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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最後壹場運動，也是壹場特殊的運動，其特殊之處主要在於此前壹切運動都是打擊「階級敵人」，或毛共隊伍中的壹部分人，每次運動也都是由毛以「黨中央」之名義下發文件，明確運動的動機、目的、程序、安排等等，然後由各級黨委負責組織實施；而文革要打擊的對象則包括整個毛共統治集團，即後來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使過去運動的壹切「規矩」都要被顛復、打亂了，其中最大壹個特點就是「踢開黨委鬧革命」。運動初期僅僅由毛和江青的「夫妻店」在暗室中策劃，然後網羅壹小撮直接聽命于毛、江指揮的死黨四齣煽風點火，壹切都採取「地下」的、非正規、非組織的方式詭秘地進行。運動正式開場后，也由毛指定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行使運動的領導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都成了運動的打擊對象，很快就癱瘓了。這就使這場運動連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都被蒙在鼓裡，被牽著鼻子走，壹切變得怪異和撲朔迷離。

另壹大特點是運動開始和其後相當時間，依靠的主力不是傳統的各級幹部和工農群眾，而是從大、中學校發動，主要依靠大、中學校的在校學生，即所謂的「紅衛兵」。

之所以如此怪異，主要是由於這場運動的性質、目標，即主要矛頭對準「當權派」所決定的。自從毛共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的，廣大群眾已經對各級黨和政府的大小官員奉若神明，敬畏有加，特別是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運動，在發動階段毛曾經信誓旦旦、言之鑿鑿號召知識分子和黨外幹部對各級共產黨組織和黨員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並保證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云雲。結果呢？壹律被當作「惡毒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 的「反黨、反革命右派分子」嚴加懲辦！還辯說這不是陰謀是「陽謀」，數以百萬計的上鉤者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這種情況下，如果再來壹次號召廣大群眾、平民百姓起來造各級黨委的「反」，去打倒各級當權派——領導幹部，有誰這麼傻冒去響應呢！

經過深思熟慮，毛終於想出了人們意想不到的高招：利用大中學校（首先是中學）的在校學生去充當文革的衝鋒隊、排頭兵。學生們尙未進入社會，年輕氣盛、偏激、衝動、幼稚、單純，易於控制、唆使，釆用「停課鬧革命」的辦法，使其有充裕的時間、精力，再給其壹點小甜頭、高帽子，就必定蹈湯赴火、萬死不辭地去充當這場運動的排頭兵、敢死隊了。

於是，中國大地上就演出了壹場令全世界震驚的、由青少年學生打頭陣、唱主角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本章主要概述紅衛兵的興起到滅亡的大致過程。但聲明，此處不是為紅衛兵作傳，紅衛兵事件的歷史複雜，故事曲折，內容豐富，有待專門研究。的此處主要是揭示紅衛兵運動的本質，以及毛利用、玩弄紅衛兵的真相。



壹、第壹代紅衛兵：紅衛兵中的原教旨主義者

「五·壹六通知」是文革第壹個綱領性文件，是毛的文革意圖的公開宣示。它氣勢洶洶地宣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們識破了，有的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壹點。」

很明顯，毛要將這些人作為這場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但是，毛釆取的卻是非公開的隱蔽策略，運動的具體方式、部署、程序深藏不露，從而在整個統治集團乃至全國人民中製造壹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這正是毛所需要達到的效果。人們對毛髮動這場運動的真正目的、打擊的具體對象、要達到的目的都不清楚，更不敢多問。而毛此時對他的運動首要打擊目標——劉少奇，也釆取欲擒故縱的策略，他先不觸動劉及原來的壹班人，而且叫劉少奇等去領導這場運動。毛的算計是，讓劉等人在運動中「犯錯誤」、「自我暴露」，然後抓住劉的「把柄」，對其聲而討之，新賬舊賬壹起算，最後圍而殲之。

發了「五－六通知」，點燃文革這把烈火之後，毛就呆在杭州西湖的超級別墅里，－邊欣賞「天堂」美景、壹邊隔山觀「火」了。中央文革秉承毛的計劃和密旨，先從學校搞起，而且選定北京大學為突破重點，因為北大前不久己因 「社教」發生了內部鬥爭，近期以聶元梓為首的部分北大教師與校黨委書記陸平之間又因文革問題再次發生爭執，中央文革決定利用北大的內部矛盾，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計劃和策略。在中央文革的策劃下，聶元梓等七人於5月25日貼出了壹張名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在校內立即掀起了軒然大波，拉開了學校文革鬥爭的大幕。學校中大致形成了保護和反對校黨委的兩派，兩派開展了激烈鬥爭。中央文革小組瞞過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局將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底稿送到了杭州毛的手裡。毛看后高度讚揚，稱其為「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又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巴黎公社宣言書，它的意義超過了巴黎公社。」（在其後八屆十壹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毛就許諾通過文革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的國家機構。）毛命令立即將這張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同時由中央文革控制的《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隨即北京和全國掀起了支持聶元梓、支援北大學生「造反」 的高潮。在北大帶動下，北京的大專院校和部分中專、中學掀起了揪斗校黨委負責人和老師的高潮。很快，全市學校處於癱瘓狀態。

為了控制日益嚴重的混亂局面，以劉少奇為首的「壹線」政治局不得不考慮採取中共領導運動的老辦法：派駐工作組，以代替癱瘓了的學校黨委，詼復學校秩序，並領導學校的文革運動。經過反覆請示、這壹措施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從6月5日起，向全市教育系各學校以及少數鬥爭激烈的其他單位派駐了文革工作組，在工作組領導下，成立了各單位的革命委員會，作為新的權力機構，試圖使運動進入正常的軌道。

