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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曉芒

中國人的道德底線直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傳統的血緣親情原則和家族等級原則，它在當代的陌生人社會中已經暴露出了極端的不適應，成為官員腐敗、環境污染、毒食品泛濫、以鄰為壑等醜惡現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護身符，也導致了中國人在面對國際社會不能通過能效談判達成共贏。這種不適應，主要在於中國傳統「三綱五常」、「五倫六紀」的族群狹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無反思的本性，它妨礙我們接受國際通行並在正常的公民社會中行之有效的壹整套普世價值原則，總覺得那種原則是某些敵對族群的陰謀詭計。所以，我們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進壹步深化外，還必須花大力氣在思想意識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維重建我們的道德底線。

壹、道德傳統

　　

　　 筆者這裏講的中國道德，是指中國傳統道德。今天的中國很多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中國道德至今基本上還是傳統的，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所信奉所遵守的還是傳統道德，如果他有道德的話。

　　

　　 其次，所謂中國道德的底線，是指中國人在什麼情況下還認為自己是具有起碼的道德的，而在什麼情況下就認為自己不道德了，這個線劃在哪裡。所謂底線，就是做壞事的底線。同樣是做壞事，有的人自認為是極其不道德的，只是由於利欲熏心、羨慕嫉妒恨或者其他非道德的原因而做了這件事，這就叫做突破了道德底線; 但有的人仍然認為自己這樣做雖然不太好，但還是合乎某種道德的，是為了道德的目的而不得不做( 如「善意的謊言」之類) ，因而是可以用道德來辯護的，甚至是出於道德的目的而應該做的義務( 如「親親互隱」) ，這就叫做沒有突破道德底線，或者說這就是他的道德底線，他覺得自己做壞事還是「有底線」的，自認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道德底線就是道德的最低標準，凡是在這個標準之內的，我們不能說他的道德有多麼高尚，但還是可以認為他沒有違背起碼的做人原則，哪怕他做的是壞事，甚至是很壞的事，還是可以在道德上有所原諒的。換言之，這裏說的是對於壹件壞事的道德評價標準，即究竟壞到什麼程度，或者以壹種怎麼樣的壞的方式，還能算是在道德的範圍之內，或者還不能算做是完全不道德的。好事不用說，大家都公認是道德的，至少不是不道德的; 但在壞事上，有人認為是不應該的; 但有人認為就應該這樣做，或者認為這樣做也是允許的，不能算不道德———這是為什麼?

　　

二、中國道德的內涵

　　

壹說起中國道德，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所謂「三綱五常」、「三綱六紀」、「五倫」，然後就是孟子和《中庸》講的「四端」或「誠」。但這裏需要做壹點細分。「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指壹種制度安排，從國家到家庭壹脈相承，具有政治含義。例如兒子不服從父親，父親就會說： 「反了! 還有沒有王法!」筆者這裏考察的是道德底線，不是政治設計。但由於中國道德歷來和政治不分，談道德時不談三綱畢竟是說不過去的。至於「四端」或「誠」，則主要是指壹種道德心，而不強調道德行為，雖說知行合壹，但畢竟有不同的強調面，所以這裏不單獨來做專題探討，只在必要時涉及。於是我們著重要探討的就「三綱」、「五常」、「五倫」和「六紀」。

　　

　　 三綱： 董仲舒表述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董仲舒： 《春秋繁露》) 。五常：董仲舒表述為「仁、義、禮、智、信」( 董仲舒： 《舉賢良對策壹》) 。

　　

　　 五倫： 孟子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 《滕文公上·4》) 有人把五倫和五常對應起來，把父子有親等於仁，夫婦有別和長幼有序都歸於禮，加上君臣之義和朋友之信，單剩下壹個「智」無法對應，似乎是多餘的，於是就把五常的「智」劃到五倫之外。其實這裏的「智」不應該理解為知識和智力，而應該理解為「知大體」，即孟子所謂「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盡心上·15》) 。也就是後來張載所講的不同於「聞見小知」的「德性之知」、「天德良知」( 張載： 《正蒙·誠明》) ，是任何壹個常人都具備的，哪怕他沒有什麼知識。所以五常除了與五倫重合之外，還多講了壹個「智」，即良知，但它是總管其他四常的，也就是五倫的歸結點。這不是什麼知識，而是「不慮而知」的良知，壹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關係都要訴之於良知。所以《易緯》中安排五者的位置說，仁、義、禮、信分屬於東、西、南、北，而「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 《易緯·干鑿度上》) 。

