看，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名言：「壹個社會制度，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生產關係，在它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母胎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社會上五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任何壹種經濟成分的生產力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而產生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連影子都沒有，更談不上成熟。也就是說，五十年代的中國，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毛澤東自己就曾經說過：「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正是毛澤東自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經過民主主義」，就企圖「到達社會主義」，結果沒有把中國人民帶進社會主義天堂，卻把中華大地變成了專制主義的人間地獄。
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實現了共產黨對社會的全面壟斷：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在文化領域壟斷真理裁判權，在社會領域壟斷公民權利。這是典型的專制極權社會，它是我國兩千多年來的皇權專制主義的迴光返照。
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就是要革除這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專制主義體制。這是壹百多年來的反專制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在現階段的主要形式。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卻跳不出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牢籠，還是把中國社會看做是社會主義社會，把改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同時又承認：「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搞不清楚」。讓「還搞不清楚」的東西去「自我完善」，豈不是壹筆糊塗賬嗎？所以就只好「摸著石頭過河」。
「摸著石頭過河」反映了改革指導思想的悖論：改革的歷史任務是要革掉專制主義的社會體制，而改革者的思想卻又把這個專制體制看做是社會主義體制而加意維護。這個矛盾貫穿于幾十年的改革全過程，也是改革中的壹切缺陷和錯誤的總根源。
這個矛盾還表現在「不爭論」的提出上。所謂「不爭論」，就是不要去爭論改革究竟「姓社」還是「姓資」。它反映了鄧小平的尷尬和無奈。因為毛極左派攻擊改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按照斯大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改革確實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由於這些改革的領導人走不出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陰影，所以爭論起來，他們必敗無疑，這才有「不爭論」的大政策。
其實，改革派的領導人只要離開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高舉我前面引用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名言，理直氣壯地宣告改革就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是為了「到達社會主義」而必須「經過」的民主主義，就可以駁倒毛派的責難。
理解了改革的性質是現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它的目標是要革除專制主義的體制，我們就不難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那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
三、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 經濟市場化
市場在我國的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商周時代就有「日中為市」的記載。但它作為壹種經濟形態，始終只能作為主要經濟形態的補充而存在。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市場經濟才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
市場經濟的最主要的特徵是自由競爭。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里指出：「每壹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該完全自由，讓他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其資本，和任何其他人和其他階級相競爭。」
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所在，也是它得以不斷創新、不斷發展的活力的源泉。因為有競爭，所以企業經營者必須不斷改革經營方式，革新生產工具，改善技術條件，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效率，以求在同行業中出奇制勝，從而獲取更多的利潤，並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競爭必須是自由的，當然是在法律範圍內的、理性的自由。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表面上似乎雜亂無序，但由於它必然導致優勝劣汰的後果，所有競爭者都不能不遵從市場經濟在運行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規律，否則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險，因而客觀上必然會使競爭成為有序的競爭。而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受到非經濟力量干預、控制的市場經濟，則會製造競爭者之間的不平等，違反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使市場經濟處於壹種病態的無序狀態，甚至出現劣勝優汰的現象，阻礙生產力的正常發展。
中國的市場經濟，主要是由兩股經濟洪流彙集而成的，壹股是在個體戶小生產的基礎上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的民營經濟，壹股是由台港澳和外國投資者興辦的經濟實體。至於國有經濟，從壹開始就同市場經濟若即若離，遊離於市場經濟之外。所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形態，實際上是由市場經濟和壟斷經濟兩大板塊構成的。經濟市場化，就是要使市場經濟成為統御整個經濟領域的經濟形態。
