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醫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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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醫療困境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2月2日
作者 楊子立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幹部享有政府付費的公費醫療，國有或集體企業的職工也可以享有本單位出錢的勞保醫療，而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要麼完全自費看病，要麼只有象徵性的農村合作醫療。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的合作醫療破產，傳統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逐漸沒落，農民和城市裡的失業人口淪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群體，看病完全是自費。在20世紀90年代，民眾看不起病像今天買不起房壹樣普遍。2000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對聯合國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了排名，結果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方面，位居第188位，倒數第四，被列為衛生系統「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
新壹屆政府執政以來，國家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不斷加大確實是事實，但是由於歷史欠賬太多，仍未達到世界公認的合理水平，政府的衛生支出所佔GDP比例更是長期徘徊在2%以下。總量投入不足還可以說我國畢竟是中低收入國家，但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分配嚴重不均，卻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壹個現實，這在醫療保障服務上表現得極為明顯。
中國的醫療保障缺乏公平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太少。在2001年個人承擔了60%的醫療衛生支出，而政府只承擔不到16%。2002年試點新農合，政府開始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農民看病提供支持。2007年又開始推行城鎮居民醫保，此後隨著政府衛生支出增加，到2010年政府衛生支出比例增加到了28%。但政府醫療衛生支出的增加遠遠沒能彌補歷史欠賬。根據財政部數據，2011年，全國醫療衛生支出6367億元，比上年增長了32.5%。雖然增長比例驚人，但是佔GDP總額47.16萬億比重只有1.35%，低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發達國家的政府衛生支出佔GDP比例壹般在6%-8%，發展中國家大部分是2%-6%。我國醫療衛生總支出佔GDP比例為5%，在發展中國家屬於中等，但政府的衛生支出比例在發展中國家裡也是最低行列。
二、政府醫保既不統壹也不公平。目前我國針對不同人群，有三種基本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針對有雇傭關係的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針對沒有工作單位的城鎮居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針對農民和農民工。此外，還有離休幹部的公費醫療。新農合及城鎮居民醫保籌資以政府補貼為主，而城鎮職工醫保以用人單位承擔為主。公務員本來也是公費醫療，但早在1998年國家就要求各地轉為城鎮職工醫保。到2012年初，全國31個省份中還有7個沒有完全取消公費醫療。
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用於個人的部分包括：對新農合的補貼，對城鎮居民醫保的補貼以及對公務員的醫保支出，此外還有公費醫療支出。
2011年參加新農合及城鎮居民醫保的的城鄉居民享受的政府醫保補貼是每年200元，富裕的地方由於地方財政出錢多，享受的醫療保障程度高壹些。各地職工醫保基本上每個月都要交200元以上。如果是公務員，這部分參保費大部分都由政府來出，如果是企業，則沒有政府補貼。參加新農合及城鎮居民醫保的人數有10.5億，按每人補貼200元，共2100億，正好是2011年政府衛生支出的1/3。其餘2/3的支出除了325億用於公共衛生支出，主要用於醫療機構以及補貼公務人員和公費醫療。