　　

　　 六紀： 漢朝班固所撰《白虎通義》中提出「三綱六紀」之說。「三綱」就是董仲舒提出的三綱; 所謂「六紀」，指「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進壹步解釋： 「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其實跟上面講的大同小異，只是更強調了族群社會關係。

　　

　　 壹般來說，上述行為規範就是中國人的道德規範，也是上至士大夫、下至布衣百姓所共同認可的道德標準。當然，三綱中的「君為臣綱」和五倫中的 「君臣有義」，主要是士大夫官僚們的官場政治道德準則，草民們都還談不上; 然而草民原則上也是認可的，因為原則上說布衣也有當官的可能性。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體現了他們對君臣之義的這種認同感。但君臣關係更多的是壹種制度設計，即使是道德也是壹種政治性的道德要求。在皇帝消失的20 世紀，君為臣綱和君臣有義的制度設計就消失了。然而，君臣之間的道德規範在官場中並沒有消失，它體現於政治生活的上下級關係之中，且由於官僚人數的擴大，反而比往日更為通行了。而在政治和官場之外，日常生活的道德規範就是「五倫」中的其他四倫，或者「五常」、「六紀」。《白虎通義》中說「三綱法天人，六紀法六合」，也是這個意思，就像壹個是縱坐標( 政治生活) ，壹個是橫坐標( 日常生活) ，它們統領著中國人的道德坐標。

　　

三、中國道德的等級

　　

在上述「三綱五常」、「五倫」和「六紀」中，講了幾個方面的道德，但這些德目之間顯然還是有區別的。主要的區別在於，它們的排列方式基本上是固定的，是不可打亂的。如果只看三綱的話，那麼君臣關係理所當然的是第壹位，其次才是父子和夫婦，這是就政治制度的安排而言的。但如果要論日常生活的道德，那麼首先排在第壹的是父子關係，這個是不能動的，就連君臣關係也是類比于父子關係而成立的。所以孟子講五倫，先講「父子有親」，再講「君臣有義」。接下來是夫妻關係，這個就不那麼重要了，只是講夫婦「有別」，即家庭內部分工，男主外女主內，與道德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它在「六紀」中甚至沒有位置，而是直接下來就到了兄弟關係。再等而下之的就是師長和朋友，這兩項實際上是附帶的，因為它們是建立在與前面幾項相類比的基礎上的。師道尊嚴的原理是「壹日為師，終身為父」，把老師當父親來尊重，或者說，老師其實是父親的延伸和幫手，因為「養不教，父之過」。朋友則相當於兄弟，只有能夠稱兄道弟的才叫做朋友。所以真正說來，五倫其實是兩倫，即父子關係和兄弟關係，也就是通常所連稱的「孝悌」。當然孝也包括母子關係，但由於「夫婦有別」，夫為妻綱，妻子在家是沒有什麼地位的，對母親的孝敬理論上主要是看在父親的份上。在中國傳統父權社會中，女人其實不需要有什麼特殊的道德，「女子無才便是德」，只要順著男人就有德，所有的德都是男人主導的。所以《白虎通義》「六紀」中，連「諸舅」、「族人」都提到了，就是不提妻子。

　　

　　 至於姐妹那就更不值壹提了，孟子講「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為什麼不說「無不知敬其姐也」? 「長幼有序」，難道不包括姐妹關係或姐弟關係? 當然包括，但是不用說。因為姐妹終究不是自己家裡的人，將來要出嫁，成為別人家的人。所以她們的道德教養主要就是將來怎麼做妻子。這對於維繫自己家庭內部的道德秩序不是很重要，但對她們出嫁后成為別人家的主婦很重要，其內容就是服從家庭中的男人。所謂「三從四德」：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婦德、婦容、婦言、婦功」，所謂貞潔賢淑，都是講如何服從家庭里的男性家長。正統道德中並沒有對姐妹關係制定特殊的規範，更談不上如何處理她們與師長、朋友的關係了。萬壹碰上了，就讓她們參照兄弟關係和他們的師長朋友關係來做，也不是很當真。比如《紅樓夢》裏面，那種沒大沒小的姐妹關係被比做壹場終究要散的「宴席」。

　　