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營經濟的繁榮。而民營經濟三十年來的發展軌跡卻表明，它幾乎無時無刻不處在壟斷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擠壓、排斥之下。許多企業家被迫討好權貴官僚和壟斷企業，以求改善企業的生存環境。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通稱「36條」），為民營企業打開了進入壟斷行業的大門，但在國有壟斷企業和有關利益集團的阻撓下，民營企業要進入壟斷行業卻困難重重。有人把它形容為「兩門現象」：壹是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壹是彈簧門，好不容易進去了，卻被彈了出來。時過5年，不久前國務院又發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幾點意見》（被稱為「新36條」），再次強調允許民營企業投資壟斷領域，改善他們的融資條件，但這個文件是否能夠切實貫徹，恐怕前景未可樂觀。
2009年的「國進民退」，是壟斷經濟擠壓民有經濟的最好例證，也是政治權力支持壟斷利益集團壓迫民營企業的最好例證，更是市場經濟遭到損害的最好例證。
為什麼官方文件再三強調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民有經濟，實際上卻總是貫徹不下去呢？這裏固然有既得利益者的私利在支配著決策，但更重要的，還是意識形態的因素。
在官方的文件和媒體的報道里，總是把中國的市場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壹個虛構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什麼是社會主義？論述社會主義的書籍和文章多如牛毛，在談到它的基本特徵時，所見各有不同，但有兩條是論者都承認的，那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和以公有製為主體。這兩個來自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特徵，不但違背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同市場經濟相互抵牾、格格不入的。市場經濟的最主要的特徵是自由競爭，把它放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還能有什麼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呢？至於以公有製為主體，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里，都是壹個需要糾正和澄清的概念。按照馬克思的論述，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應該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勞動者對他們用來進行「自由集體勞動」的生產資料享有個人所有權；它是聯合佔有和個人所有的統壹：壹方面，生產資料是勞動者聯合佔有的，任何個人都無權分割或處置；另壹方面，每壹個勞動者都有壹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可是，在我們國家裡，卻把國家所有制的壟斷經濟，說成是公有制，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以自由競爭為特徵的市場經濟，居然要以壟斷經濟為主體，這豈不是太荒唐了嗎？
由此可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不可取的。無論如何，市場經濟由壹個政黨來領導，以壟斷經濟為主體，是同它的本質特徵相違背的。這樣壹個不完善、不健康的市場經濟，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
市場經濟的主體不是國有壟斷經濟，而是民有經濟。民有經濟是技術創新的主力、公民社會的溫床、中產階級的搖籃、勞動者就業的主要依託、工人階級有產化的希望所在。三十年來它已經在社會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權力機關和既得利益集團能解除對它的束縛，制止對它的侵害，它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中國的經濟形態，可以說是市場經濟和壟斷經濟各有半壁江山。以市場化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就是要大力發展民有經濟，使以民有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成為整個社會的經濟形態，在自由競爭的環境里實現優勝劣汰，有效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此，壹方面要開放壟斷領域，讓民有企業進入，同國有企業競爭；另壹方面，要取消國有經濟對資源、產品和價格的壟斷，把他們趕到商品市場里去，通過競爭來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而要做到這壹點，指導思想上就必須掙脫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枷鎖，轉變許多習以為常的錯誤觀念，實現政企分開，不要干預市場經濟的正常活動。只有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不利於社會和人民大眾的利益時，國家的調控干預才是必要的。
四、政治改革的目標模式——政治民主化
什麼是民主？民主是公民自由權利在政治領域的反映，它表現為壹種國家制度，壹種社會治理模式。古希臘的梭倫改革和伯里克利民主，是古代民主的典型模式，但那個民主只是有產者的民主，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民主。民主成為普適性的價值，是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的事。這壹方面是為了動員人民群眾起來反對封建王權和宗教神權；另壹方面，也揭示了人民具有與生俱來的自由民主權利的真理。幾百年來，民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最普遍的政治要求。
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以來，民主的價值觀逐漸深入人心。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鬥爭中，高舉民主自由的大旗，提出了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壹和富強的新中國的號召，贏得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擁護，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廣大民眾從文化大革命的苦難中深深體會到專制主義的可惡，強烈呼求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但迄今看不到啟動改革的跡象。執政黨的文件里雖然不斷有改革政治體制的說法，但也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在現階段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目前社會上的所有弊病，如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腐敗遍地、賄賂公行、官民對立、盜賊橫行等等，總的根源都在於權力不受制約的專制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民主政治，是解決當前所有社會弊病的總樞紐。
