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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施衛江

中國的高速增長是中國模式的壹種表達。世紀之交，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已經展開了。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擅長運用經濟槓桿來撬動壹切他認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隨著中美二國在貿易、經濟、生產方式，以及背後支撐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爭端持續加劇，中國模式進壹步凸顯出來，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自1978年起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至今日，中國經濟始終保持著快速增長，足令世人刮目相看，真有士別三日之感，於是「中國模式」的講法應時而起，進入學院講台，同時它也具有了相當的迷惑性和欺騙性，中共當然會利用之而炫耀其「英明」執政、「偉光正」，論證其掌權的合法性來。舉1988年1月「蛇口風波」為例，幾位毛左派分子來到深圳市舉行座談會，與深圳市的青年務工人員進行思想交流，他們壹邊津津有味地享受著資本主義市場化經濟帶來的人性活力和物質繁榮，壹邊又恬不知恥地誇耀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宣稱深圳的成長恰為其優越性體現而作確認，為此就勒令中國人來服從欽定的「四項基本原則」，去深入貫徹執行既定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似乎唯如此方可確保深圳的繁榮昌盛，不然則走上邪路——這恰是混淆視聽的。
以我觀之，國民性在較大程度上以潛在勢能決定了壹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和文化風貌。現代社會中，作為集體行為主體的國民其德性素質的因素較大地被釋放了出來，集體無意識以深層的文化結構而深刻操縱著國民的日常活動，然百姓日用而不知。令世人驚嘆的中國高速增長也是在較大程度上由中華民族的秉性和氣質決定的。

聰穎智慧
與東亞各地人民壹樣，中國人的智商也是名列世界前茅，中國人的學習能力、模仿能力和考試能力超強，舉世公認，為此美國許多高校要對待東亞族裔的學生予以特別高的錄取分數，比所有的其他族裔錄取分都要高，以作糾正東亞裔學生錄取明顯偏多的狀況。
中國人非常講究「適應環境」，動輒與周遭環境達成和諧云云，這就強化了中國人的適應性生存能力，每當中國人發現，環境的生存與自身的素質存在著差異性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改變自身的素質，而不是去改變環境的不合理性，總是使自己去「打成壹片」，「搞好關係」，而這種高度適應性唯有在面對並應付優質生存環境時候就顯示出足夠的優越性來。
如此，則使中國的「后發優勢」充分顯現，這種優勢尤其顯現在中國的發展尚處在起步階段，其時經濟和技術水平還相當的低下，與發達國家的水平差距甚大，於是為中國人的好學天賦和性情提供了特別廣闊的前景，正是通過加倍努力學習西方的高端科技及工業管理方式，使得中國能夠快速追趕，迎頭趕上，乃至彎道超車。
但是中國人的智商雖高，創造能力卻不強，當中國的發展漸漸趕上而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之時，「后發優勢」的紅利和老本也就漸漸地吃得剩餘不多了，因為欲掌控最先進的科技就需要人們深深投入到創造性勞作之中，而不是單純的模仿。由此可見，中國的未來發展軌跡是可以預期的，發展將會漸漸減速下來，因為值得去學習的先進科技已經剩餘不多。
縱觀東亞人種整體，都是模仿力強創造力弱。日本、東亞四小龍以及澳門都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波峰：起先經濟發展極快，但到了工業化發達的高水平階段，增速便大大降低。今天的中國國內，東部地區的發展水平明顯比中部和西部要高，西部最低，然而以增長速度論之，西部為最高，東部最低，中間次之，這就是明證。
儘管相當聰穎，但是中華民族的總體特徵還是呈現平庸的傾向，這是因為中國人有合群癖，很強的求同排異傾向，槍打出頭鳥，人怕出名豬怕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等等，以為「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而強調集體智慧，豈不知人類社會是個開放的系統，開放系統呈現發散性的分叉狀態，而不符合線性規則，所謂「三個賽過壹個」就顯得低級、荒唐而無知，從而，特別聰明的人士、超級天才在中國相當少見。
大凡具有高度創造性氣質的人士，都是獨抱孤懷、卓爾不群，這樣的人士生存在中國社會顯然被庸眾認為是不合「情理」，不懂「規矩」，該好好欺負。那麼可想而知，倘若人連立身之處都難以尋覓，遑論創造耶？
按哲學家J•S•密爾的講法，天才大多具有怪癖性的，按精神病學家龍勃羅梭的講法，天才都是有精神病，而怪癖性、精神病如何見容於中國社會的呢？何新在《論精英淘汰》中論述，中國歷史上的精英都是難逃被淘汰的厄運，這也是當今中國人擁有世界總人口四分之壹強卻極少獲得諾貝爾獎的主因。
歷史的宏觀坐標上，超級天才以其高度原創性為人類進步賦予了極大的價值權重，這絕不是簡單地靠庸人們體力和智力的累加可以集聚起來的，譬如：莎士比亞、牛頓、達爾文、笛卡爾、彭加萊、梵高、萊布尼茨、康德、歌德、高斯、普朗克、愛因斯坦、莫扎特、貝多芬、尼采、愛迪生、霍金，等等之類。可是中國的環境卻不具備大天才成長，所以中國人的聰穎就其氣質而言只是致力在「器」、「技」、「術」上而已，不在「道」的層面，於是縱然中國經濟能飛速發展也難預見社會結構有本質上的進步。

