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政治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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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政治形勢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2月4日
作者 張博樹
十八大結束以來中國政情的發展，已經可以大體給出壹個肯定性斷言：是的，壹個「紅色帝國」正在掘起。（注1）這個事實值得全世界關注，也似乎給現代人類文明和中國民主轉型帶來了威脅。
當今中國的所有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于黨國獨裁體制，這幾乎是自由知識界的共識。近10餘年來，呼籲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的呼聲在中國大地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溫和的民間自由派、黨內民主派、新權威主義者乃至某些「憲政社會主義者」都在以各種形式敦促當政者順應歷史大勢，哪怕先從「碎步改革」開始，先從體制內可以做、容易做的事情開始，建立起官方與自由民間的溝通渠道，壹步壹步創造條件，推進中國的政治轉型。習近平壹代新的領導人上台，也曾給人們以希望。有些人甚至以習的父親習仲勛是著名的黨內改革派為由，想當然地以為小習也將效法其父，成為中國改革的新的推手乃至「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然而，這壹切想象均落空了。民間呼籲憲政改革的「熱臉蛋」不但碰到了官方拒絕憲改的「冷屁股」，而且事情還要糟糕得多：自十八大結束以來，官方反憲政逆流甚囂塵上，文革式意識形態大棒滿天飛舞。今年（2013年）4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中共中央「9號文件」，該文件壹下子列出7種必須加以批判的「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
1. 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2. 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
3. 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4. 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5. 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6. 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
7. 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注2）
幾個月來，作為對「中央精神」的響應，大批御用文人甚至軍人撰寫的反憲政檄文充斥官媒。最近的例子如2013年10月16日《求是》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同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摘要播出此文。該文複述了「9號文件」的基本內容，稱「沒有共同思想基礎的維繫和支撐，黨將不黨，國將不國，民族也不會有凝聚力」，而「國際反華勢力骨子裡是不希望中國發展壯大的，壹直在不遺餘力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西化是手段，分化才是目的，壹個分裂動亂、軟弱渙散的中國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西化、分化中國最主要的壹手，就是搞意識形態滲透，搞亂人們的思想，瓦解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這也是最厲害的壹手，是釜底抽薪的壹手，是最需要我們警惕的。壹個國家、壹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 政權更疊可能在壹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注3）
壹黨專政與紅色世襲