幾十年來，中國許多學者提出建立憲政民主的口號。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內涵就是憲政民主。所謂憲政，就是依憲決策、依憲行政。在國家政治體制中，憲法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它既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也約束每個公民的行為；它不但符合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也符合於每個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憲政民主，或立憲政治，已成為所有民主國家的朝野有識之士的共同認識和追求。
憲政在中國已經有壹百多年的歷史。1908年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打開了中國憲政之路的大門。繼《憲法大綱》之後，中國曾經有過許多部憲法，但憲政仍然遙遙無期。
憲政的最重要的作用，在於保障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這兩條要求在現行憲法條文里都有所體現。如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里，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等等。對於政府權力及權力部門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憲法也有明確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立法權、任免權、監督權；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它根據憲法和法律行使行政職權，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並報告工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則「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些規定，完全符合於三權分立的原則。三權分立不是壹種政治模式，而是壹個政治原則，指的是各個權力機關依憲分工，各司其職，彼此之間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中國憲法的有關條文，體現了這個符合於民主要求的政治原則。
在這些條文里，公民的權利，權力機關的職責和相互之間的制約、監督，都有著明確的規定，為什麼在實際生活中，公民權利卻得不到保障，政治權力得不到制約呢？
這個問題的存在，歸根結底在於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並且明顯地體現在憲法里。憲法序言通過歷史敘述，強調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加上關於四項基本原則和階級鬥爭的記載，就使公民各項權利和權力機關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監督，變成壹紙空文。黨比法大，黨比憲大，既是諷刺和調侃，也是實際情況的反映。當公民行使自由權利被認為對專制統治構成威脅的時候，黨就可以隨時隨地加以取締；而在黨權凌駕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上的時候，三權分立還有什麼意義呢？去年有些人聲嘶力竭地反對三權分立，就是為了反對把壹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改革成為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
推進憲政民主，實現政治民主化的課題，在於恢復憲法的兩大基本功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實現權力機關之間的制約與監督。為此，需要修改憲法，特別是要刪除憲法序言，代之以簡明扼要、言簡意賅的小序，只說明憲法的本質和特徵就夠了。但最根本的改革，還是要改變壹黨專政的專制體制，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所在。不廢除壹黨專政，是無法推進憲政民主，實現政治民主化的。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已經幾十年了，在這個時期里，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也有嚴重的缺陷。不但政治體制改革停頓不前，經濟體制改革也進入歧途，改革的成果為權貴豪強所攫取，億萬公民不能分享改革創造的好處，卻要承擔改革缺陷所帶來的苦難；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動蕩不安；總之，在表面繁榮富強的掩蓋下，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可以說，改革已經進入了壹個狹小逼仄的死胡同，要轉身回頭，非常困難。
當年人們歡天喜地地迎接由農村的包產到戶所引發的改革熱潮時，誰能料想到改革會導致這樣的局面？
壹、沒有明確的目標模式
為要把改革引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首先應該對改革三十年來的成敗得失，進行必要的總結，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我認為，改革過程所出現的許多失誤和缺陷，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沒有找准改革的目標模式。
當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是不可能有什麼明確目標的，因為它起初並不是人們自覺選擇的結果。2008年全國紀念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30周年，把它說成是改革開放的開端，這是壹個歷史的誤會。十壹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功績不是啟動改革，而是把全國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然，這為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會議的任何文件都沒有提到改革。改革的濫觴是農村自發的包產到戶，而不是任何官方的政策。
毛澤東壹手導演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社會拖到全面崩潰的邊緣。已經淪為農奴的人民公社社員為了活命，冒著生命危險實行包產到戶。當時有所謂「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民間諺語，就因為當時主持四川和安徽工作的趙紫陽、萬里，對包產到戶採取了允許試驗的寬鬆政策，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而在十壹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里，卻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在幾個月後的壹份文件里，還說包干到戶「是壹種倒退」。1979年9月十壹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仍然強調「不許分田單幹」，但同時允許「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獨戶」可以包產到戶。1980年開始，包產到戶才逐漸得到普遍的認可，並美其名為「農業生產責任制」；1981年底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還承認它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這個過程表明，作為經濟體制改革源頭的農業體制改革，是農民的改革實踐壹步步地推動著領導人的改革意識，當然談不到什麼目標模式。