2006年原衛生部長殷大奎曾言850萬黨政幹部佔用了80%的政府衛生支出。這種情況在今天雖然不會還這麼嚴重，但政府衛生支出的不公平依然沒有改變。
三、城鄉醫保差別明顯。這首先表現在城鄉的人均衛生費用差距上。衛生部網站給出的2009年城市人均衛生費用是2176.6元，而農村只有562元，前者是後者3.87倍。城鄉差別的另壹表現是農民工沒有參加城鎮職工醫保的非常普遍。據研究，對於全國1.5億外出農民工的醫療保障，2/3靠在老家參加新農合，很少部分參加城鎮職工醫保和城鎮居民醫保。同時，大約1/5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城鄉醫療保障差別的原因壹方面是農民參加的新農合醫療保障水平很低，加上個人出資，壹年人均籌資水平剛達到250元左右，而城鎮職工醫保籌資水平是其10倍以上。另壹方面，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除了補需方，也就是補貼患者，大部分用於補供方，也就是補貼醫療機構，而大部分醫療機構都位於城市，這就加大了城鄉之間的衛生投入差距。
參加新農合的患者，如果住院治療，大概能報銷其醫藥費用的50%-60%，而參加城鎮職工醫保的患者，住院治療費用能報銷70%以上；更重要的是，越是花費巨大的大病，新農合保險比例越少，而城鎮職工醫保保險比例越高。所以如果是農民得了大病還是難免家破人亡的命運，城鎮職工醫保患者基本是可以看得起病的。
政府有責任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保護生命是政府責任，這壹點是毋庸置疑的，但許多人不知道保護公民健康權也是政府責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權指政府必須創造條件使人人能夠儘可能健康。這些條件包括確保獲得衛生服務，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條件，適足的住房和有營養的食物。健康權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但最基本的理解，政府應該保障人民不至於因看不起病而喪失健康和生命。
目前中國的醫改陷入困境，究竟是市場導向還是政府導向爭論不休。對於這些技術問題確實各有道理，但是政府對於公民的生命健康負有責任是無疑的。在世界上有正常醫保體系的國家，越是弱勢群體受到國家醫療保障的程度越高。對於強制性全民醫保國家，比如歐盟國家以及日韓等，越是窮人繳費越少，甚至不用繳費，但醫保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即便對於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最窮的人也是政府為他們買醫保。雖然我國號稱基本醫保的復蓋面達到了95%（2012年4月29日《中國之聲》報道，各大媒體轉載），但是看不起病的情況依然很普遍。農民和城市貧民即便有醫保，但得了大病還是主要靠自費，最終難免人財兩空的厄運。
中國的主要醫療機構是公立醫院體系，公立醫院都是國家財政投資，但如果病人既沒有錢也沒有醫保，醫院卻往往見死不救。最典型的是2005年12月，黑龍江農民工王建民被120送往同仁醫院，因為交不起住院押金，醫院拒絕救治，最終王建民在醫院哀嚎了壹晚第二天早晨終於喪命。醫院見死不救固然要譴責，但是對於確實看不起病的患者，政府不能作為最終的埋單人嗎？
只有民主才是民生的保障。人類進行經濟活動的目的本來是為了人自身的幸福，但人類壹旦組建成國家，反而往往要以犧牲人自身的幸福為代價來成就國家的目標。毛澤東時代可以造出原子彈卻無法讓人們吃飽肚子。今天的中國為了GDP，民眾的健康正在被犧牲。2007年的時候，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到2020年的衛生發展目標是：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其實早在1986年，中國當時的外交部長崔月犁就曾宣布，中國承諾實現1978年的《阿拉木圖宣言》中所稱，到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而到了2000年中國人正處於看病貴看病難的頂峰。
按說經濟發展應該為醫療衛生投入提供了基礎。陜西神木縣的免費醫療就是個成功的例子。神木縣以人均醫療投入380元的水平實現了縣內住院看病的基本免費。按照這個水平，全國只需5200億就可以解決看不起病的問題。但神木能做到的，全國做不到，原因很簡單，神木當時有個好縣委書記郭寶成。
對比壹下陜西的全國百強縣神木縣和河南的國家級貧困縣固始縣就會明白為什麼。神木縣靠煤礦資源的財政稅收，先是實現了高中教育的免費，接著實現了免費醫療，但神木縣的許多街道還是老舊的，縣政府辦公樓還是老樓，辦公室很擁擠。而固始縣卻靠著剝削農民的賣地財政修建了以縣委縣政府為典型的壹系列辦公大樓，都在新開闢的地段，豪華壯觀的建築之間是寬闊的馬路和宏大的廣場，而同時被征地的農民卻常年住在破棚子里無人過問。
假如全國都是郭寶成這樣的人當官，民生問題早就解決了。可惜的是固始縣遠比神木縣更有代表性。在壹黨專制體制下，即便偶爾出來個好官，也難有好下場，郭寶成本人實行「仁政」僅壹年多就被調到壹個閑職掛了起來。
只有在民主體制下，代表人民的議員們才能決定公共財政如何花銷。把每壹分錢用於公共服務是公務人員的應盡義務，但現在且不說維穩費用比衛生支出還要多，即便有些民生投入也是政府的恩賜。