但是，己經被鼓動起來「造反」的學生，猶如脫韁的野馬，再也不肯回到「籠子里」了。加上這時由中央文革控制的報紙、廣播天天煽動「造反有理」， 號召「奪走資派的權」，「做徹底的革命派」，「堅決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等。學生們有了後台，鬥志高昂，根本不把工作組放在眼裡，把全部精力用於文革「造反」。迫於形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文，將高校入學考試推遲半年（后無限期推遲），並要求對整個教育體制進行改革。這無疑給學校文革注入了巨大推動力，使運動火上澆油，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情況越來越混亂。

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局為了不使局面失控，為運動制定了「中央八條」， 規定「大字報不要上街」，「內外有別」，「開會主要在校內開，不要上街開」，「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 等等。「中央八條」成為工作組的運動守則，卻被學生們攻擊為壓製革命運動的「框框」，「 緊箍咒」， 遭到強烈抵制。很快，造反的學生掀起了驅趕工作組運動，很多工作組被迫撤離學校……這惹惱了北京的壹線政治局，於是，劉少奇下令開展「反干擾」 運動，工作組重回學校，開展反撲，大肆抓捕「右派」「 反革命」…… 總的情形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試圖按傳統運動方式控制、領導運動；而由毛澤東遙控指揮的中央文革及其操縱下的媒體工具，則大力煽動學生「造反有理」，反對現有秩序和運動的方式，於是兩派發生激烈的撞碰。兩派勢力互有消長、反覆，但總的說，在7月18日毛澤東回北京以前，劉少奇支持的壹派佔據上風。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壹些嗅覺靈敏、善於窺視政治方向、觀風使舵，而又急於「搶班奪權」的高幹子弟迅速行動起來，他們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可能要在中央高層引起壹場新的權力洗牌，而他們正好可以「自來紅」的特殊身份提前「搶權接班」，進入各級權力班子。又根據對形勢的判斷，他們認定毛澤東絕對是這場鬥爭的勝利者，於是決心全力投入到這場政治賭局中去，通過打擊毛的政敵，「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討得毛的歡心，並試圖以此為階梯，步入權力殿堂。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學生卜大華、駱小海等七、八人在圓明園遺址聚集商議，秘密成立了命名為「紅衛兵」的學生「造反」組織，撰寫了《紅衛兵誓詞》，宣誓要為毛、為文革「流盡最後壹滴血」。這消息不脛而走，北京大學附中、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學、以及高幹子弟集中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都自已的成立了紅衛兵，緊接著，以「紅衛兵」署名的大字報湧現，昭示著紅衛兵作為壹支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早期「紅衛兵」幾乎都由清壹色的高幹子女組成，他們與後來更廣泛的壹般家庭出身的學生紅衛兵有著顯著不同，兩者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為加以區別，也為論述上的方便，根據這些早期由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的特點，我們以下稱之為「原教旨紅衛兵」（他們自己則稱「老紅衛兵」）。

這些幾乎是清壹色的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雖然是雅氣未脫的中學生，除了有著青少年共有的偏激、衝動、狂熱、盲目等共性之外，更有著特權階級驕橫拔扈的特點，他們雖然年青，但政治頭腦卻並不幼稚，表現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觀念無比強烈，「接班人」意識無比清醒而自覺。這既是建國后十七年「以階級鬥爭為綱」教育的結果，也是其家庭位居政治特權階級的必然。這種政治上的「早熟」是中國現實政治狀況造成的，在當時中國，「政治挂帥」 壓倒壹切，政治權力主宰著壹切，這些青少年既已享有部分家庭特權，但終究未進入社會，未步入官場，他們以其父毌為榜樣，企圖取得更高地位，更大權力。在當時，毛已被捧成了「神」，誰要想在中國出人頭地，都必須投毛所好，作毛的忠實奴僕，受到毛（及其代理人）的青睞。這些，已為這些高幹子女所稔熟。

這些高幹子弟這時多為十幾歲、二十歲的年齡，特殊的地位和家庭教養，加上社會教育，形成了他們政治嗅覺靈敏、好勇鬥狠、膽大妄為、無所顧忌的特性，他們決心在這場運動中大睹壹場，並把睹注押在毛澤東身上。且看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誓詞》：

「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壹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示；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壹滴血。」

後來清華附中紅衛兵連續撰寫了三篇題為《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狂熱地宣稱要做革命造反的「孫猴子」，「 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復，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要「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 壹開始就表現出了極端、兇殘、肆無忌憚的特性。紅衛兵首先創始於中學生，就是因為中學生更幼稚，更加衝動，更加瘋狂。後來作為他們的大哥哥、大姐姐的大學生，便學習、發揚他們的中學生「老師」 的這種「造反精神」，並順理成章地取代他們成為紅衛兵的主導力量。

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們除了鬥爭學校的當權派和老師以外，又將專政的矛頭指向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謂「黑五類」（ 地、富、反、壞、右家庭）學生身上。這些「紅五類」紅衛兵宣布對學校的「黑五類」學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起初是將他們集中起來學習，或讓其編隊「勞動改造」；剝奪他們掛毛像章、唱語彔歌、讀語彔的權利，以示打入「另冊」。很快發展到進行人身摧殘，有－種遊戲是命令所有「黑五類」學生站成壹排，然後用壹根長繩繞過他們每人的脖子，兩頭則拽在紅五類紅衛兵的手中，然後命令「黑五類」 學生大聲反覆叨唸「我是狗崽子，我有罪」，稍有不順，兩邊的紅衛兵便使勁拉緊繩頭，看到這些「黑五類狗崽子」被拉得哇哇大哭、拚死掙扎，這些原教旨紅衛兵便哈哈大笑，樂此不疲。