人們驚詫于中共中央紅頭文件及御用文章的惡毒、蠻橫、毫不講理，為了維護壹黨統治的私利，竟然不顧基本邏輯，壹定要給憲政、普世價值等主張加上「西方」的罪名，卻絕口不提沒有掌握政權時的中國共產黨天天在用憲政標尺批評國民黨；當政者甚至把所有善意的批評、建議統統歪曲為「敵對勢力的圖謀」，又用「沒有共同思想基礎的維繫和支撐，黨將不黨，國將不國」之類恫嚇它的臣民。當人類早已進入21世紀，民主、自由、人權等準則已成現代文明的基本公理時，還在用這套黨國不分、「中國特色」的愚民術欺矇視聽、排斥異見、糊弄百姓，說來真是令人不齒！
那麼如何解釋當政集團如此冥頑、如此悖謬的行為？
不想放棄權力自然是中共當政者的基本心理。在他們看來，「憲政」就是搞多黨制，就是讓共產黨下台。儘管溫和的自由派壹再聲稱憲政只是改變制度，改變規則，至於共產黨是否下台，要看選民的選擇和共產黨自己的表現；和平的轉型、公平的權力競爭與權力替換機制甚至給共產黨提供了體面的出路和自身轉型的無限可能，共產黨應該順應乃至主動引領這個歷史潮流。但這壹套人家就是聽不進去，認準了自由派是在給黨國挖坑。此可謂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直至今天的習近平，歷代中共當權者的共同認知模式。但仔細分析起來，他們之間還有不同，乃至重大的不同。
江、胡兩代中共領導集團，出身平民者居多，雖然在他們掌權期間，「太子黨」勢力已經在發展、蔓延，但畢竟尚未佔據最高權力中樞，故江、胡帶有明顯的「守攤者」角色特徵，加之尚未走出六四鎮壓帶來的合法性陰影，壹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謹守鄧氏遺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進取精神差，「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可謂對江、胡時代的壹個傳神描述。習近平上台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不但表現為十八大常委班子中出現了習近平、俞正聲等標準「紅二代」，而且在於劉源等「紅二代」軍界代表人物對最高權力中樞開始產生直接影響。「紅二代」領導集團不同於江、胡的地方在於他們擁有更為明確的「江山意識」，也就是，「紅色江山」是他們的父輩打下來的，他們對守住這份「家產」負有天然的責任；黨國肌體的嚴重癌化激發了危機感，同時也激發了使命意識。僅僅「守攤」是沒出息的，「紅二代」領導人的抱負是要實現黨國的「中興」，這個「中興」將證明「紅二代」無愧於他們的父輩。而在現實利益層面，「中興」又將意味著黨國權力的重新穩固，這對於遍布黨、政、軍、國企、民商各個領域、已經控制中國政經命脈的太子黨集團來說，乃是其既得利益的最佳保護。
因此，理解今天的中國政治和中國政局，僅僅講壹黨專政已經不夠了，還要加上四個字：紅色世襲。「紅色世襲」不同於中國前現代皇權時代的皇位世襲，因為權力傳承不再局限於天子壹家；但「紅色世襲」又承續了前現代皇權制度的根本和精髓，那就是血緣關係構成權力傳承關係的基礎，只不過中國黨國時代的血緣傳承表現為「紅二代」對其父輩權力的集體傳承，而不再是某個家族的單獨傳承（比如北朝鮮金氏家族）。
紅色帝國掘起
這個格局的形成對未來中國政治的影響至深且巨。從實踐層面看，「紅二代」領導集團正在迅速拋掉江、胡時代謹小慎微的形象，而同時在幾個重要方面展開動作：
首先，以更加強有力的方式宣示黨國權力不容挑戰，這是壹年來反憲政逆流高潮疊起，官方主動出擊、重拳打壓民間反對力量的根本背景；（注4）
其次，對內展開大刀闊斧的反腐和毛式整肅（所謂「洗洗澡、照鏡子」、「群眾路線」乃至「民主生活會」之類），以期改善「黨風」，整頓吏治，收復民心；
第三，繼續推進民生領域的各項「改革」，包括金融、商貿、勞動保障、住房、教育、民營企業的平等待遇等，這些領域的改革成功了，均有助於「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
第四，藉助30年經濟增長造就的國力強勢，「紅二代」領導集團壹改過去「韜光養晦」的鄧氏國策，開始在國際舞台和對外關係領域頻頻示強。筆者稱之為黨國版的「新國家主義」。「新國家主義」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對它的解讀可以包含三層意思：在民族國家層面，這是壹個正在「掘起」的大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再現；在民族記憶層面，這是被黨國刻意渲染的壹個曾經輝煌、但飽受近代列強羞辱的古老民族的「復興」之舉；而在黨國政治層面，這又是確立、強化黨國體制與黨國政權合法性的新動能、新支點。在黨國現實邏輯中，前兩條必然服務於第三條，且最終歸結為第三條。