我們相信只有壹個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才能產生壹個為民生真正負責的政府。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幹部享有政府付費的公費醫療，國有或集體企業的職工也可以享有本單位出錢的勞保醫療，而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要麼完全自費看病，要麼只有象徵性的農村合作醫療。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的合作醫療破產，傳統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逐漸沒落，農民和城市裡的失業人口淪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群體，看病完全是自費。在20世紀90年代，民眾看不起病像今天買不起房壹樣普遍。2000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對聯合國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了排名，結果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方面，位居第188位，倒數第四，被列為衛生系統「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
新壹屆政府執政以來，國家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不斷加大確實是事實，但是由於歷史欠賬太多，仍未達到世界公認的合理水平，政府的衛生支出所佔GDP比例更是長期徘徊在2%以下。總量投入不足還可以說我國畢竟是中低收入國家，但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分配嚴重不均，卻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壹個現實，這在醫療保障服務上表現得極為明顯。
中國的醫療保障缺乏公平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太少。在2001年個人承擔了60%的醫療衛生支出，而政府只承擔不到16%。2002年試點新農合，政府開始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農民看病提供支持。2007年又開始推行城鎮居民醫保，此後隨著政府衛生支出增加，到2010年政府衛生支出比例增加到了28%。但政府醫療衛生支出的增加遠遠沒能彌補歷史欠賬。根據財政部數據，2011年，全國醫療衛生支出6367億元，比上年增長了32.5%。雖然增長比例驚人，但是佔GDP總額47.16萬億比重只有1.35%，低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發達國家的政府衛生支出佔GDP比例壹般在6%-8%，發展中國家大部分是2%-6%。我國醫療衛生總支出佔GDP比例為5%，在發展中國家屬於中等，但政府的衛生支出比例在發展中國家裡也是最低行列。
二、政府醫保既不統壹也不公平。目前我國針對不同人群，有三種基本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針對有雇傭關係的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針對沒有工作單位的城鎮居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針對農民和農民工。此外，還有離休幹部的公費醫療。新農合及城鎮居民醫保籌資以政府補貼為主，而城鎮職工醫保以用人單位承擔為主。公務員本來也是公費醫療，但早在1998年國家就要求各地轉為城鎮職工醫保。到2012年初，全國31個省份中還有7個沒有完全取消公費醫療。
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用於個人的部分包括：對新農合的補貼，對城鎮居民醫保的補貼以及對公務員的醫保支出，此外還有公費醫療支出。
2011年參加新農合及城鎮居民醫保的的城鄉居民享受的政府醫保補貼是每年200元，富裕的地方由於地方財政出錢多，享受的醫療保障程度高壹些。各地職工醫保基本上每個月都要交200元以上。如果是公務員，這部分參保費大部分都由政府來出，如果是企業，則沒有政府補貼。參加新農合及城鎮居民醫保的人數有10.5億，按每人補貼200元，共2100億，正好是2011年政府衛生支出的1/3。其餘2/3的支出除了325億用於公共衛生支出，主要用於醫療機構以及補貼公務人員和公費醫療。
2006年原衛生部長殷大奎曾言850萬黨政幹部佔用了80%的政府衛生支出。這種情況在今天雖然不會還這麼嚴重，但政府衛生支出的不公平依然沒有改變。