紅衛兵興起不久就遇到進駐學校的工作組，工作組是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壹線政治局按照共產黨搞運動的正常規矩派出的，他們認定這種自發的、以地下方式活動的紅衛兵組織「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動」，因而受到打壓，有的被強令解散。紅衛兵自然不肯低頭就範，與工作組進行了頑強激烈的鬥爭。總的說，工作組要按照傳統運動方式行事，而由毛澤東操縱的中央文革則在背後支持紅衛兵槁自發「造反」，並且把矛頭對準當權派，雙方鬥爭不可避免。這期間雙方互有勝負，但紅衛兵終究鬥不過有現政權作後盾的工作組，眼看支持不住了，就在這危機時刻，毛澤東趕回北京來扭轉乾坤。7月中旬，毛澤東回京后立即宣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是「鎮壓學生運動」。於是紅衛兵重新擡頭，並且掀起了瘋狂擁毛、頌毛、驅趕工作組的高潮。毛澤東看中了紅衛兵的偏激、極端、瘋狂，決心利用其作為他這場瘋狂運動的衝鋒隊、排頭兵。8月1日，毛澤東給淸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信，表示對紅衛兵的「造反行為」「熱烈支持」。之後，紅衛兵與毛之間進入互為依託、相互吹捧、相互利用的「蜜月期」，紅衛兵運動頓成燎原之勢。

這期間發生了「對聯亊件」。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學生貼出了壹付對聯，上聯為：「老子英雄兒好漢」， 下聯為「老子反動兒混蛋」 橫批是「基本如此」。 這付赤裸裸宣揚封建血統論的對聯引起了激烈辯論。對聯作者、高幹子弟、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對此進壹步發揮，形成了壹篇洋洋數千言的《講話》，受到當權者們的讚賞和追捧，講話稿印發全國，為血統論推波助讕，－時間血統論在中華大地橫行無忌，整個社會都沈浸在血統論的濁浪里，甚至出門乘車、住店、看病都要查出身，報成分，出身不好的人被罵為「狗崽子」，被剝奪了壹切權利，成為被侮辱、打擊的對象。同時，紅五類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打、砸、搶、抓，被認為理所當然。壹時間恐怖和血腥籠罩大地。

這裡有必要考察毛澤東及其文革小組對這些高幹子弟紅衛兵的態度。應該說，毛是考慮到了這些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可能帶來與其文革目標的矛盾的問題的，因為這些紅衛兵的父輩正是他這場運動打擊的對象。但是他決定暫時不管這些，他當時急切想要的是如何使運動迅速升溫，如何迅速造成全國的恐怖局面。這樣壹批敢打敢殺橫行無忌的青少年正為他所廹切需要。而且，運動初期主要是「橫掃牛鬼蛇神」，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尚未觸及這些高幹家庭。所以毛放手支持他們，縱容他們「殺向社會」。毛任何時候都是「分階段」 考慮問題、解決問題，他不怕下壹階段釆取與上壹階段相反的政策，不怕自已否定自己，就象1957年整風和反右運動壹樣，他轉瞬間變臉，還厚顏無恥說是「陽謀」。反正他知道自已大權在握，暴力在手，誰奈我何！

當然，面對這些高幹子弟紅衛兵大肆宣揚血統論時，毛和中央文革也感到了不妥，因為這有礙於下壹步打倒那些出身「根正苗紅」的「走資派」和向他們奪權。所以由陳伯達和江青出面試圖「修正」這付對聯，但沒有成功。已経狂妄不可壹世的原教旨紅衛兵就像從潘多拉盒中飛出來的魔鬼，已經不服掌控了。

但是毛沒有進壹步壓制他們，致使血統論迅速泛濫。從中也就可以看出，從根本上說，毛澤東並不想批判「血統論」，因為「血統論」實際上是他的「階級論」的變種，否定「血統論」也就否定了他的「階級論」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所以，毛對血統論實際上是支持的。那些高幹子弟看出了這壹點，更加有恃無恐，他們公開喊出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老子打江山，兒子要接班！」「紅五類要掌權！」等露骨的搶班奪權口號，卻並未受到當局的制止。反倒是奮起批判、反擊血統論、撰寫的《出身論》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作者遇羅克受到這些「自來紅」的瘋狂圍攻和迫害，最終終於死於當局的屠刀。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林彪代表毛對紅衛兵作了充分肯定和堅決支持的講話，稱讚他們為「革命小將」、「革命闖將」、革命接班人。並代表毛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去「橫掃壹切牛鬼蛇神」！還號召紅衛兵要殺向全國，讓他們免費去全國串連，然後向各地、各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毛、林的表態不但是對紅衛兵最好、最大的支持，同時也是對「血統論」的變相肯定。於是，接著便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上演了以傳統階級敵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為打擊對象的、血腥的「紅八月」狂潮。（參見本篇有關章節）

但是，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文革成了全民運動，毛澤東需要更多、更廣泛的青少年為其打頭陣，造聲勢，為其去「造反」，去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在學校中，非紅五類的學生也被廣泛動員起來，他們也仿照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打起了同樣的旗號，宣讀同樣的誓詞。而高幹子女紅衛兵越來越顯露他們的「反文革、保老子」的本質壹面，引起文革當局的警覺。而－般的紅衛兵卻沒有這種後顧之憂，他們更熱衷於打倒作威作福的當權派。文革當局也認識到需要依靠這種基礎更廣泛、更聽話的紅衛兵來推動運動的發展，取代遲早要走向反面的原教旨紅衛兵。

當運動發展要向當權派奪權時，高幹子女們感到了恐慌。但他們不願收斂自已的行為，而是變本加厲展現了特權階級固有的瘋狂，他們不敢直接跟毛、跟當局對抗，而是把仇恨發洩到新紅衛兵身上，壹方面，他們力圖把文革鬥爭的大方向轉移到傳統的階級敵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身上，另方面則對敢於鬥爭當權派的新紅衛兵進行瘋狂的報復。這時，他們實際上在為保衛父輩和家庭的特權而戰。當然，表面上仍然維持原有的壹套，而且顯得更左，更瘋狂。