　　 由此可見，中國人道德中最重要的是孝，其次是悌。而悌也是從孝派生出來的，其他關係更不用說，都是從孝這裏生髮出來的。我們通常把「父兄」 和「子弟」連稱，說明兄從父，弟從子，悌本身就是孝的壹種體現。兄弟鬩於牆，這本身就是不孝。由悌再推廣到朋友，朋友關係就是「稱兄道弟」，相當於兄弟關係。再擴展開來，就是《論語》中講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裏要注意壹點，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並不等於人人平等的意思，因為兄和弟幾乎相當於父和子，是不能平等的。如果平等，那就是墨子的「兼愛」了，這是被孟子痛斥為「禽獸」的。所以這話也沒法翻譯為西文，因為西文中「兄」和「弟」是沒有區別的，都是 brother。當年賽珍珠②翻譯《水滸傳》，譯做All Man Are Brothers，自認為很貼切，其實是誤導。在基督教世界中認為這就是《聖經》中講的大家都是brothers、人人平等的意思; 但在中國人看來，如果連兄和弟之間都彼此不分了，那梁山上的座次怎麼排?排不定座次，則必然內亂，窩裡斗，朋友關係將蕩然無存。劉、關、張的朋友關係之所以最鐵，是因為桃園結義時排定了輩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真要同年同月同日生，那還不好辦了，大家都像是雙胞胎，誰聽誰的?

　　

　　 所以，中國人的道德基礎是建立在家庭血緣關係之上的，它可以擴展到朋友或師生關係上，通過「推恩」推廣到其他人身上，但是有壹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很難擴展到陌生人身上，更不用說擴展到敵人身上了。除非他們先已經有壹個過程，變成自己的熟人了，所謂「壹回生，二回熟」，或者「不打不相識」，成了朋友。缺乏這壹過程，那就不能適用這些道德原則。孟子和齊宣王講推恩，齊宣王說我看到壹頭牛被牽著從我面前過、去屠宰場時全身發抖的樣子，於心不忍，於是叫人用壹只羊替換了它; 孟子說羊和牛都是被殺，有什麼分別嗎? 惟壹的分別就是牛的樣子妳看見了，起了惻隱之心，而羊的樣子妳沒看見，就可以「君子遠庖廚」，狠心讓它被殺( 孟子： 《梁惠王上·7》) 。孟子以為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廣到「天下」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妳看見了，就會起惻隱之心，其實不然。壹年365 天，妳能夠天天訪貧問苦嗎? 即使能，那些妳沒有看到的陌生人也是絕大多數，他們都可以被當做「羊」而不加關注，任其被屠宰。我們看無論是「五倫」也好，「五常」也好，「六紀」也好，裏面講的都是熟人關係，就是君臣( 在今天相當於上下級) 、父子、夫婦、兄弟、族人、朋友等，而根本沒有陌生人的位置。在這方面中國道德是完全缺位的。

　　

　　 對陌生人我們中國人壹般不知道如何遵守道德規範，稱做「路人」。如果我們在外面遇到壹個不認識的人需要幫助，他既不是我的親戚也不是我的朋友，我該如何對待他? 我當然也可以推恩，憑惻隱之心壹時心血來潮，把他當做我潛在的朋友，但這不危險嗎? 萬壹對方是個小人甚至壞人，我幫助了他，他卻恩將仇報，反咬壹口，誰能制約他? 這樣的例子今天在中國經常發生，幾乎已成慣例，以至於南京法庭甚至以此「常識」作為判案的依據，判決彭宇賠付他所幫助的老人四萬余元賠償金。連法官都認為沒有人會出於道德心主動地去幫助壹個陌生人，反過來說，不幫助陌生人對於中國人來說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內疚。中國人到了壹個陌生的環境里，似乎他感覺中就完全不必遵守壹切道德規範了，只有惟利是圖，就像置身於壹個動物世界中，反正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人」知道，這個「人」當然是指熟人。本來都是循規蹈矩的人，鄉下人進了城，或者中國人到了國外，都有可能做壹些不道德的事情而不覺得丟臉，只要不被同鄉、熟人或本國人知道。現在中國人的道德滑坡，最主要的就是家庭血緣的熟人關係遭到嚴重的解構，人們離鄉離土，進入到了壹個陌生人的社會，於是產生了許多在旁觀者看來是突破道德底線的事情。其實在當事人自己並不認為是突破道德底線的，因為他做事的環境已不在傳統道德底線的適用範圍之內，如果有可能回到原來的環境，他仍然是壹個有道德的人。我們已經無法把傳統家庭血緣關係的這壹套道德譜系運用於我們今天日益陌生化了的日常生活中，相反，這套道德譜系成了我們身上殘留的壹種可以被心懷叵測的人利用的「弱點」，誰要用錯了地方誰倒霉。所以那些已經習慣了沒有道德底線的人，甚至在異地或國外專拿同鄉和本國人開刀，做缺德的事，這些人正是他們「殺熟」的靶子，似乎環境變了，熟人也變成生人了，於是天下人都成了陌生人，也就是可以任意宰割的非人。儘管如此，每個人自己心中的道德標準還是傳統的，如果他還講點道德的話; 只是除了在家裡和小圈子以外沒有地方可用而已。反過來，這種全社會的陌生人關係也會影響到家庭內部，家庭教育敵不過社會教育，因此家庭成員之間的傳統道德關係也隨之受到侵蝕。隨著兒女長大後走向社會，對父母不孝的現象比傳統社會要多得多，這就使得當代中國人里裡外外都缺乏道德規範了。