三、城鄉醫保差別明顯。這首先表現在城鄉的人均衛生費用差距上。衛生部網站給出的2009年城市人均衛生費用是2176.6元，而農村只有562元，前者是後者3.87倍。城鄉差別的另壹表現是農民工沒有參加城鎮職工醫保的非常普遍。據研究，對於全國1.5億外出農民工的醫療保障，2/3靠在老家參加新農合，很少部分參加城鎮職工醫保和城鎮居民醫保。同時，大約1/5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城鄉醫療保障差別的原因壹方面是農民參加的新農合醫療保障水平很低，加上個人出資，壹年人均籌資水平剛達到250元左右，而城鎮職工醫保籌資水平是其10倍以上。另壹方面，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除了補需方，也就是補貼患者，大部分用於補供方，也就是補貼醫療機構，而大部分醫療機構都位於城市，這就加大了城鄉之間的衛生投入差距。
參加新農合的患者，如果住院治療，大概能報銷其醫藥費用的50%-60%，而參加城鎮職工醫保的患者，住院治療費用能報銷70%以上；更重要的是，越是花費巨大的大病，新農合保險比例越少，而城鎮職工醫保保險比例越高。所以如果是農民得了大病還是難免家破人亡的命運，城鎮職工醫保患者基本是可以看得起病的。
政府有責任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保護生命是政府責任，這壹點是毋庸置疑的，但許多人不知道保護公民健康權也是政府責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權指政府必須創造條件使人人能夠儘可能健康。這些條件包括確保獲得衛生服務，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條件，適足的住房和有營養的食物。健康權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但最基本的理解，政府應該保障人民不至於因看不起病而喪失健康和生命。
目前中國的醫改陷入困境，究竟是市場導向還是政府導向爭論不休。對於這些技術問題確實各有道理，但是政府對於公民的生命健康負有責任是無疑的。在世界上有正常醫保體系的國家，越是弱勢群體受到國家醫療保障的程度越高。對於強制性全民醫保國家，比如歐盟國家以及日韓等，越是窮人繳費越少，甚至不用繳費，但醫保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即便對於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最窮的人也是政府為他們買醫保。雖然我國號稱基本醫保的復蓋面達到了95%（2012年4月29日《中國之聲》報道，各大媒體轉載），但是看不起病的情況依然很普遍。農民和城市貧民即便有醫保，但得了大病還是主要靠自費，最終難免人財兩空的厄運。
中國的主要醫療機構是公立醫院體系，公立醫院都是國家財政投資，但如果病人既沒有錢也沒有醫保，醫院卻往往見死不救。最典型的是2005年12月，黑龍江農民工王建民被120送往同仁醫院，因為交不起住院押金，醫院拒絕救治，最終王建民在醫院哀嚎了壹晚第二天早晨終於喪命。醫院見死不救固然要譴責，但是對於確實看不起病的患者，政府不能作為最終的埋單人嗎？
只有民主才是民生的保障。人類進行經濟活動的目的本來是為了人自身的幸福，但人類壹旦組建成國家，反而往往要以犧牲人自身的幸福為代價來成就國家的目標。毛澤東時代可以造出原子彈卻無法讓人們吃飽肚子。今天的中國為了GDP，民眾的健康正在被犧牲。2007年的時候，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到2020年的衛生發展目標是：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其實早在1986年，中國當時的外交部長崔月犁就曾宣布，中國承諾實現1978年的《阿拉木圖宣言》中所稱，到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而到了2000年中國人正處於看病貴看病難的頂峰。
按說經濟發展應該為醫療衛生投入提供了基礎。陜西神木縣的免費醫療就是個成功的例子。神木縣以人均醫療投入380元的水平實現了縣內住院看病的基本免費。按照這個水平，全國只需5200億就可以解決看不起病的問題。但神木能做到的，全國做不到，原因很簡單，神木當時有個好縣委書記郭寶成。
對比壹下陜西的全國百強縣神木縣和河南的國家級貧困縣固始縣就會明白為什麼。神木縣靠煤礦資源的財政稅收，先是實現了高中教育的免費，接著實現了免費醫療，但神木縣的許多街道還是老舊的，縣政府辦公樓還是老樓，辦公室很擁擠。而固始縣卻靠著剝削農民的賣地財政修建了以縣委縣政府為典型的壹系列辦公大樓，都在新開闢的地段，豪華壯觀的建築之間是寬闊的馬路和宏大的廣場，而同時被征地的農民卻常年住在破棚子里無人過問。
假如全國都是郭寶成這樣的人當官，民生問題早就解決了。可惜的是固始縣遠比神木縣更有代表性。在壹黨專制體制下，即便偶爾出來個好官，也難有好下場，郭寶成本人實行「仁政」僅壹年多就被調到壹個閑職掛了起來。
只有在民主體制下，代表人民的議員們才能決定公共財政如何花銷。把每壹分錢用於公共服務是公務人員的應盡義務，但現在且不說維穩費用比衛生支出還要多，即便有些民生投入也是政府的恩賜。
我們相信只有壹個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才能產生壹個為民生真正負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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