原教旨紅衛兵感到了自己的特權有被削弱、被取代的危險，於是這些自稱的「老紅衛兵」迅速協商對策，不久他們成立了凌駕于其他紅衛兵之上的、跨校際的「特種紅衛兵」——「紅衛兵糾察隊」，表面上打出維護運動的正常秩序，遏制紅衛兵中的違法亂紀行為的旗號，實際上則是以打擊與其對立的新紅衛兵為己任。最初成立了西城區糾察隊（「西糾」），然後向全市的主要區域擴展。糾察隊得到了試圖阻遏文革奪權的黨內保守勢力的支持。但糾察隊很快就表現出原教旨紅衛兵的兇殘本性，他們自我澎脹，橫行霸道，隨意抓捕對立觀點的紅衛兵和市民，私設公堂，嚴刑拷打，草營人命。在西糾的刑訊室的白牆上，觸目驚心地用受害人的鮮血書寫著「紅色恐怖萬歲」六個大字！

運動仍在發展。原教旨紅衛兵們感到文革「革到了自己頭上了」。他們決定採取更有力的措施，進壹步用行動與運動對抗，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老紅衛兵們秘密商定成立自己的統壹組織。12月５日，壹個以新的的極端組織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宣告成立併發布宣言。宣言表面上仍是「誓死忠於毛」、「保衛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那壹套，但實際上它滿含殺機，宣稱有可能出現「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情況。預示著它將釆取更血腥的行動

「聯動」成立后立即四齣活動，它的核心組織糾察隊更加瘋狂，引起文革當局的震怒，決定解散糾察隊。12月16日，「西糾」等壹批首惡分子被逮捕。聯動毫不示弱，立即組織人馬先後6次衝擊公安部，要求立即放人，氣焰十分囂張。

其後，聯動繼續與對立派紅衛兵武鬥，與中央文革對抗，公開喊出「反對縱容、支持、鼓厲反革軍、革乾子弟（原教旨紅衛兵自稱）的行為」，還公開大罵中央文革，提出「踢開中央文革」。在12月下旬兩次組織力量衝擊公安部，甚至喊出「油煎江青！」「打倒謝富治」等口號，當局宣布其為「反革命組織」，明令取締。

1967年１月１日，聯動發表「中央秘字003」 號通告，這實際上是壹份奪取現政權的宣誓書，它宣稱只「忠於馬列主義和壹九六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併發誓為實現自已的目標而「流盡最後壹滴血」。至此，聯動的反文革面目已充分展現。

由此可見，所謂「紅衛兵」決不是鐵扳壹塊，決不是壹個統壹的概念。寫到這裏，有必要對「紅衛兵」組織的性質和它的內在結構給予進壹步甄別、區分。因為後來的文革研究者往往把「紅衛兵」當作統壹的、固定的、－成不變概念，這是絕對錯誤的。在紅衛兵運動剛剛興起的時侯，它是帶有特權性質的、由高幹子女組成的組織，後來它擴大吸收壹些其他「紅五類」（ 革命幹部、軍隊幹部、烈軍屬、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學生參加，但高幹子女始終是其主導、核心。這派組織的最大特點和「資本」就是基於「血統論」的「自來紅」，「唯我獨革」，不容許其他人染指其「造反」的特權和分享作為毛澤東近衛軍的「榮譽」。我們姑且稱之為「原教旨紅衛兵」。「原教旨」的含義是，他們具有毛主義的基本元素，以階級鬥爭為綱，対傳統的「階級敵人」特別仇視、特別殘忍，堅持「血統論」和「自來紅」，以接班人自居，目標是提前「搶班奪權」。

表面看，原教旨紅衛兵確是毛的忠實「衛兵」，毛主義的忠實捍衛者。但他們卻隱藏著與毛髮動的這場運動相抵觸、甚至相對立的因素，原因是毛的這場運動是以打擊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現任官僚體系、現任當權派為主要宗旨，這就必然損害他們父輩這壹固有特權階級的利益。而高幹子女們則是想在維護現有既得利益的同時，擴大這種利益，並且由自已提前接班掌權。這就蘊含著與毛的目標背道而馳的風險，雙方的關係不可避免走向反面。

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局面呢？應該說，從這些高幹子女方面檢討，他們只學到了原來毛主義的壹面（造反奪權時期的毛主義），而毛主義在五、六十年代已發展成為封建帝皇的專制主義，毛要報七千人大會之仇，要清洗壹切他認為對他不忠、不順的臣屬，這些人中就包含這些原教旨紅衛兵的父輩，以便另選對其更加忠順的奴才。毛把這種清洗、換班叫做「反修防修」、「不斷革命」。這些青少年還沒有學到這壹點。所以，這個原教旨紅衛兵最後遭到毛的拋棄就也就成為他們的宿命了。

但是必須指出，毛已經給了這些高幹子女紅衛兵足夠的報償和容忍。這些原教旨紅衛兵是文革暴力的主要實施者，也是受益者，在文革初期，他們壟斷了學校的文革大權，他們首先起來「造反」， 瘋狂批鬥學校當權派和老師，對「黑五類「同學進行專政；到了劉少奇派工作組壓製造反派、「反干擾」抓「右派」、「反革命分子」的時候，這些人依然是紅人、是依靠分子。後來工作組被清算、當權派重新被打倒，他們卻更加吃香了。他們左右逢源，是因為他們擁有－件紅色保護裝，這件保護裝在這個紅色帝國暢行無阻，處處投緣。即使如劉少奇的子女劉濤、劉平平等，也是學校的大紅人，其餘如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鄧小平女兒鄧榕更是令人生畏的原教旨紅衛兵實權派。據親歷文革的師大女附中教師林莽證實，劉少奇的小女兒劉亭亭是參与打死自已的校長卞仲耘的重要兇手之壹，劉亭亭對卞仲耘的無情踩踢，導致了卞的最後死亡，開了文革中學生打死老師之先河。