　　

四、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上面講了，所謂道德底線就是最起碼的道德規範。壹個人可以在別的方面做得很差，但如果在某個重要的方面還做得不錯，人們就會評價這個人還有點良心，還沒有突破道德底線。而這壹方面主要的就是孝道。我們常說，「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因為壹個有孝心的人，是可以從這壹點開始培養起其他方面的善心的。但如果連這壹點都被突破了，那這個人就無可救藥了。但是反過來說，如果壹個人因為孝的緣故而做了不怎麼得體、遭人非議、甚至罪惡的事，那麼他自己在道德上卻是可以自認為「問心無愧」的，而且實際上人家也會對他有壹些諒解。為了孝，他可以做壹些不好的事，甚至為了孝，他可以做壹切壞事，而不認為自己不道德。在《水滸傳》里，李逵把冒他的名剪徑的李鬼捉了，本來想壹刀殺了，但聽李鬼說家裡有壹個九十歲老母要他養，於是惻隱之心大發，將他放了。

　　

　　 以傳統五倫中的孝帶起其他道德規範，做得最好的惡魔要算張君了。本世紀初破獲的張君持槍搶劫殺人案中，張君背負28 條人命，但他從小是個孝子。他出身貧寒，兄弟姐妹多， 12歲那年聽說身患絕症的母親想吃肉丸子，他攢了壹個學期的伙食費湊了五毛錢，走30 里路買回壹點肉，親手給母親做了壹碗肉丸子湯。在江湖上，他交遊廣泛，講義氣，夠朋友，人緣很好，有五個情婦都死心踏地跟他。但他殺人不眨眼，殺的都是無辜百姓。後來在重慶被抓了，判了死刑，臨刑前記者採訪他，說妳現在後不後悔? 他頭壹揚說： 「我對得起朋友!」再問：那些死在妳槍下的無辜的人，妳也對得起他們嗎?他不做聲。他當然知道自己十惡不赦，但仍然覺得自己有自己的道德底線，那就是「朋友有信」，那些死的人都不是他的朋友，是「路人」。其實我們如果用中國道德的「五倫」和「六紀」來衡量他，會發現他竟然沒有哪壹條是不符合的。除了君臣關係這壹條對他這個江湖之人沒有意義之外，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他都做得不錯。他的問題只在於不能「推恩」，把這些道德規範推廣到陌生人身上。但推恩即使在孟子那裡也都不是道德的必要條件，而只是君王治國的策略( 「天下可運于掌」) ，並且是古代的聖賢才能做到的; 至於殺人，只要殺的不是「五倫」中人，也不涉及基本的道德。所以對於陌生人的死活是不必掛在心上的，他們就像孟子講的那頭「羊」。李逵為了救自己的「兄弟」，手持兩把板斧對無辜百姓「排頭兒砍去」，殺人無數，還被視為「英雄」，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在傳統社會，如果有壹個君王在的話，那麼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子民」，於是即使不認得的人，只要是壹國之民，相互都可以說是「兄弟」。這就是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前提，這時推恩是由大壹統的「天下」觀來保證的。所以傳統社會只要不是兵荒馬亂，如果至少有壹個形式上的君王如周天子來做天下共主的象徵，是可以用「四海之內皆兄弟」來推恩的。毛澤東時代，不管怎樣，他依靠自己的權威和號召力，還能夠造成21 世紀60 年代「為了六十壹個階級兄弟」這樣的全社會救死扶傷的壯舉。但到了21 世紀，不再有任何君王或准君王，也不以階級劃線了，全民開始進入到壹個真正陌生人的社會，這些陌生人都被排除在了「五倫」之外，這樣壹來，中國人的道德滑坡就開始降到谷底了。但從觀念上說，這種滑坡主要在陌生人社會中發生，而在熟人之中人們仍然還在堅持傳統的五倫標準。這也與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人們自發地回歸傳統以及官方有意地大力弘揚傳統道德有關。但沒想到的是，這種回歸和弘揚恰好適得其反，不是促進了、而是抑制了新時代的道德建設。