釣魚島是精心選擇的第壹個切入點。黨國壹改過去數十年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的低調，借日本宣布釣魚島「國有化」之機，迅速把這個無人小島炒作為東亞政治乃至國際政治的新焦點。接著是南海問題。圍繞南海壹些島礁的主權歸屬，中國和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產生嚴重衝突。這種衝突過去也存在，但最近壹年來大有升級趨勢。中國海軍和空軍實力的迅速增長是重要背景。而如果說南海問題體現的還是較為單純的民族國家層面的利益交織和利益衝突的話，那麼在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黨國展示的外交新思維和新布局則蘊含著更為複雜的戰略意圖。這個戰略意圖的根本點是在未來同美國爭奪對世界的「引領權」，因此它既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更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毛式「世界革命」是「紅二代」（也是包括筆者在內的整個壹代人）曾經的「理想」，雖然今天很難說還有誰相信這壹套烏托邦，但既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東風」、「西風」之爭就仍然是個現實。「掘起」的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和西方較量壹把？為此，習近平上台後的壹年，黨國迅速展開外交新布局，壹方面提升與俄羅斯的關係層次及「戰略合作」水平，形成聯俄抗美的基本格局（注5），壹方面把外交觸角伸向非洲、拉美，以拓展黨國在這些地區的經濟、戰略利益。「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都是實現這個戰略意圖的新的國際組織框架。至於歐洲這頭病老虎，黨國的辦法是又打又拉，充分利用歐洲經濟的不景氣，讓反共的歐洲各國政府臣服於黨國的金錢、商貿外交。
所有這些努力的根本目的，當然是遏制美國和西方，遏制美國的「重返亞太」，並形成對美國和西方的反遏制。
這難道不是壹個超級紅色帝國的掘起？
可以說，這個超級「紅色帝國」既是黨國，又是帝國。對內，它是黨國；對外，則越來越像帝國。把二者連在壹起的，是它的紅色。
三中全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
當然，「紅色帝國」內部並非充滿自信，剛剛閉幕沒幾天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就是證明。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用習近平的話講，這是因為「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注6）。「國安委」的設立就是為了應對此「雙重壓力」，就是為了滿足對內、對外兩方面的「安全需要」。
首先是內部安全。請注意，「對內維護政治安全」是壹個新提法，至少是在公開的文件中。所謂「政治安全」，說白了，就是黨國的安全，政權的安全。凡批評壹黨專制者，在人家看來都威脅到黨國的「政治安全」。所以黨國才要嚴控輿論，打殺壹切反對力量。習近平本人在今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8∙19」講話）就是壹個最好的證明。根據網上披露的材料，習在這個講話中提出對意識形態問題「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壹切報刊雜誌、講台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台、舞台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壹切數字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簡訊、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對這些言論，不僅要在網路上加強控制，而且要落地做人的工作。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必須教育引導，要建立責任制，所在地方和單位要切實管起來；對造謠生事的，必須依法查處，不能像《三岔口》里那樣摸著黑打來打去，也決不能讓這些人在那裡舒舒服服造謠生事、渾水摸魚、煽風點火、信口雌黃。」（注7）
除了網際網路，公眾維權、民族地區衝突、港澳自治呼聲等均涉及黨國「政治安全」，所以新設立的「國安委」又是壹個超級的黨國強力機構，它將整合公安、國安、政法、武警等內部安保部門，連同涉外的外交部、國防部及中聯部等部門，組成壹體化的國家強力決策機構。對內，它將確保臣民的忠誠，至少是就範，這是黨國「政治安全」的需要；對外，它將確保掘起中的「中國海外政治經濟利益」不受損害，這是紅色帝國的需要。它要具備處置國內、國外各種突發事件的能力，為此它必須整合黨國的所有資源，而且用高度集中的壹體化權力掌控之。
以上對這個超級強力機構的描述，大體不會錯。
它告訴我們：正在掘起的，不僅是壹個紅色帝國；這還是壹個新極權時代的到來。
再談中國政治轉型的三種可能