為了表現自己的無產階級本色，這些男女小流氓有意學著流氓無產者的派頭，滿嘴污言猥語，滿身痞氣、霸氣，表現在文字上則是典型的「文革腔」，下面是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們貼在她們卞校長卧室的壹張大字報：

「狗惡霸，卞毒蛇，妳他媽的聽著，妳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楊威，我們抽妳的狗筋，挖妳的狗心，砍妳的狗頭。妳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妳的孫，絕妳的種，砸妳個稀巴爛！」

這就是用「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女子中學學生使用的語言和「無產階級精神風貌」。後來，「妳他媽的！」「砸爛狗頭」成了紅衛兵的口頭蟬、流行語。而這種「革命語言」又與最高領袖的喜好不謀而合，便成了文革中的主流語言，在當時所有官方和民間的文章、講話和正式文件上，都充斥著這種張牙舞爪、痞氣十足的「革命詞語」。

原教旨紅衛兵的最大本餞就是其父輩的政治特權，其理論基礎則是「血統論」、「自來紅」。毛共建國十七年來形成的等級特權制度深入人心，加之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等級社會的影響，人們深信這些人是天然的「共和國的接班人」， 誰也不敢挑戰他們的特權和權威（遇羅克就是挑戰這種權威的下場）。

然而問題是，他們絕不能挑戰毛澤東的權威，而毛澤東卻要挑戰這些原教旨紅衛兵父輩的權威，於是衝突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表面上看，聯動被取締和其骨幹分子被抓，似乎意味著毛與這些這些「老紅衛兵」的徹底決裂。但其實不然。從毛這方面來說，他對這些特殊的「反革命分子」仍然舊情難斷，雖然他知道這批高幹子弟已無利用價值，且其行為已經走向他需要的反面。但是，對這批血統無比「純凈」、「高貴」、「從裡到外都紅透了」的高幹子弟，血統論的始作俑者毛澤東仍然情有獨鍾，他對他們可謂愛恨交加，且愛多於恨。毛知道，不管怎麼說，這批人都是他的「共和國」的天然的基礎和支柱，是他的政權的最佳接班人。把他們的部分骨幹抓起來，為的只是殺壹殺他們的驕氣，絕非象對待「階級敵人」那樣要無情打擊、堅決消滅。所以不久，毛就決定主動向他們讓步、妥協。在毛屬意下，由江青、周恩來出面接見了聯動的被捕人員，對他們軟硬兼施，更多的是好言撫慰。1967年4月22日，這壹百余名聯動骨幹分子在被捕後幾十天之後，全部釋放。（這裏順便講壹講，當年以暴虐名震京師「西糾」的司令孔丹，副司令陳小魯，以及其他原教旨紅衛兵頭目，在文革后不僅未受到追究，而且後來大多成了省部級以上高官。反之，平民出身的新紅衛兵領袖如蒯大富、譚厚蘭、聶元梓等，在文革后都被判了重刑。這就充分體現了現政權的本質。）

但是，當時這些被釋放的聯動分子對毛的「寬大」卻不以為然，他們立即聲明決不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只是，他們已經知道自己沒有與現政權抗衡的力量，不得不改變鬥爭策略。他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與他們對立的新紅衛兵。他們在天安門廣場贆車，尋釁滋事，高呼口號，與對立的紅衛兵組織開展武鬥……這些在與當局鬥爭中敗下陣來的小爬蟲，把滿腔怒火發洩在與他們－樣響應毛的號召投入文革的新紅衛兵身上，高喊：「把狗崽子斬盡殺絕！」「叫妳們屍體堆成山，血流成河」，「狗崽子，靠邊站，紅五類，要掌權！」充分暴露了其欺軟怕硬、色厲內荏的嘴臉。

由於被釋放后聯動分子繼續堅持「反動立場」，繼續搗亂，當局認為不值得再庇護他們了。而且，這時毛己有了比這些原教旨紅衛兵更忠誠、更馴服、也更廣大的新紅衛兵，便決定徹底拋棄這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原教旨紅衛兵。在當局的策劃下，經過近壹年的鬥爭、圍剿，聯動最後盤踞的八十壹中學老巢被新紅衛兵攻佔，原教旨紅衛兵至此土崩瓦解，退出了歷史舞台。



如上所述，在對紅衛兵問題的研究上，首先應將其分為前期的原教旨主義紅衛兵，及後來的「新紅衛兵」，這是問題的關鍵。雖然他們都充當毛的文革排頭兵、衝鋒隊，但其動機、行為卻有很大不同，前者本是毛政權的支柱，他們是為了維護和強化毛的現行體制，保護既得利益、並儘快「接班」而戰；後者則是受毛的欺騙、蠱惑和唆使，為毛火中取栗，完全成為毛的文革犧牲品。前者是文革的施暴者，而後者——特別是各地方的紅衛兵——主要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壹開始就遭到地方保皇派和軍隊的殘酷鎮壓，最後毛公開出賣了他們，結局悲慘。所以不應該一概而論。

對於前壹類高幹子弟的原教旨紅衛兵，有人僅用「幼稚」、「 年少無知」、「 受人唆使、操縱」來為其開脫。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這些人真是幼稚無知，他們就應是真心實意響應毛的「反修防修」的號召，他們首先就應造自己家庭和父輩的反，忠實于毛和毛的中央文革小組。然而他們實際上卻在為保護父輩而戰，可見他們早就熟知口是心非、掛羊頭賣狗肉等官場慣技。