　　

　　 例如，人們從幼兒園時代就被反覆教導「世上只有媽媽好」，並以各種方式強化少兒的親情孝道，以為這樣可以提升社會上互敬互愛的風氣; 可是沒有想到，這些從小在家庭中被包裹在親情中的青年進入到社會，會對素不相識的人表現得那麼兇狠暴戾。他們在家庭中可能是孝子，是父母的乖孩子，甚至優秀得壹塌糊塗，但在社會上卻是壹大禍害。除了前面講的張君案和後來發生的葯家鑫殺人案外，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李某某等人輪姦案就非常典型。對案子的初審和宣判人們有諸多不同的議論，但筆者關注的是夢鴿女士的壹系列為兒子辯護的言論，其中讓人最為震撼的是「母親為了孩子可以做任何事情!」難怪夢女士想盡壹切辦法，無所不用其極，往受害者身上潑污水。我想必要時她也可以殺人，就像薄谷開來「為了兒子的安全」而殺了海伍德壹樣。的確，很多母親都會這樣做。但問題是，這樣做道德嗎? 顯然，夢女士認為母親為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不違背道德，甚至覺得自己光明磊落。所以她才那麼理直氣壯，高調出鏡，不但沒有絲毫道德上的負疚感，反而有種標榜和炫耀的味道。孔子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流毒兩千多年，影響至今未絕。為孔子這壹原則辯護的人說，西方法律中也有容隱原則，最近我國刑法修正案中也添加進了近親屬容隱的條款，這是孔子的隱親原則的「勝利」。這種論調完全不靠譜。筆者曾指出，孔子的隱親原則和現代法律的容隱條款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就是：孔子的原則是作為壹條道德義務提出來的，親親互隱是不允許違背的，違背了就屬於不道德; 而現代的容隱則只是壹項個人權利，它不是道德義務，而是可做可不做的。隱親可以容許，但不做也不為不道德。以此來衡量夢女士的行為，她當然有權利為兒子辯護，甚至故意隱瞞事實，都不會受到追究; 但她也可以不這樣做，而且如果不這樣做，她可能會被人們看做壹個道德上更合格的母親。

　　

　　 而令人恐怖的是她提出的這條原則：母親為了孩子可以做任何事情。這條原則立足於「父子有親」和「親親相隱」之上，同時強化了母性的本能。網路上已經有人這樣來反駁這條原則：難道只有妳的孩子是母親生的，別人的孩子就不是母親生的嗎? 這種反駁揭示了親親相隱原則的自相矛盾性：壹個母親為了對自己孩子的愛，就可以傷害他人對另壹個孩子的愛; 壹個孝子為了對自己的父親盡孝，就可以阻止別的孝子對他的父親盡孝。由此足見它不是壹個能夠應用於公共社會中的普遍原則，而只是運用於狹隘的家庭內部的情感原則。所以在公共的社會生活中，它是不能夠作為道德底線的。壹旦把它作為道德底線來運用，它所導致的有可能是壹系列突破人類道德底線的惡行。「為了…… 可以做任何事情」，所謂任何事情，就是沒有任何做事的底線，這就是令人恐怖之處。

　　

　　 而且這壹公式也可以擴展到其他那些看起來冠冕堂皇的道德前提上去，那就更加恐怖了。比如說，為了愛國可以做任何事情，為了國家利益可以做任何事情。當年納粹的滅絕猶太人計劃和奧斯威辛集中營、日本侵華的「三光政策」和南京大屠殺，都是在這樣的道德旗號下做出來的事。所以日本人至今將戰犯的骨灰供奉于靖國神社，理由無非是他們為國家、為天皇奉獻了生命，合乎「君臣有義」的倫常。二戰之後，德國人已經有了深刻的反省，他們認為即使是為了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因為他們開始建立了新的道德底線。這個新的道德底線，就是在國家、民族、領袖之上，還有人類，破壞了這條道德底線，就叫做「反人類罪」。在今天，沒有任何道德目標是可以讓壹個人「做任何事情」的，除非為了全人類。日本人則還沒有跨過國家和民族這條線，中國人當然也沒有。