這壹切，對中國未來意味著什麼？或曰，在上述背景下，當如何估計中國的政治轉型？這種轉型還是可能的嗎？其前景又如何？
筆者在幾年前發表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主報告」中，曾對中國未來政治轉型給出三種可能性預期：
第壹種可能：「中左」與「中右」主導改革，在較平穩的制度轉型中達致憲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崩潰。
第三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但用更加純熟的手段維持統治，使專制體制死而不僵（注8）。
「中左」在這裏指中國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中右」指中國民間的溫和自由派。二者在憲政民主的旗幟下匯合壹處，理性地、漸進地推進中國民主轉型，本應該是未來中國轉型之路的最佳選擇。但這需要條件。壹方面是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對官方形成足夠的壓力，另壹方面是當權者對這種壓力做出正面回應。從這幾年的實際政治演進看，情況並不理想，甚至恰恰相反。中共當權者，從胡到習，對中國民間民主化要求的回應，均是負面的。胡錦濤當局對「零八憲章」的打壓、對「茉莉花散步」的強力震懾，表明中共「守攤」領導人全無政治遠見，丟失政權的恐懼遠遠壓倒對民族未來的歷史責任感。習近平的「左轉」則繼續了這個倒退勢頭，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紅二代」領導人的「江山意識」從根本上對立於中國民主轉型的大方向。所有這些，均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的第壹種可能（即體制內外結合的理性漸進轉型）的可能性在降低。
那麼，中國可能崩潰嗎？誠然，「黨專制體制有其內在的脆性，在常態下，它可以有效地維持自己、複製自己，然遇到非常情況，卻極可能出問題。黨專制控制越嚴密，社會減震裝置就越少，越容易失靈，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就越大。」（注9）但是，近年來的黨國實踐卻證明，這個體制有著異乎尋常的自我調整能力和抗風險學習能力，它正在不觸動黨國制度根本的前提下嘗試增加社會減震裝置，它也在充分利用國力增長給予統治集團的所有有利資源。雖然黨國的危機仍然帶有根本性，即權力自身的癌變已經無法逆轉，但只要它手裡還有錢（經濟仍能保持壹定的增長勢頭而不致發生大的波動），只要它把社會矛盾和衝突爆發點控制在臨界範圍內（壹方面整頓吏治、遏制貪腐，壹方面充分利用中國國民性的軟弱、勢利和小富即安施以「安撫」），這個體制再挺上十年八年乃至更長時間，並非不可能。更何況民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正在成為黨國新的得手工具，它能夠發揮的合法性再整合作用也不可小覷。綜合上述，我以為中國現存體制在某個觸發點崩潰的可能性儘管不能完全排除，但實際發生的幾率並不高。
這樣看來，「主報告」中提到的第三種可能，即「當權者拒絕憲改，但用更加純熟的手段維持統治，使專制體制死而不僵」更接近於當今中國的現實，甚至「死而不僵」都低估了人家，「紅二代」領導人還要實現紅色帝國的「掘起」和黨國的「中興」呢！
當然，話說回來，歷史發展的總潮流不會逆轉。自由、民主、人權、正義是當今人類的普世價值，即便黨國統治者也不能不從表面上接過這些口號，只是給它們加上「社會主義」的紅色標籤。迄今為止，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仍「繼續充滿了矛盾：既是經濟增長中的大國，又是全球最大的現代專制主義國家」（注10）。「紅色帝國」的「掘起」將使這個矛盾更加凸顯。然而，從根本上說，我質疑這個「掘起」的人類學含義，也不認為它真的會有什麼美妙結局。即便中國的GDP在10年或15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壹，那又能證明什麼？壹個骨子裡不承認公民的政治權利、不能給國民帶來基本尊嚴的政體，即便獲得更高的經濟成就，也只能證明這個國家本身的畸形。更何況從內部看，帶有前現代皇權文化基因的「紅二代」集體接班，在權力繼承和權力分配上將面臨新的困難。前些時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已經讓人們看到中國「紅色帝國」高層權力繼承的非確定性和權力鬥爭的無規則性。即便他們成功壓制了民間力量的成長，這個「紅色帝國」也可能毀於內部的自我絞殺。它絕不、也不可能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更談不上「引領世界的未來」。