另外，關於 「造反」，按照中文定義，乃是指對最高當權者、最高統治者的反動、反叛，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無疑問是毛澤東。要「造反」只能是造毛澤東的「反」，可紅衛兵發誓保毛、擁毛，頌毛，實際上是主動充當最高統治者的爪牙、鷹犬，投毛所好去行兇作惡，去虐殺毫無抵抗能力的弱者，這是壹種可恥的投機鉆營的行徑，根本不是什麼「年少幼稚」。再從造反動機來看，無非是受到壓廹剝削，走頭無路才「造反」， 而高幹子弟本來就是特權階層，高人壹等，他們本身就是壓迫者、剝削者，何來「造反」的理由和動機？所以，實際上是這些年青卻狡猾的「紅色貴族」看準了這種「造反」是壹種只賺不賠、壹本萬利的買賣，才那麼「義無反顧」 地投入到這場暴力鉆營的遊戲中去，殘忍地將 「階級敵人」、「牛鬼蛇神」的白骨，作為向上爬的階梯。這難道能用「幼稚無知」解釋？

再從聯動的作為看，在其極左、極端瘋狂的表面，這些小爬蟲仍然不失狡猾精明，他們明知毛是自己的最大敵人，可在它的綱領、口號仍然打出「誓死保衛毛、保衛毛思想」、「無限忠於毛」的旗號，他們學會了「賊喊捉賊」、「掛羊頭賣狗肉」等流氓政客的伎倆，說明這些所謂「純潔」的「革命小將」，已經不純潔了。嚴格地說，這些紅色小爬蟲完全是看準時機，投機鉆營、趁火打劫的暴徒。

至於后壹類「新紅衛兵」，主要是社會中下層家庭的子弟，他們對現政權確實有些不滿，因此確有某種「造反」的衝動，但更多是出於對毛的信任，實現他們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也試圖通過這場運動改善自己的處境。他們是幼稚的，完全被毛所蠱惑和利用，他們中的壹部分、主要是北京的新紅衛兵也曾經參与作惡，但性質和嚴重程度不能與那些原教旨紅衛兵相提並論，他們更適用於「被矇騙」壹族。至於更多的地方紅衛兵，從他們參加「造反」的第壹天起，就受到地方當權派、地方保皇派和軍方的殘酷鎮壓和殺戮，最後被毛澤東出賣，充當毛和軍方、地方當權派妥協的犧牲品。（有新紅衛兵的情況在本篇相關章節中另有敘述，請參閱。）

以上就是對紅衛兵問題應持的基本觀點和立場。

原教旨紅衛兵的「演義」到此算是結束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徹底失敗，相反，這隻是鬥爭、較量的開始。這些紅朝貴族的後代經過挫折和磨鍊更成熟了，後來有了不少長進。他們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八、九年之後，在1976年天安門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的現場又出現他們的身影，抹掉歲月在他們臉上添加的些許皺紋和壹絲華髮，很多人原來就是10年前那些瘋狂的原教旨紅衛兵。這壹次他們睹嬴了，他們擁戴鄧小平作為自己的代理人，鄧小平掌權后讓他們集體接了班，把整個中國交給了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代」。至此，這些當年原教旨紅衛兵——高幹子弟們真正完成了他們「接班、掌權」的夢想。

至於那些真正受騙、為毛的陰謀衝鋒陷陣、火中取栗的新紅衛兵（或稱第二代紅衛兵）才是真正、徹底輸了，他們中的頭目、骨幹、積極分子，大多在運動中被從肉體上消滅了，更多的則被毛髮配農村、邊韁去「修理地球」、充當「二等公民」。



二、新紅衛兵結局更加悲慘

第壹代原教旨紅衛兵在毛的打壓下瓦解了。但他們只是紅衛兵的很少數，更多的是後來壹般家庭出身的 「新紅衛兵」。他們中壹部分曾經充當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造反」的排頭兵，為文革衝鋒陷陣，充當打倒劉少奇為首的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的急先鋒，還充當打擊「聯動」的工具。然而，令這些新紅衛兵沒有想到的是，他們仍然跳不出第壹代紅衛兵的命運，而且更慘。經過九死壹生的文革洗禮之後，毛澤東並沒有為他們慶功，而是作為「五壹六分子」 受到殘酷的清洗，然後統統發配農村、邊疆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後來經過十年櫛風沐雨、九死壹生的改造，這些先前的「紅衛兵」們早己黃粱夢醒，只想過平常人的正常生活。在鄧小平支持和默許下，這些被騙者最後上演了壹幕「勝利大逃亡」—— 從農村、邊疆農場逃回他們的出生城市。——這是后話了。

當年，新紅衛兵或稱第二代紅衛兵取代原教旨紅衛兵成為紅衛兵主力后，出於對毛的忠誠，和「公私兩利」的幻想，他們真心實意地充當文革馬前卒。然而時運不濟，讓他們成了不幸的壹代。

新紅衛兵出道不久，文革形勢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以上海的「壹月奪權」 為標誌，工人捲入了文革，並且成了運動的主力，學生紅衛兵退被迫退居次要地位。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奉命去奪各級地方「走資派」的權時，遭遇到了地方當權派強有力抵抗，而這時軍隊又奉命介入文革，軍隊毫不猶豫地充當地方保皇派，扮演了鎮壓、屠殺紅衛兵主力的角色。最後，紅衛兵連同地方上的造反派在軍隊和地方保皇派的聯手打壓下徹底瓦解，退出了歷史舞台，除了丟下累累屍骨、留下遍體傷痕之外，他們什麼也沒有撈到。