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在使農民豐衣足食之餘，還析出富餘的勞動力和十分有限的資金，於是出現了最初的私有經濟實體——攤販、游商、個體工商戶、以至小規模的村辦企業、鄉鎮企業。在城市裡，大量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到城市，為了生活，也擺起了小吃攤、維修點、理髮鋪、雜貨店等等。鄉村和城市的這些經濟細胞，突破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壹統天下，為市場經濟爭取到了最初的陣地。胡耀邦主持推動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則為新生的商品經濟提供了寬廣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使它得以迅速在全國城鄉蔓延開來。
市場經濟的萌芽和成長，使得死氣沈沈的社會經濟生活變得生氣勃勃，使執政者的目光越出了結構調整、綜合平衡、管理體制、關停並轉等單純計劃經濟的框框，承認商品市場和個體私有經濟的積極意義。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經過十年的改革跋涉，市場經濟終於獲得了它在社會發展中的應有地位，這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為市場經濟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反而模糊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束縛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我在下面將對這個問題做出進壹步的分析。
在政治領域，由於文化大革命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摧殘迫害，官方和民間對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都有殷切的期待。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願望。這個報告提出要肅清官僚主義、家長制、權力過分集中、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但是，由於這些改革的實施勢必動搖「四項基本原則」，觸犯當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報告過後就偃旗息鼓、無聲無息了，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目標模式了。
二、應當確定什麼樣的改革目標
要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首先要認清改革的性質，弄清楚為什麼要改革。
當人們從文化大革命的厄難里蘇醒過來的時候，大家普遍意識到，導致文革悲劇的體制，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十分明顯，五十年代中期經過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制度。
從實踐來看，社會主義制度本來應當是壹個公平、公正、自由、文明的制度，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卻是壹個製造階級分裂，把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公民，包括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家屬，作為敵人而肆意迫害的社會；壹個草棺人命，搜刮口糧，兩三年內就餓死三千多萬人的社會；壹個破壞傳統文化和道德，誠信喪盡、人性缺失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怎麼可能是社會主義社會呢？
從理論上看，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名言：「壹個社會制度，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生產關係，在它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母胎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社會上五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任何壹種經濟成分的生產力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而產生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連影子都沒有，更談不上成熟。也就是說，五十年代的中國，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毛澤東自己就曾經說過：「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正是毛澤東自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經過民主主義」，就企圖「到達社會主義」，結果沒有把中國人民帶進社會主義天堂，卻把中華大地變成了專制主義的人間地獄。
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實現了共產黨對社會的全面壟斷：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在文化領域壟斷真理裁判權，在社會領域壟斷公民權利。這是典型的專制極權社會，它是我國兩千多年來的皇權專制主義的迴光返照。
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就是要革除這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專制主義體制。這是壹百多年來的反專制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在現階段的主要形式。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卻跳不出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牢籠，還是把中國社會看做是社會主義社會，把改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同時又承認：「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搞不清楚」。讓「還搞不清楚」的東西去「自我完善」，豈不是壹筆糊塗賬嗎？所以就只好「摸著石頭過河」。
「摸著石頭過河」反映了改革指導思想的悖論：改革的歷史任務是要革掉專制主義的社會體制，而改革者的思想卻又把這個專制體制看做是社會主義體制而加意維護。這個矛盾貫穿于幾十年的改革全過程，也是改革中的壹切缺陷和錯誤的總根源。
這個矛盾還表現在「不爭論」的提出上。所謂「不爭論」，就是不要去爭論改革究竟「姓社」還是「姓資」。它反映了鄧小平的尷尬和無奈。因為毛極左派攻擊改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按照斯大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改革確實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由於這些改革的領導人走不出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陰影，所以爭論起來，他們必敗無疑，這才有「不爭論」的大政策。
其實，改革派的領導人只要離開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高舉我前面引用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名言，理直氣壯地宣告改革就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是為了「到達社會主義」而必須「經過」的民主主義，就可以駁倒毛派的責難。