總之，在歷史哲學範疇內，中國的民主轉型仍然是必然的。體制內外結合、理性漸進的和平轉型，固然仍是我們應該努力爭取者；崩潰背景下發生的突發轉型也需要納入民間政治家和轉型研究者的思考視野，而無論其發生的幾率如何；至於「死而不僵」甚至短暫「中興」的黨國體制，最終仍無法避免或轉型、或毀滅的命運，則現在就可以斷定。
十八大結束以來中國政情的發展，已經可以大體給出壹個肯定性斷言：是的，壹個「紅色帝國」正在掘起。（注1）這個事實值得全世界關注，也似乎給現代人類文明和中國民主轉型帶來了威脅。
當今中國的所有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于黨國獨裁體制，這幾乎是自由知識界的共識。近10餘年來，呼籲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的呼聲在中國大地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溫和的民間自由派、黨內民主派、新權威主義者乃至某些「憲政社會主義者」都在以各種形式敦促當政者順應歷史大勢，哪怕先從「碎步改革」開始，先從體制內可以做、容易做的事情開始，建立起官方與自由民間的溝通渠道，壹步壹步創造條件，推進中國的政治轉型。習近平壹代新的領導人上台，也曾給人們以希望。有些人甚至以習的父親習仲勛是著名的黨內改革派為由，想當然地以為小習也將效法其父，成為中國改革的新的推手乃至「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然而，這壹切想象均落空了。民間呼籲憲政改革的「熱臉蛋」不但碰到了官方拒絕憲改的「冷屁股」，而且事情還要糟糕得多：自十八大結束以來，官方反憲政逆流甚囂塵上，文革式意識形態大棒滿天飛舞。今年（2013年）4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中共中央「9號文件」，該文件壹下子列出7種必須加以批判的「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
1. 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2. 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
3. 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4. 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5. 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6. 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
7. 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注2）
幾個月來，作為對「中央精神」的響應，大批御用文人甚至軍人撰寫的反憲政檄文充斥官媒。最近的例子如2013年10月16日《求是》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同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摘要播出此文。該文複述了「9號文件」的基本內容，稱「沒有共同思想基礎的維繫和支撐，黨將不黨，國將不國，民族也不會有凝聚力」，而「國際反華勢力骨子裡是不希望中國發展壯大的，壹直在不遺餘力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西化是手段，分化才是目的，壹個分裂動亂、軟弱渙散的中國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西化、分化中國最主要的壹手，就是搞意識形態滲透，搞亂人們的思想，瓦解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這也是最厲害的壹手，是釜底抽薪的壹手，是最需要我們警惕的。壹個國家、壹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 政權更疊可能在壹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注3）
壹黨專政與紅色世襲
人們驚詫于中共中央紅頭文件及御用文章的惡毒、蠻橫、毫不講理，為了維護壹黨統治的私利，竟然不顧基本邏輯，壹定要給憲政、普世價值等主張加上「西方」的罪名，卻絕口不提沒有掌握政權時的中國共產黨天天在用憲政標尺批評國民黨；當政者甚至把所有善意的批評、建議統統歪曲為「敵對勢力的圖謀」，又用「沒有共同思想基礎的維繫和支撐，黨將不黨，國將不國」之類恫嚇它的臣民。當人類早已進入21世紀，民主、自由、人權等準則已成現代文明的基本公理時，還在用這套黨國不分、「中國特色」的愚民術欺矇視聽、排斥異見、糊弄百姓，說來真是令人不齒！
那麼如何解釋當政集團如此冥頑、如此悖謬的行為？