新紅衛兵的這種遭遇，其原因簡單地講是：在他們響應毛的號召去奪地方各級走資派的權時，各級地方的「走資派」——領導人仍在「台上」，當權派們看到北京的「同行」被奪權的悲慘命運，豈肯束手待斃？地方到底不同於京城，這裡是他們的地盤，他們的天下，在他們的教唆、組織下，當地的幹部、工人、農民迅速組織起來，仿照紅衛兵的模式組建了各種「造反隊」、「戰鬥隊」， 來保衛當地的「紅色政權」。這些由本地區成年人組成的打著造反旗號的組織，由於得到地方當局及軍方的支持，比之紅衛兵及當地造反派在各方面佔有絕對優勢，他們的政治立場和觀點都是清壹色的「地方保皇派」，即以保護當地原有黨政機關和領導人為職志，所以又稱保守派。而真正的響應毛的號召的造反派——外來的紅衛兵、本地的紅衛兵、以及本地其他人的造反組織，則成了當地保皇派和軍方殘酷打擊、鎮壓的對象。1966年冬和1967年春各地發生的鎮圧紅衛兵事件，如「西安交大事件」、「 蘭州事件」、「 長沙事件」、「 青島事件」、「 銅川事件」、「青海亊件」等等，都是屬於同壹性質的地方軍事當局夥同保守派鎮壓造反紅衛兵的典型事例。也成為了這壹時期紅衛兵命運的寫照。最後在軍隊直接參与圍剿下，包括紅衛兵在內的造反派被徹底消滅。

1967年1月23日，毛作出派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支持革命左派」 的決定（ 後來定名為 「支工支農支左，實行軍管、軍訓」的「三支兩軍」）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噩運的開始。毛最初的本意是讓軍隊支持他的「革命造反派」去奪權，但遭到軍方的強力抵制，軍方本能地選擇支持地方保皇派。無奈之下，毛不得不改變立場，改變調子，不再堅持由各地造反派去奪地方當局的權，而是任由軍方去搞所謂的「革命大聯合」、「 三結合」， 實則是對造反派的打壓直至徹底消滅（詳見後面有關章節）。因此，這時的紅衛兵，實際上成了被軍方和地方保皇派屠戮的對象。與文革初期在北京橫行霸道、呼風喚雨的紅衛兵，不可同日而語。

上海壹月奪權之後，紅衛兵的歷史作用實際上己基本結束了。只是毛還想利用紅衛兵作為去地方（省級）奪權的排頭兵。然而武漢的「七二0事件」，讓毛感到他的全國大換班、大奪權計劃有可能引起地方和軍隊聯手反叛的危險，於是決定收手，改為與軍隊和地方實權派妥協，將他的文革亊業草草收場。毛看出了紅衛兵不能成亊、沒有利用價值了，於是「反戈壹擊」，出賣了紅衛兵。其實毛心裏很清楚，不論是紅衛兵、地方造反派，還是地方保皇派，都是他的忠實臣民，誰掌權都會喊他「萬歲」， 都會執行他的政策路線。然而軍隊更是他的命根子，他絕不敢冒失去軍隊支持的危險去支持紅衛兵，當年他稱讚紅衛兵為「革命闖將」，為的就是利用他們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勁，製造出全國大恐怖，起到為文革「點火」「播種」 的作用，絕沒有把政權交給他們的打算。如今利用完了，無價值了，於是公開發話：「紅衛兵能掌權嗎？他們今天掌權，明天肯定就會被推翻。他們政治上還幼稚……紅衛兵不成熟。」 紅衛兵奪權不成，正好作為毛拋棄他們的理由。所以在當年（1967年）秋天毛故意說：「現在是小將們要警惕犯錯誤的時候了……」實際上是拋棄紅衛兵，讓軍隊收拾殘局，然後將文革收場。

毛的立場轉變敲響了紅衛兵的喪鐘。毛做事從來壹不做二不休，要出賣就徹底出賣，他決定讓紅衛兵徹底完蛋。1968年7月毛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四單位聯合發布的「七·三」 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就公開命令各地軍方、聯合地方保皇派徹底打垮、消滅當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以便完成省壹級的壹統江山，實現「全國山河壹片紅」。

紅衛兵和造反派被武力消滅之後，毛尤恐有漏網之魚，緊接著便發動了所謂清查「五壹六」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把那些倖存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骨幹徹底「處理」掉，以絕後患。

就全國來說，到1968年七、八月，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相繼成立、－統江湖之後，紅衛兵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作為群眾運動的文革運動也已經結束。之後實際上是文革餘波，主要為文革之後權力再分配的鬥爭。

此時，北京仍有部分紅衛兵仍然堅守在他們的最後陣地——自己的學校，試圖分得文革成果的壹杯羹。北京的清華、北大是文革的發祥地，曾為毛這場醜惡的運動立下汗馬功勞，但從總體上說這時已經不再受寵，毛已決定將高校統統交由工人和軍隊管理。而校內的兩派紅衛兵仍然在妳死我活地鬥爭。清華大學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和另－派「四壹四」相互鬥爭了三個多月，人稱「百日武鬥」。

毛澤東決定不給紅衛兵這最後的地盤。1968年7月27日上午，毛下令 「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隊」 進駐清華大學，接管學校。三萬人的隊伍浩浩蕩蕩開進清華大學，卻遭遇了井岡山紅衛兵的拒絕抵抗，雙方發生了激烈的流血衝突。據當局稱，沒有帶武器的工宣隊員五人死亡，七百三十多人受傷。

「七二七」事件震驚了毛澤東。毛決定與紅衛兵攤牌，順機徹底解決紅衛兵問題。28日凌晨，毛澤東召集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到中南海他的書房靜候「聖裁」。毛擺出了強大的陣容，出場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葉群、汪東興、黃永勝、呉法憲、呉德等等，所有權傾當時的人物都差不多都出場了，顯然，毛顯然想以泰山壓頂之勢震懾對方，徹底解決紅衛兵問題。

「五大領袖」基本上代表了「聯動」之後上首都紅衛兵的主流勢力，是紅衛兵運動的標誌性人物，當然，他們也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和奴僕。