理解了改革的性質是現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它的目標是要革除專制主義的體制，我們就不難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那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
三、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 經濟市場化
市場在我國的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商周時代就有「日中為市」的記載。但它作為壹種經濟形態，始終只能作為主要經濟形態的補充而存在。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市場經濟才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
市場經濟的最主要的特徵是自由競爭。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里指出：「每壹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該完全自由，讓他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其資本，和任何其他人和其他階級相競爭。」
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所在，也是它得以不斷創新、不斷發展的活力的源泉。因為有競爭，所以企業經營者必須不斷改革經營方式，革新生產工具，改善技術條件，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效率，以求在同行業中出奇制勝，從而獲取更多的利潤，並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競爭必須是自由的，當然是在法律範圍內的、理性的自由。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表面上似乎雜亂無序，但由於它必然導致優勝劣汰的後果，所有競爭者都不能不遵從市場經濟在運行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規律，否則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險，因而客觀上必然會使競爭成為有序的競爭。而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受到非經濟力量干預、控制的市場經濟，則會製造競爭者之間的不平等，違反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使市場經濟處於壹種病態的無序狀態，甚至出現劣勝優汰的現象，阻礙生產力的正常發展。
中國的市場經濟，主要是由兩股經濟洪流彙集而成的，壹股是在個體戶小生產的基礎上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的民營經濟，壹股是由台港澳和外國投資者興辦的經濟實體。至於國有經濟，從壹開始就同市場經濟若即若離，遊離於市場經濟之外。所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形態，實際上是由市場經濟和壟斷經濟兩大板塊構成的。經濟市場化，就是要使市場經濟成為統御整個經濟領域的經濟形態。
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營經濟的繁榮。而民營經濟三十年來的發展軌跡卻表明，它幾乎無時無刻不處在壟斷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擠壓、排斥之下。許多企業家被迫討好權貴官僚和壟斷企業，以求改善企業的生存環境。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通稱「36條」），為民營企業打開了進入壟斷行業的大門，但在國有壟斷企業和有關利益集團的阻撓下，民營企業要進入壟斷行業卻困難重重。有人把它形容為「兩門現象」：壹是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壹是彈簧門，好不容易進去了，卻被彈了出來。時過5年，不久前國務院又發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幾點意見》（被稱為「新36條」），再次強調允許民營企業投資壟斷領域，改善他們的融資條件，但這個文件是否能夠切實貫徹，恐怕前景未可樂觀。
2009年的「國進民退」，是壟斷經濟擠壓民有經濟的最好例證，也是政治權力支持壟斷利益集團壓迫民營企業的最好例證，更是市場經濟遭到損害的最好例證。
為什麼官方文件再三強調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民有經濟，實際上卻總是貫徹不下去呢？這裏固然有既得利益者的私利在支配著決策，但更重要的，還是意識形態的因素。
在官方的文件和媒體的報道里，總是把中國的市場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壹個虛構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什麼是社會主義？論述社會主義的書籍和文章多如牛毛，在談到它的基本特徵時，所見各有不同，但有兩條是論者都承認的，那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和以公有製為主體。這兩個來自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特徵，不但違背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同市場經濟相互抵牾、格格不入的。市場經濟的最主要的特徵是自由競爭，把它放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還能有什麼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呢？至於以公有製為主體，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里，都是壹個需要糾正和澄清的概念。按照馬克思的論述，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應該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勞動者對他們用來進行「自由集體勞動」的生產資料享有個人所有權；它是聯合佔有和個人所有的統壹：壹方面，生產資料是勞動者聯合佔有的，任何個人都無權分割或處置；另壹方面，每壹個勞動者都有壹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可是，在我們國家裡，卻把國家所有制的壟斷經濟，說成是公有制，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以自由競爭為特徵的市場經濟，居然要以壟斷經濟為主體，這豈不是太荒唐了嗎？
由此可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不可取的。無論如何，市場經濟由壹個政黨來領導，以壟斷經濟為主體，是同它的本質特徵相違背的。這樣壹個不完善、不健康的市場經濟，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