　　

　　 的確，在現代中國人的日常道德特別是官場道德中，當傳統的君臣關係轉變為上下級關係時，沿襲了那種「忠」的道德規範，以前忠君就是忠於國家，現在忠於上級就是忠於國家。今天的貪官們之所以前仆後繼，就是因為有太多的人可以為這些有權力的人「做任何事情」，而且做得心安理得、理所當然。王立軍如果不是面臨殺身之禍，他是會為薄熙來盡忠到底的，不要說他們沒有道德，他們幹壞事時正是壹對模範的「君臣」。筆者的知青朋友譚合成先生嘔心瀝血，多方深入調查，歷時25 年，寫了壹本記錄「文革」湖南道縣大屠殺事件的書《血的神話》，裏面壹個細節令人毛骨悚然：當作者問及當時主持並親手殺害大批無辜農民的某大隊民兵營長為什麼要殺他們時，他正色答道： 「上面要我殺誰我就殺誰。如果上面要我殺妳，我也會殺妳!」他並沒有說這些人都是階級敵人、壞人，他只是把上級的話當做「聖旨」，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政治」任務，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想見，這樣忠誠的「戰士」是會得到上面的嘉獎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是積極分子和馴服工具，他們怎麼可能會有道德上的反省和懺悔呢? 因為他們都有道德上牢不可破的「底線」在為自己撐腰啊! 這可以比之於納粹劊子手艾希曼所體現的那種「平庸的惡」。「文革」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類似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到處可見，壹些人的法西斯情結仍然還在以道貌岸然、豪氣衝天的方式隨時爆發出來，令人恐懼。

　　

五、如何提升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中國人的道德底線亟待提升，否則現有的道德也將不可抗拒地走向淪亡。我們會發現，根據現有的道德底線和倫常規範，似乎每個人在「做任何事情」時都可以問心無愧，包括強姦、殺人、搶劫、坑蒙拐騙、賣毒食品、強拆民居、污染環境……只要傷害的不是「自己人」。每個人只對自己的上級、親人和熟人負責，整個社會將變成壹片野蠻的叢林。究其根源，是因為我們歷來視為道德底線的那些原則本身實際上是壹種極其狹隘的原則，它們局限於某個血緣群體以及其中的身份等級，同時卻又自以為無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的客觀行為和我們內心的自我感覺極端地背道而馳，我們在對他人犯罪的同時卻感到自己內心是「純潔的」，「本質是好的」，是講「忠義」的，因為我們沒有違背「五倫」。夢女士為兒子的辯護就是如此地匪夷所思，不論兒子是酒駕、無證駕駛、違章、打人，還是輪姦，她始終如壹地認為兒子無罪，頂多是受了外面成人世界的誘導和污染而「做錯了事」。而兒子做了任何錯事，責任都在別人，因為兒子在她面前的確表現得如此懂禮貌、聽話、善解人意，她不相信在外面兒子會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成為橫行街頭的「銀槍小霸王」。實際上，妨礙中國人提升自己的道德底線的，正是這種自我感覺良好，這種自以為「誠」。

　　

　　 所以，要提升中國人的道德底線，首先要破除的就是這種自以為「誠」的過分自信。未經反思、未經懷疑的誠，要麼是幼稚，要麼是偽善。傳統道德的心理基礎恰好就是思孟學派的「反身而誠」，就是主張返回到小孩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返回到小動物式的天真狀態，以「赤子之心」為最高境界。壹旦達到這壹境界，就不要反思，不要懷疑，而要堅守。而建立在這樣壹種出自本能的道德心上的道德，也就和動物式的本能沒有多大差別了。所以夢女士會說，錯的不是孩子，而是這個社會，看來她更願意回到動物世界去。但如果統計壹下，中國人誠心誠意當做好事來乾的壞事，肯定比知道是壞事而乾的壞事要多得多，也嚴重得多。我們不知道，人的自我感覺是不可信的，有感情、有良好的意願並不能保證壹個人成為有道德的人，除了感覺和感情之外，壹個人更重要的是還要有理性。中國人要走出當今的道德困境，惟壹的出路就是發揮出人所固有的理性，來對自己內心壹直深信不疑的「純潔本心」進行壹番懷疑和測試，以理性來真正 「認識妳自己」。