不想放棄權力自然是中共當政者的基本心理。在他們看來，「憲政」就是搞多黨制，就是讓共產黨下台。儘管溫和的自由派壹再聲稱憲政只是改變制度，改變規則，至於共產黨是否下台，要看選民的選擇和共產黨自己的表現；和平的轉型、公平的權力競爭與權力替換機制甚至給共產黨提供了體面的出路和自身轉型的無限可能，共產黨應該順應乃至主動引領這個歷史潮流。但這壹套人家就是聽不進去，認準了自由派是在給黨國挖坑。此可謂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直至今天的習近平，歷代中共當權者的共同認知模式。但仔細分析起來，他們之間還有不同，乃至重大的不同。
江、胡兩代中共領導集團，出身平民者居多，雖然在他們掌權期間，「太子黨」勢力已經在發展、蔓延，但畢竟尚未佔據最高權力中樞，故江、胡帶有明顯的「守攤者」角色特徵，加之尚未走出六四鎮壓帶來的合法性陰影，壹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謹守鄧氏遺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進取精神差，「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可謂對江、胡時代的壹個傳神描述。習近平上台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不但表現為十八大常委班子中出現了習近平、俞正聲等標準「紅二代」，而且在於劉源等「紅二代」軍界代表人物對最高權力中樞開始產生直接影響。「紅二代」領導集團不同於江、胡的地方在於他們擁有更為明確的「江山意識」，也就是，「紅色江山」是他們的父輩打下來的，他們對守住這份「家產」負有天然的責任；黨國肌體的嚴重癌化激發了危機感，同時也激發了使命意識。僅僅「守攤」是沒出息的，「紅二代」領導人的抱負是要實現黨國的「中興」，這個「中興」將證明「紅二代」無愧於他們的父輩。而在現實利益層面，「中興」又將意味著黨國權力的重新穩固，這對於遍布黨、政、軍、國企、民商各個領域、已經控制中國政經命脈的太子黨集團來說，乃是其既得利益的最佳保護。
因此，理解今天的中國政治和中國政局，僅僅講壹黨專政已經不夠了，還要加上四個字：紅色世襲。「紅色世襲」不同於中國前現代皇權時代的皇位世襲，因為權力傳承不再局限於天子壹家；但「紅色世襲」又承續了前現代皇權制度的根本和精髓，那就是血緣關係構成權力傳承關係的基礎，只不過中國黨國時代的血緣傳承表現為「紅二代」對其父輩權力的集體傳承，而不再是某個家族的單獨傳承（比如北朝鮮金氏家族）。
紅色帝國掘起
這個格局的形成對未來中國政治的影響至深且巨。從實踐層面看，「紅二代」領導集團正在迅速拋掉江、胡時代謹小慎微的形象，而同時在幾個重要方面展開動作：
首先，以更加強有力的方式宣示黨國權力不容挑戰，這是壹年來反憲政逆流高潮疊起，官方主動出擊、重拳打壓民間反對力量的根本背景；（注4）
其次，對內展開大刀闊斧的反腐和毛式整肅（所謂「洗洗澡、照鏡子」、「群眾路線」乃至「民主生活會」之類），以期改善「黨風」，整頓吏治，收復民心；
第三，繼續推進民生領域的各項「改革」，包括金融、商貿、勞動保障、住房、教育、民營企業的平等待遇等，這些領域的改革成功了，均有助於「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
第四，藉助30年經濟增長造就的國力強勢，「紅二代」領導集團壹改過去「韜光養晦」的鄧氏國策，開始在國際舞台和對外關係領域頻頻示強。筆者稱之為黨國版的「新國家主義」。「新國家主義」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對它的解讀可以包含三層意思：在民族國家層面，這是壹個正在「掘起」的大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再現；在民族記憶層面，這是被黨國刻意渲染的壹個曾經輝煌、但飽受近代列強羞辱的古老民族的「復興」之舉；而在黨國政治層面，這又是確立、強化黨國體制與黨國政權合法性的新動能、新支點。在黨國現實邏輯中，前兩條必然服務於第三條，且最終歸結為第三條。
釣魚島是精心選擇的第壹個切入點。黨國壹改過去數十年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的低調，借日本宣布釣魚島「國有化」之機，迅速把這個無人小島炒作為東亞政治乃至國際政治的新焦點。接著是南海問題。圍繞南海壹些島礁的主權歸屬，中國和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產生嚴重衝突。這種衝突過去也存在，但最近壹年來大有升級趨勢。中國海軍和空軍實力的迅速增長是重要背景。而如果說南海問題體現的還是較為單純的民族國家層面的利益交織和利益衝突的話，那麼在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黨國展示的外交新思維和新布局則蘊含著更為複雜的戰略意圖。