五人中的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先到。過了很久，蒯大富才匆匆趕到，似乎是從血與火的前線趕來，壹身征塵，壹臉憔悴。他見到毛時，忍不住號啕大哭，壹面與毛握手壹面流著淚說：「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清華大學正處在危險中，因為黑手操縱下的工宣隊開進了校園，鎮壓學生……」

毛冷冷地、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黑手不是別人，就是鄙人我。」然後語帶譏刺地說，「帶我去衛戍司令部吧。」

毛的態度令紅衛兵領袖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驚，他們面面相覷，預感到大亊不好，大難即將臨頭。

正式開會之後，毛仍然不依不撓地說：「我就是壓制紅衛兵的黑手。」他指著幾位紅衛兵領袖繼續說：「給聶元梓當炮灰的人數有限，蒯大富也壹樣，多時三百，少時不過壹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軍相比嗎？」

談話在斷斷續續的問答中進行，毛態度冷峻，語帶譏刺，現場氣氛嚴肅、恐布。其間，陳伯達突然振臂高呼：「緊跟毛主席的教導，絕對執行毛主席的教導！」大家附合著呼喊，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毛打斷說：

「不要再提教導了。」接著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

「（紅衛兵）如果還繼續違紀，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就要實行殲滅。」

五大領袖面色驟變，他們知道力量的懸殊，在座中的任何壹位都可以像捏死壹只螞蟻壹樣將他們捏得粉碎……

毛講完了以後，宣布休息10分鐘，再由紅衛兵領袖最後表態。

五大領袖緊急磋商。雖然他們都知道大勢已去，毛是要將紅衛兵徹底拋棄了。但他們仍然希望毛或許看在過去他們為他出生入死賣命的份上，對他們給予些許憐憫，不要把他們和紅衛兵打入地獄。五人決定由蒯大富代表大家作辯解性發言，目的是求得毛的諒解，使他們不至徹底復沒。

蒯大富就幾個問題為紅衛兵做了辯解，其中重溫了毛號召他們「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教導」，有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目的是想讓毛勾起當年對他們的讚賞和許諾的記憶。蒯大富們想抓住這最後的救命稻草，希望獲得毛的垂憐，手下留情。

但是，毛澤東不怕譏刺，他針鋒相對地斥責：妳們現在壹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斗，妳們是在搞武鬥，妳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中的大多數……毛重申：

「如果誰再破壞交通、放火、打解放軍……就殲滅！」

毛說完后就走進另壹間屋子去了。五大領袖癱倒在沙發上。韓愛晶不由自主地長嘆息：「完了，完了，紅衛兵完了……」

為了不使這些人再玩花樣、鉆空子，毛最後特別宣布：「我以前的講話從不彔音，今天我錄了，不然的話，妳們回去就會按照自己的意願篡改我的講話。」

為了落實毛的講話精神，防止學生領袖們回去歪曲毛的講話，散會前謝富治將五人留下來，搞出了－個統－的叫做「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的傳達文件。

五大領袖回去后只好老老實實交出武器，拆除工事，聽候處置。紅衛兵運動至此真正地完結了。此次接見不久，蒯大富就被捕了，其餘亦先後被捕。四人幫垮台後，除譚厚蘭死於獄中，其餘四人均被判處重刑。不過比起地方上那些被殘酷屠殺的紅衛兵頭頭和骨幹，他們還算幸運，沒有被斬盡殺絕，出獄后重新過起了平民生活。

這就是這些平民子弟（聶元梓為北大系黨支書，其餘都為出身貧窮家庭的大學生）響應毛號召投入文革造反、並壹度成為風雲人物的歸宿。與同屬文革造反風雲人物的高幹子弟己不可同日而語。

毛連學校的「接班權」都沒有給紅衛兵，他宣布：「城裡的學校由工宣隊接管，工宣隊在學校長期駐下去；農村的學校則由貧下中農管理。」

與此同時，時那些分散在各省、市與當地的造反派共同戰鬥的紅衛兵們，結局就比北京的同行更慘了，他們中的骨幹分子，跟當地的造反派壹道，在地方軍閥和地方保皇派的聯手圍剿下，大多被當作階級敵人消滅了。

紅衛兵的這種結局其實是合符邏輯、毫不奇怪的，試想：這些大、中學生不也是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的「接班人」嗎？而眾所周知，毛從來把知識分子視為異類，對那些未經過「改造」的青年學生更是蔑視、鄙視、仇恨有加，這早在延安整風時就人人皆知了。他又怎會允許這種人去接他的共和國權力的班呢？毛還清楚，紅衛兵確實在文革的大風大浪中經受了鍛煉，為他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這些人除了學得打砸搶抄的本領之外，並無別的本事，而他們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不太馴服和野心勃勃，已令毛感到不快和壹種潛在威脅。毛從來就認定，知識分子在成為他的馴服工具之前，最該做的事就是去勞動改造。紅衛兵們算是做了壹場白日「接班」夢了。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紅衛兵們也是如此。他們經歷了瘋狂，也經歷了沈淪，勃發過豪情，換來了失落，最後淪落為可悲的權力的棄兒，吞食了自釀的苦果。命運使他們清醒了，對先前的「革命信念」產生了動揺，對毛和毛主義不再信任、不再盲從了。文革血與火的洗禮驚碎了他們的幻想，那些曾經被視為神聖的東西不再神聖了，曾經五體投體膜拜的東西，也不再神秘，甚至變得壹錢不值了。後來人們稱這些人為玩世不恭的「失落的壹代」。這就是他們十年付出換來的收穫。

十年夢醒。文革從劉少奇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開始，到毛澤東派工作組進駐學校結束，壹個輪迴之後，回到原點。只是新當權者比過去更加專橫更加邪惡了。