　　

　　 其次，要找到中國傳統道德的盲區，對之進行深入到本質的文化批判。這種盲區，除了前面所講的沒有陌生人的位置之外，再就是沒有「敵人」的位置。基督教裏面有「愛妳的敵人」壹說，我們對此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我們對敵人的壹貫思路就是「食肉寢皮」、「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因為我們不把那些人看做人，所以吃他們的肉都不算吃人肉。我們堅信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人的殘酷。因此，壹切政治上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分清敵我，凡是我們當做敵人來看的，就沒有調和的餘地，就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無所不用其極、超出人性的底線而沒有愧疚。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原則拿到中國來就變成了壹種殘酷的內鬥原則，壹種反目成仇、化友為敵的原則，這裏面有著深厚的本土文化根源。其實馬克思恩格斯按照出身和階級地位來說都屬於資產階級，他們為何會同情他們的 「階級敵人」無產階級? 不就是憑藉平等地愛壹切人的普世價值嗎? 沒有普世價值，哪裡會有馬克思主義? 基督教雖然在很長時間里對待異教徒也很殘忍，但他們留下的這壹普世原則畢竟給今天世界的全球化提供了倫理資源。「愛敵人」實際上是「愛壹切人」的壹種表述，連敵人都要愛，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只有在這壹前提之下，人類才能真正實現化敵為友，且不說人類大同，至少能夠在發生利害衝突的時候有壹個平等對話和談判的平台，不是暫時的韜光養晦和緩兵之計，而是尋求雙贏。

　　

　　 所以，由此出發，我們應當建立和逐漸形成與陌生人甚至與目前的敵人打交道的壹套遊戲規則，這就是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原則，也就是我們新的道德底線。國際上已經形成了壹些底線性質的公約，如國際法、海洋法、戰爭法、日內瓦公約，等等，都是這方面的體現。這種新的道德底線的形成有賴於我們用理性來克服自身眼界的局限性，超出「三綱」、「五常」、「五倫」、「六紀」的視野，放眼于整個人類，承認有普遍的人性和普世價值。中國傳統道德已經失去了面對和處理與陌生人和外部世界的關係的能力，這個事實自從清朝乾隆皇帝和嘎爾瑪尼的「禮儀之爭」時就已經暴露出來了，只是那時中國人認為我們不需要外部世界也能活得很好，所以沒有引起重視。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世界已然成為壹體，這件事就顯得特別迫在眉睫了。我們在國際事務方面到處吃虧、碰壁，那些網路憤青們千篇壹律地用「陰謀論」、「敵我論」來解釋壹切，顯得特別不成熟; 而這隻不過表明，我們的文化中缺乏處理陌生人之間關係的道德資源，這使得我們不但在國內協調不好陌生化了的人際關係，延伸到國際上則更顯不夠成熟。我們不是從小教給孩子與陌生世界打交道的壹般原則，而是簡單地告誡他們「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以此來拒斥和對付外部世界。我們把壹切家庭之外的人暗地裡都當做自己的敵人，不贏則輸，妳死我活，連壹個班的小朋友都「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時常採用不正當、不公平、見不得人的手段來獲取壹己之私利，還為暫時的得手沾沾自喜。正是這樣的道德水平使中國人在世界上被別人瞧不起，因為我們壹直還停留在幼兒階段，不會運用自己的理性。

　　

六、結論

　

　 中國傳統道德從正面弘揚的道理來看，顯得道義凜然，天下歸仁; 但是如果從道德底線這壹負面角度來看，則可以看出明顯的漏洞，就是它只是適應于傳統社會自然經濟條件下的靜止不變的家族血緣關係，而極不適應於今天在壹個擴大了的、動蕩交流中陌生化了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在這些關係領域中，我們缺乏傳統道德的資源，這種缺乏正是我們今天全社會道德滑坡的根本癥結所在。傳統道德資源失去了有效作用的範圍，而在現實生活領域中又沒有道德底線的制約，中國人在今天顯得特別無奈和無所適從。要改變這壹狀況，除了建立健全的憲政法治之外，只有從思想上和文化上進行更加深入的啟蒙和反思，用更廣泛更普遍的人道原則來複蓋和提升傳統道德的層次。這是今天中國知識界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理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