這個戰略意圖的根本點是在未來同美國爭奪對世界的「引領權」，因此它既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更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毛式「世界革命」是「紅二代」（也是包括筆者在內的整個壹代人）曾經的「理想」，雖然今天很難說還有誰相信這壹套烏托邦，但既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東風」、「西風」之爭就仍然是個現實。「掘起」的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和西方較量壹把？為此，習近平上台後的壹年，黨國迅速展開外交新布局，壹方面提升與俄羅斯的關係層次及「戰略合作」水平，形成聯俄抗美的基本格局（注5），壹方面把外交觸角伸向非洲、拉美，以拓展黨國在這些地區的經濟、戰略利益。「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都是實現這個戰略意圖的新的國際組織框架。至於歐洲這頭病老虎，黨國的辦法是又打又拉，充分利用歐洲經濟的不景氣，讓反共的歐洲各國政府臣服於黨國的金錢、商貿外交。
所有這些努力的根本目的，當然是遏制美國和西方，遏制美國的「重返亞太」，並形成對美國和西方的反遏制。
這難道不是壹個超級紅色帝國的掘起？
可以說，這個超級「紅色帝國」既是黨國，又是帝國。對內，它是黨國；對外，則越來越像帝國。把二者連在壹起的，是它的紅色。
三中全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
當然，「紅色帝國」內部並非充滿自信，剛剛閉幕沒幾天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就是證明。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用習近平的話講，這是因為「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注6）。「國安委」的設立就是為了應對此「雙重壓力」，就是為了滿足對內、對外兩方面的「安全需要」。
首先是內部安全。請注意，「對內維護政治安全」是壹個新提法，至少是在公開的文件中。所謂「政治安全」，說白了，就是黨國的安全，政權的安全。凡批評壹黨專制者，在人家看來都威脅到黨國的「政治安全」。所以黨國才要嚴控輿論，打殺壹切反對力量。習近平本人在今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8∙19」講話）就是壹個最好的證明。根據網上披露的材料，習在這個講話中提出對意識形態問題「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壹切報刊雜誌、講台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台、舞台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壹切數字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簡訊、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對這些言論，不僅要在網路上加強控制，而且要落地做人的工作。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必須教育引導，要建立責任制，所在地方和單位要切實管起來；對造謠生事的，必須依法查處，不能像《三岔口》里那樣摸著黑打來打去，也決不能讓這些人在那裡舒舒服服造謠生事、渾水摸魚、煽風點火、信口雌黃。」（注7）
除了網際網路，公眾維權、民族地區衝突、港澳自治呼聲等均涉及黨國「政治安全」，所以新設立的「國安委」又是壹個超級的黨國強力機構，它將整合公安、國安、政法、武警等內部安保部門，連同涉外的外交部、國防部及中聯部等部門，組成壹體化的國家強力決策機構。對內，它將確保臣民的忠誠，至少是就範，這是黨國「政治安全」的需要；對外，它將確保掘起中的「中國海外政治經濟利益」不受損害，這是紅色帝國的需要。它要具備處置國內、國外各種突發事件的能力，為此它必須整合黨國的所有資源，而且用高度集中的壹體化權力掌控之。
以上對這個超級強力機構的描述，大體不會錯。
它告訴我們：正在掘起的，不僅是壹個紅色帝國；這還是壹個新極權時代的到來。
再談中國政治轉型的三種可能
這壹切，對中國未來意味著什麼？或曰，在上述背景下，當如何估計中國的政治轉型？這種轉型還是可能的嗎？其前景又如何？
筆者在幾年前發表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主報告」中，曾對中國未來政治轉型給出三種可能性預期：
第壹種可能：「中左」與「中右」主導改革，在較平穩的制度轉型中達致憲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崩潰。