市場經濟的主體不是國有壟斷經濟，而是民有經濟。民有經濟是技術創新的主力、公民社會的溫床、中產階級的搖籃、勞動者就業的主要依託、工人階級有產化的希望所在。三十年來它已經在社會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權力機關和既得利益集團能解除對它的束縛，制止對它的侵害，它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中國的經濟形態，可以說是市場經濟和壟斷經濟各有半壁江山。以市場化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就是要大力發展民有經濟，使以民有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成為整個社會的經濟形態，在自由競爭的環境里實現優勝劣汰，有效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此，壹方面要開放壟斷領域，讓民有企業進入，同國有企業競爭；另壹方面，要取消國有經濟對資源、產品和價格的壟斷，把他們趕到商品市場里去，通過競爭來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而要做到這壹點，指導思想上就必須掙脫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枷鎖，轉變許多習以為常的錯誤觀念，實現政企分開，不要干預市場經濟的正常活動。只有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不利於社會和人民大眾的利益時，國家的調控干預才是必要的。
四、政治改革的目標模式——政治民主化
什麼是民主？民主是公民自由權利在政治領域的反映，它表現為壹種國家制度，壹種社會治理模式。古希臘的梭倫改革和伯里克利民主，是古代民主的典型模式，但那個民主只是有產者的民主，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民主。民主成為普適性的價值，是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的事。這壹方面是為了動員人民群眾起來反對封建王權和宗教神權；另壹方面，也揭示了人民具有與生俱來的自由民主權利的真理。幾百年來，民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最普遍的政治要求。
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以來，民主的價值觀逐漸深入人心。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鬥爭中，高舉民主自由的大旗，提出了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壹和富強的新中國的號召，贏得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擁護，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廣大民眾從文化大革命的苦難中深深體會到專制主義的可惡，強烈呼求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但迄今看不到啟動改革的跡象。執政黨的文件里雖然不斷有改革政治體制的說法，但也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在現階段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目前社會上的所有弊病，如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腐敗遍地、賄賂公行、官民對立、盜賊橫行等等，總的根源都在於權力不受制約的專制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民主政治，是解決當前所有社會弊病的總樞紐。
幾十年來，中國許多學者提出建立憲政民主的口號。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內涵就是憲政民主。所謂憲政，就是依憲決策、依憲行政。在國家政治體制中，憲法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它既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也約束每個公民的行為；它不但符合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也符合於每個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憲政民主，或立憲政治，已成為所有民主國家的朝野有識之士的共同認識和追求。
憲政在中國已經有壹百多年的歷史。1908年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打開了中國憲政之路的大門。繼《憲法大綱》之後，中國曾經有過許多部憲法，但憲政仍然遙遙無期。
憲政的最重要的作用，在於保障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這兩條要求在現行憲法條文里都有所體現。如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里，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等等。對於政府權力及權力部門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憲法也有明確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立法權、任免權、監督權；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它根據憲法和法律行使行政職權，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並報告工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則「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些規定，完全符合於三權分立的原則。三權分立不是壹種政治模式，而是壹個政治原則，指的是各個權力機關依憲分工，各司其職，彼此之間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中國憲法的有關條文，體現了這個符合於民主要求的政治原則。
在這些條文里，公民的權利，權力機關的職責和相互之間的制約、監督，都有著明確的規定，為什麼在實際生活中，公民權利卻得不到保障，政治權力得不到制約呢？
這個問題的存在，歸根結底在於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並且明顯地體現在憲法里。憲法序言通過歷史敘述，強調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加上關於四項基本原則和階級鬥爭的記載，就使公民各項權利和權力機關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監督，變成壹紙空文。黨比法大，黨比憲大，既是諷刺和調侃，也是實際情況的反映。當公民行使自由權利被認為對專制統治構成威脅的時候，黨就可以隨時隨地加以取締；而在黨權凌駕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上的時候，三權分立還有什麼意義呢？去年有些人聲嘶力竭地反對三權分立，就是為了反對把壹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改革成為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
推進憲政民主，實現政治民主化的課題，在於恢復憲法的兩大基本功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實現權力機關之間的制約與監督。為此，需要修改憲法，特別是要刪除憲法序言，代之以簡明扼要、言簡意賅的小序，只說明憲法的本質和特徵就夠了。但最根本的改革，還是要改變壹黨專政的專制體制，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所在。不廢除壹黨專政，是無法推進憲政民主，實現政治民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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