勤勞不懈
中國人的勤勞也是聞名於世的。中國的許多企事業單位里，加班加點是再正常不過了，且無加班費的補償，許多打工者無權去喊怨。中國的公檢法與執政黨合為壹體，由政法委統率，因此《勞動法》所保障的勞動者權益常常徒有虛名。渴望加班工作的也有不少，因為加班可以多多攢錢拿到加班費，這當然還須由較為合法的企事業來執行。至於小商販們普遍不顧及休息日，也無所謂休息少。此外，許多年輕白領在工作之餘，還熱衷於上夜校充電，學習各類技能等等，總之中國人的空閑時間很少。
除了工作時間長，中國各類私營企業的工作強度普遍都是高的，而且許多著名的私營企業老總習慣運用軍事化制度來管理員工，典型的代表如華為公司，它早就以軍事化管理而聞名，更是以「床墊文化」而臭名遠揚，既加倍強化工作強度又延長實際工作時間，卻永無法律制裁之憂慮；史玉柱挂帥的巨人集團也是喜歡動用毛澤東式的軍事戰略戰術來管理公司；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多家富士康公司更是以高強度軍事化管理臭名在外，強烈的工作壓力常常逼得員工跳樓自殺；成年累月處在工作高壓下，中國的職業場上年輕力壯的知識勞動者過勞死案件時有所聞。
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果然大大提升生產效率，奮力推進中國的經濟。但是中國人也就變成了工作狂、變成了機器人，他們的尊嚴感、幸福感變得非常低下。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新教徒們內心有著上帝的「召喚」、即「天職」（calling），勤奮工作就是對於上帝的虔誠、摯愛和應許。日本學界有人認為：儒家思想也是有著類似的「天職」：勤勉。但在我看來，儒家思想倡導的勤儉只是「省用」，側重於節流，而不在於開源，中國人的勤奮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面子攀比的動力。激烈的面子攀比競爭使得中國人的精神壓力倍增，生活其實並不美滿幸福。
儘管中國人工作異常勤奮，只是希冀收入多多而已，以顯得有面子，然而是對於高級形態的精神文明則興趣寡然，這正如黑格爾評價的：「中國人對於精神性事務向來不感興趣」，如此則使得中國人對於思想類事情毫不勤奮。思想是有著「自我指涉」情景的事情，容易形成鎖閉之環，思想懶惰者自然就無法釋懷：普通勞動者的辛勤付出與金錢收入並不成和諧、正當的比率，也就是社會不會達成公正，既然不公正如何實現自己的富裕？共同的富裕有賴於良好的社會秩序，完美的社會公正，就需要建立起好的社會制度及文化氛圍，為此需要人們的思想大大勤奮起來，勇於在精神領域去探索、去創新、去實踐、去吶喊，去犯禁，所以思想懶惰的中國人難以想象，如何去滿足自己正當的幸福和尊嚴？

忍耐克己
中國人的「適應環境」能力超強，能夠忍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和肉體痛苦，職業場上顯著的高壓考驗著勞動者的承受能力，中國人大都不當作壹會事兒，只要能夠掙得大錢就算行。如此使得中國企業的製造成本放得很低，於是中國企業的產品就頗有競爭力，經濟快速騰飛起來。
艱苦的環境，有毒的生態，壓抑的氣氛，受辱的人格，都會使人徒生怨氣，但在中國人看來，只是表明自己與環境尚未達成和諧，環境是無法（或難以）改變的，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改變自己的心態，以使自己增強適應能力，這就是阿Q主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乃是中國底層百姓賴以支撐的信念，眼下的苦難都可以當作為爬升到高端社會地位的階梯，需要壹級又壹級的爬過去，期盼著將來能夠翻身得解放，壹朝壹日出人頭地，然後媳婦升格為婆婆，再讓別人來吃苦頭，冤冤隔代相報。
但是忍耐克己的危害，便是放棄掉自己的正當權益的訴求。就如海外某個華人宗教組織「輪子功夫」的招牌，就是壹個「忍」字當頭，作為核心價值觀來宣示。放棄訴求正當權益，便導致人的基本權利的失落，當人的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那麼這個社會的諸多發展指數不會有較好的提升。