第三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但用更加純熟的手段維持統治，使專制體制死而不僵（注8）。
「中左」在這裏指中國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中右」指中國民間的溫和自由派。二者在憲政民主的旗幟下匯合壹處，理性地、漸進地推進中國民主轉型，本應該是未來中國轉型之路的最佳選擇。但這需要條件。壹方面是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對官方形成足夠的壓力，另壹方面是當權者對這種壓力做出正面回應。從這幾年的實際政治演進看，情況並不理想，甚至恰恰相反。中共當權者，從胡到習，對中國民間民主化要求的回應，均是負面的。胡錦濤當局對「零八憲章」的打壓、對「茉莉花散步」的強力震懾，表明中共「守攤」領導人全無政治遠見，丟失政權的恐懼遠遠壓倒對民族未來的歷史責任感。習近平的「左轉」則繼續了這個倒退勢頭，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紅二代」領導人的「江山意識」從根本上對立於中國民主轉型的大方向。所有這些，均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的第壹種可能（即體制內外結合的理性漸進轉型）的可能性在降低。
那麼，中國可能崩潰嗎？誠然，「黨專制體制有其內在的脆性，在常態下，它可以有效地維持自己、複製自己，然遇到非常情況，卻極可能出問題。黨專制控制越嚴密，社會減震裝置就越少，越容易失靈，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就越大。」（注9）但是，近年來的黨國實踐卻證明，這個體制有著異乎尋常的自我調整能力和抗風險學習能力，它正在不觸動黨國制度根本的前提下嘗試增加社會減震裝置，它也在充分利用國力增長給予統治集團的所有有利資源。雖然黨國的危機仍然帶有根本性，即權力自身的癌變已經無法逆轉，但只要它手裡還有錢（經濟仍能保持壹定的增長勢頭而不致發生大的波動），只要它把社會矛盾和衝突爆發點控制在臨界範圍內（壹方面整頓吏治、遏制貪腐，壹方面充分利用中國國民性的軟弱、勢利和小富即安施以「安撫」），這個體制再挺上十年八年乃至更長時間，並非不可能。更何況民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正在成為黨國新的得手工具，它能夠發揮的合法性再整合作用也不可小覷。綜合上述，我以為中國現存體制在某個觸發點崩潰的可能性儘管不能完全排除，但實際發生的幾率並不高。
這樣看來，「主報告」中提到的第三種可能，即「當權者拒絕憲改，但用更加純熟的手段維持統治，使專制體制死而不僵」更接近於當今中國的現實，甚至「死而不僵」都低估了人家，「紅二代」領導人還要實現紅色帝國的「掘起」和黨國的「中興」呢！
當然，話說回來，歷史發展的總潮流不會逆轉。自由、民主、人權、正義是當今人類的普世價值，即便黨國統治者也不能不從表面上接過這些口號，只是給它們加上「社會主義」的紅色標籤。迄今為止，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仍「繼續充滿了矛盾：既是經濟增長中的大國，又是全球最大的現代專制主義國家」（注10）。「紅色帝國」的「掘起」將使這個矛盾更加凸顯。然而，從根本上說，我質疑這個「掘起」的人類學含義，也不認為它真的會有什麼美妙結局。即便中國的GDP在10年或15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壹，那又能證明什麼？壹個骨子裡不承認公民的政治權利、不能給國民帶來基本尊嚴的政體，即便獲得更高的經濟成就，也只能證明這個國家本身的畸形。更何況從內部看，帶有前現代皇權文化基因的「紅二代」集體接班，在權力繼承和權力分配上將面臨新的困難。前些時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已經讓人們看到中國「紅色帝國」高層權力繼承的非確定性和權力鬥爭的無規則性。即便他們成功壓制了民間力量的成長，這個「紅色帝國」也可能毀於內部的自我絞殺。它絕不、也不可能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更談不上「引領世界的未來」。
總之，在歷史哲學範疇內，中國的民主轉型仍然是必然的。體制內外結合、理性漸進的和平轉型，固然仍是我們應該努力爭取者；崩潰背景下發生的突發轉型也需要納入民間政治家和轉型研究者的思考視野，而無論其發生的幾率如何；至於「死而不僵」甚至短暫「中興」的黨國體制，最終仍無法避免或轉型、或毀滅的命運，則現在就可以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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