唯物主義
中國人的秉性氣質就是高度的現世性，專註于當下的事情，「實用理性」積淀豐厚，使之成為急功而近利的實用主義，從而排除來世的得救，摒棄超越性的事務。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等等，無不表明對於彼岸世界的迴避。
濃郁的唯物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世俗主義風貌使得中國的物質文明建設取得空前的快速發展，因為中國人的興趣、情操、人情和激情大多集中於當下的物質生活。
全由政府操控的中國媒體時時向國民渲染著富豪們的舒適和體面，他們的成功和光彩，以這種宣傳形式來樹立起新時代的榜樣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中國人堅信：行動需要由榜樣來指引，因為缺乏獨立自主意識，羊群效應，從眾效應特別明顯。
雖然中國人傾向於唯物主義但是缺乏科學的精神，因為實用理性決定了中國人的目光短視，浮躁輕率。上面說了，「中國人對於精神性事務向來不感興趣」，既然如此中國人就難以理解，為什麼要去從事不切實際的「科學」呢？科學是屬於精神的領域，是「遠在天邊的事情」。
缺乏科學精神，缺乏人文精神，這個國家的軟實力也就缺乏底蘊，是輕浮的。

投機取巧
悠久的宗法人倫傳統使得中國人強烈傾向於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是講私人交情，這交情是排他性的私人關係，專講私人小圈子的特殊利益，有了關係就好辦事情，從而迴避社會公德和公益，無關係者嚴格而死板地按規則辦事則成「書獃子」。譬如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大搞違法經營所謂的「集體公有制」，也能夠大行其道，甚至還要大力宣傳之，因為中央首長有指示，需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樣板來昭示天下，就如從前的大慶、大寨那樣。
中國人講交情、找血緣、套近乎、拉私人之間利益關係，實質都是壹種私詢的倫理，排除普遍主義的德行。能搞關係者，即能人也，算得上是頭腦靈活會玩轉，無需循規蹈矩、只憑投機取巧，到處鉆空子便是。當然搞關係、拉交情也得有激烈競爭，然而是非正當的競爭，因而是非正義性、非公平性的。
人治傳統顯然不利於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整體利益，市場經濟大大依賴於社會成員的橫向合作關係和公平交易原則，最講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尤其需要法治的社會秩序，還需要社會公德和良心。可對於人治秉性，勢利眼的中國人來說，常常會傾向於投機取巧，嗜好鉆空子，盼望著又朝壹日發上壹筆大財，飛橫騰達起來。既然創造乏力，乃揚長避短，其凸出表現為：仿冒產品，侵犯產權，偷盜技術，竊取機密。
上面說了，法治淡薄、人治強盛的生態顯然不利於社會整體的利益、不利於市場經濟的有序化環境。對此人們必要問：投機取巧鉆空子只能使個別人得勢謀利，怎麼能使中國整體的經濟騰飛呢？
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中國政府縱容和默許治下的壹些中國人，將個別人、少數人、小集體的利益乾脆放大到整個民族利益全體，從整體出發對外界發力、用力。也就是在世貿組織這個大系統里，以中華民族、國家利益的大業為名，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投機取巧鉆空子，把黑手伸進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譬如外國投資在中國的高科技企業里，有不少的外方科技被中方偷偷地竊取而無償利用。如中國的科技龍頭企業華為公司，有堅硬的政府背景當然以國家利益為重，據最新的美國監察方披露，華為竊取了T-Mobile公司Tappy手機測試機器人技術，尚有更多的盜取行徑還未被披露呢。再如，不合理地以強制性要求外國投資商在中國設立企業的時候，寫明條款，若干年後必須將技術轉讓給中資壹方。還有，購買了外國高科技產品后，自行拆開研究，運用逆向工程，解剖其結構。至於網路上的黑客更是瘋狂肆虐，黑手頻頻伸向外國高科技企業的資料庫。還有壹些中國留學美國的高科技學科學生，利用學習的便利順手牽羊竊取美方高新科技成果資料，回國后便可發壹筆大財。
不費心思，也不耗經費，便可輕鬆得到西方的高科技成果，於是迅速提升了中國的科技水平，何樂不為啊！其行徑背後是法治理念的蔑視，反正有自己政府的撐腰，有關係網的保護，就無所畏懼。
但是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的後果是，中國的國家聲望低下，中國人的人格形象不佳，國家的軟實力嚴重受損，且促使了社會的道德淪喪，禮崩樂壞，由此形成「后發劣勢」，延遲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性，也就是後繼發展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